说忙里偷闲也行，其实有些东西是必须舍弃的，在仪式和程序之外。所以开始把私有空间撑大点，摒除一些不得已的公共利益。是啊，春天来了，总有些蠢蠢欲动，不是生理的，仅仅是心理的慰藉。感觉自己还不至于能懒慵到把什么都丢了。

昨天下午，竟然很毒头地打开了摄影网站，自觉的第一次，作品实在美，差距很大，回头想想，都是自我娱乐，照相机上手半年多，拍了5000多张片片，原来还是在门外徘徊。世界很大，呈现给我的亦是多彩。得，从基础学起，一篇一篇看，什么黄金分割，什么开放式构图，什么RAW格式，都是填补我的空白。我到现在还不擅长用点测光还是平均测光，甚至光圈优先都没怎么实践。看了，突然发现手痒了，是啊，今天阳光灿烂得令人惊喜，或许这个春天正等着我挖掘。

难的被我支配的时间，甚至可以那么安闲地坐在太阳底下剪指甲，谢天谢地的忙里偷闲。其实不忙只是一种假设，还是纠缠在材料和文件中。只是这阳光的温暖让我暂时可以忘记很多的阴霾，明亮地照耀，荣光沐浴。我是记得的，这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倒不是采风摄影，而是把自己的清晨撂到在奔跑的大路上，这是一年一度的规划，天气热了，理由当然充足了。去年，也是三月，奔跑晨练的开始，效果是明显的，只是不懂得坚持，荒废了。想来，我也是一个三天晒网的人，只是今年宏大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小五拉上，用运动来增加抵抗力。

这个计划因为连日雨雪被搁置了，小五是满口答应的，看来他对生病上医院也有点厌烦了，一拍即合，前几日还调好了闹钟，说是早上要运动。妻说晚上去走走吧，有助于消化，我说晚上没多少时间的，还是晨练好点。妻说，关键在于坚持啊。又是坚持，看来，这仍是一个大问题，急功近利地排进了计划，可是人的惰性还是不能保证能持续多长时间。那就从现在做起，晚上吃晚饭，便和小五去广场，围着石板路走了三圈，缓慢前进，小五积极性也很高，没多久，手上也热乎乎的。两个人还光荣地数完了314块石板，寓教于乐？

回家，不打算上网，和小五一起学走国际象棋，竟然被他将了军，看他高兴啊！洗漱完毕，看莫言的《蛙》，关于中国计划生育，关于生命存在和消失。好久不看书了，忘了文字，但是手捧起书来，却是哈欠连天。不知道人患了什么，已经从生理上让我远离了文字，想来有点可悲。10点不到，感觉自己要沉沦在梦境中了。有些状态可能是要慢慢培养的，我却是人为把自己调整到需要的状态，不管是摄影学习，还是锻炼强身，或者这阅读，蜻蜓点水，心血来潮。

也罢，慢慢调整吧，但愿自己能支配自己，毕竟这世界是活着的，继续着的。

太阳雪下起来了，觉得诡异，满大街地飘来，天空明澈没有彤云，应该放晴转好。于是很违心地疑似柳絮，可是柳树刚新发芽，是不会被风吹散乱的。“东边日出西边雪”，是个胜景。想象却一下子枯竭了，知道这天是永远在开玩笑，想多了，也就失落了。这雪还是保留在那个撒野的年代，保留在除夕那个归人身上。除此，都是虚构。

夜晚，行走在大街，好久不见的老同学，一起喝酒，而且同行。评上了高级，人生当然不会因此拐一个弯，却还是甚喜。感觉还是十多年前的谈话方式，却是过去了。那时有些青春，有些不羁。那么多年过去了，都已经长大了，也都很难见面了。风吹在脸上有些冷，谈及一些工作，或者有限的回忆，时代终究不是我们的时代，都已经把生命的旅程定位好了，来去都是匆匆，人群中的陌生人，相向。我说，这日子真滑稽，雪怎么还要下？他说，鬼天气。好像没什么激情看待这混乱的夜晚了。路口分开，背影也是模糊。只为一些东西奔波，青春尚在，却永远是那样保持沉默。

黑夜里的白是多余的，雪盖在上面，却被黑淹没了，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又坐在电脑前面，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呼吸。整理一些东西，总是逼迫你完成仪式和程序。外面应该很冷了，雪结成冰了，我想。短命的雪，飘忽的雪，诡异的雪，还在下？都是徒劳，明天会阳光灿烂，它们必定会成为这日子最后的祭奠。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我看《二十四城记》，贾樟柯的电影。又是贾樟柯，从《小武》到《站台》，仿佛流走了好几个世纪，《二十四城记》也是关于消逝和茫然的，断代史，普通人。“虚构与记录”的实验，三代厂花，集体记忆的最后图景，2009年，贾樟柯也许变了，王宏伟消失了，陈冲、吕丽萍和赵涛，他们把贾樟柯的影像带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一个城市和一个时代在老去，我在老去。

却看不到终点，在同期声的压抑氛围中，我感觉自己已经入睡。酒是喝了，不多，却感觉没有气力把故事撑到结尾，许是累了，《二十四城记》只是自顾自放着，远离我，一种状态在无人的时候持续。而呈现给我的，都是睡梦中的空白。我仿佛把这个夜晚忘记了，忘记黑和白，忘记冷和暖，忘记虚构和现实，忘记不曾做过的一个梦。

醒来，灯光明亮，时间只是小走了那么几步，我却感觉隔开了好几个世纪。回家，车上果真有雪，冰冻在那里，很固执地依附着。启动车子，擦拭，倒车，前进，车轮一定碾过了那些雪，偶然的降临，必然的死亡。黑夜扑面而来，又把我拉进到黑色笼罩的世界中，是的，那一晚，我就是这样消失了的。

三月里的雪，说下还真的下了。昨晚6点多，雨夹雪开始光临这个城市，不大，但渐渐地地面也覆盖了薄薄一层，恍如又回到了隆冬时节。我伸手抓取一点，湿漉漉的，很快在手里融化了。精灵一般，还是充满了惊喜。今天早上起来，地面已无积雪，化作水，这最后一场雪终归悄无声息了。

据说，这叫“梅花雪”，正是春梅绽放枝头时节。名字很优雅，很抒情，季节倒是一下子找不到正确的定位了。“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仿佛这三月飞雪也是正常。而在这静静的“梅花雪”来临之前，一场60年不遇的春汛突袭而来，暴雨不断，江河水涨，房屋被淹道路塌方，比正常的汛期提早了一个多月，而这场春汛，也有一个很优雅，很抒情的名字：桃花汛。也是桃花盛开时候，碰到雨水天多，而形成的水汛。宋·吴文英在《水龙吟˙夜分溪馆渔灯词》中说：“怕烟江渡后，桃花又汛，宫沟上，春流紧。”看起来倒有些无奈。

这初春的梅花雪，初夏的桃花雨夹杂而来，错乱得发疯，在正常序列之外，眼见得迷乱。这天越来越反常了，在我的记忆中，去年11月的“临时性强暴”天气亦是如此，立冬之后打雷闪电，加上这短期的雨雪大汛，着实让人迷惑，老天是不是在反扑呢？放眼全国全球，更是颠乱。

1月1日至3日，中国迎来了自1951年进行气象观测以来最大的暴雪天气。北京因59年来的最大暴雪，城市功能几近瘫痪。从新年第一天开始连续三天下的雪，使整座城市都披上了银装。部分地区的积雪量达到了33.2厘米。

新疆北部阿勒泰、塔城地区今年连续多次遭遇强冷空气袭击，出现了60年一遇的寒潮暴雪，积雪深度普遍在30—94厘米，阿勒泰积雪深度达94厘米，突破了冬季历史极值。日最低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至零下30摄氏度，阿勒泰、富蕴等地的日最低气温也突破了历史同期极值。

寒潮同样在内蒙古肆虐。去年底以来，寒潮暴雪连续袭击了内蒙古，部分地区降雪和气温都达到历史极值，辽阔的草原“千里冰封”。

与新疆、内蒙古暴雪肆虐的情况相反，云南、广西部分石山地区最近则在干旱中煎熬。云南全省平均降水量仅为515.5毫米，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值记录；同期气温与多年平均相比偏高1.7摄氏度，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记录。自去年8月以来，广西部分偏远大石山区旱情严重，重灾区位于河池市东兰、凤山、大化、南丹等地。

欧洲大陆也在经历气候异常。英国遭遇30年来最严寒的天气。3日因道路结冰，伦敦等全国共发生1.3万起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其中大型事故达40起。德国周刊《明镜》称：“德国的铁路、公路、航空等所有交通工具瘫痪。”英国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也称：“英国变成了严寒地狱。”气温不轻易降到零下的伦敦等英国南部地区也在4日出现了零下4度的最低气温。上月有50人以上冻死的波兰目前仍在持续零下20度左右的严寒天气，在欧洲地区因寒流而死亡的人已经超过了100名。

美国北达科他州4日气温达到全美最低的零下46摄氏度。除了中西部，平日十分“阳光”的佛罗里达州也变得寒气逼人，气温降至零度左右。

老天不安耽，这大地也像发了疯一样，2010年以来地震不断，昨天上午，土耳其东部埃拉泽省发生的里氏6.0级地震，目前导致57人死亡，至少100人受伤。此前，1月12日海地7.3级地震，2月27日智利8.8级地震，2月27日琉球群岛7.2级地震，3月4日高雄6.7级地震，3月6日唐山4.2级地震……网友说，“地球调成震动状态。”而专家解释唐山的地震为1976年的余震，这一雷人的说法后来被网友戏说“是不是所有地震都是盘古开天地的余震”。在不断涌来的地震信息和专家说法一一化解面前，民众似乎只能以这样的黑色幽默来消除担忧。1900年至1964年期间，全球共发生8.5级以上地震7次； 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后到2004年间，全球没有发生8.5级以上强震；而2004年至今，短短6年内发生了印尼两次震级分别为8.7级和8.5级的地震，以及今年智利8.8级地震共3次8.5级以上强震。似乎全球地震多发期已经到来。

天地之间，当然生存着人，人其实不能胜天也不能控地，甚至地震都无法准确预报，但是作为最弱势的群体，人类生活对地球生态的改变却触目惊心。过去100年间，地球平均气温增长0.6摄氏度，这个看似微小的数字可能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后果：海平面上升、沙漠扩张、河水干涸，更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球温度的渐变会引发气候系统骤然突变，也许下一个冰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突然出现，那时人口繁盛的北半球将变成一片冰雪覆盖的无人地带。

自从文艺复兴把人的地位提高的万物之灵的神圣高度后，人对自身的力量是不是过于自信了？是不是把自己看成了地球的主人，而把地球及万物看成供自己任意奴役的对象？很难忘记灾难电影中的那些镜头，高傲的人类面对大自然的肆虐突然变得如同易碎的玻璃杯，不堪一击的生命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据说，现在央视采访冬奥会冠军周洋的视频是山寨的，很卑鄙的把19岁姑娘的激动的真实表白偷梁换柱了，原因只有一个：周洋“小孩儿”不懂得国家利益，把父母放在了感谢的第一位，而不是国家。

看起来有些可笑，冬奥会上，周洋勇夺女子短道速滑1500米金牌。比赛结束后，周洋说：“拿了金牌以后会改变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这个被认为充满人性的获奖感言感动了很多人。但是体育总局领导很不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昨天在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时，这样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这个要把它提出来。”

于再清

身披国旗的周洋

感谢国家要先说，否则你这个运动员就是没有爱国心，国家算白培养你了。于再清已经把周洋的言语行为上升到了运动员的德育问题，周洋一句不经意的感言“夺冠能让父母生活得好一些”几乎感动了全世界。网友把你这句话评价为“最牛感言”。但是这样人性的话在某些吃惯了八股风气的官员看来，是对国家的不敬，是对组织培养的漠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小家庭主义在国际赛场上抬头是不对的，按照这样的逻辑，获胜的运动员发表感言应该如此：“我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体育总局、感谢滑冰队、感谢教练、感谢队友，感谢全国观众，最后我要感谢父母的支持。”

周洋在夺冠前，家境较为清贫，父母身有残疾，无固定单位，全家靠一小彩票站和妈妈给人织毛衣维持生计。周洋获得冠军首先感谢父母，终于让父母可以过的好一点了，这样的话可以实实在在的激励无数的后来者。而作为一名运动员用成绩来报效祖国这是最重要的，周洋在冬奥会上的表现无疑是最为出色的，她孤军奋战，力压三位韩国选手，以2分16秒993打破冬奥会纪录并夺冠，成为中国短道历史上首位1500米冬奥金牌得主。年仅十九岁的小姑娘，就登上了冬奥会冠军领奖台，已经为祖国争得了莫大的荣誉，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应该是祖国感谢她！

请不要动不动就拔高到为国争光的政治高度来说事，每一个人都有最为朴素的理想，野百合也有春天。爱国主义当然不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真心的感谢也不是一个谁先谁后的程式，如果把爱国当成是一种献媚，和曾经那个时代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我们的人性正在被一种国家的机器一点点磨蚀，留下的都是脑残的套话以及套话背后的权利镇压。

套用网友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对献媚的“爱国情怀”说一声：不！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赤水沟子，我名字叫鸭蛋，今天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我非常感谢于局长给我这次机会，太感谢你了，真的能带我当上到冠军，我感谢你八辈祖宗，我代表八辈祖宗，我这辈子，做鬼也不放过你。 

连续阴雨天终于有了些改变，昏沉的阳光还是露了一下，作为长久阴霾笼罩下生活状态的结束，心情自然换了一种。广场纸鸢在飞，柳树泛绿，应该是有些春意了，只是含着冷意的风猛地吹来，像在为流失的冬季索讨些什么。

好久没有回归到有书的生活了，一段忙碌的生活应该画了逗号，所以开始站在在书架前，用手抚摸纸张的温度，据说还没有冷却，三本，都不是最新畅销书，却是我应该看的。感谢我自己的阅读欲望，或许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海边的卡夫卡》：[日]村上春树（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7.00元
“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叫乌鸦的少年，15岁，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诅咒，孤独、顽强，和村上春树很多作品一样，少年一直在探求世界和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多少带着一点荒诞。《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村上春树在序言中说。作为《1Q84》之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Q84》进入中国大陆出版市场之前的热身阅读，或许在这里能找到进入村上春树最新语言世界的钥匙。

《乌拉尼亚》：[法]勒克莱齐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7.00元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勒克莱齐奥以其优美的笔触构建出一座美丽的天国--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在坎波斯居民仰望天空的节日中，时间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那一双双闪烁着星光的眼睛里。
阅读《战争〉是在10多年前，那时的世界呈现着一种混乱和荒诞，戴着面具的战争其实在每个人心中，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译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成为时尚，这本“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辞中说：“尽管，这一过于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红军（1934-1936）》：师永刚 刘琼雄 编著 三联书店 36.00元
这是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而出版的书，也是三联书店继《雷锋》之后的第二本“历史说明书”，书中收录了数百幅由台湾当局保存的关于红军的珍贵图片，展示了敌人眼中的红军的真实影像。与以前出版的记录红军的正史不同的是，《红军1934－1936》并不纠缠于当年发生的战斗和各种解密故事，而是更关注长征中的琐事和细节，比如红军长征中的着装、饮食安排、武器装备、文化娱乐以及当时中华民国的社会精英们在忙些什么等等，甚至还为“暴走一族”整理了一份由当年的红军推荐的长征路上最著名的十大秘境。

说不清这是一个什么季节，冷峻的冬、复苏的春，或者泛滥的夏，冷空气来了，雨水狂欢，催绿枝头的芽，却酿造了一次次汛情。车行路上，看到水漫一片，连房屋都已经没过了顶。如此暴雨在这个季节是必定成灾的，据说这“桃花汛”很难遇到，遇到了，便觉得这季节是错乱的，在如此混淆的季节活着，人终归感觉是个“他者”，像虚拟的一个梦境。

应该的和现实的，两者往往并不同步，也是在计划之外，看成龙的《大兵小将》，依然错乱，战国的战争和生死，新警察故事的小人物命运，诙谐中有些无奈，残酷中有点轻松，比如梁国探报一般，很无辜地问一句：什么情况？而箭镞已在胸，死亡降临，真的来不及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说是成龙20年前的灵感，20年了，足可以编制出一部战争的编年史书，但也仅仅是一个小灵感，一个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生存。《大兵小将》没有太大的野心，像梁国士兵所唱的那样，“一条大路哟，通呀通我家，我家住在哟，梁呀梁山下。山下土肥哟，地呀地五亩哇。五亩粮田哦，油菜花。” 他的全部理想就是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在播种收获中繁衍后代，而他在战场上也只是在装死中逃避战争，逃避血腥，朴素而简单，这种消解大历史的理念同样在《麦田》里出现，所不同的是，《麦田》总重强调说谎者的逃避现实，而《大兵小将》则还原现实，用战争之外的收获换取做人的最基本需求。

一个将，一个王，成了梁士兵的俘虏，这是最高的奖赏，这是实践理想的最好恩赐，“五亩地应该种点什么呢？”对于一个形而下的农民来说，土地是最高的信仰，在睡梦中他总是梦见油菜花，梦见醉倒在土地中的美好生活。而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就需要把卫国的将带回梁国，领取奖赏，所以对他来说，卫国的将是实现理想的最便捷方法。大兵小将的路途所遇像一部公路片，几股力量总是不断交错，历经险恶，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兵和小将之间也从敌人和俘获品，变成了朋友和同道者，而这样的转变对于大兵来说，萌生的希望是卫国和梁国从此不要发生战争，战争是一切罪恶之源，似乎，大兵的境界得到了升华，在个人构筑的理想国里，加入了所谓对于国和家的崇高理想。

我不知道卫国和梁国之间是否真有这样的历史发生过，大兵从来都是这历史之外的他者，每次逃脱危险之后，挂在嘴边的总是那句：“挺好的。”简简单单的回家变成了生命攸关的大事，对于大兵来说，安居乐业不再参与战争是最求的目标，所以，大兵的生存观就是一种农民式的智慧，这种智慧一点也不高深，它甚至很低微，低微到连基本的尊严和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时候，仍可以用乐观的态度面对残酷的人生。

当抵达梁国码头，当善良和希望之心把卫国王放回的时候，大兵的理想国已经覆灭了，他失去了俘虏，也就意味着失去家园，千辛万苦换来最后的和盟的时候，大兵已经超越了一个小人物，乃至最后扬起梁国军旗而不屈跪倒在秦军乱箭之下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心中装着祖国的英雄，活着挺好的人生理想随着小人物的消失而变成了视死如归。结尾部分的情节逆转无论如何看出了电影的媚俗心态，小人物是不会成为大英雄的，他只能在历史之外，在嬉笑之中，在油菜花铺满大地的醉梦中。

或许有些无意，在父母的房间里，我忽然看到了桌子上那只镜台，四方，曾经鲜艳的大红花已经失去了光泽，母亲的嫁妆，30多年的时间洗涤了曾经的喧闹，上面写着模糊的“幸福”两字，像是他们为记忆中的那个故事做一个注解。我甚至开始翻箱倒柜，针线、粮票、分币，甚至会有那个时代的鹅蛋粉，保存完好。

这里呈现着远去的历史，衣柜、锁具、椅子，都把我拉回到过去的那个时间。端坐在阳光以外的地方，安静，怀旧，或者有一点点挥之不去的伤感。虚拟的场景总是带着一点泛黄的色调，在雨天，嘀嗒的说声音让我不安，房间里静物都保持着沉默，他们与我隔开着，在时间的内部，它们都将消失，而我拉开窗帘的那一刻，看到了记忆突然死去的痛苦。

这是一个必须瞻仰的符号，他的名字好似于无声处听惊雷，他的光辉形象如庙堂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他是这样一个人：一年四季穿着绿军装、解放鞋，时而在驾驶室里学毛选，时而用一块抹布擦着解放牌卡车的车头，时而奔忙在工地、田间、车站、码头，助人为乐做好事。杭州有一个雷锋纪念馆，我没有去过，我怕里面呈现的具体的雷锋会消解以前对这个符号的所有敬仰。
 
或许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担忧，对雷锋的认知全部在早期的《雷锋日记》、《雷锋》电影和老毛“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语录中，甚至永远是那个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松树的人。雷锋精神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神化的过程，而如我这样七十年代生人，自然已经把雷锋上升到一个精神符号。

在红色教育中，关于雷锋的身世是这样描述的：雷锋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被地主逼债致死，父亲国民党和日寇打死，母亲受了地主的凌辱，悬梁自尽，哥哥在资本家的工厂做童工，劳累过度，肺痨而死。雷锋要饭被地主放狗咬，雷锋砍柴时被地主婆用柴刀砍……雷锋苦大仇深，与万恶的旧社会、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不共戴天，而漫漫长夜里一声清脆的鸡鸣盼来了中国的解放。吃一口黄连吃一口糖，雷锋盼来了共产党。雷锋上了学，参了军，入了党。雷锋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有干不完的活。

这是一个戏剧化的人物造型，在千锤百炼中，雷锋成了我们最需要的精神大使：忠于革命忠于党。他不能有存款，因为他的钱是必须捐献给灾区群众的。他不能穿新袜子而必须打满补丁，因为雷锋应该是艰苦朴素的。他乘车时绝不可以坐在椅子上，因为火车上的老大娘和抱着小孩的大嫂竟是如此之多。不仅仅如此，他还必须给大家扫地板，擦车窗，倒开水，打快板，因为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必定是要做一火车的。而且做了好事，也不能留名，只能告诉你：“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雷锋终于发现自己正在完成的是一项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的任务是普度众生。只要世上还有一个人在苦水里泡着，他就永远也不可能顾得上考虑自己。当1963年3月5日毛主席挥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雷锋已经死了一年，但是从人变成了神，“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已经成为这个精神的全部阐释，他那不可磨灭的美好形象，屹立在神坛，“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自古美人如良将，不许人间见白头。雷锋成就了一个符号帝国的诞生，但是我们并不热衷于把雷锋精神神圣化，而要将其进行消解，消解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雷锋从神坛上拉下来，指出其缺点，暴露其不足，并且告诉别人，英雄只是一个不小的骗局，于是，雷锋手握钢枪、站在松树前面的照片被指PS；于是雷锋的绯闻出炉；于是雷锋变成了一个戴手表、穿皮衣、骑摩托的时尚青年；于是，每年的“学雷锋”成了多数人作秀搞形式的舞台。

雷锋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英雄符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的，雷锋永远是人，是一个存在缺点、其貌不扬，甚至有点呆头呆脑一根经的人，但是一个普通的共和国少年以及军人对我们来说意义大吗？学雷锋并不是要还原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继续在符号化得到路上寻找丢失的精神，寻找道德的自我崇高，寻找精神的安慰和救赎。当雷锋等同于“雷锋精神”的时候，我们心灵神坛上就永远会矗立这样一座丰碑。

日子一天天在折腾，自从进入“两会时间”，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网站、手机报、直播……运用所有技术手段，为了把“肩负全市人民重托，履行光荣神圣职责”的代表委员来个全方位的亮相，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年那样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却干出了超过平常好几倍的工作量，虽说只是三五天的时间，但似乎每个环节都紧扣在一起，丝毫没有可以懈怠的时间。

早上七点上班，晚上大约都是凌晨回家，机器高速运转，奔波的命运却愈演愈烈，挣不脱的折腾。从正月上班到现在，漫漫征途，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倒计时这场运动的终结之日。起早摸黑，仿佛这两天没有好好地写过博客，思想没有空隙，塞满了不被支配的时间，真的像一个机器了，连叹气都觉得是不合时宜的。

昨晚喝了点酒，迷迷糊糊在办公室里睡着了，第一次觉得这样也是一种福利，可以忘记很多压抑着的东西，把整个人腾出来还给睡眠，虽然这样的睡眠之后是头晕乏力，但毕竟是没有烦扰的，真正属于一个人的。

这已经不像“少年愁”了，也过了那样的年龄和心态，在被不断折腾的日子，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如此付出和工作的终极是什么？很遗憾，我不知道，而且真的像迷失了自我一样找不到一点可以晒出来的目标，只是习惯了，长久以来不曾改变，所以会把现实当成是最后的理想国，没有灵魂一样地游走在大地之上。

麻木而已。甚至，现在拥有一个理想会变成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所有的门都通向现实，没有必要把自己装得像一个救赎者，唾弃身边为权为名为利的人，能喝点酒，醉着生梦着死，大概也是一种境界，无为而为，杯子里空空如也才是最大的收获。

博客已经呈现了这样一种无法停止自我反省的氛围，让人觉得厌倦，让人觉得无聊，无病呻吟。我是不应该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得像受煎熬的地狱，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糟，可以翻翻书看看电影，可以聊聊天写写博客，可以把自己当做“他者”，总之，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生是喜怒哀乐的，哭丧的同时也要学会微笑。

是我太敏感的缘故，或许这样紧绷的生活可以让我回归到最原始力量迸发的状态，忘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不容你有时间去想象自己的困境，所以这样人才会平安，才不会整天抱怨不公，才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人物而感觉是现实糟蹋了自己。

据说冷空气又要来了，在经历阳光明媚的温暖之后，才发现其实冬天还没有走远，随时可能把你带进那些记忆中，记忆不死，冬天就是永垂不朽的。而遥远的春天总是带着天生的想象，可是有什么用呢，相信现实，相信真实存在，面朝自己才能春暖花开。

两会开幕了！在这个小城，我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的，正装、戴证，一切都不容忽视，感觉无限接近政治生活，却原来是一种仪式。县级地区的仪式意义越来越明显，翻阅报告、认真审议，似乎几十万人民的生存发展都掌握在这翻阅的瞬间。政治秩序下的民意，似乎也近在眼前。

全国亦是如此。今天全国政协开幕了，当然，在会场之外，每年的两会都会引起热议，今年首先惹争议的是一个叫张晓梅的委员，前几天的提案是所谓的“老婆做家务，老公得发工资”，正常的家庭分工却戴上了利益分配的帽子，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不是遭受家庭的不公，所以要把爱拆成不同的利益体，按此推理，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也可以算作嫖娼，要付性服务费了。

一个喊老公回家做饭的女人，四川大学MBA、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高级经济师……头衔很多，算是一个喜欢出点风头的人，今天的焦点是关于委员分发电脑的新闻。在新浪微博里，勤勉的她随时更新，说是“委员报到时每人领到一部新电脑，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电脑用完后不用再归还，这要实际得多。”电脑是归委员所有的，一种福利，联想植入式广告进入了政治层面，不得不佩服。但凡以后引人关注的两会代表委员都是联想的客户，这，至少能撑起中国政治生活的半壁江山，网友估计的1000万的确是个名利双收的数字，但是问题是：谁能给代表委员这样的福利？

张晓梅关于送电脑的微博已经被删除了，所以未能看到完整版遗憾不小。但这个事实应该是不错的，微博上的议论已经超越了委员福利这个话题，质疑声有之：为什么电脑不再回收？回收真的是浪费吗？用电脑而不用笔纸真的是低碳的象征吗？政协副秘书长修福金说，用电脑替代了原来大量的纸张，这表明从政协开始已经过简朴的生活，开始了艰苦奋斗。理论上似乎正确，但是按照每台3000元计算，总采购价在750万元左右，会务成本肯定是比过去要增加，何来节约？退一步说，撇除成本，两会用电脑阅读审议报告，不仅别扭，而且极易出现精力分散的可能，像网友趣称“主要是方便委员们开会的时候偷菜!”，也未为可知。现在的问题是，两会送电脑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政治经济化的把戏？

两会全国关注，这个中国特色的聚会已经成为最大的公共政治事件，所以对于很多广告商来说，千方百计打入两会内部是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这个城市的两会也是如此，包装袋上是电信，笔记本（当然不是电脑）是中国移动，还有礼品中的烟草、被单，如此等等，广告赞助渗透到了会场内外，没有哪个商家会白白放弃这么好的宣传平台，所以两会中植入广告也就不足为奇了，联想是个赢家，这750万元的电脑可能会换来好几倍的收益。

在这个时代，真空的政治生活已经不存在了，但要如此处心积虑明目张胆把广告大规模植入到两会中，的确是汗颜。看起来全国两会不仅是政治的狂欢，更是商家争相投资的大舞台。

应该说，杭州市从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到是3月1日全面控烟，打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控烟大革命，昨日大限已到，宣传劝导者上街行动，有电台甚至让主持人带上防毒面具，一下子把吸烟的危害上升到了毒品的范畴，虽然效果奇特，但还是感觉背后是一次炒作的行为艺术。

自从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种植，它也结束了作为观赏植物的历史，在500多年的历史中，烟草也一直受到非公正的待遇，甚至就是以毒品的面目出现。从16世纪开始，烟草就受到广泛谴责。英国的吸烟者作为罪犯曾被反剪捆绑着押赴刑场；从1635年起，瑞士严令禁烟，禁止任何饭店、客栈接待吸烟者，吸烟者将受到鞭笞、火烙和流放等严厉刑罚；希腊教会的禁烟令更为严酷，它规定，第一次的违规者要受鞭打，第二次违反者要判死刑，拥有鼻烟者要劓刑，如此不一而足。

如此，防毒面具的出现则还原了烟草作为毒品的地位，对于广大烟民来说，被当成是吸毒者是不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也曾在电视的访谈节目中表示：禁烟，如果从保护非烟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应该大力支持；但如果单纯地认为吸烟是一种陋习就该被禁止，则有歧视与侵犯烟民权利的嫌疑。

梁文道大约是个老烟民，禁烟之后的痛苦大概感同身受，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人权质疑。看起来似乎有理，但是很明显混淆了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并不是说个人从此以后不能吸烟，而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因为一个人吸烟而使别人遭受健康威胁，这起码是一个道德问题。

吸烟有害，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控烟和戒烟，在法理上我是拥护的，作为一个烟民，也有早点脱离苦海的雄心壮志，但是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一个城市卫生部门的《条例》到底有多少法律震慑力，以及背后的管理逻辑多少具有合理性，也不得不深思一下。

《杭州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医院、幼儿园、学校、各类展馆、体育场馆、公共汽车、出租车、电影院、公共电梯内部、办公室、办事大厅、营业厅、礼堂、会议室、食堂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商场、超市、网吧等区域，要求划定吸烟区或设置专用吸烟室，吸烟区或专用吸烟室以外区域禁止吸烟。昨天开大会，会场里是一直不准吸烟的，而现在新实施条例，贵宾室自然也成了禁烟区域，有人在抽烟，工作人员上来劝说，不得吸烟，并临时把烟灰缸拿走。人走了照例还是吞云吐雾了。

杭州有200多万烟民，与之相比，执法人员数量非常少，为了让控烟条例贯彻到位，杭州提出的口号是“人人都是卫生监督员”。以期打一场“人民战争”：杭州市卫生局、健康办等多家单位联合在全市招聘义务控烟监督员。监督员分两类：社会监督员和单位监督员，监督员的职责主要以劝导教育为主，有权要求违规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有权要求禁烟单位履行禁烟职责，有权向主管部门举报，但是没有处罚权，罚款的执法权由卫生监督部门执行。这里明显会有一个执行中的尴尬，监督员是志愿者的性质，没有处罚执行权，当然更没有劳务收入，只能凭着一颗赤诚的心和对社会公益的热忱，而遇到违反条例的吸烟者，只能劝阻，这就容易造成对执法的不严，也容易使法律最后沦为一纸空文。

早在1995年，杭州市就出台了关于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市长令《杭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对市区范围内9个公共场所实行禁止吸烟规定。2008年下半年，杭州正式启动控烟立法工作，明确列出了13类禁止吸烟的场所。从市长令到条例，从9个到13类，杭州对于控烟、禁烟的力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看上去从范围、罚款数量和禁烟场所等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相同的疑问依然存在，作为区域性条例，作为志愿者为主体的条例，多大程度上会改变社会吸烟的现状？

香港也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禁烟，在香港每天有104名穿着黑色马甲走在街头，监管香港70万烟民。这些禁烟督察不仅接受过防卫术训练，工作时还要穿着安全鞋，携带驱狗器等装备，对不配合者会由警务人员出面，罪加一等。

杭州控烟志愿者和香港禁烟督察当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香港的禁烟运动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轰轰烈烈的控烟大革命带来的或许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为艺术，禁烟要靠个人，这几乎是个定论，虽然外部可以约束规范，但治本应该是：在社会层面斩断利益链，在个人层面保持心理上的拒绝，而这在目前阶段，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个神话。

“1975年以来元宵节中最大、最圆的月亮”，这条注解其实在心里上的暗示远远大于月亮本身，36年前元宵还未出生，今日之圆月自然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天气预报说，可能因为天气原因，无法观赏到这一历史盛况，可是夜晚的事实表明，我们可以轻易获得这样的荣耀。

正月十五，每年的这一天，几乎都不是最休闲的，于我，则是一场体力战争的开始，去年的博客偶然翻阅，竟然和今年元宵的主题一模一样：缺席，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去年就把这一天过完了，所以在轮回中忽然发现生命重复的太多，除了岁月和这一轮36年来的最圆月亮。

天气没有作怪，生命有些紊乱。我是拍下了这月亮的照片，在单位寂静的夜晚，树木婆娑，影影绰绰中站在去年中秋的那个角度，目睹了这历史之最，对于我来说，月亮还是月亮，月亮只是月亮，只是以月为背景的元宵显得很不寂静。四处烟花盛开，鞭炮霹雳，唯独这里安静，死一般的安静。这样的衬托下，我是很难说服自己把这一天当成及其普通的一天。

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加班，元宵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毫无欢腾的联想，广场、花灯、舞龙，或者团聚、放松，等等都在另一边存在。另一边有着我无法抵达的现实，当穿过人群走在加班的路上的时候，我发觉逆行是一种无奈，方向错了，也就使我的元宵节无可避免的错位了。

或者，只是单纯的把时间挥霍在别处。小五明天报到后天就要上学了，这最后的一个学期幼儿园生活将开始，对他来说时间是成长，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中，我发觉我过于敏感，拾穗一般，总是会把别人遗弃的东西当成是食粮，以满足我最基本的诉求。时间流动着，没有什么褒贬，在小五的七岁或者我的年届不惑，甚至在1975年以来最圆最大的月亮下，时间也只是一个刻度，它不承载个人恩怨和历史使命，而我们活着，无非把时间的作用拉大到宿命之外，其实，生与死，都是简单而不可逃避的。

当热闹变得沉寂，这个城市渐入梦想，“人约黄昏后”的元宵只留在记忆中，平常的一天被还原，云层增多，月亮隐匿在背后，天空灰蒙蒙，接着便是春雷隆隆，取代最后的烟花和炮竹；接着便是春雨如酥，淋湿了喧闹之后的街道。一些东西的沉寂必将唤醒另一些东西，走在街上，闷热、冷清，刚解完小便的摊贩开始吆喝，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们的声音显得空洞；一小对的情侣走过，街道已不适合卿卿我我，夜晚匆匆地只留下背影。

回家，洗澡。一头的冷水，冲刷下来，却无寒意，或许是有点麻木了。又是凌晨。

从初春时节东湖探梅，到正月广场踏雪寻梅，再到今天醉芳园群梅簇拥，不同的三个阶段，梅花已经成为这个2月最经典的景象，只是这傲雪的“四君子”之一，必将随着桃红柳绿而落英满地。

一部电影的主题往往是观者过度阐释的产物，特别是《阿凡达》这样创造了全球票房神话的电影，在千万拷贝的背后更是数以亿计的阐述可能，而使一部本来简单而单一的主题电影上升到启蒙者的地步，可以把《阿凡达》说成是钉子户的反抗科幻版本，而增加了现实意义和政治使命；也可以说成是关于地球环保的寓言电影，而契合和谐社会的主题，或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救赎的宗教情结，但一切的一切，都抵不过新鲜而时尚的3D诱惑，在技术为王的电影时代，一切主题的宏大叙事都显得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从2009年岁末开始，《阿凡达》在中国市场的境遇就表现得什么微妙，从一票难求到迎《孔子》而2D下线，再到3D屡掀高潮致推迟半月下档，跨年度的轰炸几乎掠夺了所有对于3D有着非分之想的观众的腰包。IMAX-3D加虚拟现实的技术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来说依然还是个传说，当你面对IMAX制式的巨幕，戴上红蓝眼镜，耳旁呼啸着震耳欲聋的环绕立体声，再看着铺天盖地的Na’vi人和潘多拉星上的怪兽如滚滚洪流而来，那种震撼感够资格载入史册了——1895年12月28日，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咖啡馆里放映《工厂大门》和《火车到站》时，人类曾经感受过这种震撼，时隔百余年，已经被好莱坞的视觉特效搅得普遍审美疲劳了的世界观众们，终于在《阿凡达》里再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震撼。

这个小城也不例外。在新春都剩下尾巴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对3D技术一无所知而图新鲜的观众赶集一般扑向电影院，人手一副特制3D眼睛，看上去像是一次集体性的游戏，立体就是重返现实，我们才猛然发现，过去的百年历史，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没有深度的电影，当你偶然摘下眼镜，银幕上重影的难受使你不得不回到技术世界而发出喟叹，我们终于发现：原来还是大银幕才有大智慧，这是卡梅隆制造的神话，是《泰坦尼克》寂寞之后的爆发，是长达十三年后另一个名叫“杰克”的男人告别爱情守望之后的回归。

十三年太久只争朝夕，而3亿巨资的背后是我们对于技术的重新洗脑，当我们用心阅读完一个技术神话的诞生之后，我们才发现，世界原本就是虚幻的，“技术狂人”卡梅隆把我们带向了技术的极致，当摘下眼镜的一刻，我想，这个晚上已经很完美地演绎了一个悖论：一味追求物质技术，给人类会带来失败的耻辱，阿凡达计划如此，而卡梅隆阐述这个主题的手段，正是用他超乎想象的技术。

《阿凡达》的故事老套，而且充满了其他电影的影子：一开始看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进驻丛林，有点《野战排》的感觉；杰克·萨利“移魂”到他的Avatar身上，又分明用了《黑客帝国》的套路；后来土著Na’vi公主从猛兽口中救下萨利，明显是《风中奇缘》的路子；再往后萨利去哈利路亚山上驯服暴龙兽，那场景像极了《天空之城》；最后萨利带领Na’vi人对地球军队绝地反击，明显是《与狼共舞》的母题重演；大战爆发时，满地的六脚马和遮天闭日的暴龙兽又让我有看《指环王》的错觉；而当坏上校操控着硕大的机器人与萨利的Avatar搏斗时，那个机械大家伙又让我有了《第九区》的联想。在这个剪贴画般的主题阐述中，我们很容易在迷失中仅仅抓住技术这最后的救命稻草，而感觉新时代的来临。

我所说的情节迷失并不是影片有着逻辑上的漏洞，没有，除了杰克Na’vi公主在神灵树下互诉爱慕还是采用了完全西方式的接吻而非类似满清人士的辫子感应之外，整个剧情看起来天衣无缝，纳美人与地球人的冲突这几乎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像图解，而我们站在文化的立场来看待潘多拉星球上的“异文化”，也完全是以“欧洲中心”为主导的、参照性的、分类化的社会形态比照，所以地球人和纳美人的对话渗透着很强的“后殖民理论”，落后的、无文字的、封闭的、原始的、野蛮的社会，却闪烁着人类不断追求的自然、和谐的品质，殖民式的掠夺却是我们今天刻意寻找的。而简单的正邪对立、非黑即白，却把这个主题“去深刻化”，仿佛是在阅读一部童话，但是悖论依然存在：技术的视觉冲击下，童话变得面目可憎，它扼杀了另外其他的想象力，让剧情在完善中变得呆板。

卡梅隆的娱乐精神让这个主题瞬间死亡，而观众也早也厌倦了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思想探索在一部电影里的实践，一个最老套的故事在最新的技术包装下，已经完全体现了娱乐至死的影像追求，网站推出纳美人人物造型恶搞，以及张家界景区贴上阿凡达标签，无不说明技术娱乐已经变成了大众娱乐，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我们整齐归还特制眼镜的时候，我们内心对电影的终极向往正在演变成一个导演加上缭乱特技的行为艺术。

两会前夕，温家宝又坐进了直播室，与网民在线交流。忙于地方两会宣传，我迟到一个半小时打开电脑，听温家宝娓娓道来。58岁的温家宝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温情老师，一个温情家长，触及话题总是会谆谆善诱把你引向道德教育。从读书到教育，从母亲到良心，在时政指点江山的背后，温家宝展示了平实、真诚、和蔼的大家长形象，只是主持人煽情的言语，让人觉得不快。

摘录一些”温情上课“的内容：

看到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常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我还想当一个人为多数人所信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已经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了。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我要带着真心、真意、真情来同网友们交流的。

好书是那些能够给人以感染和力量的书，让人了解大学问家的思想和风范的书，特别是那些震撼人的灵魂的书，激发人的斗志的书。其实历史上，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淘汰，留下来的书是不多的，这些书带有永久性，因为它经过多次淘汰而依然能够震撼人心。

她（霍懋征）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她是把爱整个倾注在教育一线的。我之所以为她送别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母亲对我的教育我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因为我出生在1942年，恰恰是在抗战时期，我在她的身边知道了战争的苦难，知道了生活的困难，从而懂得一个人要如何献身给国家。

其实要对青年人讲的话很多，我觉得青年人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这就需要努力学习，特别是要有严谨的学风和诚实的态度。不图虚名，不度虚生，为以求真的精神做踏实的工夫。

我们确实需要一些仰望星空的人，心里装着整个国家和世界，同时又需要一些脚踏实地的人，踏踏实实地去做苦功夫。在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信誉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实力，还应该表现在民族的素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更为长远。青年们要懂得这样一些道理。

企业家的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道德问题十分重要。我以为诚信和道德是现代社会应该解决的紧迫问题。

什么是道德？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是爱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每个企业家或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要知道热爱群众、热爱国家。
第二，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这在儒家哲学里头很明确地讲过。孟子说过，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把恻隐之心作为人之端。我们的企业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见利忘义，把自己挣的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上，那是可悲的，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昨晚到凌晨，雨夜凄迷，回家倒头便睡，像一滴水，安全落地，却总有些湿漉漉的感觉，荡漾开来。

风是微微吹进来的，抖动窗帘，细小的动作让我觉得夜是活着的，夜是醒着的。只是我太疲倦了，顾不上黑夜会制造多少风花雪月。梦里真的一无所有，我是记着的，却没有任何情节，睁开眼，已是天亮。

继续没完没了的工作，靠窗，向南，没有阳光，继续阴霾。时间就这样消失了，上午、下午，连着奔波，开会、讨论，有些瞌睡。那晚没做的梦竟然像是白天延续了，那么正襟危坐的场合，我却闭着双眼，是的，我看到了黑夜，袭来，继续梦境。我是记着的，却依然没有情节。白炽灯下，众目睽睽，在角落里，又猛然惊醒。

白天是不懂夜的黑的，我却想不起这忙碌的白天我做了什么，都是本该忽略的，都是被时间消耗的，我颠倒了秩序，想象不到这样的白天为何会让我沉入黑夜，仰望天，很挣扎的颜色，脱不掉的凝重。8小时，从早饭到下班，刚好也是我应该在黑夜中熟睡的时间。

继续，黄昏之后的夜色笼罩我，一个人。一个人的道路，一个人的楼梯，一个人的办公室，一个人的电脑，也是一个人的向南，一个人的黑夜。四周都是声音，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我听到了，在密闭的空间里，我想象过他们的生活，在我之外，都是顺畅的，都是自由的，当然，也都是像梦一样的。

我其实看不到自己，那么虚幻的一个人，没有站起来，身后的影子已经藏匿，我很快会被夜吞没，很快会找不到回家的路，远方，在远方，梦境遗留在哪里，我的身边是一团的黑，包围我。安静，凄迷，一点一点把我消灭。漫长如生命，只是我寻找不到如昨夜微微的风，死了，会像梦一样，记着，却什么也没有。

我却是害怕孤单的，多年来似乎第一次发现，在凝滞的夜中。写下一点文字，却发觉软弱，文字有时就是这样的无能为力，一个人终于把天空等黑，而那些力量却奇迹般消失了。元宵已近，该不会像今晚一样，无声无息。天空中会有绚烂的烟花，黑夜中会响起祝福的鞭炮，会把黑夜点亮，会把黑夜叫醒。这是最后的绝唱了，我该听到，该一如既往进入这狂欢的中心。

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这是一个童话，当闭上双眼，你才会发现一切都是光明的，只是我们习惯了分辨，习惯了明白，习惯了记着梦境却一无所有。却不能习惯夜的黑，所以想逃离，想改变，想把世界所有的抒情都放在孤独中。

凌晨将至，又无梦境，结束这软弱的文字，远处一两点的亮光，是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无限多的想法；它们探索深处，追逐幻影，越来越把现实的描绘排除在他们的故事之外……”我之外，是无梦的黑夜，而或者，夜就是一个无止境的梦，探索深处，追逐幻影。

还是说到挤压着的工作，早上起来，妻和小五问我，为什么那么早上班，我说事情太多，挤点时间。外面还未大亮，好久没起早了，感觉自己像回归了。可是，仔细想想，回归干什么，到后来还是要把自己拖进去，不能自拔。有时候习惯了真的难改，潜意识里似乎还是把这个世界想得很公益。

像一架机器，运转起来了，就很难马上停止运作。埋头在单位里，整个把自己压制下去了，不敢想象未来几天，还有多少事情等着我，2月很短，却很漫长，我过得很枯燥，满眼都是数字化生存的影子，重重的袭来，如洛夫所说“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不闻不问，世界一半是被隔绝的。

听到了外面的雨声，滴滴嗒嗒，很春天的节奏，现在想来怀念冬天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雪终是化了，连绵的雨会把世界带向另一个开始。是的，春天来了，没有悬念。气温上升，汗湿衣裳，很难受的感觉，黏黏的，挣脱不了的痛苦。我想象不出自己以前是如何安然度过春天的，桃红柳绿？莺飞草长？这些诱惑的色彩在我眼前，迷乱而鲜活，许是中了某种魔法。还是和去年的那些话一样：不喜欢春天。冬天一走我就会变得伤感，苍茫的大地，原本可以衬托所有的色彩，一点点的绿叶红花就会使人眼睛一亮，而在斑斓的春天，目光所及，其实都会变得没有重点。

就像这埋头的状态，忙碌之中很难有什么激情，和春天一样，是被淹没的无奈。机械运动版完成既定的任务，没有思考没有想象，平面滑行，从早上到晚间。我打了个哈欠，才知道时间过去了，不回来了，甚至也找不到我自己了。上上一期的《南方周末》还躺在我的桌子上，未曾翻阅，压在一大堆材料下面，像是没有了呼吸的殉难者。看起来仅仅是形式上的尊重，其实一张报纸、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并不能拯救我，我只是想装作认真的把自己拉回到风花雪月之中。

是很突然，想去看《阿凡达》，这部电影在这个小城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里，已经一个多月了，观影者还是很多，据说还是3D的。我一直以来就没有什么兴致看这片子，但是数日来忘了自我的劳累，使我很想在夜晚逃离一下这个现实。还有几天，最后的期限，似乎必须要让自己在虚幻的世界里找到遗忘现实的办法。

趁着这夜晚的空隙，神经质地想到了这些杂乱的东西，其实，生活越来越没有重心了，也不想每次都需要用认真过度的思考来总结一天，毕竟是在平面生活，毕竟是一地鸡毛。所以只是在春天若隐若现时，让自己很有礼貌地关闭一天的行踪，给不再回来的日子留下点粗糙的文字，用作纪念。而之后的之后，我只想很平面地睡一觉，甚至不想作一丁点的梦。

一段流出的视频，被冠以“中国第一车模艳照门”，其实谁也无法鉴别里面的那个尺度大胆的女人就是“兽兽”翟凌，但是却在媒体和各种言论中自然生成，据说是前男友的报复，据说兽兽不堪事件打击服食安眠药自杀，正在医院抢救。，如此云云，随即这个消息被兽兽所在的北京新丝路模特经纪公司负责人否认，又被指出整个事件是一场大炒作。扑朔迷离中，一个女人的身体正在被围观，正在被解读，而整个事件看起来更像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报复。

其实在网上还是很容易找到这个“艳照门”的图片和视频，而且各大网站不断把事件引向深入，推出的网络专题已经把不雅隐私有放大了到了公共事件，和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相提，在“很黄很暴力”和“很傻很天真”的双重呼叫中暴露了一个时代最基本的意淫母题：女人的身体之痛来源于男权社会的隐匿神话。

“第一美女车模”兽兽高清美图

哪个女人没有男人，哪个男人没有女人？生于1987年8月、身高177cm的“兽兽”翟凌以其清新的气质和魔鬼般的身材被广大网友誉为“第一车模”。兽兽是个正常的漂亮女人，当然有男人。没有保护好自己，是她的不对，但围观的人也不要得了便宜，还乱叫一气。从陈冠希到兽兽，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活法。可一旦传播出来，网友们假装愤怒的唾沫都能淹死人。不自重、放荡、活该，这些词语已经把她活脱脱推向了道德的深渊，只因为她是个女人，她要背负上一场两人运动所引发的所有责任。而被报复，也被人幸灾乐祸的说了声，活该。个人隐私被公开，这才是最大的道德堕落，甚至触及法律的底线。但是我们很少听到对流出视频的那个人的讨伐，背后的那个人被隐匿了，而兽兽自然在公众的话语中成为双重的受害者。

极少有女人主动说：我们拍些做爱的视频、照片吧，今后留作纪念。无非是那些男人们，希望自己在数年之后还能有当年的神勇，而怀中娇媚的女人永远不要背叛。怀着各种心态，他们拍下了这些视频。拍下之后呢？相爱的时候一切好说，对方背叛了至少还能留个要挟的把柄。从张柏芝到“海运女”，被公布艳照的人早就不止一个，而因此被“毁掉”的女人们至今也没能爬起来。

在西方的性史中，男人和女人的地位一向微妙，一方面，女人们借以身体来自保：性骚扰，性侵犯，性补偿……一系列概念被她们发明了出来；另一方面，她们借以攻击男人：性无能，性衰竭，性商低下……另一系列概念也被同时发明。如果一个男人在没完全征得女人的同意下跟她发生性行为，那这个男人就是“强奸犯”、“强奸未遂者”、“性侵犯者”或者“性骚扰者”，但如果一个女人表达出想跟男人发生性关系思，而这个男人却无动于衷，那他就是“性无能”、“性衰竭”或“性商低下”。女人的原罪被解除，而男人的则被加强。麦当娜吐出性感的舌头，但在收回时并未乘机舔自己的嘴唇，她的潜台词是：我有权吐出自己的舌头，但我并未勾引你。

所以男人保持着报复的心态，并且把女人的身体当成是最基本的报复手段。詹米克·怀沃特曾经说：“人类的所有信念与行为均源于隐匿的神话。”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命题的话，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所尊奉的神话就是“父亲统治一切”。女性对自身身体，甚至自身生理系统的观点，都受到男权规则的支配。再这种支配下，男权的所作所为却被原谅，而女人们带着已经不属于她自己的身体被围观、被讨伐。

尽管兽兽是位有名的模特，是个生活中任性但本性却不坏的女孩，但当她被广大网民隔着屏幕观摩过身体后，其他的优点会被全部抹杀，人们评论的只是两个字——“放荡”。而我们的大众围观者，放大了私人视频的公众意义，就像男人更喜欢良家女子扮成风尘女子一样。网友说，和感情比起来，就是一万个女人脱光了站在面前，又有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堆肉，肉，肉。

夜晚总是有些凌乱的，我已经不止一次使用“不合时宜”这个词，在夜晚，我的意思是适合睡觉休息，但是很明显，我抛弃了这个时段的实用功能，在行走中仰望星空，黑夜一点一点弥漫开来，消融在黎明之中。

小五总是那么诚恳的要求我对黑夜做一个描述，我甚至在高速上会关掉汽车大灯，一览无遗地任凭黑的笼罩，危险。只是这道路上缺少人来人往，一个人的勇气，把仅剩的黑夜点亮。

正月初十，很明白的日子，还是合家团聚喜庆的假日之中，我驰骋在路上，一片都是黑夜，好久没有的感觉，仿佛这世界因为我们而被放大了。小五已经分不出是醒着还是睡着，总之这黑的弥漫让他觉得我们闯入了一个不该属于我们的世界。

历史有时会重复的上演，灯光璀璨，黎明即至，黄牛党夹着香烟，穿梭在队伍中。一切都像是某个剧情的设计，拥挤、吵闹，以及恶臭，把这个黎明装扮的毫无乐趣，我醒着，仿佛在做梦。6号楼，5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我站在高楼上，仰望的不是星空，而是无穷的烟花，小五在身边，记忆便蜂拥而至。而他，全部是未知，全部是遗落。

黑夜终于会过去，在烟花璀璨的等待中，无非是时间的过度，孩子慢慢长大，这黑夜的馈赠却依然。孩子们都在一个病态的早晨渴望睡眠、早餐和健康，只是我们的等待总是会把现实带回到历史中。天已亮，我闻到了粗重的呼吸。

其实我想到了生命，在凝重的黎明前，我收回所有值得安睡的理由，孩子，正在茁壮成长，正在学会告诉你健康的价值。若干天前，在这样一个地方，母亲撕心裂肺寻找丢失的孩子，眼泪模糊了一切，但是人群淹没了寻找。

亲眼所见，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地方。保留在记忆中，很久了。所以我会那么认真地拉住小五的手，告诉他，此地非久留。小五昏昏欲睡，他把这个黎明当成是梦境一种。我说这里有你的记忆，他什么都忘记了，是的，忘记了该有多好，一切都是开始，一切都没有痛苦。

如果没有伸手解救，就如我把生命当成是信仰，这世界就不是如此悲剧，逃避，有时会折磨你一声，但是毕竟还可以活下来，告诉别人那一刻发生了什么，但是，抓痕和挣扎说明了一切，生命有时真是不被排演的，滑落在深渊，滑落在世界的另一侧。

死亡很高贵，我的想象很贫乏，闭上眼睛全是黑夜，我把自己的无知领回家，接下来，全是黎明。

王宏伟还是那样习惯性的抽烟，黑框眼镜，寡言，不怎么笑，头时刻歪斜着，矮小，冷漠，有着天生的神经质，或者爱情还是那样擦肩而过，手插在裤兜里抖动，脚踢着石子。只不过，以前他叫“小武”，现在有一个更世俗的名字：崔明亮。

贾樟柯电影学院的同学，那样的表情还是让我感到窒息，我甚至会把崔明亮仅仅当成是改良的小武，而他身上青春印记有着天生流觞的质感，仿佛是走不出迷局的一个黑点。从1998年的《小武》到2000年的《站台》，贾樟柯在他身上实现着青春沉沦的主题，那个扫雪后面的墙壁上，隐秘地写着“打死贾樟柯”几个字。一两秒，一闪而过，恶作剧一般把贾樟柯内心关于成长教育的乌托邦给捅破了。

墙壁上“打死贾樟柯”若隐若现

这几乎就是贾樟柯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像写照，或许和崔明亮一样，他们只是文艺青年，无须去承担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放大功能，而这几乎是致命的，《小武》被禁，已经把一部电影扔到了和美学的摒弃的旅途上，“这是一种中国方式，很内在化。如果我们看文革时期知青被送到农村去的那段历史，那就不要说了。每个中国人在那个时期都有过个人悲剧。总之，我把政治上的变化放在第三位；我感兴趣的是文工团成员的经历，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创造未来的这种抽象的权力是怎样影响他们自己的命运的。”

这不得不说是贾樟柯的回避，或者改良式地把改革开放十年浓缩成一个文工团的自我救赎故事，诗人西川扮演的团长把表演过《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文工团改制了，毛泽东荣耀光环中的必备宣传节目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娟儿、娥儿领衔的霹雳舞团，这是改革的必然，还是贾樟柯的政治逃避？他们走穴以前，所从事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田园的、乌托邦的，比起许多其他可能的艺术类别来，他们的艺术是尤其理念化的和非现实的。但是时间把这些乌托邦彻底颠覆了，文艺青年变成了《路灯下的小女孩》，大卡车在渺无人烟的地方来回旋转，像是走不出的迷局。

仅仅文艺显然是不够的，在其“艺术”道路山穷水尽之后，也必须回归到市民社会，在80年代的天空中，这样的回归多少是无奈，多少是逼迫，甚至是盲目。张军的广州之行像是撕开了一道口子，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在此地汇集。崔明亮收到张军从广州寄来的明信片，望着画面上的高楼大厦彻夜难眠。这样的冲击表面看起来像是突围，实际上只是所谓乌托邦艺术的一次妥协，文工团改制后，靡靡之音取代了政治宣传，这种最颓废的、最腐朽的“艺术”以及与之伴随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社会行为逐步侵入肌理，从来料加工到歌厅，从劣质廉价花里胡哨的消费品到蓬勃发展的性产业，对市民社会的“艺术的”反叛走到了一个最异化了的、最始料未及的、最反讽的、最颓唐的结局。

但是仍然逃不出政治的呼吸，艺术改良的10年，从最早偷听“敌台”的邓丽君的歌曲、《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到到张家声的《河殇》配音、再到通缉令、《渴望》，贾樟柯在《站台》中给我们提供了一部严格的编年史。依照片中的背景音乐、新闻广播以及其他索引，人们几乎可以确定电影中许多事件的具体年月。贾樟柯说“八十年代的生活象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压住了自由表达的欲望，然后变得无法动弹，我们听到的，只是粗重的呼吸声，历史的翻开和闭合都几乎不是深思熟虑的，而是像一个标点，随意被点到某一个句子里。

而这样的句子对一个身怀梦想的青年来说，可能会用尽全身的力量去书写，文工团演员慷慨地朗诵八十年代初最为流行的诗歌《风流歌》，“什么是风流”的追问不断在那个片断中飘来。而这正是被时代压着的青春呐喊，是如崔明亮和恋着的殷瑞娟等小人物的青春印记，是与爱情有关的青春断裂，勿宁说是贾樟柯故意强化了时代背景，不如是电影在表达对普通人的尊重和生活理解上，放大了小人物的历史真实。

关系微妙的崔明亮和殷瑞娟始终在边缘行走，城墙、雪地、黑夜，他们都保持着那么一段固定的距离，政治时间和恋爱时光总是混杂在一起，无论背景怎样地扩大、充实或者空荡，其实都没有变。他们不是理想中一代叛逆青年的代表，更谈不上是另一个社会的表率，甚至，他们连青春期的欲望都没有机会放大。而张军和钟萍更像是被社会道德拒绝的代表，准备流产因害怕而放弃、演出时在旅店被公安抓获，这些看上去都像是那个时代道德最大的沉沦，在谴责和自我逃避中，反而折射着崔明亮和殷瑞娟的纯洁和无辜，但是这样的爱情就像声嘶力竭的《站台》，永远的等待，永远的无望，“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一个个交错的历史片段，一种历史的背景在影片里发挥着命运的力量，并且正是这种力量，让普通人的命运成为历史，那些为梦想、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注解。他们的青春在漂流，10年或者更长，而结果正是所有满怀希望的青春年华的流觞，147分钟的结尾处，殷瑞娟抱着孩子烧水，崔明亮躺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沉睡去，然后便是长达一分钟的黑屏，我预感有一声巨响会传来，像青春最后的呐喊变成煤气的爆炸，但没有，什么声音都消融掉了，只剩下黑色，呈现了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年轻人紧咬的牙关却发不出声音。

梦想和爱情最后都变成了日常平庸的生活，黑格尔说，“进入世界的链锁中，从中赢得一个应得的恰当位置。不管他怎么同世界冲突，被搞得团团转，最后他得到了他的姑娘和不管哪个职位，结了婚，变成一个同别人一样的庸人。”改变其实多么可笑，青春终归是时间的虚幻表象。终点处，理想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