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编号:C46·2190819·1587
作者:【巴基斯坦】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5.50元
ISBN:9787532151660
页数:277页

“电工纳瓦布丁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因此很是吃得开,那是一种通过降低电表转动速度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达尼亚尔·穆伊努丁的短篇小说《电工纳瓦布丁》2007发表在《 纽约客》上,被选入“2008年美国短篇小说”; 《我们的巴黎女士》2009年发表在《西洋景》杂志上 ,入围了“2009年美国国家杂志奖”提名。在气质上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颇有相似之处,也有读者将之与契诃夫的小说作对比。这部作品虽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但这些小说又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呈现的是一个在现代与传统夹缝中挣扎的当代巴基斯坦,没有动荡的政治,也没有令人色变的恐怖活动,有的只是巴基斯坦人日常的生活,他们的悲喜情爱,他们的欲望和失意。曾入围200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入选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十佳英文小说。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她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

她是他权势的巅峰,他的美德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显示了他所有的过往,他的生命和他的野心是多么没有意义。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丧失了勇气和力气,因为双腿沉重地拖在腰上,眼窝深陷,实际上,他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了。
    ——《供给,供给》

他是哈鲁尼农庄的管理者和投资人,他在权力的运用中拿走了财产,他甚至入选了省议会,当然,他也占有了她的身体,并在一场秘密婚礼中让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游戏,但是当他病入膏肓,失去了身份,是不是从巅峰走向了深渊,而最后失去了肉体,这场权力游戏是不是就走向了终点?

贾格拉尼站在权力巅峰的时候,其实习惯了俯视,而俯视之中,不仅那个离婚而又嫁给她的女人扎伊娜布成为他掌控的东西,而且他的生命也在俯视中完全变成了过去时:过去,他在哈鲁尼农庄中拥有了实权,即使哈鲁尼的孩子警告父亲一切的遗产将会在贾格拉尼的欺骗中失去,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地位;即使他对面的扎伊娜布已经结婚,他也不费吹灰之力让那个丈夫和她离婚;即使他们已经不会生孩子,他依然可以将儿子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交给了扎伊娜布;即使渐渐老去,他依然进入到了省议会,除夕拉哈尔的回忆,还在农庄里倾听该地区选民的陈情和抱怨。

贾格拉尼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前行,而这一切这不过构成了生命将逝的“过去”,当所有的荣耀都无法在现在维持,走向生命终点的贾格拉尼一样失去了所有。但是,对于他来说,为什么扎伊娜布会成为“权势的巅峰”,会成为“美的和奋斗的回报的象征”?他和她,构成的是一种对应关系,身体的占有和被占有,在最后的婚姻里变成了一种合法的存在:他让她和原先的丈夫离婚,她和他在做爱中满足了欲望——甚至,对于扎伊娜布还获得了更多,以前没有工作的生活结束了,以前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结了,甚至当那个孩子交给她哺育和抚养,她甚至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命名。

这一切到底是权力的结果,还是真正的爱情?贾格拉尼占有扎伊娜布并和她结婚,是瞒着以前的老婆,因为他们会带动全家人起来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格拉尼的权力在家庭中是被抽空的,他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逃避,所以那条通往权力之巅的路,甚至是为了抵御自己的弱小,而和扎伊娜布的婚姻便成为一种避风港。但是当疾病缠身,一切的权力,一切的勇气,一切的野心都没有了意义,当六个月后患骨癌死去,他真的就成为了死亡的陪衬。但是贾格拉尼的肉体消亡,是权力的一次溃败,那么留下来的扎伊娜布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厄运?“我就是为了生孩子才和你结婚的。”这是一个女人渴望成为母亲的告白,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身体便成为一种交易物,即使最后有了一个名义上的孩子,那也只是一个符号,所以对于扎伊娜布来说,当贾格拉尼死去,自己也失去了一切的价值:工作没了,孩子不是自己的,婚姻当然也终结了。

“供给,供给”的片名其实揭露了这样一种交易式的供求关系,但是真正悲剧的不是死去的贾格拉尼,不是落魄的扎伊娜布,而是活在虚构符号里的他和她。所有的符号都是权力支撑起来的,而当权力坍塌,不是供给关系的彻底消失,而是另一种权力的替代:沙比尔,贾格拉尼的儿子,继承了机会主义者父亲的财富和土地,得到了议会的席位,而按照马赫杜姆·泰尔旺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不要让现在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再被拿走。对你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受到伤害。”所以另一个权力体系建立起来,他将穆斯塔法解雇了。穆斯塔法,是扎伊娜布的表哥,是贾格拉尼成功路上的伙伴,正是在他起到的中介作用下,扎伊娜布和贾格拉尼都在权力中享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当沙比尔将他开除,意味着新的权力去除了旧有的关系,意味着属于他的东西不再会被拿走。而正是这种替代关系,作为儿子的沙比尔甚至超越了父亲,走向了更彻底的权力巅峰。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父子的一种承袭,在权力之下,作为牺牲品的是无权的人。女人当然在这个男权世界里成为弱者,扎伊娜布的命运如何,其实没有最好交代,但是在失去了一切的依靠之下,她甚至连尊严都不再拥有。一样是女人,《萨莉玛》中的萨莉玛和扎伊娜布有着相似的命运,她出生在朱兰部落,这是一个由敲诈者和走私贩子组成的部落,是由印巴分治后从德里西北的乡下逃出来的穆斯林难民组成,所以萨莉玛的命运和这样的出身息息相关,他的父亲因为吸食海洛因成瘾而最后死去,母亲靠着卖身赚来的钱财得到了宠护,从而把萨莉玛嫁给了一个男人,而丈夫也一样是吸毒,于是萨莉玛选择了逃离,当她来到哈鲁尼的农庄干活,便开始密谋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似乎唯一拥有的优势是身体,于是她以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勾引男人,厨师哈桑是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她又勾引司机,但是没有机会,最后她遇到了仆人拉菲克,“我能搞定他,想到这里,一种战栗的喜悦传遍她的全身。”通过努力,再加上拉菲克对于肉体的觊觎,终于他们成为了情人。男人拉菲克,女人萨莉玛,并不仅仅在男女关系上有着区别,拉菲克有着和萨莉玛差不多年龄的儿子,所以这只能是一种肉体的欢愉,即使萨莉玛后来怀孕了,她也无法依靠这个男人的庇护,拉菲克还是离开了她,留下的是一点积攒下来的钱财,“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孩子拿着吧——万一你需要请医生呢。”而拉菲克离开的理由是老婆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一直支持自己,“她一直完美地维护着我的声誉。”当萨莉玛被遗弃,成为带着那个取名叫“安拉·巴克什”,即真主赐予意思的孩子,她其实已经成为而来被遗弃的人,那个拉菲克口中的“声誉”无疑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声誉,太糟糕了,你对我和这种情感感到厌倦了。想想我此时的感觉吧。”

没有了声誉,没有了尊严,当然也没有了作为勾引资本的身体,最后在拉菲克和她断绝了关系的现实里,她丢了工作,开始吸食海洛因,最后走向了死亡,“只留下那个小男孩沿街乞讨,成了拉合尔城市里的又一个个沿街打食儿的麻雀。”似乎是一种宿命的开始,这个没有父亲和母亲,没有了家的孩子,只有活着的身体,无非是萨莉玛的投影,而萨莉玛在死之前也是一个乞丐,而且,“她通过乞讨这种方式逃过了成为妓女的命运。”没有成为妓女,是因为没有出卖肉体,没有用身体交易,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当萨莉玛离开自己的丈夫,当她在哈鲁尼的农庄里物色男人,当她委身于厨师、司机和仆人,不正是一种“妓女”的命运?

萨莉玛活在身体支撑起来的世界里,她的悲剧或者是因为没有找到拥有权力的人,但是在《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里,胡斯纳来到哈鲁尼在拉哈尔的家,是得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而且她不同于萨莉玛的难民出身身份,她的家族曾经显赫,设计土地贵族,甚至在英国人统治时期管理政府,所以胡斯娜家族和哈鲁尼家族有着亲缘关系,而当她在家族没落之后来到哈鲁尼家里,也是重新得到了某种身份认可。所以当知道自己无法跟名门望族年轻人结婚,她便想到要成为哈鲁尼的情妇,“她感到要是自己能够成为哈鲁尼的情妇的话,将会得到所有这一切东西。”而哈鲁尼似乎也对她的身体发生了兴趣,这个十四岁时就和女仆睡觉失去了处男身份的公务员,把胡斯娜安置在宽大的房子里,和她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第一次把她看做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女人;而她第一次把他看做是一个爱人,一个病中的或许会死去的爱人。”这无疑还是一次交易,胡斯娜似乎获得了地位,哈鲁尼获得了爱情,但这只是“别人的房间”,终于,年老的哈鲁尼在孩子们面前失去了优势,他又回到了和不同女人在一起的放浪生活,而胡斯娜最后被赶了出来,当被那一辆马车载着驶向老城区的时候,胡斯娜对哈鲁尼的孩子们说:“就你们的父亲而言,我应该说:‘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也没带走任何东西。我不会带走那些衣服。我服侍你们的父亲的时候,你们却身居远方。你们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呢。’”

胡斯娜最后成为了哈鲁尼的代言人,因为在她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付出,从而弥补了哈鲁尼那颗孤独的心,所谓爱情,大约就是在这样的命名中成型的。但是从身体开始到身体结束,胡斯娜的富贵梦想破灭,老城区成为她最后的归宿,是从“别人的房间”退出回到了自己身份的一种象征。女人在这个阶级关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无论是用身体作为代价,还是寻找家族荣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梦,甚至是悲剧性的梦。而《莉莉》里的莉莉似乎有了明显的女性意识,她安静而清高,看不起那些浅薄和虚伪的年轻人,在伊斯兰堡她遇到了穆拉德,一个并不贫穷的男人,他们在交流中产生了爱慕,最后走向了婚姻殿堂。看起来,这是他们各自争取自己幸福,尤其是莉莉追求独立生活的结果,但是在这个简单的爱情故事里,背后却是并不简单的家庭问题,穆拉德的母亲很专制,是家中的中心,而父亲一直卧床,虽然后来母亲去世,但是穆拉德还是选择了逃避的方式举办了婚礼,而对于莉莉来说,这一种特殊的婚礼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在婚礼当天,她担心这场仪式将会成为一次令人伤心的不体面事件,为此躲在浴室里哭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儿、一个没人爱的人,从而加重了这种悲伤。”

结婚后他们从伊斯兰堡搬到了穆拉德在贾尔帕纳的农场,但是这一场婚姻依然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表面看起来是穆拉德性生活的单一,“他始终以同一种姿势做爱,就是压在她的身上,而当她用动作示意,甚至没有开口讲出他们可以换个姿势的时候,他都害羞得很。”所以莉莉邀请了朋友周末来农场,似乎又回到了她没有结婚前的状态。实际上,两个人在观念、生活方式上都有差异,所以在派对中,渴望逃避的莉莉主动和那个名叫“肿瘤”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得到了某种满足,“她甚至还引领着他进入自己的身体,进入和抽动的感觉令她感到满足;她睁开眼睛,透过树枝望着天上的星星,直到他完事儿为止,结束的比她想要的快。”当这一切发生,面对穆拉德,她有了一种负罪感,尤其是看到穆拉德写下的日记,“最糟糕的是,我感到似乎这所房子被玷污了,莉莉被玷污了,而我们的爱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一种负罪感却马上消失了,因为她感到穆拉德依旧保持着“持续不变的很少献殷勤的状态”,对于莉莉来说,生活需要刺激,需要变化,需要确立自己的存在位置,甚至在她内心深处,渴望从黑暗中跳出来一个脸上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冲过来卡住她的咽喉。”而这种欲望的背后是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归根结底,她希望,她会过上这种生活,变得年迈而明智,年老而自我宽恕。”

实际上,这无非是穆拉德母亲的翻版,是为了一种权力的中心化,所以女人想要用权力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她既是权力体系的维护者,也是权力世界的牺牲者,而这个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整个社会制造了权力陷阱。并非只是女性走向了这条孤绝之路,男人也无法逃离权力的束缚和压制。《一个烧死的女孩的故事》里,那个成为牺牲品的女孩一直没有出现,她以无名的方式先天地死在了权力解构中,但是死去的并非只有一个她,杂役哈蒂姆被指控谋杀妻子关进阿伯塔巴德监狱,完全是一个计谋,哥哥的电话让他成为了谋杀犯,而自己也背上了这个黑锅。妻子被烧死,是因为他们兄弟夫妇一起参与了偷盗行动,将父亲的积蓄都拿走了,之后哈蒂姆的妻子被烧死,但是用残忍手段杀死她并不是重点,“那个哥哥非常想让年轻的哈迪姆背上这个黑锅,被绞死。这样他自然就可以将他弟弟的那份赃物收入囊中了。”

与哈蒂姆的遭遇一样,《电工纳瓦布丁》里那个劫匪也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而变身为抢劫犯,他在黑暗里抢劫了电工纳瓦布丁的本田-70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是纳瓦布丁工作的工具,甚至还从中榨得了一份汽油补贴,对于一个拥有十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父亲来说,电工纳瓦布丁无疑是全家维持生计的唯一收入来源,尽管他有着可以降低电表转动速度的方式骗过电力公司的独特技术,这种技术也是某种偷盗,但是当劫匪出现,要抢走他的摩托车,自然他不想失去这个维持生计的工具,于是抢夺无疑变成了谁更厉害的较量,变成了谁更可怜的比较,但是当劫匪的六发子弹只打中了纳瓦布丁的腿,而附近赶来的农夫又打中了劫匪,于是胜利者自然产生了,当劫匪在医院里无人过问的情况下死去,“六发子弹,就像投下的六枚硬币,六个机会,可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杀死他——电工纳瓦布丁。”

活下来的纳瓦布丁,死去的劫匪,似乎彰显着某种正义,但是这种死去和活着有什么区别,或者说,纳瓦布丁和劫匪在生存的本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被命运推向了最低处,他们都在窘迫的生活前低下了头,他们都通过非法的手段维持生计,这是随机的死亡,这是偶然的成败,所以,别人的房间也是自己的房间,别样的景观也是不变的景观,在权力俯瞰的世界里,在挣扎活着的现实里,谁活着,谁死去,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每个人也都“只是—个即将死去的陪衬”而已。

Tags: 别人的房间别样的景观 达尼亚尔·穆伊努丁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32

看不见的人

编号:C55·2190819·1586
作者:【美】拉尔夫·艾里森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8.50元
ISBN:9787532152360
页数:284页

拉尔夫·艾里森沸腾、浓烈的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诞生于一九五二年,也是其在世期间问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出版,立即在美国文学界和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一九六五年被评为美国二战以来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小说,从而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他是看不见的人,因为“人们拒绝看见我”。从他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到他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突破个人成长故事的窠臼,将视线投向沉重而复杂的美国社会现实。正如约翰·克拉汉姆所说,“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想到用一个词来统称境遇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的非裔美国人: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
《看不见的人》:我只不过发怒了

如果他们坚持要主张整齐划一,结局不外是迫使我这个别人看不见的人变成白人,而白色实在不是什么颜色,而是缺乏任何颜色。
    ——《尾声》

曾经在内心里暗下决心:“我将成为领袖。”曾经在演讲中高喊“让我们创造奇迹吧!”曾经认为自己“将会扶摇直上”,为什么最后的“我”还是回到了黑暗中,还是生活在地下的洞中,还是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一切的决心、呼喊和感觉,仿佛都是地上世界带来的幻觉,当“这下你不会再有幻觉了”的现实击中了我,回归地下,回归洞穴,回归黑暗,成为一个黑人唯一的归宿。黑暗里的黑人,是去除了肤色的存在,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白人,也是一种种族的寓言,于是黑还是那种黑,白依然还是那种白,他们存在,就像“缺乏任何颜色”一样,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影响。

一种宿命论?但是在“尾声”而洞悉了一切的世界里,我还是给了自己一个全新的定位:世界还是和过去一样具体、卑微、邪恶、崇高和美妙,白人还是和以前的白人一样成为优等种族的代表,黑人还是和以前的黑人一样成为“看不见的人”,但是,“我到地下居住后,把什么都丢了,唯独心灵没有丢,心灵。”心灵没有丢,是不是意味着精神、灵魂、尊严和自我没有丢?是不是意味着黑人还是黑人白人还是白人的世界里我却不再成为他人?是不是在地底下丢掉了幻觉反而更是一个真实的个体?从前想要成为领袖,想要创造奇迹,想要扶摇直上,是因为“一直试图走别人的路”,是因为在“千人千面”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现在我明白人与人各不同,生活中千人千面,而这正说明了真正的健康。”和每个人的具体、真实的存在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需要一种自我,所以,在我看来,美国就是由许多根线织成的,一根一根线分辨出来,才不会陷入混乱,而这些被理出来的线,去除了“胜者无利”的权力观,“这不仅仅在我国是伟大的真理,其实在别国也一样。”

在黑暗的地底下,在看不见的洞里,我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一种斗争的“尾声”,保留了心灵,悟处了真理,看见了希望,似乎就是另一种人生的开始,但是这个被揭示了的真理真的会成为人生的座右铭?真的可以在保留心灵的世界里抵御颜色的侵袭?我的乐观似乎又回到了祖父的老路上,那个古怪的老头,在死亡之前对我的父亲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所以希望家族保持战斗的激情,继续在战争中成为自己,但是这场战争里祖父把自己叫做“叛徒”,而且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为的是“在险境中周旋”。这样一种战斗是隐秘的,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叛徒,谁是真正的敌人,在险境中会不会灭亡?甚至,这和我最后被拉到黑暗的地下有什么区别?

隐秘的世界是对于那个地上的世界而言的,黑人和白人,似乎就这样成为二元对立的战争起源,最后的结尾回到故事开头,似乎是一种轮回,而在我经历的故事里,也是战斗,也成为过叛徒,也在险境中周旋,而我所实现的不再是祖父所说的“战斗”,而是在“我还能有别的什么选择”中的妥协,甚至那保留心灵的优越感,甚至对于美国未来的关注,看上去更是一种失败之后的藉口,梦似乎还在,“我走了漫长的道路以后又折回来了,我原先曾梦寐以求,想爬到社会的某一阶梯,此刻却反弹到了原处。”毋宁说,我最初的理想更像是祖父所说的战斗,是想要成为一种领袖的人物,是想要拥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力,当最后真的成为了叛徒,真的被推入了险境,真的只能在洞里生活,看不见的人变成了另一种悲剧。

最初是看不见的人,尾声也是看不见的人,其实这两种看不见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我被幻觉控制的时候,我希望从看不见人变成看得见的人,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看见。看不见是一种社会现实,是对于有色种族的一种鄙视,是命运难以超越的现实,我接受这个身份属性,是因为我把问题归结在他们身上,“我成了看不见的人也绝不因为我的表皮在生化上有什么变异,而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人的眼睛古怪。”他们的眼睛古怪是因为没有内在的眼睛构造,“所谓内在眼睛就是他们透过肉眼观察现实的心灵的眼睛。”他们定义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定义了他们,定义了他们眼睛的古怪,定义了他们缺乏心灵的眼睛,所以看不见的人其实包含着三种现实:一是最表象的,也是最具社会现实意义的:白人看不起黑人,把他们看成是不存在的人,当那个白人被我抓住,甚至被我用牙齿拉开了刀子,我才发现他仿佛在梦中看不见我,然后“我收起了刀,在空中一挥,顺手就把他往后一推,让他摔倒在街上”。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状态,导致以我作为视角,看不见的人具有第二种意义:我主动不被人看见,从而可以拿出刀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击败对手;因为我主动选择不让人看见,另一个可能是,我也会主动选择让别人看见,让别人看见是给他们保留了看见的权利,看见的意义是在他们眼中我可以成为领袖,我可以创造奇迹,我可以扶摇直上。

第一种是现实,那个贫民窟的吉姆引起学校大的义愤,就在于被人传说是“占有自己老婆又占有自己女儿”,一种道德的沦丧甚至还要在白人诺顿身上获得100美元大钞的怜悯;我因为带着诺顿去了黑人贫民区最后导致了冲突,诺顿也受到了惊吓,所以被学校的校长布莱索博士开除,布莱索的理由是:“那个奴隶居住区!孩子,难道你是个笨蛋?你怎么会傻到把一个校董往那儿领呢?”乃至我到了纽约之后,在寻找工作碰壁、油漆厂被开除,甚至身体受到损害,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黑人;在兄弟会里,克利夫顿死在警察枪下,我在葬礼上慷慨陈词,“他名字叫托德·克利夫顿,他信仰兄弟会,他曾经激起我们的希望,现在他死了。”并且号召大家起来战斗,“告诉他们离开盒子去教训教训那帮警察,要他们忘了首歪诗,告诉他们去教训那帮警察,如果他们为了要跟把枪栓一扣押韵再骂你们是黑狗,那支枪会走火打到他们自己身上的!”但是兄弟会却把克利夫顿说成是叛徒,“那个黑人,就像你叫他的,是个叛徒,一个叛徒!”从而将我也开除出兄弟会;甚至布莱索博士能创建学院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关系能直通白宫,也是因为对白人卑躬屈膝,“我假惺惺地讨好的也只是些白人里的大人物,即使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控制了我,倒不如说我控制了他们。”

黑人是地位低下的,黑人受到不公,黑人被白人欺负,甚至黑人自己也对黑人看不起,就像布莱索骂我是“黑鬼”,我骂吉姆是孬杂种一样,黑人永远是看不见的人——别的白人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所以黑人的存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们吮吸我们生命的源泉,却往我们身上喷回污物。”所以黑人必须接受这个世界,必须喜欢这个世界,即使不喜欢,也要逆来顺受。但是对于我来说,成为看不见的人,重点在于后两种看不见,它们一起构成了我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我既要消灭看不见我的人,又要让大家看见我,于是一种模范和榜样确立了,那就是布莱索博士的“权力观”。布莱索创办了学校,在富人中确立了影响,他拥有两辆卡迪拉克轿车,拥有优厚的薪俸,还有温柔、漂亮、奶油肤色的妻子,“虽然他生得漆黑,满脸皱纹,可是在社会上他却比大多数南部白人更有影响。他们尽可以取笑他,却不能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个曾经陪同总统视察校园的“政治家”,取得了和白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力,甚至在我看来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无疑在他身上有我所祈求的一切,所以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人,而我也正是想走他的那条路,成为被人看得见的人。

布莱索从看不见的人变成伟大的人,是拥有一种权力观,讨好白人,不是被白人控制,而是反过来控制白人,布莱索将之命名为“权力的格局”,背后的那一只手是在操纵一切,所以他会把白人诺顿看成是自己的财富,所以才会在他进入贫民区之后被惊吓看成是学校的耻辱,所以他才会骂我是“黑鬼”从而开除了我,你反对我,就反对权力,反对富有白人的权力,反对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说反对政权!”但是用右手打了我,又伸出左手来帮助我,当我在愤怒时说“我要跟你斗,我发誓,我要斗”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有胆量的小斗士,说这个民族需要这样优秀、精明和觉醒的斗士,所以把我开除只是把我送到纽约的另一种说法,答应我攒到了学费之后再继续就读。

拉尔夫·艾里森:自我而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状态

布莱索的权力观影响了我,是因为可以成为被人看见的人,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领袖可以创造奇迹,所以我丝毫不对他说我是“黑鬼”、把我开除当成是一种不公平,而是欣然接受,而实际上,这无非是我陷入到幻境的一个开始,甚至在他面前喊出“我要跟你斗,我发誓,我要斗”,也绝非是祖父所说的战斗,而是“我只不过发怒了”的本能表现: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在驱逐房客事件中,我站在警察面前大喊““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在克利夫顿被杀死之后,我在葬礼上大声疾呼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当被兄弟会说成是叛徒而被开除之时,我义正辞严地说出了“他也是一个人”的呐喊;因为我发怒了,所以当“黑人民族主义者”拉斯以激进的方式对抗,甚至要把我“绞死”的时候,我会掷出那根长矛,“我注视着长矛在他转头高喊的时候击穿他的双颊,只见人群惊愕得发了呆,而拉斯抓住那锁住双颊的长矛死命挣扎。”

因为我愤怒了,所以一切的行动都失去了真正战斗的意义,它更像是感情用事,甚至冲动,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想要真正改变黑人的地位,真正要参与寻求公平的战斗,而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是为了成为布莱索一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当被开除,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积蓄一些钱,我要带着纽约的文化修养返回学校,我要成为校园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我要出席市政会议,“我得学习那些主要发言人登台演讲的诀窍。而且我得充分利用我各方面的关系。带信去见那些大人物的时候,我将举止大方,谈吐文雅,语气随和,面带讨人喜欢的笑容,处处彬彬有礼。”一起的标准似乎都是那个被看见的白人世界的标准,这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并非是要强调自己是一个黑人,而是要寻找“看不见的人”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在这个权力的异化面前,我即使见到了种种不公,也将这些看见成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我被布莱索欺骗,我被小爱默生侮辱,我被油漆厂的人歧视,我甚至被电击,如卢修斯所说“我们才是机器的机器”的生存现状,在我看来,也变成了一种历练,一种接近目标之前的蛰伏。

所以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警察驱逐房客事件中,路过的我终于喊出了“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的质疑,而街头的动员竟然产生了极大的效果,人们说我很有天才,是天生的演说家,也正因为这一次抛头露面被看见,我认识了兄弟会的杰克,他邀请我加入,“和我们的组织在一起。我们需要为这个区域找一个合适的发言人。一个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人民的苦情的人。”甚至他把我看成是一个能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今天上午,你响应了人民的呼吁,我们也希望你成为真正的人民的代言人。你必将成为新的布克.T.华盛顿,而且甚至比他更伟大。”我参加集会,我发表演讲,我告诉打击我们都是不平常的人,甚至我激励大家:“让我们来创造奇迹,让我们夺回被抢走的眼睛!让我们恢复我们的视力;联合起来,放眼四方。”在我看来,旧竞技场已经倒塌,新世界正在诞生,“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创造我们的种族,到后来,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竟然已经创造出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东西:我们已经造就了一种文化。”

甚至在这种意义上,我开始讨厌布莱索和诺顿,要把他们踢进黑洞里,让自己摸索前行,因为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有可能实现我从未梦想过的伟大而重要的事业”。但是因为发怒而投入战斗,因为权力而要创造奇迹,这只不过是一个异化的自我,而这个异化的自我遭遇的困境更在于“看不见的人”的本质现实没有被改变。兄弟会口口声声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傀儡,他们的集会是受警察保护的,他们反对如拉斯那样的激进者,甚至反对任何的暴力行为和恐怖活动,所以克利夫顿死去的时候,他们指责我跑得太快,并把我看成是机会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而我的行动都是阴谋,“他的目的是想控制市北区的运动。他想做一个独裁者!”杰克还搬出了兄弟会的纪律,“注意你那个脾气,这也是纪律问题。跟兄弟会里的人辩论时要学会用思想,用辩论技巧去制服对方。脾气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留着向他们发去吧。去休息一会儿吧。”这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兄弟会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无非是白人寻求政治投票的一个砝码:那些把钱捐给兄弟会的富人,是为了“政治上的拯救”,兄弟会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些名字可以涂在假选票上,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就能用上,用不着了就往哪儿一塞。”

一方面,我在权力观中想要创造奇迹想要成为领袖想要变身为“伟大的政治家”,是为了让人看见,是为了摆脱黑人“看不见的人”的身份困境,另一方面,当我投身于“战斗”中,我又成为了他们的工具,“我只不过是一块材料,可以利用的一种自然资源。诺顿、爱默生之流目空一切,荒唐透顶,我离开了他们,转而投奔杰克和兄弟会,可他们也是同样的高傲,同样的荒唐,结局毫无二致——只不过我现在认清了我是看不见的人罢了。”在兄弟会另一种权力观中,在兄弟会也成为看得见的人的现实里,我又必然成为看不见的人,像一种悖论:因为是看不见的人,所以要成为看得见的人,正因为极力想要成为看得见的人,却越发陷入看不见的困境中。

如一场梦,在去掉了幻觉之后,在醒来之后,黑暗又再次笼罩,黑人的属性又再次被强化,结尾又回到了开头,甚至这个循环式的结果更加剧了“看不见的人”的悲剧存在,经历了理想的植入,经历了欲望的膨胀,经历了歧视和真相揭露,所谓成长,不是让你看见光明,看见希望,看见自我,而是在具体、卑下、邪恶、崇高、美妙的世界没有任何改变的世界里,走那条属于自己的路,仅仅凭着没有丢弃的心灵,如何变成一个看得见的人?孤立的存在,只是有限地替“你”说话,暗处,潜伏,隐秘,甚至连祖父的战斗也不复存在,于是,看不见的人真的在没有观众、没有广场、没有游行、没有演讲的世界里,永远成了看不见的人。

Tags: 看不见的人 拉尔夫·艾里森 企鹅经典丛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91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

编号:S55·2190719·1585
作者:【美】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98.00元当当49.00元
ISBN:9787532779871
页数:487页

1987年,布罗茨基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以及“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卷,上册。内中收录《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及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是洛谢夫结合自己与布罗茨基的交往和对他的研究所做,对布罗茨基的人物生平、文学创作、思想变化都介绍得非常详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旷野扎营》是布罗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在美国以俄语出版的六部诗集,内容为他的早期作品,本卷中收录了七十首短诗和叙事诗《伊撒和亚伯拉罕》。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上)》: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

在这里,我想到的
不是诗歌,而是:罪孽。我写诗
越来越少了。
    ——《寄语诗歌》

写诗越来越少,是因为那条路足够漫长,是因为可能被岁月淹没——连同诗人,在“罪孽”的世界里,一种诗意的心被遗忘,悲痛会像死亡一样降临,而其实真正痛苦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未死而死,而是还走在那条名为诗歌的路上却没有了言语。布罗茨基以“寄语”的方式回望诗歌之路,不是寄语诗歌,而是寄语不忘记诗歌的人,是从诗歌里获得爱的人,“我相信,人们会因为这一切而爱/你们,胜于爱现在的/你们的创造者。”诗人作为创造者,在诗歌之后被记住,在返回本体的体验中,或者真的不再有被岁月淹没的悲痛,不再经受漫长道路的罪孽。

可是,真的可以在诗人这个创造者之外阅读诗歌?“我写诗越来越少了”似乎又将一切置于矛盾之中:创造者隐匿在诗歌之外,谁来书写被阅读之后的下文?布罗茨基木刻的肖像,是作为创造者而存在的标记,但是在这《第一卷·上》的孤立版本中,布罗茨基所说的“我不为你们担心”还是成为了某种担心:是全集,却分割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整体的卷集,却又分离为上册和下册——在“第一卷·上册”已经出版之后,其实远远看不到后续的下册以及第二卷的上册和下册,一种被悬置的感觉,总是无法抵达总体的完满性意义——它只是在封底被标注在那里。没有总体的完满性意义,或者只是阅读者追求整体文本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实,这提早抛却出来的第一卷上册更像是在漫长的路程中自我迷失的拙劣行为艺术。

LESS THAN ONE,布罗茨基的《小于一》被译成了《小于本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被翻译成《裤子里的云》;叶芝变成了耶茨;有时是帕斯捷尔纳克,有时却是帕斯特纳克……如果这一切还可以用翻译的可能性来解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这样低劣的错误?如果这也只是校对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娄自良的前言完全是摘抄了洛谢夫为布罗茨基所做的传记《佩尔修斯之盾》?7万余字的《佩尔修斯之盾》作为理解布罗茨基的背景材料,只是一种补充,但是在这里完全变成了重要的文本,而译者娄自良根本没有自己花心思去撰写这一篇“前言”,这里摘录一段,那里复制一段,拼合而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的介绍——再加上文后几十页的注释,使得布罗茨基的诗歌在第一卷、上册中完全成为了“夹缝中”的存在。

“于是将会出现多么混乱的局面啊。因为最可怕的莫过于死后的注释,无法想象。”布罗茨基曾经这样对“注释”存有不满,而他也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注释者肯定地说,对现象的正确理解和不正确的理解是互不排斥的……作品本身是不变的,因而对它的注解乃是绝望的表现。”布罗茨基的“无法想象”和卡夫卡的“绝望的表现”,都是一种“去注释化”的努力,而在诗人作为创造者极力还原诗歌本体意义、让阅读者自己扩展诗歌阐释空间的时候,7万字的传记、几十页的注释,以及拼凑而成的前言、带有硬伤的翻译,却将这一切带入到混乱的境地,而被悬置在整体之外的第一卷和上册,又让“全集”变成了分裂的存在,仿佛真的听到了布罗茨基的预言:“要是它/被岁月淹没,首先感到悲痛的是我。”

出版意义上的混乱和割裂,如此真切地传递过来,也许真的需要一个在完全阅读意义上的布罗茨基,“我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的出发点向来是——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来什么结果吧。”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是对诗歌以及诗人最起码的尊重,于是,封存了那些注释,于是保留了中间地带,于是在让创造者回归的状态下读一首首诗——即使布罗茨基在诗歌的世界里创造了割裂,也完全是一种对于生存、信仰、语言的探寻,也都是自我心路历程的审视和反思,那一句引自《李尔王》的题辞已经说出了布罗茨基在曲折人生道路上的终极向往:“人要像忍受出世一样忍受离世。全部问题在于成熟。”

出世和离世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说这两种人生状态构成了两个端点,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是起点,死是终点,而用生和死作为起点和终点构筑起来的人生无非是肉身意义的,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后面“成熟”支撑起了全部。什么是成熟?如何才能成熟?要走上成熟,必然是要审视死亡,“死神——这是和我们同在的一切”,因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布罗茨基说,死神是一切机器,是我们的力气,是我们的血管,一个人被斧子劈死了,鲜血流了几个小时,另一个由于心脏破裂,当场丧命——无论是鲜血和心脏,都是在肉身意义上抵达了死亡,而且布罗茨基假设“凶杀发生在结婚的日子”,那么“牛奶就会变成红色?”——当死亡代替充满爱的婚礼,当牛奶变成红色,它已经是一种毁灭让“什么也看不见”的恐怖存在。这样一种死亡,需要还原的是“事件性”意义:是两个人,“沿着不同斜坡走下丘陵/沿着不同的斜坡走下去,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正是因为两个人的空间在扩大,所以之后每个人面前都出现了两个人,他们的“手里微微摆弄着铁器”,于是死亡发生了。

分开的两个人,两个人各自面前的两个人,这一种割裂制造了凶杀,“灌木丛猛然分开,/灌木丛突然分开。/灌木丛仿佛被惊醒,/而它们的梦境可怖。”凶杀而死亡的“事件性还原”之后,布罗茨基开始审视这“猛然分开”“突然分开”的夜晚,从斜坡走下丘陵,而丘陵“是我们的青春期”,是苦难,是爱,是呐喊、呼号,甚至是梦想,它永远在一种疾驰的状态中展开,“有人在丘陵上飞驰,披着月光,靠近天穹,/沿着结冰的草地,驰过黑色的灌木丛。森林渐渐临近。(《你将在黑暗中疾驰,沿着一望无际的寒冷的丘陵地带……》”披着月光疾驰,是在黑暗中被光亮照见,是奔向一个目的地,即使寒冷,也勇往直前,“那个人回来了,他曾在黑暗中沿着丘陵飞驰。/不,别以为生活就是——虚构故事的循环,/因为成百的丘陵——是惊人的母马的臀部,/骑着母马在夜间而有月光的时候驰过沉寂的周围地区,/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们在梦境里急切地向南方飞驰而去。”疾驰而唤醒沉睡的人,疾驰而打开梦的境界,甚至疾驰而回家,是可以击败黑暗和“摇摆不定”的梦想,但是正是丘陵是一种苦难,丘陵是被驱逐以及我们“不了解”的爱,所以在丘陵变成青春期生活呈现的一个隐喻中,平原便在其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死神,“死神——这不过是平原。”一望无际,而又不可逃避。

约瑟夫·布罗茨基:谁能与我们共死?

丘陵和平原构成了如被灌木丛猛然分开的两个人,但是这一种矛盾之构成并非仅仅是疾驰和死亡之间的对立,在丘陵本身存在的隐喻里,也是两个人:“就这样,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穿过小树林和林间小径,穿过没有水的池塘,/不像车站哨兵那样骑马同行,/仿佛在他们之间没有成百的灌木丛!(《傍晚他冻僵在门口……》)”没有灌木丛,两个人似乎不再像从那个斜坡走向丘陵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是“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但是在夜色中他们本身成为了如幽灵一般的存在,他们只是回归自己,他们只是听见自己的名字,他们只是在自我世界中驰骋,一切的苦闷和安宁都沿着各自的方向,当然,“驰往他们能飞向天堂的地方”的美好也在各自的路上,所以布罗茨基将这种“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而“并辔而行”的状态看成是自己的两个灵魂,“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也正是这种灵魂意义上的双面性,使得疾驰在丘陵中的青春期变成了一种分裂状态。

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青春期里有爱,它是《蜜月片段》里“像鱼儿一样跳动着”的生命,“呈现出我们/两人生活的细节”;它是《预言》中自造的灯,大陆在那边,这里只有惊涛拍岸中的隔绝,甚至还想好了生下的孩子的名字,他们有着有皱纹的小脸蛋,他们不忘记俄文字母表,他们甚至在重回旧地后“越过堤坝”;它是对未来的希望,身影是门,门始终敞开,“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走出暗道,奔向未来。(《六年后》)”;青春期里也有道路泥泞时的歌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在投身大自然的半路上/歌唱。(《在道路泥泞的时期》)”即使寒冷,雪从棚顶下的缝隙落在杆朝上,也是一种温暖,“在黄昏的雾霭里/只有我们两个。/我的手指很暖和,/宛如七月的天气。(《黄昏》)”——这是一种美好,如“雅尔塔的冬日黄昏”一样,是可不重复的存在,是永恒的瞬间。

但是,这一种温暖,这一种美好,这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却是在无法逃离的对立面展开的,爱是两个人的细节,其实也是分化,在隔绝的海边,堤坝永远在,走向未来的门是现在的影子,而那冬天里的歌,在春天却切开了血管,“是呀,静脉里的血/太满了:刚一切开鲜血便潮涌而出。”1964年布罗茨基说这是《幸福的冬季之歌》,其实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了“冰天雪地的乌斯季-纳尔瓦”,为的是躲避警方的迫害,而切开血管听到的幸福之歌,其实是走向一种决绝的死亡,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约瑟夫曾想割断自己的静脉”。冬天的歌里是,空气抽打着灌木丛,枝条在战栗,一种隔绝成为活着的主题,所以布罗茨基说:“学会与人群隔绝以后,/我想与自己隔绝。”

与自己隔绝,所以离开那片土地,所以逃离那种现实,所以成为漂泊者,“倘若我们不能有别于失败者,/上帝会剥夺一切奖赏,/避开欢腾的民众的视线,/也命令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只好离开。(《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因为这里有审判之剑,因为这里将诗人带入“耻辱”中,因为“继承者和权力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船舶停航,所以大海结冰,所以云端的飞鸟都变成了乌鸦:

一只乌鸦(有成群的乌鸦,
不过傍晚它们都躲进了赤杨树林)
选中了电线杆的顶端,
另一只选中的是——雪白的绝缘子。
这么说吧,彼此是相反的
(正如勿忘草指令所要求的那样),
对电话的监督设立在
不想造反的荒野,
它们安置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方
高悬于灰白色栅栏之上,
针对被流放的歌手,
针对他的长发伴侣。

一群乌鸦中的一只乌鸦,一只沉默的乌鸦,一只被流放的乌鸦,所以在布罗茨基诗歌中出现了39次的乌鸦就是诗人的写照,“这时,被活活埋葬/的我在暮色中徘徊于庄稼地。”徘徊而终于离别,当这样一种心情投影于自然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仿佛看不见了自己,“是的,这里好像真的没有我。”如被上帝砍掉了手,是听不见话语的人,是纷乱爬着的蚂蚁,“我步履艰难地从土堆走向土堆,/没有记忆,只有脚板/踏在石头上的什么声音。/俯向黑暗的溪水,/我惊恐地看着。(《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这样一种异化的存在,即使回来,也是一种流浪,“城市/对它的居民而言,/通常是从中央广场和塔楼/开始。/而对漂泊者是一—从市郊开始。(《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回来看见了工厂、半岛、乐园,回来“跑着穿过一千个拱门”,但那只不过是和“贫穷的青春年代”重逢,甚至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谢天谢地,我留在地球上而没有祖国。”回来的青春,回来的祖国,都变成了一种虚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看见了真正的死亡,“我们四散奔走。只有死神在召集我们。”没有回忆的故土,没有爱的孤独,没有冬季的歌,一切都如平原一般是一望无际的存在,无遮无掩。

但是在布罗茨基那里,丘陵并没有在平原的存在中消失,或者说丘陵/平原的对立存在,恰好为布罗茨基在“两个面孔”下变成成熟的诗人创造了条件,就像那一匹马,“它是黑的,感觉不到有影子。/那么黑,不可能更黑了。”没有遮掩的死亡存在,却还在等待一个疾驰的人,“它是在我们当中为自己物色一位骑者。(《那天晚上我们看见……》)”马“不可能再黑了”,但是昏暗的苍穹比马腿亮些,不能融入夜色却可以在骑者的世界里创造一个驰骋的意象,而这个骑者便如语言中的动词。在布罗茨基看来,围绕着的是一些沉默的东西,是别人的脑袋的动词,是饥饿的东西,是赤裸的动词,是耳聋的东西,甚至是没有名次的动词,“全都住在地下室”,而天是一个隐喻,“浮动在我们上空!”所以要激活这些动词,要开始说话,言语,以及让诗人成为创造者。

没有真正动词的语言只是一具肉身,“以撒”这个词少了一个元音,便是“蜡烛”,就是“空有一张嘴”,就是仅有一具肉体,它是“一滴,一点,微不足道”——布罗茨基从词语本身切入,讲述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作为一个词语出现,他“迟迟不答”,即使说出“马上”,也总是隐匿在那里,而亚伯拉罕“情况完全不同”,“丘陵、灌木丛、敌友聚集/成群,墓地、细细的树枝、教堂——/然后迫使它们诉诸于它——”他总是说着“我们快点走吧”,他总是在丘陵中行走。平原和丘陵,隐匿和行动,缺少元音和完整的语言,构成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对立存在,但是在他们走向献祭的过程中,一场梦似乎在对立世界中建立了联系,字母在跳动,在说话,在开启一个更大更宽的世界,所以最后即使一只手是匕首一只手是亲骨肉的献祭,也在“上天也很高兴”中结束,“列车在无休止地飞快穿过数字8。”数字8,倒卧而成为无穷,或者就是苦难之后的救赎,就是牺牲之后的得道,就是肉身之后的信仰。

所以在死亡的“哀歌”里,布罗茨基看见了天启的光,死人已经睡了,生者已经睡了,地狱睡了,天堂睡了,上帝也睡了,“如果说可以与人同生,/那么谁能与我们共死呢?”在这个多恩的哀歌里,从卧室开始,房间、街区、伦敦以及整个孤岛和大海,都不只是世界,而是从外部对世界的观察,作为布道者,多恩其实让可见的天堂乃至所有的等级都变成了他所关注的苍穹,都是天使般的境界,所以在《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歌》里,布罗茨基也找到了自己的苍穹,“诗句入睡了,躺着。/所有的形象、所有的韵脚。强弱/难辨。恶习、忧伤、罪孽,/一样地沉寂,睡在自己的音节里。”睡而复活,睡而醒着,睡而为生者。

平原/丘陵、离开/回来、沉默的动词/行动的动词、以撒/亚伯拉罕、肉身/信仰、地狱/天堂,在布罗茨基的诗歌里,他们都是两个面孔,是两个路人,是两步之遥,但是在睡而醒着的诗歌里,二元对立的世界被破解了,诗人成为灵魂的造物主,种种的罪恶,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放逐,在“对半平分死亡这个同义词”之后,在“亲爱的诗歌”里,成熟为一种真正自我创造的灵魂,“噢,我的上帝!/这湿润的空气——只是灵魂的/肉身,灵魂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不是你的神的新创造!(《致A.A.阿赫玛托娃》”也是一种启示,在第一卷、上册的隔离中,在被语言制造的断裂中,在“无法想象”的注释中,宛如一种光,照亮那些强有力的动词。 

Tags: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 布罗茨基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97

被诅咒的部分

编号:B83·2190719·1584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38.70元
ISBN:9787305209819
页数:288页

本书收录法国鬼才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力作《耗费的概念》与《被诅咒的部分》。“在某些特定学科之外,触及了每一个研究地球上能量运动的学科的关键问题……从地球物理学到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甚至那些可以被认为属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领域都首先与过剩能量的运动……相关联,这一运动体现在生活的沸腾之中。”在这本书中,巴塔耶就人和世界的观念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他提出的“普遍经济学”为传统经济观带来了哥白尼式的转变。在巴塔耶这里,读者会遭遇墨西哥的活人献祭、 路德的宗教改革、“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巴塔耶的见解是素朴却惊人的:作为万物之源的太阳不求回报地给予,因此“过剩”永远存在,积聚起来的能量只能在丰盛和沸腾中被浪费。对他而言,世界,以及他的个人生活,都被沸腾所鼓舞。
《被诅咒的部分》:让生命进入沸腾状态

当然,对普遍经济的阐述要求介入公共事务。但首先也更为深刻的在于,它以意识为目标,从一开始就关注自我意识,人类最终将在对其一连串历史形态的清晰视野中实现这一自我意识。
    ——《第一章 理论导言》

九品书库的第1584本,单纯从数字意义上来理解,在它前面是一种物的累积:不同的书被挑选被购买,不同的书又在阅读之后回归摆放的位置,横的、竖的,站立的,倒下的,物的累积是在静态中产生的,如果单纯回到这一本被打开的书,撇除五个月前购书那晚的心理,撇除原价49元的图书打折之后是多少价格,当乔治·巴塔耶的名字和著作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阅读是不是趋向于一种有用?是不是产生一种愉悦?当它在阅读之后和物的累积一样被弃之于角落,是不是也是一种耗费?

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阅读是不是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甚至可以扩展之,对于图书的购置,是不是接近于一种财富的拥有,从而在越来越执着于阅读的状态中,产生了一种物质之外的象征性获取?甚至,把图书购买和阅读变成了对于自身不足的弥补,从而在奢侈意义上达到了富有?不管是象征性获取的精神意义,还是弥补自身不足式的知识积累,都是一种向内的过程,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将意识转化为了一种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纯粹的内在性,它摆脱了书作为一种物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不再以任何物为目的,它的获取性意义,它的奢侈和富有,都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给定”,而是在自我意识中“呈现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中”。

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去除了一劳永逸地被给定模式,实际上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一种“耗费”,而且是非生产性耗费,而且是在一种损失原则中建立的耗费——它与结算差额的经济原则相悖,“重点都是损失,损失必须尽可能最大化,以使活动获取它真正的意义。”当巴塔耶将损失最大化看成是活动获取真正意义的原则,那么它所针对的一定就是经济学中的生产和理性原则。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产生和保存将成为最终的目的,而在这个目的论中,“有用性”将成为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效用原则,而效用原则的目标就是“愉悦”,在物质生产中愉悦,在财富获取中愉悦,在生命繁衍和保存中愉悦,甚至在与痛苦的斗争中愉悦,在暴力的病态中愉悦——不管是有用还是愉悦,都是在物质意义上的一种效用普遍化,甚至是一种在让步意义上的“辅助性消费”。

但是,就是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有用目的和愉悦原则,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非成熟的人类活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获取、保存与合理消耗的权利,但他们原则上排斥非生产性耗费。”在他看来,活动获取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和保存,而在于耗费,而且,生产和获取是作为耗费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耗费才是真正的目的,才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真正根本性的变量:原始的经济制度中,物物交换在出让物品时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奢侈性损失,也正是有了这种损失最大化,才使得生产活动获取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耗费的过程中,获取才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古老的交换形式在一种称之为“夸富宴”的仪式中耗费被凸显出来,这种在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那里的形成的交换机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量摧毁财富来挑战对手。它排除一切讨价还价,在公开馈赠数量可观的财富中,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而对手也不会轻易服输,他会用更大规模的“馈赠”来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夸富就是财富的不断对比,在对比中他么进入的不是物物交换的古典经济学世界,而是在耗费中获取一种权力,“权力总被富有者获得,于是财富就表现为一种获取,但这一权力意味着损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则完全被引向损失。唯有通过损失,光荣和荣誉才与财富相连。”

这种非生产性的耗费带来的是挑战和竞争,而这种耗费并不只是社会意义的,它在本质上是生命的一种意义呈现,“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种群体,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这种耗费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过程中,摆脱了对于物的拥有的目的论,而进入到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意识到增长将转化为纯粹耗费这一时刻的决定性意义,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自我意识。

如果说,1935年写成的《耗费的概念》只是提出了耗费的内容定义和价值取向的话,十八年之后的《被诅咒的部分》则成为巴塔耶对于普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纲领,为耗费这个“被诅咒部分”正名的一份宣言。题辞上引用的是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丰盛即美。”而在前言里,巴塔耶将这句话演绎为这样一个观点:“向生物和人类提出根本问题的并不是必要性,而是与之相反的‘奢侈’。”这个断言从何而来?从“耗费”的概念跳出来,这一次巴塔耶进入到的是“普遍经济”的意义中,进入到的是总体人类活动中,而他切入到这个普遍意义的“奢侈”便是从凯恩斯的“装钞票的瓶子”这个著名例子开始的。为什么要将钞票装入瓶子里,为什么要把瓶子埋入地下,为什么要让后来的人挖出瓶子?装入和挖出作为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在炒票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意义何在?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游戏?

“装钞票的瓶子”从来不是单纯的物,当它被埋入再到挖出,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行动的“奢侈”: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原先装进钞票的瓶子挖出来,是不是看上去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效用的浪费?巴塔耶认为这种“令人疲惫的迂回”其实折射出耗费的真正奥秘,和人作为生物体一样,吃、死亡和性生殖就像是“装钞票的瓶子”,它用一种丰盛来体“令人疲惫的迂回”,而这种迂回却走向了生命意义的美,如此,则是“丰盛即美”的生动阐释:“我强调一个事实,即从精神自由来说,寻求解决方案是一种丰盛和多余:这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丰盛即美,就在于为了丰盛,为了对于,必须拥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驱动了行动,所以这个关涉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体,就是巴塔耶所说的“普遍经济”。他从基本事实出发,地球上的生命体所获得的的能量,比维持其生命所需更多,当这些能量过剩,一方面可能被用于系统的增长,但是如果系统达到了饱和,那么过剩部分就必须被毫无利益地损失、耗费——无论是否乐意,无论以光荣的还是灾难的方式出现,总之,能量必须被挥霍,而这种挥霍完成的是驱动地球能量的运动——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在过剩-被挥霍-驱动能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永无止境地创造。

所以,巴塔耶设立了普遍经济的意义,那就是推翻有限有用的经济原则和道德,用“增长的扩张”实现一次哥白尼式的转变:从有限经济观转向普遍经济观。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如何会发生?首先,巴塔耶从生命意义来建立普遍经济规律,他已经指出,生命物质的原则本身就要求,耗费能量才能成为盈余的创造者,这与太阳这个能量之源的规律契合在一起,太阳能是生命蓬勃发展的本源,一切的能量都是在太阳辐射中被给予的,而且“不计补偿地施与能量”,这就是人类的财富,生物吸收能量,然后积聚起来,当用于自身生长的能量不再需要,它便开始挥霍,“因此,真正的过剩只有在个体或群体的生长受到限制时才开始。”不再需要当然是生长达到极限的标志,但是如果把这种能量封闭在锅炉中,那么它一定会爆炸,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生命就将进入到沸腾的状态,就会在极端的丰盛中、在接近爆炸的状态中,达到奢侈性的挥霍。

这便是一种普遍性意义:“地球上的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是奢侈的发展和越来越耗费巨大的生命形式的产生。”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奢侈有三种形式:吃、死亡和性生殖。相互捕食是最简单的奢侈形式,在生物链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中,耗费所产生的巨大生命形式不断出现,而这种巨大生命形式又需要更多的耗费;死亡发生,意味着将必要的空间留给新生命,死亡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耗费之后的创造;性生殖也是在个体与母体分离之后得到了生命,这一种延续也是耗费的结果——在丰盛中产生的“令人疲惫的迂回”,就是一种普遍的运动,“处于扩张中,这向生命打开广阔的可能性和新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压力将过剩的能量燃烧,而这个燃烧也和太阳来源相符。

财富在消耗中,消耗带来了行动,行动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自由不可避免地遭遇有限经济观,遭遇“正义”——正义要求必要性,拒绝奢侈的挥霍,当财富的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照正义的要求,所谓的耗费,所谓的挥霍,便是一种非正义,甚至是“被诅咒的部分”。巴塔耶认为,所谓的正义服从的必要性是一种“平庸而中立的表象”,它以生产和保存的方式,以效用原则将自由的界限减缩至最低程度。为什么要诅咒?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在巴塔耶看来,诅咒的氛围是以焦虑为前提的,当生命的丰盛压力缺失,当自身对过剩没有强烈意识,焦虑便产生了,进而在焦虑意义上把耗费看成了被诅咒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焦虑出现,又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化解威胁性灾难的办法,无疑是相当失望的——但是,当焦虑出现,当诅咒开始,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机制中,却恰恰为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建立诅咒的运动没有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那么诅咒就不会形成。”也只有意识变成一种自我意识,诅咒才会消除,被诅咒的部分才会一种成为普遍经济。

建立普遍经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构建,所以巴塔耶建立普遍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阐述普遍历史观,只有从历史的切面介入公共事务,只有普遍经济适用于现时社会,才能在丰盛和多余中寻求解决方案,继而赋予这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力量”。从第二部分开始,巴塔耶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普遍历史中的意义,而这个历史它分成“消耗社会”“军事行动社会”“工业社会”和“现时社会”。把第一种历史称之为消耗社会,似乎就是巴塔耶耗费式普遍经济的原型:阿兹特克人的献祭和战争、以“夸富宴”为代表的竞争性馈赠都是是消耗社会的典型代表,当阿兹特克人用战争的俘虏用于献祭,一方面把人类看成是“为了向太阳献祭人的心脏和血液”而被创造出的:祭司在金字塔顶将被献祭者杀死,他们令被献祭者平躺在石制祭台上,用一把黑曜石制成的刀剖开其胸膛,他们将仍在跳动的心脏挖出并举向太阳,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战争的征服意义:战争就是为了献祭,“一旦被选中,牺牲者便成为被诅咒的部分,将被用于暴力的消耗。”而这种献祭在“消耗社会”中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当这种仪式变成信仰,将消耗发挥了极端价值,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甚至成为了内在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的意义在摧毁中被赋予,摧毁的本质在于毫无收益地消耗诸多有用成果中可能留存的一切。”——被献祭者在献祭仪式中不再是暴力的牺牲品,他们作为一种牺牲,甚至彻底摆脱了现实,也拥有了内在的自由。

夸富宴的意义也是在挥霍中获取一种权力象征,当巴塔耶再次提及夸富宴,显然已经从十八年前的《耗费的理论》中提炼出了更具理论阐释意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夸富宴具有的馈赠权力,是在损失中获得的,在表面上看起来,馈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挥霍只属于赠予人,但是赠予也是损失,只有在损失的基础上,主体才能加入到夸富的行列,才能用挥霍形式占据主动,才能成为另一个赠予人,所以从被赠予人变成赠予人,表现的就是地位的获得——所以这个夸富宴的理论就具有了首要根本法则,那就是只有坚决挥霍,才能获取资源,才能拥有地位。这个过程制造了矛盾,但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出现了,“一般来说,献祭从世俗的流通中提取有用产品;夸富宴的馈赠原则上使最初无用的物品进入流通。”这种流动是一种奢侈和苦难,里面有谎言,有不幸,有让占有财富的人变质的嘲讽,“在军事剥削、宗教欺骗和资本主义侵占之外,如果没有破衣烂衫的光辉和冷漠的阴暗挑战,一切都无法找回财富的意义,那被财富显示为爆炸、挥霍和漫溢的东西。”

但是在军事行动社会里,甚至这种谎言和苦难也不复存在,巴塔耶举例伊斯兰教的圣战,是用军事秩序取代部落竞争,从而成为一种扩张式的征服,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意味着顺从,穆斯林也是顺从的人,所以它只服从于纪律,“伊斯兰教是与变化无常的男子气概相悖、与多神教部落中阿拉伯人的个人主义相悖的纪律。”而且作为一种宗教,“挥霍、执拗、野蛮的战士,女子的爱慕者或情人,部落诗歌中的英雄,让位于虔诚的士兵,教律和礼仪的恪守者。”在工业社会里,巴塔耶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必然联系,加尔文主义的新教的确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他承认贸易的道德性,是对于路德教义中对耗费体系彻底否定的一次回归,所以他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转向了新的经济形式,这也促使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人被物所主宰,“我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格拉尔圣杯,实际上却只得到了物,留在我们手中的不过是一只小锅……”马克思对于物化的揭示,是让人摆脱异化的结果,是走向内心自由的一个方向,是转向自我意识的一个起点。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苏联模式,并不是真正物的解放,它在进入工业化的过程中,在一种个人崇拜统治的政治生活中,生产变成一种权力,“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进入。”在美苏争霸的现时中,巴塔耶的选择性倾向是明显的,在他看来,苏联模式对于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拒绝,恰好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创造了耗费的机会,在他看来,马歇尔计划对抗克里姆林宫,不是军事强国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斗争,纠正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贸易结算逆差,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将产品转移至欧洲,从而在“损失”中加快耗费,也意味着,“世界的沸腾将加快”。

这种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或者是避免战争爆发的有效手段,巴塔耶将之命名为“动态和平”,“只有当经济运动给予产能增长一条战争之外的出路,人类才能和平地走向其问题的普遍解决。”动态和平的形态能够维持,其中有一种叫做意志的东西,一方面是苏联的革命意志,一种则是美国的民主意志,他们相互对抗,对抗中力量又相互损失,而损失在普遍经济的体系里,又维持着世界的本质运行,所以在这样一种走向现时的“普遍历史”中,巴塔耶认为对内在的完全拥有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从内而外解决问题,便成为一种神圣之物,“神圣之物使内在显露:它使实际处于内部的东西在外部被感知。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最终要求,在内在的范畴中,一切都不再发生。”

从普遍经济到耗费原则,从耗费原则转向内在自由,从内在自由到自我意识,再从自我意识变成神圣之物,巴塔耶绝不是为了建立所谓的经济学说,而是用自我思考的方式抵达被耗费之后的“主体沸腾”。在《耗费的概念》完成十八年后,巴塔耶提出了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种普遍经济学,当他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客观上他知道“这样一本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被诅咒的部分”来看,巴塔耶的阐述也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当把耗费变成一种伟大的权力和原则,实际上就是把生产放在了其对面,但是耗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造,而这样一种创造何尝不是生产?也就是说,一切的耗费其终极归向依然是生产。但是当巴塔耶知道计划过于宏大,知道自己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知道这本书写完也没有任何人关注,但是,他毅然走上了这条路,毅然付诸实践,这就是一种精神自由,就是内在的纯粹,就是要完成主体的沸腾——或者说,种种的不利就是一种巴塔耶自身的损失状态,正因为不足才能给“耗费”留下机会,才能用丰盛和多余来寻找方案,也才能激发无与伦比的力量,宛如那只“装钞票的瓶子”,在令人疲惫的迂回中,巴塔耶用自我献祭的方式找到了那一个神圣之物,耗费着,创造着,丰盛着,也散发着美,“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造或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

Tags: 被诅咒的部分 乔治·巴塔耶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06

眼睛游戏

编号:C38·2190719·1583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8263
页数:336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眼睛游戏》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三部,叙述了作家从1931年到1937年的经历。不到30岁时,卡内蒂已经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迷惘》,但这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得到严肃的对待。对于文坛巨擘托马斯·曼、罗伯特·穆齐尔等人,卡内蒂的评价刻薄而犀利,而对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松内博士,则推崇备至,敬若神祇。这一时期以卡内蒂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母亲——的葬礼而画上句号。
《眼睛游戏》: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

每当我走进理发店,让人给我理发的时候,总是看到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就已经让我讨厌。总是面对自己,让我感到受到强制和束缚。
    ——《天赐一个孪生兄弟》

“获救之舌”是打破沉默的开始,“耳中火炬”点燃了关于群体的革命激情,一种身体的寓言,无论如何都是从身体出发,又返回到身体,所以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在德语的世界里开始寻找另一个全新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获救之舌”和“耳中火炬”所刻印的身体属性,而当那些创作的剧本、关于群体的理论成为一种文本,自我又如何成为一个标志而融入其中?

说话,听说,之后是看见,“眼睛游戏”里是自己看见一个扩张的外部世界?而是外部世界纳入到自我的视野里?镜子放在对面,镜子里是自我的虚像,所以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受到“强制和束缚”的感觉让他想要极力摆脱,所以镜子世界成为自己的一条禁令,但是当从镜子世界逃离,个体其实在返回自我身体寓言的时候,其实变成了某种避难所,甚至是一个乌托邦——一部分的自己安放在文本深处,另一部分的自我则被分解为禁令里的条文,从此在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中,看见和被看见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眼睛游戏”。

《康德着火了》关注的是焚书事件,是一种“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卡内蒂所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来恐惧的时代,这是目光向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卡内蒂的“看见”是自我构筑乌托邦的一种游戏,“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作的批评都更重要。”把现实放在“自我批评”的上面,其实真的是一种恐惧,“慘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尤其是当经历了“七月二十五”的所谓革命事件之后,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群体的激情其实真的需要面对“狂热”,也正是在德国焚书事件之后,政治制造的群体热情导致的却是一系列禁令的颁布,这正如一面镜子,不是看见了自己,而是自我被强制和束缚了——群体也一样,他们实际上不是成为了革命的力量,反而在那个时代制造了恐怖。

但是,对于卡内蒂来说,德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并没有真正对他产生一种“阴森恐怖、莫测高深”的感觉,焚书事件、希特勒上台,以及一系列的禁令,仿佛都是镜子里发生的故事,而走进理发店讨厌镜子里的自己,不是对于时事发表针砭时弊的看法,甚至不是对群体进行进一步思考,反而避而谈之,从自我的镜像又返回到自我的身体,于是,那双眼睛只是个体的眼睛,那个游戏只是个体的游戏——关于“我”的重新定义。就是在《康德着火了》这部剧作问世之后,卡内蒂并没有针对“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而提出批评的看法,他只是思考“七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自我的定位,甚至只是在焚书事件中开始逃避——那一本《康德着火了》是不是也会在着火了之后毁于一旦?

恐惧需要的是救赎,大开本、大字号体印刷的毕希纳文本成为卡内蒂转向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沃伊采克》里所具有的是一种称作“自我谴责”的东西,自我谴责之前是自我陶醉,是自我躲避,而这一思想来源于卡尔·克劳斯,在《康德着火了》的“一所精神病院”一章中,卡内蒂对精神病人发出了爱情宣言,而这正是他跨越危险的界线的所为:“离群索居的倾向、对完全另类东西的欣赏、与卑鄙无耻的人断绝一切来往的愿望”,也就是说,自己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下,制造一系列“毁灭幻灭”——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是不是可以拯救?这一想法甚至把自己所爱的薇莎都排除在外,而已经从卡尔·克劳斯神话中出来的薇莎也对卡内蒂的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毁灭给予了回击:“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

如此,自我谴责在哪里?卡内蒂的“自我谴责”其实是另一种镜像,一种在自己眼睛里看见的世界,一种自我制造的“眼睛游戏”,在撇除了那个镜子里的自己之后,又创造出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不在镜子里,却在文本里,在剧作中,在乌托邦里——郑重其事地说出全部的“我”,不把“我”放在括号里,而且必须本人说出,“其生命力是惊人的,它比任何法官的判决都更具说服力。”所以卡内蒂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一面镜子,把这个不放在括号里、自我虚构的“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虚构一个“攻击性”的形象,“除了在卡尔·克劳斯身上发现的令我赞赏的攻击性之外,我又发现了雕塑家的攻击性,他每日的工作就是敲凿坚硬的石头。”

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布洛赫,给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婚礼》,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不为人察觉的东西”,甚至盲目地认为,“在他那双迷人的眼中,我看到的完全不是算计:他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不高贵而崇高,而我的行事是多么的幼稚和鲁莽,竟然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仿佛看见了自己,即使卡内蒂看到了那个幼稚和鲁莽的自己,但是从那个文本制造的眼睛游戏中,卡内蒂当时甚至认为是自己提供给了布洛赫一种返回的路径,布洛赫把《婚礼》看成是一种毁灭性的作品,“您正走在一条歧途上。您不可能为群体找到规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您所花在上面的时间定会枉然无功。”而卡内蒂对他的解释是:“它研究的是一个个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那里,它也许能得出点什么,但对群体,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最重要的,恰恰是对群体有所了解。因为,今天所有新兴的力量,都有意识地从中吸取养分。”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漏洞百出,所以需要从群体中吸取营养,尽管目前无能为力,但至少是孕育了“新兴的力量”——就像卡内蒂所推崇的“狂飙突进运动”,它在成为新兴力量之前,是群体性运动的一次压抑,“没有过渡,没有先兆,我突然跌落到了十四世纪:通过研究群体性运动,我了解了这一时期,我开始思考这个充斥着鞭笞派、瘟疫、焚烧犹太人的时代。”

从布洛赫的圈子,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合尔辛,认识了沃特鲁巴,认识了松内,认识了穆齐尔,认识了托马斯·曼……那些活跃在德国文坛的著名人物,对于卡内蒂来说,都是进入到自己眼睛里的人物,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卡内蒂都仿佛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有点,接着沉迷在某种崇拜之中,再进而看见了镜像,并以某种狂妄的方式将他们从“眼睛游戏”里清除出去,于是,矛盾,冲突变成了这个游戏无法改变的结局,而在其中的卡内蒂似乎都体会不到自己的自负,以致当五十多年之后他才从自我的经历中发现那个在镜中、在眼镜里的幻想,才在一种真正的“自我谴责”中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自身。

“难道好人只是一个形象?这个世上真的有好人?他在哪里?”布洛赫介绍的松内成为卡内蒂眼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松内是一个有着自我判断的人,讲究完整,知识丰富,而且独立,“他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用第一人称说什么。他几乎从不正面与人说话,一切都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从而保持距离。”所以他不会盲目改变自己,卡内蒂从他身上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格的完整”,“那就是:即使面对质疑也能泰然处之;支配自己的命运,却又放弃自己的动机和历史。”所以卡内蒂将他视作自己的“楷模”,一个好人的楷模,甚至“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了”。和当初对卡尔·克劳斯的定义一样,保持着一种最高级的评价,而这种最高级本身就是一种镜像,当遇到不同意见时,这个神话便粉身碎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卡内蒂站在共和者一边,毫不掩饰对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当时松内的观点对应于德国政治形势,他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一种致命威胁,因为他的无知会把一切势力、各国人民拖入战争,“同地球上所有国家交战,德国怎么可能取胜!”西班牙的格尔尼卡被轰炸成废墟的时候,他几乎是疯了,但是当他用自己的沉默来对抗,对于卡内蒂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木乃伊”的存在,他需要的是松内的诅咒,而不是“无能为力”,“所有巴斯克人,所有西班牙人,所有人的诅咒。”

一个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人,一个保持着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对于群体狂热展开批评的人,当悲剧降临在格尔尼卡的时候,无语是不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显然卡内蒂所理解的诅咒就是一种充满热情的对抗,甚至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当松内用如此态度的时候,卡内蒂没说一句话便转身走了,“即使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我也丝毫没觉得他可怜。”而直到几年之后卡内蒂才理解了松内,才理解了一种不用第一人称“我”来评价时事的品格,“他预见这些城市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他预见了其他一些东西。有足够多的事令他担忧。他没有将任何恐惧与其他的混合到一起。他走出了血亲复仇的历史。”

对于穆齐尔,当时的卡内蒂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甚至对他也不了解,在认识之后,卡内蒂对他的评价是:“穆齐尔擅长于运筹,他大概享有思想一切的自由;但是,他感到屈从于某个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放弃它;他拥有一个社团,肯定它并因之而对世界怀有好感。尽管他自己也写作,却观察那些自诩写作的人的游戏,洞察出他们所作所为的无意义并谴责他们。”但是渐渐的,卡内蒂认为穆齐尔所拥有的自由只是为了“保持自己是身体主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安全,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是“纸王国里的国王”,也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小说里“统领着人和事”,而在纸王国之外,他束手无策,并且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他不会花钱,也讨厌和钱沾边,妻子帮他做好了一切事,而当身无分文的穆齐尔出门,是不是仅靠一种纸王国里的自由也能生活?实际上穆齐尔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最后几乎也死在这种不适宜的生活里。

所以卡内蒂对于穆齐尔也存在着太多的虚构,而这种虚构到最后都变成了对于他的误读,那一次卡内蒂创作了《疯子的人间计划》,并且寄给了托马斯·曼——寄给托马斯·曼,卡内蒂是想听到肯定的评价,但是那封信里他却没有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说出一句赞美的话,这其中也是卡内蒂的自负在起作用。所以一开始托马斯·曼没有回信,卡内蒂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创伤,而当这本书出版之后,卡内蒂再次将书寄给他,“他给我带来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并且他是唯一能治愈这一创伤的人,其方式就是他阅读这本书,并认识到,当时他拒绝的那个东西是值得他尊敬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让托马斯·曼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托马斯·曼真的回了信,这让卡内蒂兴奋不已,而这个消息他却告诉了穆齐尔,当时穆齐尔说了一句:“是这样啊!”看着穆齐尔那张板着的脸,看着他不高兴的态度,卡内蒂认为,是因为自己将托马斯·曼置于穆齐尔之上,所以他无法容忍,“在他和托马斯·曼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对他来说永远是重要的。”而这种观点,是不是卡内蒂的一种误读?是不是将自己的偏狭投射到穆齐尔身上?甚至若干年后读到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内蒂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误读是伤害了穆齐尔,他甚至认为那些小说远远比本人重要,在把穆齐尔放在一个嫉妒者角色之外,他依然沉浸在那封信的荣光里,“我确实应该感谢托马斯·曼,因为我的那个创口愈合。他信中的一些内容让我充满自豪。”

眼睛里看见了别人,别人成为了卡内蒂“眼睛游戏”的主角,对于一生无法和解的母亲,卡内蒂似乎也无法从这个游戏中走出。和薇莎结婚之后,卡内蒂依然担心母亲对她的鄙视,所以为了保护她,卡内蒂一直隐瞒这场婚姻。而母亲之后也渐渐透露了当初和父亲之间的矛盾,父亲逝世,母亲就有一种犯罪感,因为那时她在赖兴哈尔疗养,当父亲让她回来,她几乎是拒绝的,最后赶到,父亲其实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卡内蒂起初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母亲说起,其实那时已经发生了婚外恋,那个赖兴哈尔疗养的医生爱上了母亲,希望母亲和父亲离婚,也正因此,“当她第三次向父亲提出延长疗养时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她的请求,要她立即回家。”所以父亲之死和母亲的外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这段往事浮出水面,卡内蒂不解,甚至开始怨恨,而他和母亲又因此而加剧了矛:卡内蒂将母亲的行为定义为“不忠”,因为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都是用德语在说,也就是在卡内蒂看来,德语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爱情的信物,是忠诚的符号,所以当母亲和医生说起英语,这个忠诚的世界便坍塌了:“因为她的不忠,恰恰就在于她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私密语言,德语,使用在追求她的一个男人身上。”

因为不忠,卡内蒂无法原谅母亲,也因为不忠,母亲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卡内蒂自己呢?他认识了薇莎也爱上了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被音乐家马勒之女安娜所迷住,在他看来,安娜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着迷人的灵魂,而自己也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安娜的拒绝,而是卡内蒂又回到了薇莎身边。所以卡内蒂对于安娜的评价也带着一种受伤之后的报复心理,“凡她目之所及,她都必然要与之进行游戏,如同游戏一个线团、一件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同时她还要赢得这一游戏。”安娜成了卡内蒂所定义“眼睛游戏”的操纵者,甚至是最具威胁的一部分。卡内蒂爱上安娜,也是一种不忠,也需要被道德谴责,但是他就是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反而认为自己的那场“眼睛游戏”的牺牲品,如此,他有什么资格来鄙视自己的母亲?而且漫长的对立几乎消解了母子之间原本醇厚的感情。

最后母亲已经无法起身,已经病入膏肓,当卡内蒂最后一次面对母亲,他送了一束玫瑰,希望母亲能呼吸家乡鲁斯丘克的芬芳,他也坐在她身旁,听她最后说出的话。在这个临别的场景中,似乎卡内蒂还把母子之间的争斗归结为母亲的原因,“她摒弃前嫌,像从前那样相信我说的话;她认出了我是谁,但没有吐出一个带有敌意的词。”把自己放在受伤害者的位置上,也许是卡内蒂看见那个镜中的自己而无法摆脱的的眼睛游戏,直到闭上眼睛去世,卡内蒂才感觉到一种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去了,他知道母亲的好,知道母亲的爱,“她抬眼望我,向我诉说;我抓住这目光,承受它,也愿意承受它。”也是在这样一种“承受”里,卡内带才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在镜子里,不在文本里,不在自我虚构的眼睛游戏里,而在“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里:“我没有软弱无能,而是迎接挑战。我昂着她的头开辟出一条穿城的道路,四周是跌跌撞撞的人群,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逼迫我为她而去战斗。”

Tags: 眼睛游戏 埃利亚斯·卡内蒂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62

耳中火炬

编号:C38·2190719·1582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7464
页数:369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耳中火炬》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跨度为1927年至1931年。被母亲从他的求知天堂苏黎世强行带走后,卡内蒂来到德国的法兰克福,“面对真实的人生”,中学毕业后,他再次违背自己的意愿,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所幸在此期间,他从未放弃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他结识了赫尔曼·布洛赫、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文坛和艺界名流,并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薇莎。
《耳中火炬》: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

我经常站在这幅画前,从中我学会了什么是仇恨。我很早就体会到了它,很早,五岁的我就想用斧子劈死我的玩伴。
    ——《参孙被刺瞎》

五岁时的那把斧头终于没有劈下去,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的悲伤歌曲,以及那些敌视的话,都变成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是会传染的,当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五岁的懵懂中听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经将这种仇恨根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爱那把他用来劈柴的斧头”,当从幼年过渡到成年,当从故乡来到德国,当经历了父亲的逝世、和母亲的对立,那一种仇恨却又被唤醒了,“在无法命名它的时候,它长眠于人的内心,然后突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唤醒了自己的回忆:现在它才是真实的。”《参孙被刺瞎》的画,将传说变成了现实,失去光明的那一刻是最为可怕的,它仿佛将世界都纳入到黑暗中,连复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伦勃朗《参孙被刺瞎》之前,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心中引起强烈感想的是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也是长眠于内心的感觉,依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也依然是被唤醒而成为真实:死亡不是一种屠杀,不是以死作为结束,而是在赢得了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着”,“它是绝对不会结束的,而且结局总是相同的。”不止的死亡,循环的死亡,胜利的死亡,即使五岁时的那把劈柴的斧头砍了下去,是不是也意味着仇恨没有终结,而是像死亡一样继续前行?绘画中的仇恨和死亡,真实发生的仇恨和死亡,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力感,自己无法主宰生命的无力感,而在这样的无力感中,他心中始终萦绕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支配自己?人能不能享有自由?

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到维也纳到苏黎世再到德国,这一条迁徙的线路伴随着卡内蒂的成长,地理意义的变迁之外,是被绘制的人生轨迹,而16岁之后呢?而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似乎还在,成为商人的人生规划让卡内蒂感觉到焦虑;母亲对他的控制还在,争吵和对立带来的甚至是嘲弄,甚至是“暴力地撕裂”,她在骂梵高是疯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针对卡内蒂;父亲的逝世带来的阴影不再是关于亲人的消失,而是在母亲和自己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如何在语言中化解?奥德修斯没有回家,它是一个中断的文本,即使自己在照顾弟弟时成了另一个父亲,而早年父亲的离去带来的对话的缺失……以及关于犹太人的信仰,在曼彻斯特秘密唱颂歌之前,卡内蒂就从宗教老师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于他的启示不是信仰的必然性,而是“对命令的怀疑”:“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有意避免成为虔诚的犹太人了。”而那个时候母亲下达的关于女性的禁令,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献祭?是不是也演化成了我的怀疑?

在阅读中,卡内蒂的世界是慢慢被打开的,而在这些不同的阅读文本里,女性总是站在他面前: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卡内蒂发现真正在忏悔的是斯特林堡自己,当他首次接待近卫军军官的太太,竟将她脱去了衣服,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在剧院里卡内蒂看了盖尔达·穆勒教扮演的彭忒西勒娅,他被舞台形象迷住了,“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的剧作《彭忒西勒娅》。”而在身边,隔壁房间的拉姆小姐昂首挺胸地走着,卡内蒂在阳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却不想透过王元金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

性意识的启蒙,也是一种阅读,对于当沉迷于古典文学的卡内蒂来说,女性的身体似乎也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文本,而当他的爱情到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身体,并不仅仅是诱惑,而是在自由、忠诚的世界里构筑爱情的真谛。“献给薇莎·卡内蒂”写在这第二部的题辞上,作为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卡内蒂和薇莎的相识几乎撇除了单纯的身体意义,那是在卡内蒂“内心的上帝”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上,卡内蒂把克劳斯说成是“目前生活在维也纳的最严厉、最伟大的男性,他痛恨战争,他反对贪污,他揭露社会弊端,他富有激情,“他在课上会抨击一切邪恶和腐败堕落的东西。”卡内蒂对他最高级的评价使自己成为了他的崇拜者甚至信徒。一场朗诵会就打开了那个世界,“我看不到他整个人,他的那张脸越向下看越显得年轻,那张脸那么富于动感,绝不会定格为某种样子;它奇特而强烈,就像一张动物的脸,但是一种新的、另类的、还不为人所知的动物的脸。”但是这张脸却被薇莎看见了,她几乎就盯着他,她几乎就专注于他的朗诵,全然不顾身后卡内蒂的存在——从嫉妒到转向,从身体到灵魂,爱情成了卡内蒂对仇恨和死亡的逃避。

“她的美貌令人瞠目结舌,我努力抗拒着它的吸引。”这是薇莎首先吸引卡内蒂的东西,而正因为她在卡尔·克劳斯面前的无限崇拜,让卡内蒂充满了嫉妒,“我不愿看见他赢得了这个黑色中分、充满异域风情的人,让她为他笑,为他哭,在他带来的风暴中弯下身。”不是仇恨,是嫉妒,而嫉妒最后也变成了制造机会接近,后来薇莎邀请了卡内蒂,他聊起了在英国的童年,而正是这一点触及了她的最痛处,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的她完全是被折磨的牺牲品,即使在和卡内蒂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快90岁的老头突然撞开了门,裹着一条白色床单,高举起自己受伤的手杖:“您偷了我的钱!”那一刻,卡内蒂感觉这个老头就是一个“阴间里爬出来的鬼”。薇莎当然无法忍受,当然争取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传染给了我,“我都不会忘记,她是凭借何等的力量与坚定才获得自己的自由:房间是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布置的,东西的摆设也合她的心意。”薇莎成为了卡内蒂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爱情最厚实的一本书,在两个人的避难所里,他找到了抵抗仇恨和死亡的方法:“在薇莎身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会为了自己的多元性去寻找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并且使用它们。她让这些形象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只要她需要它们,她池就可以随时使用;令我惊讶的是其明晰和确定性,与偶然的、不真正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混淆。”

但是,这无疑是违背了母亲曾经设下的禁令,当母亲要来维也纳的时候,卡内蒂最担心的是薇莎,母亲对女性的仇恨会让薇莎再次遭遇如继父般的折磨,所以卡内蒂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薇莎的情况下,捏造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朋友,玛利亚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如神话般的存在,而母亲在这个虚构的女性面前表现出了兴奋,“通过我编造的故事,她心里满是对那个女人的偏爱,没有害怕。”卡内蒂起初是一种欺骗母亲的罪恶感,但是当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以真实和虚构的身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避难式的解脱。而实际上,从这一事件的遭遇和解决方式中,卡内蒂逐渐明白了自我存在的危险和可怕,认识到了自己无权支配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而这也为自己转向于群体的研究和实践打开了进口。

从父亲、母亲、弟弟和薇莎的关系里,卡内蒂感觉到生命的无常,感觉到死亡的可怕,感觉到自由的脆弱,感觉到私人的无助,自我是什么?有时就是母亲所说的梵高死的疯子;自由是什么?有时就是薇莎奋力抗争却还是被手杖威胁的现实;“自己无权支配自己,自己不是自由的,会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半是心醉神迷,一半是麻痹瘫痪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冷漠,有太多的误解,倾听在哪里?思想的交流在哪里?而最大的困惑在于,当个体遭受了不公,如何有力量来抗争获得自己的权力?卡尔·克劳斯对于权威的怀疑甚至敌视,使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个体的力量;卡内蒂和汉斯徒步穿越卡尔德文山脉,成为自我独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没有那位医生对母亲的劝说,怎么可能成形?而这一切不正是依靠着个体的偶然性作用?

种种的疑问,种种的困惑,种种的遭遇,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逐渐成形,那就是“群体的力量”。起先卡内蒂认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失去自我,甚至只是一种对无私的借口,“由于各方面都在教唆、劝说直至利诱你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这种无私忘我的体验,就像末日审判那短促的喇叭声一样,还要避免贬低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经历了这许多的故事之后,卡内蒂开始思考群体,“我打算解开它,它是我眼中最重要的一个谜。”阿尔则大街上绊跤而出现的“灵光一闪”似乎开启了这个揭秘的过程:“世间存在着一种集体欲望,它一直处在与个人欲望的对抗中,从二者的争斗中,可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也许不是什么新思想,但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触动。”所以他和弗洛伊德划清了界限,所以他在和薇莎的阅读“战斗”中学会了思考和倾听,所以他在观察小燕子的时候知道了独立性的意义——当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那次事件爆发,卡内蒂找到了关于群体最鲜活的样本。

布兰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却宣告谋杀者无罪,这一判决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于是司法大厦被焚烧,而出动的警察又开枪射击,造成了九十人死亡。这里有仇恨,有死亡,但是却变成了对抗权力、否定判决,寻求公正的一次群体事件,“那一天,我彻底接触了被自己日后称作开放的群体。他们由来自城市各地区的人们汇合而成,组成一条条坚定不移而且不可拆分的长队伍。那座名为司法大厦、却因为错误的判决而体现了不公正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决定了队伍前进的方向。”卡内蒂加入了这一群体队伍,汇聚到集体力量中,“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认识群体,而我现在只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最小的一部分。”即使在五十三年后回忆起来,卡内蒂认为,这一天是自己最接近革命的行为,“从此,我完全清楚了,不必去读任何有关攻陷巴士底狱的文字了。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完全献身于他们之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丝毫的反对。”

从此,“维也纳再也不是以前的维也纳了”,而卡内蒂也不再是卡内蒂了,当成为大众的一员,最无私的一面体现出来了,所谓对于公正的呼吁,所谓对于正义的要求,都变成了一种关乎社会、关乎国家命运的革命行为,所以群体消除了自我,群体形成了整体,群体凝聚了力量,甚至群体也提供了平等倾听的机会。卡内蒂参与其中,又对群体现象进行了观察,这位他以后写作群体思想的书创造了条件,但是仅仅是“七月二十五”事件,并不能全面而一致地得出结论,甚至卡内蒂还处在某种探索的矛盾期。比如,他认为,群体的形成不需要领袖,七月二十五日的反抗和示威作为一种公众事件,站在权力体系面前的正是公众,但是这一事件真的没有领袖?或者群体自己可以保持一致的目标?卡尔·克劳斯不是在大屠杀之后,四处张贴海报,不是策划了要求警察局长下台的行动?卡内蒂自己也说:“整个行动都是卡尔·克劳斯一人在干,他是唯一在行动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海报,成为“唯一能让人坚持下去的原因”,卡内蒂甚至“从这一幅走向下一幅,在每一幅前面逗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正都融进了他名字的字母里。”

群体取消了自我,取消了自私的目的,是不是容易导致乌托邦?卡内蒂融入到了“七月二十五”的行动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但是他更大的身份是观察者,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察者身份,使得他在研究和写作中,自己构建了乌托邦。他钻进了中国古典作家的书海里,迷上了庄子和他的“道”,“我与庄子相遇,在所有的哲学家里,他成了我的知音。”而其实,中国庄子的道家思想反而是群体的反面,革命的对立面。卡内蒂到达柏林之后,在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影响下,对卡尔·克劳斯的个人崇拜开始被解构,而这绝不是对于领袖的某种否定,实际上,对卡尔·克劳斯不再崇拜,仅仅是因为路德维希·哈尔特可以与克劳斯相匹敌,“作为一个朗诵者,他在自己的领域里与卡尔·克劳斯较量,并且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路德维希·哈尔特只是取消了克劳斯的最高级,推翻一个权威只是为了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而这种权威依然闪烁着乌托邦思想。而回到维也纳之后,结束了大学生涯的卡内蒂开始写作《疯子的人间喜剧》,八个被虚构的人,八个关于人间的虚构故事,就是在建造自己的乌托邦:他把他们放入了斯泰因霍夫的疯人院,卡内蒂说,“这就是我行动中乌托邦的一面”。

甚至,群体性的革命意义或不会走向反面?一九二七年之后是一九二八年,距离“新的战争”还有些遥远,但是当德国在“群体”的狂热中走向“革命”的时候,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新的仇恨,甚至新的死亡?“我成了大众一部分”的卡内蒂需要寻找的是关于群体的真正答案,“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人们还感觉自己距离那场新的战争十分遥远。这一回忆让我吓了一跳。战争突然又至,而且作为信仰出现,这是与群体的本质分不开的,驱使我去识破它本质的,绝不是我的直觉有误。”

Tags: 耳中火炬 埃利亚斯·卡内蒂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03

获救之舌

编号:C38·2190719·1581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6931
页数:358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获救之舌》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从他出生写到16岁,由三条主线串联在一起:他与母亲之间亲密而紧张的关系,对文字和语言的热爱,对学业和知识的追求。 卡内蒂以孩子的叙述口吻和成年人的世故眼光,回忆了在严厉苛刻的外公家的生活、7岁丧父的伤痛和在母亲逼迫下迅速学习德语等经历,对鲁斯丘克、曼彻斯特、伦敦、维也纳、苏黎世等生活过的城市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获救之舌》:掌握他们的秘密语言

她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说着便入睡了。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暴躁之后,抱怨之后,母亲将自己带入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甚至梦境也不曾出现,它只是一种偏转头去的沉默,在被儿子编织的侮辱故事里,她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似乎再也无法在失去丈夫的生活中看见言说的快乐。“要是他还活着,现在他会在你面前保护我的。”是的,当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消失,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成为被保护者?——眼前的儿子,需要的是自己作为牺牲者去保护他,而不是相反。

维也纳之后是苏黎世,苏黎世之后是德国,对于母亲来说,这许多的经过之地都是为了抵达下一个人生站点——德国,而德国之存在,是要带给我这个儿子成长的必然性意义,“她要带我迁居德国,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带有战争印记的国家,她想让我去那儿上一所要求更加严格的学校,在一些经历过战争、了解最坏情况的男人们中间生活。”除此之外,是一种隐秘的心结,她和父亲就是在维也纳说德语时认识并相恋的,德语无疑是留存在她内心最美时光的言语,甚至用这一种言语构筑起了生命的所有精彩时刻;而对于我来说,当这一种地理的迁移正在发生,我已经成为了发现父亲历史的揭秘者,甚而至于,我带着父亲的影子,和母亲发生了最微妙的关系。

最微妙的关系是属于和被属于,保护和被保护,以及被替代和自我坚持,母与子似乎正朝相异的方向前行,却在彼此看见的路上成为相互攻击的对象,而这一切似乎都来源于“父亲”的消失。父亲逝世那一年,我七岁,母亲二十七岁——我还没有完全成长,母亲还拥有青春年华,两个人似乎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世界正以一种变化着的动态方式打开那扇门,而站在门前,是该有一个未独立的儿子来保护敏感而悲伤的母亲?还是由固执却感觉自己已是牺牲品的母亲控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当母亲终于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置换的怨言里,其实谁都没有在父亲消失的世界里成为主宰,也没有在对立的人生中成为妥协者。

而其实,在这种母子关系里,“父亲”的消失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其真正的核心是:如何打破失去言说之后的那种沉默?对于我来说,沉默并非是父亲的死去,而是在一种恐怖记忆中的失语。“我幼年时期的回忆”中的那个男人拿着一把折刀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折刀已经打开,刀口已经伸到贴近我舌头的地方,“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第一次要我伸出舌头,是一种请求,但是第二次却是主动出击,甚至要割下舌头。但是当刀口将要碰到我舌头的时候,男人把刀抽了回去,当他把折刀收回去,然后塞进衣袋里,并不是放弃这次割舌头的动作,而是说了一句:“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

“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拿出折刀割我的舌头?或者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只是我掺杂了想象的回忆,但是当这一瞬间凝固起来,其实是恐惧的开始,今天不割,是为明天保留了可能,而今天之后是无数个明天,记忆之后则是无数个现实,所以割舌头的恐惧总是无法在今天之后结束,它似乎成为了一种永远恐惧的源头,而沉默十年,也就意味着不用舌头说话的十年。从恐惧开始,以沉默为标志,我的童年便在那把折刀中开始了:除了贴到我舌头的折刀,还有巴尔干童话里的那些狼形人妖和吸血鬼的故事,“狼就成了最先萦回于我的幻想中的野兽。”还有犹太人的普珥节里那个凶恶的迫害者哈曼,犹太人最终获得了解放,但是对于我来说,迫害者哈曼却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还有天上出现的彗星,它在人们的传说中成为可怕的事物,而且融进了日常生活里,“因为我从未看见人们像彗星出现时候那样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传说、幻觉和神话,构筑了我童年的恐惧场景,而日常生活也在这种压抑的世界里上演令人害怕的一幕,我父亲保护下来的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看见自己的妹妹被坏蛋杀害,从此逃到了保加利亚,“当他劈柴的时候,他总是想起他的小妹妹,因此他唱了这些哀伤的歌曲。”甚至还有我的爷爷,他是家里的暴虐者,“如果他高兴,他可以流出热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子们中间,他感到洋洋得意。”

种种的恐惧,似乎像那一把冰冷的折刀,已经贴近了我的舌头,甚至已经在那个到来的“明天”一把割下了我的舌头,从此无法言语,从此便是沉默。但是在“明天”不再到来的日子,我的恐惧也在幻觉世界里慢慢消失,但是当父亲在我七岁那年死去,另一种恐惧接踵而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以这的方式接连经历了死亡,经受了受到死亡威胁的生活的恐惧。”父亲逝世,其实直接把三个人的家庭关系推向了看似简单实则更复杂的两人世界:我和母亲。我对死亡威胁的恐惧并非来自父亲的逝世,而是父亲逝世之后母亲的轻生,“我承担起通宵达旦陪伴她的义务,当她无法再忍受痛苦想要轻生的时候,我就死抱住她,成了悬挂在她身上的平衡重块。”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为母亲生命的保护者,但是在缺失了父亲的日子里,我又成为母亲保护的对象。

于我来说,父亲是父亲,是我人生的一个启蒙者,他给我带来书,“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含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那些后来不断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永不能忘记的人物中,仅缺了奥德赛。”他带着全家从鲁斯丘克搬迁到了英国曼彻斯特,“说我们迁居英国,是因为这里自由。”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知道了当时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和船长斯科特在南极遇难的两起灾难,“我当即决心要当一名科学考察旅行者,并且坚持了这一目标几年之久。”当父亲逝世,这一切似乎都开始瓦解,而父亲逝世的最大影响则是母亲,甚至可以说,这一种死亡直接造成了母亲人生的偏向,导致了我和母亲关系的紧张。

父亲为什么会去世?似乎有两个原因,据说他烟抽得很多,所以当他心力衰竭这便成为死亡的全部根据,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那一年,巴尔干战争爆发,父亲是在早餐读晨报时倒下的,而晨报上有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的初标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许多人必定要死去,这一消息把他毁了。”他曾经和别人谈起战争,但是在他看来,英国人人都反对战争,所以这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晨报的标题将这一切都摧毁了;而另一个原因一直折磨着母亲,那时她和父亲吵了一架,即使最后满面春风回到了曼彻斯特,和父亲和解之后,其实两个人也都默默无言,“她通过自己的归来表明了她对他的爱情,她问心无愧。”——但是父亲却倒下了。所以对于母亲来说,父亲的逝世成为自己无法摆脱的一块心病,如果那次争吵不发生,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到来?

埃利亚斯·卡内蒂:从折刀制造的沉默开始

父亲的死带来了一种阴影,而对于母亲来说,阴影并非是覆盖在她身上的全部,在她看来,最后的“默默无语”是一种沉默,而沉默之前,他们却在言语中享受了爱情的全部荣光。他们在维也纳相识,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学生时代,而从相识到相恋,他们一直说着德语,这是属于他们的秘密语言,秘密语言对于母亲来说,是爱情的象征符号,即使在外公的极力反对中,他们依然走向了婚姻,“出身于保加利亚一个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西班牙被逐之犹太人后裔家庭的阿尔迪蒂外公,反对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同一个阿德里安堡暴发户的儿子成婚。”所以当父亲逝世,母亲不仅是自责,更在于使这一秘密语言“默默无言”深感痛心——不仅是德语,还有他们都喜欢的音乐,当初父亲就是想当一名提琴手,能在四重奏中表演,而母亲在父亲逝世之后经常去听音乐会,借以缅怀他们的理想;以前父母总是谈论戏剧,而父亲逝世之后,母亲回到了她过去对戏剧的爱好,以这种方式保持回忆;父亲一直是反战人士,母亲也一直反战,有一次有人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军官,夫人,我决定和我的人民继续和德国人打仗,那么您会让人向我开枪吗?”母亲的回答是:“每一个反对结束战争的人,我都将打死,他是人类的敌人。”

音乐和戏剧、对战争的仇恨,以及德语,都成为一种爱的见证,而当父亲逝世,母亲一方面回到过去,另一方面则在我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母亲也给我买书,从此打开了我的阅读世界;我在教堂里为父亲祈祷,唱那首“Jerusalem,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我们唱到这一行时,我就以为见到父亲在那里,就使劲地唱,以至我觉得唱破了嗓子。”我睡在父亲的床上,扮演一个父亲保护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母亲想要从沉默中开始言说,“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最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从父亲去世之后我真正学习德语,是这一种延续的开始,但是当儿子成为某种被寄托的对象,这一层关系其实已经变得微妙,在我看来,德语是—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所以当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期,甚至在我读了希腊“阿戈尔船英雄传说”之后,认为母亲比美狄亚坚强,她不会杀死那些酷似父亲的孩子,“母亲最后就是最最坚强的,在我心中战胜了美狄亚。”但是,这种应该的幸福却在母子之间对立中展开的。

那个讲师先生对母亲有着好感,在母亲生病期间过来和她说话,当他向前俯身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要吻母亲了,于是我开始对他圆滑、奉承的话感到恶心,而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讨厌讲师先生向她献殷勤,“不知道,男女之间有什么事,但我警惕着别出事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似乎过于敏感了,后来,当一个米兰画家要为母亲作画时,母亲很兴奋地说:“他要给我画像!我将永存!”而我则讨厌每一个献殷勤的男人,甚至向母亲证明,这个米兰画家向每个身边碰到的女人献殷勤,这无疑是对母亲的侮辱,也彻底打碎了她的希望——一种对立似乎将两个人的关系推向了危难,在母亲看来,三十二岁的她为了孩子一直在牺牲,“她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要是我们不配她这么做,她就把我们交到一个男人的强有力的手中,他会教我们守规矩的。”但是在我看来,“她完全属于我们,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挺快活。”母亲让我去苏黎世接着去德国,是为了一种成长的经历;她也下了禁令,不让我和女性有关系,“这条禁令是针对所有与性爱有关的东西:她想在我面前把性爱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并且使我确信,我对此毫无兴趣。”

母亲心中的希望逐渐破碎脱落,而我却没有发觉,甚至当它以疾病的方式降临到母亲身上,我也没有用儿子该有的温情去安慰她;而我也在写信的监视中,把自己隐藏起来,剩下的只有那一份冰冷的病情报告,“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且也感到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这种意义的幸福和关系密切是一种专制。”因误解而割裂,因疏远而隔阂,而在更大的范围里,反犹主义对我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学校里都是侮辱性的文字:“亚伯拉罕、以撒、犹太人滚出学校,我们不需要你们!”在父亲逝世的阴影下,在母亲的禁令中,在对犹太人的侮辱中,我似乎只能在阅读中寻找意义,而这便构成了我的另一种言语:作家迈耶尔、米开朗基罗,以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为人类造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吸引人呢!然后是惩罚,宙斯的可怕的报复,最后碰到的是解救者赫刺克勒斯,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别的事。”

从幼时的恐惧记忆开始,从一把折刀的沉默开始,成长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一种语言,父亲的逝世,母亲的专制,在某种程度是一种私密语言解构的象征,所以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从维也纳到苏黎世,当德国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那一站时,语言其实成为了成长的真正符号,它是沉默之后的言说,是痛苦之后的幸福,是禁令之后的自由,是父亲之后的儿子:父亲送我的书里没有奥德修斯,就像父亲的逝世,但是奥德修斯必须回来,也必须和儿子对话,这便是我在语言的自由行动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方向,“奥德修斯影响我的时间与他航行的时间相等。最后,没有人看出来,他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这指的已经不止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依恋。

Tags: 获救之舌 埃利亚斯·卡内蒂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30

泰坦的女妖

编号:C55·2190617·1580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5.50元
ISBN:9787532778898
页数:328页

温斯顿·伦福德乘坐私人太空飞船进入时间同向曲面漏斗后,就一直以波现象的形式存在,在起点为太阳、终点为参宿四的一条变形螺线上断续跳动,直到被地球截断。所以每隔五十九天,他就会在太阳系地球美国罗得岛的纽波特市,物质化一小时。穿梭时空的伦福德因此能通晓过去、预知未来。他预告,玛拉基·康斯坦特这个地球上的首富,即将和伦福德的太太共同前往火星;他还知道从特劳法玛多尔星来的机器人,在泰坦星上为了一个修理宇宙飞船的零件等了整整两千年。伦福德不知道的是,到底是谁设计了这荒唐命运的剧本?而依据安排踏上时空旅程的康斯坦特,又有什么在终点等着他?谜底,就在特劳法玛多尔星人手上的那封信里……
《泰坦的女妖》: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

这封信的末尾有一份问题清单,你应该尽可能去找到答案。这些问题非常要。我在问题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多于已经掌握的答案。我能确定的第一项事实是:1.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
    ——《第五章 无名英雄的来信》

十二号营房,蓝色石块,带拧盖的铝合金圆筒,铅笔写成的长信,信里列出的一百五十八项“确定的事实”,当逃兵阿伯在火星上找到了这一封信,是不是就找到了困扰自己甚至火星的一切问题的答案?从第二项开始,所列出的事实的确是确定的:我是“一个被称为‘活着’的东西”,我在“一个被称为‘火星’的地方”,我是“一个被称为‘军队’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而军队的计划是:去一个被称为“地球”的地方,杀死其他被称为“活着”的东西。

继续向下,在前八十一项未被划去的“事实”中,出现了一个叫波阿斯的人,第46项:“留意波阿斯,阿伯,他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第47项:“波阿斯的右裤袋里藏着某样东西,要是别人做了波阿斯不喜欢的事情,他就用这样东西让别人头痛。”第48项:“还有一些其他人也能让你头痛的东西。仅凭外表无法分辨谁是这种人,因此对所有人都必须好言好语。”未被划去的事实,应该是确定的事实,但是随着条目循序渐进,这个游戏似乎越来越复杂,而不管是46项的“不像看上去那么”,还是低47项“藏着某样东西”,第48项“无法分辨谁是这种人”,都将确定的事实带向了可能性,甚至变成了错误。

而第71条似乎揭示了这个谜底:“阿伯我的老朋友——我能确定的几乎所有事实都来自我克服了天线带来的剧痛。”写信人忍者剧痛发现了确定的事实,忍者剧痛写下了这封给阿伯的信,“我训练自己能够忍耐的疼痛越来越强烈,我找到答案就越多。”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我找到的答案越多,你我就会越乐于忍受疼痛。”疼痛而发现确定的事实,发现确定的事实而忍住疼痛,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不是这种牺牲精神可以打动人,关键是,疼痛和确定的事实之间似乎走向了悖论,也就是说,当写信人告诉阿伯这些确定的事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剧痛中走向了可能,而把答案变成了错误。

如果是错误,那么我就可能不是一个“活着”的东西,这可能不是一个叫做“火星”的地方,我也不是叫做“军队”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计划也不是去“地球”杀死其他“活着”的东西;如果是错误,那么和这套世界观混在一起的传闻、历史、天文、生物、神学、地理、心理学,甚至一个小故事都是一种虚构:关于历史的“火星上所有的人都来自地球”,关于生物的“男人和女人睡觉,女人生下新人”,关于地理的“火星诗歌圆球。火星上唯一的城市叫福柏”……如果是错误,违背划去的前八十一项都应该被划去,甚至所有的“事实”,甚至在剧烈头痛中写下错误信息的写信人本人,都是一种不确定的事实,而更推而广之,十二号营房,蓝色石块,带拧盖的铝合金圆筒,铅笔写成的长信,以及正在读信的阿伯是不是也是一种虚构?

因为最后阿伯看到了签名,三个大写字母,“每个字母高六英寸宽两英寸,黑色的笔迹,笨拙的字体,其实就是自己的签名,也就是说,这是阿伯写给自己的信,签名上方那一句充满情感的话就是注解了这条线索:“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忠实的自己,自己的英雄。当读信和写信归于一个人,所有一切似乎都在不可能中具有了同一性:逃亡即自由,死去即活着,逃兵即英雄,或者最为关键的是:火星即地球。但是当悖论变成同一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一条线索却被忽略了,那就是写在最前面的第一条:“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同一性是建立在悖论基础上的,那么同一性只不过是悖论意义上的同一性,同一性也只不过是同一性的悖论——在这个充满逻辑推论的信件里,似乎一切都变成了圈套,而阿伯是不是在这个圈套里永远找不到出口?

现在的问题是:阿伯,逃兵,火星,英雄,是在哪一个意义上存在?也就是说,这个逻辑从何处开始产生的?在找到答案之前,一定先有问题,“伦福德和哥萨克在火星上的出现并非毫无规律,他们受困于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现身时间和哈雷彗星一样容易预测。他们每隔一百一十一天在火星出现一次。”沿着这条线索,呈现的最重要一个关键词是:时间,伦福德和哥萨克出现在火星上是受时间规律支配,是可以被预测的,那么在火星上的阿伯也可以找到这个规律。而时间带来的意义取决于那个叫做“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什么是“时间同向曲面漏斗”?西里尔·豪尔博士收录在《儿童奇迹必做之事百科全书》里的文章是这样解释的:“时间(Chrono)的意思是与时间有关。同向曲面(Synclastic)代表一件东西在各个方向上都朝同一面弯曲,就像橙子的外皮。”

时间同向曲面漏斗,在同向中呈现不同的曲面,但都属于时间,所以,当有个孩子的老爸是地球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对一切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他能证明对一切的判断都准确无误,但是在一百万光年外的另一颗美丽的小行星上,也有个孩子,也有个老爸,也是那颗星球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也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当跨越时间当两个人见面,他们会可能爆发出最可怕的争吵,因为他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正确的老爸和错误的老爸都一起存在,他们一样认为是正确的,“因为通往正确的道路夺得数不胜数”——所以也就没有正确和错误,他们一样在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中存在,“两个老爸同样聪明,同样都正确。”于是,逻辑再次陷入到不可知之中,而这次是和时间有关。

于是,在时间层面上可以揭开这个问题不合逻辑的原因,在阿伯被发射送上火星之前,他叫玛拉基·康斯坦特,如果把之前的时间定义为“人类前”时代,进入火星最终成为“阿伯”的时间则是“人类后”时代。在人类前时代,也就是在地球上的时间里,玛拉基·康斯坦特是美国最有钱的人,是最声名狼藉的浪子,来自加利福尼亚好莱坞,康斯坦特拥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父亲诺尔·康斯坦特,他创立了总部设在洛杉矶的杰作公司,他建造了三十一层高的大厦,他把建筑设置为十二面,“象征着全世界的十二个主要宗教”,而他做的这一切是想要成为宗教的统治者:一方面建筑上的特色已经显示了他的野心;他改写了基甸《圣经》版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被他重写了一边,然后用逗号将字母两两分开,于是整句话变成了:“I.N.,T.H.,E.B.,E.G.,I.N.,N.I.,N.G.,G.O.,D.C.,R.E.,A.T.,E.D.,T.H.,E.H.,E.A.,V.E.,NA.,N.D.,T.H.,E.E.,A.R.,T.H.”而且在这句自创的“创世纪”里建立了投资体系,那个垫中间抽屉的报纸就是十四年前的股市指数,“联合煎饼就很好”成为他虚构的公司,当人们请教他如何在六周内让资金倍增,他告诉他们吃进这个公司的股票。

改写《圣经》创世的第一句话,制造虚假公司的股票,让每天读两本书的佛恩为公司工作躲开国税局的监管,这便是诺尔·康斯坦特构建的帝国,而这个帝国的虚伪性、投机性甚至对于宗教的某种亵渎,在康斯坦特那里变成了对于火星物质化行动的觊觎。当他以最富有的美国人而进入伦福德庄园的围墙一睹伦福德夫人的丈夫温斯顿和他的狗哥萨克物质化的过程,其实这个时间同向曲面漏斗就已经打开了:物质化持续发生了九年,每个五十九天就发生一次,这是时间的记录;伦福德夫人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羞怯是timid,廷巴克图是Timbuktu,在这本诗集里,所有的单词都和时间(time)有关,即使邀请康斯坦特前来目睹物质化过程,邀请函上也写着:“所以千万要守时。”而在这所房子里,他看到了斯基普博物馆里专门收藏的活物遗蜕,那一具成年男人的完整骨骼就是斯基普,“谁是斯基普?”康斯坦特问,而伦福德的回答是:“我是斯基普,曾经是。”

康斯坦特为何要目睹物质化的过程,为什么又决定让自己发射到火星?诺尔的影子无处不在,或者说,玛拉基就是未来的诺尔,就是一系列宗教和经济计划的实现可能,那条已被物质化的哥萨克在康斯坦特进来的时候,“闻到了暴发户的血肉气息”,暴发户的康斯坦特进入时间同向曲面漏洞,为的只是一个目的:“信使在等待。”也就是说,他自称是上帝的信使,他的计划就是获得上帝的信息,玛拉基·康斯坦特的一句名言便是:“我猜天上有人喜欢我。”天上是巨大的诱惑,但是当进入到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的时候,同样聪明同样正确的老爸可能就是同样聪明同样错误的老爸,于是时间取消了先后,就像伦福德所说:“我驾驶太空船开进时间同向曲面漏斗,瞬间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将永远如此,而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则早已注定。”

过去就是未来,未来也是过去,时间变成了一个只是标注在那里的符号,而据伦福德所说,他也会有一个叫比阿特丽斯的妻子,他们将有一个叫克洛诺的儿子,而克洛诺Chrono的意思就是时间——时间成为儿子,在一个由诺尔和玛拉基组成的地球谱系和由玛拉基和克洛诺组成的火星谱系,是不是反而变成了种循环?循环或者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当星期二的鲸鱼号改名为伦福德号,当火箭发射升空,时间同向曲面漏斗便打开了通道,于是“人类后”时代开启,而康斯坦特的未来的生活将这样展开:“火星不但有人居住,而且早就建立了一个效率至上、军事优先的大型工业化社会。火星居民从地球招募而来,受招募者乘坐飞碟前往火星。”

时间通向未来,信使寻找上帝,火星,军事优先,工业化社会,是不是就是人类的明天?当康斯坦特进入到火星,却遭遇了事故,物质化让他变成了40岁的阿伯,他的记忆都被医生清除,“人生就是这样,阿伯尝试着告诉自己:空白和短暂的清醒,偶尔因为做错事而疼得死去活来。”阿伯看到的火星正和地球开展激烈的战争,火星上有不尽忠而被处死的红发士兵,火星人经历了集体自杀……对于阿伯来说,当那封信被发现,当自己变成写信人,其实在寻找遗失的自我:他找到了儿子克洛诺,找到了妻子比阿特丽斯,但是火星不适合爱情,火星上“父亲”两个字没有感情,“火星上只有这个受困于现实的男人写出了哲学,火星上只有那个受困于自我的女人写出了诗歌。”而身为逃兵的阿伯甚至在火星上失去了一切,和记忆一样变成了无时间的存在。

按照这个计划,康斯坦特在去往火星和水星,然后返回地球。在火星上没有爱情没有父亲,人之存在也在集体自杀中死去,而背后的主使就是温斯顿·尼尔斯·伦福德,“他希望能用这场令人难忘的集体自杀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更好是为了土地投资、有价证券、百老汇演出和科技发明的资本收益,更好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宗教“上帝彻底冷漠教会。”而所有更好的实现都是因为知道了时间同向曲面漏洞规律的伦福德能“遇见未来”,也就是说,未来在他的掌控之中,“钱生钱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伦福德的计划,是不是诺尔暴发户的一次翻版?而已经被掌控、去除了记忆而成为阿伯的康斯坦特,在通向自己未来的道路上,才逐渐得到关于时间的全部逻辑。

火星上成为逃兵,飞船降落到水星,被围困之后又利用水星上唯一已知生命形态和谐子在舷窗上拼出的字母获得了信息,当在火星上曾经拥有一切的阿伯和一无所有的波阿斯从水星逃出来之后,他们才真正以太空流浪者的身份进入到泰坦星,而在这个土星的卫星上,在这个太阳系里唯一有大气层的卫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地球。但是这也是一种未来,萨罗作为泰坦星上唯一的一个人,其实是已经活了以前一百万年的机器,机器人的世界里没有侵略性的爱,也不会是同性恋,在去除了爱的物质性之后,萨罗其实指出了地球人的罪恶,“这台机器已不再是机器,”萨罗说,“这台机器的焊点已经腐蚀,轴承已经淤塞,线圈已经短路,齿轮已经磨平。他的意识嗡嗡震动、噼啪炸裂,就像人类的心智——翻腾冒泡,过热超载,因为各种各样的念头:爱、荣誉、尊严、权力、成就、诚实、独立——”

在泰坦星上,康斯坦特成为了一个老男人,比阿特丽斯成为了一个老女人,他们最后死于七十四岁,而“时间”克洛诺则逃出住处加入到了泰坦蓝鸟的行列,在那里,他成为一种人类之外的存在,“他披着它们的羽毛,孵它们的蛋,分享它们的食物,说它们的语言。”死亡,或者成为原始存在,泰坦星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或者未来真的在同向曲面漏斗中和克洛诺一样,回到了原始社会?无论是诺尔建立的帝国,改写《圣经》的第一句话,还是伦福德建立新的宗教,在地球、火星甚至水星构建的过去和未来中,人类似乎都在寻找一个自设的上帝,康斯坦特所说“等待信使”无疑也是要在天上找到爱自己的人,但是“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在所有无时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未来,“人类希望在向外拓展中找到两个问题的答案:掌管一切造物的究竟是谁,一切的造物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未来都在人类自己的手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人类向外抛掷探索先锋,抛掷得越来越远。最后,人类将他们抛进太空,抛进无色无味无重量无边际的外部海洋。”这一种人类的命运也许不是科幻意义的,甚至当库尔特·冯内古特用科幻的方式书写未来的文本,其实指向的就是现在,“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梦魇时代,前后加减几年,大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大萧条之间的那段时间。”真实是时间的真实,那里有暴发户,有美国太空计划,有美苏争霸,当然也有信仰的缺失,当人类用征服的方式探寻外部世界,爱、荣誉、尊严、权力、成就、诚实、独立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是不是都在物质化的欲望中丧失殆尽?所以,“假如问题不合逻辑,那么答案也一样”指向的其实永远是现在的时间,永远是现在的人类,当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重演,当过去会在未来重复,“在羞怯与廷巴克图之间”的唯一时间里,没有通往灵魂的53个进口,没有每1000万年的清屋行动,没有12面象征12个宗教的帝国大厦,没有158项确定的事实,“有人类的灵魂依然是未知疆域。这就是良善和智慧的起点。”

Tags: 泰坦的女妖 库尔特·冯内古特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4

重生三部曲

编号:C38·2190617·1579
作者:【英】派特·巴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98.00元当当43.10元
ISBN:9787208156197
页数:816页

《重生三部曲》是派特·巴克最富盛名的作品,包括《重生》《门中眼》《幽灵路》三部。故事背景设定于“一战”期间的英国和法国,几位主人公虚虚实实、贯穿故事始终。1917年8月,写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著名诗人萨松发表拒战宣言,反抗国内政客操纵战事、无数年轻人白白送命的现实,被军方以疯癫为名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进而结识了更多的“战时异类”:不愿和官方同流合污、坚持对士兵进行人文疗法而被边缘化的精神医师瑞弗斯上尉,因身份卑微而被军方排挤的下级军官普莱尔少尉,口吃的年轻诗人后辈欧文。最终,萨松、普莱尔、欧文都宁可选择离开所谓安全的后方,返回战场和同袍们一起共患难同生死。小说大多以对话推进情节,三部分别以心理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等视角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重生三部曲》:你站在无人地带中间

“倘使其人想象力活跃而强烈,最好任其想象力驰骋于战场上的苦难与危机,不宜设法长期压抑……”
    ——《门中眼·第十七章》

战场上的爆炸和硝烟,战场上的自我和敌人,战场上的幸存与死亡,当战争展示了它残忍的非人性一面,如何又成为了一种拯救?当瑞弗斯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写出了这一份军训报告,当用这一句开头揭示了解决长期压抑的方法,这个英国人类学家、神经学家以及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站在反战的对面,用重现战争的方式为其医学研究找到一个突破口?

军训报告来自于对病人的观察,它是科学和理性的文本,当用这样的方法解决病人的压抑状态,避免身体引发暴力,也是科学和理性时实际应用,但是矛盾产生了,科学合理性释放了压抑而把人推向战场,在战场这个充满暴力、非人性的地方,必然是非理性的场域——理性和非理性,是不是在战争面前,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瑞弗斯写作这份军训报告的时候,却也遇到了两个鲜活的样本:一个在战场之外,医院里,博尔登上尉和护士发生了争吵,四年来都在接受训练的博尔登面对问题时“第一时间以武力反应”,所以即使在不是战场的后方,他也动不动诉诸暴力,而护士普拉特照顾病患三十年,见惯了听话的患者,所以她就成为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当她用这种方法面对博尔登的时候,是不是武力和权威的对立?

医院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战场。而第二个样本来自于萨松,他从战场上归来进入医院,这一次是因为一颗子弹差点击中了他的头,但是最后还是被擦伤了,毫厘之间留住了性命。当瑞弗斯见到萨松的时候,萨松回忆战争显得有些困难,他认为自己根本无法忠实呈现整场悲剧,结果满脑子想得是前线的一小块区域,“短短三十码的沙袋就代表整场战争,对其他区域毫无概念。”一小块区域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忘记战争,而是将其扩展,用想象的方式看见全部大军,看见信号弹升空,“几百万,几百万。”而在这样一种想象中,他竟然站在无人地带中间,然后摘掉头盔,然后转身面对德军的阵线,于是在一种宣战并且“相去送命”的站立状态中,一颗子弹擦过了脑袋。

站在无人地带,是想象的一次扩展,不再是短短三十码的沙袋,而是几百万的士兵,这一种准备去送命的状态,对于萨松来说,不是恐惧,而是兴奋,“我那时只是好快乐。”为什么快乐?是因为想象满足了他,在生与死的中间地带,萨松看见了自己喷薄而出的诗意,他会将这一切写进诗里,在诗里他会感到自我的存在。战场上的诗人,是萨松矛盾而病态世界的一个反映,而其实那颗子弹根本不是德军射击的,而是自己这边的士官,他冲进无人地带,喊着“你这个王八蛋”,然后朝萨松开枪。事后证明是误伤,萨松也没有失去生命,但是在中间地带出现的战争疯狂却成为萨松在战场之外无法满足的欲望。

医院里暴力和权威的对抗,一样变成了暴力,无论是上尉还是护士,都将战争的病态延伸到了后方,他们是不是也是在长期压抑中的必然反映?战场上无人地带诗人的想象,是不是也是用激情驱赶死亡的压抑?两个鲜活的样本,对于瑞弗斯的那份军训报告似乎具有注解意义,他认为,萨松在进入无人地带摘掉头盔是一种“调适”的方式,这种调适,让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反战的和平诗人,另一个则是嗜血能干的连长,瑞弗斯的结论是:“这种分离心态不算是一种病,因为从一种心态得到的经验能提供给另一个心态使用,而且不仅是提供:战场军官的体验能在谱诗时提供原料,可以说是为创作供应弹药。更重要的是,也许更模棱两可的是,厮杀的体验提供军人反战宣言里的道德权威。”分离而不是分裂,是用两种方式寻找经验,从而在想象力的驰骋中,获得诗歌的灵感——那颗子弹不是擦过了他的脑袋,而是激活了脑袋里的诗意,而这份诗意变成诗句之后又变成了一份反战宣言——嗜战只是释放想象力的手段,是克服压抑的方法,最后的归结点是:反战。

就像曼宁在看王尔德的那部戏时,发现王尔德所隐喻的就是一股庞大的热情受到限制和被毒害的时候,需要一种热情来发泄那被堵死的管道,从而挣扎出来。挣扎出来,在曼宁看来是爱,在萨松看来的诗歌,但是当爱和诗歌最后都无法变成现实的时候,它又会向何处去?曼宁作为同性恋者,在遇到从克雷格洛卡医院出来回到伦敦的普莱尔身上暂时找到了爱的渠道,但是这种爱又变成了压抑,因为在普莱尔那里,他所渴望的是在墓地里第一次遇见的萨拉身上的爱,这种爱和安笃感的性结合在一起,让他暂时忘记了战场上的痛苦回忆,所以在普莱尔离开之后,他的爱反倒变成另一种压抑。同样对于萨松来说,当他在想象中找到了诗歌,在诗歌中开始反战,却依然无法走出战争制造的那个巨大的阴影。

萨松第一次出现在瑞弗斯面前的时候,正是在和普莱尔一起的克雷格洛卡医院,而他反战的强烈愿望表现在那份“拒绝再战”的宣言里,“本人谨此违抗军威,因为本人相信,有权停战的主事者刻意拖长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入伍时所宣称的防卫之战、解放之战,变成了侵略和征服,而他所反对的不是战争本身的行为,“而是抗议政治失策与政客的虚言假意,日日因而战死的士兵不知凡几。”为了这份反战宣言得到重视,他扯下了胸口的那枚十字勋章,他在医院里做出疯癫的举动,“引人注目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强迫军方审判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战争的敌人似乎从德军变成了“英国同胞”,在强烈的抗议中,在疯狂想要审判的行为中,瑞弗斯认为他得了非常剧烈的“反战神经官能症”——反战是一种态度,是为了揭露战争本身的不仁,但是当成为了一种神经官能症,是不是反而变成了非理性的疯癫?

在克雷格洛卡医院,和萨松一样有很多从战场上归来的病人,他们都成为非理性的样本,都为瑞弗斯进行理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样本。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甚至背谬,对于瑞弗斯来说,如何找出他们的病因,如何施以治疗手段,才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最迫切的任务,而治病救人从某种意义上又将瑞弗斯推向了他并不在场的战场,甚至让他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布恩斯是他的一个病人,在对德作战中,他遇到了炮击被轰上半空,当他头部先落到地上,底下是一具德军的尸体,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发现自己的嘴巴和鼻子里都塞满了人类的腐尸肉。被送到医院之后,他似乎整天都在做噩梦,“刚才我好像跳不出梦境。人是醒了,明明知道自己清醒了,可以动作,可是却……那东西还在。从我的脸上往下一直滴。我尝得到滋味。”这个21岁荣升为上尉,热爱乡野的士兵,其实战场中渴望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但是战争似乎没有真正“催熟”他,他反而在“腐蚀肉”的恐怖中再也无法走出来,从而开始怀疑人生怀疑信仰,他问瑞弗斯的是:“基督的死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瑞弗斯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后使得肺脏无法扩张,但是在布恩斯看来,基督就是一具腐尸——战场上无法摆脱的恐惧和梦魇,解构了他的宗教信仰。

所以对于瑞弗斯来说,他曾经坚持的回忆疗法,并不能让布恩斯找到自己的症结,反而在被塞满了腐尸肉的记忆中陷入更大的痛苦,而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忘记,“他坚信只要能回萨福克郡,忘掉战争,一切就会恢复正常。如今看来,事后证实他的信念是正确的。”普莱尔也是瑞弗斯的病人,也是陷入在恐怖的梦中,为了逃离噩梦,他总是写那些印刷体大字,据普莱尔说是为了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就像内心的秘密一样,不愿被隐藏。被隐藏的痛苦经历,就像战场上的“无人地带”,和萨松跑上去摘掉头盔不一样,普莱尔的回忆中是“水淹到被炸得屁股开花”的经历,而且站在隐蔽坑里长达五十个小时。瑞弗斯想要得到更多的战争回忆,但是普莱尔却告诉瑞弗斯:“没关系,你可以逼我挖掘出我惧怕的事,可以逼我回忆死状,你却永远无法逼我‘感受’。”那种直接的感受被普莱尔隐藏起来,像躲在隐蔽坑里,五十个小时的忍受,就是变成自身不再对外的秘密。

萨松通过写诗似乎慢慢在恢复,布恩斯在遗忘中远离了战场,而普莱尔在隐藏内心秘密的时候,似乎在遇到了那个名叫萨拉的女人之后,看见了更美好的性与爱。女工萨拉不知道他是克雷格洛卡的病人,他们相遇在那个墓地里,当普莱尔把他压在墓碑上想要开始复杂动作的时候,萨拉却避开了他,“你看,老妈说,男人和女人之没有爱情这档子事。爱自己的小孩,有。爱男人?没。”对男人天生保持警惕性是母亲的教育结果,但是家规之外萨拉是喜欢普莱尔的,但是这种喜欢在“不——不要”的拒绝中,对于普莱尔来说,似乎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即使如此,在萨拉的身上,普莱尔也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安笃感,“她把凡事的定价分得清楚楚,并非崇尚物质主义,也非视钱如命,纯粹显示她对活的限制有所体认。”躺在滨海小径上,听听海风,似乎也是普莱尔想要遗忘战争获得爱的感受的方法之一。

但是毕竟那个隐藏之内心深处甚至连普莱尔自己都无法说清的秘密,以噩梦的方式压抑着他,再加上他的哮喘病体,对于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乐观,所以普莱尔想要离开格雷格洛卡,他想要归建,萨拉的安笃感让他的疾病暂时好转,所以在经过医评会评估而获得归建机会时,他对瑞弗斯说想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当然,我大概搞不出什么成就。在这个狗屁国家,没有牛津、剑桥学位的人,无法成就什么大事。”普莱尔只不过是为了告别那个可能激活他某种记忆的医院。而那一次,因为写诗而释放了自己情绪的萨松也获得了归建的机会。在瑞弗斯看来,两种归建目的不同,对于萨松来说,重返战场是寻找更多的诗意,甚至可能会走向死亡,“怀抱这种信念的他一旦重拾枪炮,内心的矛盾必定比上一次更锥心刺骨。”瑞弗斯预测他可能会真正崩溃。而普莱尔从事政治,是想从中获得一种存在感,和萨拉给他的安笃感一样,政治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从事“大事”。

普莱尔和萨松,或者就是在出现了神经官能症之后的两种解决办法:用诗歌发泄反战的情绪,用身份获得存在感。但是在这个从来没有逃离战争阴影的时代,一切似乎又可能回到起点,而所谓的“重生”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普莱尔回到了伦敦,进入了军需部,在情报处工作,他的上司是洛德少校,当普莱尔进入情报处从事政治,开始调查贝蒂暗杀首相一案,当他走进监狱看见贝蒂,才知道她是自己小时候的邻居,他和贝蒂的两个女人做过游戏,而当询问是否暗杀了首相劳合·乔治时,贝蒂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暗参与杀,“箭毒是用来毒狗的。”作为一个妇女投票运动的参与者,她所坚持的是“不威胁人命”这条准则,“威胁物业,不威胁人命,这才是妇女参政运动值得荣耀的一点。”而随着普莱尔对于此案的调查,对于贝蒂一家的接触,他发现自己进入到了某种回忆里,那个和父亲有关的家暴记忆慢慢成形,“我在牧师寓所被强暴过一次。”童年记忆在深处,在战场“无人地带”的非人性忍受,让他的脑子从此一片空白,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而这便是视觉记忆丧失,当现在慢慢找到丧失的记忆,普莱尔第一次相信妖怪的存在,它所标注的正是那一段无人地带的记忆,但是当一旦揭开,妖怪就会被赋予力量,从而改变对现实的看法。

这或者只是病理上的,而其实对普莱尔来说,进入情报处工作,非但没有让他有存在感,反而变成了被监视的对象,“门中眼”就是那一双邪恶的眼睛,注视着他,控制着他,让他成为战场上的一颗棋子。这便是政治化的“战场”一面,洛德少校便是一个象征,这个军需部的少校,天天穿着制服,过着程式化、纪律化、层级分明的生活,“对少校而言,天下如同一大片棋盘,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包含了贵格会、社会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妇女参政权分子、工团主义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另外还有什么,只有天知道。”妇女投票运动的参与者贝蒂是其中的棋子,普莱尔当然也是。所以在普莱尔再次找到瑞弗斯医生的时候,他正陷入“门中眼”的恐惧和压抑中,甚至和萨拉之间的爱,也无法让他安然走出。“全天候被监视”成为他新的噩梦,而瑞弗斯让他把梦境写下来,然后告诉他进行分析,而这种样本分析其实又回到了战争的罪恶,萨松在那篇反战宣言中指出,战争的最大问题是“政治失策与政客的虚言假意”,让战争变成侵略和征服,是政客做出的决定,用“门中眼”监视棋子,不也是政客对于公民隐私的入侵?

内心世界需不需要保留一种隐秘,即使是战争造成的创伤?是不是必须用所谓的科学态度,才能解除内心的痛苦迎来重生?实际上,战场上的武力,战场外的暴力,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战争”,它无处不在,而它最致命的是让人生活在暴力的异化世界里,萨松的反战诗歌表达的是对战争的谴责,但是他却必须争取归建以获得更多的想象;普莱尔的噩梦来自于战场的无人地带,当他归建而进入政治生活,却失去了所有秘密,“我诞生在两年前,生在法国的一个炮弹坑里。我没有父亲。”而瑞弗斯身为一名医生,却在无数的病例中让自己变成了他们一员,“自己认同病患,居然认同到了替他们做梦的地步。”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他为了解决异化问题却让自己进入其中,从此也无法自拔,而他的训练报告,直接把压抑者推向了战场——重生是重回战场。

于是,所有人都走上了比战争本身更让人害怕的“幽灵路”:瑞弗斯走上了美拉尼西亚之旅,在小岛上对原始人进行观察,从而想获得关于幽灵和性的研究成果,其实无非是所谓的白人对于原始部落设置了“门中眼”,最后演变成了人种之间潜在的战争,“白人到底来岛上做什么?他们表面善良,真的不会伤害岛民吗?他们为什么想听幽灵的言语?白人在场,是否可能触怒幽灵?”而普莱尔归建之后回到了战场,来到了法国埃塔普勒基地,加入了曼彻斯特团二营,远离了萨拉带给他的安笃感,远离了对于爱的憧憬,看见了队友的死亡,看见了战争的残酷,普莱尔让自己尽量不去想象,“恐惧:理性、均衡、适度的恐惧。”但是这次他和萨松一样,认为战壕外的滋味很性感,“那种感觉的确和性爱有共同点——血脉偾张、冒险、肢体暴露、有一种胆大妄为的感觉。”

从政治压抑走向战争疯狂,从噩梦生活追求性感生活,从性爱缺失发现死亡的冒险,重生从来不是为了抵达最后的善,从来不是追求心中的爱,它是另一种方式的回来,是走向覆灭的归建,而在这个战场上,只有想象力,只有解除压抑的疯狂,是另一个无人地带,是的,旭日东升,“最初一束晨曦击中水面,爬向河岸的尸首,在这里发现一人的手背,在那里发现一人的颈侧,为乏血的皮肤抹上一许瑰红。随后,朝阳再也找不到有反应的事物,于是跳过他们身上,开始探测远方的原野。”炮弹的响声之后,普莱尔的世界彻底安静了,在这重生的无人地带,瑞弗斯也仿佛听见了小岛上恩吉鲁驱逐阿委的咒语,如灵魂飘飞,最终遁入病房里再也无法拯救病人的那道光线里。

Tags: 重生三部曲 派特·巴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44

坚果壳

编号:C38·2190617·1578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46.00元当当20.30元
ISBN:9787532778805
页数:223页

第一句:“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坚果壳》是伊恩·麦克尤恩的最新作品,小说以一个未出生婴儿的视角重述了一个现代版《哈姆雷特》的故事: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与丈夫的弟弟克劳德勾搭成奸,与此同时,身怀六甲的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却将丈夫拒之门外,特鲁迪与克劳德密谋杀害约翰,从而霸占这栋豪宅,但一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所洞悉……无限宇宙是否被打开,也许并不取决于那个果壳是不是存在,重要的在于和世界如何构筑一种关系,如何用有限窥探无限:“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孽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坚果壳》: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第一章》

没有经历,没有体验,没有是非,即使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对于出生还要两周的胎儿来说,外面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空无的存在,但是当子宫里住着一个“我”,起先天真无邪的生命如何变成了阴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隔离外部世界的子宫如何变成了一个现场?

伊恩·麦克尤恩似乎并不是展示一个生命的降生过程,并不是在探讨意识的形成过程,当他已经把生命命名为“我”,一种隐喻的世界慢慢在构建慢慢在扩展。胎儿的世界本来是未知的,是一种空想的存在,即使有过生命萌芽时的某些感觉,但也和真正的想法相去甚远。但是一个“我”,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虽然依附在母亲的身体里,生长在母亲的子宫里,但是在“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已经将未知世界和已知世界联系起来,甚至那种联系已不再是“幻象”,它赤裸裸、活生生地发生着。

“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当我的耳朵贴在血淋淋的墙上,当倾听而在脑海里做着记录,我不是一个隔绝在事件之外的存在,“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我参与了一场阴谋:母亲特鲁迪有了情人克劳德,他们正在约会,为了能让这种隐秘的约会变得合理化,他们必须要除掉我的父亲约翰,于是那个夜晚的阴谋便成为我参与的事件之一,“下毒”是我从母亲那里听到最清晰的一个词,接下去有关的词还包括:“我想要他死。明天就得死。”

密谋之后是实施,起先是克劳德向父亲约翰借了钱,之后在那个还未实施的夜晚,却听到了父亲的态度:他不仅得知了母亲出轨于克劳德,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女人艾洛蒂,当母亲的奸情被暴露之后,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介绍艾洛蒂是他的情人,于是两个将婚姻带向终结的故事同时发生,而那场密谋似乎反倒没有了太多的意义。但是下毒还是实施了,因为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作为,“明天就得死”成为她报复父亲的一种手段。当第二天告别的父亲喝了掺有乙二醇的奶昔,在开车离开之后倒在了车上,“一个男人被发现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已经死去。”当这样一个计划变成了实施,听到这个消息的特鲁迪反而说出了“我害怕”,并且把一切的罪责怪在克劳德身上,坚称自己是无辜的,那句“我恨你”和对父亲说的那句“我不爱你”都成为母亲逃避害怕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起初鉴定是“自杀”的案件里,艾洛蒂却认为:“不过,一点……一点也不像是他的作风。”于是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当母亲第二天要去警察局的时候,“我的羊水。破了!”于是,“嘎吱一声,我急匆匆地滑了出来,赤条条地来到了这个王国。”要两周才能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却因为羊水破了提前出世,暂且不管“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我未出生之前,在见证而且“参与”了阴谋的情况下,我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当我在空想中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恩·麦克尤恩在题辞中引用的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哦,天哪,要不是我噩梦连连,即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我依然认为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

这个被引用的题辞,至少包含着麦克尤恩的两种意图,一种是“噩梦连连”,它指向的是和密谋有关的现实,另一种则是关在坚果壳这个庇护所里,自己便成为了“无限宇宙之王”。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存在感,其实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对于生命来说,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下活着。在“我”作为胎儿的经历中,噩梦当然是自己作为本来天真无邪的生命,却参与了一场阴谋。这场阴谋体现着参与的直接性:当母亲和克劳德约会时,我见证了他们两人的烛光晚餐,我感受到了爱欲里那一出“克劳德的夜间性交前戏”,当然我也听到了那个阴险的词:下毒,“最后,她说出了她的决定,她轻声下了指令,她口中蹦出了那个单个的阴险的词,这一切似乎都是从我这张未开口过的嘴里发出来的。他们再一次接吻,她对着情人的嘴说了出来。我这个婴儿的第一个词。”

但是,这种直接性却又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让我变成了局外人,父亲将被毒死,无论如何我想要终止这次密谋,但是一方面对我的打击是:母亲所做出的这个决定,一定是不爱我了,我曾以为她在户外是为了让我获得骨骼发育所需要的维生素D,她把收音机音量调小是为了更好感受我的存在,她用手抚摸我的脑袋位置是一种关爱,但是当母亲钟情于克劳德——父亲约翰的弟弟,背叛了父亲,也意味着会毁了自己的孩子,“我不确定她爱我。”不爱我却又带着我进行密谋,我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变成密谋者,“无情的母亲!这将是一种毁灭,我的沉沦,因为只有在童话里没人要的小孩才会成为孤儿被养大。”所以我要把这种爱带给父亲,“亲爱的父亲,把我从这个绝望的河谷里拯救出来吧。带我走吧。让我在你身边一起被人下毒吧,好过被安置在某个地方。”

我渴望成为有力量的人,成为年轻、黑豹一样的自己,然后告诉父亲是谁要杀他,然后“拯救”父亲。但是当听到“下毒”,听到“明天就得死”的时候,父亲却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个叫艾洛蒂的女人是父亲可以离开母亲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说,我也被父亲抛弃了,“我算什么?我已经死了。我被送进了坟堆,那是在他恨之入骨的前妻的肚子里。”我既无法警告也无法付诸行动,这一种无能为力的现实就是噩梦连连的生活。我想象自己写给父亲一封信,信里我说“我害怕被遗弃”,并且希望父亲能逃过这次谋杀,“不要下楼梯。大声地、无忧无虑地说再见,坐上您的车就走。或者,如您非得下楼,那就千万别喝果汁,在楼下告别完就走。以后我会解释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会是您听话的儿子……”

但奶昔里还是放进了毒药,父亲还是喝了下去,开车出门的他还是死在了路上,这一切的噩梦还在继续上演,“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成为一个夭折的死胎,然后归于尘土。”但这并不是终结,当父亲死去,当克劳德依然进入母亲的身体,我的感觉是丑陋,“我的不忠的母亲几乎没有将我与这个即将要成为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分开。”但是当母亲将这个计划怪罪于克劳德并且开始“害怕”,我却想要报复——报复杀人者克劳德,我的行动便是“自杀”,只有这样,因为叔叔肆意侵犯一位晚期妊娠的孕妇,致胎儿死亡,无异于杀人,所以克劳德就会被捕,受审,获刑,坐牢,这样,我父亲的仇就报了一半。”而这种复仇也成为生命的本能,“复仇:这是一股本能的冲动,十分强烈——可以原谅。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后,没有人能够抗拒为报仇出谋划策的诱惑。”但是当克劳德还在浴室里高声唱歌,我的复仇其实也失败了。

噩梦连连的现实,我是见证者,参与者,甚至也是实施者,但是不管是母亲的背叛,还是父亲的出轨,甚而至于克劳德的参与,艾洛蒂的出场,其实都体现了一种错乱,也是人与人隔阂现实的一种注解,所以对于在母亲肚子里的胎儿,噩梦连连的现实和无限宇宙之王的理想,不仅是坚果壳里的存在,也是现实的一种折射。父亲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经营着穷困潦倒的出版社,虽然独具慧眼刊印了女诗人的诗集,但是当她们声名鹊起之后,却抛弃了父亲,而在母亲面前,“一个宽宏大度的壮实男人正用一首毫不时髦的十四行诗向她苦苦恳求,哪怕毫无希望。”而母亲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空间”,也许是借口,但一定是婚姻没有给她带来浪漫和快乐,克劳德这个阴谋家的介入,让两个人的婚姻走向了末路。但是在面对隔阂的现实时,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不管口中所说的十四行诗和空间,其实都想让自己成为无限宇宙之王,可以在被动中变得主动,所以母亲要毒死父亲,所以父亲带着“猫头鹰诗人”艾洛蒂宣布自己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他们都希望自己不是受害者,所以父亲在那次走之前说,““谢谢你提醒我。爱情是否天长地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在着。所以,敬爱情,敬我们的爱情,敬爱情原本的模样,也敬艾洛蒂。”

活在噩梦连连的现实里,却希望自己是无限宇宙之王,只有在隔阂的世界里,他们才会这样为自己命名,所以在这一事件中,每个人都像活在坚果壳里,都在坚果壳的现实里矛盾着,被禁锢,成为他们无法逃离的生活状态,“被禁锢在一个坚果壳里,只能从两寸象牙、一粒微沙中窥探整个世界。”所以和母亲肚子里的我一样,被禁锢而无法左右现实,被禁锢而虚构了自己的生活,被禁锢而为活着寻找借口,所以“子宫”不仅仅属于无能为力的自己,也是所有人的“隐秘之地”,“将来等我上了学,我也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子宫一样的环境,把英国佬、苏格兰佬和法国佬的启蒙精神都在一边。什么真实,什么干巴巴的事实,什么讨人嫌、装腔作势的客观性统统滚开。情感才是王后。除非她自称为王。”而这也是人类自我的空想,是用“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

已知世界的爱欲与阴谋,已知世界的逃避和虚构,已知世界的仇恨和间离,已知世界的谎言和死亡,只有在子宫那个“隐秘之地”,每个人都拒绝现实的噩梦,成为自己的宇宙之王。但是必然发生的事是:孩子总会出身,坚果壳总会破除,现实总会以最直接的方式到来。羊水破了,胎膜被抖去,赤条条来到世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参与世界的生命,而一出生,“我柔弱的胸腔被一名杀人者的双手谨慎地牢牢抓住,我被放在另一位凶手的如雪一般柔软、惬意的肚子上。”面前是凶手,面前也是母亲,当出生遭遇母亲的这种双重身份,坚果壳里的存在又投射于外,世界是更大的坚果壳,“我想我在这张脸上看到了整个世界。”母亲是美丽的,是慈爱的,是残忍的,世界也是美丽的,也是慈爱的,也是残忍的,但是当坚果壳被打破,当再无可能退身回去,一种命运被降临,是更大坚果壳的存在,“我也在想我们的牢房——希望不要太小——在那道沉重大门的另一边,磨损的台阶逐渐上升:起初是懊悔,继而是公正,随后是意味深长。其余则是一片混沌。”

母亲背负的杀人罪名,使得我的生命一开始就在监狱里度过,在那里,母亲的懊悔,法律的公正,以及意味深长的生活,会成为我最初的生命记忆,但是在这个之外,“其余则是一片混沌。”——甚至没有在子宫这个隐秘之地的逃避可能,十四行诗在哪?自由的空间在哪?最纯粹的爱和恨在哪?空想中的幻象,其实是最无奈的宿命:“在母亲体内,我憧憬着我应得的权利——安全,不受搅扰的平静,没有压力,无罪无愧。我在思索,到底什么本该属于幽禁中的我呢?”

Tags: 坚果壳 伊恩·麦克尤恩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5

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

编号:B87·2190617·1577
作者:【奥地利】马赫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07年10月第1版
定价:30.00元当当13.20元
ISBN:9787100053075
页数:528页

1895年冬天,马赫开设了一门“探究心理学和逻辑”的课程,力图把探究的心理学尽可能地还原为浅显易懂的科学概念。最终,马赫对那些材料进行了研究和诠释,以认识论的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成功地完成了《认识与谬误》。马赫希望“这将激励年轻的同行、尤其是物理学家做进一步的反思,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经常被忽略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向探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思考”。,在书中,马赫大量运用了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哲学、病理学,乃至神话传说等方面的材料和例证,阐明了通俗思维与科学思维间的近似关系。该书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的马赫晚年系统地、综合地阐述其哲学思想的结论性著作,是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最清楚、最集中、最综合、最成熟的阐述。
《认识与谬误》:周末猎手的哲学“漫游”

在自我从中浮现并再次反过来准备消解于其中的宇宙之流中间,如果自我不是与世界孤立的单子,而是它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不再倾向于认为世界是某种不可知的东西。于是,为了希望真实的知识,我们要足够接近我们自己,要充分密切地接近世界的其他部分。
    ——《自然定律的含义和价值》

宇宙之流中是不是具有定律?定律是不是必须服从的法则?法则是不是为了破除不可能性?问题不断提出,总是期待能够得到回答,当恩斯特·马赫用“自然定律”来定义自然界中必然的东西,其实一种逻辑已经显示出来:宇宙是可知的。这种可知是一种知识体系,但是要达到可知的自然定律,要认识宇宙规律,知识是不是也必须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似乎又产生了。“定律总是在于对可能性的限制,不管是作为行动的围栏,作为自然事件不变的路线,还是作为关于通过跑在事件前头以互补的方式预期事件的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道路标记。”行动的围栏,事件的路线,道路的标记,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则而存在,也就是说自然定律是对于自然遵循的规则,马赫认为这有点类似于公民必须服从的民法,尽管民法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性,它甚至能够被某种力量破除,但是社会整体的遵循意义则是无法改变的,对于自然界也一样,自然定律就在于它具有的臣服意义。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定律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是如何确立的?马赫认为,定律受到一种反思:它是我们从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察觉到并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定律在起源方面,无意逃避我们的经验论:在我们的经验引导下,对期望所规定的限制。

谁察觉?谁抽象?谁的经验?谁的期望?是我们,当人站在自然面前把那些服从的法则称为“定律”,无疑这是一个人化的过程,所以很明显,马赫说:“在这样做时我们绝没有免除错误。”经验就会成为一种知识,知识可能在错觉中变成错误,那么所谓的定律既是一种对可能性的限制,又是一种掺杂着主观认识的成分,如此,如何避免这些错误?这个问题似乎就回到了本书的标题:认识与谬误。两者之间的并列关系依然把世界推向了不可知论?马赫似乎并不这样悲观地认为,当他把从经验引导而得到的东西称为知识,当他把知识作为对自然过程的认识结果,当他把对可能性进行限制的东西称为定律,其实是在一种过程中寻找正确的道路,这是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过程,而正如这本书的引题所标注的,马赫将这一切转向了对于心理学的探究,在他看来,自然定律是心理需要的产物,目的是“在面对自然过程时我们不会处于被隔离和受阻碍的状况”。

从宇宙转向自然,从自然转向心理,就回到了认识的起点:自我,也正是马赫把自我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把心理看成是一个可知的世界,所以从心理的小宇宙投射到世界的大宇宙,就能在接近我们自己的同时接近世界的其他部分。所以这个返回自我的意义在于获取真正的知识,从而建立起秩序:“一旦这样的秩序建立起来,没有一个人将能够说秩序在世界上不存在,也没有任何人将需要上天入地去寻找它。”马赫认为,对自我心理小宇宙的认识是一种科学思维,它是从生物的和文化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从而在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实现道德世界的理想——自我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自我心理具有科学认识的需求,生物和文化发展而成为一种道德秩序,马赫就是在“自然定律”中既看见了科学思维的意义,也建立了他的哲学秩序,在双方“热切合作的充分动机”中开始考察“认识与谬误”的方法论。

这或者也是马赫“自我”在现实中的特殊样本意义:他以关于冲击波的实验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是相对论的先驱,他对经典力学有过敏锐洞察和中肯批判,而在生理学和心理学领域,围绕感觉的分析具有突出贡献:关于运动引起的音调和颜色的变化,即多普勒效应;肉耳迷路的功能和运动感觉;视网膜各点的相互依赖及其对亮度知觉的影响;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心理学研究;探究心理学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发生认识论的先见之明。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成为一名科学家,“我不是哲学家,而仅仅是科学家。”马赫如是说,在否定是哲学家的自我定义中,马赫其实已经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开始探究人的哲学思维,他所说的自己是从科学认识论和知识心理学去研究科学,但是哲学也已经或多或少引入到了科学中。

科学和哲学似乎在马赫身上得到了“热切合作的充分动机”,虽然他否定是个哲学家,而仅仅是作为“周末猎手”在哲学中“漫游”,但是,马赫在漫游中发现的认识论,正是他在科学和哲学并不明显分界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超越,那就是知识的系统化和有序化,这一点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都是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科学家一点也不是哲学家,甚或不想被人称为哲学家,但是他强烈地需要揣测他藉以获得和扩展他的知识的过程。”所以抱着“从科学中清除陈旧的和僵化的哲学”的想法,马赫考察“认识与谬误”就是在寻找科学方法论的哲学证明——从自我出发,寻找真实的知识,从而认识世界。

马赫的方法论是从思维开始的,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说,“我在本书中无论如何原则上强调了常识思维和科学思维之间的亲缘关系”,常识思维,或者说日常思维,是人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认识,它不指向纯粹的知识,所以其中必然“受到各种缺陷的妨碍”,但是马赫认为,它却是科学思维的起因,科学思维的目的论是消除一切理智中不安成分从而满足自己,并让它成为自己的主人,科学思维起因于日常思维,但是为了去除理智中的不安,所以要摆脱日常思维中的缺陷残留,也就是它的进步就在于“不断地矫正日常思维”。这是科学思维的一种超越,而基于日常思维发展起来的科学思维,还有另一种超越,“这样便完成了生物发展的连续系列,该系列以生命的首次简单的表现形式为开端。”

不论是日常思维还是科学思维,它们的一致起点就在于生物性,而这种生物性的认识论就是自我的出场。自我是什么?马赫认为,“我的自我包含世界。”这个唯我论的世界是科学思维的起点,也是科学必须返回的开端和起点,它是一个身体,是一种生理-心理世界,“心理学中的内省和实验,大脑解剖和精神病理学,已经作为许多有价值的说明的来源”,和实在世界相比,自我世界有着更多需要探索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马赫从思想这个端点出发,他认为,思想是直接“达我”的,是一种附属于自我的心理领域,而经验通过思想对事实的不断适应而增长,所以思想的相互适应是科学最终建立有序、简化和一致体系的目标所在。思想是目标,返回而去,就要思考经验的来源,思考心理经验的构成,思考记忆,思考感觉和知觉,思考生理学-心理学的结构。

恩斯特·马赫:我是一个“周末猎手”

所以人自我的那个身体便成为思维的起点:作为身体一部分的眼睛睁开,世界展现在面前,当视网膜在正常条件下受到刺激,于是便看见了东西,于是就有了感觉,感觉留存下来,便有了记忆,当感觉的记忆和视觉感觉交织,形成了更多的复合,这便是知觉。知觉形成一部分经验,经验不断更新不断交织,于是有了观念,而在反应模式中产生了侵略或防御动作,这些动作又对准事先已知的目标,意志和行动便产生了。另外,当环境发生改变,心理需要适应,在个体的经验意义上产生了联想,在联想之上有了分析和组合,当我们面对未知的事物时,又有了思考;在事物的再现和联想中,人又具有了某种意识……感觉、知觉、记忆、观念、联想、思考、意志、意识,所有这些都是在生理-心理意义上出现的,它们构成了生命的“质料”,当这些质料不断增加,生命也开始了维持、复制和散布自身的过程。

而经验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取,它们成为了人类的知识,知识一方面在社会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导致了阶级、职业和行业的分化,当知识被书写被言说,艺术、伦理等在观念的演变中成为高级的理智文化。而另一方面,当幻想和感觉经验相接触,在相互适应和强化中,人获得了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科学观念——从原始意义上说,马赫认为,宗教、哲学和自然观是不能分开的,“原始人就他的起源、他与灵魂的关系、死后的生活发展了观念”,所以哲学和自然科学有一种同源性,“头一批哲学家是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一句话是科学家。”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身体和心理反应是受概率定律统治的: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有用还是有害,产生的观念在生物学上有益还是有误,相同的身体和心理过程都包含在两种情况的任一个中。”所以建立在心里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错误,马赫认为,“只有反复的和详尽无遗的审查,才能保护我们避免错误。”如何审查?如何让审查变成一种机制?马赫提出了“思想实验”的方法论。在他看来,实验可以分为有形实验和思想实验,思想实验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扩大经验,通过不同的案列对观点进行概括,其实验模式就是通过经验和对恒久、唯一决定的一致追求的适应,从而让观念在序列中有序化,“在这样的消遣中训练的所有这一切是真正的能动性,这些能动性强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中的探究。”通过对象的相似和类似扩展知识,通过假设和探究的预设扩展经验,通过演绎和归纳让知识更简明……如此,实验产生思想,思想归谬实验,在反复中有了新概念新知识,而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实验中建立的。

不仅如此,在自然科学之外,“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也使得精神科学走上这条路。马赫比较了以概念为核心的度规空间和以感性直觉为主的生理空间的异同,分析了物理性的度规时间和以直觉为主的生理时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人的自我属性,在空间上,人的感觉系统回应了生物学的需要并指导身体进行自我保存,它所获得的空间知识是定性的,以此推导出的是广延和差别,而从来不是几何意义上形体的实在大小;同样,时间感觉的生物学意义,凸显的是人在其中的一种心理需求,甚至,人本身也成为感觉和观念产物,“人的兴趣横跨空间和时间的最广泛的延伸,因而人事实上具有最发达的时间的感觉和观念。”

生理空间和生理时间,都是建立在人的感觉基础之上的,而感觉延伸出的知觉、记忆、联想、观念,也一定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时空结构,区别于度规的时间和空间,却对应于外部的世界的和宇宙,所以在经验的不断获得中,在知识的不断扩展中,在思想实验的不断修正中,人这个自我也建立了一种“自然定律”:以心理需要出发形成定律,在对可能性进行限制的努力中,在不断修正谬误的过程里,不断抵达科学的世界,而在科学意义上发展起文化、宗教的和哲学,从而建立起实现到的世界秩序的理想,于是,马赫说:“每一个哲学家都拥有他自己的私人科学观,每一个科学家拥有他的私人哲学。”

Tags: 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 马赫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0

精神现象学(上、下)

编号:B36·2190513·1576
作者:【德】黑格尔 著 贺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75.00元当当36.70元
ISBN:9787208116030
页数:658页

《精神现象学》为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阐述其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第一部纲领性巨著,总结了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家们的哲学研究成果,宣告了未来哲学的大纲,它的出版标志着黑格尔和F·W·J·谢林在哲学上的彻底决裂。黑格尔自认此书为其哲学体系的导言,马克思誉《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和“黑格尔哲学的圣经”。黑格尔通过此书提出,精神现象学是关于意识到达“绝对知识”或“科学”(即哲学)的道路的科学,它为个体提供了一把攀登绝对知识的“梯子”。全书共八章,分为三大部分,论述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中译本由贺麟、王玖兴合译,分上、下卷先后于1962年和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79年再版时曾修订译文,以与下卷译名统一。

Tags: 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 贺麟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66

哲学史讲演录(1-4卷)

编号:B36·2190513·1575
作者:【德】黑格尔 著 贺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168.00元当当82.30元
ISBN:9787208113947
页数:1672页

“在哲学史里,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如果从一个恰当的观点去看它的题材,它自然会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但是即使它的目的被了解错了,它仍然具有它的兴趣,甚且一般人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目的愈是看错,这种兴趣的程度好像反而愈益增加。因为从哲学史里人们特别可以推出一个足以证明哲学这门科学无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的代表作之一,“哲学史”的开山之作。黑格尔一方面将哲学史纳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框架中,把哲学史归结为理念回归自身的绝对精神阶段;另一方面把辩证法贯彻于哲学史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全书其实就是黑格尔自己哲学思想的表达,借助与对哲学历史的批判与吸收,而表达自己的个人哲学思想。

Tags: 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 贺麟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0

小逻辑

编号:B36·2190513·1574
作者:【德】黑格尔 著 贺麟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08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22.10元
ISBN:978720807706501
页数:399页

《小逻辑》是《哲学全书纲要》的开始部分,通称《小逻辑》,以区别于《大逻辑》(即逻辑学)。全书除导言外,共分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篇,反映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黑格尔的《小逻辑》是构成他的《哲学全书》的一个主要环节,它的好处在于把握住全系统的轮廓和重点,材料分配均匀,文字简奥紧凑,而义蕴深厚。他的学生在他逝世后编订全集时,再附加以学生笔记作为附释,于是使得这书又有了明白晓畅,亲切感人的特点。为“贺麟全集”首卷,译者贺麟认为:“《小逻辑》是最足以代表黑格尔晚年成熟的逻辑系统的著作。它的好处在于把握住全系统的轮廓和重点,材料分配均匀,文字简奥紧凑,而意蕴深厚。初看似颇难解,及细加咀嚼,愈觉意味无穷,启发人深思。”
《小逻辑》:把真理认作自身的符合

因此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而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这是一种独立性概念,其独立性,在于自己排斥自己使成为有区别的独立物,而自己作为这种自身排斥却与自身相同一,并且,这种始终在自己本身内进行的交替运动,只是与自己本身相关联。
    ——《第二篇 本质论》

上下两册的书,被打开,被阅读,再被合上,完成的过程里,一本书是不是还是一本书?在打开之前和打开之后,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贺麟全集的系列之一种,即使被“我”这个购书者归入书库,标上编号,成为藏书或者阅读的对象,在物之存在意义上,似乎都是一种表象的存在;但是当阅读,从《小逻辑》知道了《哲学全书纲要》,知道了《大逻辑》,知道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不是在一种知识层面上具有了认识的意义,或者说,当两本书成为了认识的客体,是不是具有了一种概念?形式是形式,内容是内容,书里的知识如何成为一种思考?如何变成某种概念?如何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变成真正的思维,甚而达到对真理的把握?

走向自由是一个阅读的目的论议题,从一本实存的书出发,那条道路似乎是漫长的:要达到自由就是拥有必然性的真理,必然性之前是独立性,它属于实体的真理,而实体在概念世界里,“自己排斥自己使成为有区别的独立物”,但是自己在自身排斥时却又要与自身相同一,只有在这种排斥和同一的交替运动中,才能与自己本身相关联——同一而差别,建立对立统一的规定;从这个根据出发,物成为一种在自己本身内扬弃自己本质的实存,于是进入到现象;而现象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里,在内与外的规定中达到同一,便有了现实;现实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是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要走向必然性,便需要条件、实存和活动三个环节,而在实体关系之外,当实体过渡到偶然性时,又返回到自身,在扬弃自身又返回自身的可能性里,必然性也出现了,这便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在因果关系的充分发展下,在无穷递进里,相互作用也产生了——在实体关系、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下,那种必然性的真理就成为了自由。

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甚而至于这一切只不过是在“本质论”范围里,从存在论到本质论,似乎是跨越了一大步,至少已经从直接变成了相对,但是本质作为一种设定起来的概念,各个规定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返回到概念本身,如此,黑格尔说:“在本质中概念还不是自为的。”它是一种自在?本质是存在的真理,当存在作为一种潜在是自在意义上的实存,从它被认识而成为本质的时候,自为在何处?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设置:为什么从表象到现象,最后必须建立一种自在自为的概念?自在自为的概念,即理念,为什么就是一种必然性的真理?

在《导言》里,黑格尔就明确指出,哲学的对象就是真理,真理按照认识次序来说,首先是人通过意识形成情绪、直观、欲望和意志,而从这些对象形成了表象,之后再形成概念,“而且唯有通过表象,依靠表象,人的能思的心灵才进而达到对于事物的思维的认识和把握。”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哲学的任务是以概念代替表象,而概念是思想,是范畴。从对象的来源来说,就是现实,所以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康德也说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康德的《法哲学》中所说的现实是一种经验,在黑格尔看来,经验的原则,是“要接受或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必须与那一事物有亲密的接触”,所以经验的意义是“必须发现那一事物与我们自身的确定性相一致和相结合”,所以黑格尔的经验论已经超出了康德的界定,在他看来,还有不能满足只是理性的经验,一种是经验无法把握的知识,比如自由、精神和上帝;另一种则是主观的理性,它甚至比经验知识提供更多的满足,而这些另理性自身得到更多满足是一种广义的必然性——无论何种理性,其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认识真理的必然性,而对于必然性知识的反思,黑格尔认为,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所以思辨科学和经验科学,并不是排斥的,不是对立的,而是“加以承认与利用”,“将经验科学中的普遍原则、规律和分类等加以承认和应用,以充实其自身的内容。此外,它把哲学上的一些范畴引入科学的范畴之内,并使它们通行有效。”

哲学和科学只不过是范畴的变换,其指向的就是真理的必然性,但是从表象到概念的这个过程,有认识,更有反思,而反思也不仅仅是对情绪、直观、欲望、意志等现象的一切进行反思,而且要都思维本身进行反思,而对思维自身进行反思就引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是“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它构成了逻辑学上的主要课题,所以辩证法指向思维的反思意义,让自身达到经过中介的直接性,从而在普遍性意义上揭示其存在于自身的思维,所以矛盾而否定、否定而返回自身,形成了一个统一体,而这便是真理:“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

那如何发现必然性的真理,如何建立真理的全体系统,如何在辩证法中完成“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的哲学目的,黑格尔从哲学的第一部分“逻辑学”入手,研究理性在成为绝对知识的理念中如何成为自在自为的科学。逻辑学是怎样一种科学?黑格尔认为,逻辑学就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而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形成的理念”,也就是说,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他再次强调,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是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是思维自身给予的,而不是已经存在于外在的现成事物。这一种关于纯粹理念的必然性科学,看起来是最难的,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一种直观,也不是几何学的对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但是黑格尔也认为逻辑学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的内容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就是和思维熟习的规定,“这些规定同时又是最简单、最初步的,而也是人人最熟知的。”

最难也是最易的,似乎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认识的主体“我”,从人的意识出发认识表象,又从表象建立概念,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主体,是认识的主体,也是思维的主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一种作为主体的思维,也就是说,思维也是一种能动性的普遍——一个被加了引号的“我”其实突破了主客之间的割裂,在黑格尔看来,“我”作为一种主体的思维,即在我的表象、情感、意识状态之内,使得思想无处不在,也成为贯串在这一切规定之中的范畴,所以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是从个别的感性之物,变成必然性、普遍性的东西的过程,是包含着事物的本质、内在实质和真理的认识过程。所以“我”是一种自为的我,是意识中最后的、简单的、纯粹的东西,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与思维是同样的东西,“我是作为能思者的思维。”所以逻辑学所理解的思想除了思维本身和通过思维产生的东西之外,不能有别的东西,黑格尔继而认为,构成逻辑学的真正兴趣就是:“把真理认作自身的符合”——“认为思维的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认为思维的形式可以把越握绝对真理的本来面目,是一般哲学通有的信念。”

我是思维的主体,“我”是作为主体的思维,思维的自身同一性是逻辑学的规定,是精神生活达到自为存在的保证。但是在建立这一规定之前,黑格尔批判了思想对客观性的几种态度,一种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相信靠反思即可认识真理,而这种真理只是让客体的真实性质呈现在意识前面,也就是说,思想把握对象之后再造了感觉和直观的内容,并将其当成是思想自身的内容,黑格尔认为这只是“自以为得到真理”而已,并不是自由和客观的思想,甚至形成了独断论;第二种态度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看上去似乎是为了补救形而上学的弊端,从外在和内心的当前经验中去把握真理,从而代替抽象的思想,但是经验主义虽然避开了抽象而专注于具体的材料,但是当一些思想被认作对象本身时,经验主义对于事物区别的分析仍然是回到了形而上学的前提里,即认为事物的真理就在思想之中,甚至把一些偶然性的规章、法律和信仰当成了真理;第三种是康德为代表的批判哲学,批判哲学对形而上学以及知性概念进行考察,但是这种考察明显是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关系去考察,“康德所谓思维的客观性,在某意义下,仍然只是主观的。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思想虽说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范畴,但只是我们的思想,而与物自体间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隔开着。”这种只问是主观的或者是客观的思维方式其实退回到了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第四种是耶柯为代表的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在他看来,间接知识只是有限的内容,而理性就是对于上帝的知识,所以理性是一种直接知识,是一种信仰,黑格尔认为,直接知识的观点,排斥了中介性,以一种孤立的方式把握所谓的真理,“这种孤立的排他性表明,这种观点仍然陷于坚持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理智观念里。”

实际上,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经验主义,不管是批判哲学还是直接知识,思想对于客观性的这几种态度在黑格尔看来,都是将思想当成了一种单纯认识客体的工具,在划分为主客体的对立中,其实走向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无疑是一种割裂的认识,而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所以要让思想认识表象又要让思想成为自为的存在,就必须打开逻辑学的进口,必须在必然性、普遍性意义上给精神科学一种自由。在黑格尔看来,逻辑思想三种形式内容,一是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这一形式主要表现为知性的同一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第二种则是“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方面”,在这个方面,有限的规定开始扬弃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这便是在矛盾性中建立的辩证法,“凡有限之物莫不扬弃其自身。”所以辩证法是构成科学进展的灵魂;第三,则是“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在对立中达到统一,然后在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其中所包含的肯定。

作者和译者:都是通向真理自在自为的“我”?

从知性的同一律出发,在矛盾性的辩证法中扬弃和否定自身,然后在对立统一中认识其中的肯定,所以在逻辑学的三个方面,思辨的真理就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超越了片面的命题表述,而成为其自身是完整的、具体的真理。无疑从知性阶段到辩证阶段再到肯定阶段,真理一直在证明自身是真理这个必然性规定,而概念的概念作为真理,也在逻辑学的证明中“自己通过自己,自己与自己相联系的中介性”,达到了真正的直接性,黑格尔的一个形象比喻是:上帝是真理,所以要认识他的真面目,就是要认识他的绝对精神,而认识绝对精神就必须认识他所创造的世界、自然和有限的精神,“当它们与上帝分离开和区别开时,都是不真实的。”这里有三个部分的议题,当思想体现了直接性,即是关于自在或潜在概念的学说,这便是逻辑学的存在论;当思想具有反思性或间接性,便是自为存在和假象的概念的学说,这便是逻辑学的本质论;当思想返回自身,当思想发展了自身持存,这便是自在自为的概念的学说,这便是逻辑学的概念论和理念论——也正是这种自在自为的概念,才能使作为主体思维的“我”成为自在自为的我,才能抵达自在自为的真理。

存在是潜在的,也是直接的,黑格尔认为在存在的范围里,包含有质、量和尺度三个阶段。从逻辑学的这个纯存在为开端,质的思维里也体现着黑格尔的辩证同一性,他认为纯存在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直接性”,但是这种直接性不是经过中介的无规定性,不是对一切规定的扬弃,而是无规定性的直接性,也就是说,是先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是最原始的无规定性,是一种无中之“有”,也是一种有中之“无”,它是统一,它是变易——“所以‘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但在‘无’中能保持其自身的‘有’,即是变易。”变易是从自身的矛盾而过度到“有与无皆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有了规定性的存在,也便是质,“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和存在包含的“有差别的否定性”不同,它是一种实在性,而否定性的形式是一种异在,所以质的存在本身,在和异在的联系而言,是一种自在存在,即“离开了规定性而坚持自身的存在”——而只有在否定的东西里的自身联系才是自为存在,“自为存在是完成了的质,既是完成了的质,故包含存在和定于自身内,为其被扬弃了的理想的环节。”

这个扬弃的过程如何发生,也就是说如何从自在变成自为,黑格尔认为,只有在量的意义上发挥出质的扬弃,也就是说,只有在辩证法中扬弃质,才能使质成为完成了的质。量虽然也是一种规定性,但是这种规定性是与存在不相干的,它是纯粹的存在,但是自为自为存在发展的结果,量却包含着两个方面:斥力和引力,它使量连续或者分离,在连续和分离中,规定性区别了外延的量和内涵的量,而外延和内涵作为一种限度,与质的联合,便产生了尺度,“上帝是万物之尺度。”尺度是质与量的直接的统一,而两者间的差别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形式,“由质过渡到定量,由定量复过渡到质,可以表象为无限进展,表象为尺度扬弃其自身为无尺度,而又恢复其自身为尺度的无限进展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当存在在直接性的扬弃中又回到自身的直接性联系中,便成为了本质。

由质、量和尺度构成的存在是一种自在,是直接的,而本质是一种设定起来的概念,其中的各个规定是相对的,它还没有完全返回到概念本身,所以黑格尔认为,“在本质中概念还不是自为的。”但是在通向自在自为的道路上,本质论已经打开了一个进口,它在反思,它在映现——在映现他物中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质是发展了矛盾,虽然潜伏着,但是已经做好了走向返回概念本身的准备,只有知性在本质论中将范畴的独立自存和相对性的肯定联合起来,才能统一成概念。所以,本质作为实存的根据,一方面表现为同一性:本质是一种自身联系,但是反思的自身联系;另一方面有表现为差别:具有自己和自己相联系的否定性,是自己对自己本身的排斥。同一和差别形成了对立面,这对立面是在自身内既包含有此方和彼方,有自身和反面之物,而对这样一种本质内在对立面的规定,就是根据。

本质实质上就是根据,它是某物或他物的根据,所以在本质自身统一却又在差别中自身扬弃的过程中,它又回到了直接性,回到了存在,黑格尔将之命名为实存,“实存是自身反映与他物反映的直接统一。”既反映在自身中,又映现于他物中,而映现他物是作为根据又反映在自身内,这样的实存就是“物”——康德哲学中的“物”是一种“物自身”,只是抽象的自身反映而不映现他物。黑格尔区别了和康德定义的物之不同,重要的一点是物还反映着他物,还在自身内有差别,它们是彼此相异却又自身统一,所以质料和形式,既是物的全体,又是独立自存的,而这便是矛盾,便是本质实存意义上的现象。到这里为止,在存在意义上,物已经具有了矛盾统一性,而黑格尔认为,本质是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实际存在就是现象,或者说,在物的意义上,形式就是内容,这种规定性又衍生了现实,“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这种统一在现实的实体中,一方面在自身同一性中成为实体本身而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偶性中以绝对否定性达到了全部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建立了实体关系;但是实体关系是自己与自己联系的一种关系,而向外的力量便形成了因果关系,它在自身为自身的否定性中产生效果产生现实性,所以因果关系会过渡到主动与反作用的关系,或者称之为相互作用。

从存在论到本质论,自在的思维其实在自身反映和映现他物中敞开了自为的准备,所以在走向存在与本质真理的概念时,既需要一种在自由原则下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力量,又要成为一个全体,每一个环节都构成概念的一个整体,而且被设定和概念有不可分离的同一性,只有这样,概念在它的自身统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黑格尔将概念学说分成三个部分:主观的或形式的概念;被认作直接性的概念或客观性;主体和客体、概念和客观性统一的理念,或称之为绝对真理。这种分法并不是使概念论述又回到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而是在主观概念和客观概念的清晰界定中走向理念的统一,走向绝对真理。所以黑格尔认为概念必须包含三个环节: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普遍性是让规定具有等同性,即使在特殊性里,这种与自身等同的普遍性也是恒久的,而个体性就是将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它从否定开始,从特殊性开始建立起规定性,而所有的目标就是在概念与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中,成为自在自为的特定存在,而这种概念的特殊性就是回到主观概念里的重要行为:判断。

判断是主观意义的意识活动和形式,“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它是个体的,也是为了个体化的普遍性,这里有质的判断,有反思的判断,有必然的判断,也有概念的判断,判断的意义就是对概念的各环节予以区别,再加以联系,“在判断里,概念的各环节被设定为独立的环节,它们同时和自身同一而不和别的环节同一。”在这之中,需要的是一种得到统一的中介,这便是推论,推论是判断,是“一切真理之本质的根据”,当然,它也是概念,“是判断的形式差别已经返回到同一性的概念”,在返回的过程,也是实现的过程:全体中有差别的各环节返回到自己的全体,并且全体通过扬弃中介性被规定为直接的同一性——在实现的过程中,概念的实体其实就已经是客体。所以,客体不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僵硬抽象对立的一个对象,而是辩证的一种绝对,“客体就是杂多事物的完全独立性、与有差别的杂多事物同样地完全无独立性之间的绝对矛盾。”黑格尔认为,客体具有三个形式: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机械性的客体是直接的无差别的客体,化学性阶段,客体表现出差别,但是在彼此的关系里差别构成了客体的质,而到了目的性阶段,机械性和化学性达到了统一,客体成为了一个“自成起结的全体”——既是主观方的对方,又是客观化自己,既是自己保持自己,也是自己与自己结合——也就是实现了形成理念的过渡。

理念就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理念就是真理,“把真理认作自身的符合”这一目标也在完成中成为绝对知识,所以从本质意义来说,理念其实是一种过程化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形式是生命,是直接性形式下的理念,它是实现的肉体和在里面的灵魂的统一,也是特殊化和普遍化的统一。理念的第二个形式是中介性或差别性的形式,这是认识的理念,既有理论的理念,也有实践的理念,黑格尔认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一种善的真理的设定,这种从自在自为的客观世界出发,通过活动去实现目标,就是使得理念“永恒地设定其自身作为目的”,从而达到自在自为的善,这种理念就是第三种形式的理念:绝对理念,“因此这种统一乃是绝对和全部的真理,自己思维着自身的理念,而且在这里甚至作为思维着的、作为逻輯的理念。”

理念是真理,是系统全体中的唯一,也是唯一中的全体,它是矛盾的,是同一的,是辩证的,是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所以逻辑学也成为自在自为的科学,从而在从表象到概念的认识之路上逐渐走向哲学,逐渐具有科学精神,逐渐在必然性中成为绝对的知识和思想,“这唯一理念的各特殊环节中的每一环节既自在地是同一理念,复通过概念的辩证法而推演出理念的简单的自为存在。在这种方式下,(逻辑)科学便以把握住它自身的概念,作为理念之所以为理念的纯理念的概念而告结束。”

Tags: 小逻辑 黑格尔 贺麟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97

古事记

编号:S41·2190513·1573
作者:【日】安万侣 著 周作人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8月第1版
定价:39.00元当当19.10元
ISBN:9787208130524
页数:224页

《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是日本历史上首部文字典籍,现存最早的日本文学著作之一,它系统记述了日本原始神话与传说,承袭口传文学的生动、趣味,素材丰富,于神话、传说中穿插113首古代歌谣,孕育了日本民族诗歌——短歌的胚胎。全书分为三卷,上卷所记是日本诸神的由来与神话传说故事,重心落在日本国土的形成和天皇的起始。伊耶那歧命、伊耶那美命两位神,奉天神之命造成国土。他们结为神婚,生产儿女绵延诸神,在“让国”、“天降”等事之后,最终天照大御神的后嗣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出生,即日本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奉天命统治苇原之中国。中卷及下卷是从神武天皇至推古天皇的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记事和传说,史实与虚构相混杂,所记主要是日本天皇的征讨与平乱,施政建制,皇室传说等等。
《古事记》:神祇呈于涤身

于是伊耶那岐命问其妹伊耶那美命道:“你的身子是如何长成的?”她回答道:“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未合。”伊耶那岐命道:”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多余。想以我所余处填塞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如何?”
    ——《卷上》

这是“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的开篇,这是“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的传说,当“卷上”打开“古事记”的神话,并非只是对神话谱系的简单记载,而成为造人的一种起源。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是上古的两个神,却也是兄妹,当天神命令兄妹去造“漂浮着的国土”时,他们用了那一支赐予的琼矛在海水里搅动,当提起琼矛的时候,矛头滴下的海水便累积成了淤能碁吕岛。淤能碁吕岛的意思是“自然凝结之岛”,于是这个岛也成为从神话到人世的一个标志:告别了天神所处之所的无限,而在海水之中被凝结为一种生活的场所。

淤能碁吕岛可以看成是人时代的一个象征,从天地始分,再到诸神生成,从代表宇宙中央之主者天之御中主神,到代表宇宙之生成力的高御产巢日神,他们也便成为“阴阳斯开”的标志,再从别天神的五神,到由此生成的神世七代,可以说,在这个神的谱系中,他们所生活的高天原其实就是高高在上的住所,“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涤身。”日月海水,产生了世间种种,但是涤身而现的诸神,如何创造人类?当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兄妹背负天神使命开始造漂浮着的国土时,他们应该被视为人类的最初祖先。

琼矛滴下而累积的淤能碁吕岛是人类的第一个住所,这是人类开始的地理标志,接着兄妹俩的对话,完全从神的谱系中挣脱出来,一方面,他们的身体具有了人的特征:男人和女人,伊耶那岐命因为对于妹妹伊耶那美命的身体存在疑惑,所以吻了那个问题:“里的身子是如何长成的?”身体之长成,是神的一种意志,是出于完成状态,但是这个身子在兄妹那里是截然不同的,伊耶那美命说“有一处未合”,而伊耶那岐命自审而看到“有一处多余”,一处未合和一处多余正是男女最显著的标志,所以在他们一问一答之中,人就已经出现了,或者说人的问题意识和自我意识已经产生了,这一伟大的发现直接让神时代走向了人时代。

但这并不是点到为止的疑惑,伊耶那岐命继续探究,就更进一步,“想以我所余处填塞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如何?”男女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具有了欲望意识,这是一种本能的体现,而这一本能的结果是“产生国土”,也就是从“自然凝结”的淤能碁吕岛这个所造之岛要变成国土,就是有一种世代居住的源初意义。但是在这个男女启蒙的性意识里,另一种意识也慢慢出现,但是这种意识却不是自发的“天神得知了兄妹的这个想法,于是开始占卜,最后的结论是:“因女人先说,故不良,可回去再说。”所以先前将所余处填塞未合处“媾和”而生成的国土不具合法性,于是再生淡岛,而先前自我意识下的那个孩子“不在所生诸子数中”。

因为伊耶那美命先提出了自己“一处未合”,所以取消了他们生育而成的孩子,而重新再生的淡岛以及之后的七个岛,成为最初所生合法的国土,也成为日本八大岛国的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神的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无法摆脱的恰恰是一种人伦观念:重男轻女。而这种观念当然来自于中国文化。《古事记》的序中说:“乃放牛息马,恺悌归于华夏,卷旌戢戈,舞咏停于都邑。”也就是说,日本文化的源头就在于华夏文化,这在卷中的“应神天皇”中也有记载,当时应神天皇品陀和气命在轻岛的明宫治理天下,有人进贡来,而贡品便是《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进贡者是和迩吉师,天皇在进贡之前就说:“若有贤人,亦上贡。”也就是说,当他听说是和迩吉师,便认为他就是贤人,贤人所进贡的《论语》和《千字文》便成为日本文化渡来的标志。

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是人类的先祖,而人类从一开始就被男女观念所左右,但不仅于此,当兄妹生岛一十四处,神三十五尊,神的谱系继续生成,但是已经不再具有神世的和谐氛围,各种矛盾开始产生。伊耶那美命的儿子因为不被纳入体系,于是哭泣,因为哭泣又生成了泣泽女之神,而伊耶那美命竟然拔出剑斩落了儿子迦具土狰的首级,斩落而生成八神,这是不是使人类一开始就进入了暴力世界?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作为神,也像人一样会死去,而且也和中国古代所描述的那样,去了黄泉之国,在那里伊耶那岐命见到了妹妹,他看见妹妹身上蛆虫聚集,脓血流溢,于是又开始了造神,“大雷在其头上,火雷在其胸上,黑雷在其腹上,拆雷其阴上,稚雷在其左手,土雷在其右手,鸣雷在其左足,雷在其右足,合计生成雷神八尊。”雷神八尊无疑也是从暴力和死亡中产生的。

兄妹的矛盾在死后也没有得到停息,伊耶那美命去追哥哥,而伊耶那岐命则用石头堵住了黄泉路,当二神隔石对立的时候,他们的诀别也是用暴力的方式演绎的,伊耶那美命说:“我亲爱的兄,因为你如此行为,我当每日把你的国人扼死千名!”而伊耶那岐命则反击说:“我亲爱的妹,你如这样,我每日建立产室千五百所!”一个是每日要杀千人,一个是每日要生千五百人,于是兄妹就在这无休无止的对立中,甚至将人的生命当做了复仇的工具。不仅于此,他们的矛盾也激化在各自的谱系中,伊耶那岐命住在多贺,而伊耶那美命的儿子建速须佐之男命想去母亲的国,当被阻拦的时候,他便开始了报复,一方面他在闹事中使得天衣织女被梭冲了阴部而死去,另一方面他直接向天照大御神进攻,惊恐的天照大御神关闭了天之石屋的门,致死诸神所住的高天原一片黑暗,成为永久之夜,“于是恶神的声音如五月蝇似的到处起哄,种种灾祸都起来了。”

在黑暗的高天原,在恶声统治的神国,诸神开始商议,他们要惩罚建速须佐之男命,“使出祓罪献物干台,并切取上须,拔去手脚指爪,驱逐出去。”但是天照大神还是躲在里面,世界依然黑暗,于是一个叫天宇受卖命的神骗她出来窥看,另一个叫天手力男命的神则将她拉了出来,这个时候黑暗才真正过去,于是世界又迎来了太阳。从黑暗到光明,是神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一种权力的争斗却带有更多的人性特点,而《古事记》在描述上古神话的时候,也从自然神话中插入了更多具有民间气息的传说:当黑暗降临的时候,中间有一段照镜子的描写,当时的天儿屋命和布刀玉命举起镜子给天照大御神看,使得天照大御神看见了光明,而这一章节就起源于民间故事:据说有一位商人买了镜子回家,当妻子看见镜子,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认为是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于是去地方官那里。窥见而生成的镜像,对于商人之妻来说是误解,对于天照大御神来说,也是一种诱惑:正是在窥镜的诱惑中,天宇受卖命和天手力男命将他从躲避的天之岩户中拉出来,世界才重新看见了太阳。

这种取自民间故事的传说,似乎也印证了神是人时代的一种产物,另外在之后的描述中也有民间故事的影子,有一位老翁描述八岐的大蛇,“它的眼睛像红的酸浆,身体一个却有八个头和八个尾巴。又在它的身上生着苔藓桧杉之类,身长横亘八个山谷,八个山峰,看它的肚腹常有血,像糜烂的样子。”大蛇是邪恶可怕的,但是它的眼睛却像“红的酸浆”,无疑具有民间故事的特色,“酸浆之实鲜红可爱,为儿童所喜,但以形容大蛇的目光,则是很特别的。”卷上所记载的是日本诸神的由来,从天地始分的阴阳二仪,到十七世的神,从伊耶那岐命和伊耶那美命兄妹的生人到不可和解的矛盾,从雷神八尊再到五部族的神,这些神构建了日本的诸神谱,而从神时代到人时代,从诸神到天皇,似乎并没有给出一种明显的转变过程,但是在神的世界里,人的影子已经所处可见,这似乎也是“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涤身”的一种用意。

而神时代的暴力、死亡和阴谋,在从卷中开始的“天皇”时代里,处处留下了影子。垂神天皇时代,他所生的御子一共十六位,其中王子十三位,在十三位王子中便有了父子反目、兄弟阋于墙的悲剧。天皇娶了沙本毗卖命为皇后,于是,沙本毗卖命的兄弟沙本毗古王拿了一把小刀,告诉妹妹用这把刀趁天皇睡觉的时候刺死他。刺杀没有成功,天皇发现了阴谋,于是兴兵前往讨伐,而沙本毗卖命因感念兄弟之情,逃到了兄弟所在的稻城,因为当时王后已有身孕,所以天皇没有进攻,而是迟延了三年,当孩子出生,沙本毗卖命将汉字放在稻城外面,天皇虽有怨恨,但是因为对王后有情,于是放弃了进攻。等到儿子长大,因为在火烧稻城的时候所生,遂取名叫“本牟智和气王子”。这是用恩爱化解怨恨的故事,但是在景行天皇时代,倭建命杀死云建则完全变成了阴谋。倭建命西征时想要杀出云的云建,为了达到目的,他和云建的朋友结交,接近了云建,两个人似乎也成为好友,倭建命然后将自己的假刀放在了和云建一起洗澡的河边,倭建命先从河里上来,和云建的刀对换了,当云建从河里上来,佩戴了倭建命的假刀,当倭建命建议比刀时,云建却无法拔出那把假刀,于是被倭建命杀死,从而倭建命的西征取得了平定的胜利。

允恭天皇时代,当天皇驾崩后,木梨之轻太子即帝位,但是在继位之前,太子曾和同母的妹妹妹轻大郎女私通,于是这一丑闻导致朝中百官和天下百姓都背离轻太子而归附他的兄弟穴穗王子,在这种情况下,轻太子进攻穴穗太子,兄弟爆发了激战,最后轻太子失败,被流放到伊余之汤,在流放中轻太子唱起了歌,表达了不再回家的决心,“白玉似的我的妹,明镜似的我的妻,即今就在此地,还归什么家,怀念什么故乡!”最后和自己相爱的妹妹轻大郎女同时自杀。为了爱情被驱逐出故土,不想回家的他以死亡的方式从这一幕宫廷激战中退出,这或者也是一种深处王位的统治者的无奈。而获胜的穴穗太子,同样演绎了另一幕宫廷悲剧,他继位之后,使得日本进入了安康天皇时代,好战的性格似乎没有改变,他杀了大日下王娶了王的妻子长田大郎女。大日下王和长天大郎女有一个七岁的孩子目弱王,当他在殿下游戏的时候,天皇对皇后说:“你的儿子目弱王到了成年的时候,知道我杀了他父王的事情,怕要有邪心吧。”这一句话被目弱王停进去了,还没等到他长大,他便等天皇入睡之后拿起大刀将天皇斩首,之后逃到了夫良意富美的家里去。天皇的弟弟大谷王子为了替天皇报仇,不仅兴兵围攻夫良意富美的家,而且还杀了对这件事毫不关心的兄弟黑日子王和白日子王,而被围困的夫良意富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刺杀了躲避而来的目弱王,之后自己刎颈而死。

伦理之乱,兄弟之战,暴力无处不在,似乎都可以上溯到神时代的种种丑闻,也使得日本的“古事”有了神的版本。但是在天皇的征讨与平乱、皇室逸闻与传说中,也有暴力之外的其他传说,特别是对于日本制度、风俗的形成具有探源意义。崇仁天荒时代,日本疫病神性,于是天皇求梦于神,而大地主大神在梦中显现,告诉他:“去找意富多多泥古来,给我祭祀,那么神的灾祟不起,国也可以平安了。”于是天皇开始了祭司,他命意富多多泥古命为斋主,又命伊迦贺色许男命制作了许多祭祀用的陶器,给天神地衹之社,规定了祭祀的制度,又献赤色的栢矛于宇陀墨坂神,黑色的梔于大坂神,又对坂上之神,河濑之神等献奉币帛,“因此疫气悉息,国家平安了”。仲哀天皇时代,皇后息长带比卖命为神所依附,妇女被神依附成为女巫,便成为日本神道教的起源,而神功皇后也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女巫,她在天皇面前说神的教示:“西方有一国,黄金白银,以至种种照耀人眼睛的珍宝,其国多有,我今将其国赐给你们。”那时的天皇不相信她所说的话,认为向西没有国土只有大海,于是惹怒了神,而神功皇后最后也“升遐”而去,懊悔而惊恐的天皇于是下令举行天上罪、地上罪的赎罪仪式,于是神对他说:“凡此国土,为此王后腹中的王子所应治的国。”在诸多天皇中,仁德天皇是最为亲民的,有次他登临高山看见国中不见炊烟,认为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在贫穷之中,于是做出决定:“自今以后三年间,其人民的租税劳役悉皆免除。”即使皇宫大殿破坏雨漏了进来,他也不修理,迁到不漏雨的地方,几年之后,国中“炊烟满焉”,所以他被称为“圣帝之御世”,他死去之后的谥号,也被称为“仁德天皇”。

《古事记》作为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典籍,记载了日本的神话和传说,记述了天皇的征讨和平乱,《序》说明了编写此书的目的:“于是天皇诏之:朕闻诸家之所赍,帝纪及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纪,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也就是说为了“正先纪之谬错”,但实际上,不管是上卷关于诸神的神话还是中下卷关于天皇的历史,都不能称之为一种“正实”的史学著作,它更多夹杂的是虚构和传说,于此意义来说,《古事记》的最大意义是对日本源流风貌进行巡礼,而其中的儒家思想、权力争斗、阴谋论,似乎也昭示了日本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实知悬镜吐珠,而百王相续;吃剑切蛇,以万神蕃息欤。议安河而平天下,论小滨而清国土。”倒也不啻于是一部寻找日本文化起源的“菊与刀”。

Tags: 古事记 安万侣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70

4321

编号:C55·2190511·1572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8年11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当当73.30元
ISBN:9787510872662
页数:840页

1947年3月3日,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间产科病房,露丝和斯坦利仅有的孩子阿奇·艾萨克·弗格森出生了。从那时起,弗格森的生活展开了四条彼此独立的平行路径,四个男孩是同一个男孩,由同样的DNA造就,却沿着四种轨迹经历了四重的人生。四个弗格森在不同的城镇长大,有着不一样的知识激情、感情生活和社交圈,他们如影子般彼此映照,相互阐释,也走向不同的人生境遇。在美国社会激荡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弗格森们在各自的青春之路上奔袭,经历着伤痛、失去和蜕变……“你是否也曾想象自己另外四分之三的人生?”腰封上的这句话,表明“4321”是保罗·奥斯特编织四重人生的现代寓言,却也是一种人生的四种可能维度,“我们的世界顶多是一部分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包括那些本可能发生但未曾发生的一切。”
《4321》:从来都没有上帝,但诸神是有的

总有人跟弗格森讲,人生就像一本书,故事从第一页开始不断向推进,—一直讲到主人公在第二百零四页或者九百二十六页死掉为止,但现在,他为自己设想的未来起了变化,对时间的理解也起了变化。
    ——《3.4》

一本书,封面,“43”和“21”,排列在那里,横和纵像一个停顿,表达着说出来的语气,如果不打开,不涉及到深藏在故事里的页码,“4321”就只是一个书名,固定而不可更改。但是只要稍微做一下改变:掀开最表层的那张软面封面,世界一下子被分离:整本书的精装封面上根本没有4321的书名,而在横纵排列了数字的软面上,很容易发现字是被镂空的,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无论是对着光还是反着光,总会在穿透的瞬间变成一种剪影般的存在,看上去像是数字书名本身所发出的光。

被光穿过镂空的数字,围绕着的星星点点,一本书的设计似乎通向了许多的可能,像一种宇宙的存在,而八百三十五页的厚实文本更是将一种感官带向了浩渺的世界,可能还是不可能?4321是固定还是变异?或者说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四重人生变奏,一个辉煌构想”,腰封里的这句注解似乎把这样一种猜想又带入了人为的阐释中。光线穿过数字,穿过细小的孔洞,但穿不过八百三十五页的文本,所以当故事从第一页开始,在不断推进的可能里,不可见的一页是存在的。

九百二十六页根本没有,在八百三十五页最后一句话“他娶的女人名叫乐乐”之后是一个句号,完整的句号,不拖泥带水的句号,没有后续的句号。一个句号就是将755千字的小说推向了最后,但是第八百三十五页的时候,主人公没有死,当然,空无的九百二十六页也没有死,甚至第二百零四页的时候,主人公也没有死,而且,对于弗格森来说,开始了人生的某个新阶段,“时光荏苒,弗格森转眼长到了十岁、十一岁,接着是十二岁,然后是十三岁和十四岁,在那五年发生的家庭大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在弗格森十二岁半时,他母亲嫁给了一个叫吉尔伯特·施耐德曼的男人。”从十岁到十四岁,主人公都在一种延续的时间里长大,十二岁半时母亲嫁给了施耐德曼无疑对于弗格森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二百零四页的故事里,既没有关系的取代,“继父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想要取代弗格森父亲的野心”,也没有生活的固化,“后来就搬到了第88号和89号之间的滨河大道,住进了一所大房子”,它是另一个全新的起点:“施耐德曼有很多故事讲,这同弗格森的父亲不一样”。

最后留下句号的是第八百三十五页,主人公还没有死掉,故事似乎还在推进,但已经是一片空白;第二百零四页是第“2.3”章节,母亲嫁给了施耐德曼,弗格森也没有死掉,故事还在不断地推进。这是弗格森十二岁半的故事,主人公会在什么时候以死掉的方式结束故事?人生的这本书会在哪里标注最后的句号?保罗·奥斯特无疑是制造了文本的迷局,在句号结束的页码里,在故意留空的章节中,在明确了页码却没有结束的故事里,死是不是人生唯一的结束标志?而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二百零四页中已经设置了一个进口,母亲为什么要嫁给施耐德曼?因为父亲死了,死在纽瓦克的那场大火中——在“1.3”章节里,那场因为父亲的兄弟卢借债而导致的火灾让弗格森的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机会逃出来”,然后由于吸人大量浓烟,处于半昏迷状态,最后在无法动弹中,“大火将他活活吞噬”。所以在第二百零四页所在的“2.3”章节里,“他父亲死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上帝骗了他。”

父亲死了,继父才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却早已经成为了必然,母亲露丝是在1943年遇到父亲的,而在1944年1月的时候,弗格森的父亲斯坦利在纽约中央公园边上像露丝求婚,那时的俄国,持续九百天的列宁格勒之围刚刚结束,那时的意大利,同盟国正被德军牵制在卡西诺山;那时的太平洋上,美军正准备对马歇尔群岛发起进攻——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1944年1月都将为人生带来重大的意义——斯坦利向露丝结婚之后,弗格森出生才会从可能走向必然。但是,关于母亲第二次结婚这事,充满了必然,似乎和父亲之死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露丝在遇到斯坦利之前,1941年她就已经认识弗格森的这位继父了,“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开始的标志原本是1943年,但现在,世界变得甚至比之前还要老。”而且,在露丝和斯坦利认识之前,她早就和一个名叫戴维·拉斯金的年轻人订婚了,这个未来要当医生、生于布鲁克林的男人,在露丝十七岁时闯入了她的生活,差点就结婚了,如果按照这样发展,她和斯坦利就不可能遇上——但是战争从她身边夺走了那份爱,1942年8月,拉斯金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参加基本训练期间,不幸死于一场诡异的爆炸。

1942之前认识了拉斯金并订了婚,1944年之前认识了施耐德曼,而在1944年1月向露丝求婚的斯坦利,似乎成为了一种偶然,就像他们各自的人生期望一样,其实都走在两条路上,怀揣着一百卢布从明斯克经华沙和柏林到达汉堡,最后乘坐“中国皇后号”船票来到纽约,这是弗格森祖父艾萨克·列兹尼科夫的移民经历,当他登陆美国大陆说了一句意第绪语“我忘了”,因为发音缘故而改名为“伊卡博德·弗格森”,弗格森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充满了奇遇,命运之轮从弗格森祖父一家身上碾过,因仓库遭遇持枪抢劫而导致的凶杀让弗格森的外祖父死去,穷到食不果腹、万念俱灰的地步让整个家庭陷于困顿,被淹死在浴缸里的新生儿成为一种悲剧,所以对于弗格森的父亲来说,一生的宏图大志是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一个和洛克菲勒一样富得流油的人。”而同样是移民后代的露丝,一家人没有遭遇太多的波折,所以露丝想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是纽约大街小巷中的熙攘和喧嚣,是为自己争口气闯出个名堂的感觉。而当两个人在1944年1月走向共同生活的世界,其实注定了两个人人生的分叉,在她做出决定而定下来的第十八条上写着:“是,她不爱斯坦利,但斯坦利爱她。或许这就足够两个人开始了,走出第一步。”

其实还有更为忧虑的另一句话:“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接下来便一定是打开像一本书的人生——属于弗格森的人生,从1944年的第一页开始,一直要到弗格森“死掉为止”。不敢说接下来的事,弗格森的人生之书就像被悬置在那里,就像斯坦利的婚姻,悬置在拉斯金和施耐德曼之间,他更像是一个填补露丝人生空白的一个机会主义者,所以在露丝“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的疑惑中,人生充满了可能和不可能。如果回到弗格森人生的起点,斯坦利也是被悬置的:露丝不爱他,在怀孕期间斯坦利的精力在开店上,出生的弗格森以露丝叔叔的名字被命名为“阿奇”——即使在出生时斯坦利在场,但是对于弗格森来说,父亲是缺席的,甚至弗格森从小的想法便是:长大后和母亲结婚。“父亲是个老头子,所以不久之后就会死掉,他一死,弗格森就可以娶他母亲,而她丈夫的名字也将变成阿奇,不再是斯坦利。”

似乎变成了一种类似俄狄浦斯情结的悬置,父与子在这种“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的故事里变成了寓言,而寓言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弗格森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母亲经常对他说“差点儿失去他的事”,不是他去了哪儿了的那种失去,“而是说死掉了,无形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飞向天堂的那种失去。”弗格森发过高烧,弗格森在意外中差点送命,弗格森差点从高处跌落,世界充满了可能,弗格森无疑只是在众多死亡威胁中活下来的一种可能,可能而成为必然,这种活着的状态是多么脆弱?所以对于弗格森来说,生命就是悬置在那里的存在,他需要的是另一个自己活着,以这样的方式让活着成为必然,于是他希望露丝在给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希望姨妈米尔德里德给他生个表弟,当母亲说自己太爱阿奇不会再生一个孩子了,当米尔德里德一家离开搬到了新城市,弗格森的这个计划落空了。因为现实中希望落空,所以他为自己假想了一个兄弟,还取名叫约翰,比他大四岁,比他更魁梧更强壮更聪明——一个想象的自己,一个具体化的自己,弗格森就是这样创造了另一种人生,“他已经明白了世界由两个领域组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而且他看不见的东西常常倒比他能看见的那些更真实。”

创造了另一个自己,是不是意味着真正的自己还是被悬置的?同样悬置在那里的,还有父亲斯坦利,于是在偶然的、想象的、缺席交叉的故事里,生活走向了“4321”被光线洞穿的厚实文本,在“2.3”章节母亲嫁给施耐德曼之前,父亲已经死于那场纽瓦克大火,尽管弗格森从小有一种取代父亲娶母亲为妻的想法,但是当父亲死后,弗格森依然感觉到世界不再真实,“里面的东西只是虚假地复制了世界本应该是的样子,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应该发生。”弗格森从此生活在这种错觉的魔咒下,白天仿佛梦游,夜里又辗转难眠,而在这种梦游状态中,他开始不相信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带他进入到真实的可见的世界里,“事实上,上帝根本就不存在,而个被弗格森认为是上帝在说话的声音,只不过是他的声音在他心里和自己对话罢了。”但是之所以是梦游,之所以活在错觉中,弗格森也制造了父亲还活着的现实:那一年全家搬到了新居,那一年,父亲日益庞大的帝国又多了两家分店,那一年父亲几乎成了有钱人——“或许还不是个洛克菲勒,但却是城郊零售业的王者,著名的利润先知,用低价铲除了七个镇的竞争对手。”只是对于弗格森来说,十三岁时他对父亲的幻灭感与日俱增。

在父亲还活着的故事里,弗格森的成长似乎也按照自己的计划行进着,他甚至相信上帝,因为上帝能同时看到主路和小路,只有他知道弗格森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而且,弗格森遇到了一个阿提的男孩,别人都说他们两个很像,甚至认为是失散已久的兄弟,“刚生下来就被分开的双胞胎。”似乎童年时代创造另一个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弗格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似乎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他,他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由一堆互相抵触的自我组成的,每次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自己也会有所不同。”弗德曼也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我有个亲兄弟的话,应该就是阿奇的样子。”但是弗德曼死于脑瘤,这无疑像是另一个自己的死亡,而弗格森将这种自我复制的可能又写进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脚底的伴侣》里,“脚底的伴侣”,是Sole Mates,而这其实是个双关语,solo是脚底,也是唯一,mate则是伙伴,所以Sole Mates就变成了“灵魂伴侣”。

弗格森的“灵魂伴侣”死了,又在故事里轻易复活,这便是对于可能性的创造,而从此曾经被悬置的弗格森开始了对于另一个自己不断的创造。那个白石瓶子上画着的女孩,开启了弗格森的性意识,十二岁那年,他对女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公园的长凳上他和安-玛丽·杜马丁拥抱在一起,“第一次亲吻了她。”而在那张床上,他和劳工节烧烤聚会第一次认识的艾米在床单里滚来滚去,“她也成了他的第一个”,在看关于肯尼迪被刺杀的新闻时,“他们第一次做了爱”;但是在另一种场合里,弗格森在格洛丽亚那里得到了第一个吻,“第一个来自异性的吻,一个真正的吻,不是妈妈、外婆和堂姐堂妹那种虚假的亲吻,而是热烈的吻,激情的吻,超越了简单的嘴唇触碰,可以直接送他飞入那片迄今未知的领地。”也第一次被抚摸了下体。

而那个艾米,在弗格森不断被创造的文本里出现,她和他有过第一次做爱,她是他母亲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他们是堂姐弟又不是堂姐弟,弗格森感觉到了艾米对自己的爱,又感觉到她实际上不爱自己……无数中可能,似乎把弗格森带入到不一样的人生里:父亲被大火烧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继父是吉尔伯特·施耐德曼还是丹·施耐德曼,艾米是继父的女儿还是自己的堂姐?不同的命运,是开启了不同的可能,但也带入了更多的悬置状态中,甚至让自己慢慢缺席。而这只是一个铺垫,对于弗格森来说,不是在身边的他们走向了可能,而是自己活在不同的人生里。

十三岁那年,一场暴风雨袭来,弗格森奔跑在暴雨中大喊着:“雨已经下够了,老板!”——“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正在为自己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能活在那天早晨他被赋予的那个世界中而欣喜若狂地尖叫着,甚至当一道闪电击中其中一棵树的树冠,弗格森也没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于是,最后一根树枝掉了下来,砸在了他的头上,“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也不会再有了。”二十岁那年,弗格森已经出版了许多文集,这些文集像是他生下的孩子,但是在伦敦的那条路上,当他要去接受《电讯报》采访的时候,一辆绛紫色的英国福特从布兰德福德街的拐弯处飞驰而来,“当车撞到弗格森身上时,撞的力量非常大,直接把他抛到了天上。”十三岁是被雷电击中的树枝砸到,二十三岁是被汽车撞飞到了天上,似乎在每一种死亡中,弗格森都在和天上对话,而天上真的住着上帝?一个上帝早在弗格森的父亲被大火烧死之后覆灭了,而另一个知道主路和小路的上帝却还在,他就是弗格森自己,主路的生和小路的死,都被自己看见了,所以活在可能性的弗格森即使遭遇了不测死去,他也是在和上天对话,和作为上帝的自己说话。

生与死不同的可能之外,弗格森的人生中还有另外的主路和小路:那一次因为和弗兰茜争吵,车祸发生时拇指的两个指节和食指的上两个指节被挡风玻璃割掉了,由于断指被雪埋了起来,最后找到时已经失去了被植活的可能,“弗格森注定只能作为一个八指男人度过他的余生。”八个手指,他变成了残疾畸形人,不再是功能齐全的人类成员,在车祸之后,他看到的词语都变成了魔咒,泄气、抑郁、惊愕、灰心、沮丧、情绪低落、绝望、戒心重重、消沉、混沌、苦恼、疯狂、挫败……以D开头的这些词语,都变成了“死亡”的变体;但是当他只有八个手指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征兵的机会,也无缘上战场,本来,他会坚定地参加反战游行,直到最后一名士兵回家,“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无法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因为他左手的大拇指没了。”十八岁的弗格森,和三十一岁的老师伊维·门罗超越了师生关系,当门罗说;“我想要个小孩。”就是想让弗格森成为一个父亲,即使是幽灵父亲也可以把他的身体赋予孩子,可以与她永远生活在一起,但是医生的检查结论是:没有生育能力,“弗氏家族后继无人了,他之后再不会有谁,从现在开始,直到时间终结,都不会再有。”但是弗格森写作了那些故事和小说,就是“他的婴孩”,就像母亲所说,即使你自己死了,它们却永远活着……

可能和不可能,看见和不看见,爱着或不爱着,死去或没有死去,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每一个弗格森似乎都在讲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故事,而在三个甚至更多被想象出来的自己面前,却永远站着一个确定的自己,唯一的自己,而这个第四号自己便是作为作者的弗格森——人生是一本书,作者就是创造了这本书的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他们仍然还是同一个人,三个想象出来的自己,然后顺便再把他自己扔进去”,所以在作者是确定的这个前提下,一切又回到了必然性之中,就像最后的弗格森活在最重要的四件事里,“写书,爱西莉亚,爱他的朋友,往返于布鲁克林学院。”而1969年也意味着“七个难题、八个炸弹、十四个拒绝、两个骨折、数字二百六十三和一个改变人生的笑话之年”的人唯一性。从身为上帝的造物主退回到作为唯一的作者,弗格森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而这个起点便是从一开始悬置在那里的父亲,或者父子之间没有弥合的矛盾。

父亲死了或者活着,是悬置之后出现的可能性,但是父亲总之是赋予弗格森唯一生命的父亲,他也是上帝,是给了弗格森成为作者的造物主,所以回到起点,父与子的关系便在弗格森1965年读到的《奥德修纪》里成为一个线索,二十年前动身去特洛伊的时候,儿子还是婴儿,而当从漫长的征途中归来,父亲和儿子还可以坐在一起对话吗?“不是神。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神?不,不是。/我是你那位缺席你的童年,让你因此受尽苦头的父亲。我就是他。”奥德修斯这样对儿子说,遗憾和抱歉,但一定是一种爱,对话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所谓“回来”的真正意义,而弗格森对于父亲的疏远甚至反抗,直接导致了自我的繁殖,父亲死了,就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死了,而每一个自己便成为上帝之后的神,“根本没有上帝,弗格森一直这么告诉自己。从来都没有上帝,以也不会有,但诸神是有的,世界各地有很多神。”神的启示是母亲的那句:“今天会很冷,阿奇。出门上学要记得围围巾。”是艾米的那句“你是我的唯一,阿奇,我的百万里挑一。”是弗格森出版著作要署名时说的:“我是阿奇。我一直都是阿奇,也永远会是阿奇。”

一个弗格森在暴风雨中被树枝砸中走向了十三岁的终点,一个弗格森在道路错失了方向中被辆车撞上了天结束了二十三岁的生日,一个弗格森在邻居躺在床上抽烟而导致的大火中丧生,但还有另一个弗格森,第四个弗格森,作为作者的弗格森——人生之书的造物主是成为作者的那个上帝,他让诸神复活,让奥德修斯归来,让父亲告诉他秘密。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弗格森并不是被弗格森创造的诸神,弗格森之后是真正的作者:保罗·奥斯特——“书名就这样有了:《4321》。”于是真正的上帝让光线穿过,让第九百二十六页成为空白,为了让一切的可能都看起来像真实的人生,他还让政治、新闻组成了不可复制的历史,肯尼迪被刺杀,约翰逊当上总统,尼克松引起争议,越南战争引发的反战示威……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时间,弗格森于是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人物:“假如弗格森一号逃过了那晚的一劫,他会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和贾内利一起去阿提卡,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会撰写有关那场监狱暴动的文章,大规模的接管,一千多名囚犯控制了监狱,导致其被迫关闭,抗议者将三十九名狱警劫为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监狱满足他们的改革要求。”

历史是真实的,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也是真实的,而在真实里,可能性也是真实的一种体现,因为它是生命的一种方式,生和死都是在演变中连接在一起,“上帝无处可寻,他对自己说,但生命随处可见,死亡随处可见,生者与死者被连在了一起。”

Tags: 4321 保罗·奥斯特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402

物体系

编号:B83·2190511·1571
作者:【法】让·鲍德里亚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65.00元当当32.20元
ISBN:9787208155121
页数:260页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物品的身影,鲍德里亚试图对种类繁多的物品加以区分,并勾勒出一个物品的层级与体系。鲍德里亚认为,现代家具代表一种系列,而古旧物品或者极其昂贵的奢侈品则代表模范。普通人因为居住空间有限,只能选择可随意折叠、拆卸的现代系列家具,而只有少数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笨重、华丽的实木古典家具。系列与模范的区分实际上是人的阶层的区分,是普通人和富人的区分,也是一种符号和语言,物体系的运作方式,与语言系统类似,每一个物都是一个符号,它想要被消费就必须和其他商品产生差异。“我们可以去构想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实际上大家都很相像:要达成这一点,只需要一个集体而神话的投射模式——一个模范。”
《物体系》:消费永远没有止境

物品便是我们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扮演了我们自己的死亡,但因为我们拥有了它,这个死亡便(以符号运作的方式)被超越了。
    ——《第五章 边缘体系:收藏》

打开,翻阅,摘录,在进入让·鲍德里亚的《物体系》的过程中,我一定是无意将它当成是一个单纯的物,在用左手打开右手按压双眼注目的过程中,是在听鲍德里亚讲话,在未形成某种可以独立思考的思想之前,它一定是以知识的方式进入我的世界。所以这种参与的过程是会省略其作为单独物品的属性,但是当完成阅读,当左手右手和双眼从书中移开,当被陈列在横竖排列的复数书目中,它到底是什么?——甚至当它最后被盖上“九品书库”的图章,永久性地存放在书柜里而成为某一藏品,是不是真的进入到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边缘体系”中?是不是在拥有它的过程中超越了死亡?是不是在“缺乏”的呈现中变成了悼亡自我的手段?

存在拥有,是一种生的过程,尤其是作为收藏品的存在,在一种“激情的游戏”中成为鲍德里亚所说的“一条只剩下忠诚美德的狗”,但是,当一个物品成为了收藏品,在这个所谓的“边缘体系”中,它实际上在呈现独特历史性的时候,这种属于物品的独特性其实已经变成了“死后余生证”,在每一次抚摸,每一次被带入现在的过程里,已经超越了“真实的存在”,而成为操控的符号。鲍德里亚将收藏行为归于边缘体系,是因为物品在人面前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对象,已经被剥夺了功能,它只是“为人所拥有”的东西,所以完全只拥有“主观上的身份”,所以它是收藏品。在这里,物品的品质开始颂扬我,而且“温顺一致地朝向我集中”,也就是说,这种存有只是让人去看它,而不是反过来被看,人在收藏这个系列中成为最终项,在人决定存有意义的时候,收藏中所谓的时间已经脱离了物所具有的真实性,脱离了个别的历史性,它融合于一个系统反复的维度里,所以收藏品成为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作用机制消隐之时,成为“安慰中的安慰”,它在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中构建了一种日常神话逻辑。

人在作为“安慰的安慰”的收藏品中所找到的是死后的证明,它被循环,被控制,被体验,“无可逆转的事件是他的能力范围之外”,所以它的存有不是真实的存在。而获得了“安慰的安慰”的人,也在这种不真实的存在中消除了物品固有的存有意义,在悼亡自我的意义上扮演了自己的死亡——但收藏品又像是一种拯救,在人拥有中超越了死亡。这像是人的自欺行为,鲍德里亚很残酷地说:“呈现在其中的,很少是存在,而是缺乏。”如果把这种缺乏上升到物的主观论述中,进入到非功能性系统里,考察作为边缘物的古物,鲍德里亚认为,古物表达了人的一种意愿,那就是见证、回忆、怀旧和逃避,它是非复制性的物品,所以其中呈现的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特色,都是在物的功能性之外的属性,也就是说,古物的历史性取代了日常使用物品的功能性,它的一个特定的功能便是:代表时间。

古物或者收藏品中的时间到底是如何呈现的?鲍德里亚认为,它的存在去除了物“气氛”中的时间,它是终结性的存有,是完美的存有,是在演出一出起源于神话的剧目:一方面,它是人们对起源的怀念,在古物里看见历史的遗迹,甚至带有想象性的空间构建一种历史,所以这是来自“出生”的母性符号;另一方面,当人们拥有古物的时候,是一种对真确性的执迷:它在我手上,它是我的收藏品,它只属于我,在一种传承的系统中,它具有某种续传性的父性意义——出生具有的母性,传承带有的父性,这便是古物构建的缘起神话的剧目,所以在这个神话里,古物具有了双面性:

它既不真、亦不假,而是“完美”——它既非内在、亦非外在,而是“不在”(alibi)——它既非共时性(synchronique),亦非历时性(diachronique),而是时代错乱(anachronique)——它与它的拥有者间的关系,既非一个“存在”(etre)动词和它的表语(attribut)间的关系,亦非“拥有”(avoir)动词和它的受词间的关系,它们的关系主要是一个来自“内在受词”(objet inteme)的文法范畴,它和动词的意义实质之间几乎是同语反复(tautologique)的关系。

古物逃逸了时间之劫,所以它是美的,这既是古物在美学层面的价值,也是其在历史层面的意义,美学和历史构成了古物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但是当它出现在现时,当成为人主宰的符号,其实是人类对于起源的焦虑和好奇,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古物来“驯服”文化,和人通过技术产品、家庭器物来驯服自然,都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所以在收藏品的考察中,在自我悼亡意义上,作为符号的收藏品对于人建立的这个非攻能性系统中,呈现在其中的就是一种缺乏,“它们正在成为安慰中的安慰,正在成为吸收时间和死亡焦虑的日常神话逻辑。”

古物作为边缘物,收藏品作为边缘系统的主体,在非功能性系统里表达了人的缺乏,成为“安慰中的安慰”,那么在物的功能性系统里,物具有怎样一种逻辑?鲍德里亚对于物品的功能性系统考察,其实着眼于时代变迁之后室内结构的变异。他认为,传统的室内结构虽然每一个家具、每一个房间,都是一种客观布置,都是“温暖的家”的特殊空间存在,但是在人作为主体的空间里,物的存在只是一种“临在感”,也就是说,它们生活其中是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的紧紧束缚”——典型的布尔乔亚世内陈设所代表的就是一种父权体制,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家具,是配合家庭的细胞,它的背后是一个人,“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

但是现代家庭和社会结构,却不再体现物的临在感,不再被道德向度所束缚,它突出了物的功能性特点:比如根本取消了窗户,使得自由介入的光线,成为事物存在的普遍功能;比如以数处隐蔽式光源塑造均匀照明;比如镜子在室内空间中消失了,大挂钟或座钟也消失了。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他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由,但是当束缚的道德禁忌被松开,在功能化过程中,这并非是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摆脱,只是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自身——只有在空间上实现真正的自由,才是物本身彻底的解放。在这个功能化的系统里,呈现的进步其实更具体在物从临在感变成了一种关系,物与人不再是呼应,而是互相通达,它的客观存在不是基于陈设,而是基于气氛。

陈设是功能的演算,而气氛则是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的演算,它们都变成了彼此相关的整体,变成了总体相连的函数,从而开始了系统性的重组,而具有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去中心化的空间带来了物在系统里的结构转变。鲍德里亚将这种转变成为“暧昧”,他用玻璃来解读这种暧昧,玻璃被安装在那里,它体现了亲近感,但是又是遥远的,它是亲密性的符号,却又在拒绝亲密性,它具有传播的意义,却又是非传播的。而人在整个家居天地中,也像玻璃一样,在亲密感和距离感的交替暧昧中,此时人变成了系统里的关系人和气氛人,所以这种体系的最显著一个特点,便是在组织性论述和关系性论述中,在关系人和气氛人的身份组合中成为“功能人”。

人成为功能人,物在气氛中具有了文化性,但是这种文化层面的建构在鲍德里亚看来,却是一种新的道德束缚,甚至文化扮演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安慰角色,“将功能、权力世界带来的紧张,升华到一个在真实世界的物质性及冲突之外,可在形式上辨识存在的世界。”一个例子便是传统以劳力为主的手势变成一种以操控为主的功能化手势,手势是人做出的手势,是一种功能的运用,但是人其实是被物带着走:过去的洗衣方式是在捣衣杵或水桶的操作场域里发生的,而现在的洗衣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参与,以功能化的方式进入到关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人为中心的参考点其实已经被摆脱了,所以当物品开始越来越分化,手势则越来越不分化,“这便像是故事中的魔术师,面对他所制造的完美机器,只有把自己解体,把自己机械化。”所以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功能化,并不是人真正的功能化,而是物在功能性上具有了形式意义:打火机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别的打火机好,而是因为它“吻合手掌的形状”——“形式便是如此地由实用功能和人的手势中解放出来,成为彼此相关,并且也和它们所‘节奏’的空间相关。”

所以功能化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个体制,一个系统,“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这是物的属性的一种转变,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对物的客观陈述还是主观陈述,其实鲍德里亚都只是在物的形式意义上进行考察,而物在形式意义之外,整个系统也呈现了它的引申意义,而这便是物的意识形态意涵。物的引申意义是什么?其实在导论中,鲍德里亚就开门见山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物超越功能性之上的层次是科技层次,“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在他看来,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其他的实用的、心理的、社会层面的变化是非本质的,这样一种考察的出发点,无疑使得物被纳入了一种抽象层次中,它是以技术元为支撑构建的物,类似于语言中的音素,而这无疑有别于真正的物,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成为一种消费品,它必然会在整个体系中,“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从而具有了实践意义的意识形态批评。所以鲍德里亚从来不是为了在科技层次取得物的意义,而是在人文和意识形态中构建一种意义和反意义的体系,就像语言结构一样,物品需要被“说出”——“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

从形式意义到引申意义,从科技层面到意识形态批评,“物体系”的意义何在?反意义何在?不一致性的矛盾具有怎样的可能性?从技术层面的引申意义出发,鲍德里亚认为“自动化主义”是最具体的体现:手柄启动的汽车被不用手柄的汽车取代,看起来就是一种技术实现的结果,它带给人的是便利和自由,是手势的解放。但是,人的自动化意念,本身就可能遮蔽事实上的结构失调,在鲍德里亚看来,如果一个物品进入自动化程序,它便达到了极致,也便具有了排他性,它只为单一的功能服务,所以自动化是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而人在其中,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看者,他投射到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也不再具有个体性、人格意念、自主性,“这种在技术的纯形式完满中使得世界成为其仆从的梦想,其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有惰性而又好梦想的人性。”所以,自动化主义是技术的误入歧途,甚至带来了技术的灾难:“追索着由技术本身生出的功能神话,我们会发现某种宿命性,在此原来为了主宰世界的技术,结晶为一个反向的且具威胁性的目的性。”

所以在自动化主义的引申意义中,物的体系变成了“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速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充满了满足和失望”的系统,但是这并不是物体系意识形态批判的终点,鲍德里亚更深一步指出,自动化主义是从物品的特殊功能中提炼出一种“绝对意涵”的引申意义,所以自动化变成了一种技术模范而被倡导,在接受中它又衍生出物的系列,所以意识形态的真正批判在于“模范与系列”这个物体系的内在矛盾。本身模范/系列在对立中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特点:模范象征着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是他们制定规则,所以有了系列的产生,而系列的最终目的也是成为模范,这种循环不间断的动态便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将系列带向模范,并使得模范持续地扩散于系列之中”。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系列的目的是模范,也就是说系列只是一种初始,它的终点是模范,在这个轨迹里,最后系列不存在,模范也不存在,“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模范,也就不再有模范。”而模范所谓的个性化意义也不存在,“选择这一辆车,而不选择另一辆,您或许把它个性化了,但作出选择这个事实本身,却使您进入了整体的经济体制之中。”

所以从这一层面考察,鲍德里亚认为,模范只是一个理念的时候,个性化才有可能进行,但是,在模范理念指导之下,系列产品所遇到的是结构的失调和价值的减消,最终是阶级差异和特权导致人格的缺失,也正因为此,在消费社会里,我们在物品前越来越不平等,而把模范当成是系列可以追上的理想目标,也变成了一种骗局,“这样的社会,把自己投入技术进步之中,完成了所有可能的革命,但那只是在它自己之中的革命。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构性的改变。”模范和系列还有一种形式,便是信用贷款为主的差异化和选择的物体系,在这里,先行消费改变了继承和地租式的父权家庭经济模式,它促进了现代消费,摆脱了财产限制,是一种消费行为的模范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的目的被改变,它不再是被人拥有和使用,而是为了被人生产和购买,“通过它和它的策略,物品扮演了劳务、满足、花费的加速器和倍增器的角色——由此,它们变成了一种蹦床,正是它们的惯性充当了一种离心力,它赋予日常生活以节奏——它的向前逃逸、不稳定及不平衡的倾向。”

好不夸张地说,信用贷款已经不再属于私人物品,连人也成为这个生产体制中的共谋者,消解了自我意识,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对象。同样的,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广告,既是一种针对物品的论述,本身又是一种物,它的目的不是指导消费,而是被消费——广告在意识形态中,是一种“群众煽动术”,它把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两种作用元,在这样的系统里,竞争不再是一种生产领域里的自由,而成为一种消费行为中的可怜选择:“竞争在所有的层次上变本加厉,开启了一种朝不保夕的大量自由选择的可能,这便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自由:偶然地去选择一些可以使您和他人之间能够有区别的物品。”所以从生产端迁移到消费端,在分级的实践中,在社会身份的标位中,物品和广告构成的符码完全取消了生产性意义,“这个符码给我们一种虚假的透明形象、一种社会关系虚假的可读性,而在它们背后,真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仍令人无法辨读。”

所以现代的物体系无可逃避地进入到了消费系统中,无论是功能性系统还是非功能性系统,无论是形式意义还是引申意义,物体系都是一种关系的结构,而这种关系正是消费,所以鲍德里亚将所有这一切的论述都归结于如何对消费进行定义,他认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体系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所以被消费的物品也不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毋宁说,在关系里,消费就是自我消费,物品变成了符号,它不满足计划,它制造系列,它走向自动化,“生命计划本身,被切成片片段段、不被满足、[只]被指涉,便在接连而来的物品中,一再重新开始又再消解。”一句话,在自甘消解的物体系里,只要消费物和生命一样不被满足,只要关系是循环而不灭的,那么,“消费永远没有止境”。

Tags: 物体系 让·鲍德里亚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60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编号:S64·2190511·1570
作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50元当当19.60元
ISBN:9787544270779
页数:289页

生命中只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诗歌和爱情,聂鲁达20岁时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是聂鲁达写给爱人玛蒂尔德的情诗,充满了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字里行间都是对玛蒂尔德的爱。“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等经典的聂鲁达诗句,打动着每一个恋人。《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聂鲁达的情诗全集,完整收录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等诗歌,被誉为“情诗圣经”,它们穷尽了爱情的一切表达:情欲、迷恋、痛苦、绝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届时将无你,无我,无光

为了爱你,我的爱有两个生命。因此我在不爱你的时候爱你,也在爱你的时候爱你。
    ——《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44》

在“中午”和“傍晚”之间,在第一首和第一百首之间,在爱与不爱之间,两个生命如何一起呼吸?如何离开又靠近?“你必须明白我不爱而又爱着你”,当聂鲁达呈现出爱与不爱的双面性的时候,生命仿佛被放置在一种巨大的虚空里,在这里是沉默,是冰冷,是不见你却又渴望你的痛苦,但是让生命变成双面的存在,就是为了一种转变:从沉默变成言语,从冰冷变成热情,从不爱变成爱——不爱而爱,爱而更爱,唯有爱才是消弭一切的力量。

《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在献辞里,聂鲁达就说:“我钟爱的妻子,我在写这些被讹称为‘十四行诗’的诗作时,饱受折磨;它们令我心痛,惹我神伤。但题献给你时,我心中所感受到的喜悦像大草原一样辽阔。”饱受折磨是现实,是1959年之前的生与死的考验,但是当所有的情绪都在诗歌里涌现,当所有的诗里都有一个存在的“你”,喜悦便成为战胜折磨的力量,所以在这样的爱情根基之下,“我将这个世纪交付于你:木质的十四行诗于焉兴起,只因你赋予了它们生命。”爱人赋予诗歌于生命,是因为诗歌里充满了爱,战胜困苦,战胜伤痛,战胜不爱的现实,战胜沉默和冰冷。

1959年的诗歌是聂鲁达“后爱情”生活的写照,就像诗集题目一样,“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只有爱,而没有1924年那一首“绝望的歌”,甚至一百首在数量意义上也超越了“二十首”——是不是在完全充满爱的世界里不再有火热青春时的徘徊、犹豫和最后的绝望?是不是在不爱而爱和爱而爱的双面爱情里战胜了一切?回到20岁时的聂鲁达,回到“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诗”,以及回到情诗中无法被抹除的绝望心情,烈火青春记事里,充满了懵懂的爱欲,充满了包容一切的力量,那么直接,那么满溢,似乎爱包含了一切,成为“万物的混合”。

从身体出发,回归身体,似乎是聂鲁达对于爱欲的第一种吟咏方式,“女人的身体”是白色的山丘,是白色的大腿,是乳房之杯,是迷离的双眼,是阴部的玫瑰,这一切构成了“肌肤的身体,苔藓的身体,贪婪而坚实之奶汁的身体”。对于身体的书写在第一首里,在第八首里,但是当开篇就对着女人的身体表达爱意,或者只是一种欲望的呈现,闪烁着征服的欲望:“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但是那征服的世界里却有着“永恒的渴望”,继而是疲惫,继而是“无穷苦痛的黑暗的河床”。而到了第八首,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绝望者,一个“没有回声的话语”,“一个一无所有,也拥有过一切的人”,拥有过一切而一无所有,正是这种绝望,而唯有绝望,才更想念,更有渴望,才能以返回身体的方式看见“荒地上最后的玫瑰”,“你的乳房像白色的蜗牛。/一只阴影的蝴蝶来到你的腹部入睡。”色彩不是对立,而是消融,是在入睡的状态中进入到爱欲的世界,像是一种拯救,“水赤着脚走在潮湿的街上。”

第一首的征服,第八首的沉默,第一首的渴望,第八首的绝望,以及第一首的身体,第八首的返回身体,对于聂鲁达来说,这一种经历或许也构成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最初版本,绝望的阴影总是若有若无的出现在爱欲的世界里,而对于女人对于爱人,在20岁的聂鲁达世界里,或许更多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之物。女人是什么?女人是母亲,“一个苍白的蓝色民族,刚从你/那里生出,如是获得滋养。(第二首)”“大地在体内歌唱,众河在体内歌唱,我的灵魂逸入其中/如你所愿,流向你想要去的地方(第三首)”女人带来战斗的激情,“她众多的吻爆裂并且沉落,/在夏日之风的门口搏斗。(第四首)”女人是和我的合一,“我望着自己在远方的话语。/它们更像是你的。/它们如常春藤般攀爬上我的旧痛。(第五首)”女人也是记忆之一种,“你的记忆由光,由烟,由平静的水塘组成!/你的眼睛深处燃烧着千万霞光。/秋天的枯叶绕着你的灵魂旋转。(第六首)”但是女人确实遥远的存在,“我遥远的女人,你只保存黑暗,/你的目光中不时浮现恐惧的海岸。(第七首)”

不管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母性,女人的战斗力量,女人的记忆,女人在聂鲁达的想象中被构筑,所以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缺省的,“你总是,总是在下午离去/走向黃昏边跑边抹掉雕像的地方。(第十首)”聂鲁达发出的疑问是:你在哪里?你说些什么?或者在一个诗人,一个男人的对面,“为什么全部的爱会突临我身/当我正心伤,觉得你在远方?”想起却又不在,在被悲伤挤压的世界里,缺省的女人成为一种绝望的导火索。实际上从女人的身体开场的抒情中,一切的比喻都变成了某种虚幻的存在,它是青春所要寻找的目标而已,所以在聂鲁达自喻为“贪婪的水”男人世界里,他一方面渴望捆住女人的身体,“逆流而上,在外围的波浪当中,/你平行的身躯被我的双臂系住/像一条与我的灵魂无限贴合的鱼,/又快又慢,在天空下的活力里。(第九首)”另一方面女人又总是在水的世界里逃逸,“每日的幻想都在你身上。/你的到临如露水滴在花冠。/你用你的缺席掏挖地平线。/像波浪一般,永远逃逸着。”

水之围困和逃逸,本身就构成了想象的两端,是存在也是不存在,是占有也是缺省,所以诗人又变成了火,“我用火的十字在你身体的/白色地图上做标记。(第十三首)”而这又变成了悖论,火的燃烧会让“某样东西正在死去”,它是鸟的翅膀,它是苦恼和遗忘,“歌唱,燃烧,逃离,仿佛疯子手中的一座钟楼。”火在燃烧,也在燃烧着自己,“被火花灼伤的我的灵魂起舞。”于是,在这双重的矛盾中,诗人喊出了“你是谁,你是谁?”的疑问。水之围困和逃逸,火之燃烧和灼伤,都忽视了女人的真实存在,在想象的世界里,万物混合,是一切却也是一无所有。所以,聂鲁达在水火的隐喻中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原处的点:从身体出发,找到那个具体的、清晰的你。

“但是你,明晰的女孩,烟与穗的疑问。/你是风用发亮的叶子制成的东西。”在万物混合里,渴望被一片片切开,为的是走另一条“远离一切的道路”,为的是“没有苦恼、死亡、冬天在那儿拦截”,为的是“在露水中睁开它们的眼睛”,一方面,我之于你,“我要从山上带给你快乐的花朵,带给你钟形花,/黑榛实,以及一篮篮野生的吻。/我要/像春天对待樱桃树般地对待你。(第十四首)”这是一种寻回的努力;另一方面,你之于我,“你从万物中浮现,满是我的灵魂。”是一种融入,但是在从一开始就以爱欲的面目点燃的青春激情,在水的围困、火的燃烧中,已经带有了太多的伤痛,沉默仿佛死去,看见却又遥远,想念却是孤独,“我看见自己如那些旧锚般被遗忘。/当黄昏靠岸,码头格外悲伤。/我的生命已倦,徒然地受饿。/我爱我没有的东西。你如此遥远。(第十八首)”即使遥远的女人有着“蜜蜂疯狂的青春,浪的痴癫,麦穗的力量”,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告别:告别是“我曾经多么爱她”的感慨,是“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的无奈,是“昔日的我们已不复存在”的落寞,在最哀伤的诗篇里,爱变成了一种单向的行为,变成了过去的故事,“即令这是她带给我的最后的痛苦,/而这些是我为她写的最后的诗篇。”

最后的诗篇,最哀伤的诗篇,聂鲁达也许是在和自己的20岁告别,和自己的青春告别,和自己沉迷于某种身体的欲望告别,所以最后是绝望的歌,自己是“被遗弃者”,但是在绝望的世界里,另一种渴望却在那里成长,女人不再是和身体有关的女人,不再是和想象有关的女人,她的身上“堆积着战争与飞行”,她可以“吞下一切,仿佛远方/仿佛海/仿佛时间”,她是奇迹,即使在墓中也有火在燃烧,而在被遗弃者的世界里,发出了“超越一切”的呼喊,因为离去而重新出发,因为坠落而重新升腾,因为死亡而复活——绝望不是终点,它是另一种爱,另一种人生的起点。

“被遗弃者”成为了“船长”,开始了人生的一次扬帆远航,这也是水的世界,却是对水的征服,这也是对于大海深处那种爱的回应,所以在由“爱”“欲”“怒”和“生”组成的人生旅程中,聂鲁达似乎不再追求小我之爱,不再寻求征服的结果,而是用爱来让自己投入战斗。“我命你为王后”,在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之爱的世界里,一切前进,所以爱是共同的方向,爱是共同的付出,爱是共同的目标,在这样的爱里,“我们的身体广大无边”;在这样的爱里,两个人的微笑“在最黑暗的时刻/绽开”;在这样的爱里,面包,酒,爱和愤怒,都成为了生命的礼物。当超越了“你的腰,你的乳房,你乳头双倍的紫色,你刚刚飞逝的目光之窝,你水果般的大嘴巴,你的红发,我小小的塔”的身体,爱的对象是一个叫做国家的存在,“你的眼睛里有国家,/有河流/我的祖国在你的双眼里,/我走过它们,/它们照亮我/行走的世界,/美人。”

而“欲”呢,它是一种力量,是征服和占有,甚至撕裂,但不再是对于身体的某种欲望呈现,而是在“以火、血、牙的一跃”中,在“神爪一击”中,变成一种积蓄力量的飞行,“女鹰啊,让我们扑/向这红色猎物./让我们撕裂那怦怦然/经过的生命,/一起升高/我们狂野的飞行。(《秃鹰》)”所以“欲”的世界换来的是一次旅行,“从你的臀部到你的脚/我想做一次长途旅行。(《昆虫》)”“怒”者为何?是因为个体之爱已成为一种捆绑,已成为一种束缚,即使推离出去的时候“会死”,但是在超越个体之爱中还可以再次结合为一体,“我现在进入/你的生命,/再也不离去,/亲爱,亲爱,亲爱的,/我要留下来。”留下来是为了共同战斗,是为了不再遗忘:

我没有在战斗中停下。
不停地为众人迈向生活,
迈向和平,迈向面包,
但我将你在我的怀里举起,
我用我的吻将你钉住,
我看着你仿佛不再有
任何人的眼睛会看着你。
    ——《遗忘》

在爱、欲和怒的三重情绪之后,船长之旅程最后在“生”的世界里展开,这里有着祖国的山河,“在我的国家有一座山。/我的国家有一条河。”这里需要的是战斗,“会是艰苦的战斗,/会是困难的生活,/但你会跟我来。(《山河》)”这里需要破除一切的困难,“我们/要像对待一颗至今仍啃啮/人心的坏牙齿般将贫困拔除。(《贫穷》)”搏斗、战斗,都呈现了一个小我之外的大我,聂鲁达说:“因为我肩负着的/不是我个人的小生命/而是众生(《众生》”,所以用爱来唤醒众生,用爱来保护众生,而我和你也不再是单数,而是变成了复数的我们:“让我们一同出去/以血肉之躯和邪恶的蛛网/和引发饥饿的体制,/和孳生悲苦的组织搏斗。(《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所有战斗者的名字,是“全部的生活”的主人,所以在众生、我们和全部的生活里,船长聂鲁达在最后大声呼喊:“如是,啊小美洲,我辽阔的祖国,/你身上迎接我的到来。(《小美洲》)”

爱不止,战斗不止,船长的使命不止。这里是不是没有了绝望?没有了痛苦?其实,当聂鲁达投身于战斗,他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缺席过一个女人,从来没有缺失过一种爱,在饱受折磨的战斗过程里,在惹我神伤的复杂经历中,有一种爱始终存在,它赋予了战斗者另一种生命,那就是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乌鲁蒂亚,所以从“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泛化之爱,变成了更为具体的爱,献辞里的玛蒂尔德·乌鲁蒂亚是对于爱的另一次命名,另一种确信:早晨,“在这个名字里木制的船只航行,/被团团海蓝的火环绕:/它的字母是河水,流入我焦干的心。”中午,“正午时分你的屋子听似一列火车,/蜜蜂嗡嗡叫,锅子在歌唱,/瀑布替水珠的作为编写目录,/你的笑声展开棕榈树的颤音。”傍晚,“我们终于到达这里,孤单,但不寂寞,/远离野蛮之城的狂言呓语。”夜晚,“我弯身趋近你夜晚肉体之火,/我不仅爱你的乳房,也爱/深蓝血液洒遍雾色的秋日。”

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是完整的时间,而这种时间的完整性被包含在爱的世界里,它又是遗世独立的——并非是与世隔绝,而是在小我之爱与大我之爱、身体之爱与灵魂之爱、唤醒之爱与创造之爱中,拒绝一切的误解和谎言,远离一切的痛苦和挣扎,所以爱在这里的升华是让爱包容一切,让爱成为一切。也曾有过那些说谎的人,“他们撒谎,说我失去了月亮,/言我的命运像一片沙漠,/冷言冷语搬弄是非:/他们企图查禁宇宙的花朵。”也曾有过怀着仇恨的他们,“他们带着恨意,那些不爱我们的爱,/不爱其他的爱的人们:他们/悲惨如空客厅里的椅子”也曾有过理性与爱情的矛盾,有过逝者的葬礼和死亡的恐惧,有过贫穷和威胁,但是爱在消弭一切,爱在创造一切,爱是大地,“你和我需要的只是彼此相爱:/和万物混合,和男人,和女人,/和孕育、教养康乃馨的大地。”爱是万物,“当我拥你入怀,我便拥有了一切——/沙子,时间,雨树”,爱是无限,“吻复一吻我漫游于你小小的无限,/你的边界,你的河流,你的小村落;/而转化为快感的生殖之火”。

生殖之创造,并不仅仅是肉体欢愉之后的结果,它是一种背负的使命,而在成为一切成为永恒成为无限的爱里,甚至个体意义上的你和我、聂鲁达和玛蒂尔德·乌鲁蒂亚都已不在:“届时将无你,无我,无光:/而在地球和阴影的另一端,/我俩爱的光辉仍将生机盎然。”那时的睡梦是唯一的钥匙,那时的时间只有现在,那时的吻是最后一吻,那时的死也是最后的活着:“如此当大地接受我们的拥抱时,/我们将融合成一个死,/永远活在吻的永恒之中。”因为,一百首诗里再没有绝望的歌,因为所有的爱都在胜利的吻里“天长地老”。

Tags: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巴勃罗·聂鲁达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32

河童

编号:C41·2190511·1569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30.00元当当14.80元
ISBN:9787532767106
页数:169页

《河童》假托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河童国内,所有观念都在嘲讽着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它们了解人类胜过了解自己。一旦掌握了它们特有的语言,接受了它们的怪异思想,离开了这个乌托邦之后,便会立刻陷入对人类产生无比嫌恶的烦恼之中。故事主人公好不容易才返回人世间,但由于已经无法习惯人类的生活,被当成了疯子。作品通过精神病院23号患者的自述,讲述了一段与人类社会既相悖又相似的河童国里的见闻与经历,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真实而本质的一面。《河童》发表于1927年3月,作品发表4个月后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该作品可谓芥川的遗世之作,更是他晚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芥川的忌日7月24日也被称为“河童忌”。本书收录芥川的短篇小说共6篇。
《河童》: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

“出去的路只有一条。”
“哪一条?”
“就是你来时的路!”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返回?当出去的路依然是来时的路,仿佛变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当我从沿着那个绳梯从河童国回到人类社会的时候,我却不再以返身的方式变成一个正常人,而是在精神病院里成为一个病人,23号,是我的号码,也成为我的身份——没有名字,没有家人,甚至在院长S博士面前,我只是一个“他”:他紧抱双膝,他目视窗外,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起在河童国的故事。

我变成他,是一种对象化的处理,在精神病院里,在S博士面前,甚至在听说这个故事的听众面前,我就是一个被示众的角色。而这种被对象化、被示众的感觉也许是返回人类的一种悲剧,而当我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挥动拳头,向每一个人大吼:“滚出去!你这个恶棍!你不也是一个愚蠢至极、嫉妒心强、琐下流、厚颜无耻、自以为是、残酷自私的动物吗?滚出去!你这个恶棍!!”我却是在用一种暴力拒绝人类的规则,大吼而拒绝,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留下了另一个进口:我不习惯人类社会,我想回到河童世界,于是在白天之后的夜晚,那些河童国的医生、渔夫、哲学家都来看望我,于是,当听说河童国的法官朋友佩普失业之后发疯了,我还想去河童国的精神病院去探望……

我到底是从绳梯回来变成了人类,还是依然活在河童国里?精神病患者的身份无疑是人类对我的排斥,就像一种梦呓和幻觉一样,河童国或者也是我希望构建的一种乌托邦,但是在河童国也有精神病院也有病人,甚至也像河童自己所说“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要咒骂人类的自私残酷,还要渴望回到河童的朋友身边?河童比人类先进,河童却比人类不幸,似乎我的经历正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让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倒退:不是越先进就越是文明,而是在先进的河童国里,我能看见更多的荒谬,知道更多的荒唐,揭露更多的荒诞,如此,精神病患者反而是一个清醒者。

进入河童国是我在三年前的一次经历,起初是个登山者,在一个人登山而行的时候,便在深山出遇见了来到人类世界的河童。这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遭遇:我登攀高山,我进入森林,我离开城市,就是为了远离人类的文明,所以远离的目标越强烈,那个如乌托邦一样的河童国就越容易出现在我面前。第一次看见河童,我的感觉是“毛骨悚然”,他们是人类之外的存在,他们只被记录在古籍里,所以当那个河童在我身后出现的时候,我喊出的是:“畜生!”甚至想要扑上去抓住他。河童在逃跑,我在追逐,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保持着人类的某种优越感,而将河童视为一种不祥的动物。但是当我最终栽下那一片黑暗之中,进入到河童王国的时候,我又变成了河童国的成员——摆脱了人类的种种习惯和规则,即使我只是河童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河童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展现出来,这里有医生有渔夫有哲学家有作曲家有资本家,这里有法律有习俗有文化有政党,这里有审查制度有法律判决有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童国是人类的一个投影,或者我对于河童的观察正是体现着对于人类秩序的批判,但是河童国不同于人类之处,就在于制造了一种相异的文化,甚至它是以比人类更先进的存在方式而映射着人类可能面对的方向,“河童对人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对河童的了解。可能是因为,比起我们人类捕获到的河童来,河童捕获过的人要多得多。”人类被河童捕获,我只是其中之一,而河童在人类世界里却是寥寥无几,我在登山过程中碰到的第一和河童,后来那些来人类世界看望我的河童,他们其实并非是被人类捕获的,他们是闯入人类世界,从而反证出人类世界的落后。

河童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从外观上,河童更像某种蛙类,他们身高一米左右,他们体重二十到三十磅,他们的头上有椭圆的圆盘,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坚硬,他们的肤色会随着身体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像动物中的变色龙,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体现,而这种生理属性也构成了河童的文化特征。和人类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也有自己的法律,也会戴上眼镜,也随身携带香烟和钱包,但是当我进入河童国,作为观者,却发现了河童和人类的种种不同:在风俗方面,他们与人类的习俗南辕北辙,“河童对我们人类认真思考的事情感到可笑,而对我们人类感到可笑的事情却十分认真。”比如人类所谓的正义和人道,在他们看来就是滑稽的体现。

最极端的是河童的生育,当河童在母亲体内的时候,父母必须征得河童孩子的同意,父亲会打电话一样用嘴巴对着母亲的生殖器大喊:“你到底想不想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仔细想好后,再回答我。”而河童孩子可以选择不出声,有河童就拒绝出生,“我不想出生。首先,我爸爸可能传给我的精神病就十分可怕。而且我相信,河童的存在是罪恶的。”而且河童即使出生,如果违反河童的规则,也可能意味着死亡,一个出生26天的河童因为做了关于神有无的演讲,之后便死掉了。出生可以选择,但是生出来之后便无法选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专制?否定神的存在,在河童国看来,就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所以他们招募义勇队,号召扑灭恶行遗传因子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结婚。所以河童的婚恋方式也甚为奇葩,河童都是雌性先看上雄性,然后不惜一切手段捉住对方成为夫妻,而成为夫妻组建家庭之后,家庭习俗也是荒谬之极,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夫妻、兄弟,都以折磨对方为唯一乐趣,家庭制度之荒谬可见一斑。

这种荒谬只是河童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雌河童为什么要追逐雄河童?唯一的解释是因为在官僚体制里雌河童较少,所以雌河童有着强烈的嫉妒心,他们以追逐雄河童并占有对方来满足自己在官僚中的生存体验,所以这是河童官僚主义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荒谬的制度中,诗人特库便在特立独行中成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渴望成为河童中的超人。而其实,河童的婚恋观起源于他们的宗教思想,他们对河童之外的力量身心不疑,这种神秘力量形成了宗教,在祭坛上有一棵“生命之树”,上面结着果实,金色的代表善之果,而绿色的代表恶之国,善与恶之选择,体现的是宗教对于生命的干涉,所以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雌河童,但是雌河童耐不住寂寞,神取出雌河童的脑髓,创造了雄河童,神便给他们送上祝福:“吃吧!交合吧!旺盛地生活吧!”于是他们在生命之树上就可以结出善之果。而库特的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无信仰,“决定我们命运的,是信仰、境遇和偶然,特库先生的不幸,正在于他没有信仰。”

宗教意义之下的官僚主义驱逐着无政府主义,成为唯一的信仰。而在官僚主义的生活中,一样有粗暴的警察,一样有审查制度,一样有政党屠杀工人,一样有机器生产:作曲家科拉巴克演奏曲子,却被警察“禁止演奏”,而且粗暴执法;河童制造图书,就是将纸和油墨以及用驴的脑髓碾成的粉末倒入机器中,十五分钟后各种版本的图书便生产生出来了;机器生产也是简便,一个月可以生产七八百种新型机器,而且无需人力便能实现大量生产;所以工人会被大批解雇,而解雇的工人被杀掉后用他们的肉做食物;当工人反抗,以“河童利益”为标榜的库奥拉库斯用职工屠杀法来镇压;而河童国的法律也是奇特根据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不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使之发生的事由消失之后,便不得惩罚该犯罪者。”否则,只要罪犯听到罪名就会死去……

荒谬、荒唐和荒诞,河童的法律、制度、政党、道德、理性,似乎都在我的面前被一一展示,而在这个同样粗暴的社会里,出现了一批反抗者,作曲家科拉巴克、哲学家马古,诗人特库,似乎都是异己者,他们在音乐、哲学、艺术和诗歌里寻找合理性,就像库特库所说:“艺术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的,纯粹的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马古更是在他的《痴人之言》的著作中写出而来河童国的种种丑态:

白痴总是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都是白痴。
我们热爱大自然,其实和大自然不会憎恶我们、不会嫉妒我们不无关系。
最让我们自豪的,往往不过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而已。
任何人对于打破偶像,都不会持有异议,同时,任何人对于想要成为偶像,也都不会持有异议。
我们的特色,在于我们常常超越自己的意识。自大、情欲、多疑——三千年来,所有罪恶都源于三者。同时,恐怕所有的道德也是如此。
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因为人类没有进化到河童的程度。
我们的生活,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循环论。——因此,也始终是不合理的。
如果以理性为始终的话,无疑,我们必须否定我们自身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在幸福中终结了他的人生,这正是人类不如河童进步的明证。

白痴论、偶像论、自我意识论、对虚伪道德和理性的批判,其实都是为了抵达一种个性解放,都是为了打破制度束缚,所以他们无疑是一批革命者,但是河童国里这些革命者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一声枪响,特库自杀了,他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了,我将出发,走向那与俗世隔绝的山谷。”走向与世隔绝之地,是死亡存在的价值,但是河童国的灵魂协会却又可以与逝去的灵魂对话,他们问特库的是:“那会为自己的自杀而后悔吗?”特库的灵魂说:“并不后悔。如果我厌倦了冥界的生活,还可以拿出手枪‘自活’。”自杀而死,它同时预留了一条返回的“自活”之路,所以在相信灵魂的河童国,这种死亡的反抗意义却又被解构了,甚至当死后,那些所谓的诗歌评论家对他的评论是:凡庸诗人的一员。

反抗、自杀变得无意义,最后又被注解为“凡庸”之人,所以在河童国,逃离制度的反叛者并没有获得他们真正的合理性,和所有河童一样,他们生活在荒谬、荒唐和荒诞的世界里,“我们比人类还要不幸。”这一句话概括了比人类更先进文化存在的虚无感,一切走向的目标是:不幸,那么文明为何要进步?没有爱情,没有诗歌,没有艺术,河童,这个发音为Kappa的国度提供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虚构的境遇,当身为旁观者的我从那一条绳梯返回进入人类社会,我便成为了精神病患者,在23号的数字里被驱逐出正常生活——“因为看惯了河童的面孔,所以人类的面孔在我看来有如怪物般恐怖。”

河童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而人类追逐的未来进步都在河童那里提供了样本,如此说来,进入和回来的同一性正是无法走出困境的永恒意义:它禁锢着自由的灵魂,它取消了个体的存在,它压制着独立意识。而芥川龙之介在《河童》之外,以虚构的方式看见的那些故事,一样在无法突围的束缚中走向荒谬:《掉头的故事》里,那个在街头剃头店里死去的河小二,似乎穿越了历史曾经活在日清战争里,战争中被伤害不仅仅是肉体,也是精神,“他并非仅仅因为肉体上的苦痛而呻吟,而是在为经受精神上的苦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奔涌着的无数复杂的情感而呜咽、哭泣。”个体意义来说,他想像所有人道歉,也想宽恕每一个人,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却成为了无赖,最终在所谓的不修品行中被人打死在酒楼;《南京的基督》中的私窝子宋金花,被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吸引,对于命运的某种救赎,她渴望基督拯救自己罪恶的肉体和灵魂,当她把那个男人当成了基督而投身于他的时候,全然不顾自己身上的恶性杨梅疮,最终,“基督”离她而去,她像心灵被治愈了一样,感觉到了自由,只是,一个睡在她身边的男人怎会是基督?只是,一种肉体的疾病如何能靠信仰治愈?“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保持缄默,让她永远沉浸在西洋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知道真相的日本旅行家没有做出最后的选择,或者让她永远活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也是一种存在的合理性意义;《湖南的扇子》中被砍头的土匪做成的人血饼干,据说可以除病消灾,迷信?迷妄的存在,“这只是因为有斩首这回事,在日本也有吃烧焦的人脑的呢。”肉体死了,灵魂当然也早就不存在了。

人类之生存已经够荒谬了,河童是另一个人类世界,走向前依然是一种复制的副本,所以芥川龙之介以一种阴郁和悲观的方式构建的河童国,映射的当然是现实的压抑,精神的迷失,看不见一点希望和光亮,所以即使行为意义上的等待,最后也如《窗》和《尾生之信》里一样,跌落到最后的虚空里,“我再也不会搭理她了,而只是眺望着薄暮中的街道,等候着不知何时会来到我家门前的远方的客人。像以往—样,寂寞地等待着。”

Tags: 河童 芥川龙之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59

屠夫十字镇

编号:C55·2190511·1568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20元
ISBN:9787208137189
页数:372页

1873年,从哈佛辍学的年轻人安德鲁斯,受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自然观念影响,带着寻找美好、希望和活力的冲动,来到屠夫十字镇,并跟随猎人米勒和剥皮人施耐德、随营干杂活的查理·霍格进入科罗拉多山区猎捕野牛。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目的和想法,踏上了这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他们经历重重困难,还丢掉了一个人的性命,才重回屠夫十字镇,但这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字镇屠夫》是约翰·威廉斯一生完成的四部小说之一。整部小说与西部牛仔、印第安人枪战完全无关,虽有引人入胜的猎捕野牛情节,却是对年轻人心灵与自我息息相关的梦想、信念、寻找、灵魂、觉醒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屠夫十字镇几乎一眼便可尽收眼底,六幢简易的木结构房屋被一条狭窄肮脏的街道分开。”
《屠夫十字镇》:放手让他纵身旷野

他把《圣经》拿出来给安德鲁斯看。是一种廉价版本的,破旧不堪,有几页已经撕掉了,好几页的书角染着深棕色的污渍。
    ——《第一部·5》

破旧的《圣经》,廉价的《圣经》,用受伤的手翻阅的《圣经》,甚至是染着野牛血迹的《圣经》,一本用以救赎灵魂的书,一本作为信仰标志的书,却带有太多罪恶的东西,当查理·霍格用手腕处还留着白色瘤子的手,打开这一本《圣经》,一定会回想起一九六二年的那一次严冬,“如果不是——,整个手臂都要截掉。”被冻伤的手,最终没有被截掉,最终还可以翻开《圣经》,也许在他看来,就是因为这本书拯救了他,堪萨斯城的远游牧师赠送给他的《圣经》成为了他超越伤痛的一种见证。

但是那溅上去的野牛血迹似乎成为了一种亵渎,不小心,却再也无法抹除——如果回到一九六二年,那次的严寒,那次的受伤,是不是也是对查理的一次惩罚?《圣经》一直在身边,却也成为另一种象征:它是救赎灵魂的信物,是信仰上帝的见证,但却带着血腥气,带着征服和屠杀的印记?是因为杀戮了才会被救赎?还是救赎本身就是对杀戮行为的讥讽?现在已经不是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是堪萨斯城,当然,查理站立的地方也不是上帝在上的教堂——他在屠夫十字镇,就像这个美国西部的小镇一样,是信仰和罪恶的混杂:屠夫是拿起那把刀的人,它指向的是杀戮,是鲜血,是多年以后无法抹除的污渍;十字镇是西部正在开发建设的小镇,它指向的是上帝,是信仰,是像查理一样被救赎的生命。当屠夫和十字镇结合在一起,对立的世界就如查理拿给安德鲁斯看的这本《圣经》,一种悖论的存在,永远陷入矛盾的在场。

其实,屠夫十字镇的存在在另一个意义上具有双重意义:它是美国西部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因为偏远,因为僻静,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一种原始的、自然的存在,而这也是安德鲁斯离开城市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一个哈佛大学撒年级的学生,作为一个继承了叔叔遗产的年轻人,他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生活和创业,但是他“他却感到出生和度过青春岁月的那所住宅在时间上似乎离他已经非常遥远了”。离开城市,来到屠夫十字镇,在这个“六幢简易的木结构房屋被一条狭窄肮脏的街道分开”的小镇,在这个夜晚只有奇形怪状小黑点的地方,安德鲁斯并非是想要创业,当小镇的兽皮商麦克唐纳问他是不是来到西部“自己开创一片天地”,安德鲁斯否认了,在他看来,他只是为了寻找自己,寻找在城市、学校和金钱之外的另一个自己,而屠夫十字镇的偏远和僻静无疑像是一种不被破坏的自然,而这便是安德鲁斯的“旷野情结”:“那是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他觉得那些就潜藏在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事物下面,而日常生活是压抑的、丑陋的、绝望的、懒散的。”

旷野代表着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而城市生活,或者作为一个按部就班生活的人,无疑被日常生活的压抑、丑陋、绝望和懒散控制着,对立如此明显,所以一来到屠夫十字镇,安德鲁斯就感觉到彻底的解放,“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他感到自己的大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中,仿佛升入无尽的太空。”日常感觉到的卑微和局限在旷野中消失殆尽,所以离城市越来越远,就是一种“退回到了旷野”的生活,而这才是他生命中能找到的核心意义——对立和平衡,束缚而突围,这便是安德鲁斯来到这个小镇的原因。但是,这个小镇却并不永远保持原始和自然,当连接城市的铁路不断向这里延伸,当像麦克唐纳的兽皮商越来越多,当这里的土地变成发财梦的一部分,无疑是在解构着那个旷野情结。“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标界划出自己的土地权。你只要到州土地局,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坐着等好了。就是这样。”麦克唐纳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就是一种占有,一种征服,甚至成为了城市扩张的一种投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来,铁路和马车载着他横跨了整个国家的东西部。”

所以在既是原始又是被扩张、既是自然又掺杂了太多征服欲的屠夫十字镇,是不是又会进入到杀戮和拯救并存的世界?当安德鲁斯记不起那些铁路沿线的城市名字,当他迷失于自己所走过的那条路,无疑他也成为这种投射的一个样本。“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动不动地被悬在某个地方,瞎了似的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有像麦克唐纳一样充满征服欲望的商人,也有像弗朗辛一样靠肉体生活的妓女——当他听到弗朗辛说“这是为了爱,因为我喜欢你”,他或许也看见了一种从内心萌生的爱意,但是当看见许多男人来找弗朗辛,然后付完钱离开,他脑子里闪现的是复数的男人在弗朗辛身边,“他转过身,从她身边挣脱开来,内心的热情忽然熄灭。”当然,这里还有像米勒一样专门捕杀野牛的猎人,那次在山谷发现的三千头野牛,成为米勒炫耀的一种资本,而一谈起这些野牛,他的目光中除了像麦克唐纳一样的征服欲望,还有拿起刀实施屠杀的杀戮气息。

所以,未经历过这一切的安德鲁斯是被悬置的,当他悬置在不确定的地方,当他已经抛弃了城市的一切,如何又能找到自己?如何在“旷野情结”中发现自己?悬置而迷失,是需要一种承载物的,当那个在十多年前的山谷发现过三千多头野牛的米勒出现在他面前,似乎他又看到了那个生命核心的旷野,那个让人想到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的自然,“他意识到他和米勒一起安排的这场捕猎,不过是一种策略,是针对自己的一种谋略,是治疗固有的陋习的一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事情促使他来到他现在看到的景色这里和他将要去的地方,他来到这儿完全是不由自主。”野牛、山谷,对于安德鲁斯来说,的确更接近自然,接近原始的存在,所以他把米勒提出的捕猎看成是逃避悬置和迷失状态的一种“策略”,甚至看成是突围自己从城市带来的那种陋习的办法,所以他才会答应米勒一起进入山谷,一起去捕杀野牛。

安德鲁斯、米勒和为了剥牛皮专门雇来的弗雷德·施奈德,以及在一九六二年被冻伤过却带着那本溅着血迹污渍《圣经》的查理,一起在麦克唐纳雇来的猎杀队进入之前,前往那三千头野牛生活的山谷。这无疑是人类对自然的一次闯入,在这个已经呈现为对立的世界里,一切似乎变成了磨难,他们的身体开始疼痛,他们发现了野牛的尸体,他们经受了没有水的饥渴,种种的遭遇让安德鲁斯更加迷失,“他感觉自己就像这片大地,没有身份,没有形状。”而这只不过是前奏,当他们终于在第四十天看见群山,捕猎计划似乎走向了正规,而考验也在更大范围里铺陈开来。对于安德鲁斯来说,“旷野情结”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每一次看到希望都认为是发现了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的生命,那条小溪出现在眼前,饥渴已经化解,安德鲁斯重新回到了自然的状态,“既然已经走过这片土地,这里就变成了结交很久的老朋友似的——让他感到安全和舒适,知道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拥有这种安全和舒适。”一种意志的支撑,是他对于自我世界的执迷。

山谷里的确有成群的野牛,米勒用枪不断打死野牛,他又命令施奈德将野牛皮剥下来,“不管牛是冷还是热,是硬是松,你都得剥。它们膨胀了,你得剥;它们冻僵了,你还得剥。即便你要用撬棍把牛皮撬松了,你也要剥,快从这里滚开。你会让我失手的。”剥下皮才是一切,才是财富,才是胜利,而剥皮只为剥皮,当那些野牛在枪声里倒下,当开刃的刀深入尸体,除了牛皮,那些肉全部被废弃,“用手拉牛一条腿上的皮,但手滑脱了。他用刀子把皮和肉开了,再拉。牛皮连着大块牛肉一起被拉了下来。”安德鲁斯看到这一切,他其实开始动摇了,来到山谷,看见野牛,却是一种死亡的到来,却是一种屠杀,而米勒、施奈德是屠夫,自己何尝不是?

对于安德鲁斯来说,一种矛盾产生了,他曾经将捕杀看成是一种策略,一种逃离悬置状态的策略,所以会最后下定决心和米勒组建的捕猎队一起进入山谷,但是当看到他们大规模置生命于不顾,又让他感到恶心。“他终于明白,因为看到野牛先前还是高傲、尊贵、充满尊严的模样,突然间变成了僵硬的任人摆布的一堆死肉。”这一种矛盾心态又在对于弗朗辛的态度中得到体现,他在旷野之中思念弗朗辛,但是思念的或许只是激发他欲望的肉体,当肉体变成男人享受和围观的对象,一切又变得恶心,“那天当他看到弗朗辛赤身裸体站在自己面前晃晃悠悠,好像是自己让她停在那儿的时候,胸口一阵恶心,同时他感到自己热血奔涌,因而又十分厌恶。”

让人恶心的野牛肉,让人恶心的弗朗辛,来自原始的山谷,来自偏僻的屠夫十字镇,对于安德鲁斯来说,所谓的旷野带给他更多是掺杂着自由和征服、美好和丑陋、希望和绝望、活力和死寂的存在,而这也是“屠夫十字镇”这个命名的矛盾性甚至悖谬性的体现。如果说起先的“闯入”是人对于自然世界的征服,而接下来便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某种报复。在山谷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已经拥有了十堆捆好的牛皮,可以运走的运走,不能运走的则等到明天春天再进来运,当米勒做出这个计划,意味着这种猎杀会持续进行——但是却下雪了。雪几乎是一瞬间到来,一下子覆盖了山谷,当出山的路被封住,大自然开始显示出超出预想的威力,在风雪的呼啸声中,只能听到查理不断重复的话:“上帝帮助我。耶稣帮助我。上帝帮助我。”上帝也许真的没有来,他们为了抵御大雪和严寒,用牛皮做成了遮棚,然后把自己当僵尸一样裹起来。

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冷寂无声的世界里,在他们屠杀野牛的现场,只有霍格拿着那本破烂、廉价、沾着污渍的《圣经》,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他们是屠夫,却手拿着十字架,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赎罪,而是为了让自己能活下来。上帝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上帝似乎还在惩罚他们,就像这本《圣经》,它沾着过去野牛死去的血迹,也沾着现在杀戮的鲜血。而终于等到春天到来冰雪融化,捕猎队撤离山谷,当他们带着那些牛皮离开的时候,新的困难又接踵而至。山谷在背后,已经成为一种屠杀之后死寂的存在,“安德鲁斯无法相信这就是那个曾经让一千头垂死的野牛在里面挣扎狂怒的山谷,他无法相信这片草地曾经遍地血迹,他无法相信这块地方曾经被暴风雪肆虐,他无法相信几个星期前这块地方曾经被令人目眩的冰雪覆盖,一片荒凉、毫无生机。”而当他们撤离之后,马匹被惊,渡河时遭遇侧翻,而施奈德被撞上,然后鲜血从他头上留了下来,最后在没有挣扎的情况下“直挺挺地缓慢翻进水里”,岸边只留下他那顶帽子。

一种死亡降临,当鲜血从施奈德脸上留下,他何尝不是成为了被大自然屠杀的人,曾经他手拿尖刀,曾经他剥下牛皮,他的手上沾上的是野牛的血,而现在自己身上的血流了下来,被屠杀的屠杀者,死亡的被死亡者,施奈德的悲剧制造者不是蛮横跋扈的米勒,不是充满欲望的捕猎队,而是人类自己。而当他们再次回到屠夫十字镇,已经找不到当初的那些人,已经没有牛皮收购生意,“整个牛皮市场都垮了。牛皮生意完了,永远完了。”铁路还在修建,只是所谓的牛皮生意已经被另一形式的生意所取代,“那些猎人正在把牛肉卖给铁路公司——他们把牛皮扔在剥皮的地方,让它在阳光下腐烂。想想你杀死的那些牛。或许你扔给苍蝇和森林狼的牛肉倒能卖上五美分。”而弗朗辛还在,只是在安德鲁斯“解开衬衫纽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能听到“我爱你”的表白,也不再有山谷深处带着厌恶感的想念,只有一只手的行动,只有一具肉体的交媾;而米勒在绝望之中燃起的那把火,将辛苦运出来的牛皮付之一炬;施奈德,再也没有拿着那本《圣经》,只留下那双空洞的眼神,“他的恐惧不是由于因为自己意识到查理·霍格眼神所流露出的茫然空洞正是他们每个人——米勒、查理·霍格、施奈德和他自己——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的。”

旷野在哪里?生命在哪里?这似乎是对于安德鲁斯想成为自己的一个最严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在引文里已经写好了,爱默生说:“每个生命都会显示满足的迹象,躺在地上的牛群似乎也有着伟大沉静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发现大自然就是让其他环境显得微不足道的环境,它像上帝一样评判所有来到她跟前的人。”大自然本身是生命的象征,它以映照的方式评判从它面前经过的人,无论是兽皮商还是捕猎队,他们从自然中获取利益,在自然中制造杀戮,大自然让这一切人类的欲望显得微不足道。而安德鲁斯远离城市寻找自然,是他摆脱日常生活的一种突围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接近自由,接近生命的本质,但是当他跟着捕猎队在山谷中猎杀野牛,无疑也是“屠夫”之一,但是他在参与中也像大自然本身一样,评判着那些来到她跟前的人。这是第一层含义,而引用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那句话是:“是的,诗人将病残的灵魂放归青翠的牧场,就像瘸腿的马匹掉蹄铁,被放回草地以重新长出马蹄。就像草药医生行医样,诗人也用这种方法像医治肺病那样医治心病,大自然就像一剂神药。然而是谁冻死了我的驾车人?又是谁把野孩子彼得变成了傻子。”大自然是药剂,它的意义是医治病残者,而在医治的意义上,生命或许更能在痛苦和挣扎的经历中体现生命的厚重,所以回到屠夫十字镇之后,面对那些眼神空洞的人,安德鲁斯并没有陷入一种绝望,和先前被悬置的状态不同,他以成长的方式拒绝回家,在他看来,他需要继续前行,需要继续磨难,需要继续在“屠夫十字镇”的矛盾中突围而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成长的方式,寻找自我的价值。

和这个正在通铁路的时代一样,和这个正在建设的国家一样,安德鲁斯的启示意义是:旷野一定存在,“他现在才刚刚了解这个环境,并且放手让他纵身旷野,因为他自以为只有在旷野中他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因为自由、美好、希望和活力一直存在,因为大自然的救治、屠杀后的救赎一直存在,存在而不后退,是唯一的方向,“他从容地纵马向前,感觉身后太阳冉冉升起,使得空气也坚硬起来。”

Tags: 屠夫十字镇 约翰·威廉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