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传说品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怪诞故事集

编号:C38·2210120·1728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533960759
页数:244页

《怪诞故事集》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新的小说集。小说集由十个故事组成:森林里的绿孩子、母亲过世后留下的形形色色的罐头、意外卷入一场死亡案件的教授、“我”去探望做了变形手术的姐姐、修道院里的神秘木乃伊、每年都会在死亡后复活的莫诺迪克斯……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从现代的瑞士,到三百多年前的波兰;从中国的寺庙,到想象中的未来。每个故事都诡异且荒谬,你很难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但在怪诞之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蛛丝马迹。小说集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会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怪诞”,真实和荒谬的界限在哪里?该小说集出版一年之后,托卡尔丘克即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本书同时收入托卡尔丘克在瑞典学院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及诺奖授奖词。

Tags: 怪诞故事集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12

致命尖端

编号:C55·2201215·1725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108.00元当当40.00元
ISBN:9787544711760
页数:536页

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一位纽约私家财务侦探玛克欣,在纪录片拍摄者雷吉、纽约警察、CIA前特工交织的情报网中,调查亿万富翁艾斯的一桩阴谋,以及纽约和其虚拟的地下网络如何成为“帝国”的角力场。其间,她面对UFO相关的时间旅行者,相识俄国KGB、各色徘徊在边缘的极客怪咖、代码小子与企业家,遭遇神秘死亡,艳遇南美CIA硬汉,步入逐渐溢出现实的“深网”的虚拟世界……终末,行凶者会被揭露,而不会被绳之以法吗? 而那个让纽约出现“归零地”的敌人是否再度归来?与《万有引力之虹》把V-2火箭技术放在二战的历史语境下描述一样,托马斯·品钦《致命尖端》凸显了技术主题,将互联网、虚拟实境置于9·11事件、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它以互联网发生转折的2001年为背景,讲述“.com”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影响、互联网模式的换代,黑色侦探、互联网、虚拟空间、赛博朋克,四大元素熔于一炉。

Tags: 致命尖端 托马斯·品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71

慢慢学

编号:C55·2201215·1724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544767583
页数:181页

《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慢慢学》中还收录了他在1984年为首版所写的自序,作为中年成功作家,他分析了当时作品的缺点,袒露了年轻时写作的青涩,对于一向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品钦,这篇坦率的自序意外地成为了解他思想世界的重要线索,他说:“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短篇集中的5篇作品写于1959年至1964年,是他22岁到27岁的青年时代。在自序中,他认为保留这些有瑕疵的练手作品是有必要的,告诉写作者会犯的那些典型错误。

Tags: 慢慢学 托马斯·品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39

蜘蛛女之吻

编号:C63·2201215·1722
作者:【阿根廷】曼努埃尔·普伊格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10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25.50元
ISBN:9787208165663
页数:380页

瓦伦丁,一个追求正义的左派革命青年,犯有“腐蚀青少年“罪;莫利纳,一个不关心政治却沉溺于电影的人,他的罪名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事端”。两人性情迥异,却一同被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间囚室里。为了缓解孤独、忧惧,他们只能靠没完没了的聊天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在交谈中,莫利纳不断地回忆起他钟爱的电影,而瓦伦丁也逐渐坦露自己的心声……《蜘蛛女之吻》是曼努埃尔·普伊格的第四部小说,是他的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在1976年发表后,几次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改编成电影。小说以两个囚犯的对话为主线索,逐步展现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拨动了埋藏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心弦,从一个侧面剖露了阿根廷社会的现实。曼努埃尔·普伊格以主人公叙述电影故事的方法,一方面揭示了力图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心理和生理诸方面多层次地剖析了同性恋这个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问题。

Tags: 蜘蛛女之吻 曼努埃尔·普伊格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35

纸房子

编号:C63·2201215·1719
作者:【阿】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36.00元当当13.30元
ISBN:9787208129153
页数:248页

第一句:“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纸房子》一书包含两个独立亦关联的故事:剑桥学者布鲁玛伦农在旧书店买了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却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布鲁玛死后不久,她的同事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阴影线》,扉页上有布鲁玛的神秘题赠,书缘似乎还有水泥的痕迹。满心好奇的他于是踏上一场跨越大西洋的追寻之旅,想要找出死者和这位神秘寄书人布劳尔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布劳尔在本书中并未露面,但我们听说的故事却挥之不去。爱书狂,眉批癖,偏执型人格,以书砌墙……在另一个名为《瓦尔德马·汉森的短暂之死》这个故事中,作为大家心目中的疯子,布劳尔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在汉森忧郁的情绪里嗅到了同谋的味道,却让他卷入新的问题中。

Tags: 纸房子 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25

编号:C39·2201215·1718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60元
ISBN:9787208068407
页数:449页

“那么请您说说,是谁下的这场雪?这雪的秘密是什么? 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雪》是帕慕克的第7本小说,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四天四夜里。主人公卡,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德国度过了十二年的政治流亡生活之后,他回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借着记者的身份在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城游逛。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大雪封途,卡尔斯通往外部的一切交通都被割断,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都浓缩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城镇中。

Tags: 奥尔罕·帕慕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543

布拉格公墓

编号:C38·2201101·1696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28.20元
ISBN:9787532783762
页数:527页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那个孤独的童年,被生活抽打的青年,以及在成为秘密警察的眼线以后,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他为各方所用,周旋于秘密警察、教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暗杀,伪造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文书,谋取钱财。但正是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布拉格公墓》被誉为埃科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说。第一句:“在一八九七年三月那个阴霾的清晨,如果有一个行人壮着胆子穿过莫贝尔广场,也就是被恶人们称为“莫”的那个地方,就会来到一片在奥斯曼男爵的改造工程中幸免的街区。”

Tags: 布拉格公墓 翁贝托·埃科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22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编号:C39·2201101·1692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17.70元
ISBN:9787208158382
页数:386页

位于德国东北部的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历史悠久,见证了三十年战争、普鲁士王国、二战、东西德分裂与统一的沧桑历史。如今,村中老一辈人日渐凋零。在秋天到来时,村民燃起篝火、焚烧女巫形象的假人并载歌载舞庆祝传统节日“安娜节”。节日前夜的24小时内,故事仍在继续:开渡船的艄公刚刚死去;90岁高龄的女画家再次出门尝试描摹村庄的夜色;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中尉;前东德秘密警察而今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矮腿鸡,而一只母狐狸打算出洞为幼崽偷鸡蛋……瑰丽怪诞的传说故事与历史记忆穿插其间,召唤我们走入村庄的史诗之中。《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为2014年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明镜周刊》上榜畅销书。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这是继《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后的一部作品。

Tags: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萨沙·斯坦尼西奇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4

修道院纪事

编号:C38·2201019·1686
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0.10元
ISBN:9787544294164
页数:416页

这是宗教裁判所阴影下的压抑和愚昧的时代,在战场上丢了左手的士兵巴尔塔萨,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被疯狂的天才、科学怪人洛伦索神父邀请一起建造飞行器。飞行器确实起飞了,但接下来呢……欢笑紧挨着眼泪,平静和焦急只有一步之遥,轻松与惊恐是近邻,每个人的生活莫不如此,每段历史莫不如此。《修道院纪事》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到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时代。文本以历史的真实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志,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专制暴政意志。这两种意志展示了人类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更昭示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目标及力量方面存在着困惑。“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大地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Tags: 修道院纪事 若泽·萨拉马戈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77

冠军早餐

编号:C55·2201019·168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60元
ISBN:9787544772020
页数:315页

《冠军早餐》是一部荒诞的反传统小说。经常在冯内古特作品中露面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与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德威恩·胡佛是两部有生命的机器,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地球上一个简称美国的国家里,他们在不时在书中露面的作者的安排下会面了……冯内古特将荒诞怪谲与科学幻想熔为一炉,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以笑声讽喻现世。但《冠军早餐》是有分量、有尊严的一纸荒唐,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幽默之作,冯内古特虽极尽戏谑怒骂,其实苦衣包糖药,比沥青还黑的黑色幽默遮盖的是颗柔软的心,嘲讽里深藏怜悯,他怜悯这个支离破碎、精神荒原的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冯内古特在《序幕》中写道:“‘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谷类早餐食品。使用该词作为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内收录冯内古特亲绘老司机插图。

Tags: 冠军早餐 库尔特·冯内古特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00

应许之地

编号:C38·2200918·1681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8.10元
ISBN:9787208144125
页数:400页

1940年代的纽约,有一群因德国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人。他们侥幸躲过追捕,途径流亡者的“苦路”,历经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来到“应许之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曾经对未来的憧憬又仿佛是徒劳的希冀。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和许多流亡者一样,佐默努力重新开始。他经人介绍入住了一家聚集各国流亡者的旅馆,凭借当初在古董商身边和藏身于博物馆时学到的知识在一家古玩店找到工作,与时装模特玛丽亚·菲奥拉相恋。但对于父亲遇害的记忆太深刻,逃亡路上的恐惧感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要融入新的生活并不容易。失根的佐默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不知该何去何从……《应许之地》是雷马克未竟的沥血之作。
《应许之地》: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里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一—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
    ——《14》

散发着柔和而凉爽的温度,凝聚着历史的“中国青”是完美的,是艺术的,是幸福的瞬间,当它们被古董商的双手抚摸,当它们进入到交易的市场,它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是这只是在艺术的层面发现了自己,只是在文化世界里活在家园中——不是地理意义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爱国心,甚至连经历过的战争影子也被抹掉了,当青铜器作为艺术品在“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存在,是不是也去除了它身上颠沛流离的历史:从中国流转到世界各地,在军火商和其他商人的手中把玩,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何来故乡意义的存在?

绝不仅仅是一件物,非物之物当然会带来“奇异的感觉”,而当“我”抚摸这一件青铜器,自己也成为了非故乡的鉴定者,从它身上是不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来自德国,活在纽约,已经拥有了那本名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和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在一起,甚至已经到了德国人聚居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听到耳旁的人说着熟悉的德语,为什么还会从青铜器身上看到自己作为流亡者的身份?还会在一种“没有故乡却有家园”中试图忘记地理、爱国和战争,但是那一种祖国情结是无法抹除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的命运,看上去是远离了战争和死亡,但是在“几乎等待着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中,根本没有家园的感觉,“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

而且,特勒已经上吊了:两天前当他被利普许茨发现时,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所有的灯都开着,是不想让自己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这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死亡,“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得救和折磨构成了没有故乡的矛盾世界,一方面,“我们”得救了,是所有从德国逃亡而来的德国人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另一方面“自我”却不断地折磨着,像特勒一样选择在开着灯的黑暗中死去,是想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光明。在这得救和折磨之中,更大的矛盾在于:谁来进行没有完成的复仇?“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因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被束缚地活着,没有勇气的死去,这便是希尔施所说的恐惧,“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这是一个恐惧的时代,因为我们都像那件青铜器一样,剥夺了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权力,当“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一种家园的存在感更多是对自我精神意义的取消。如果单凭一种肉体的活着,是不会有这种折磨的,当然更不会有恐惧,不会有恐惧之后的绝望,而这个恐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在战争中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活着,因为活着才可以看见战争的结束,活着才有机会完成复仇,活着才能最后回到故乡。但是,活着同样要见证死亡,活着就是一次流浪,从进入美国之前的埃利斯岛,到拥有他人护照而在纽约生活,再到听见德语的约克维尔第八大道,我在活着的状态中一步步接近“德国”,一步步走向故乡,但是,死亡无处不在,折磨永不停止,绝望变本加厉——这里没有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但是,“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一切从逃避死亡的活着开始,“我置身在埃利斯岛,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这是在战争的另一边,没有炮火,没有士兵,在这个被称为“最温和的拘留营”里,人们不会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而被折磨致死,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而且伙食还免费,它只是对没有身份而移民美国的人保留的一个“应许之地”,但其实应许之地的存在,作为一种暂时的拘留之地,它从一开始就取消了自我的归属感,一开始就不是故乡的存在。“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在我看来,甚至比被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的法国拘留营要严重,这种状态我称之为“苦路”,一方面要躲避盖世太保,另一方面还不能让所在国家的宪兵抓住,我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是在埃利斯岛的苦路上活着,凭借着自己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学会的打坐功夫,让自己进入到无意识的状态中,“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

精神上的无意识,是为了让肉体的存在也渐渐进入忘我状态:不再是德国流亡者,不再拥有被盖世太保列入黑名单的名字,不再警惕盖世太保的眼睛窥视——取消了自我属性,其实自我就是如青铜器的物,也只有这种忘我状态,才能使自己走出埃利斯岛,走向纽约,也才能使自己在活着中“期盼着复仇”——如悖论一般的存在,其实撕裂着自我,一方面是不断失去,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找,在失去而寻找,寻找而失去中,那个自我真的能回来吗?那种复仇真的会实现吗?故乡真的会是最后的归宿?埃利斯岛上,担保者莱文来了,律师沃森来了,还有所谓的银行家坦嫩鲍姆,以及解救我的罗伯特·希尔施也进入了生活,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离开埃利斯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路德维希·佐默,也从此获得了两个月的自由时间和和平的状态:“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

从德国到美国,从埃利斯岛到纽约,“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和平之地?已经成为路德维希·佐默的我看见了和平,品尝了冰激凌,感受到了没有敌人的世界,但是,作为“非法的流浪者”,仿佛置身于一部电影中,“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一方面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它们发生在有敌人的那一边:父亲死了,“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对西比勒超然的爱死了,“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作为布鲁塞尔博物馆馆长的女儿,西比勒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温暖、近在咫尺却又渴望不可及的象征;曾经结为露水夫妻的露特死了,我被捕而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被驱逐后离开了法国,当经过努力再回到法国时才发现露特已经撒手人寰……

战争中死去的是父亲、西比勒、露特,他们是亲情、超然的爱、婚姻,当然真正在战争中死去的是自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何以真正返回?而另一方面,当从应许之地进入为期两个月的美国时间,我处处想到的是那些逝者留下的影子,遇到的那些人也是没有故乡的流亡者,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不是我的痛苦,是所有来到应许之地失去了自我并一再失去活着勇气的人的共同感受。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劳施旅馆经理、领班兼打杂,这个1917年就从俄国逃离的人已经是上一代的人,“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他的身上体现着更久远没有家园的那些流亡生命;犹太人赫尔曼已经瘸腿,因为那时的一员拒绝收治犹太人,他现在只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人,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宗教在他那里变成了可以养活自己和打动女人的工具,“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玛丽亚·菲奥拉,母亲是西班牙人或者是俄国犹太人,来到这里之后她变成了摄影模特儿,在所谓艺术的世界里让自己活着;杰西·施泰因,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当然还有罗伯特·希尔施,在我看来,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他也不是真正的罗伯特·希尔施,“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

他们流亡,他们活着,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依存感,罗伯特说:“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在这个“两不靠”的空间地带,活着或许只是遵守《拉昂摘要》的一种方法论式存在,“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我保护?“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这是生活的启示录?“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这是肉体制胜法?“及时逃跑也是一种艺术,总比慢慢被烤熟强。”这是最基本的逃亡法则?《拉昂摘要》成为这些人谈论的热点,在逐渐失去了精神意义的存在中,他们回避着回忆,回避着故乡,回避着回家,而我重新拾起对古董的研究,仅仅是为了在西尔弗那里打一份工赚一点钱,““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但是回忆却无法被遏制,回忆甚至在他人的死亡中变成一种痛苦,流亡者扎尔死于心肌梗死,我调换到了更便宜的扎尔房间,看到了扎尔还没有寄出去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在这个露特的名字里,我看见了曾经和自己结为露水夫妻而最终撒手人寰的露特,而信里那句“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又唤醒了我的回忆;希尔施让我去参加担保人坦嫩鲍姆的入籍庆典,坦嫩鲍姆把自己的名字送进了坟墓,而改名重新拥有的名字先是阿道夫,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后来选中了史密斯,这个成千上万的名字实际上宣告了他的不存在,因为他已经湮没于同名者之中,而在仪式上大家说起有一名德国犹太人大夫,取了一个人叫“阿道夫·德意志”的名字,最后又把名字改叫“乌有”——无论是湮没于同名者,还是取名叫“乌有”,都是一种逃避;而我也终于听从了希尔施的建议,换掉了佐默的衣服,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

也是逃避,也是自我欺骗,也是回到死亡状态,一方面想回到可以复仇的情境中去,那就必须找到故乡,找到记忆,找到不被湮没的历史,另一方面则要离开那些痛苦,忘记那些往事,远离那个国家——在约克维尔八十六大道,这个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我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这种双重性,而真正被撕裂的则是自己,害怕回到过去却又必须面对过去,害怕面对现实却无法逃离现实。在和玛利亚的交往中,那一种在一起的所谓爱情也无非成为艺术式的避难所,当看到报纸上登载说“巴黎投降”的时候,我看见了一种自由,但是这是属于巴黎、属于德国之外的胜利,“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所以当玛利亚希望我抱紧她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到进入了脱离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而进入到和平状态,但是对于这种和平状态,我依然没有存在感,当玛利亚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爱的时候,我对她说的却是“我爱慕你”,之后却是不辞而别,“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

在应许之地中得到了身份、名字、艺术和女人,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对于自我的确认,它们就像两个月自由的应许之地一样,是短暂的存在,是冒名的自我,它们一样一样都会在没有故乡的世界里失去,“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而对于我来说,唯一能确定自己回到故乡回到自我的,就是复仇,但是这种掺杂着太多个体利益的行为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自由?是不是真的是摆脱“苦路”生活的解救?在“21”章戛然而止的故事里,不仅是“我”,连雷马克也走向了无法从“应许之地”走出来的生命困境中:在写作《应许之地》时,他已经病重,最后在未能完成结尾时撒手人寰,但是他却写下了“笔记摘要”:“这会是令人绝望的一年,也是死亡与崩溃的一年。对另一个德国的憧憬成了泡影。如果人们这样为自己进行辩护,那就等于在为杀人犯的政权辩护。”谁为自己辩护,谁为政权辩护?当一个人不在集中营里被烧死,他却在自由的活着中死去,雷马克将之命名为“搏斗”,一种叫复仇,一种则是利己主义的正义——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是不是应该以道德的名义进行清算?

在搏斗中,“他遇到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想开枪杀死他,就像他曾开枪杀害了他父亲那样。”这是一种结局,凶手的妻子跑来,喊叫着,他犹豫了一阵然后向凶手的腹部开枪;或者开枪并没有将凶手打死,凶手最后瘸了一条腿;另一种结局是当他找到凶手时,凶手的妻子替孩子求他手下留情,或者,他想杀人却没有杀,“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每过七年,每个人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这曾经是我,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人了。”再一种结局是,他杀了凶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试图替他开脱,他谢绝了,逃跑,然后上吊……不同的结局,都是他面对那个必须复仇的凶手,杀死凶手或者让他致残,杀死凶手或者自己上吊自杀——在不同的结局里,死亡却无可逃避,它既是凶手的死,也可能是复仇者之死,不管是谁,在正义或者利己主义面前,从应许之地走来,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真正的家园,死亡成为最后命运的写照,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死亡潜入。它不是在我们体内生长的,它更为机灵。如果它在我们内生长,那事情就容易得多,因为可以同它决斗,做出生死抉择。它是悄无声息地从外部潜入的。周围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带黑框的信。日益频繁。”

Tags: 应许之地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46

地下铁道

编号:C55·2200918·1680
作者:【美】科尔森·怀特黑德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39.80元当当19.90元
ISBN:9787208143715
页数:360页

2016年8月,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作品进入年底全部选书榜单,怀特黑德被媒体誉为“美国在世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地下铁道》讲述了少女科拉无家可归,受到欺辱和强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又一次残忍的鞭打,让她下定决心,逃出人间地狱,穿过沼泽的黑水和森林的幽暗,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投奔自由。这是怎样的旅程啊,她沿路看到社会的邪恶,法律的不公,暴力无处不在,善良的光却是那么脆弱,好心人一个个倒下,但那身高两米、冷酷无情的猎奴者仍紧追不舍……这是令人心碎的故事,也是一段充满启迪的旅程,在无望的逆境中寻找生机,在黑暗的地下寻找光明,就像小说主人公科拉的名字一样,Core源于珀耳塞福涅是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所生的女儿,在尼撒谷采花时遭到冥王哈德斯的绑架,从此做了地下世界的王后。珀耳塞福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破坏者”,但希腊人常常叫她科瑞(Kore),意为“少女”,拉丁化后成为科拉(Cora)。
《地下铁道》:这就是美国的天命

“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我老是跟人说,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他拍拍车厢作为信号。火车一顿,然后向前驶出。
    ——《佐治亚》

伦布利给出了两种选择,火车会一个小时后抵达,或者六个小时后另一趟也会抵达,一个小时和六个小时对于运营者来说,都是为旅客提供的便利,但是对于从兰德尔出逃出来寻找“地下铁道”的西泽和科拉来说,根本不需要选择:必须马上离开,必须立即出发,第一时间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合理也是唯一的选择,就像做出逃跑决定的时候,科拉希望等到满月,而西泽对她说的只有一个时间:明天晚上——上弦月就够了,因为身为奴隶,在大安东尼已经逃跑之后,在监工和工头加强了戒备之后,满月早就没有了象征意义,“一轮圆月诚如白色的灯塔,每每在奴隶心头激起逃亡的念头。”只有马上离开到处是肉体惩罚和丧失尊严的庄园,离开暴力的世界,他们才能拥有自由。

但是,当伦布利咣当一声把他们关在车厢里面,当他们只能透过木板的缝隙看见外面的世界,伦布利所说的美国“真面貌”是一种通往自由的诱惑?还是囚禁他们新的牢笼?或者说,伦布利言下的“国家”是会走向新生,还是继续在蓄奴的路上编织黑暗——也许只有逃跑者亲自体验这一切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在铁路沿线看见真实的美国,才能构建一个从昨天走向明天的美国。但是,这一个被铁路连接起来的美国,和那一个帮助奴隶逃离邪恶世界的“地下铁道”构成了地上和地下的两个世界,是从被阳光照见的地上走入黑暗的地下,像游魂一样活着?还是从隐秘的地下走向光明的地上,从此开始真正的美国生活?

车厢也是黑暗的,当他们搭乘的火车来到了南卡罗纳,当他们走在阳光下的时候,“她仰望着摩天大楼,只觉得天旋地转,不知道自己走过了多远的路程。”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是科拉对于身后一切的遗忘,也许只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苦难,才能走向更远的未来,但是当身后的路程成为一种遗忘,面对未来,她也充满了未知,天旋地转的晕眩感仿佛将她拉入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地方,而美国也像一种未知的存在,什么才是伦布利所说的真实面貌?如何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种晕眩感的产生,对于科拉来说,是因为在逃跑过程中,她的身份被置换了:起先是阿贾里的奴隶;逃跑之后他们就是白人眼中的逃犯;而在黑水里跋涉的时候,他们被“小可爱”追上,三个人开始了冒险,但是猎奴者出现了,在争斗中他们杀死了白人,而小可爱也殒命了,“西泽和科拉现在成了县民眼中的杀人犯。白人想以血还血。”

从奴隶到逃犯再到杀人犯,身份的置换仿佛有一种罪恶的东西,不是他们在反抗中杀死了白人带来的罪恶感,而是“小可爱”没能像他们一样保住那条命而成为这次逃跑的牺牲品,甚至,在成为杀人犯之后,以血还血的白人会组织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命运似乎更多了危险,甚至最后还是会像小可爱一样失去自己卑微的生命,从起点回到终点,是不是只是徒劳的循环?实际上,对于科拉来说,对未来的未知,对美国的疑惑,对逃亡的晕眩,一方面来自于对面白人世界的残酷和无情,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自我的怀疑。外婆阿贾里是第一批被卖到美国的奴隶,横渡大西洋,然后停靠在利物浦,最后被送上了大船,“白皮肤像白骨头”的白人像货物一样把科拉的外婆卖到了奴隶主的手上,“八十八口人,换了六十箱朗姆酒和火药,这个价格是用海岸英语,经过一番标准的讨价还价才告达成。”这是科拉外婆的命运,不仅自己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甚至奴隶被捆绑成“八十八口人”的复数形式,用六十箱的朗姆酒和火药置换了他们,没有尊严,没有自我,而且在通往要塞的长路上,科拉的外婆还几次易主,从一个奴隶贩子到另一个奴隶贩子,而转手后,“一个个主人以令人吃惊的频率走向破产。”最后来到了兰德尔庄园,科拉的外婆却没有逃跑的想法,也没有想要赎身的计划,在拥有了三个丈夫的生命中,她显然渴望的是一种家的感觉,甚至对白人有了某种皈依感,“她喜欢那些故事和寓言,认为白人蛮有道理:谈论灵魂得救能让一个非洲人得到思想。”

外婆阿贾里是沦为奴隶的第一代人,从非洲到美国,她是奴隶制商品化的牺牲品,但是在避免了辗转之后,逃跑终究从她身上抹去了,甚至西泽第一次去找科拉谈北逃的事,科拉的犹豫正是阿贾里在发声,“于是她说了不。”而到了科拉的母亲梅布尔那一代,逃跑却又成为奴隶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当阿贾里死在棉花堆里,“一团团棉铃在她周围飘忽游荡,宛如怒海之上翻卷的白浪。”她的死构成了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白色意象,作为阿贾里五个孩子中唯一活过了十岁的女孩,梅布尔依然是没有自由的奴隶,依然在兰德尔的庄园里遭受欺凌,依然过着囚禁般的生活,但是在冬天生下科拉之后,在科拉长到和母亲一样活下来的十岁之后,梅布尔却逃离了这片土地。对于母亲的消失,科拉在不理解逃跑的意义的情况下,她反而对梅布尔产生了愤恨,“在科拉的震惊当中,世界褪化成了灰色的印象。”因为科拉需要母亲,需要母爱,需要一种最原始的依靠。

但其实,梅布尔的逃跑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她给女儿的第一件和最后一件东西都是道歉。”当科拉还只有拳头般大小的时候,梅布尔为带她来到这个世界而道歉;十年之后的阁楼上,当梅布尔决定只身逃离的时候,她为科拉将成为没爹没娘的孩子而道歉,但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道歉科拉都没有听见,当她发现自己的世界中再没有母亲,对母亲的怀恨更是对逃跑本身的敌意,连同外婆对于这片土地的依赖,科拉终于在西泽第一次找她时拒绝了这个计划。但是母亲梅布尔以自我行动实现的逃亡对于她来说构成了矛盾的一面,却也成为象征:从北方被卖到兰德尔庄园的西泽为什么要逃跑并选择和科拉同行?就是因为他知道科拉的母亲成功地逃离了庄园,他认为科拉身上同样有着对命运的不屈反抗,“因为我知道你做得到。”

阿贾里、梅布尔和科拉,三代女人组成的家族史其实成为了关于逃跑的三种命题,阿贾里对于土地的固守,梅布尔对于自由的渴望,混杂在科拉的命运中,甚至在科拉做出决定和西泽一起在上弦月离开时,这种混杂性也伴随着她的所有行动:它是无助的,却也是必然的,它让人看见了光明,却随时陷入黑暗,它极其脆弱面临死亡的考验,却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冒险。就像梅布尔,选择离开必然带着对于女儿的愧疚,而一旦踏上那条路,她又成为后来者的精神力量,而在午夜追随着月亮迎接自由的她最终也被沼泽吞没了身体——梅布尔让科拉失去了母亲,让自己失去了身体,但是对于自身命运改变的渴望,对于自由世界的向往,才是打破这黑暗、残酷和愚昧世界的有力武器。

而科拉之所以最终决定和西泽踏上逃亡之路,也是像母亲一样决定舍弃肉体性存在而追求精神的解放:她无法讨回别人欠母亲的几笔债务,她在彪形大汉布莱克面前用斧头夺回了外婆生前拥有的土地,她被雇工康奈利的鞭子打晕——皮开肉绽的身体就像她生存的现实,只有痛苦,只有折磨,只有血淋淋的凌辱,而科拉从加纳夫人、弗莱彻和西泽那里逐渐认识到命运的不公都源于奴隶制度,加纳夫人虽然认为奴隶制对于非洲部族智力的提升有好处,甚至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但也是一种恶,而弗莱彻认为,奴隶制就是对上帝的公然冒犯,是一种丑恶的制度,而西泽被卖到农场,却在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就想到了逃亡,他在科拉身上看到了梅布尔的影子,“我要回北方去。很快。逃跑。我想要你也来。”于是,在矛盾中的科拉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冒险却正确的道路:“现在她把自己和西泽,以及西泽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她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科尔森·怀特黑德:《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

而实际上,逃跑计划充满矛盾性,更在于奴隶制背后强大的白人力量,作为主人的兰德尔兄弟,无疑是冷酷的代表,其中的特伦斯订购了新刑具,“木匠彻夜赶工,将枷锁打造完成,还用做作且不无幼稚的雕花加以装饰。人身牛头的弥诺陶洛斯,乳房丰硕的美人鱼,加上别的珍禽异兽,在木头上嬉戏寻欢。”大安东尼逃跑终于被抓回,这个新刑具就是用来惩罚大安东尼并对全体奴隶进行惩罚式教育。如果奴隶逃跑,各地白人统治的政府会发布悬赏令,并以“依法治罪”的方式发出警告;当然最可怕的还是以里奇韦为首的巡逻队,他们被称为猎奴者——就像捕杀猎物一样对待逃跑的奴隶;而在整个奴隶制度运行中,白人天生的优越感把奴隶当成是可买卖的商品,而且还自诩为美国的神明,“如果你把它留住,它就是你的。你的财产,你的奴隶,你的大陆。这就是美国的天命。”在追捕科拉和西泽的过程中,里奇韦一直在强调这种神明论,“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更喜欢咱美国的神明了,是他把我们从旧大陆召唤到新大陆,让我们征服,建造,推行文明。毁灭需要毁灭的。教化少数种族。教化不了,就镇压。镇压不了,就根除。我们的命运是本着天意来的——天降大任于美国。”所以在他看来,奴隶和猎奴者,主人和有色人工头,以及各种不同的人,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只有强壮,才能变得“伟大”,才能找到自己的神明,所以白人和奴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而自己就是“秩序的化身”,一旦有奴隶逃跑打破了秩序,“如果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就得承认美国的天命出现了裂缝。那我可不答应。”

“这就是美国的天命”,它是必然的秩序,它是固有的制度,它也造成了科拉和西泽等人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所以在上弦月的即刻逃离变成了他们对于制度、对于命运的反抗。从佐治亚到南卡罗来纳,从南卡罗来纳到北卡罗来纳,从北卡罗来纳到田纳西,逃亡行动指向的是那条“地下铁道”:奴隶想要从地下铁道找到自由的出口,猎奴者则要想方设法摧毁地下铁道,而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西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西泽成了一团饱受折磨的活肉泥,瘫在猎奴马车的地板上,行驶在返回兰德尔家的中途,等待着惩罚。”帮助他们的萨姆被投进了监狱,浑身涂满了柏油,粘上了羽毛,最后被打断了骨头不省人事;北卡罗来纳云母矿周围都是一具具黑人的尸首,“有些完全裸露着,其余的也是衣不蔽体,裤子污黑的,是因为肠子没了,脖子断了。”而科拉也被里奇韦抓捕,遭受了皮肉之苦,但是她又一次次挣脱,在冒险的路上绝处逢生。

而在整个过程中,对于白人的反抗并不只是科拉一个人的事,它成为了一种集体行动:在南卡罗来纳,科拉和西泽找到了工作,他们还听到了迈克尔背诵《独立宣言》,听到了“生来平等”几个字;在北卡罗来纳,马丁领导了废奴运动,“可想而知,这个宝贝正是地下铁道。也许有人会说,自由是最宝贵的财富,但它完全出乎马丁的意料。”而埃塞尔在父母的反对中执意要向非洲的原始人传布基督的圣言,“如果上帝无意让非洲人受奴役,他们必然不会戴上锁链。”在田纳西,科拉被里奇韦抓捕并被带回家,但是在路上遇到了“城里人”,他们帮助科拉逃离里奇韦的魔爪,也使得科拉成为“拉清单的人”:“在她的损失明细上,人没有降格为一个个相加的数字,而是乘以了仁慈。她爱过的人,帮助过她的人。伶仃屋的女人们,小可爱,马丁和埃塞尔,弗莱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西泽、萨姆和伦布利。贾斯珀不归她管,但凭着他留在马车和科拉衣服上的血污,他也可以算作她自己的死者。”在获得自由时,她又用另一种暴力扑向了制度本身的里奇韦,“科拉跳到里奇韦背上,拿锁链勒住他的脖子,用力绞进他的肉里。她的尖叫发自内心深处,像火车呼啸的汽笛在隧道里回响。”而在印第安纳,科拉的老师乔治娜对她说:“《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相信它是正确的,但你只有走出去,亲身做一番检验,才能知道它到底对不对。”而科拉也终于看见了“地下铁道”,“这是迄今为止最破烂、最凄惨的车站。铁道与地面齐平,一下台阶就是铁轨,一路深入黑暗的隧道。一辆小手摇车停在铁轨上,钢铁的泵机等待着人类的触碰,好让它焕发生机。像北卡罗来纳的云母矿一样,长长的木板和支柱支撑着墙壁和天花板。”也正是在罗亚尔和雷德的帮助下,科拉在瓦伦丁农场第一次获得了自由身,“你不在兰德尔家了。你自由了。”

但是嗜血的白人民防团又组织了一次反扑,罗亚尔和蓝德死了,其他人纷纷毙命,终于看见了地下铁道的科拉尽管还是被里奇韦困住,但是她已经有了新的力量,甚至将里奇韦压在了身下,并将他推下了悬崖,在掉落之前,里奇韦发出的叫喊便成为残暴世界最后的声音,成为神明论覆灭的证明:“天命……不,不。不对。美国的天命,是个辉煌的东西……是个指明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生于必然,生于德行,上有铁锤……下有铁砧……”而终于挣脱了奴役的科拉在自我成长中,在行动实现中看见了希望,“她的手指在谷地、河流和山蜂上舞蹈,仿佛那是一个新国家的轮廓,孕育在旧国家的体内。”没有所谓的神明,不再是白人唯一的秩序,也没有家族史带来的晕眩,一切都变成了背景,变成了历史,“她很想知道他是从哪儿逃出来的,过去有多苦,走了多远的路,才把它留在身后。”

Tags: 地下铁道 科尔森·怀特黑德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39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编号:C63·2200817·1674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3.60元
ISBN:9787544295857
页数:431页

“一切重要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发生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渐渐干瘪的日常,还是某个饱满的、不可测的世界中的一部分?某个卢卡斯大摇大摆地介绍着某个科塔萨尔,乐此不疲,合情合理地质疑寻常的规矩,写到一半的对话和爱情已经述尽了哲理;对女演员的热爱升华为臻于完美的纯粹,狂热的支持者们追求着臻于纯粹的完美;不合时宜的美梦只能流于笔下,噩梦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在科塔萨尔的世界里,生活似乎发生了精妙的错位,谜一般的信号自异世界传来,变幻莫测的因素渗入日渐令人不安的现实,故事就在感知的边界发生,违反了一切常理逻辑,却毫无阻碍地驶向命定的结局。“当我意识到自己将要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仍会高兴得发抖,仿佛在热恋中。我意识到一个新事物即将诞生,我希望它能完美。”本书包含《某个卢卡斯》《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不合时宜》三部短篇小说集,均为中文初次出版。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您爱上了一个间谍

换句话说,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我觉得自己上当了,被侮辱了,被背叛了,因为这话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而是某个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的人说的,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写得再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
    ——《被囚禁的几种方式》

故事是这样的,在那里有一个叫做自由电影院的地方,加戈走进了电影院,正在播放的是一部伯格曼导演的电影。加戈不是一个人在看电影,他的身边坐着莉儿,在电影插入两则廉价广告的时候,莉儿的两条腿和加戈的腿紧挨在一起,于是,和司汤达的小说一样,“一个绚烂的结晶过程开始了。”伯格曼的电影细节可以忽略不计,廉价广告所播放的商品名称可以不管,甚至周围那些存在着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将腿挨在一起一起进入“绚烂的结晶过程”的观众也可以无视,总之,在这个自由电影院里,故事比电影更为精彩。

但是,当故事发生,当电影开始,当腿挨在一起,当绚烂的结晶过程开始,谁在现场?谁在叙说?第三人称的加戈和莉儿没有讲述过这个故事,而第一人称的我呢?“我和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撇清了和第三人称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讨厌这篇文章,而且“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及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分明是以一种囚禁的方式将我带入到这个和我没有关系的故事里,仿佛我在加戈的旁边,又或者我在莉儿的边上,他们腿挨在一起而进入绚烂的结晶过程时,我就这样看见而且回来后变成了一篇文章:我被囚禁了,我被侮辱了,我被背叛了,那些话是“某个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的人”说的,而且他还顺带哄骗我,“写得再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

他是谁?为什么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为什么让我感觉“被侮辱了,被背叛了”?他说出了这个故事?他写下了这篇文章?他哄骗了我并且让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但是,作为第三人称的他不正是和加戈、莉儿一样,也是第三人称的存在?当我认识到了这些,我试图从囚禁的状态中出来,于是,我坚持认为,加戈根本就没有去电影院,也不认识莉儿——一种否定发生了,否定是为了不被他囚禁,不被带入到故事里,不在第三人称中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从否定中回到自我,就是回到真切的现实,“一目了然,我绝不赞同那些试图改变深层现实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囚禁和反囚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并不是界限分明的状态,而反囚禁有时就是囚禁本身:“只不过是这篇文章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以此让我陷入绝望。”

我还是相信了文章,我还是陷入了绝望,我依然在被第三人称的囚禁中——那么,我是谁?这是一个和“他是谁”一样容易被囚禁的问题:我是第一人称,有时候就是那个拥有爱国主义的卢卡斯:“这片土地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门多萨的条条溪流散发出的气息,是乌斯帕亚塔的杨树,是拉里奥哈省贝拉思科深紫色的小山丘,是在一九四二年乘火车从萨尔塔前往米西奥内斯经过瓜纳科斯大草原时查科的满天星斗,是我在萨拉迪约骑过的一匹马,是在佛罗里达的波士顿酒吧品上一口加了哥顿牌杜松子酒的仙山露的滋味……”我是第一人称,有时就和第三人称的卢卡斯在一起,那是一九四〇年,卢卡斯走进五月广场附近的一家擦皮鞋店,然后给我的左脚的鞋上了黑鞋油,给我右脚的鞋上了黄鞋油,我正在集中精神看赛马的消息,所以只是发现了两只鞋不同的鞋油,而且在众议员利雅提的“决斗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历史”的警告中,我放弃了对卢卡斯的指责,但是当最后,走向大街的却是卢卡斯,“脚上的皮鞋闪闪发亮,右边像向日葵,左边像奥斯卡”,在感到了一阵轻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对颜色的对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卢卡斯互换了人称,卢卡斯成了穿着黑皮鞋和黄皮鞋的我,而我应该变成了卢卡斯;我是第一人称,当卢卡斯“自言自语”的时候,他就是我:“如果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你很恶心,还得请你原谅,现在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都是家传的,你也是一丘之貉,尽管我一直希望你会是一个例外,到那时既然沉重的种种已成过去,便能以轻松的心情谈天说地,在街角闲逛……”在第一人称自言自语的时候,那个被他说成是“你”的人就是第二人称,第一人称对第二人称的鄙视,让卢卡斯成为了囚禁别人的人,“你”在那里,仿佛我在加戈和莉儿的故事里,而且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而且那篇文章让我相信并且“从此让我陷入了绝望”。

我、你和他,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人称在互换,人称在变化,人称囚禁人称,人称逃离人称,人称又自我囚禁,这是不是属于卢卡斯“深层现实的东西”?这是“某个卢卡斯”,不是特指而是泛指,有名字的泛指,有故事的泛指:有时是我有时是你有时是你,就像引用莫里斯·弗雷的《玫瑰旅馆的夜晚》,那里有“可怜的雷奥波”,他总是搜集花园里死去的昆虫,妈妈说他太敏感,“那么小,雷奥波就已经与众不同。”他的冒险的、纷繁的、脆弱的心不被同学和老师理解,不被命运标记,所以爸爸说他是“难以捉摸的孩子”,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一个难以捉摸的孩子,为什么就变成了“可怜的雷奥波”?奥雷波是某个卢卡斯,卢卡斯也是“可怜的奥雷波”:他不谈爱国主义和爱国热情,他只知道自己具有“爱院情结”:“卢卡斯知道他什么都做不了,知道自己又在院子里了,知道那张明信片将永远钉在时间之镜的边缘——手绘,上面有一行小白鸽飞过,还有细细的黑边。”他在“荣耀的场合”对着“太太们,小姐们”发表演说,但是讲座提前结束,空荡荡的大厅之留下一张桌子,“当然了,谁也不会看见那桌子抬起了一条腿,就像在四下无人时桌子们总会做的那样。”卢卡斯的工作方式是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心里一封一封回复那些没能回复的信件,他的创伤疗法是和大夫反着来,他的十四行诗是一种“既能拉上去也能拉下来一样”的拉链体;卢卡斯会批判现实,他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同海德一样无知,“这有利于维护俗世之城的安定。”他有着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绝不存在禁得住人满腔热忱地欣赏五分钟以上的自然景观,而你会觉得读泰欧克里托或济慈简直是浪费光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章节。”真正的生态是如马克斯·雅各布所说:“鸡,还是煮熟的好。”卢卡斯还对消费社会进行了研究:“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把水煮蛋玩出新花样,于是人们在吃这样的水煮蛋时长吁短叹,精神不振;这样一来,一种幸福的传送链就此中断,只剩下束缚人们的锁链,顺便说上一句,它们还个个都价值不菲。”

一个发表演讲的人,一个批判现实的人,一个对生态问题进行思考对消费社会进行过研究的人,一个有着自己的工作方式、创伤疗法、写作了拉链式十四行诗的人,怎么会成为不被理解、不被标记的“可怜的雷奥波”?怎么可能是在囚禁中是太敏感、太难以捉摸的人?是不是他面对的人本身就是可怜的人?是不是他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囚笼?第三人称的卢卡斯,陷在第一人称“我”难以寻找自我的困境中,陷于第一人称“你”轻易互换的尴尬中,陷于作为第三人称的“卢卡斯”总是被打断的生活中:托塔让他下去买一盒火柴,但是在胖老板穆希奥的咖啡馆里,他的朋友华雷斯走了进来,说他的姐姐得了急性中耳炎,药剂师说什么也不肯卖给华雷斯止痛药水,他让卢卡斯替他去药剂师那里买给他姐姐治疗中耳炎的药水;但是这时老板娘从店后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柯达照相机,“卢卡斯先生,您肯定会装胶卷的。”老板娘用柯达照相机想为女儿庆祝生日;于是卢卡斯把柯达胶卷装好了,然后对女孩说了声生日快乐,这时候老萨林斯基突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卢卡斯叫来了救护车,并且把他送到了医院,而且还要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一切都好了,卢卡斯想要回去,他等到了公交车,但是这辆公交车好像总是到不了圣菲街和卡宁街的车站,卢卡斯才发现他坐错了车,于是他只好下车,但是那地方像一个牧马场,有两棵小树,还有一台坏了的梳毛机,卢卡斯再次等公交车,他想到了等他火柴的托塔一定像一只关进了洗衣机的美洲豹,但是卢卡斯在等待公交车的时候,自己也像一只关在洗衣机的美洲豹,“可能永远不会来了”,他对自己说到,这是从不远处走来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妇人,卢卡斯没有看见她,当然,她也不会碰巧问他身上是不是带着火柴。

“卢卡斯买东西”无疑构筑了一个被偶然打断无论如何也回不去的寓言,卖火柴是一个中心事件,是一个简单可以完成的目的,但是不断插入进来的意外导致卢卡斯越来越偏向于既定的轨道,买药水、装胶卷,送医院,坐公交车才知道错了方向,最后返回中心事件好而目的地的公交车“永远不会来了”——在意外和偶然构筑的事件中,一切的目的都被消解了,连同卢卡斯本身,都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存在,就像他曾经对着自己和那条章鱼说的:“我们都一文不值。”这种推人及己其实在寓言中展开了对自我的审视,不管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卢卡斯仅仅是一个符号,一种标记,一个被记述在故事里又被故事囚禁的存在,“如果在写信人、信件本身和收信人三方的核验中少了那种下意识的蛊惑将会如何。”这是卢卡斯曾经提出的问题,收信人写在自己的手心里,但是可以被慢慢擦去,因为它只属于“模糊不定的地狱状态”,而没有了收信人,写信人就是只写给自己,信件本身也成为返回自身的一种话语,“收信人是谁他都无所谓,因为收信人触手可及,他写自己看的,看自己写的,真他妈该死。”所以回到加戈和莉儿的故事,那个将他推向故事“绚烂的结晶过程”的人或者正是卢卡斯本人,他是作者,是读者,甚至就是写作的文本本身,“写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但你也必须把自己当作别人”。

自己成了别人,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在这种模糊了界限只在无界限、无意义中被书写的故事,其实变成了对于自我的舍弃和寻找,所以卢卡斯一出场就在和怪蛇搏斗:他要将怪蛇的头砍下了开,但是怪蛇据说有七个或者九个头,最后只给它留一个头,“因为这条怪蛇其实就是卢卡斯本人,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才能从蛇的皮囊里脱身而继续作为卢卡斯存在,从许多个头变成一个头。”砍下不同的头,保留最后的头,卢卡斯就是在和自己的搏斗中确认自己,但是砍头本身就是血腥,“做一条曾经只是卢卡斯而且现在愿意继续当卢卡斯的怪蛇”更是一种挑战,而更为关键的是,当卢卡斯在砍蛇的时候,克劳丁的电话打来了,让他去电影院看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于是他拒绝了克劳丁的邀请,“丫头,你要是为我着想,就别逼我去看什么电影,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看什么伍迪伍迪的电影就丢下手头血浆和觔因子喷涌的争斗,你得明白,事情有轻重缓急。”没有去看电影,或许不知道在自由电影院播放伯格曼电影的时候,加戈和莉儿的腿挨在一起,或许不会被一个故事囚禁而陷入在被操纵、被支配、被阻碍的世界里,或许卢卡斯在与怪蛇搏斗中最后达到了让自己作为卢卡斯而存在的目的——一种自我被找回来,是把更多的自我杀死了,在卫生间里,当不同的蛇头组成了完整面目,卢卡斯其实看见了不同的自己,“每一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露出满口的獠牙。”一共七个脑袋,每一个代表十年,而这根本不是最终的卢卡斯,因为按照研究怪蛇的权威说法,还会再长两个——卢卡斯永远不会是唯一存在,它只是其中一个,只是不被自己杀死而保留在暂时状态中的一个。

被囚禁的自我,被打断的自我,被砍杀却又长出来的自我,卢卡斯就像被关在洗衣机里的美洲豹,和他有关的命运寓言就像那辆公交车一样,“可能永远不会来了”,而人生便是何塞·雷萨马·利马的《天堂》:“……稿纸上画着在时空中并不存在的国度之中的登陆,就像一支中国部队的阅兵式,行走在永生与虚无之间。”永生就是虚无,虚无就是永生,在这个命题里,卢卡斯的寓言更是走向了关于言说的悖论中:“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垃圾箱,里面堆满了解释。”解释是为了让事情变得合情合理,但是它又变成了一种不安:“如果哪天有人成功地解释了这个垃圾箱,到时会发生什么。”解释走向合理,解释又带来了未知,解释变成了未解释,解释就是无意义。所以当“说过的话会飞走”,下一句“写下来才靠得住”并非也可以接受,因为,“放在桌上的一份官方日报明显地起了变化:整版整版的一栏栏文字都变成了痴呆的莫尔斯电码”;在分手对话中,一个人说:“我有时会想,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还有不如这个的,说那些语”,另一个说:“咖啡,烤面包,购物清单,还有”,一个说:“一模一样,只是有时候会”,另一个说:“就像是想讲一个做过的梦,之后”……两个人在对话,对话呈现出某种朗读状态,但是在应该在一问一答封闭的对话中,不仅对话之间缺少呼应,甚至对话本身也是残缺的——一半的句子在引号里,一半的句子则在引号外,没有结尾的对话,和垃圾箱的解释一样,最后变成了未知。

在被解释塞满的未知里,在永远不完整的对话中,坐在副驾驶里沉默的人其实是个死人,而且是必须存在的死亡,“说起来这话一点不假,参加这种玩命赛事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个死人的。”每只猫都是一部电话机,每个人都是可怜的人类,“谁知道这些猫日复一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又指出了怎样的道路呢;我能做的只是在我那台普通电话机上拨通我工作的那所大学的电话,几乎是羞愧地宣布了这一发现。”最后无非是自我欺骗的沉默;一九六四年发明了炒面糊池可以创造新的游泳记录,也可以让七名澳大利亚儿童窒息身亡,奥古朗将军让人们将金鱼输进自己的血液中,“庆祝自己终于抵达了幸福彼岸”,但是小金鱼会慢慢死去,“它的尸体被血流裹挟着,最终会堵住某条动脉通往静脉或静脉通向毛细血管的通道。”所以,爱情会在这种解释的未知中、自欺欺人的沉默中“起床,冲澡,扑粉,喷香水,梳头,穿衣服”,像极了奥古朗将军建立的幸福观,但每一条小金鱼都会变成尸体,变成副驾驶的死人,变成制造悲剧的炒面糊池,也变成了不断砍掉怪蛇脑袋的卢卡斯,变成了“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囚禁。

如果卢卡斯只是一个自我质疑又返回自我迷宫的符号,那么“我们如此热爱的格伦达”则成为一个进入深层现实的象征——这两个人物的过渡,似乎在《晚霞猎手》中建立了联系,“如果要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准备好一切去捕捉晚霞,其实只要一次晚霞就够了,然而,为了获取这终极的晚霞,我得拍上四五十部晚霞的片子,因为如果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像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苛刻。”准备好一切去捕捉晚霞,拍摄四五十部晚霞的片子,却只要一次就够了,这是终极的晚霞,而这种终极存在等同于诺言,等同于女人的完美,等同于边缘政治,因为作为一个猎手拍摄晚霞真正的用意是“坦然面对自己”,而不是像一般电影那样“忘掉自我”——坦然面对自我,就是要捕捉终极的晚霞,就是要“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苛刻”,而当卢卡斯一次次在寓言中试图忘掉自我,格伦达似乎正走在“坦然面对自我”的晚霞中。

但是自我是什么?被拍入晚霞中的那些苛刻的态度是什么?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又指向什么?深层的现实不是能够坦然面对自我,而是不断解构自我,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的苛刻,最后甚至变成了谎言、暴力和权力。顺着“猫的方向”,不是一种爱抚,而是掌控,而是观察,而是跟踪,是以妻子阿拉娜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我爱着一尊美妙的残缺雕像、一个未完的篇章、一片雕刻在生命之窗上的天空。”一只猫消解了稳固的关系,所谓爱情,所谓计划,所谓对应,只不过是一堵墙的隔阂,“不知何故,我觉得三角形破裂了,当阿拉娜转头看我时,三角形消失了,她进入了画中,却没有回来,她继续待在猫的身边,看向窗外的远处,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看见的东西,那是阿拉娜和奥西里斯每次与我对视时只有他们能看见的东西。”猫的方向是命运的方向,命运的方向是暴力和死亡的方向,它在偏移,它在分裂,它在制造着另一个无法走出的进口,宛如探戈,音乐和舞蹈,不是美的化身,而是隐藏着“致命的凶兆”,回头时,“时间之刀等候着”——正如写作,一种坦然面对自己的写作,却是一种预谋,一种对生活的闯入,带着一把刀,插入到他人的身体中,“我在一家医院工作,我无意让别人阅读我写的文字”,西蒙的胸前插着一把刀,玛蒂尔德被安眠药杀死,这些死亡就像是我作为护士和写作者共谋的产物:“我喜欢为了自己而写作,我有数不清的笔记本,有诗歌,甚至还有一部小说,但我喜欢的是写作本身,当我完成的时候,它就像在享乐之后滑倒在一边的同伴,睡意袭来,第二天会有别的东西来敲你的窗,这就是写作。”

一样,在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年初的时候,在格鲁线上有四名乘客失踪,这种可能性的失踪制造了不定式和实际观察值和估计值之间的残差,但其实可能性背后却是“乘客管制”,甚至是被记在记事本上的确定真相,“当他们需要接收和分发每周的新任务表时,他们的列车可供他们举办一次短暂的秘密会议,一号——他们中的第一人,会在一本小笔记本上写好内容,并于每周日分发给各个组长;他们还会领每周购买食物的钱款。”真相在管制的秘密会议记录本上,在幽暗国度里,文字就像一把刀,没有可能性,没有不定式,没有残差。而在死亡事件中,那个如莫比乌斯环的寓言更像是一部恐怖的小说:珍娜特在十字路口刹车,自行车停留在三条路的交叉路口,回归头来,看见罗贝尔走来,并走近,并挡住了去路,并“用长满黑色指甲的手抓住了车把”,然后传来了惊惧和反抗的尖叫,然后是双腿在空中徒劳地寻找支撑,直到伐木工的儿子发现了自行车,直到透过小棚的木板看见了尸体。

但是谁杀害了珍娜特?罗贝尔被判入狱,警察却证实凶手没有碰过珍娜特的行李和提包,一种书写,哪个是真相?哪个又是被制造的虚构?莫比乌斯环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开始了交错,开始了异化:那个他是在起初的反抗和镇压中抵达了最深处,但后来,“他被接纳了”,“快感如鞭打般汹涌袭来,他浸在感激的胡言中,在盲目的、无尽的怀抱里。”甚至直到他入狱,对于“她”来说,却是另一个珍娜特,“她知道了一些她曾是珍娜特时的事情,毫无关联地,一个回忆试图进入并安身,一旦她得知自己是珍娜特,便回想起了森林中的珍娜特、自行车、康斯坦斯,迈尔斯和镀镍托盘上的几颗巧克力。”是她自己渴望罗贝尔,渴望小棚下的疯狂,甚至渴望在牢房里成为一只控制他的老虎,“它将烟雾形成的白色爪子伸向装有铁栏的小窗,它逐渐消瘦,在徒劳的扭曲中消散。”她没有死她活了,他没有杀她却被她扼住,“调查表明,犯人吊在绳子上全力跳向地面,窒息而死。”

莫比乌斯环里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就像十字路口,就像三条岔路,而在一个珍娜特和另一个珍娜特之间,在一种情欲和另一种情欲之间,在一种暴力和另一种暴力之间,纠缠在莫比乌斯环中的死亡就是一个文本的寓言,就是一个“老鼠萨塔尔萨”的回文游戏,就是国王和亲王复仇主题中的八条生命、八种乐器、八位人物,再没有自己,却有着无数个自己,“我们曾经是一个克隆人。”没有自己,没有必然,没有真相,没有终极的晚霞,所以那个我们如此热爱的格伦达,作为一个电影演员,也在克隆的世界里失去自我,“格伦达宣布重回银幕;千篇一律的理由:双手空空的职业演员的失落,量身定做的角色与迫在眉睫的拍摄。”回到银幕,就是回到热爱的世界,就是回到克隆并且死亡的莫比乌斯环中,“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我们将给她最后的、不容侵犯的完美。我们将她送上了无法触及的高度,我们会防止她坠落,追随者们会热情不减地继续崇拜她;没有人能活着从十字架上下来。”

热爱和崇拜,将她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唯一阻止的方式就是让格伦达消失,从台上下来,卸掉妆,进入下一部删繁就简的电影中,进入到敌人和爱情的游戏中,进入到完美的终极晚霞中,偶然与虚无,囚禁与消失,“在那部电影里,您爱上了一个间谍,他正着手写一部名为‘跳房子’的书,旨在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之间的肮脏交易,他曾经为这些可爱的机构工作过,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除掉他。”

Tags: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胡里奥·科塔萨尔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79

七个疯子

编号:C63·2200621·1664
作者:【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定价:59.80元当当30.50元
ISBN:9787541155468
页数:303页

腰封上说他是“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美现代小说之父”,说他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之先驱”,说他是“皮格利亚和艾拉”的文学引路人……而字体更大的一句话是:“是我想太多,还是这世界太疯狂?”到底谁在疯狂地言说?谁是出现的“七个疯子”?罗伯特·阿尔特描述的是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一个集中于三天时间的故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从一件绑架案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变形地透视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乱怪诞之感,正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有续集《喷火器》。于是,翻开科塔萨尔《南方高速》,里面使他对于罗伯特·阿尔特的评价:“罗伯特·阿尔特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许这对他好,也许自我批评会使他的创作枯竭;但是他缺乏自我批评。他使用语言往往粗枝大叶,满篇是文体上的错误。他特别懒散。他的长处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七个疯子》: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

是的,他是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一个一平方厘米的存在,用他有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
    ——《第二章·层层黑暗》

一平方厘米,小小的一平方厘米,几乎看不见的一平方厘米,可以轻易被抹去的一平方厘米,在这个纯粹数字的存在里,世界却以另一种数字的方式挤压过来:头顶是“痛苦区”,是“日复一日地像梦行者一样游走在这梦境般忧虑的氛围里”,它是城市上空两米的地方,类似于地图上的盐田或沙漠,由许多黑点形成的椭圆,“黑点如鲱鱼鱼子般密密麻麻”;欠下的是六百比索,零七分,糖厂管理混乱却变成了他偷窃的数字,如何才能偿还这笔钱;自己的妻子生活在巨大的钢筋水泥城市里,当她穿梭于摩天大楼投下的斜影之中,“高压电线网充满威胁地架在她的头顶”……

城市上空两米的“痛苦区”,密密麻麻分布着,这是一种无限的包围;六百零七比索偷来的钱,是普通的工作无法还清的欠款;钢筋水泥城市投下的阴影架在头顶……数字是巨大的存在,宽广,无限,沉闷,封闭,它们压缩着,终于将一个存在的人,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了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只有凭借着知觉的面积维持着支离破碎的幽灵生活——知觉仿佛是唯一可以扩展的东西,它制造了纯粹属于想象的面积,在一平方厘米的存在中成为抗拒的唯一力量,所以如梦境一般,它最终带来的是沉默,是毫无知觉,“像一根钢柱般插入他的脑颅,让他对与自己的苦难无关的事物毫无知觉。”

实际上,知觉的面积最终导致的是毫无知觉的沉默,像一个悖论把埃尔多萨因推向了幽灵世界,而这种悖论存在,就像他的欲望和理想,身体和精神一样,完全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两米空中的“痛苦区”、六百零七比索的钱和钢筋水泥的阴影最终导致一个一平方厘米的人的存在,幽灵生活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放?进入幽灵生活,就是意味着远离了活着的现实生活,“我们接到举报,说您偷了我们六百比索。”埃尔多萨因面对糖厂副经理,反而补充说“六百零七比索”,却在补充完毕后说“我没偷钱,那都是谣言”,当在否定偷钱后又想知道谁告发了他——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又到肯定,埃尔多萨因一开场就接受的“审判”无疑就将他推向了这个幽灵生活,推向了悖论存在。

究竟谁告发的问题,其实是在寻找痛苦的根源,是糖厂本身管理的混乱?是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主宰生命的人?还是妻子艾尔莎不爱自己所致?那个“形成了回路的沉默”是外在的力量,还是内在的宿命?“埃尔多萨因的体内装着全世界的痛苦与全世界的否定。”而其实,这种对于自身探寻到的原因,往往是从外部开始施加在他身上的,“他被一股外力推动着前行,那股盲目的力量紧紧抓住那些第一次意识到监狱近在咫尺的倒霉蛋,引诱他们去玩牌,或者玩女人。”无论是糖厂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还是妻子艾尔莎的离开,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仿佛都是盲目的力量使然,正是因为盲目,埃尔多萨因无法看清这个世界本身的荒谬,被关进监狱,被巴尔素特打,被跟随着上尉离开的妻子抛弃,这种种的痛苦,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因为自己就是一个被外力推动着前行的人,所以面对一平方厘米的存在,埃尔多萨因萌发了“疯狂”的行为,比如明天仍一枚炸弹,比如杀死巴尔素特,那样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存在的人,一个让好几代律师为他的判罚、监禁和理论劳碌的人,从前的沉默最终将在这个外部世界变成一个言说的人,“我,我这什么都不是的人,在一夜之间让警察、秘书、记者、律师、检察官、狱警和警车为我奔波。人们不再把我当作倒霉蛋,而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府该被隔离起来的敌人。”

“对所有人而言,我是生命的否定。我是‘生’的对立面。”将自己放在所有人的对面,就是放在生命的否定维度上,所以他会在这种否定加剧而疯狂的世界里,向“占星家”借钱,而“占星家”和“皮条客”所谓的借钱,其实是要进行一场革命,“埃尔多萨因甚至怀疑他是被派来这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因为他正在筹划一个非凡的社会革命。”什么样的“非凡的社会革命”?按照“占星家”的说话,要建立的秘密社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它将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成员和拥护者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收入,这些利益和收入来源于商业方面的合作,这其中包括开设妓院,“我们将在山里建立一个革命基地。在那里,新成员将学习无政府主义策略、革命宣传、事工程和工业设施建设,当他们从基地结业后,可以去到任何地方创建一个社会支部……明白吗?这个秘密社会将自设学校——‘革命学院’。”

无政府主义、革命基地、社会支部、革命学院,这些社会元素无疑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特点,为什么要革命?“占星家”认为,人类的幸福已经陷入在了形而上学的谎言里,“要是没了那个谎言,人类将会再次陷入经济的幻觉……”所以要从这个死胡同的出口倒退回去,要让那些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将失去的天堂还给人类,但是“占星家”所谓“拥有血肉之躯的神”却正是创造了经济幻觉的那些传奇人物,他们是洛克菲勒,他们是摩根,他们是福特——他们只不过是在摧毁一个谎言的时候让人类进入另一个谎言,所以“占星家”把“工业化”看成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的社会将会建立在更坚固、更现代的基础上:工业化。也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秘密社会将会有异想天开的一面(您可以这么定义我之前所描述的一切),那时也会有坚固的根基:工业,工业将会带来黄金。”无疑,当“占星家”将工业化当成未来社会的根基,看上去可以让埃尔多萨因脱离作为一个小职工的困境,让他不至于被六百零七比索而丧失自己的尊严,但其实工业化是制造了更多像埃尔多萨因这样的人,更多的人将在这谎言的死胡同里死去。

但还不止于此,未来社会的第二个关键词则是“顺从”,“占星家”推荐的一本书的《比较列传》,在他看来,革命需要的是牺牲,“您知道列宁或墨索里尼的成功是由多少条命换来的吗?”而“淘金者”认为,“我们将会在这座城市发起革命。我想象着那一天的到来,商人们会像惊吓的兔鼠一般从洞穴里跑出来,而我们将用机关枪清扫这星球上的所有垃圾。一千比索就能买到一把不错的机关枪。分钟二百五十发。不得了!接着,我们将散播一袭袭的氯气芥气……啊!您得在报纸上刊登您的计划,相信我……”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恶棍组成的贵族社会,“我们将枪决所有追崇托尔斯泰的愚蠢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剩下的人则会为我们工作。正因如此,我才如此崇拜墨索里尼。”在专政和极权作为未来社会的目标中,顺从实际上意味着更好地统治。当工业化和顺从成为未来革命的理想,一定是更大的暴力,一定是更多的谎言,一定是更多的牺牲,“我们需要黄金来捕获人们的心。宗教和骑土神秘主义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必须得建立工业神秘主义。要让们觉得管理高炉是与在过去发现新大陆同样美妙的事。在那社会中,我培养的政治家将会通过工业来获得幸福。革命者既精通印布机系统,又懂得为钢铁消磁。”

而埃尔多萨因加入这个革命计划,是不是从此可以成为革命者,从此在工业化和让别人顺从中告别自己的痛苦?他满怀信心走近“占星家”的庄园,和那些“主管们”相互认识,而且还重复着列宁的按句话:“没有杀戮就没有革命!”但是,埃尔多萨因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牺牲者,本身就是在顺从中成为一平方厘米的人,对他来说,革命其实是犯罪,而埃尔多萨因更感到痛苦的是:“事实上,我所担心的并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另一个疑问:我在犯罪之后会做什么?我会感到内疚吗?会发疯到最终去自杀吗?抑或我依旧会像从前那样生活,继续为我的无能而痛苦?那无能造成了我生活的支离破碎,用您的话来说,它们是我发疯的症状。”尽管被劝这不是犯罪,而是将他与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剪断,在即将进入黑暗野蛮社会中,在即将失去掌控中,获得新生的力量,让体内的怪兽起来反抗——参与计划的策划便是埃尔多萨因激活怪兽进行反抗的一种形式。

但是一个已成为生命的否定的人,重要的不在于所谓外部的革命解决现实问题,而是如何转向内心寻找痛苦的真正根源,“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得兑现支票。”被一种困境所牵制,埃尔多萨因其实迷失在六百零七比索和“偷盗”的罪名之中,因罪而发疯,和“占星家”“淘金者”和“皮条客”建立未来社会,是另一种发疯的方式,发疯之于发疯,最后不知道革命之后的发疯会将自己带往何处,所以埃尔多萨因必须回到自己的内心,必须审视自己的苦难。身处底层社会,埃尔多萨因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罪恶论,“是呀,我是一个仆人。我打骨子里就是一个仆人。”他只有在作践自己、侮辱自己中获得满足感,他甚至觉得这是他“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渴望”,卑微的存在,是他把自己异化为另一种存在,即使妻子曾经爱着他,在他看来,卑微的自己也从来没有在爱中获得存在感,而这种被架空的自我便是将身体和精神分裂成两种存在。

“多少次啊,我在酒馆的角落里,想象着艾尔莎跟另一个男人逃走了。我不断往下坠,那个洞穴不过是未来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的预告罢了。”身体里有欲望,身体关乎性,埃尔多萨因就是把身体看成是精神之外的存在,甚至把身体看成是恶的来源,所以一切的不幸都起源于身体,和妻子结婚之前的一句话似乎成为了他的一个阴影:“我永远都不会结婚。我将会有一个情人。”不会结婚而去做别人的情人,这是身体的一次出卖,所以当埃尔多萨因和艾尔莎在一起,他没有吻过她,“因为爱她的冲动在他喉咙留的勒痕让他感到幸福”,这种幸福让他将肉欲转化成精神上的东西——他没有买过一件得体的西装,没有为身体愉悦做过什么,也没有给过它与生活和解的快乐,身体在别处,身体是替身,他甚至对着自己的身体感到同情和难过。肉与灵的分离,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回到自己的解放,却是另一种束缚,他对妻子说:“你想知道我要去哪儿吗?我要去妓院,去感染梅毒。”但是在找到妓女之后,他却直接把钱给了妓女,“连碰也没碰她就逃向了另一个地狱,花掉了那不属于他的钱,在从未停止咆哮的疯狂中越坠越深。”

作践自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也是作践自己的灵魂,发疯地坠入深渊,是身体的苦难,也是精神的苦难,这种一分为二想要寻找解脱的办法,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是一种迷失,“我人在这里,但我的灵魂在哪儿呢?”最后变成了杀人的革命,而杀人的革命所展开的工业化和顺从,对于埃尔多萨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身体与肉体的分离,何尝不是一种灵与肉的双重迷失?就像药剂师埃尔格塔所说:“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来反抗这个糟糕的社会。正因如此,我才和一个妓女结婚。”而这种所谓的反抗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毁灭了一切——耶稣的奥秘只揭示给虔诚的灵魂,也揭示给白痴。

“问题在于,苦难在我们的体内。我过去以为苦难漂浮在空中……那真是个荒谬的想法;事实上,不幸住在我们的体内。”体内的苦难,对于灵魂是一种煎熬,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折磨,而当埃尔多萨因开始了革命,他把犯罪发看成是自己找回自己的希望,“知道吗?……我还没抵达自身的最底端……犯罪是我最后的希望……”杀死巴尔素特是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第二天就要杀他的时候,他希望自己面前放置一面镜子,从镜子中他会看见自己成为杀人犯的模样,也只有这样,埃尔多萨因会感觉自己和自己被区分开来,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在颤抖,身体成为杀人犯,灵魂却是被杀的人,埃尔多萨因制造的镜像就像埃尔格塔娶一个荡妇成为妻子一样,被命名为“与上帝会面”,但是在抬头看见上帝之子,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只是将身体摆放在面前,灵魂的救赎从来没有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

杀人者最后成了自杀者,那个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骗子,最后把枪对准了自己喜欢的女孩,“早上八点,凶手穿好衣服,把门半敞开,让服务生别扰在睡觉的妻子,因为她很疲倦,十点钟再叫醒她。然后他开了旅馆,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死者才被发现。”在凶手和死者在一起的五个小时里,是身体在一起,还是灵魂走向共同之路?埃尔多萨因的反应是:“他应该是很爱她的。”但是爱变成了死亡,灵魂又安放在何处?“与上帝会面”是不是一种臆想?“所有的科学都将是魔法。医生将伪装成天使,当人口繁殖过剩时,发光的飞龙会从天上洒下霍乱杆菌,以惩罚人类犯下的罪行。”上帝不存在,天堂不存在,信仰只是谎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发疯的人是凶手,也是上帝,所以在“七个疯子”的群像里,死亡在不断上演,谎言从未停止,身体和灵魂都在死亡和谎言中成为永远的阙如:不是巴尔素特最终被杀死,而是他成为了凶手;他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成为革命的密谋者——“假装谋杀的决定是由‘占星家’经过与巴尔素特的漫长交谈在最后一刻做出的。”

对生的否定,对犯罪的向往,对革命的热情,身上背负着罪而犯罪,内心充满着苦难而更加苦难,杀人也只是自杀,埃尔多萨因在一平方厘米的身体里,看见的未来只不过是一个幽灵的幻想,它飞到两米的上空,它还清了六百零七比索,它只是一平方厘米投射的阴影:“某天下午,他做了这样一个梦:知道自己是公主的心上人,同时他也是阿方索十三世国王的侍从。将军们都围在他的身边,想要探问出他身上的秘密,这让他十分开心。”

Tags: 七个疯子 罗伯特·阿尔特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68

帝国游戏

编号:C64·2200615·1662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4.20元
ISBN:9787208162075
页数:384页

乌多·贝尔格,雄心勃勃的兵棋游戏爱好者。这年夏天,他和女友一同前往儿时常去的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他们在这里结识了汉娜和查理——一对同样来自德国的情侣,以及三个当地人狼沃、羔尔德罗、住在沙滩上的看船人克疤多。然而没过多久,查理在一次出海冲浪后失踪。乌多决心要等到查理的尸体出现才回国。与此同时,乌多发现克疤多似乎对兵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便邀请他一起来玩“二战“题材的兵棋游戏《第三帝国》。假期将尽,游客们渐渐离去,小镇越来越冷清,而查理仍旧毫无音讯。怪异的梦境、不安的臆想纠缠着乌多,《第三帝国》中真的有什么未知的力量吗?虚构、记忆、现实、历史的界线在这个故事里变得模糊,波拉尼奥借一场桌面上的战争游戏确认并反思了真实存在的伤害。小说开篇选择迪伦马特的《抛锚》作为引言,一个同样从游戏开始但渐渐入侵了现实的诡异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精妙的呼应和阐释。

Tags: 帝国游戏 罗贝托·波拉尼奥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58

巴别塔

编号:C38·2200615·1661
作者:【英】A.S.拜厄特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当当73.40元
ISBN:9787532171965
页数:1024页

“巴别塔”本是圣经故事中的经典意象,而拜厄特通过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赋予了巴别塔更多的含义,在她笔下,巴别塔是禁锢自由的樊笼,是荒谬可笑的乌托邦,更是剥夺女性话语权的传统社会。弗雷德丽卡28岁,但她觉得人生已经快结束了。象牙塔里的思辨与诗意,在婚姻的巨塔里一文不值:昔日的机智雄辩,被认为是喋喋不休;曾经的骄傲笃定,被当作是轻浮愚蠢。所有的失落、痛苦与挣扎,如今逐渐归于沉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他们正在安静的表象之下寻觅一个裂缝。一天深夜,丈夫向她砸来一把斧头,终于打破她内心长久的沉默:我曾是一个重要的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我的声音!《巴别塔》与《花园中的少女》、《静物》、《吹口哨的女人》一起构成乐然拜厄特“成长四部曲”,这是她耗时近30年写就的颇负盛名的代表作,以一位英国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史诗,串连起二战后几十年英国的历史变迁。
《巴别塔》: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

我们由此必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一种像利剑一般的语言,一种像阴茎射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一种刈除了可怜的耻辱感的语言,一种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那将是一种首次出现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第七章》

语言被说出,语言被写下,语言而成句子,语言而为文本,当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的语言成为真实的语言,它指向的是一种肉身的唯一性:像利剑一样刺中,像精子一般射中,没有可怜的耻辱感,没有支吾的窘迫感,宛如男人和女人,去除了道德、宗教、传统和仪式,而成为像性一样的在直接进入中言说。但是,谁能界定这种语言是代表着爱、享乐和诚实?是言说的人,还是听说的人?是以利剑的方式的进入者,还是在“唱出凯旋之歌般的语言”中得到身体真切感受的被进入者?或者说,是像上帝一样造物的作者,还是站在上帝面前从第一性中寻找“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的读者?

一本书,是《巴别塔》,“我将此书献给大卫·罗伊尔。”是A.S.拜厄特的题写,另一本书,是《乱言塔》,1966年3月出版,扉页上写着:“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裘德,梅森[著]”一本书和另一本书,《巴别塔》和《乱言塔》,都用语言编织着故事,但是在这个嵌套的结构中,真实的语言本身就在被解构,到处是映射,到处是寓言,到处是隐喻,根本无法像利剑一样,像阴茎射时精子即时唱出凯旋之歌般,也根本没有刈除可怜的耻辱感和凌驾于支吾的窘迫感,当然,它们也没有在文本之文本的结构中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障碍是天生的,在这样一种结构里,甚至作者和读者也在混杂中变成了一种可变量——当考沃特发布演讲,认为“我们由此能创造出一种先进的真实的语言的时候”,他本身在说的语言是不是先进的真实的?

考沃特是在“舌之剧场”里作出演讲的,“乱言塔”是他们远离政治辞令、狂热愚行和恐怖镇压的自由社会,当自由之士穿过那座隐秘的城市,当他们运出了物质和粮饷,当他们依靠信赖的人完成迁徙,在穿过了狭窄的木桥,经过了底下死气沉沉的山间峡谷,安全抵达费萨尔河谷的时候,新的社会,新的制度,新的命名开始了——巴别塔之后的乱言塔,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巴别塔的拒绝,“乱言塔在很久以前几乎是刀枪不入的。当一行人穿过围绕着它的平原、山峰、牧场,终于抵达时,才得见它外围的墙壁是多么厚重、庄严。”考沃特和洛绮丝女士,作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他们就是男性和女性的绝好组合,就是可以说像利剑一样的语言。

在“舌之剧场”说话,对着乱言塔里真正的孩子讲话,“在这个新辟的天地中,就在乱言塔中,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不会再有婚姻,不会再有家庭,孩子将是这个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孩子。”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众生平等,每一个孩子都是主人,他们将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里活着——语言的理想国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的理想国只不过在考沃特的演讲中,语言在语言里,何来真实?就像文本在文本中,乱言塔无非是另一个被嵌套着的、想象着的巴别塔:在考沃特在“舌之剧场”里言说的时候,克雷布斯人的骑队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策马疾行怒气冲天,他们边行边唱却没有人能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在乱言塔用厚重、庄严的墙抵挡外来者的时候,参孙·奥里金早就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反对派,甚至考沃特也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让他对我认同。”在这个可能被攻占的新社会里,克雷布斯人带来的那个人,甚至就是一种朋友和间谍的悖论存在,“他说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认识他,我们就以间谍的罪名杀了他。如果你认识他,我们需要你赎回他,食物可以作为赎金。你们的食物就快运输回来了,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运回来。但我们现在就得准备我们的宴会,我们现在想要一些酒。”

这里有“舌之剧场”“言之剧场”,有“淑女之塔”“圣洁之塔”,在这个乱言塔的理想国里,一切似乎都是在建立语言的理想国,俏皮话、预读、写作、计算、语言、生死道理、歌唱都是教孩子们的语言,连舞蹈、吹笛、拉小提、打铃鼓、敲钟琴、折纸康乃馨、烤小蛋糕、观察小动物等也成为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的语言,而在考沃特和洛绮丝女士身上,作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他们更是实践着“利剑一般的语言”,他们在牛棚里约会,他把手放在洛绮丝丰满的双乳之间,并分开了她已然湿润的大腿,他们的私密故事是为了讨论对劳作的分配:如何达到最佳效果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有理想衣着,如何言说新的语言形式,而当考沃特在演讲的时候,洛绮丝极度渴望能触摸他,帮他释放——演讲和演讲带来的狂热掌声变成了另一种进入身体的语言,“我们要表演展现新社会秩序、新社交关系、新欲望、新问题、新解决办法的新戏剧。演完之后,我们要举行关于这个表演的含义、价值观、优点和缺点的探讨,我们的探讨无论从能量和热情上都不应该亚于表演本身。”

但是,当演讲取代了私密之间的抚摸,当激情只能在掌声中释放,是不是乱言塔就已经被异化了?达米安如仆人一般吻着考沃特的长袜和裸露的双脚,是不是又走向了乱言塔之前的那个等级社会?而达米安终于渴望拥有一种自由,“我所欲求的可能跟你毫无关系,我所欲求的可能是躺在洛绮丝女士的怀里,听着她甜美的声音轻唤我为她的爱人,轻唤着我为她心中热恋之人,轻唤着我为她亲爱的宝贝,或者是其他我闻所未闻的温柔称呼:我所欲求的是她的手指怯怯地抚摸我的头发,我所欲求的是温柔、是亲切。”对自由的向往无疑是因为自己在囚禁中,无疑是因为考沃特建立了另一种秩序,无疑是因为语言并非是没有映射、弱点和缺陷。终于,这个乱言塔在慢慢被解构:在“淑女之塔”和“圣洁之塔”举行庆祝典礼之前,洛绮丝趁机从乱言塔溜了出来,独自一人骑马,去森林里漫游了;而她的行动却被格里姆上校监视着,当背后有一双窥探的眼睛,洛绮丝感觉到了厌恶和不安;她之后终于和纳西斯在一起,同时表达了自己真切的想法:“至于我,我想归隐,成为一个寂静主义者,一个藏身于温室中的寂静主义者,远离人世间的喧嚣、骚动和纷争。”

远离喧嚣、骚动和纷争,是不是意味着远离考沃特试图建立的理想国,是不是意味着想要告别被新的语言绑架的乱言塔?她甚至开始对考沃特祈求,“噢,考沃特!噢,宽宏大量、心细如丝的考沃特!自由度也应该包括离开群体的选择,欲望也应该裳括对欲望的戒除。让我走吧,人们会世世代代传扬赞美你的智慧和宽容!”而面对洛绮丝离开的强烈愿望,考沃特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一种从语言开始的背叛,“你诋毁我的人格,鄙视我的才干:我在整个创建新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都被你讥讽,被你质疑,你让我的开端走得特别艰难。我绝对不可能饶过你、放走你、任凭你向那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造我们的谣、说我们的坏话。”逃离而奔向寂静之地,背叛而制造谎言,这是乱言塔本身的宿命,何来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何来像利剑一样刺中,像精子一般射中,没有可怜的耻辱感,没有支吾的窘迫感的语言?何来全世界通用的真实的语言?

甚至,考沃特自己也成为了新秩序中的统治者。参孙·奥里金认为存在着缺失宗教的社会,认为人类探求幻象、讲述故事、编造神力只是自然的事情,考沃特却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人,是解析人类天性的细腻学者,是研究人类幸福感的勤勉学生,他认为宗教已经变成了谎言,已经被渴求权势、操控欲望、鼓弄人心的人类所操纵,所以他要在女人们“身前”摧毁那些谎言,一种对宗教语言的毁灭行动开始了,一个名叫叫格利瓦的女人认为蜗牛穿梭于我们的世界和地下长眠者的世界,“它们不停地为死人哭泣着,它们爬过留下的痕迹因混入了它们的泪而更加光亮,它们以腹触地而行,就像在花园中受到了惩处的神人。但它们也不是邪恶的物种,它们不过是行者,行过此生与来世。”蜗牛的存在就是上帝语言的外化形式,它沟通了此世与来世,沟通了人类和上帝,在洛绮丝发现男女情爱已经变得异化之后,宗教信仰再一次在考沃特的乱言塔里被异化:他让蜗牛壳里盛满灯油,然后让它卖力地燃烧;又点燃木桩,将一大盘一大盘的蜗牛送到火上烤着,“上百只小蜗牛无骨的身体一起扭动翻滚、忍受煎熬。”他还把自己的眼睛用布蒙住,然后让被他赋予了神权的人鞭打在自己的臀部上,“考沃特沉浸在快感和痛感交织的癫狂中,吵叹息着松懈下身心,达到了兴奋的高潮……”

探求幻象、讲述故事、编造神力是自然的事,考沃特却树立了神的偶像,甚至在所谓的理性中建立自己的命名体系:烧死蜗牛像是一种献祭,而自己被鞭打像是自我的救赎,当毁灭只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上帝,无疑就是一种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它已经彻底远离了爱、享乐和诚实,彻底去除了真实,“众人平等也相依为伴”的理想国就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的乱言塔只剩下累累的白骨,是克雷布斯人到来制造了悲剧?还是考沃特自己毁灭了世界?最后的参孙·奥里金、格里姆上校和图尔德斯·坎托成为最后的三个人,对于他们来说,见证了乱言塔的毁灭就是见证了语言乌托邦的毁灭,“他们继续走着,如果没有被克雷布斯人擒获,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

走下去,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本叫《乱言塔》的小说留下来的最后悬念,当篇章段落前和都装饰着一只行走的蜗牛的图饰,走下去是不是也是蜗牛的行动?是不是在“行过此生与来世”中寻找上帝,寻找语言,寻找真实?而且这个《乱言塔》的故事,总是会出现那个述说的“我”,我是“作者”,是能说话的人,“作为叙述者,该是我把讲述的重点从达米安与洛绮丝共同体尝两情相悦的美满交媾上,转移回考沃特演说内容的概括上了。但是我会在述说完考沃特肉质丰厚的论述后,再说起他们的甘美肉身。”我之出现,而且将讲述的重点从演说转向“甘美肉身”,也是在探求“一种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一种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也是在寻找真实的语言。

一部小说,发生在最内在的叙述层面上,无论是考沃特带领自由之士进入乱言塔,还是和洛绮丝女士成为“美得惊人的一对儿”,无论是在“舌之剧场”里发表建立新社会的演讲,还是朋友和间谍的悖论存在,无论是洛绮丝离开寻求寂静之地,还是考沃特在火中进行烤制蜗牛的仪式,无论是最后的乱言塔走向毁灭,还是“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的未来,其实都被“我”这个叙述者放置在封闭的文本里:一部小说,1966年3月出版,作者裘德·梅森,扉页上写着:“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封面是一座黑蓝夜色中的黑塔,白色的月亮悬挂在塔楼的塔尖上,塔下是一队衣衫不整的人,“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她们穿着高腰的紧身裙,披头散发、乳房外露,排在呈螺旋状登塔那队人的队伍末端,人群的影像最终消失在一个门廊中。”

独立的书,封闭的书,被书写的书,也是语言之一种的外在表现,当它依然是一种语言,它不再独立不再封闭不再只是被书写,封面上螺旋状登塔的形状就像是那个连同了此在和彼处,现实和神话,人类和上帝的蜗牛,于是一本书便也像蜗牛一样“行过此生与来世”。从第一层叙事过渡到第二层叙事,是关于裘德·梅森的命运,他不再是那个在文本里的叙述者“我”,而是成为一个第三人称的他:他在《伦敦标准晚报》女记者玛丽安娜·图古德记述中:“他笔下的故事被认为恶心、有虐待狂倾向、色情、充满智慧、深奧,并且——‘是我们失调社会与人格的一面镜子’。”他在律师的辩护中,他们从各方面提出为《乱言塔》辩护的意见,比如心理学、政治、文学价值、 “催吐剂”效应、宗教意义等;他在法庭审讯的对话中,“为什么你觉得读《乱言塔》是一种享受?”他的回答是:“生动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能合二为一,又能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话,另一半是反乌托邦。”

《乱言塔》最后被判定为淫秽书籍,作为叙述者的“我”也终于在他的层面上变成了一个被判监禁的人——和“乱言塔”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一样,一种被毁灭的感觉就剩下了累累白骨,但是裘德无疑是想建立自己的另一个乌托邦,一个被大学录取却又逃离的人,一个越过坎伯兰郡山脉自我放逐的人,一个在巴黎图书馆里寻找庇护的人,以及一个素食主义者,“我溜走了,我放弃了,我逃窜了,我释放了自己,我像河流入海一般融进了世界,我在深夜与黎明之间极端的时间跑出去了,再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看见我。”逃避和离开,自我放逐和素食主义,裘德只有在文本里才感到安全,“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但是当他想要建立真实的理想国,当他以肉身来阻挡肉身,最后被判定是淫秽书籍和自己被监禁,“乱言塔”的结局是不是成为了映射?而在文本之外,裘德又超越了被映射的结局,他消失了,被找到时他身上盖着毯子,穿着出庭时的衬衫,“而现在我要用我的方式去死。你们走吧。”当裘德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渴望走向死亡,一种纯粹肉体的死亡,一种“以肉身来阻挡肉身”的抗拒,正是这种肉身之死,《乱言塔》最后反而走向了真实,“《乱言塔》赢得了上诉。前一位法官误导了陪审,让陪审团如坠深海,失去方向,无法靠岸。”

一本书在现实意义上赢得了上诉,是超越了文本最后结局的反转,或者说现实也变成了另一个文本,就如《乱言塔》最后一句,“他们就将一直走下去”是一种像蜗牛一样的行走,走下去,是可能会走向另一个转折。《乱言塔》里乌托邦的毁灭,《乱言塔》外逃离秩序的裘德肉身,带来的依然是关于语言的终极意义:哪里有代表爱、享乐、诚实的语言?哪里完全没有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或者说所谓的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到底存不存在?从作为文本的《乱言塔》,到《乱言塔》的作者裘德的遭遇,这是两种层次的文本呈现,而当这部小说,作者的遭遇都变成了文本,它必然等待着一个读者,女人弗雷德丽卡就是这个通过语言阅读又在寻找真实语言的人,于是第三层的文本被展开了,关于语言的存在意义也成为核心的主题。

爱、享乐、诚实的语言对于弗雷德丽卡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她被两个男人束缚着,一个是丈夫奈杰尔·瑞佛,另一个是儿子利奥,前者是以婚姻的形式将她囚禁在里面,后者则以亲情的名义绑架了她,不管是婚姻还是亲情,那种语言都应该是爱、享乐和诚实,但是当它们去除了真实,实际上就是一个“巴别塔”。丈夫奈杰尔是一个“他回来了,一如往常,从不通知”的存在,他不让她出去,不让她见朋友,甚至私自拆开她的信件,在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他甚至动用暴力,那把斧头带来的血腥感受成为弗雷德丽卡心中的阴影。一个喊出了“我想回到剑桥”的女人,一个证明“我也是自己”的女人,一个渴求“我一定得工作!”的女人,弗雷德丽卡想要的是一种自我的独立,但是隐藏在内心的这些渴望,在无法沟通的乱言世界里成为“巴别塔”的命运。

弗雷德丽卡开始逃离,带着无法离开的儿子利奥,弗雷德丽卡仿佛在盲目中寻找着可以言说的语言,“夜半出逃在某个层面听起来荒诞、浪漫、可笑,在另一个层面听起来扣人心弦也耸人听闻——她怎么能丢下利奥呢?她也不能为自己招致来自我毀灭,可那样做对利奥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至少是在脱离被丈夫、婚姻和道德绑架的现实,对于弗雷德丽卡来说,就是解放的开始,从三十二岁感觉到自己走向了末日,又从末日开始寻找自己,弗雷德丽卡就是在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体系。她在“保护弗雷德丽卡联盟”里不受伤害,她找到了在学校教书的工作,她努力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她开始成为文本的阅读者,《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银船远航记》《疯狗与英国人》《分离之物》,以及《霍华德庄园》、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她认识美,认识上帝,认识女人,也认识了自我,认识语言,“美是心中的瞬刻,像门户开关时的追溯:但在肉体之上,美却诵着诗,一只手抓着斯芬克斯的黄铜乳房。”而黄铜乳房不是一个雕像,而是“活着的生物”,一个有神性的人,弗雷德丽卡正在在这个“活着的生物”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感觉,找到了身上具有的神性。

阅读是在文本之外构建另一种文本,弗雷德丽卡命名为“重写”,“它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一样,方方寸寸、密密疏疏。也会被不同的阅读者在头脑中重写,相同为不同的读后感而被重写成一本不同的书。”在她遇到了裘德之后,听到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写作是上策,要保持自己形象不灭的话,只有写作。我就在写一本书。”由此弗雷德丽卡开始了阅读意义的重写,但是重写是不是如自己悲剧性无可逃避的婚姻一样,必须是一种进入状态?进入而呈现出肉体性的一面,它是直接的,真实的,但是并不是幸福的,当丈夫成为一个统治者,这种直接的肉体进入反而是一种病态,奈杰尔被发现染上了性病,而丈夫是弗雷德丽卡唯一的性伴侣,“除了我丈夫,我不可能有其他被传染性病的途径。”——就像她阅读了裘德的《乱言塔》,里面的考沃特和洛绮丝“美得惊人的一对儿”走向分离,就是这种肉体性的毁灭,而毁灭无疑是语言的一种强制进入,暴力和病态最终让语言分崩离析。

当这种暴力和病态成为另一种影射、弱点、缺陷的语言,弗雷德丽卡抛弃的是这种直接的进入状态,抛弃的是被美化为“联结”的一体化,“这都是欲望的神话,是对完满人生的饥渴和追求。”只有消除了欲望的神话,才能还原语言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这个从裘德的“我用我的肉身阻挡肉身,我既不被欲求,也没有欲求,这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中得到启示的观点,让弗雷德丽卡走向了没有欲求的现实,和约翰·奥托卡尔在一起,赤裸着,释放着,但不是通奸,不是失检,只是“单纯的性爱”——婚姻之外的性爱,是一种不被束缚的爱,是一种肉身的享乐,是彼此间最起码的诚实。而这种状态似乎也解构了那个被欲望控制的联结和联结之后的“一体化”——就像语言,它不是用欲望堆积起来的控制力,不是取消了平等的占有。所以在被发现的文本里,弗雷德丽卡找到了另一种状态:贴合。贴合就是让事物保持疏离感,“人生不是被比喻、爱或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而是被一贯带有着古旧知识、运行机制的事物,甚至是意外中发现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单纯的性爱是贴合,没有欲求的状态是贴合,而在文本的写作上,引文也是一种贴合,“引用,就如托马斯·曼所说,是从语言文字的网络中捡拾、拼贴过那些老套的文化产品,却反过来能给所谓的文化产品提供一种如纸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种脱离母体文本存在的独立,并赋予文字确切而精准的含义。”

疏离而贴合,贴合而自由,肉身抗拒着肉身,肉身对话着肉身,如蜗牛螺纹一样,一圈一圈,是生命的记录,是肉身的存在。但是,弗雷德丽卡从“乱言塔”的文本,从裘德的经历,从自身的遭遇中找到贴合的语言,其实也无法摆脱乌托邦的寓言,“弗雷德丽卡隐隐约约地发现,今天,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前所未有的一种叙事手法彻底改变了——生命中的真相,徽弱的小心愿,彻头彻尾的谎言,组合成一部新的虚构作品中的一个章节,讲述了一段真假难分的新故事,而在这段故事中,她自己——她是谁?她是否存在?一切都缠卷在一起,纠结成一张细密、复杂的网。”而这种细密和复杂的网罩住的是从巴别塔到乱言塔,从联结到贴合,从现实到虚构,从肉身到肉身的言说者,爱、享乐和诚实在不同的言说者那里还存在吗?信仰、美和自由还会永恒吗?“正因为世上没有上帝,随心所欲就是唯一的法则。”在随心所欲的现实里,语言本身无法抵达真实,在这个映射的世界里,病态还在蔓延,在弗雷德丽卡离婚诉讼以失败告终的时候,哈梅林广场“中产阶级风格”改造计划在进行中,有人撕毀了自己的征兵单拒绝参加越战;有人在圆屋剧场的自由辩证法会议上认为人类将被幻觉和故弄玄虚的伎俩毀灭;披头士去印度和马哈希一起灵修,布菜恩·爱普斯坦自杀身亡;“偶发艺术”表演在伦敦到处发生着……而弗雷德丽卡最终失去了语言功能,她只是在头脑中吟咏着:“每场暴雨和每阵飓风,都将我的身体穿透。”

语言设下了陷阱,语言制造了巧合,语言导致了诱惑,这都是语言的“天性”使然,而人在爱、欲望、信仰之路上,是不是也会像语言一样,陷入巴别塔的混乱中?书写,书写之书写,书写之阅读,在哪一个维度上不是被语言所欺骗?或者逃离巴别塔的唯一出路便是像杰勒德·威基诺浦一样成为不需要联结和贴合的数学家:“他之所以选择成为数学家,是为了思考制度并断绝语言所给他带来的混乱。” 

Tags: 巴别塔 A.S.拜厄特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44

佩德罗·巴拉莫

编号:C55·2200615·1660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7.40元
ISBN:9787544764957
页数:177页

胡安·鲁尔福,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1955年,他的《佩德罗 巴拉莫》出版,有人认为“写的很好”,也有人认为是“一堆垃圾”,鲁尔福平静地面对这一切,写完后,还是安心地做他的汽车轮胎推销员。几年后,《佩德罗·巴拉莫》声誉鹊起,奠定了鲁尔福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他却不再写任何小说。小说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幼年时家道中落,长大后靠着巧取豪夺,不仅恢复家业,而且一跃成为科马拉村的统治者,无恶不作,独霸一方。然而,随着爱子和妻子的去世,他也逐渐萎靡不振。本书是一部完全用现代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新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引人瞩目。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拉丁美洲历史,然而却是以支离破碎的方式讲述的历史,讲述者是生还是死,也难以判断,无论时间、空间和人物,都充满怪诞迷离的气氛,这是一部带人走进魔幻世界的奇妙作品,一部无人知道生者与死亡界限的史诗。第一句:“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
《佩德罗·巴拉莫》:死人也不会再生的

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

站在未来回忆过去,是一张硬邦邦的床,是走出家门的孤寂,是夜晚发生的死亡,以及犯下罪孽而离开的无奈,当雷德里亚神父被主教解除了宣讲教义的任务,他从此被脱离了神父的职责,一种“父”的消失,在过去而呈现的未来里,成为胡安·鲁尔福最为魔幻的一个文本视角。但是这个1961年的过去,却使得一个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家开始看见了1982年的未来,他以同样的方式闯入了“百年孤独”的神秘文本里。

是不是当雷德里亚神父脱下“父”的身份,反而让马尔克斯认识了一个父?“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沧桑和神秘,是一种触动和继承,仅仅是一个句子,仿佛看见了1982年的《百年孤独》。这个投射到马尔克斯文本里“父”的影子便是胡安·鲁尔福,1961年7月2日墨西哥开启的那个夜晚,对于马尔克斯来说,就是站在未来回忆的过去。“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但是当三十二岁的马尔克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尽的同一天抵达墨西哥开始写电影剧本的时候,这个之后影响了他创作的“父”还是一个空白:马尔克斯在此前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这个奇怪的现象随着阿尔瓦罗·穆蒂斯送给他的一本书而被改变了,“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

一个晚上读了两遍,进入睡梦之中,仿佛就展开了21年后的《百年孤独》,胡安·鲁尔福的文本到底是怎样影响马尔克斯的?“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不熟悉。”完全沉迷在其中,马尔克斯甚至已经进入了文本里,虽然在对这个文本进行电影剧本的改编中,马尔克斯感受到了最根本的困难,一个是人物名字成为了“专有名词”,另一个则是年龄在故意制造的模糊中变得未知——马尔克斯没有成功改编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但是在进入其中的过程中,他再也无法摆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之父对他的影响。

《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这个在马尔克斯记忆中“重要一章”被放置在文本之前,似乎是另一种对胡安·鲁尔福的重新发现,甚至倒置为这样一种逻辑: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对这个文本的高度评价,才使得胡安·鲁尔福以及他的文本浮出水面,在这个意义上,投射到胡安·鲁尔福身上的是马尔克斯的影子,或者说,马尔克斯反倒成了这部小说诞生的“父”,一种倒错,并不如从未来回忆过去的叙述方式那样让人在神秘中获得独特体验,反而让人感觉到未来已被过去预言的背谬感,而真正的父,是在“甚至没听说过”的孤绝中独自站立在那里的,就像他对于年龄这一被时间清晰刻写的脉络的回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

略去马尔克斯的追忆,回到文本,回到雷德里亚神父在未来的回忆,当他失去了宣讲教义的父的身份,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救赎的否定,这不是来自主教对他的驱赶,不是因为“犯下了罪孽”,而是他看见了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佩德罗·巴拉莫,“事情是从佩德罗·巴拉莫由地位卑微的人跃升为有地位的人开始的!”像毒草一样成长的佩德罗·巴拉莫,科马拉的土地被一人掌握的佩德罗·巴拉莫,从神父那里得到了救赎欺骗的佩德罗·巴拉莫,当他从地位卑微的人成为有地位的人,神父变成有罪孽的人已经无可避免,而这个需要人们忏悔的“父”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雷德里亚神父在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那个夜晚,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父”离开,而另一个权力意义上的“子”死去——“米盖尔·巴拉莫就是在那夜晚死去的。”对于佩德罗·巴拉莫来说,父和子构成了这个未来/过去结构的原型,而处在中间、既是神父眼中的子又是米盖尔·巴拉莫的父的佩德罗·巴拉莫又将何去何从?或者这个父/子、未来/过去的原型在时间意义之外便成为了救赎/罪恶的结构,“他又一次听到佩德罗·巴拉莫请求他原谅,原谅人们对他的儿子的种种责难。”但是不能宣讲教义的神父,无法接受女人忏悔的神父,不能答应对佩德拉·巴拉莫原谅的神父,又将这个救赎/罪恶的结构推向了一种无解的状态,而唯一可以解释的只有佩德罗·巴拉莫自己,因为,“所有自认为没有罪孽的人明天都可以参加领圣餐。”

在雷德里亚神父还没有从很多年后回忆这个父/子、未来/过去、救赎/罪恶的结构走向无解的时候,故事正在现在发生,现在的故事由一个叫“我”的人讲述,“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第一人称的我,是一个在场的角色,是一个只在现在的存在,但是当我来到科马拉去寻找父亲佩德罗·巴拉莫的时候,这个现在,这种在场,也进入到了无解的状态中。我身上带着母亲“四边已遭虫蛀”的唯一一张照片来到了科马拉,而母亲已经仙逝,她是在临死之前提出让我去找佩德罗·巴拉莫的。从死亡出发的寻找,似乎也是一次死亡:母亲是在“带着阵阵石咸草的腐臭味”的八月死去的;她的相片被虫蛀了,这是一种纪念的死亡;我找的是“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的人,从没有亲见过;进入科马拉的时候,有人说,“这么多年没有人到这个村子里来,见到有人来,人们一定会高兴的。”而其实,这个村庄早就无人居住了;我在路上遇到的这个说话者名叫阿文迪奥,他告诉我的是:“我也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群乌鸦掠过晴空,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仿佛这些话像是说谎的乌鸦说出来的;阿文迪奥告诉我的还有重要的一条:“佩德罗·巴拉莫已死了好多年了。”

母亲死了,照片被虫蛀了,来到科马拉却是一个无人居住的村庄,而我寻找的父亲也死了。死亡还没有停止,同是佩德罗·巴拉莫儿子的阿文迪奥让我去找一个女人,这个名叫爱杜薇海斯·地亚达的女人知道我今天要来,当我见到爱杜薇海斯·地亚达的时候,她说起了我的母亲,说她们曾相约一块死的,“这样可以共赴黄泉,在路上万一互有需要,万一遇到了什么困难,能够互相鼓励。”但是母亲却从未提起过她,而且爱杜薇海斯·地亚达还说,“真的,那时我差一点成了你的母亲。”这个隐秘的故事母亲也没有和我讲起过,而更诡异的是,当我和爱杜薇海斯·地亚达交谈时说起在路上碰到的自称是佩德罗·巴拉莫儿子的阿文迪奥,爱杜薇海斯却说阿文迪奥是在一次被用来驱赶水蛇的爆竹爆炸之后“成了哑巴”,尽管并不哑,但是已经不想说话了,但是我在路上碰到的那个赶着毛驴的人却在说话,是不是那群乌鸦制造了这些听起来像是不真实的声音?还有,爱杜薇海斯还说,阿文迪奥早就已经去世了,“你说的这个人不可能是他了。”

胡安·鲁尔福:“他将每一个词都说得很轻”

死亡在发生,死亡在持续,死亡不断颠覆在场,阿文迪奥的死似乎解构了一切:他或者没有变哑巴,或者不是佩德罗·巴拉莫的儿子。而在阿文迪奥的死亡持续中,爱杜薇海斯似乎也正在死亡,这个“差点成了母亲”的人,说起那一晚半月庄的“驯兽人”依诺森西奥·奥索里奥告诉我母亲,“今天晚上你不能睡在任何男人身边,因为月亮生气了。”于是母亲让他自己去和男人睡觉,而这个男人就是佩德罗·巴拉莫,“我利用了黑暗的夜色,也利用了另一个她当时不了解的情况:我也同样爱着佩德罗·巴拉莫。”爱杜薇海斯这样对我说,而这个故事母亲也一样没有告诉过我。但我住在爱杜薇海斯的房子里,半夜听到了呼叫声,“啊,生活,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啊!”醒来却发现面前的女人不是爱杜薇海斯,而是达米亚娜,这个曾经为我接过生的女人,她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可怜的爱杜薇海斯,她的亡魂大概还在受苦受难呢。”

爱杜薇海斯早就变成了亡灵,她死了,而白天进入科马拉的一切是不是意味着都是一种虚构?包括阿文里奥,包括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包括母亲不能和男人睡觉的夜晚,当白天是一种虚构,是不是这个醒来的夜晚也是一种虚构,那么眼前这个为我接生过的达米亚娜也可能是死去的亡灵——在到处充斥着死亡的世界里,最大的疑问便是: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是不是也已经死亡?我在母亲死后来到科马拉,回忆起母亲对我说过的话:“到了那里,我的话你将会听得更清楚,我将离你更近。如果死亡有时也会发出声音的话,那么,你将会发现我的回忆发出的声音比我死亡发出的声音更为亲近。”母亲的声音还活着;在进入村庄之前,听到了阿文里奥对我说的话,这个哑巴开口说出的到底是什么?爱杜薇海斯告诉我母亲的过去以及他们如同姐妹的存在,她所说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还有达米亚娜告诉我那个呼叫声是爱杜薇海斯的亡灵发出的,甚至她还说:“这个村庄处处都有嗡嗡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被封闭在墙洞里,被压在石块下。你一迈开步,就会觉得这种声音就跟在你脚后跟后面。”声音构成了我的现场,哑巴在说话,死者在说话,村庄的亡灵在说话,我的在场也许只不过是许多回忆的声音组成的虚构世界,当我再次在夜晚醒来,叫喊达米亚娜的时候,却听到了不完整的回声,“……亚娜……内罗斯!……亚娜……内罗斯!”以及之后“这一带的人都说这儿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声音——这里的他就是佩德罗·巴拉莫,以及此后的马刺声、马蹄声,以及是兄妹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当我被声音包围而进入到虚构的现场,寻找父亲便成为了一个幻想,“我一开始已经对你说过了嘛,我是来找佩德罗·巴拉莫的,看样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是幻想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是幻想带我来到这里,而我其实也死了,“我记得我曾看见一些类似充满泡沫的云那样的东西在我头上盘旋,接着,那泡沫从头上淋下来,我便消失在云雾中。这是我最后看到的一切。”最后看见了一切,那时的我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人们用来埋葬死者的黑箱子里”,因为我已经死了。我早就死了,和那持续的死一样,但是当我以不在场的方式死去,当我为了忘记孤寂而躺着,其实是关于儿子死亡的一个隐喻,“我感到那女人赤裸裸的两条大腿紧贴着我的膝盖,她呼吸时气都喷到我的脸上。”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充满了肉体有关的欲望,我就是在那里死的,而死也意味着“赤裸裸两条大腿”的生,当生和死同时发生,是不是作为儿子的我就是一种符号,而寻找父亲这个原型也完全变成了对于佩德罗·巴拉莫命运的一种讽刺。

佩德罗·巴拉莫对于我来说,是父亲,而他又必须是他父亲的儿子,在这个父与子的序列中,佩德罗·巴拉莫似乎就是在生与死中变成那个在阿文迪奥口中“仇恨的化身”:他为什么要仇恨?他仇恨的是谁?佩德罗·巴拉莫的父亲死在婚礼上,一颗子弹返单着碰到了他,在弄不清击中的那颗子弹来自何处,作为儿子的佩德罗·巴拉莫几乎把参加婚礼的人统统杀死了,一颗子弹造成的“仇恨”其实和继承产业有关,于是守着半月庄这块土地,佩德罗·巴拉莫就像雷德里亚神父所说,“由地位卑微的人跃升为有地位的人”,科马拉的土地被他一个人掌握。在这个复仇开始的视野中,佩德拉·巴拉莫是不是反而是那个让父亲真正死去的儿子?而作为父亲,佩德拉·巴拉莫又让儿子米盖尔·巴拉莫胡作非为,他杀死了雷德里亚神父的弟弟,又在黑暗中强奸了雷德里亚神父的侄女安娜,而当米盖尔在一匹马的咒语中死去的时候,佩德拉·巴拉莫甚至祈求雷德里亚神父原谅,并为他的死祈祷,“请您照顾照顾他,饶恕他吧,上帝也许已宽恕他了。”

犯下罪孽而请求原谅,对于雷德里亚神父来说,为他的死亡祈祷这本身就是罪孽,“我背叛了那些热爱我、信赖我的人,背叛了那些来找我为他们向上帝请求赐福的人。”而这也造成了神父的离开。是佩德罗·巴拉莫制造了父亲的死亡,不管是被婚礼上一颗流弹杀死的父亲,还是被迫带着罪孽离开的神父,身体之父和信仰之父,都变成佩德罗·巴拉莫仇恨的牺牲品,而拥有了土地和权力的佩德罗·巴拉莫又成为了父亲,在自己成为父亲之后,那种仇恨是不是就消失了?佩德罗·巴拉莫的悲剧或者正源于此,他是“我”的父亲,他是阿文迪奥的父亲,他是米盖尔·巴拉莫的父亲,在众多的儿子里,他其实变成了众多的父亲,而众多的父亲指向的是众多的女人。

“塞达诺,我真的是爱她,我爱她的一双眼睛,你知道吗?”佩德罗·巴拉莫对管家富尔戈尔曾经这样说,这是一个和婚姻有关的女人;“我利用了黑暗的夜色,也利用了另一个她当时不了解的情况:我也同样爱着佩德罗·巴拉莫。”这是一个在黑暗中被替代的女人,无论是劳拉还是爱杜薇海斯,他们作为女人,在佩德罗·巴拉莫的世界里,可能代表着爱和欲望,但一定是和仇恨有关,因为女人都认为自己是罪孽的化身:“神父,我有罪,昨天我跟佩德罗·巴拉莫睡过觉了。”“神父,我有罪,我跟佩德罗·巴拉莫有孩子了。”“我有罪,我把女儿给了佩德罗·巴拉莫了。”她们永远也进不了天堂”,所以在教堂的星期五,前来向雷德里亚神父忏悔的也都是女人。土地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手上,女人在佩德拉·巴拉莫的手上,在佩德罗·巴拉莫面前,女人承担了他仇恨所制造的罪孽,于是儿子便成为一种病态的存在,一种死亡的隐喻。但是,佩德罗·巴拉莫却一直爱着一个女人,这个叫苏姗娜的女人曾经是他的唯一:

我是在想念你,苏萨娜,也想念那一座座绿色的山岭。在刮风的季节里,我俩总在一起放风筝。听到山下的村庄人声嘈杂,这当儿我们是在山上,在山岭上。此时风把风筝往吹,麻绳都快脱手了。“帮我一下,苏萨娜。”于是,她那两只柔软的手握住了我的双手。“把绳子再松一松。”

这是一种纯洁的爱,但是苏姗娜却不见了,“你躲在上帝那无边无际的怀抱里,躲藏在神灵的身后。你在那里,我既追不上你,也看不到你,连我的话语也传不到你的耳际。”苏姗娜去了哪里?作为矿工巴托洛梅·圣胡安的女儿,她是被带着离开“具有一种不幸的滋味”的村庄,又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苏姗娜身上也有着对于父亲的反抗,她甚至不承认自己的父亲,当父亲变成一种苦难的根源,苏姗娜的缺失也变成了佩德罗·巴拉莫的死亡咒语,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见到苏姗娜,终于和她在一起,悲剧其实已经不可避免,因为苏姗娜活着如同死了一般,“我只相信地狱。”在她临死之前,说得最后一句话是:“我嘴里塞满了泥土。”而佩德罗·巴拉莫重复了这句话,“我嘴里塞满了你,你的嘴。你紧闭的嘴唇硬得好像咬紧了我的嘴唇……”像一个仪式,在最后合二为一。

父亲造成了苏姗娜的疯癫和死亡?父亲抹杀了苏姗娜的爱情和婚姻?一种父是巨大的存在,而佩德罗·巴拉莫作为另一个父,却在不断制造的“儿子”死亡中沾满了罪孽,或者,苏姗娜的死折射的正是自己作为父的悲剧,一种独裁的父权,既不需要神父的神权,也不需要革命军想要他加入的君权,或者说,在科马拉,在半月庄,德佩罗·巴拉莫就是一个集父权、神权和君权的统治者,在这片土地上,制造这个神话和毁灭这个神话的只能是同一个人,于是在苏姗娜死后,半月庄变得孤独、宁静,而这只不过是佩德罗·巴拉莫生命最后时刻的孤独和宁静,“这里举行庙会,人们在斗鸡,在听音乐;醉汉在狂呼,摸彩票的在滥叫。”在他人的嘈杂中,一心想要对科马拉进行报复的佩德罗·巴拉莫却死在了另一个敌人手上。

“留在身后的佩德罗·巴拉莫仍然坐在他那张皮椅上,看上面说的那一行人朝村庄走去。他觉得他的左手在他想站起身来的时候死去了,垂落在膝盖上。然而,他没有理会这件事,因为他已习惯于每天见到身上的某一部分死去。”他说,“这就是我的死”,这是革命失败的一天,佩德罗·资助的蒂尔夸脫投靠到倭布雷冈将军那儿去了,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叛乱分子;这是哑巴开口说话的一天,拿着刀的阿文里奥走到佩德罗·巴拉莫跟前说:“行行好,请施舍点钱,好埋我女人。”这是父亲最终被儿子杀死的一天,在佩德罗·巴拉莫摇头之后,阿文迪奥手里的刀子已经鲜血淋淋……死于无果的爱情,死于失败的革命,“死人也不会再生的”,唯一真正的死是死于父子这个对立结构,父/子、未来/过去、救赎/罪恶永远无法达成一种和解,“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终于变成了无解、无言和无主的死:“他心里在祈求着,但连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来。他重重地跌倒在地,身子像一块石头一样慢慢地僵硬了。”

Tags: 佩德罗·巴拉莫 胡安·鲁尔福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53

沉睡的人

编号:C38·2200521·1655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30元
ISBN:9787020125111
页数:118页

“你就躺在狭窄的长凳上。手臂托着颈项,双膝高高抬起。你注视着天花板,发现有缝隙、起皮剥落,还有斑点、隆起。你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说话,不想思考,不想出门,也不想动弹。”不懂生活也永远不想生活的人是不是就是“沉睡的人”?有什么东西正在破碎,什么东西已经破碎。《沉睡的人》出版于1967年,是乔治·佩雷克的第三部小说。作者使用第二人称,直接与主人公对话,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大学生把自己封闭起来,逐渐沉浸在麻木和无谓之中,最终彻底遁世的经过,““你二十五岁,有二十九颗牙、三件衬衣、八只袜子、几本你不再看的书、几张你不再听的唱片。你并不想回忆别的事,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学业、你的爱情、你的朋友、你的假期,还是你的规划。你旅行过,没有从几次旅行中带回任何东西。你就干坐着,你只想等待,仅仅等待,一直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等的了:等到夜晚来临,打了钟点,一天天逝去,而记忆也渐渐淡漠了。”
《沉睡的人》:你的房间就是世界的中心

不过,有时候,他的生活就属于你了,他的响动是你的,既然你在倾听,在等待,既然那些声响维系你的生活,一如水龙头滴水、圣罗克钟楼的钟声、街上和城市的喧嚣。

既然闭起了眼睛,何时再睁开?既然关闭了耳朵,何时再听见?既然已经沉睡,何时再醒来?其实遥遥无期,其实时间湮没,一切的状态都保持着闭眼、沉默和入睡的样子,但是,那个“你”之外的他到底是谁?和你说话的“我”又是谁?或者,“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模糊了人称代表人类的一个侧影?

七楼,单人间,狭长的软垫长凳,一本打开的书是雷蒙·阿隆的《工业社会课本》,放在双膝上,翻到了第一百一十二页——而我正打开的《沉睡的人》,翻到最后一页,是第一百一十八页——第一百一十二页是不是包含在里面?雷蒙·阿隆成为乔治·佩雷克的作者,以及《工业社会课本》成为《沉睡的人》引用的一本书,包含和被包含,构成了一种可能的突围冲动,只要稍微用力,就可以让雷蒙·阿隆带着一百一十二页的《工业社会课本》从《沉睡的人》的世界里逃离出来,于是世界可能就会被打开:雷蒙·阿隆会讲述“工业社会”的特点,阐述这个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如何在工业社会中不迷失自己,当然,一本书是需要有读者的,“你”会放在双膝上阅读,深刻领会在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从而避开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甚至,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通过“高等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的笔试,从而考取文凭,修完大学本科,然后走上社会,“微努把力,甚至不必努力,再过几年,你就是中层干部,亲爱的同事。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老战士。你会像青蛙一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成功的小阶梯。”

而这样,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工业社会的人?从二十五岁开始你就在规划好的人生之路上成为“他们”——再不是那个你,“角色安排妥当,这些标签:从你幼年用的杯子,到你老年的轮椅,所有座椅都齐备,轮流等待。你一生的经历,都描绘得清清楚楚,最激烈的反抗也不会让任何人皱一皱眉头。”你变成了他,“他的生活就属于你了,他的响动是你的”,继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工业社会中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种“共生”的状态,“你不知不觉,默默的共生,也许你也是属于他的吧?”当你属于他,窥伺他的咳嗽、他拿开水壶的哨声、抽屉的声音,以及“你往搁板上放杯子的声响、你一再翻阅报纸的哗哗声、你往狭窄的长凳上摆放纸牌的窸窣声、你用水的声音、你呼吸的声音”,都会变成他的声音,继而扩大,所有维系你生活的声音,水龙头滴水声,圣罗克教堂的钟声和街上城市里的喧嚣声,都不再属于你。

而这时候,不是雷蒙·阿隆带着一百一十二页的《工业社会课本》从《沉睡的人》的世界里逃离出来,而是一百一十八页《沉睡的人》被放进了《工业社会课本》里,你成为他们世界的一员——当然,你也就不存在了,单数的第二人称被复数的第三人称取代,沉睡的人就要保持醒着的状态,行走着,工作着,异化着,从此也不再有二十五岁。但是,毕竟《工业社会课本》只是放在双膝上,只是在沉睡之前翻阅了一下,只是在七楼的单人间里无所事事——即使在开始的日期到了的时候,也不起床,也让考试的作为空着,也让大学本科的学科不修完,也不要文凭,甚至也不再上学,“这不是一种蓄意的作为,况且,这不是一种作为,而是不作为,你不作不为,你避而不沾手的作为。”进入所谓的工业社会的不是你,而是另一个“酷似你的人”,一个替身,“他起床,洗漱,刮胡子,穿衣服,出门去了。你放了手,就让他连蹦带跳地下楼,在街上跑起来,飞身追上公共汽车,及时赶到,在教室门口气喘吁吁,却得意扬扬。‘普通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第一场笔试。”

他是你的一个代替者,他进入学校进入考场进入社会,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从二十五岁开始过上了被规划好的人生,他会成为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会像青蛙一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成功的小阶梯。而你,在不作为和不做不为以及避而不沾手的作为中依然闭起眼睛,依然进入沉睡状态。一种隔离,把自己放在了七楼的单人间里,“你的房间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洞穴,这间顶楼小屋,永远保留你的气味,这张床,你独自溜在上面,这块搁板,这块亚麻油毡,这天花板,你数过数十万次上面的裂缝、起皮脱落、污斑、隆起处,这个洗脸池小极了,就像件小玩具,这个脸盆,这扇窗户,这壁纸,你熟悉每朵花、每根茎、每个交织图案——当房间成为最美丽的荒岛,它只属于你一个人,而巴黎在荒原里,当它进入到工业社会中,却是“从来没有人穿越”。

巴黎和房间,就是隔开了两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代替你的他做任何二十五岁的人必须做的事情,走二十五岁的人必须走的路,过二十五岁的人必须过的人生,而且他还会离开巴黎,回到父母身边,在欧塞尔的乡下和父母说话,听母亲讲起她的腰痛病,讲起父亲和邻居以及村子,“特夫诺太太农场租出去了。莫罗家的狗死了。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修建了。”或者,你会走向大街,看“疯狂的街区、死气沉沉的街区、市场街、宿舍街、公墓街、光秃的街面、侵蚀的街面、生锈的街面、掩饰的街面”,或者在咖啡馆的里端,一行一行地看《世界报》,从头版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版:

你看头版标题、“天天新闻”、外国新闻摘要、末版的社会新闻、小广告:征聘、求职、演出、商品推荐、房地产、场地、地皮、住房(出售)、住房(在建)、住房(求购)、商铺、各种租赁、营业资产、资本、各种协会、授课、养老金、汽车、拳击、动物、旧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招待会、出生、订婚仪式、结婚典礼、死亡通知、谢帖、德鲁奥饭店出售、参观与讲座、论文答辩;你略微一想就解决的填字游戏,给他洗礼时还不是天主教徒:葡萄酒;死亡的冠词:la;一混合就分不开了:鸡蛋;存在先于本质:安塔尔;如果说他赞同罪恶(vice),那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反对副职(vice):海军司令;天气预报;广播、电视、剧院和影院的节目,交易所行情;各种版面,包括旅游、社会、经济、美食、文学、体育、科学、戏剧、大学、医药、妇女、教育、宗教、外省、航空、城建、海运、司法、公会;世界政治、外国新闻、法国政洽、内政、简短消息、连载三四期的重大课题研究文章,额外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产品的板块,广告栏。

世界很精彩,生活很丰富,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他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和他都在经历工业社会的一切。但是他不是你,作为一个替身而过上你应该过的人生。这是肯定,这是必然,但是你却还在七楼的单人间,从一开始,“你一旦闭起眼睛,便进入睡眠状态的冒险历程。”紧闭眼睑,冒险历程里有黑暗的画面,视觉面和身体构成了倾斜度,那个空间也不匀称,只是一种暗度均匀分布着,“上半区显然更暗些,而下半区,你觉得更近些”,这是记忆造成的二维空间,而从冒险历程返回到现实,却是三个空间“你的软软的肉体构成了一张床,眉棱构成了倾斜的、不起眼的灰色空间,再加上木板和自己的身体构成的平行关系——从记忆的二维空间到现实的三度空间,突然就产生了痛感,“很确切,无可怀疑地意识到了,你也当即确认,这是极寻常的头疼。”

痛是一种肯定,把混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离开来,把凝重和浑身乏力区别开来,但是在让他成为替身的那一刻,你把自己放在床上,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让沉睡变成唯一的行动:你不想说话,不想思考,不想出门,不想动弹;你不再见你朋友,不给开门,不下楼取邮件,也不给父母写信;即使回到了欧塞尔的乡下,你也不跟父母说话,出去散步,你也不会同一棵树对话,“你停留在这棵树旁边。你甚至不求风吹树叶的响声变成神谕。”然后穿过田野和树林,走向别的村庄,最后从国道返回,汽车的灯光投向你,晃花了你的眼睛——所有的“不”构成了生活的否定状态,而你所否定的还是记忆,还是生活,还是二十五岁必须开始的人生。

“你二十五岁,有二十九颗牙、三件衬衣、八只袜子、几本你不再看的书、几张你不再听的唱片。”它们都以复数的方式存在着,但是也都在否定里成为一种遗弃,当成为一个梦游者,当成为一只牡蛎,当所有定义的时间而日期在生活中被忘却,其实,你所要寻找的是你之存在的意义,摘掉面具,或者让面孔脱落,然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一道道裂缝,构绘出不大可能存在的迷宫。”但迷宫一定存在的,形象被勾勒出来,随即又逃走,只有又复返,又消失,“再靠近,逐渐模糊,跳舞的火焰或女人,影子游戏。”或者在睡眠中看见气泡,“很大、非常大的泡,当然是透明的,但不是玻璃体,应当是肥皂泡,倒是特别坚硬的肥皂,丝毫也不滑腻,也不大易碎,或许更像一张极薄的、绷得很紧的皮革。”或者学会透明,在静止不动中让自己不存在,“你学会成为影子,学会视人如石头。你学会一直坐着,一直躺着,一直站着。”或者漠然面对世界,既不是无知,也不是敌视,“而是在阅读中,绝不赋予读物以任何特权。”或者一个人玩四组十三张牌的游戏,抽掉四张A,把10放在它自己的位置上,然后计算可能的结局,甚至会自己作弊,“你保护,你摧毁,你构建,你组合,你一步一步设计:毫无所图的练习,不受任何惩罚的风险,不值一提的排列”……

在世界唯一的中心里,在美丽的荒岛上,一个人从海面航行,“先有整个这艘船,滑行在黑海上,你是唯一的乘客,倚着舷梯,继而,极度扩大船上唯一的细节,艏柱劈开浪涛,两侧掀起两片厚厚的白浪,不过,也许绘制得有点过分,波浪失真,倒像皱纹、褶皱,显出几分庄重,几乎缓慢了。”游荡着,还有警觉源、时间表、空间度,还有影子、游戏和裂缝,还有迷宫、水面和透明的气泡,否定也是一种取舍,而最后你什么也不做了,行走或者步行走,睡觉或者不睡觉,买《世界报》或者不买,吃饭或者不吃饭,“麻木不仁,无始无终:这是一种恒定的状态,一种沉重,一种什么也推动不了的惰性。”于是,你成为这世界无名的主人,“历史再也掌控不了的人,再也感觉不到下雨、再也看不见夜晚来临的人。”不存在出路,没有奇迹,当然也不会有真相,只有在表面的滑行,“你开始了解,而且越来越坚信,你丢失了你的身体,抑或不然,你看得见,身体离你不远,但是,你永远也会合不上了。”

了解身体而丢失身体,进入梦乡而失去梦境,否定生活而遗弃生活,无名者是主人,却是一个永远的你,只有人称,一个符号的存在,“你没有醒,你也永远不会醒来。你没有死,就连死亡也不会解救你……”当没有了藏身之所,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梦,属于沉睡者的梦,属于流亡者的梦,属于死亡者的梦,而醒来唯一的意义是:不想死去。于是必须订出恪守的预算,必须开始倾听,必须在镜子中看见自己,“你害怕了,你等待一切都停下来:雨、时间、车流、生活、世人、世界;你等待一切都坍塌:高墙、塔楼、地板和天花板;你等待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狗、马、鸟儿,一个一个全倒在地上,全瘫痪了,全染上瘟疫,全发癫致墒瘸……”等待是不是一种希望的开始?可是那只是从你变成了他,变成了他们而已,没有死,也没有变得明智,没有罪,也没有得到上帝的宽恕,不再孤独也不再麻不不仁,但是现在却真正进入到了沉睡之中,当然,房间也不再是中心,站在巴黎的荒原上,二十五岁成为了一个被工业社会最终定义的人,水龙头滴水、圣罗克钟楼的钟声、街上和城市的喧嚣渐次传来,最后,你还是你,但已经是一个需要被认可的他,需要在时间中被命名的他:“你不再是这世界无名的主人,不再是历史掌控不了的人,不再是感觉不到下雨、看不见夜晚来临的人。你不再让人触碰不到,不再清澈而透明。你害怕了,你等待着。你在克利希广场,等待雨停。”——合上一百一十八页的书,每一个沉睡的人都在广场“等待雨停”。

Tags: 沉睡的人 乔治·佩雷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18

葡萄园

编号:C55·2200514·165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31.40元
ISBN:9787544772273
页数:477页

《葡萄园》是托马斯·品钦自其代表作品《万有引力之虹》推出17年后的第一部作品,被评论称为与前一部作品同样令人震惊,同样千变万化,同样有趣。在这部新作中,品钦糅合了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显示出改变往日晦涩风格、使作品平易化的倾向,但在貌似简单之下,又潜藏着深沉的内涵。作者以极富张力的语言和极端简练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少女普蕾丽寻找妈妈弗瑞尼茜的故事。小说中有普蕾丽的嬉皮士爸爸、表面糊涂却不失真诚爱心的佐埃德,有精明自私、权欲膨胀的联邦检察官布洛克·冯德,有身怀绝技、冒充妓女又杀错了人的女忍者DL,有“因果理算”的创始人、老于世故的日本人武志,还有形形色色生活得麻木却又痛苦的类死人……这是一部在80年代的背景下回顾美国60年代历史的小说,毒品、电视、荒唐、幽默、入骨三分的讥讽、令人心寒的政治,等等,构成了一幅发人深思的画卷,使人对美国的政治、民主和60年代的学生运动得到崭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葡萄园》:地狱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

忘掉布洛克、包围事件、韦德·阿特曼的血,以及24fps——过去那个甜蜜的集体,忘掉过去的自己,时不时拍些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背对台词,计划好花销,日复一日把每天都折叠起来,直到最后失去了光。

家庭小电影是不是使用24帧画面?背对台词是不是把自己放在电影之外,把日子一天一天折叠起来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也变成了未来的过去?——对于弗瑞尼茜来说,站在1984年的某一天,把过去的一切都当成了相异的存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宣言,没有了24fps的反政府行动,没有了从政改营逃走的经历,当然自己也不再是那个第三派左派分子,和索伊德结婚,生下女儿普蕾丽,过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将一切的过去都放在了可以忘记的位置上,但是相异是一种人为的设置,当一切的计划都为了忘掉过去,它们却以另一方是抵达了现在,甚至,趋向了看不见的未来。

是的,最后失去了光,意味着“复杂的强光效果”又投射到她身上,而且就在这投射中,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被凸显出来,所有不透光的道具,都是为了执行这种使命而准备的。传奇是和政府司法突击队的缉毒检察官布洛克·冯德在一起的那个一分钟,一个是偏执狂和刽子手,一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会炸掉自由女神的人”,他们在身体的进入和收纳中创造的传奇就像一束强光;隐蔽是和背叛了节欲革命宗旨的懦夫韦德·阿特曼在一起的那次经历,一个是被崇拜的数学教授,一个是“摇滚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在披上外衣的那一刻,她就感到自己迈出了无法逆转的一步,“她就像吸了不大熟悉的毒品,在自己身旁走着,折磨着自己,看电视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当嫁给索伊德这个实在的男人,并生下了女儿,便是新的生活的开端,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在最后失去了光的那一刻,强光又出现在她眼前。

像是面对韦德的时候,自己“看电影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无论是拍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还是背对着台词,把日子折叠起来,自己依然是这个家庭小电影里的人物,或者说,自己就是进入了电视而且旁观着自己的一切,现实无可逃避,而且制造了如24fps的被摄录的人生,强光是死去却没有消失的韦德,是再次插入进来的布洛克,是对索伊德的背叛,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再不是和过去有关,而是和现在和未来有关,无法战胜的一切,无法战胜的自己,甚至不是为了忘记和逃避,如鬼魂一般缠绕着她,而且还依赖于这强光的效果,“就是在那些虚幻、失败的时刻里,弗瑞尼茜感到布洛克比任何候都离她近,她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一种被生生扯开的断裂存在,对于弗瑞尼茜来说,她是要奔着布洛克亮起的那束强光而去,再次成为小电影或电视里的一员,而对于忘掉过去的见证者索伊德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开始:“弗瑞尼茜或许已一去不返,但他对普蕾丽的爱却永在,如长明的夜灯,永在近旁,淡而弱,却彻夜不熄……”自由女神像会不会被炸毁,是另一个可能,对布洛克这个刽子手来说,他不是在一分钟或第二次出现时只是得到了弗瑞尼茜的身体,的确,在他看来,身体也是犯罪的证据,因为罪犯的脑子里少了道德控制,少了守法的文明观念,所以他们的脑子更像动物,他们的颅骨异于常人,他们脸朝外瞥看人的样子与众不同,“他们眼窝过大,凸颌,前颅盖骨小到近乎畸形,达尔文式削耳,等等。”而身体之外,对于弗瑞尼茜,他更是开启了关于“厌新症”的犯罪概念,这个来源于犯罪先驱柴扎若·龙勃罗梭的思想认为,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好战分子,不论他们的扮相如何,都亵渎了人类有机的原则,龙勃罗梭以希腊语为之命名,意为“痛恨一切新事物”。布洛克将革命者划分为五类:天才、空想家、傻瓜、流氓和追随者,其实五类都只是同一类而已,真正未曾遇见的是第六类,而这个第六类便是他一直在等的弗瑞尼茜。当弗瑞尼茜从政改营逃离之后,布洛克的愤怒让他的意念失控地勃起,一种身体的特征似乎不是让他去抓住这个恐怖分子,而是让自己成为了第六类的一个投影,于是,当弗瑞尼茜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趣味便盎然起来”。

一个是在失败时需要他的第六类革命者,一个是渴望秩序的司法部突击队检察官,身体之身体,意念之意念,革命之革命,以及电视之电视,是不是会将现在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毁灭的存在,甚至会重蹈60年代的缉毒故事?而作为普通的毒瘾客,索伊德无疑会成为布洛克的目标——而且他就是弗瑞尼茜曾经名正言顺的丈夫,“布洛克的判断力可能受到了损伤,便转而去打孩子的主意,发现索伊德碍事,就顺便安排了除掉他的办法。”历史会重演?还是过去一直没有离开?被折叠起来的每天,又重新打开,那实在的一束光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家的概念:“198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阳光透过倚墙伸入窗内的无花果枝,洒在索伊德·威勒身上,一群蓝松鸦在屋顶上顿足舞蹈,搅得索伊德从迷梦中悠悠醒来。”梦中看见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4年的夏天这个现实,已经在失去了弗瑞尼茜之后,变成了“精神残疾”的生活——一封信明白地写着:如果索伊德不再某一天之前公开疯掉的现实,那么“精神残疾”的补贴支票就会被取消。

1984年的夏天,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梦?因为梦里总能存在悖论的东西:如果索伊德公开自己的现状,并且按要求的日子公开,那他一定是理性的人,但是必须公开的却是他精神的疾病,精神的疾病而且疯了,当然是丧失了理智——在悖论里生活,就如弗瑞尼茜拍摄了无关痛痒的小电影又背对着台词,就像布洛克定义第六类罪犯而将自己的身体与之结合一样,都是在出来和进入的双重可能中寻找一个支撑点,悖论是分裂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在那里真实地成为可能,是不是必须有一种中介,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既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既是进入的也是出来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也许那只有电视。索伊德在黄瓜酒店穿越玻璃的表演便被86频道的记者拍摄下来,这是葡萄园每年一度的事件,新闻节目主持人斯吉·特洛姆布莱播报着新闻,这个差点上了“早安美国”的节目使得观众再一次看见了索伊德穿破玻璃的冒险行为,他在画面中:“无数玻璃碎片画出喷泉水珠般流畅的曲线,索伊德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姿势,他自己都记不得做过这些姿势——其中很多如果定格下来,都能拿到摄影奖什么的。”冒险刺激,成为葡萄园的一大奇观,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黄瓜酒店的经理告诉索伊德的是,这些玻璃只是糖制的假货,索伊德在撞上玻璃的瞬间也察觉出了怪异之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阻力那些玻璃就全掉下来了。但是索伊德并不知道,他所期盼的就是像观众所能看见并称奇的传奇,在电视中留下一个永远的符号,而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观看着电视中的自己并痴迷于此,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一冒险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精神残疾”的患者,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电视拍摄下来便可以轻而易举在某一天公开自己疯了的事实,可以继续领取补贴,可以继续让女儿普蕾丽在没有母亲弗瑞尼茜的情况下生活,可以继续对父亲产生敬意,“她那么真诚,甚至是没来由的崇拜,正好蒙过去。”

但是这个悖论不是解决了索伊德的所有问题,相反却打开了另一个悖论:用冒险的动作证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又用电视的证明领取补贴——前提是他的确疯了,那么这种疯狂也可能证明他有吸毒的历史,联邦警察海克特正是要得到这样的证据,“尽管海克特可能时时想把索伊德卡通般消灭,但从一开始认识他就看出,指望索伊德成为他的囊中猎物是难乎其难的。”所有难题被解决了,包括普蕾丽的男友以赛亚也有吸毒的历史,“以赛亚·二·四”便是吸毒的暗示,而且他设想建设的正是一个暴力中心,“每个中心的规模大抵相当于一个小型主题公园,有自动武器射击场、模拟军事历险区、礼品店和膳食区,还有少儿电视游戏室——以赛亚瞄准的是家庭市场。”当索伊德自己提供了作为佐证的电视,他自然可以被海克特轻易消灭。然后这又是一个悖论的起点:海克特是联邦特警,为追捕索伊德寻找证据,而他本人却也是尼斯·迪普力医生的患者,尼斯·迪普力医生也正寻找证据——海克特是电视成瘾症的患者,当他最终被塞进了电视戒瘾所的囚车,他喊着的一句话是:“我签了合同!”

1984年夏天的葡萄园,不断上演着悖论故事,而这些悖论故事仿佛都成为精神心理学的研究样本,物理学教授、精神病医生和田径教练探讨了索伊德的行为和技术上的进步之后,划分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从窗里跳到窗外的人格,称之为“出牖型人格”,一种则是穿窗而过的“穿牖型人格”,两者反映的潜在心理截然不同:一种可以称之为闯入,一种则可以称为逃离,而出牖和穿牖,正是对于时间的两种态度:穿越现在而朝向未来,躲避现在而回到过去——当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出牖和穿牖型人格定义,它们也不再是统一在时间里的序列,而是被分隔成完全割裂的状态,就像1984年的夏天和那个发生了故事的过去,在索伊德穿牖而形成的悖论里,回到过去似乎正预示着对于现在的背叛,“那是一个时间过得比较缓慢的时代,一个前数字时代,时间未被分割成碎片,连电视都没这个能力。”它变成了留在“感伤相片”里的那种记忆。

时间过得缓慢,时间没有被割成碎片,没有穿牖型的人格,没有撞碎的糖玻璃,没有被记者摄制的电视——当电视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海克特的那种电视成瘾症也不会出现,甚至如弗瑞尼茜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也不存在?而弗瑞尼茜正是为了告别过去拍摄电影,但是电视却在那里制造了永远的隔阂,让她再无法走向和索伊德、普蕾丽相关的现在。原本的生活是上班下班,是回家的一杯咖啡,是一套单元房,是阳光透进来的温暖,是丈夫和女儿的温馨,当然还有电视——只是在弗瑞尼茜那里,电视绝不是她想要走向现在的逃避窗口,而是被陷入在电视的寓言里。“弗瑞尼茜自小泡在政治之中,但到了后来,她和父母一起在电视上看老电影的时候,第一次把遥远的形象跟她的真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了。”电视和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对于弗瑞尼茜来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她再也无法把真实和电视区分开来,再也无法像索伊德那样以撞碎玻璃的方式逃离现实——不管是出牖型人格还是穿牖型人格,都被电视牢牢统治着。

“弗瑞尼茜相信,电视屏幕发出的射线能够像扫帚一样,把屋里的鬼魂扫除干净。”打开电视浏览节目,是因为马上就要重播她长期以来最爱看的摩托警片《加州路警》了,就在那一刻,“她觉得热血上涌,有了湿的征兆。”似乎对电视的膜拜使她打开了自己的身体,让电视进入变成一种欲望的投射,但是她却看见了厨房纱门外的敲门声,一个魁梧英俊的美国执法者出现在外面的阳台上,“被纱门隔成类似像素但比像素要方一些的斑斑点点构成的电视形象”,这现实的形象是电视的外延,纱窗成了屏幕,美国执法者成为电视里的加州路警,而湿了的征兆让她自己的身体放在了被现实化的电视里,全身制服、帽子、军用点三八手枪、皮带将她带入到24fps的那个“往昔”里——“‘往昔’却永远纠缠不休,是她身后的还魂僵尸,是人人躲避的敌人,是一张墓穴般黑洞洞张大的嘴。”

这就解释了弗瑞尼茜为什么当初会加入24fps组织?为什么会以电影剪辑的方式成为反政府的投弹手?弗瑞尼茜加入的是总部设在伯克利的“消灭警察(猪猡)民粹电影合作社”,他们的宣言是:“摄影机就是枪炮。拍到一个图像就是造成一次死亡。图像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来世和最后审判的基础。我们要为法西斯警察(猪猡)设计一个公正的地狱。消灭一切呼噜猪叫的东西!”所以把“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比喻变为现实是他们的目标,借用切·格瓦拉的那句话就是:“走向任何可能会突然牺牲的地方。”为了反政府,为了消灭警察,他们就是要有牺牲的方式用镜头记录24fps的革命行动,“他们对特写镜头的揭露力度及破坏力度倍加推崇:当一个政权腐败的时候,会留下腐败过程的记录,这记录就写在最灵敏的记忆工具即人脸上。”

但是这样的革命,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记录,真的能消灭警察,真的可以推翻政权,真的可以炸毁自由女神像?“电影摄影即武器”,他们的面前永远是那些“鬼魂”,隔着纱窗看见的是让人事了的英俊执法者——弗瑞尼茜用电视制造了革命的假象,实际上是以身体的行动反而进入到电视的骗局中,“弗瑞尼茜梦想着人类会不可思议地融合为一体,共同奔向最有可能获得光明的地方。这种融合她在街上短暂的、无休止的冲突中倒是亲眼见过一两回——所有的轨迹,人的、子弹的,都千真万确;人群成为一个整体,而警察同样合拢,简化成一把移动的刀刃。”革命反倒成了暧昧,在身体“湿了”的征兆中,在融为一体的假想中,鬼魂般的“往昔”无法逃避,甚至在弗瑞尼茜和索伊德的所谓婚姻生活中,弗瑞尼茜把落地电视机称为“第三者”,它是家庭成员之一,它有自己的空间,“家里出钱供了一切所需的电来喂养着它,别的家庭成员向它问候,还和它进行真正的长谈”——在电视外的“现实”中,两人的诉讼都被斥为无意义诉讼,于是他们无过失离婚。

身体摧毁了革命,弗瑞尼茜就像一个牺牲者——“在阴影中照亮电视台从未被照亮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地牺牲——也许只需一个警察,一股怒火,一个愚蠢的错误。”而对于同是24fps组织的成员,DL似乎是积蓄了对布洛克的仇恨——是他用各种手段夺去了所爱的那些人的生命,“我觉得他该杀。我变得很不正常,我为复仇的事痛苦,我的判断力受到了损害。”所爱之人的生命,包括曾经开快车、乱枪,之后做军警的父亲穆迪,包括最后留下了泪眼涟涟的母亲若琳,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布洛克,为此,DL加入了隐居山边的“忍者姐妹之家”静修院,在这个被称作“培养女捣蛋的埃塞琳学院”里,DL全心全意练习忍术,为的是超越现实的一切责难,“他们说,在厨房干洗涮活是对各人不同的辟谷方式进行的一种破译,从而超越锅碗瓢盆、超越个性差异、超越就食论食的阶段而达到就食论是的境界……”这一从电视里来的忍术,最后却变成了某种暴力,忍术而遵守法规,但是师父却早就越了轨,破坏了忍术原有的纯洁性,甚至变成残酷的代名词,“原本崇高的德行现在成了一连串单打独斗或者群殴,除了打斗就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违背人体常情,DL甚至在感觉回归了自我中改造了身体,其中有一项点穴之法,能使实际死亡时间推迟一年之久,“她可以现在击中布洛克,而数月之后,他倒下身亡时,她绝对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但是在实施这个点穴之法时,DL却把武志当成了布洛克,不仅没有杀死布洛克,而且还让自己走火入魔,“她的眼睛突然变成了绿灰色,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滤掉了似的。”当成了另一个人,是不是如电视一样,在虚构中让革命变成了暴力?就像武志一针见血于电视的异化:“在电视的发展史上,它一直就是利用医生剧、战争剧、警察剧、谋杀剧唠叨着这个话题,使迷幻剂本身的作用受到了轻视。”——不管是弗瑞尼茜还是DL,不管是把摄影机当成枪炮,还是以忍术改变身体,不管是24fps的犯罪记录,还是制造了不在现场的点穴杀人法,其实在一种被神化的电视武器里,身体反而变成了牺牲,现实反而制造了虚幻——而鬼魂依然在游荡,张开了墓穴般黑洞洞的嘴。

悖反从来不是可以轻易消灭的,电视制造了悖论,延伸到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时间序列中。“类死人”是“类死人人格”的缩写,他意思是“类似于死亡,但又不同于死亡”。类死人小调和弦,喜欢退场曲,缺不喜欢革命化的摇滚;类死人蔑视标准和规则,甚至连衡量忠诚与集体精神的标准也不例外;而类死人更喜欢电视,“只要不是睡觉的时候,他们每个小时至少有部分时间是一只眼睛瞄着电视的。”类似于死亡却没有死亡,可以看成是精神意义的死亡,当他们举行烧烤会,当他们开设广播电台,当他们一只眼睛瞄着电视机,在精神死亡而肉体不灭中,似乎就是人类的一个隐喻,他们似乎只是身体的主体,“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类死人的人口急剧增长,所以在类死人村里白天总是有活干。”索伊德是类死人?弗瑞尼茜是类死人?韦德·阿特曼是类死人?甚至那些革命者、牺牲者都成了类死人。

如果说弗瑞尼茜和DL代表着对于电视影像的和暴力的两种态度,那么当普蕾丽终于在1984年从母亲的传闻中,从DL的经历中探寻“往昔”的时候,是不是预示着新的女性、新的革命者的崛起?当和DL进入系统,似乎电视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脑,那座鬼气森森的大楼里,她总是会看见母亲的鬼魂,似乎正指点着她走向“往昔”,但是那不是电视,而是电脑,“电脑图书馆里,静止无声的1和O已散入其他干百万个1和0当储存起来。”普蕾丽认为电脑才是绝对实在的,“连字符之间的空白都不可忽视。”所以鬼魂也会独立思考,也会回应生者的需求,“一个有意义的、‘真实’的鬼魂不可能仅仅是那种精心罗织的表面文章……”各种电脑终端机、复制得很逼真的机器、全波段发射/接收机、四处散落的零部件、印刷电路、激光装置、DIP、磁盘驱动器、电源、试验设备——甚至还有标名汽水、机器人冰箱拉欧尔,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普蕾丽进入其中,在鬼魂的指引下,她几乎就找到了真正的“往昔”,过滤掉了电视里虚幻的成分,用0和1组成的实在世界解构了电视的神话。

但是闯入往昔见到母亲,但是用影像寻找实在,但是类死人还在身边,一种被贴上标签的现在,何以能用旁观者的方式看待过去?就像以赛亚所说的,这是整代人的问题,却也是无休无止的续程问题,“电视一抓住你们这些人,一切都完了,你们心中的那个美国,就成了一块死肉,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整个卖给了你们真正的敌人,支付的甚至是1970年的美元——太、太廉价……”甚至一个摧毁所有秩序的问题是:“我更怕的是,我可能属于布洛克。”甚至在布洛克出现的时候,他对普蕾丽说的是:“可是普蕾丽,我是你父亲。不是烕勒——是我。你真正的爸爸。”因为身体早就在虚幻的电视里打开,那纱窗后面的一切就是电视里发生的一切,因为电视早就是实在的象征,它只是被点穴了而已,看起来不在现场,它却以延续的方式让死亡在未来发生……即使普蕾丽对布洛克说:“可你不可能是我父亲,冯德先生,”她反唇相讥,“我的血是A型,你的是H型制剂。”这又如何能成为划分过去和现在的绝对标准?

因为悖论永远存在,因为玻璃没有真正碎掉,因为出牖和穿牖型人格是隐藏的,因为类死人遍布在事件中,因为电视取代了身体和欲望,制造了秩序和规则——电视是生活中永消失的第三者,电视看着人类的斗争并将其影像化,电视是历史真正成瘾症的表现。摇滚、反政府游行、毒品、暴力,60年代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让人类在死而非死的状态中存在,当1984年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未来不是地狱般的存在,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电视的虚幻和神话,而是统一,就像那个寓言所说,地球上还是乐园的时候,天堂和地狱就势不两立,最后地狱赢了,但是当旅行者游玩时,照片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干吗要离开家园呢?干吗要离开他们巴不得逃离的地方,又去寻找它的二流复制品呢?”之后地狱的入口慢慢消失了,它只在民间传说中出现,“过了很久,地狱便成了故事里一个罪恶与忏悔的地方,而我们也忘记了,它原来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而是统一,与‘未收复的地球’这个真实的、久已遗忘的大都市统一。”

电视似乎就是那个地狱的影像,它其实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当地狱的入口消失,当地狱成为统一体,鬼魂存在的“往昔”和类死人居住的现在,都在一种统一中变成未来,“烟雾仍在空谷中缭绕,鹿和奶牛一同在草坪上吃草;湿漉漉的草叶上张着蛛网,阳光照在蛛网上,耀人眼目;一只红尾鹰在山头顺着上升的气流翱翔——星期日的早晨就要来临了。”普蕾丽醒来,星期一的早晨就要来临,像一个梦醒来,没有革命没有暴力,没有类死人,没有24fps和摄影机,没有忍术和点穴之法,也没有0和1组成的实在的电视世界,只有那只叫德斯蒙德地狗,只有蓝松鸦的羽毛,只有烟雾,“普蕾丽还以为回到了家里呢。”不是回去,而是离开,因为那个关于地狱的寓言也完全放在了1984年,只有明天,在朝着统一的方向进发,因为,“普蕾丽将于次日听到这件事。”

Tags: 葡萄园 托马斯·品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95

赫拉巴尔之书

编号:C38·2200514·1648
作者:【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彼得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24.40元
ISBN:9787208145184
页数:258页

两名天使开着汽车走街串巷,他们奉上帝之命来到人间,刺耳的鸣笛声惊吓了周围的居民——其实他们只为一个叫安娜的女人而来。安娜的丈夫是一位作家,正在写作一部关于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书。他深陷瓶颈,无暇他顾,甚至不知道妻子怀孕了,而且有意放弃这个孩子,而安娜爱上了赫拉巴尔——在心灵层面上,她把自己的思考、苦闷、幻想和柔情在内心向赫拉巴尔一一倾诉,她的倾诉宁静、深沉、强大,上帝被打动了,为了安抚安娜,上帝决定向查理·派克学习吹萨克斯。当“上帝能成功吗?”成为一个疑问句,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回答却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单词,整个人类就是一种语言,或是一部上帝阅读的书。单词与单词之间互不了解,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能够理解意义的,并不是作家,而是读者。”而这本“献给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致敬之作”也是艾斯特哈兹·彼得在读者之路上寻找自我言说的一次实践。
《赫拉巴尔之书》:上帝不会吹萨克斯

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或许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如此滑稽。所以说,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这是一种沉默的语言,嘘,切莫声张)。
    ——《忠诚篇》

但是,没有人能成为上帝,在上帝之上无人的情况下,上帝只能跟自己讲话,上帝只能说自恋的语言,上帝只能说沉默的语言。自恋和沉默是对自己而言的,是因为之上没有人,但是下面呢,有天使,有人类,当上帝派出天使,当上帝俯视人类,他一定在讲话,讲命令的语言,讲天使的语言,讲人类的语言,他也一定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天使在交谈,人类在祈祷,所有的语言在上帝那里被统摄,可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上帝而讲吗?

为上帝而讲的语言,或者可以将之命名为“忠诚”——第一篇便是《忠诚篇》:上帝派出两个天使,博拉日和叫“裘裘”的卡博尔,他们来到人间并化身为年轻男子,坐在一辆旧的“拉达”牌轿车里,在街上出现,然后寻找到一户人家,这幢“民宅”里有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男人是一位作家,女人名叫安娜。上帝在看着天使,天使在观察民宅,民宅里的作家正在写一本和赫拉巴尔有关的书,安娜成了“文学寡妇”——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关系似乎是成立的,上帝也就在这种俯视下讲着不同的语言,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个序列似乎就是一种等级,上帝的话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不会搅乱世界万物的安宁,天使不会讲上帝的语言,他们只会讲级别较低的人类寓言、动物语言、植物语言、水晶语言、分子语言、原子语言……所以很显然,这种序列是牢固的,是不变的,就像裘裘说的那样:“请你原谅,我的上帝,统治者的上帝,众神之神,众王之王,你的荣耀在世上代代相传,对你的赞颂在全世界传扬……知道吗,老板……机器在运转,创作者在休息……”上帝只讲自恋的语言的最高统治者,天使是他派到人间的机器,和旧“拉达”轿车一样在运转,而作为人类的作家,一个创作者正在休息——忠诚篇里的“忠诚”是不是就是对这种秩序的体现?

语言体系后面是等级体系,等级体系映射着社会秩序,当街上的人看到天使坐在轿车里,他们悄悄问“他们是谁?”,不断打听“也许他们是冲我来的”,但是最后在这样一种等级形成的“忠诚”世界里,原先每个人用无辜代替现实,用隐伏的敌意代替无辜,用恐惧代替敌意,但是当那辆旧拉达开走之后,人们终于让无辜代替了恐惧,这是“无产阶专政后期的温和变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上帝作为统治者的社会制度?是不是人们最后活在无辜中的忠诚生活?在这样一种温和变种的现实里,两个天使像秘密警察一样观察着作家家里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体现着“忠诚”的历史之中。

历史里发生了什么?历史是1988年的匈牙利事件,“藏在雷电之中的并不是人们经常咏叹的无穷无尽的天使暴行,而是历史的暴行。让我们长话短说,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历史是1919年以来安娜和作家的父母、祖父母遭到国家政府的殴打,是1945年开始作家的母亲遭到的严酷威胁,“可以这么说,几乎分什么出身、信仰、理想和性别,这个国家屡遭殴打。”历史是1970年只有十九岁的安娜坠入了情网,却和作家的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陌生人成为怪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历史是安娜最喜欢的歌手卡尔松在1945年得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他写信给柏林的犹太拉比并毛遂自荐,说他将成为犹太人……

1917年的历史,1945年的历史,1970年的历史,1988年的历史,战争、陌生人、纳粹、暴力,殴打,这些词组成的历史和权力有关,“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权力的符号变身为“指引方向”的标志,成为分田分地的界桩,成为悄然行驶在被乌血染黑的夜色里的汽车,成为“从一个殉难者到另一个殉难者”的死亡,上帝一定看见了,他也一定在用自己的语言说,天使也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即使现在化身为凡人,不了解历史背景,也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秘密警察、军人和消防队员,但是他们都知道制服和权力相关,都知道“任何地方都不是用爱统治国家的”。

而人类呢?“创作者在休息”,“作家就像一个吃饱饭的日托孩子,伸了个懒腰。”作家是听到口哨声问是谁在吹口哨的作家;作家是让孩子们抢答的作家:“每条桌腿上都有一个半裸的女子身体前倾,另外,每位女子身上一般都有两个乳房,那么在这个房间里总共该有多少个乳房?请你们不假思索地边即回答!”作家是写作进展艰难的作家,作家是审视陌生性的作家,但是他在休息,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写作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意味着无聊的废话、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帝的见证、社会的发展、凌于自然之上的规则和工会的图章。”作家说,生活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真相,但是生活的真理是文学的真理。”但引以为耻,于是,作家伸了个懒腰,于是作家保持着桌面的内在秩序——像这个国家一样,像发生了许多事件的历史一样,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等级世界里,唯有忠诚,才是生活的真理。

所以在上帝说着自恋的语言,天使化身为秘密警察,作家是无名的作家的秩序里,“忠诚篇”是一种不需要再书写的小说,它的里面只有两样东西:恐惧与爱国精神,“修正:与其说是爱国精神,不如说是恐惧哺育了我们的历史。修正:我们的恐惧被称为爱国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但是,在上帝、天使和无名的作家之外,在忠诚的历史书之外,却有一个叫安娜的女人,一个女人几乎解构了这个有着等级秩序的“忠诚之书”:上帝喜欢弹力长筒丝袜,“既喜欢它们中的每一只,也对它们抱有泛泛的喜爱。”天使中的裘裘惊叹一声:“她的屁股可真漂亮。”而作为作家的妻子,“安娜过着文学寡妇的简单生活。”当一个女人总是吹着曾经让整个新奥尔良疯狂的瑞·C·萨托利乌斯的作品,吹着《你脸上古凯尔特人的忧伤和那两只优美的乳房》的布鲁斯,仿佛战斗的一幕上演了:“妇女们上街游行,愤懑而笑着翩翩起舞,好似投石器一般挥舞着摘下的乳罩。”当一个女人喜欢时间的流逝,“她喜欢事物的衰败景象,抬头望一眼阴暗的天空,她喜欢檐下排水管的残旧破裂,喜欢墙皮剥脱的斑驳纹理,有院门上厚重的铁锈。”这是不是对于历史的审视?当一个女人用屁股俘获了天使的心,“安娜也是一位天使的制造者,可以说她几乎就是。”而天使却变成了光明的奴隶、启蒙的掮客、幻想的附庸,以及光辉的苦力。

而最大的改变是安娜竟然喜欢一个名叫赫拉巴尔的捷克作家,在作家丈夫伸着懒腰休息的时候,安娜却找到了另一本书,“安娜有时会梦见赫拉巴尔,而且梦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对这事守口如瓶,想来这样的梦本来应该由她丈夫做(或许以另一种方式)。”梦见的赫拉巴尔被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流传很广的玩笑:身为一个匈牙利人,或者说,身为一个东欧人、中欧人、中东欧人是一种不幸。”赫拉巴尔说,“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不幸,而是悲剧,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悲剧,甚至比悲剧还要严重:是个喜剧。”这也是对历史的审视,对秩序的嘲讽,对制度的讽刺,于是,赫拉巴尔从每个角落窥视他们,于是,赫拉巴尔溶解到了他们体内——无名的作家想写一本赫拉巴尔的书,但却迟迟没有写,这是一种“忠诚”,安娜梦见了赫拉巴尔,在溶解到了体内的创造中开始写作,她便开始了“不忠”。

“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安娜怀孕了,却为将孩子看成是孕育而生的赫拉巴尔,于是她和赫拉巴尔说话,给他写信,谈及希望,说到理想,当然也讲到了爱。她称他“亲爱的”,她“幻想着信件在我们之间往来交错”,她期待着一起住在布达佩斯或布拉格,她想象着他们去海滨漫步;她有时候叫他“博胡米尔”,告诉他自己最隐秘的事,“博胡米尔。我说的麻烦是,我的月经该来没来。您不要吃惊。当然,您也不是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人。”有时称他“博兹克”,为他曾经遭遇的伤害鸣不平,“博兹克,在这个政治体制里生活四十年是什么滋味,咳……我想说的是:不好。当然,在这四十年里,模范们到处都在增肥长膘。”她有时则叫他“博兹”,谈到未来的一天,“总有一天,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我会梳妆打扮,仿佛是去参加舞会。但我只是去厨房洗碗。”她还叫他“博胡什”,请求他进入到自己的梦中,“博胡什,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我的梦里,您变成了我,我就这样对自己说,对您说,或者您对我说:您也做一次梦吧,求您了,您也在梦里梦见一次我,在梦里,您会看到,明天。那么就明天吧。”

艾斯特哈兹·彼得: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

“不忠”的安娜和亲爱的赫拉巴尔在一起,他们穿过历史,穿过布拉格,穿过四十年的政治体制生活,讨论着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逐步发生的,如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先是物体,后是狗、猫、鸽子和天鹅,最终是人类自己。”讨论着出现的改变,“我们修盖了顶楼,房子发生了变化,这幢老屋发生了改变,新辟出的蜿蜒小径,出乎意料的空间与寂静,周围的路径也发生了改变,新的角落出现了……”他们说起悲剧的社会,“许多天来,我们都生活在谎言里,我并没有扯谎,日子在扯谎,空间、空气和我哈出的气在扯谎,我的两道睫毛之间、我的两条大腿之间也在扯谎,我的诚实也在扯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更大谎言的强权之下。”他们当然也说到了所谓的“不忠”:“我们是河的子民,您也是,我也是。也许,这片海洋会不会是不忠的标志?胜败的标尺?人类正在跨进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而关于爱,自始至终成为一个主题,而这种对赫拉巴尔的爱,折射的是对丈夫的“不爱”:“不,我现在并不爱他,我一点儿也不爱他,我不爱他的程度早已超过了不爱的本身,包含的成分要比不爱更多。”

不爱丈夫而爱赫拉巴尔,这个“不忠”的安娜背弃的是政治,是体制,是权力,如果说“忠诚”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的状态,那么“不忠”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决定由我来做。我既很自由,又受到牵制,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而在这种“不忠”出现之后,对长筒丝袜感兴趣的上帝,迷恋于屁股的天使,以及让其成为“文学寡妇”的作家,是不是也在历史和现实之外,将面对一种未来?忠诚篇之后是不忠篇,不忠篇之后是“第三篇”——第三篇必须被书写,但是谁来书写?从人类开始,作家想安娜,作家爱安娜,“必须把这个女人搞定。”他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开始爱安娜是不是意味着文本写作的终结,而转向生活之书的写作?天使呢?关于屁股的性感已经完全解构了他们坐在旧“拉达”轿车上的任务,他们的书写和女人有关;上帝也出场了,他看到了作家母亲掏出的填格拼字谜,上面是用纨绔味道的布达佩斯土话说的词条,波兰小面包车、曾是戴高乐的党派、法语里的“东德”、工会组织、红方土兵、教会的咒语、帅克军营的随军神父、原则、以色列航空公司、亚洲语言……这些词条是历史的书写,它们属于自恋的上帝,沉默的上帝,而现在,上帝不是想要成为作家,而是成为安娜的读者:他想要学吹萨克斯,“只是为了,为了能让这个女人高兴。”于是他召见了六翼天使的主管,于是他发下谕旨招募所有的萨克斯乐手,于是他和查理学吹萨克斯,“上帝虽然是万能的,可他有一样事不会做,他不会吹萨克斯。”而且,他也没有学会吹萨克斯。

上帝是万能的,万能的上帝必然会吹萨克斯,但是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于是这变成了一个悖论,就像罗素悖论一样,“据军规,军旅理发师只能为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刮胡子,如果理发师自己想刮胡子,他本来能给自己刮,可是根据军规,他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除非他丧失了自理能力,那时他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罗素悖论摧毁了数学的必然性,讽刺了不可救药的欧洲人,而在上帝的悖论中,万能的统治者也跌下了神座,上帝不再是上帝,它可能是妖怪;上帝不会写作,他甚至只是一个读者,“他什么作家也不是!能够记住一切的人从不写作,这种人不是妖怪,就是上帝,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而这也成了上帝的死亡,“因为故事的前提是时间,时间的前提是死亡,上帝首先要创造死亡,为了创造死亡,他创造了人类。这样说来,上帝是将人类作为死亡的附属物创造的。”

上帝是统治者,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也是另一个作家,一种映射,上帝也是无名的,也是伸着懒腰,也是不被女人爱,在历史的“忠诚”、现实的“不忠”而趋向于未来的“第三篇”里,上帝终于失去了统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就此而言,它所需要的并不是金钱,不是乐器,不是天赋,音乐的首要前提是时间。然而,永恒不是时间。无限不是全部。无休无止的抱怨开始了。”于是在那个看见了不幸和悲剧的赫拉巴尔出场之后,上帝开始真正的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上帝的恐惧。
上帝: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单词他还没有仔细琢磨过。
上帝:沉默。

像是赫拉巴尔对统治者的审判,而上帝在沉默中仿佛已经死去: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上帝不会写作,上帝迷恋长筒丝袜,上帝跨进了自设的陷阱,而和上帝合二为一的作家,在最后的沉默之后,终于说出了一个字:爱——“下回还是让我来关照爱吧。”只是这爱在自恋和沉默之后,在忠诚和不忠之后,在万能而无能的悖论之后,变成了一声叹息:

这个强大的、不同寻常的声音充斥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飘到了所有遥远的海湾和隐秘的缝隙,这个粗粝的、蹩脚的、缺天赋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萨克斯的声音,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喘息和絮叨,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哽咽的哭泣、哀伤的祈愿充满了整个造化的世界,这是小说里最后一个引人共鸣的词句,这是一个耸人听闻、无可救药、平庸低劣、令人震惊、效果糟糕的安抚之声,这是无能、唯一与全部。

Tags: 赫拉巴尔之书 艾斯特哈兹·彼得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