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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公墓

编号:C38·2201101·1696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6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28.20元
ISBN:9787532783762
页数:527页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那个孤独的童年,被生活抽打的青年,以及在成为秘密警察的眼线以后,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他为各方所用,周旋于秘密警察、教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暗杀,伪造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文书,谋取钱财。但正是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布拉格公墓》被誉为埃科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说。第一句:“在一八九七年三月那个阴霾的清晨,如果有一个行人壮着胆子穿过莫贝尔广场,也就是被恶人们称为“莫”的那个地方,就会来到一片在奥斯曼男爵的改造工程中幸免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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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编号:C39·2201101·1692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17.70元
ISBN:9787208158382
页数:386页

位于德国东北部的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历史悠久,见证了三十年战争、普鲁士王国、二战、东西德分裂与统一的沧桑历史。如今,村中老一辈人日渐凋零。在秋天到来时,村民燃起篝火、焚烧女巫形象的假人并载歌载舞庆祝传统节日“安娜节”。节日前夜的24小时内,故事仍在继续:开渡船的艄公刚刚死去;90岁高龄的女画家再次出门尝试描摹村庄的夜色;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孩绕着村子夜跑,巧遇两名神秘男子,又撞上了试图自杀的前东德中尉;前东德秘密警察而今将全部热情用于养殖矮腿鸡,而一只母狐狸打算出洞为幼崽偷鸡蛋……瑰丽怪诞的传说故事与历史记忆穿插其间,召唤我们走入村庄的史诗之中。《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为2014年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作品,入围德国图书奖长名单,《明镜周刊》上榜畅销书。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这是继《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后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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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纪事

编号:C38·2201019·1686
作者:【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20.10元
ISBN:9787544294164
页数:416页

这是宗教裁判所阴影下的压抑和愚昧的时代,在战场上丢了左手的士兵巴尔塔萨,有特异视力的姑娘布里蒙达,被疯狂的天才、科学怪人洛伦索神父邀请一起建造飞行器。飞行器确实起飞了,但接下来呢……欢笑紧挨着眼泪,平静和焦急只有一步之遥,轻松与惊恐是近邻,每个人的生活莫不如此,每段历史莫不如此。《修道院纪事》是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写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把读者带到了18世纪初宗教裁判所窒息人性的时代。文本以历史的真实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象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志,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专制暴政意志。这两种意志展示了人类的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劣,更昭示着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目标及力量方面存在着困惑。“我们为什么要在地上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呢;因为我们不明白大地就是一座教堂,一座修道院,是信仰和责任的所在,是隐居和自由的所在。”

Tags: 修道院纪事 若泽·萨拉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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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早餐

编号:C55·2201019·168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60元
ISBN:9787544772020
页数:315页

《冠军早餐》是一部荒诞的反传统小说。经常在冯内古特作品中露面的科幻小说家基尔戈·屈鲁特与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德威恩·胡佛是两部有生命的机器,他们生活在一个叫地球上一个简称美国的国家里,他们在不时在书中露面的作者的安排下会面了……冯内古特将荒诞怪谲与科学幻想熔为一炉,把这个悲惨的世界变成了一座乐园,以笑声讽喻现世。但《冠军早餐》是有分量、有尊严的一纸荒唐,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幽默之作,冯内古特虽极尽戏谑怒骂,其实苦衣包糖药,比沥青还黑的黑色幽默遮盖的是颗柔软的心,嘲讽里深藏怜悯,他怜悯这个支离破碎、精神荒原的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冯内古特在《序幕》中写道:“‘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谷类早餐食品。使用该词作为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内收录冯内古特亲绘老司机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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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地

编号:C38·2200918·1681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8.10元
ISBN:9787208144125
页数:400页

1940年代的纽约,有一群因德国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人。他们侥幸躲过追捕,途径流亡者的“苦路”,历经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来到“应许之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曾经对未来的憧憬又仿佛是徒劳的希冀。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和许多流亡者一样,佐默努力重新开始。他经人介绍入住了一家聚集各国流亡者的旅馆,凭借当初在古董商身边和藏身于博物馆时学到的知识在一家古玩店找到工作,与时装模特玛丽亚·菲奥拉相恋。但对于父亲遇害的记忆太深刻,逃亡路上的恐惧感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要融入新的生活并不容易。失根的佐默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不知该何去何从……《应许之地》是雷马克未竟的沥血之作。

Tags: 应许之地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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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道

编号:C55·2200918·1680
作者:【美】科尔森·怀特黑德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39.80元当当19.90元
ISBN:9787208143715
页数:360页

2016年8月,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作品进入年底全部选书榜单,怀特黑德被媒体誉为“美国在世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地下铁道》讲述了少女科拉无家可归,受到欺辱和强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又一次残忍的鞭打,让她下定决心,逃出人间地狱,穿过沼泽的黑水和森林的幽暗,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投奔自由。这是怎样的旅程啊,她沿路看到社会的邪恶,法律的不公,暴力无处不在,善良的光却是那么脆弱,好心人一个个倒下,但那身高两米、冷酷无情的猎奴者仍紧追不舍……这是令人心碎的故事,也是一段充满启迪的旅程,在无望的逆境中寻找生机,在黑暗的地下寻找光明,就像小说主人公科拉的名字一样,Core源于珀耳塞福涅是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所生的女儿,在尼撒谷采花时遭到冥王哈德斯的绑架,从此做了地下世界的王后。珀耳塞福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破坏者”,但希腊人常常叫她科瑞(Kore),意为“少女”,拉丁化后成为科拉(C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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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编号:C63·2200817·1674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3.60元
ISBN:9787544295857
页数:431页

“一切重要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发生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渐渐干瘪的日常,还是某个饱满的、不可测的世界中的一部分?某个卢卡斯大摇大摆地介绍着某个科塔萨尔,乐此不疲,合情合理地质疑寻常的规矩,写到一半的对话和爱情已经述尽了哲理;对女演员的热爱升华为臻于完美的纯粹,狂热的支持者们追求着臻于纯粹的完美;不合时宜的美梦只能流于笔下,噩梦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在科塔萨尔的世界里,生活似乎发生了精妙的错位,谜一般的信号自异世界传来,变幻莫测的因素渗入日渐令人不安的现实,故事就在感知的边界发生,违反了一切常理逻辑,却毫无阻碍地驶向命定的结局。“当我意识到自己将要写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仍会高兴得发抖,仿佛在热恋中。我意识到一个新事物即将诞生,我希望它能完美。”本书包含《某个卢卡斯》《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不合时宜》三部短篇小说集,均为中文初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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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疯子

编号:C63·2200621·1664
作者:【阿根廷】罗伯特·阿尔特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4月第1版
定价:59.80元当当30.50元
ISBN:9787541155468
页数:303页

腰封上说他是“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拉美现代小说之父”,说他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之先驱”,说他是“皮格利亚和艾拉”的文学引路人……而字体更大的一句话是:“是我想太多,还是这世界太疯狂?”到底谁在疯狂地言说?谁是出现的“七个疯子”?罗伯特·阿尔特描述的是男主人公在社会底层挣扎并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一个集中于三天时间的故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从一件绑架案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乃至拉美的社会现实生活,通过主人公的眼睛变形地透视了身边的现实和种种人物,其混乱怪诞之感,正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风,有续集《喷火器》。于是,翻开科塔萨尔《南方高速》,里面使他对于罗伯特·阿尔特的评价:“罗伯特·阿尔特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许这对他好,也许自我批评会使他的创作枯竭;但是他缺乏自我批评。他使用语言往往粗枝大叶,满篇是文体上的错误。他特别懒散。他的长处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

Tags: 七个疯子 罗伯特·阿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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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游戏

编号:C64·2200615·1662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4.20元
ISBN:9787208162075
页数:384页

乌多·贝尔格,雄心勃勃的兵棋游戏爱好者。这年夏天,他和女友一同前往儿时常去的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他们在这里结识了汉娜和查理——一对同样来自德国的情侣,以及三个当地人狼沃、羔尔德罗、住在沙滩上的看船人克疤多。然而没过多久,查理在一次出海冲浪后失踪。乌多决心要等到查理的尸体出现才回国。与此同时,乌多发现克疤多似乎对兵棋有着浓厚的兴趣,便邀请他一起来玩“二战“题材的兵棋游戏《第三帝国》。假期将尽,游客们渐渐离去,小镇越来越冷清,而查理仍旧毫无音讯。怪异的梦境、不安的臆想纠缠着乌多,《第三帝国》中真的有什么未知的力量吗?虚构、记忆、现实、历史的界线在这个故事里变得模糊,波拉尼奥借一场桌面上的战争游戏确认并反思了真实存在的伤害。小说开篇选择迪伦马特的《抛锚》作为引言,一个同样从游戏开始但渐渐入侵了现实的诡异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很精妙的呼应和阐释。

Tags: 帝国游戏 罗贝托·波拉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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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

编号:C38·2200615·1661
作者:【英】A.S.拜厄特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148.00元当当73.40元
ISBN:9787532171965
页数:1024页


“巴别塔”本是圣经故事中的经典意象,而拜厄特通过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赋予了巴别塔更多的含义,在她笔下,巴别塔是禁锢自由的樊笼,是荒谬可笑的乌托邦,更是剥夺女性话语权的传统社会。弗雷德丽卡28岁,但她觉得人生已经快结束了。象牙塔里的思辨与诗意,在婚姻的巨塔里一文不值:昔日的机智雄辩,被认为是喋喋不休;曾经的骄傲笃定,被当作是轻浮愚蠢。所有的失落、痛苦与挣扎,如今逐渐归于沉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他们正在安静的表象之下寻觅一个裂缝。一天深夜,丈夫向她砸来一把斧头,终于打破她内心长久的沉默:我曾是一个重要的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我的声音!《巴别塔》与《花园中的少女》、《静物》、《吹口哨的女人》一起构成乐然拜厄特“成长四部曲”,这是她耗时近30年写就的颇负盛名的代表作,以一位英国知识女性弗雷德丽卡的成长史诗,串连起二战后几十年英国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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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罗·巴拉莫

编号:C55·2200615·1660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7.40元
ISBN:9787544764957
页数:177页

胡安·鲁尔福,墨西哥小说家,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1955年,他的《佩德罗 巴拉莫》出版,有人认为“写的很好”,也有人认为是“一堆垃圾”,鲁尔福平静地面对这一切,写完后,还是安心地做他的汽车轮胎推销员。几年后,《佩德罗·巴拉莫》声誉鹊起,奠定了鲁尔福在拉美文学中的地位,他却不再写任何小说。小说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幼年时家道中落,长大后靠着巧取豪夺,不仅恢复家业,而且一跃成为科马拉村的统治者,无恶不作,独霸一方。然而,随着爱子和妻子的去世,他也逐渐萎靡不振。本书是一部完全用现代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新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引人瞩目。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的拉丁美洲历史,然而却是以支离破碎的方式讲述的历史,讲述者是生还是死,也难以判断,无论时间、空间和人物,都充满怪诞迷离的气氛,这是一部带人走进魔幻世界的奇妙作品,一部无人知道生者与死亡界限的史诗。第一句:“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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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人

编号:C38·2200521·1655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2.30元
ISBN:9787020125111
页数:118页

“你就躺在狭窄的长凳上。手臂托着颈项,双膝高高抬起。你注视着天花板,发现有缝隙、起皮剥落,还有斑点、隆起。你不想见任何人,不想说话,不想思考,不想出门,也不想动弹。”不懂生活也永远不想生活的人是不是就是“沉睡的人”?有什么东西正在破碎,什么东西已经破碎。《沉睡的人》出版于1967年,是乔治·佩雷克的第三部小说。作者使用第二人称,直接与主人公对话,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大学生把自己封闭起来,逐渐沉浸在麻木和无谓之中,最终彻底遁世的经过,““你二十五岁,有二十九颗牙、三件衬衣、八只袜子、几本你不再看的书、几张你不再听的唱片。你并不想回忆别的事,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学业、你的爱情、你的朋友、你的假期,还是你的规划。你旅行过,没有从几次旅行中带回任何东西。你就干坐着,你只想等待,仅仅等待,一直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等的了:等到夜晚来临,打了钟点,一天天逝去,而记忆也渐渐淡漠了。”
《沉睡的人》:你的房间就是世界的中心

不过,有时候,他的生活就属于你了,他的响动是你的,既然你在倾听,在等待,既然那些声响维系你的生活,一如水龙头滴水、圣罗克钟楼的钟声、街上和城市的喧嚣。

既然闭起了眼睛,何时再睁开?既然关闭了耳朵,何时再听见?既然已经沉睡,何时再醒来?其实遥遥无期,其实时间湮没,一切的状态都保持着闭眼、沉默和入睡的样子,但是,那个“你”之外的他到底是谁?和你说话的“我”又是谁?或者,“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模糊了人称代表人类的一个侧影?

七楼,单人间,狭长的软垫长凳,一本打开的书是雷蒙·阿隆的《工业社会课本》,放在双膝上,翻到了第一百一十二页——而我正打开的《沉睡的人》,翻到最后一页,是第一百一十八页——第一百一十二页是不是包含在里面?雷蒙·阿隆成为乔治·佩雷克的作者,以及《工业社会课本》成为《沉睡的人》引用的一本书,包含和被包含,构成了一种可能的突围冲动,只要稍微用力,就可以让雷蒙·阿隆带着一百一十二页的《工业社会课本》从《沉睡的人》的世界里逃离出来,于是世界可能就会被打开:雷蒙·阿隆会讲述“工业社会”的特点,阐述这个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如何在工业社会中不迷失自己,当然,一本书是需要有读者的,“你”会放在双膝上阅读,深刻领会在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从而避开自己成为那样的人——甚至,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通过“高等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的笔试,从而考取文凭,修完大学本科,然后走上社会,“微努把力,甚至不必努力,再过几年,你就是中层干部,亲爱的同事。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老战士。你会像青蛙一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成功的小阶梯。”

而这样,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工业社会的人?从二十五岁开始你就在规划好的人生之路上成为“他们”——再不是那个你,“角色安排妥当,这些标签:从你幼年用的杯子,到你老年的轮椅,所有座椅都齐备,轮流等待。你一生的经历,都描绘得清清楚楚,最激烈的反抗也不会让任何人皱一皱眉头。”你变成了他,“他的生活就属于你了,他的响动是你的”,继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工业社会中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一种“共生”的状态,“你不知不觉,默默的共生,也许你也是属于他的吧?”当你属于他,窥伺他的咳嗽、他拿开水壶的哨声、抽屉的声音,以及“你往搁板上放杯子的声响、你一再翻阅报纸的哗哗声、你往狭窄的长凳上摆放纸牌的窸窣声、你用水的声音、你呼吸的声音”,都会变成他的声音,继而扩大,所有维系你生活的声音,水龙头滴水声,圣罗克教堂的钟声和街上城市里的喧嚣声,都不再属于你。

而这时候,不是雷蒙·阿隆带着一百一十二页的《工业社会课本》从《沉睡的人》的世界里逃离出来,而是一百一十八页《沉睡的人》被放进了《工业社会课本》里,你成为他们世界的一员——当然,你也就不存在了,单数的第二人称被复数的第三人称取代,沉睡的人就要保持醒着的状态,行走着,工作着,异化着,从此也不再有二十五岁。但是,毕竟《工业社会课本》只是放在双膝上,只是在沉睡之前翻阅了一下,只是在七楼的单人间里无所事事——即使在开始的日期到了的时候,也不起床,也让考试的作为空着,也让大学本科的学科不修完,也不要文凭,甚至也不再上学,“这不是一种蓄意的作为,况且,这不是一种作为,而是不作为,你不作不为,你避而不沾手的作为。”进入所谓的工业社会的不是你,而是另一个“酷似你的人”,一个替身,“他起床,洗漱,刮胡子,穿衣服,出门去了。你放了手,就让他连蹦带跳地下楼,在街上跑起来,飞身追上公共汽车,及时赶到,在教室门口气喘吁吁,却得意扬扬。‘普通社会学高等教育证书’。第一场笔试。”

他是你的一个代替者,他进入学校进入考场进入社会,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从二十五岁开始过上了被规划好的人生,他会成为好丈夫、好父亲、好公民,会像青蛙一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成功的小阶梯。而你,在不作为和不做不为以及避而不沾手的作为中依然闭起眼睛,依然进入沉睡状态。一种隔离,把自己放在了七楼的单人间里,“你的房间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洞穴,这间顶楼小屋,永远保留你的气味,这张床,你独自溜在上面,这块搁板,这块亚麻油毡,这天花板,你数过数十万次上面的裂缝、起皮脱落、污斑、隆起处,这个洗脸池小极了,就像件小玩具,这个脸盆,这扇窗户,这壁纸,你熟悉每朵花、每根茎、每个交织图案——当房间成为最美丽的荒岛,它只属于你一个人,而巴黎在荒原里,当它进入到工业社会中,却是“从来没有人穿越”。

巴黎和房间,就是隔开了两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代替你的他做任何二十五岁的人必须做的事情,走二十五岁的人必须走的路,过二十五岁的人必须过的人生,而且他还会离开巴黎,回到父母身边,在欧塞尔的乡下和父母说话,听母亲讲起她的腰痛病,讲起父亲和邻居以及村子,“特夫诺太太农场租出去了。莫罗家的狗死了。高速公路已经开工修建了。”或者,你会走向大街,看“疯狂的街区、死气沉沉的街区、市场街、宿舍街、公墓街、光秃的街面、侵蚀的街面、生锈的街面、掩饰的街面”,或者在咖啡馆的里端,一行一行地看《世界报》,从头版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版:

你看头版标题、“天天新闻”、外国新闻摘要、末版的社会新闻、小广告:征聘、求职、演出、商品推荐、房地产、场地、地皮、住房(出售)、住房(在建)、住房(求购)、商铺、各种租赁、营业资产、资本、各种协会、授课、养老金、汽车、拳击、动物、旧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招待会、出生、订婚仪式、结婚典礼、死亡通知、谢帖、德鲁奥饭店出售、参观与讲座、论文答辩;你略微一想就解决的填字游戏,给他洗礼时还不是天主教徒:葡萄酒;死亡的冠词:la;一混合就分不开了:鸡蛋;存在先于本质:安塔尔;如果说他赞同罪恶(vice),那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反对副职(vice):海军司令;天气预报;广播、电视、剧院和影院的节目,交易所行情;各种版面,包括旅游、社会、经济、美食、文学、体育、科学、戏剧、大学、医药、妇女、教育、宗教、外省、航空、城建、海运、司法、公会;世界政治、外国新闻、法国政洽、内政、简短消息、连载三四期的重大课题研究文章,额外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种产品的板块,广告栏。

世界很精彩,生活很丰富,每天都在发生不同的事,他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和他都在经历工业社会的一切。但是他不是你,作为一个替身而过上你应该过的人生。这是肯定,这是必然,但是你却还在七楼的单人间,从一开始,“你一旦闭起眼睛,便进入睡眠状态的冒险历程。”紧闭眼睑,冒险历程里有黑暗的画面,视觉面和身体构成了倾斜度,那个空间也不匀称,只是一种暗度均匀分布着,“上半区显然更暗些,而下半区,你觉得更近些”,这是记忆造成的二维空间,而从冒险历程返回到现实,却是三个空间“你的软软的肉体构成了一张床,眉棱构成了倾斜的、不起眼的灰色空间,再加上木板和自己的身体构成的平行关系——从记忆的二维空间到现实的三度空间,突然就产生了痛感,“很确切,无可怀疑地意识到了,你也当即确认,这是极寻常的头疼。”

痛是一种肯定,把混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离开来,把凝重和浑身乏力区别开来,但是在让他成为替身的那一刻,你把自己放在床上,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让沉睡变成唯一的行动:你不想说话,不想思考,不想出门,不想动弹;你不再见你朋友,不给开门,不下楼取邮件,也不给父母写信;即使回到了欧塞尔的乡下,你也不跟父母说话,出去散步,你也不会同一棵树对话,“你停留在这棵树旁边。你甚至不求风吹树叶的响声变成神谕。”然后穿过田野和树林,走向别的村庄,最后从国道返回,汽车的灯光投向你,晃花了你的眼睛——所有的“不”构成了生活的否定状态,而你所否定的还是记忆,还是生活,还是二十五岁必须开始的人生。

“你二十五岁,有二十九颗牙、三件衬衣、八只袜子、几本你不再看的书、几张你不再听的唱片。”它们都以复数的方式存在着,但是也都在否定里成为一种遗弃,当成为一个梦游者,当成为一只牡蛎,当所有定义的时间而日期在生活中被忘却,其实,你所要寻找的是你之存在的意义,摘掉面具,或者让面孔脱落,然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一道道裂缝,构绘出不大可能存在的迷宫。”但迷宫一定存在的,形象被勾勒出来,随即又逃走,只有又复返,又消失,“再靠近,逐渐模糊,跳舞的火焰或女人,影子游戏。”或者在睡眠中看见气泡,“很大、非常大的泡,当然是透明的,但不是玻璃体,应当是肥皂泡,倒是特别坚硬的肥皂,丝毫也不滑腻,也不大易碎,或许更像一张极薄的、绷得很紧的皮革。”或者学会透明,在静止不动中让自己不存在,“你学会成为影子,学会视人如石头。你学会一直坐着,一直躺着,一直站着。”或者漠然面对世界,既不是无知,也不是敌视,“而是在阅读中,绝不赋予读物以任何特权。”或者一个人玩四组十三张牌的游戏,抽掉四张A,把10放在它自己的位置上,然后计算可能的结局,甚至会自己作弊,“你保护,你摧毁,你构建,你组合,你一步一步设计:毫无所图的练习,不受任何惩罚的风险,不值一提的排列”……

在世界唯一的中心里,在美丽的荒岛上,一个人从海面航行,“先有整个这艘船,滑行在黑海上,你是唯一的乘客,倚着舷梯,继而,极度扩大船上唯一的细节,艏柱劈开浪涛,两侧掀起两片厚厚的白浪,不过,也许绘制得有点过分,波浪失真,倒像皱纹、褶皱,显出几分庄重,几乎缓慢了。”游荡着,还有警觉源、时间表、空间度,还有影子、游戏和裂缝,还有迷宫、水面和透明的气泡,否定也是一种取舍,而最后你什么也不做了,行走或者步行走,睡觉或者不睡觉,买《世界报》或者不买,吃饭或者不吃饭,“麻木不仁,无始无终:这是一种恒定的状态,一种沉重,一种什么也推动不了的惰性。”于是,你成为这世界无名的主人,“历史再也掌控不了的人,再也感觉不到下雨、再也看不见夜晚来临的人。”不存在出路,没有奇迹,当然也不会有真相,只有在表面的滑行,“你开始了解,而且越来越坚信,你丢失了你的身体,抑或不然,你看得见,身体离你不远,但是,你永远也会合不上了。”

了解身体而丢失身体,进入梦乡而失去梦境,否定生活而遗弃生活,无名者是主人,却是一个永远的你,只有人称,一个符号的存在,“你没有醒,你也永远不会醒来。你没有死,就连死亡也不会解救你……”当没有了藏身之所,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梦,属于沉睡者的梦,属于流亡者的梦,属于死亡者的梦,而醒来唯一的意义是:不想死去。于是必须订出恪守的预算,必须开始倾听,必须在镜子中看见自己,“你害怕了,你等待一切都停下来:雨、时间、车流、生活、世人、世界;你等待一切都坍塌:高墙、塔楼、地板和天花板;你等待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狗、马、鸟儿,一个一个全倒在地上,全瘫痪了,全染上瘟疫,全发癫致墒瘸……”等待是不是一种希望的开始?可是那只是从你变成了他,变成了他们而已,没有死,也没有变得明智,没有罪,也没有得到上帝的宽恕,不再孤独也不再麻不不仁,但是现在却真正进入到了沉睡之中,当然,房间也不再是中心,站在巴黎的荒原上,二十五岁成为了一个被工业社会最终定义的人,水龙头滴水、圣罗克钟楼的钟声、街上和城市的喧嚣渐次传来,最后,你还是你,但已经是一个需要被认可的他,需要在时间中被命名的他:“你不再是这世界无名的主人,不再是历史掌控不了的人,不再是感觉不到下雨、看不见夜晚来临的人。你不再让人触碰不到,不再清澈而透明。你害怕了,你等待着。你在克利希广场,等待雨停。”——合上一百一十八页的书,每一个沉睡的人都在广场“等待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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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园

编号:C55·2200514·165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31.40元
ISBN:9787544772273
页数:477页

《葡萄园》是托马斯·品钦自其代表作品《万有引力之虹》推出17年后的第一部作品,被评论称为与前一部作品同样令人震惊,同样千变万化,同样有趣。在这部新作中,品钦糅合了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显示出改变往日晦涩风格、使作品平易化的倾向,但在貌似简单之下,又潜藏着深沉的内涵。作者以极富张力的语言和极端简练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少女普蕾丽寻找妈妈弗瑞尼茜的故事。小说中有普蕾丽的嬉皮士爸爸、表面糊涂却不失真诚爱心的佐埃德,有精明自私、权欲膨胀的联邦检察官布洛克·冯德,有身怀绝技、冒充妓女又杀错了人的女忍者DL,有“因果理算”的创始人、老于世故的日本人武志,还有形形色色生活得麻木却又痛苦的类死人……这是一部在80年代的背景下回顾美国60年代历史的小说,毒品、电视、荒唐、幽默、入骨三分的讥讽、令人心寒的政治,等等,构成了一幅发人深思的画卷,使人对美国的政治、民主和60年代的学生运动得到崭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葡萄园》:地狱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

忘掉布洛克、包围事件、韦德·阿特曼的血,以及24fps——过去那个甜蜜的集体,忘掉过去的自己,时不时拍些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背对台词,计划好花销,日复一日把每天都折叠起来,直到最后失去了光。

家庭小电影是不是使用24帧画面?背对台词是不是把自己放在电影之外,把日子一天一天折叠起来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也变成了未来的过去?——对于弗瑞尼茜来说,站在1984年的某一天,把过去的一切都当成了相异的存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宣言,没有了24fps的反政府行动,没有了从政改营逃走的经历,当然自己也不再是那个第三派左派分子,和索伊德结婚,生下女儿普蕾丽,过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将一切的过去都放在了可以忘记的位置上,但是相异是一种人为的设置,当一切的计划都为了忘掉过去,它们却以另一方是抵达了现在,甚至,趋向了看不见的未来。

是的,最后失去了光,意味着“复杂的强光效果”又投射到她身上,而且就在这投射中,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被凸显出来,所有不透光的道具,都是为了执行这种使命而准备的。传奇是和政府司法突击队的缉毒检察官布洛克·冯德在一起的那个一分钟,一个是偏执狂和刽子手,一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会炸掉自由女神的人”,他们在身体的进入和收纳中创造的传奇就像一束强光;隐蔽是和背叛了节欲革命宗旨的懦夫韦德·阿特曼在一起的那次经历,一个是被崇拜的数学教授,一个是“摇滚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在披上外衣的那一刻,她就感到自己迈出了无法逆转的一步,“她就像吸了不大熟悉的毒品,在自己身旁走着,折磨着自己,看电视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当嫁给索伊德这个实在的男人,并生下了女儿,便是新的生活的开端,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在最后失去了光的那一刻,强光又出现在她眼前。

像是面对韦德的时候,自己“看电影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无论是拍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还是背对着台词,把日子折叠起来,自己依然是这个家庭小电影里的人物,或者说,自己就是进入了电视而且旁观着自己的一切,现实无可逃避,而且制造了如24fps的被摄录的人生,强光是死去却没有消失的韦德,是再次插入进来的布洛克,是对索伊德的背叛,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再不是和过去有关,而是和现在和未来有关,无法战胜的一切,无法战胜的自己,甚至不是为了忘记和逃避,如鬼魂一般缠绕着她,而且还依赖于这强光的效果,“就是在那些虚幻、失败的时刻里,弗瑞尼茜感到布洛克比任何候都离她近,她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一种被生生扯开的断裂存在,对于弗瑞尼茜来说,她是要奔着布洛克亮起的那束强光而去,再次成为小电影或电视里的一员,而对于忘掉过去的见证者索伊德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开始:“弗瑞尼茜或许已一去不返,但他对普蕾丽的爱却永在,如长明的夜灯,永在近旁,淡而弱,却彻夜不熄……”自由女神像会不会被炸毁,是另一个可能,对布洛克这个刽子手来说,他不是在一分钟或第二次出现时只是得到了弗瑞尼茜的身体,的确,在他看来,身体也是犯罪的证据,因为罪犯的脑子里少了道德控制,少了守法的文明观念,所以他们的脑子更像动物,他们的颅骨异于常人,他们脸朝外瞥看人的样子与众不同,“他们眼窝过大,凸颌,前颅盖骨小到近乎畸形,达尔文式削耳,等等。”而身体之外,对于弗瑞尼茜,他更是开启了关于“厌新症”的犯罪概念,这个来源于犯罪先驱柴扎若·龙勃罗梭的思想认为,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好战分子,不论他们的扮相如何,都亵渎了人类有机的原则,龙勃罗梭以希腊语为之命名,意为“痛恨一切新事物”。布洛克将革命者划分为五类:天才、空想家、傻瓜、流氓和追随者,其实五类都只是同一类而已,真正未曾遇见的是第六类,而这个第六类便是他一直在等的弗瑞尼茜。当弗瑞尼茜从政改营逃离之后,布洛克的愤怒让他的意念失控地勃起,一种身体的特征似乎不是让他去抓住这个恐怖分子,而是让自己成为了第六类的一个投影,于是,当弗瑞尼茜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趣味便盎然起来”。

一个是在失败时需要他的第六类革命者,一个是渴望秩序的司法部突击队检察官,身体之身体,意念之意念,革命之革命,以及电视之电视,是不是会将现在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毁灭的存在,甚至会重蹈60年代的缉毒故事?而作为普通的毒瘾客,索伊德无疑会成为布洛克的目标——而且他就是弗瑞尼茜曾经名正言顺的丈夫,“布洛克的判断力可能受到了损伤,便转而去打孩子的主意,发现索伊德碍事,就顺便安排了除掉他的办法。”历史会重演?还是过去一直没有离开?被折叠起来的每天,又重新打开,那实在的一束光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家的概念:“198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阳光透过倚墙伸入窗内的无花果枝,洒在索伊德·威勒身上,一群蓝松鸦在屋顶上顿足舞蹈,搅得索伊德从迷梦中悠悠醒来。”梦中看见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4年的夏天这个现实,已经在失去了弗瑞尼茜之后,变成了“精神残疾”的生活——一封信明白地写着:如果索伊德不再某一天之前公开疯掉的现实,那么“精神残疾”的补贴支票就会被取消。

1984年的夏天,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梦?因为梦里总能存在悖论的东西:如果索伊德公开自己的现状,并且按要求的日子公开,那他一定是理性的人,但是必须公开的却是他精神的疾病,精神的疾病而且疯了,当然是丧失了理智——在悖论里生活,就如弗瑞尼茜拍摄了无关痛痒的小电影又背对着台词,就像布洛克定义第六类罪犯而将自己的身体与之结合一样,都是在出来和进入的双重可能中寻找一个支撑点,悖论是分裂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在那里真实地成为可能,是不是必须有一种中介,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既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既是进入的也是出来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也许那只有电视。索伊德在黄瓜酒店穿越玻璃的表演便被86频道的记者拍摄下来,这是葡萄园每年一度的事件,新闻节目主持人斯吉·特洛姆布莱播报着新闻,这个差点上了“早安美国”的节目使得观众再一次看见了索伊德穿破玻璃的冒险行为,他在画面中:“无数玻璃碎片画出喷泉水珠般流畅的曲线,索伊德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姿势,他自己都记不得做过这些姿势——其中很多如果定格下来,都能拿到摄影奖什么的。”冒险刺激,成为葡萄园的一大奇观,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黄瓜酒店的经理告诉索伊德的是,这些玻璃只是糖制的假货,索伊德在撞上玻璃的瞬间也察觉出了怪异之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阻力那些玻璃就全掉下来了。但是索伊德并不知道,他所期盼的就是像观众所能看见并称奇的传奇,在电视中留下一个永远的符号,而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观看着电视中的自己并痴迷于此,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一冒险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精神残疾”的患者,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电视拍摄下来便可以轻而易举在某一天公开自己疯了的事实,可以继续领取补贴,可以继续让女儿普蕾丽在没有母亲弗瑞尼茜的情况下生活,可以继续对父亲产生敬意,“她那么真诚,甚至是没来由的崇拜,正好蒙过去。”

但是这个悖论不是解决了索伊德的所有问题,相反却打开了另一个悖论:用冒险的动作证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又用电视的证明领取补贴——前提是他的确疯了,那么这种疯狂也可能证明他有吸毒的历史,联邦警察海克特正是要得到这样的证据,“尽管海克特可能时时想把索伊德卡通般消灭,但从一开始认识他就看出,指望索伊德成为他的囊中猎物是难乎其难的。”所有难题被解决了,包括普蕾丽的男友以赛亚也有吸毒的历史,“以赛亚·二·四”便是吸毒的暗示,而且他设想建设的正是一个暴力中心,“每个中心的规模大抵相当于一个小型主题公园,有自动武器射击场、模拟军事历险区、礼品店和膳食区,还有少儿电视游戏室——以赛亚瞄准的是家庭市场。”当索伊德自己提供了作为佐证的电视,他自然可以被海克特轻易消灭。然后这又是一个悖论的起点:海克特是联邦特警,为追捕索伊德寻找证据,而他本人却也是尼斯·迪普力医生的患者,尼斯·迪普力医生也正寻找证据——海克特是电视成瘾症的患者,当他最终被塞进了电视戒瘾所的囚车,他喊着的一句话是:“我签了合同!”

1984年夏天的葡萄园,不断上演着悖论故事,而这些悖论故事仿佛都成为精神心理学的研究样本,物理学教授、精神病医生和田径教练探讨了索伊德的行为和技术上的进步之后,划分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从窗里跳到窗外的人格,称之为“出牖型人格”,一种则是穿窗而过的“穿牖型人格”,两者反映的潜在心理截然不同:一种可以称之为闯入,一种则可以称为逃离,而出牖和穿牖,正是对于时间的两种态度:穿越现在而朝向未来,躲避现在而回到过去——当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出牖和穿牖型人格定义,它们也不再是统一在时间里的序列,而是被分隔成完全割裂的状态,就像1984年的夏天和那个发生了故事的过去,在索伊德穿牖而形成的悖论里,回到过去似乎正预示着对于现在的背叛,“那是一个时间过得比较缓慢的时代,一个前数字时代,时间未被分割成碎片,连电视都没这个能力。”它变成了留在“感伤相片”里的那种记忆。

时间过得缓慢,时间没有被割成碎片,没有穿牖型的人格,没有撞碎的糖玻璃,没有被记者摄制的电视——当电视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海克特的那种电视成瘾症也不会出现,甚至如弗瑞尼茜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也不存在?而弗瑞尼茜正是为了告别过去拍摄电影,但是电视却在那里制造了永远的隔阂,让她再无法走向和索伊德、普蕾丽相关的现在。原本的生活是上班下班,是回家的一杯咖啡,是一套单元房,是阳光透进来的温暖,是丈夫和女儿的温馨,当然还有电视——只是在弗瑞尼茜那里,电视绝不是她想要走向现在的逃避窗口,而是被陷入在电视的寓言里。“弗瑞尼茜自小泡在政治之中,但到了后来,她和父母一起在电视上看老电影的时候,第一次把遥远的形象跟她的真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了。”电视和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对于弗瑞尼茜来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她再也无法把真实和电视区分开来,再也无法像索伊德那样以撞碎玻璃的方式逃离现实——不管是出牖型人格还是穿牖型人格,都被电视牢牢统治着。

“弗瑞尼茜相信,电视屏幕发出的射线能够像扫帚一样,把屋里的鬼魂扫除干净。”打开电视浏览节目,是因为马上就要重播她长期以来最爱看的摩托警片《加州路警》了,就在那一刻,“她觉得热血上涌,有了湿的征兆。”似乎对电视的膜拜使她打开了自己的身体,让电视进入变成一种欲望的投射,但是她却看见了厨房纱门外的敲门声,一个魁梧英俊的美国执法者出现在外面的阳台上,“被纱门隔成类似像素但比像素要方一些的斑斑点点构成的电视形象”,这现实的形象是电视的外延,纱窗成了屏幕,美国执法者成为电视里的加州路警,而湿了的征兆让她自己的身体放在了被现实化的电视里,全身制服、帽子、军用点三八手枪、皮带将她带入到24fps的那个“往昔”里——“‘往昔’却永远纠缠不休,是她身后的还魂僵尸,是人人躲避的敌人,是一张墓穴般黑洞洞张大的嘴。”

这就解释了弗瑞尼茜为什么当初会加入24fps组织?为什么会以电影剪辑的方式成为反政府的投弹手?弗瑞尼茜加入的是总部设在伯克利的“消灭警察(猪猡)民粹电影合作社”,他们的宣言是:“摄影机就是枪炮。拍到一个图像就是造成一次死亡。图像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来世和最后审判的基础。我们要为法西斯警察(猪猡)设计一个公正的地狱。消灭一切呼噜猪叫的东西!”所以把“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比喻变为现实是他们的目标,借用切·格瓦拉的那句话就是:“走向任何可能会突然牺牲的地方。”为了反政府,为了消灭警察,他们就是要有牺牲的方式用镜头记录24fps的革命行动,“他们对特写镜头的揭露力度及破坏力度倍加推崇:当一个政权腐败的时候,会留下腐败过程的记录,这记录就写在最灵敏的记忆工具即人脸上。”

但是这样的革命,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记录,真的能消灭警察,真的可以推翻政权,真的可以炸毁自由女神像?“电影摄影即武器”,他们的面前永远是那些“鬼魂”,隔着纱窗看见的是让人事了的英俊执法者——弗瑞尼茜用电视制造了革命的假象,实际上是以身体的行动反而进入到电视的骗局中,“弗瑞尼茜梦想着人类会不可思议地融合为一体,共同奔向最有可能获得光明的地方。这种融合她在街上短暂的、无休止的冲突中倒是亲眼见过一两回——所有的轨迹,人的、子弹的,都千真万确;人群成为一个整体,而警察同样合拢,简化成一把移动的刀刃。”革命反倒成了暧昧,在身体“湿了”的征兆中,在融为一体的假想中,鬼魂般的“往昔”无法逃避,甚至在弗瑞尼茜和索伊德的所谓婚姻生活中,弗瑞尼茜把落地电视机称为“第三者”,它是家庭成员之一,它有自己的空间,“家里出钱供了一切所需的电来喂养着它,别的家庭成员向它问候,还和它进行真正的长谈”——在电视外的“现实”中,两人的诉讼都被斥为无意义诉讼,于是他们无过失离婚。

身体摧毁了革命,弗瑞尼茜就像一个牺牲者——“在阴影中照亮电视台从未被照亮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地牺牲——也许只需一个警察,一股怒火,一个愚蠢的错误。”而对于同是24fps组织的成员,DL似乎是积蓄了对布洛克的仇恨——是他用各种手段夺去了所爱的那些人的生命,“我觉得他该杀。我变得很不正常,我为复仇的事痛苦,我的判断力受到了损害。”所爱之人的生命,包括曾经开快车、乱枪,之后做军警的父亲穆迪,包括最后留下了泪眼涟涟的母亲若琳,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布洛克,为此,DL加入了隐居山边的“忍者姐妹之家”静修院,在这个被称作“培养女捣蛋的埃塞琳学院”里,DL全心全意练习忍术,为的是超越现实的一切责难,“他们说,在厨房干洗涮活是对各人不同的辟谷方式进行的一种破译,从而超越锅碗瓢盆、超越个性差异、超越就食论食的阶段而达到就食论是的境界……”这一从电视里来的忍术,最后却变成了某种暴力,忍术而遵守法规,但是师父却早就越了轨,破坏了忍术原有的纯洁性,甚至变成残酷的代名词,“原本崇高的德行现在成了一连串单打独斗或者群殴,除了打斗就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违背人体常情,DL甚至在感觉回归了自我中改造了身体,其中有一项点穴之法,能使实际死亡时间推迟一年之久,“她可以现在击中布洛克,而数月之后,他倒下身亡时,她绝对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但是在实施这个点穴之法时,DL却把武志当成了布洛克,不仅没有杀死布洛克,而且还让自己走火入魔,“她的眼睛突然变成了绿灰色,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滤掉了似的。”当成了另一个人,是不是如电视一样,在虚构中让革命变成了暴力?就像武志一针见血于电视的异化:“在电视的发展史上,它一直就是利用医生剧、战争剧、警察剧、谋杀剧唠叨着这个话题,使迷幻剂本身的作用受到了轻视。”——不管是弗瑞尼茜还是DL,不管是把摄影机当成枪炮,还是以忍术改变身体,不管是24fps的犯罪记录,还是制造了不在现场的点穴杀人法,其实在一种被神化的电视武器里,身体反而变成了牺牲,现实反而制造了虚幻——而鬼魂依然在游荡,张开了墓穴般黑洞洞的嘴。

悖反从来不是可以轻易消灭的,电视制造了悖论,延伸到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时间序列中。“类死人”是“类死人人格”的缩写,他意思是“类似于死亡,但又不同于死亡”。类死人小调和弦,喜欢退场曲,缺不喜欢革命化的摇滚;类死人蔑视标准和规则,甚至连衡量忠诚与集体精神的标准也不例外;而类死人更喜欢电视,“只要不是睡觉的时候,他们每个小时至少有部分时间是一只眼睛瞄着电视的。”类似于死亡却没有死亡,可以看成是精神意义的死亡,当他们举行烧烤会,当他们开设广播电台,当他们一只眼睛瞄着电视机,在精神死亡而肉体不灭中,似乎就是人类的一个隐喻,他们似乎只是身体的主体,“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类死人的人口急剧增长,所以在类死人村里白天总是有活干。”索伊德是类死人?弗瑞尼茜是类死人?韦德·阿特曼是类死人?甚至那些革命者、牺牲者都成了类死人。

如果说弗瑞尼茜和DL代表着对于电视影像的和暴力的两种态度,那么当普蕾丽终于在1984年从母亲的传闻中,从DL的经历中探寻“往昔”的时候,是不是预示着新的女性、新的革命者的崛起?当和DL进入系统,似乎电视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脑,那座鬼气森森的大楼里,她总是会看见母亲的鬼魂,似乎正指点着她走向“往昔”,但是那不是电视,而是电脑,“电脑图书馆里,静止无声的1和O已散入其他干百万个1和0当储存起来。”普蕾丽认为电脑才是绝对实在的,“连字符之间的空白都不可忽视。”所以鬼魂也会独立思考,也会回应生者的需求,“一个有意义的、‘真实’的鬼魂不可能仅仅是那种精心罗织的表面文章……”各种电脑终端机、复制得很逼真的机器、全波段发射/接收机、四处散落的零部件、印刷电路、激光装置、DIP、磁盘驱动器、电源、试验设备——甚至还有标名汽水、机器人冰箱拉欧尔,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普蕾丽进入其中,在鬼魂的指引下,她几乎就找到了真正的“往昔”,过滤掉了电视里虚幻的成分,用0和1组成的实在世界解构了电视的神话。

但是闯入往昔见到母亲,但是用影像寻找实在,但是类死人还在身边,一种被贴上标签的现在,何以能用旁观者的方式看待过去?就像以赛亚所说的,这是整代人的问题,却也是无休无止的续程问题,“电视一抓住你们这些人,一切都完了,你们心中的那个美国,就成了一块死肉,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整个卖给了你们真正的敌人,支付的甚至是1970年的美元——太、太廉价……”甚至一个摧毁所有秩序的问题是:“我更怕的是,我可能属于布洛克。”甚至在布洛克出现的时候,他对普蕾丽说的是:“可是普蕾丽,我是你父亲。不是烕勒——是我。你真正的爸爸。”因为身体早就在虚幻的电视里打开,那纱窗后面的一切就是电视里发生的一切,因为电视早就是实在的象征,它只是被点穴了而已,看起来不在现场,它却以延续的方式让死亡在未来发生……即使普蕾丽对布洛克说:“可你不可能是我父亲,冯德先生,”她反唇相讥,“我的血是A型,你的是H型制剂。”这又如何能成为划分过去和现在的绝对标准?

因为悖论永远存在,因为玻璃没有真正碎掉,因为出牖和穿牖型人格是隐藏的,因为类死人遍布在事件中,因为电视取代了身体和欲望,制造了秩序和规则——电视是生活中永消失的第三者,电视看着人类的斗争并将其影像化,电视是历史真正成瘾症的表现。摇滚、反政府游行、毒品、暴力,60年代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让人类在死而非死的状态中存在,当1984年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未来不是地狱般的存在,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电视的虚幻和神话,而是统一,就像那个寓言所说,地球上还是乐园的时候,天堂和地狱就势不两立,最后地狱赢了,但是当旅行者游玩时,照片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干吗要离开家园呢?干吗要离开他们巴不得逃离的地方,又去寻找它的二流复制品呢?”之后地狱的入口慢慢消失了,它只在民间传说中出现,“过了很久,地狱便成了故事里一个罪恶与忏悔的地方,而我们也忘记了,它原来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而是统一,与‘未收复的地球’这个真实的、久已遗忘的大都市统一。”

电视似乎就是那个地狱的影像,它其实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当地狱的入口消失,当地狱成为统一体,鬼魂存在的“往昔”和类死人居住的现在,都在一种统一中变成未来,“烟雾仍在空谷中缭绕,鹿和奶牛一同在草坪上吃草;湿漉漉的草叶上张着蛛网,阳光照在蛛网上,耀人眼目;一只红尾鹰在山头顺着上升的气流翱翔——星期日的早晨就要来临了。”普蕾丽醒来,星期一的早晨就要来临,像一个梦醒来,没有革命没有暴力,没有类死人,没有24fps和摄影机,没有忍术和点穴之法,也没有0和1组成的实在的电视世界,只有那只叫德斯蒙德地狗,只有蓝松鸦的羽毛,只有烟雾,“普蕾丽还以为回到了家里呢。”不是回去,而是离开,因为那个关于地狱的寓言也完全放在了1984年,只有明天,在朝着统一的方向进发,因为,“普蕾丽将于次日听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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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巴尔之书

编号:C38·2200514·1648
作者:【匈牙利】艾斯特哈兹·彼得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24.40元
ISBN:9787208145184
页数:258页

两名天使开着汽车走街串巷,他们奉上帝之命来到人间,刺耳的鸣笛声惊吓了周围的居民——其实他们只为一个叫安娜的女人而来。安娜的丈夫是一位作家,正在写作一部关于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书。他深陷瓶颈,无暇他顾,甚至不知道妻子怀孕了,而且有意放弃这个孩子,而安娜爱上了赫拉巴尔——在心灵层面上,她把自己的思考、苦闷、幻想和柔情在内心向赫拉巴尔一一倾诉,她的倾诉宁静、深沉、强大,上帝被打动了,为了安抚安娜,上帝决定向查理·派克学习吹萨克斯。当“上帝能成功吗?”成为一个疑问句,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回答却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单词,整个人类就是一种语言,或是一部上帝阅读的书。单词与单词之间互不了解,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能够理解意义的,并不是作家,而是读者。”而这本“献给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的致敬之作”也是艾斯特哈兹·彼得在读者之路上寻找自我言说的一次实践。
《赫拉巴尔之书》:上帝不会吹萨克斯

上帝只能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讲话,因为没有谁能在上帝之上,如果真有,那么那个人将会成为上帝,或许直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如此滑稽。所以说,上帝的语言是自恋的语言(这是一种沉默的语言,嘘,切莫声张)。
    ——《忠诚篇》

但是,没有人能成为上帝,在上帝之上无人的情况下,上帝只能跟自己讲话,上帝只能说自恋的语言,上帝只能说沉默的语言。自恋和沉默是对自己而言的,是因为之上没有人,但是下面呢,有天使,有人类,当上帝派出天使,当上帝俯视人类,他一定在讲话,讲命令的语言,讲天使的语言,讲人类的语言,他也一定听得懂他们的语言:天使在交谈,人类在祈祷,所有的语言在上帝那里被统摄,可是,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上帝而讲吗?

为上帝而讲的语言,或者可以将之命名为“忠诚”——第一篇便是《忠诚篇》:上帝派出两个天使,博拉日和叫“裘裘”的卡博尔,他们来到人间并化身为年轻男子,坐在一辆旧的“拉达”牌轿车里,在街上出现,然后寻找到一户人家,这幢“民宅”里有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男人是一位作家,女人名叫安娜。上帝在看着天使,天使在观察民宅,民宅里的作家正在写一本和赫拉巴尔有关的书,安娜成了“文学寡妇”——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关系似乎是成立的,上帝也就在这种俯视下讲着不同的语言,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个序列似乎就是一种等级,上帝的话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不会搅乱世界万物的安宁,天使不会讲上帝的语言,他们只会讲级别较低的人类寓言、动物语言、植物语言、水晶语言、分子语言、原子语言……所以很显然,这种序列是牢固的,是不变的,就像裘裘说的那样:“请你原谅,我的上帝,统治者的上帝,众神之神,众王之王,你的荣耀在世上代代相传,对你的赞颂在全世界传扬……知道吗,老板……机器在运转,创作者在休息……”上帝只讲自恋的语言的最高统治者,天使是他派到人间的机器,和旧“拉达”轿车一样在运转,而作为人类的作家,一个创作者正在休息——忠诚篇里的“忠诚”是不是就是对这种秩序的体现?

语言体系后面是等级体系,等级体系映射着社会秩序,当街上的人看到天使坐在轿车里,他们悄悄问“他们是谁?”,不断打听“也许他们是冲我来的”,但是最后在这样一种等级形成的“忠诚”世界里,原先每个人用无辜代替现实,用隐伏的敌意代替无辜,用恐惧代替敌意,但是当那辆旧拉达开走之后,人们终于让无辜代替了恐惧,这是“无产阶专政后期的温和变种”——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上帝作为统治者的社会制度?是不是人们最后活在无辜中的忠诚生活?在这样一种温和变种的现实里,两个天使像秘密警察一样观察着作家家里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体现着“忠诚”的历史之中。

历史里发生了什么?历史是1988年的匈牙利事件,“藏在雷电之中的并不是人们经常咏叹的无穷无尽的天使暴行,而是历史的暴行。让我们长话短说,1988年的匈牙利并非笼罩在恐惧之中,而是处于难以预料的不测之中;未来的不测,现在的不测,过去的不测。”历史是1919年以来安娜和作家的父母、祖父母遭到国家政府的殴打,是1945年开始作家的母亲遭到的严酷威胁,“可以这么说,几乎分什么出身、信仰、理想和性别,这个国家屡遭殴打。”历史是1970年只有十九岁的安娜坠入了情网,却和作家的母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陌生人成为怪物,“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把自己的母亲都视为陌生人。”历史是安娜最喜欢的歌手卡尔松在1945年得知纳粹集中营的存在,他写信给柏林的犹太拉比并毛遂自荐,说他将成为犹太人……

1917年的历史,1945年的历史,1970年的历史,1988年的历史,战争、陌生人、纳粹、暴力,殴打,这些词组成的历史和权力有关,“操纵人民的不是哲学,不是信仰,不是思想,不是智慧体系或经济需求,社会并非据此谋求它在世界上的位置,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并非据此作出推论,并不按照所作出的推论进行设计,或者尝试着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领会符号。”权力的符号变身为“指引方向”的标志,成为分田分地的界桩,成为悄然行驶在被乌血染黑的夜色里的汽车,成为“从一个殉难者到另一个殉难者”的死亡,上帝一定看见了,他也一定在用自己的语言说,天使也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即使现在化身为凡人,不了解历史背景,也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秘密警察、军人和消防队员,但是他们都知道制服和权力相关,都知道“任何地方都不是用爱统治国家的”。

而人类呢?“创作者在休息”,“作家就像一个吃饱饭的日托孩子,伸了个懒腰。”作家是听到口哨声问是谁在吹口哨的作家;作家是让孩子们抢答的作家:“每条桌腿上都有一个半裸的女子身体前倾,另外,每位女子身上一般都有两个乳房,那么在这个房间里总共该有多少个乳房?请你们不假思索地边即回答!”作家是写作进展艰难的作家,作家是审视陌生性的作家,但是他在休息,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写作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意味着无聊的废话、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帝的见证、社会的发展、凌于自然之上的规则和工会的图章。”作家说,生活的真相不是文学的真相,但是生活的真理是文学的真理。”但引以为耻,于是,作家伸了个懒腰,于是作家保持着桌面的内在秩序——像这个国家一样,像发生了许多事件的历史一样,在上帝、天使和人类组成的等级世界里,唯有忠诚,才是生活的真理。

所以在上帝说着自恋的语言,天使化身为秘密警察,作家是无名的作家的秩序里,“忠诚篇”是一种不需要再书写的小说,它的里面只有两样东西:恐惧与爱国精神,“修正:与其说是爱国精神,不如说是恐惧哺育了我们的历史。修正:我们的恐惧被称为爱国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但是,在上帝、天使和无名的作家之外,在忠诚的历史书之外,却有一个叫安娜的女人,一个女人几乎解构了这个有着等级秩序的“忠诚之书”:上帝喜欢弹力长筒丝袜,“既喜欢它们中的每一只,也对它们抱有泛泛的喜爱。”天使中的裘裘惊叹一声:“她的屁股可真漂亮。”而作为作家的妻子,“安娜过着文学寡妇的简单生活。”当一个女人总是吹着曾经让整个新奥尔良疯狂的瑞·C·萨托利乌斯的作品,吹着《你脸上古凯尔特人的忧伤和那两只优美的乳房》的布鲁斯,仿佛战斗的一幕上演了:“妇女们上街游行,愤懑而笑着翩翩起舞,好似投石器一般挥舞着摘下的乳罩。”当一个女人喜欢时间的流逝,“她喜欢事物的衰败景象,抬头望一眼阴暗的天空,她喜欢檐下排水管的残旧破裂,喜欢墙皮剥脱的斑驳纹理,有院门上厚重的铁锈。”这是不是对于历史的审视?当一个女人用屁股俘获了天使的心,“安娜也是一位天使的制造者,可以说她几乎就是。”而天使却变成了光明的奴隶、启蒙的掮客、幻想的附庸,以及光辉的苦力。

而最大的改变是安娜竟然喜欢一个名叫赫拉巴尔的捷克作家,在作家丈夫伸着懒腰休息的时候,安娜却找到了另一本书,“安娜有时会梦见赫拉巴尔,而且梦见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对这事守口如瓶,想来这样的梦本来应该由她丈夫做(或许以另一种方式)。”梦见的赫拉巴尔被视为一个英雄,“一个流传很广的玩笑:身为一个匈牙利人,或者说,身为一个东欧人、中欧人、中东欧人是一种不幸。”赫拉巴尔说,“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不幸,而是悲剧,生在这里,就是一个悲剧,甚至比悲剧还要严重:是个喜剧。”这也是对历史的审视,对秩序的嘲讽,对制度的讽刺,于是,赫拉巴尔从每个角落窥视他们,于是,赫拉巴尔溶解到了他们体内——无名的作家想写一本赫拉巴尔的书,但却迟迟没有写,这是一种“忠诚”,安娜梦见了赫拉巴尔,在溶解到了体内的创造中开始写作,她便开始了“不忠”。

“我真想跟我丈夫一起抱着孩子,抱着一个真正的赫拉巴尔,毫不留恋地放弃信仰,迁到我们稍有反感的布拉格。在那里,只有我婆婆偷偷给我们定期寄去的生活费,能让我们回忆起从前那种奢华的生活,博胡米尔,为了您,我情愿抛弃那一切。”安娜怀孕了,却为将孩子看成是孕育而生的赫拉巴尔,于是她和赫拉巴尔说话,给他写信,谈及希望,说到理想,当然也讲到了爱。她称他“亲爱的”,她“幻想着信件在我们之间往来交错”,她期待着一起住在布达佩斯或布拉格,她想象着他们去海滨漫步;她有时候叫他“博胡米尔”,告诉他自己最隐秘的事,“博胡米尔。我说的麻烦是,我的月经该来没来。您不要吃惊。当然,您也不是一个喜欢大惊小怪的人。”有时称他“博兹克”,为他曾经遭遇的伤害鸣不平,“博兹克,在这个政治体制里生活四十年是什么滋味,咳……我想说的是:不好。当然,在这四十年里,模范们到处都在增肥长膘。”她有时则叫他“博兹”,谈到未来的一天,“总有一天,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我会梳妆打扮,仿佛是去参加舞会。但我只是去厨房洗碗。”她还叫他“博胡什”,请求他进入到自己的梦中,“博胡什,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在我的梦里,您变成了我,我就这样对自己说,对您说,或者您对我说:您也做一次梦吧,求您了,您也在梦里梦见一次我,在梦里,您会看到,明天。那么就明天吧。”

艾斯特哈兹·彼得: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

“不忠”的安娜和亲爱的赫拉巴尔在一起,他们穿过历史,穿过布拉格,穿过四十年的政治体制生活,讨论着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逐步发生的,如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先是物体,后是狗、猫、鸽子和天鹅,最终是人类自己。”讨论着出现的改变,“我们修盖了顶楼,房子发生了变化,这幢老屋发生了改变,新辟出的蜿蜒小径,出乎意料的空间与寂静,周围的路径也发生了改变,新的角落出现了……”他们说起悲剧的社会,“许多天来,我们都生活在谎言里,我并没有扯谎,日子在扯谎,空间、空气和我哈出的气在扯谎,我的两道睫毛之间、我的两条大腿之间也在扯谎,我的诚实也在扯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更大谎言的强权之下。”他们当然也说到了所谓的“不忠”:“我们是河的子民,您也是,我也是。也许,这片海洋会不会是不忠的标志?胜败的标尺?人类正在跨进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而关于爱,自始至终成为一个主题,而这种对赫拉巴尔的爱,折射的是对丈夫的“不爱”:“不,我现在并不爱他,我一点儿也不爱他,我不爱他的程度早已超过了不爱的本身,包含的成分要比不爱更多。”

不爱丈夫而爱赫拉巴尔,这个“不忠”的安娜背弃的是政治,是体制,是权力,如果说“忠诚”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的状态,那么“不忠”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决定由我来做。我既很自由,又受到牵制,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而在这种“不忠”出现之后,对长筒丝袜感兴趣的上帝,迷恋于屁股的天使,以及让其成为“文学寡妇”的作家,是不是也在历史和现实之外,将面对一种未来?忠诚篇之后是不忠篇,不忠篇之后是“第三篇”——第三篇必须被书写,但是谁来书写?从人类开始,作家想安娜,作家爱安娜,“必须把这个女人搞定。”他絮絮叨叨自言自语——开始爱安娜是不是意味着文本写作的终结,而转向生活之书的写作?天使呢?关于屁股的性感已经完全解构了他们坐在旧“拉达”轿车上的任务,他们的书写和女人有关;上帝也出场了,他看到了作家母亲掏出的填格拼字谜,上面是用纨绔味道的布达佩斯土话说的词条,波兰小面包车、曾是戴高乐的党派、法语里的“东德”、工会组织、红方土兵、教会的咒语、帅克军营的随军神父、原则、以色列航空公司、亚洲语言……这些词条是历史的书写,它们属于自恋的上帝,沉默的上帝,而现在,上帝不是想要成为作家,而是成为安娜的读者:他想要学吹萨克斯,“只是为了,为了能让这个女人高兴。”于是他召见了六翼天使的主管,于是他发下谕旨招募所有的萨克斯乐手,于是他和查理学吹萨克斯,“上帝虽然是万能的,可他有一样事不会做,他不会吹萨克斯。”而且,他也没有学会吹萨克斯。

上帝是万能的,万能的上帝必然会吹萨克斯,但是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于是这变成了一个悖论,就像罗素悖论一样,“据军规,军旅理发师只能为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刮胡子,如果理发师自己想刮胡子,他本来能给自己刮,可是根据军规,他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除非他丧失了自理能力,那时他才可以给自己刮胡子。”罗素悖论摧毁了数学的必然性,讽刺了不可救药的欧洲人,而在上帝的悖论中,万能的统治者也跌下了神座,上帝不再是上帝,它可能是妖怪;上帝不会写作,他甚至只是一个读者,“他什么作家也不是!能够记住一切的人从不写作,这种人不是妖怪,就是上帝,也可能上帝就是妖怪”而这也成了上帝的死亡,“因为故事的前提是时间,时间的前提是死亡,上帝首先要创造死亡,为了创造死亡,他创造了人类。这样说来,上帝是将人类作为死亡的附属物创造的。”

上帝是统治者,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也是另一个作家,一种映射,上帝也是无名的,也是伸着懒腰,也是不被女人爱,在历史的“忠诚”、现实的“不忠”而趋向于未来的“第三篇”里,上帝终于失去了统治,“他的一切努力都是白搭,就此而言,它所需要的并不是金钱,不是乐器,不是天赋,音乐的首要前提是时间。然而,永恒不是时间。无限不是全部。无休无止的抱怨开始了。”于是在那个看见了不幸和悲剧的赫拉巴尔出场之后,上帝开始真正的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上帝的恐惧。
上帝:沉默。
赫拉巴尔:意思是说,估计没有任何一个单词他还没有仔细琢磨过。
上帝:沉默。

像是赫拉巴尔对统治者的审判,而上帝在沉默中仿佛已经死去:上帝不会吹萨克斯,上帝不会写作,上帝迷恋长筒丝袜,上帝跨进了自设的陷阱,而和上帝合二为一的作家,在最后的沉默之后,终于说出了一个字:爱——“下回还是让我来关照爱吧。”只是这爱在自恋和沉默之后,在忠诚和不忠之后,在万能而无能的悖论之后,变成了一声叹息:

这个强大的、不同寻常的声音充斥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飘到了所有遥远的海湾和隐秘的缝隙,这个粗粝的、蹩脚的、缺天赋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萨克斯的声音,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喘息和絮叨,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哽咽的哭泣、哀伤的祈愿充满了整个造化的世界,这是小说里最后一个引人共鸣的词句,这是一个耸人听闻、无可救药、平庸低劣、令人震惊、效果糟糕的安抚之声,这是无能、唯一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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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瓦尔多

编号:C38·2200420·1646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3.30元
ISBN:9787544779470
页数:160页

从春天“城里的蘑菇”到夏天“长椅上的假期”,从秋天“市政府的鸽子”到冬天“消失在雪里的城市”,再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四季轮回,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成长。马可瓦尔多是位城市小工。他有一双敏锐善感的眼睛,时刻捕捉着四季的变化和都市的隐秘。春天花坛里冒出来的蘑菇,秋天城市上空的候鸟,都能让他那灰色贫乏的世界变得多彩肥沃。对他来说,“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腰封上说这是“简体中文版首度问世”——该作品是卡尔维诺创作生涯中一部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开启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卡尔维诺在这一系列故事中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为其后来的代表作《看不见的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说第一句:“从远方吹进城的风,给城市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礼物,只有少数一些敏感的人才会察觉得到,就像得了枯草热的人,闻到其他土地上的花粉就会直打喷嚏。”
《马可瓦尔多》:漩涡是看不见的

然而却只能看到一片浩瀚的白雪地,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张纸。
    ——《圣诞老人的孩子》

“然而”和“却只能”让一切的过程戛然而止:没有了圣诞老人,没有了假胡子,没有了孩子们的游戏,没有了三百一十二个礼物,当然也没有了穷孩子,没有“破坏性礼物”,因为城市下雪了。但是,这场雪下在“明亮的细颈瓶里面”,它被埋在森林最深最黑的地方,藏在栗树上百岁的树干和披风般无垠的白雪间——于是,上百岁的树干和披风般无垠的白雪,远离了现实,它们把故事推向了一种古老的童话里,于是,在下雪的童话深处,有暖暖的红土,有栗子壳,有小野兔的窝,当然,还有凶恶的狼。“小野兔在线这头,狼在线那头。”一种分隔,那一道线在黑黝黝的森林和白皑皑的雪地交界处,隔开了黑与白,隔开了对立,也隔开了童话和现实。

狼终于没有跨过那道线,而小野兔也没有落入狼口,“小野兔在前面更远一点儿的地方,毫不见踪影;它用爪子挠了挠耳朵,跳着逃走了。”但是谁在说:“在这儿?在那儿?不对,还要再过去一点儿?”似乎像狼一样要把这条线推向小野兔的方向,狼在暗处,狼主宰着童话,狼把所有东西都藏进细颈瓶里?但是谁又能看见那道线的移动?谁能看见暗处的狼?谁又在细颈瓶的雪中欢呼?最后这一切又回到雪的世界,浩瀚的雪,无垠的雪,现实之外的雪,让城市看不见的雪,埋没那道在童话世界里的线的雪,“就像你们眼前的这张纸。”——白色而无垠,无垠而覆盖,覆盖而不见。

最后一章,最后一页,最后的冬天,以及最后的消失,一张白纸铺开,雪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上面分明写着字,写着童话,写着马可瓦尔多的现实,写着圣诞老人和孩子,可是它被雪吞没了。而那场雪曾经也下在马可瓦尔多的世界,第一年的冬天,马可瓦尔多打开了窗子,他发现城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雪白的纸”。如雪的白纸,如白纸的雪,本体和喻体其实合二为一,在分不清是雪还是白纸的冬天,马可瓦尔多喊着“下雪了”,但是那声音却像城市的万物一样被雪覆盖了,“好像那雪不仅落在了线条、颜色景色上,还落在了声音上,更准确地说,是落在了发音的可能性上;就好像声音挤在一个塞满了东西的空间里,振动不得。”于是,这座城市变成了令人迷失的城市。甚至不仅仅是迷失,还让人返回到了现实里:起先,马可瓦尔多开始饿着肚子铲雪,他希望自己能从被囚禁的世界里出来,而失业人员斯基斯蒙德为了让工作得到保证而拼命铲雪,甚至,马可瓦尔多发现可以用铲子能塑起一辆汽车,像董事会主席、授勋骑士阿博伊诺的豪华轿车一样……

起先返回到现实都是抱有希望的,雪似乎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人不再挨饿失业,不再贫穷和迷失,但是当一大团雪落在马可瓦尔多的身上,当马可瓦尔多被雪覆盖,它变成了被人想象的童话里的人物,孩子们做出了雪人,按上了胡萝卜,饥饿的马可瓦尔多于是嚼起了插在那里的胡萝卜,即使孩子们被这个雪人的举动吓坏了,但是对于马可瓦尔多来说,正是这一场雪,起先让他有了希望,之后让他有了食物,覆盖大地,似乎就是去除现实中的不如意,似乎就是走进了美好的童话世界。但是雪的世界里并不是美好,甚至雪本身都不美好,因为当马可瓦尔多从昏厥中苏醒,他才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才发现一片雪花也没有,当雪消失,世界又回到了那个看得见的城市:“院子又呈现出了原来的模样:灰秃秃的墙,仓库里的箱子,各种东西又像往常那样棱是棱角是角的,充满了敌意。”

从城市被雪覆盖而消失,到雪消失而城市充满敌意,这是希望破灭的过程,这是现实回来的结局,这是冬天该有的景象,雪真的不是雪,是一张雪白的纸——当马可瓦尔多从“消失在雪里的城市”的冬天来到“圣诞老人的孩子”的冬天,其实五年时间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冬天还是冬天,雪还是一个传说,现实还是充满敌意,“一张雪白的纸”仿佛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宿命,在马可瓦尔多的世界里循环上演,而在这没有终结循环上演的故事里,小野兔的背后肯定有一只狼,那条分隔的线总是被移动了位置,而马可瓦尔多也终于被放进到了“明亮的细颈瓶里面”成为一个样本。

“没有《马可瓦尔多》,就不会有《看不见的城市》”,腰封里的这句话格外醒目,当醒目指向一种“看不见”,是不是制造了一种悖论?就像马可瓦尔多在被雪覆盖的城市里却也迷失了自己,就像马可瓦尔多的故事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被格外看见,一张纸、一本书,到底承载着多少童话之外现实的困境?存在着多少小野兔之后狼的恐怖?这是还没真正成为“看不见的城市”的一张纸,但是对于小工马可瓦尔多来说,却先是看不见了自己,看不见在城市里生活的自己,就像被雪包裹的雪人。在春天,有着“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的马卡瓦尔多看见了城市中心冒出来的蘑菇;在夏天,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城市,而马可瓦尔多成为唯一没有离开的居民;在秋天,他一直精心培育的植物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它从黄色变成了橘色,接着又变成了红色、紫色、蓝色、绿色,最后又变回了黄色,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在冬天,看完电影的马可瓦尔多发现大雾侵袭了整座城市,“那雾又厚又暗,把一切东西和声音都裹在其中,把距离压成一个没有维度的空间,把光线卷入黑暗中,并把它转化成没有形状也没有方位的闪光。”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四季组成了一个封闭的时间,而城市成为马可瓦尔多封闭的空间,看不见的城市似乎成了马可瓦尔多的一种臆想,而这种臆想而真正意义,是马可瓦尔多想成为这个城市之外的存在,想成为城市里看不见的自己——一个人的城市是马可瓦尔多生存的写照,他似乎和城市保持着隔离状态,当那个夏天“属于他一个人的城市”出现的时候,马可瓦尔多享受着孤独,他感觉马路是深谷,或者是干涸的河床,感觉房子是成片的峭壁,或者是礁石的岩壁——城市变幻成了大自然,它是广阔的,它是无限的,它当然也是自然的,所以城市变成了不存在,“那个曾经囚禁了马可瓦多一天天生活的城市,那个由各种合成材料堆成的凝聚物,现在变成了性质各异的马赛克石片,由于硬度、热度和质地的不同,每一块石头不管是看上去还是摸起来,都非常地不同。”这也正如他说过的那句话一样,“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他正朝着自己期待的世界迈进。

于是,他用他的眼睛发现了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看见了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还有马背上的牛虻,桌上的蛀虫洞,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果皮,“通过它,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里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于是,他深夜出门寻找公园里的一张长凳,“哦,我真想有那么一次,能在鸟儿们婉转的呜叫声中醒来,而不是在闹钟的铃声中,不是在刚出生的保利诺的尖叫声中,不是在我老婆多米蒂拉的痛斥中醒来!”于是,他跳到装沙的船上,把衬衫、裤子、鞋子全脱了,钻进沙子里,让孩子们把自己埋起来。一个人的孤独,也是一个人的迷失,也是一个人的无助,马可瓦尔多想要成为一个在城市里消失的人,却注定是一场梦,“马可瓦尔多现在就跟瞎了似的,几乎失去了视觉,他觉得那自己只隐约看到了片刻的那个城市又被平日的城市取代了,或者也许只是梦到了。”

他听到牛群走过道路,是在梦中;他在大雾中坐上了飞机而飞机里都是印度人,也是在梦中;他和孩子们去高速路上的森林里伐木,更是在梦中。黑暗中出现的梦,梦中出现的又浓又厚的大雾、穿过城市的道路、水流的声音,都是城市之外的存在,但是梦更让他迷失,“就这样,几经拐角、凹陷处、岔口、柱子之后,马可瓦尔多的路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图形;好几次他都觉得路要走到头了,结果只是换了一个方向罢了;弯弯折折地走多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拐到什么方向上去了,也就是说,如果还想回到底下的路面上去,他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跳了。”实际上城市没有消失,也不是看不见,它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甚至就在马可瓦尔多的对面:因为采了路上的蘑菇,最后都中毒了,马可瓦尔多和其他人一样住到了医院的病房里;因为听说黄蜂能治风湿病,于是马可瓦尔多采集黄蜂给大家进行“黄蜂疗法”,但是最后,“马可瓦尔多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他的顾客被蜇得浑身浮肿,难以辨认,在病房里其他病床上对他破口大骂,他却一声都不敢回。”对一张长椅的期盼,最后在夜间巡警托尔纳昆奇的干扰下,在水池里的水的声音中,变成了一场噩梦,“他梦见了一顿午餐,盘子是被盖住的,好像是为了避免面凉。他把盖子掀开,里面有只死老鼠,发着臭。他看了下妻子的盘子:另一具老鼠的尸体。在孩子们面前,是其他一些小老鼠,更小一些,但也是烂掉一半的。他又揭开了一个汤碗,看见里面漂着一只肚皮朝上的猫,恶臭把他弄醒了。”最后在满是恶臭的垃圾堆里醒来……

马可瓦尔多在一个人的城市里,在幻觉的梦里,他其实是在逃避,但是当城市以另一种方式将他拉进去,他实际上陷入到无法逃避的困境中,逃避而无法逃避,像是一次次挣扎,一声声呼喊,一次次行动,最后又返回到了原点,甚至原点也不存在了,它反而变成了一个异化的世界:蘑菇不长在森林里却在道路上,最后所有人住进了城市的医院为成为了病人;一家人想要用粘鸟胶粘住丘鹬用来冲击,不想最后被黏住的是一只鸽子,甚至是一只市政府的鸽子,他们成为破坏城市规则的人;没有取暖的柴火,马可瓦尔多和孩子们发现了高速公路上的森林,却原来只是城市的广告牌,于是锯着木头的马可瓦尔多成了城市商业的一部分,路警阿斯多尔夫赞叹道:“啊,是啊,斯塔帕止痛药!这广告很有表现力!这个主意好!上面那个拿着锯子的小人儿象征着偏头痛,痛得把脑袋劈成了两半!我一下就明白了!”看到笼子里的兔子,马可瓦尔多的眼睛里是对“对动物的善意和烤兔肉的可能性”,而实际上这一只兔子是城市用来实验带着病菌的“毒兔子”;蓝蓝的河水,马可瓦尔多想要去钓鱼,却发现那种蓝色只不过是城市油漆厂排放的有毒物……

甚至,这种异化影响到了马可瓦尔多的家庭生活,本来期望着用沙浴来资料自己的风湿病,却不想当身体被埋进沙船的沙子里,“这艘装满了沙子的船,就自由自在地顺流而下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是:“过了桥的一百多米处河床会有一个落差;而这船也会顺着瀑布翻下去,他呢,将会被沙、水、船所吞没,没有任何活着出来的可能。”而那一次马可瓦尔多听到了穿过城市道路的牛群,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旅行,但是后来发现儿子不见了,接手马可瓦尔多儿子失踪案的警官说:“混进了牛群里?那肯是去山里了,去度假了,他真有福。你等着瞧吧,他回家的时候一定是又壮又黑的。”但是最后当儿子回来,他却变成了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像马可瓦尔多一样为了生存奔波的男人,“根本就没时间。总有什么活要干。挤奶,备草,收粪。这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没有劳动合同,他们付了我多少钱?真是少得可怜。但如果现在你们以为我会把钱给你们,你们就错了。行,就这样,我们去睡觉吧,我都累死了。”

一切自然的、美好的、甚至有些童话味道的东西都在城市里异化成了可怕的东西,城市没有消失,它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对立在马可瓦尔多面前,就像在夏天,那个有着阳光、沙子和睡意的星期六,孩子们听到“漩涡”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到一种欢快,但是马可瓦尔多却告诫他们说:“漩涡是看不见的:你在游泳的时候,它会抓住你的脚,然后把你往下拽。”漩涡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可怕之处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异化功能是看不见的,城市的吞噬能力也是看不见的,在这看不见的漩涡里,每一个人似乎只能随波逐流,吞没或者消失,再无自己的一点力可以反抗。而且,不仅仅是马可瓦尔多,城市里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变成消失的人,采蘑菇的清洁工,公司里的同事,公路上的骑警,以及在猫群生活的小屋子里的女侯爵,其实都无法从这个城市里突围,他们在政府制度、商业广告组成的城市规则里,变成了消失的人:曾经拒绝房地产开发的女侯爵终于死了,于是那一片最后的领地终于被机器的隆隆声吵醒,而那些猫最后的坚守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臆想:“所有的猫都在脚手架上大摇大摆地散着步,把砖头、灰泥的桶推下去,在沙堆里斗殴。每当工人们要抬起一根钢筋时,钢筋堆的顶部总会有一只蜷在那里的猫,暴怒地吐着气。最阴险的猫会直接爬到泥瓦工的后背上,就像是要打呼噜那样,没有一点儿办法可以把它们赶走。”

一个人和城市,个体和集体,当然最后的命运是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被吞没,就如那个下雪的“明亮的细颈瓶”,小野兔和狼在那道线的两边,看起来互不侵犯,但是线是可以移动的,就像梦是可以扩展的,水是用来淹没的,漩涡是为了把人拽入深渊,就像马可瓦尔多带着家人推着小推车的超市,在过足了购物瘾甚至可以从墙上的洞口离开超市,最后从洞口出来,却是选在那里的七层脚手架,而城市正放着霓虹灯,“正在邀请人们来这家大型超市里买东西。”出口即为进口,在一种循环的世界里,逃离就是无法逃离,消失就是不再消失,因为一场无垠的雪只不过是一张让雪消融的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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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练习

编号:C38·2200316·1630
作者:【法】雷蒙·格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29.00元当当13.70元
ISBN:9787020131068
页数:184页

《风格练习》是法国作家雷蒙·格诺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首次出版于1947年,1963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再版时作了修改。这本书以九十九种不同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公共汽车上,有个年轻男子,衣着外貌有些乖张,与人发生争执,但很快就离开原地抢了个空座;之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圣拉萨尔火车站,与另一年轻人在一起,两人在讨论外套上衣扣的事情。“有时,哲学家登上一辆S路公共汽车,这是一种工具性的,无关紧要的非存在。他的眼球的松果体如此明澈,完全能够透过转瞬即逝的、平淡的表征发现隐藏在虚荣的长颈和物质的帽绳之中悲伤的世俗意识。”1949年,《风格练习》首次被改编成戏剧,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红玫瑰酒馆上演。1954年被改编成歌曲,在布鲁塞尔的口袋剧场演出。1980年再次被改编成戏剧,在蒙帕纳斯剧院演出,并在法国电视三台播放。这本书已出版三十五种语言版本;其中,意大利语译本由著名作家翁贝托·埃科翻译。
《风格练习》:我没有写作的习惯

“不。最奇怪的是我两小时后又看见他了。”
“在哪儿?”勒内问。
“圣拉萨尔火车站前面。”
“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阿尔贝说,“他和一个伙伴在散步,那个伙伴指出他外套的扣子钉得下了点儿。”
“的确,这是我给他的建议。”泰奥多尔说。
    ——《99 意外》

意外接连发生:五月的最后一天,五月的最后一本阅读的书,以及五月最后一次书评,当一个小时之内将九十九篇的《风格练习》的看完,一种隐隐的感觉是,它曾经被我有限地阅读过。对于似曾相识的确认需要我搜索记忆,当然更为保险的办法是查找书评,果然,它出现在《《乌力波2》中,距今三年前,我就是阅读了这本有着我一篇书评的《乌力波2》,阅读了雷蒙·格诺的《风格练习》,然后写下了书评:《这种情况下,故事同样结束了》——当故事结束,当书页合上,为什么在三年之后的一个下午,还是拿起了这本书,从第1篇“笔记体”看到了第九十九篇的“意外”?

是记忆出了问题将经历的故事遗忘了?还是《风格练习》本身的无主题变奏让人走进了迷宫?或者说,三年之后无记忆的阅读是不是也成为无主题的一部分,成为了“意外”之后的第一百篇——由阅读的读者生成的第一百篇是不是雷蒙·格诺早就设置好了的“续篇”?但是又仿佛就是意外,五月的另一天,当阅读完帕慕克的《白色城堡》,准备将笔迹放入文件夹的时候,才发现这本书的普通版本在三年前也已经看完了,但是我也是跌进了遗忘的怪圈中,甚至写了6000余字的书评也没有任何印象。在同一本的另一本里,故事仿佛是重新开始,普通版和精装珍藏版,出版于2016年和再版于2018年,售价20元和售价是49元,同一性里的差异性让阅读变成了零度。

同样是阅读已经完成阅读的文本,也同样是三年前的故事被遗忘?是不是一种巧合?《白色城堡》里被引用的那句话是:“故事其实早已经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一旁了”,我以为是对于遗忘的讽刺,但其实是对于意外的预言——在同一本另一本的迷局中,抛却哪怕仅存的一点记忆,忽视哪怕再点开的可能,就让一个故事,一种文本,一个寓言,在如白色城堡一样的空白处开始第一句话。故事早已经结束,图书已被抛在一旁,意外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而其实,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本来为了写作要讲书带着到办公桌前,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有这样做:昨天想从正在修路的那个栏板的缝隙里钻过去抄近路,后来走到那里才发现那个缝隙被钉得严严实实……

意外已经发生,意外正在进行,意外将要开始,在将来时、进行时和完成时一起组成的意外中,规则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意外就是规则之一?第九十九篇,意外发生在两个小时后,圣拉萨尔火车站对面看见了起先在公交车里遇见的年轻人,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一个衣着夸张的年轻人,一个戴着用绳子取代缎边的帽子的年轻人,一个和旁边的人发生冲突的年轻人,最后出现在火车站,有同伴指出他的外套纽扣太低了。在整个过过程中,我似乎都是一个旁观者,旁观者一个陌生的人,旁观者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但是在“意外”里,却出现了我的朋友勒内、阿尔贝,出现了几个人之间的对话,而对话的主体和这个年轻人以及衣服上的纽扣有关——完全可以将“意外”看成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最奇怪的是我两小时后又看见了他了”,第二部分则是当大家听到有人指出“他外套的扣子钉得下了点儿”的时候,泰奥多尔却说了一句:“的确,这是我给他的建议。”

第二部分的意外似乎更有叙述的空间,泰奥多尔的回答中涉及到一个第三人称“他”,这里的“他”指的是那个年轻人还是指那个给出建议的伙伴?泰奥多尔说的是自己给他的建议,从建议指向的对象来看,“他”更多是指那个扣子有点低的年轻人,这也就意味着泰奥多尔和那个年轻人认识,那么这个年轻人,就不是一个陌生人,按照人脉论来说,勒内、阿尔贝以及我都可能认识这个年轻人,所以第一部分在公共汽车上我作为旁观者的事实描述可能有意隐含了一个线索:我可能是和朋友一起上了车,但是在“两小时后又看见他”的奇怪相遇中,可以看车,泰奥多尔的“他”指向的是那个提出建议的伙伴,也就是说,泰奥多尔当初是向伙伴提出了这个建议,而后来这个伙伴又向从公交车站下来来到圣拉萨尔火车站的年轻人提出了建议,在这种建议的再三传递中,在指向的人物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似乎就有了某种意外的效果。

但其实,不同的“他”一样具有意外效果,因为泰奥多尔是这个建议的最初提出者,在对于这个年轻人作陌生化的描述,在对再次相遇用了“奇怪”的修饰,一切都是为了突出这个已经发生的建议的意外效果——真正的意外,其实在于本来简单的故事,尤其是后半部分在两个小时后遇到他的情节,几乎都是没有起伏的状态中,忽然就出现了那些朋友,忽然就有了已经提过的建议——当这个九十九篇以“意外”的方式发生,是不是就是在解构这个故事本身?放在最后的一篇,是发生的意外,雷蒙·格诺是不是有意要将这个故事改写的目的指向必须意外的结局?不再是年轻人、车上吵架的乘客,也不再是我作为唯一的旁观者,也不再有一个提出建议的伙伴,而是出现了众多的人,出现了对话,出现了已经被提及的建议,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但是,第九十九篇的意外,又像是对于前98篇书写的一次总结,或者说,前98篇也都是对于意外的书写——意外是什么?意外就是在必然性之外出现的可能性,意外就是在既定的规则之外新的规则,意外就是不按照给定的故事做一次书写,不妨从第一篇至九十九篇的中间寻找意外的意义所在:第50篇《笨拙》,在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是一段开场白:“我没有写作的习惯。我不知道。我很想写出悲剧,要么是十四行诗,或者颂歌,但这些都有规则。这让我没法儿进行。这不是给业余爱好者玩儿的。其实就这些话已经不错了。”无论是悲剧还是十四行诗,无论是颂歌还是小说,都有规则,所以在“想写”的欲望中,这些规则“让我没法儿进行”,因为没法儿进行,所有我从来没有写作的习惯,也就是说,真正的写作是被命定的,它是在悲剧、十四行诗、颂歌规定的体例中,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写作,但是当“今天看到了一点事情”,当我想写下来,是不是意味着我必须打破规则用写的方式写——一种解构开始了,我必须写,但是我不在规则之内写,所以我必须写变成了我可能写,可能写是一种“笨拙”的方法,但是所有可能写都意味着意外的发生。

最后一篇的“意外”在第50篇的《笨拙》中找到了线索,仿佛是一种对半的折叠,如此,再折叠一下,第一篇的开场是不是意味着具有某种没有意外也并不笨拙的手法?第一篇是《笔记体》,基本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S路车,某高峰时间。一男子,二十六岁左右,软帽,软帽缎边代之以绳,长颈,仿若有人从上方拽住。人们下车。该男子与旁人冲突。他指责对方在有人经过时都要撞到他。一副哭丧模样却欲呈凶恶状。看见一个空位,该男子迫不及待地冲过去。”而两小时后之后的故事是:“两小时后,我在圣拉萨尔火车站前罗马庭院再次遇见他。他有一同伴,同伴告之‘大衣上应再钉一扣’,并指出纽扣应钉之具体位置(胸口处)及原因。”简洁而中规中矩,具备了笔记体记录的意义,但是很明显,这种记录对于事件的描述是简单的,它甚至只是流水账,而两个小时之后的相遇也没有奇怪的感觉,当然更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第一篇的《笔记体》却正符合第50篇的《笨拙》的要求,抛弃一切的规则,以一个从来没有写作者的角度去记叙这个故事,当然,它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如此,在第一篇、第五十篇和第九十九篇之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从事件本身入手,不注重规则甚至抛弃规则,让一个从来没有写作习惯的人写下一次经历,所有不是方法的方法都变成了一次对于文本“意外”的练习——“我没有写作的习惯”就是写作的意外,就是文本的意外,就是叙说的意外,就是规则的意外,而这个故事最意外的一点是,从第一篇到第九十九篇,根本没有一个关于这一事件的范本,也就是说,连写作最基本的原始文本也不存在:到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遇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在九十九篇“意外”的文本之外,雷蒙·格诺根本没有设置一个用以练习的母本。

没有母本,没有规则,没有写作的习惯,雷蒙·格诺便开始了天马行空式的风格练习,开始了到处是“意外”的写作游戏。它可以在“那天的中间时刻,腹部白兮兮的鞘翅目大昆虫上,挤满了一堆移动的沙丁鱼。一只小雏鸡儿,伸着拔光了毛的长脖子,冲着旁边一条泰然处之的沙丁鱼嚷嚷,他的语言在空气中延展开来,充满了湿漉漉的抗议。接着,瞄到某处有一片空,小雏儿立即冲了过去”里寻找隐喻;它可以在“应该在外套上再加颗扣子,朋友对他说。我在罗马庭院的中央遇见了他,之前一次遇见的最后时刻,他正贪婪地冲向一个空位子。冲过去之前,他才抗议过旁边的乘客挤着他了,他说每次别人下去的时候,这个乘客都会撞他一下”里完成事件的“反溯”;它可以在“他,帽子。他通过人的声音表达了愤怒,将这声音与帽子相连的,是帽子下一个类球形的东西,这东西上围绕骨骼有肌肉分布,上面有几个小洞。接着他突然走开坐了下来,帽子”中建立“泛灵论”;它可以在“12点17分,在S路车一辆长10米,宽2.1米,高3.5米,从起点算起已经开了3.6公里长,承载了48位乘客的公共汽车上,一个男性乘客,年龄为27岁3个月8天,身高1米72,重65公斤,戴一顶17厘米高的帽子,帽子上部有一根长为35厘米的带子”找到“精确”的意义;它可以在“公共汽车的车后平台。这是地点。大约中午时分。这是时间。乘客间的争吵。这是情节。一个年轻男子戴着饰有绳辫的帽子。这是主要人物。某个人。这是次要人物。我。这是第三个人物。叙事者。听到的另一句话。这是结论”里进行逻辑分析……

雷蒙·格诺:求证作者的子集为空集

当然,它也可以在感叹号里“惊叹”,在问号里“犹豫”,在“不”里否定,在“噢”里感叹,在“突突突”中拟声;它可以提供主观视角以及另一个主观视角,可以转换为信函和新书宣传插页的形式;可以用问讯、戏剧和旁白,可以用定义、曲言和预卜;可以在限定词里作文,可以精确描写,可以字母移位,可以使用造词;可以使用不确定过去时、现在时、未完成过去时;可以头音节省略、尾音节省略、词中音节消失;可以用形同词重复、字母交叉对调、词语交叉对换进行重新排列;可以运用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听觉来书写,可以从植物学、医学、动物学、几何学角度来阐释;可以用屠夫行话、爪哇语、伪拉丁语、伪意大利语体、“英格里希”(外国佬)腔来言说……

当然,作为对于写作规则的颠覆和重建,雷蒙·格雷故意用了十四行诗体,日本短歌体、亚历山大体、自由体诗歌,甚至将一种手法命名为“故作风雅体”:“差不多是七月的一个中午吧。骄阳似火,炙烤着母亲般的大地。柏油路面噼噼啪啪地慢慢融化,微微散发出那种沥青的味道,让癌症病人不禁想起他们既纯粹又具侵蚀性的病灶。”仿佛在这些体例中开始了规则之内的叙述,仿佛是习惯了真正的写作,但是在两个小时后遇的圣拉萨尔火车站,在对纽扣的议论中,雷蒙·格诺再次走向了解构:“而所谓的优雅,并不比一颗颗纽扣的问题走得更远。”优雅是一个问题,因为规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规则的问题似乎涉及的是作者本体论:当雷蒙·格诺用前后四年时间创作了这九十九篇“风格练习”,是不是在故意不把写作当回事儿的情况下,要把作者也解构掉?他创作九十九种可能,看起来是一个作者,但是在安排了不同意外的情况下,创造的九十九种可能是不是就是指向读者,或者创造和互文的目的是为了读者阅读?这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显然这个假设是幼稚的,在互文世界里,看起来有作者,而其实作者的目的是把更多的读者带向迷途,然后在迷途中成为作者,带入更多的读者,成为更多的作者,如此循环,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所有的读者都变成了作者。

这种不受作者控制而漫向了读者的文本游戏,在情节纵生中得到了体现,第七篇是《梦》,梦见了坐上了S路车,梦见了年轻人,梦见了冲突,之后又是“梦的另一部分”:“这个人在阳光下的圣拉萨尔火车站前行走。他和一个同伴在一起,同伴对他说:‘你的外套上应该再加一颗扣子。’”而最后是梦的终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梦成了文本游戏之外的另一个文本,它以梦着和醒来的封闭结构将故事纳入其中,而梦即使醒来,也扩大了外延;第四十七篇《幽灵》仿佛是另一个梦,它将时间拖向了1793年5月16日,里面出现了布莱蒙索的猎场看守人,出现了奥尔良公爵家菲利普亲王殿下,出现了邪恶的帽子:“1793年5月16日,这一邪恶的存在戴着一顶形状怪异的软帽,上有一圈绳辫。于是我们很快观察到在上述的帽子下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长着一根长得出奇的脖子,也许是中国式的着装。这个人的可怕面貌让我们的血都凝住了,以至于忘了逃跑。”而第11篇《逻辑接力》更像是一个命题作文,在这个故事的外壳之外,设置了嫁妆,刺刀,敌人,教堂,气氛,巴士底狱,通信等词语,要求以一种逻辑将它们连接起来,于是故事变成了一种传奇:“有一天,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站在车后的平台上,这辆车应该是马里亚日先生女儿的嫁妆,而马里亚日先生主宰着巴黎地区公共交通公司的命运。车后平台上有个颇为可笑的年轻人,不是因为他没有佩戴刺刀,而是因为他看上去佩戴着刺刀,实际上却没有。”

故事外层的梦,将时间置换的“幽灵”,设置了词语的“逻辑接力”,在这些新的结构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作者不再隐形,而变成了控制文本和故事的主角,这似乎在解构中又建构了一种规则。公交车上的年轻人,大衣上应该多加一个扣子,其实原本是没有母本的文本创造,是没有规则的写作,是充满意外的故事,但是当作者从文本的隐没处出来,雷蒙·格诺其实建立了规则,无规则之后的规则,似乎还是没有能让一个写作者在没有写作习惯的世界里任意驰骋,似乎不再让写作在可能性里体验更多的文本游戏,就像几乎所有的书写中,都有一个作为旁观者的“我”,我在旁观,我在记录,我最后又相遇,我处处存在,就是从不肯离开的作者。而让—皮埃尔·勒纳尔的《卷宗》完全变成了对于作者、对于主题、对于规则的一次解读:为什么有四个人物登场?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映射着迷恋爵士乐的法国青年?S路公交车为什么会有变化,是不是雷蒙·格诺带着一种想象强加给它?

这些问题都在严密的考证中走向了必然性的答案,而考证所指向的也是凸显雷蒙·格诺作为作者的意图,于是规则被一再建立起来,于是手法被一再研究,于是作者不再制造意外,于是主题在揭秘中完成了命名:“如果将位于中间的篇目单独放置,我们可以得到:49(7x17) +1+49(7x17)。我们可以把这所谓4倍的7看做是作家的签名。”因为雷蒙·格诺说过:“我的姓氏和我的两个名,每个都包含了7个字母,而且我恰巧是在一个21号出生的(3x17)。”而如果回到没有规则的可能性里面,回到取消作者的游戏层面,甚至回到充满了意外的文本练习里,99只是99,它的前面是毫无悬念的98,它的后面也是从不被限制的100:“原计划练习的篇数要多得多。但是因为懒惰停下了,我不想让读者感到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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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戈萨手稿(上下册)

编号:C38·2200114·1628
作者:【波兰】扬·波托茨基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118.00元当当57.80元
ISBN:9787540494155
页数:936页

还是腰封,上面写着:“文学史上的怪奇杰作,比肩《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的史诗巨著。”当一种传说重见天日,它的背后依然是一个充满了虚构的传说——文本本身而言,像是故意制造的神话:瓦隆卫队的年轻军官阿方索赶赴马德里,他很快发现,他被困在一家神秘的路边客栈,和形形色色的怪人待在一起:小偷、强盗、贵族、妓女与吉卜赛人,于是,他用六十六天时间记录他们的故事,大约四十年后,这部手稿在一个锁起来的箱子里被发现……这是一部关于伪装、魔法、幻想,关于荣誉与怯懦、着魔与诱惑的书,生动刻画了各色人物,小说使用了怪谈、魔幻、爱情、喜剧、哥特等文风,故事中套着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一部难以被拆分的长篇小说,被誉为堪比《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的杰作。18世纪的波兰伯爵扬·波托茨基在这部杰作里展现了怪诞文学的各种元素,而作为波兰贵族、旅行家、人种学家、埃及古物学家、语言学家、旅行家、启蒙运动期间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和功绩,在波兰也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萨拉戈萨手稿》: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

你们都很清楚,我主是以言创世的,他随后又让自己化身为言语。
    ——《第九天》

上帝以言说创世,言说是不是就是绝对的权威,当质疑言说,是不是对虔诚信仰的背叛?十六岁的马蒙被父亲传授卡巴拉秘法,认识“源体”或“生命之树”的知识,是另一种言说,甚至就是背叛,因为父亲是个星相学家,而马蒙作为犹太拉比,当他违背父亲的教诲研究《雅歌》里的诗句,是又重新回到上帝言说的路上?他只是禁不住诱惑,探寻“艾米娜”和“齐伯黛”这两个不死神女的名字,而当他唤起神名,脚下的大地开始晃动,并将他压倒,而醒来之后马蒙看见先知牵着两个美丽的女子走向他,并将她们交给他——大地的震动是对于他禁不住诱惑的考验,是对于他违反上帝言说的惩罚,但是对于马蒙来说,却又进入到了上帝言说之外的故事里,因为他被两个女人诱惑,而当自己脖子上那条用那们的头发编成的发辫,在一团纯净之火的燃烧中吞噬的时候,神女其实变成了魔女,正如秘法师马蒙的妹妹利百加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弄清楚,她们是女魔鬼,名字叫艾米娜和齐伯黛。”

从星相学父亲的卡巴拉秘法之书,到《雅歌》文末的诗句,从神女到魔女,从伊莉雅先知交给他的两个女子到所罗门王的两个女儿,从大地震动的惩罚到大火烧尽了凡人之物,上帝的言说到底在哪里?上帝自己又在哪里?当利百加把秘法说成是“一门科学”,并非全知全能的科学是不是像上帝言说一样充满了未知?甚至像“艾米娜”和“齐伯黛”这两个被命名为不死神女的名字一样,上帝的言说或者只是一种误读?当戈梅莱斯家族的后代阿方索·范·沃登走在去加入瓦隆卫队的路上,当他进入莫雷纳山区的死亡谷,当他遭遇宗教裁判所通缉,又受到国王命令在荒僻之地呆上三个月,在这旅程中的第九天,秘法师的故事,利百加的劝告,以及星相学家父亲的传授,先知的教导,阿方索听到的故事,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言说?

故事本身就是言说的一种,它就是这本“萨拉戈萨文稿”,“后记”中说,“我亲手将这份日记誊抄了一遍,然后放进一个铁盒,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后人会让它重见天日。”那是1765年,在44年后,它被一个法国军官发现,那是萨拉戈萨围城之战结束后不久,法国军官进入到城里的荒僻地带,发现了一个小屋,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了写满了字的笔记本,那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手稿,于是他拿走了这本手稿并将它交给了上尉,而上尉发现这是一部对他来说无价之宝的作品,“因为这作品记载了他一位祖父辈亲人的故事。”1765年放入铁盒,1809年被发现,西班牙语写成,被翻译成法语,在“后记”和“前言”组成的线索里,一本书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这是言说的第一层结构——其实并非是真正的第一层,因为这本书被命名为“萨拉戈萨手稿”的时候,它其实既不是西班牙语写成,也没有被翻译成法语,而是用波兰语写成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便是扬·波托茨基,本书最后面的“作者及本书大事年表”便是对这一文本的真实记录:1989年《萨拉戈萨手稿》第一个全本出版。

如果排除扬·波托茨基作为言说的第一层封闭结构,在文本意义上进入到这个故事里,从1765年到1809年的构成的闭合系统便是真正言说的开始,而这个文本完全是各种言说的汇合。从内容意义上说,文本是多重的:在第三天,阿方索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说道父亲曾经在神学家面前,拿出了一本写满了奇闻轶事的书,里面有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并以这个故事考验我的勇敢;第十天当阿方索在秘法师的城堡里时发现了桌子上的一本厚书,里面的文字是哥特字体,书名是“哈佩尔奇谭集”,里面记载着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而在第十一天,隐修士拿出的一本书是菲洛斯特拉托斯写的《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传》,这本书于1608年由莫莱尔出版,里面记载了关于女魔诱惑的《吕基亚的墨尼波斯的故事》和关于幽灵的《哲学家阿特那哥拉斯的故事》;第十三天,听到吉普赛首领讲述的故事之后,阿方索想起了自己读过的那本哈佩尔的书,里面的记载的故事和首领所讲的故事相似,首领便说:“罗马蒂说不定就是照着这本书编自己的故事的,又或许书中的故事是从他这里而来。”而在第二十六天,吉普赛首领继续讲述的故事里讲到了市面上出现的一本叫《恋爱中的莱翁斯》的小说,因为书中描述爱情时文风大胆,于是小说成了危险读物,学校严禁学生接触此书……

故事在文本里,文本记载着故事,在这个多重的结构里,言说便成为了一种没有唯一的存在,甚至里面有混乱和矛盾,而对于文本的这种性质,创造言说同时可能意味着毁灭言说,就像在第四十九天首领讲述“由其本人之子即受永罚的朝圣者讲述的迭戈·埃瓦斯的故事”里,提到了埃瓦斯为了传达自身思考的各种观念,他写作了一百卷的一本书,里面包含自然史、动物学、鸟类学、鱼类学、人的生理学、解剖学、骨学、神经学,以及关于战争、神学、释梦学等包含各类知识的百科全书,最后一卷是“分析学”,“按照埃瓦斯的看法,分析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思想的最后一块界标。”当写作完成,他将原始文稿和部分章节的修改稿付之一炬,并将门锁好踏上了回乡之路,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群魔乱舞,而一只老鼠将他最重要的“分析学”最后几页拖进了老鼠洞里。分析学是关于人类思想的最后界标,当老鼠作为魔鬼一员毁掉了这一卷,也意味着思想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埃瓦斯凭借记忆开始了重写,而重写并不是对于原本的复制,他创造了另一个文本:“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地狱里或许办了场庆典,为了庆祝那燃烧不休的地狱之火又多出来一个新的火种,受罚的人都被加了刑,一声声凄厉的哀号让魔鬼们得到更开怀的享受。”

这种被魔鬼毁灭又在文本里制造了地狱之火的创造,是不是在推翻曾经自己的言说,甚至推翻人类的思想?但是在谈到这个故事时,老首领的说法是:“所以,还是请您多给点耐心,等故事讲到结局时再做判断吧。”因为这个故事并不是受到永罚的埃瓦斯自己说出的故事,他是埃瓦斯的儿子讲述的故事,而首领又讲述了埃瓦斯的儿子所说的故事,所以在隔着不同的讲述人,这个故事其实可能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和矛盾,实际上正是埃瓦斯这个写作、破坏、重写、创造的模式成为了《萨拉戈萨文稿》言说的基本结构:从第一层的封闭系统开始,不断创造着新的故事,它们嵌套着,成为一个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言说结构:第三天在隐修士面前,阿方索开始讲述“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里的父亲为了让我具有成为瓦隆卫队的一员,从那本大部头书里讲述《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和《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这是一个两层嵌套的故事;在第十天里,“我”看到了秘法师城堡里“哈佩尔奇谭集”,打开读到了“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而在“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里,蒂博遇到了一个少妇,少妇便向他讲起了松布尔城堡丽人“达丽奥莱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三层嵌套的故事。

这是嵌套结构的一种运用,而在比重最高的吉普赛首领故事里,他从第十二天开始一直延续到底六十一天,这个流浪汉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但是自足的世界里却又留出了不同的出口,当他遇到不同的人于是有了不同的故事,里面有几何学家贝拉斯克斯的故事,有出现又消失的犹太浪人的故事,有侯爵托雷斯·罗韦拉斯的故事,看起来这些故事和吉普赛首领的故事处在一种平行结构中,但其实是首领在讲述自己绵长的故事中故意为他们留下了讲述故事的空间。而且在首领的故事内部,还有另一种嵌套结构,阿瓦多罗父亲的故事出现在第十二天和第十三天,也就是说,如果把《萨拉戈萨文稿》按照《十日谈》的结构分析,他的故事就是被放置在第二个“十日谈”的起始部分,而第五十四天则是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结尾部分;而隆泽托和埃尔维拉的故事则在第十五天至十八天、二十天以及第四十一天至四十五天讲述,也就是说被安置在第二个“十日谈”的后一半和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前一半。这种结构设置似乎是扬·波托茨基 对《十日谈》的致敬,但是嵌套方式又是对“十日谈”的超越。

除了在讲述人讲述故事时完成了“连环嵌套”,在整个小说中,叙事类型的多样化也使小说变成了一部不同方式言说的百科全书,里面有和绞刑架有关的黑色小说,有佐托为讲述人和经历者的盗匪故事,有帕切科、秘法师相关的神怪故事,有阿瓦多罗讲述的流浪汉小说,有帕切科、托莱多、布拉斯·埃瓦斯的浪荡子故事,有贝拉斯克斯、迭戈·埃瓦斯的哲学故事,有族长相关的政治类故事,加上埃瓦斯的百科全书目录、乌泽达家族的家谱、特拉斯卡拉的自然宗教等,各种奇闻怪事和惊险经历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本,也使得言说变成了一种杂烩,而在这样的故事里,上帝的言说还有必要寻找?

故事多种多样,人物身份千奇百怪,旅行经历充满了惊险、恐怖和神秘,但实际上,这些言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埃瓦斯的那一百卷的百科全书,在提供了丰富知识的同时可能意味着被毁灭,所以从这种嵌套结构中走出来,或者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就如艾米娜对“我”说的:“天就快亮了,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度过的这些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文本意义上创造了可能性的同时,真正的言说是存在的,犹太狼人说:“如果探究这种风格的源头,很可能会牵涉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方面也和埃及人的一条训言有关:不要痴迷于象征,而应该专心把握象征的内涵。”

种种言说,都是象征的表象,就像阿方索进入到莫雷纳山区一样,在这个还没有建立移民点的地方,在各种走私犯盗匪横行的的地区,在传说有鬼怪、食人吉普赛人以及吊挂着尸体绞刑架的神秘之地,阿方索就像是一个进入到言说世界的闯入者,但是在他看来,自己不会迷失,是因为自己接受了各方面的教育,正是这些教育“指引我恪守荣誉的信条”,而在这条路上,“践行这一信条的方式之一,就是绝不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出丝毫畏惧之意。”这种教育从何而来?在第三天阿方索像隐修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说到了父亲对于自己勇气观的教育,父亲讲述了“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特里武尔奇奥是一个高傲的人,但是他喜欢上了美貌的尼娜,为了这份爱他放下身段向她表白,但是遭到了尼娜的反对,而当他看到尼娜和自己看喜爱的人在一起时,拔出匕首朝这对情侣连刺二十下,然后冲出教堂逃离城市,父亲讲述完这个故事问阿方索,“换成您是特里武尔奇奥,您会不会害怕?”阿方索的回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觉得我会非常害怕。”为此父亲愤怒地说:“你真是不配做我的儿子,我本来还想培养你进瓦隆卫队,可你这么懦弱,会给瓦隆卫队丢脸的。”之后父亲又讲述了“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故事里的朗杜尔夫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当地人对他深恶痛绝,而他喜欢和城里的交际花打交道,最令他倾心的是一个名叫比安卡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更是狂放不羁,而且也不信教,甚至唯利是图、道德败坏,后来她的舅舅代表正直人士杀死了比安卡,比安卡化成了幽灵,于是父亲问阿方索:“换成您是朗杜尔夫,您会不会害怕?”阿方索这一次的回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向您保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于是父亲决定将他送到瓦隆卫队,在得到了卫队上尉的委任书之后,阿方索便走上了去往西班牙之路,而此次行程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从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不害怕,阿方索的转变是不是真的是拥有了勇气?两个故事其实有着明显的不同,高傲的特里武尔奇奥刺杀了情侣,是为了内心的爱,虽然采取了暴力手段,但也正是体现了他的高傲,而朗杜尔夫的故事里,被杀死的比安卡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呢,朗杜尔夫也是放荡不羁,所以当阿方索被代入到这个故事里的时候,他根本不害怕,这种不害怕的潜台词是自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害怕和不害怕正是表现了阿方索的荣誉观,作为一个有着戈梅莱斯家族血统的后代,阿方索的这一种高贵的虔诚,成为他加入瓦隆卫队的重要原因,所以他的观念是:“我想象不出,除了荣誉,还有什么原则能为美德提供更为牢靠的基础。在我看来,荣誉本身就涵盖了所有的美德。”但是,对于阿方索来说,关于戈梅莱斯家族,自己一直是个未知者,他只是在遇到了艾米娜和齐伯黛之后,才知道戈梅莱斯家族的一段历史,但是马苏德族长将长老召集起来“采取更谨慎的全新措施”守护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依然不知道。实际上,这一次旅程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加入瓦隆卫队,而是为了揭开家族之谜。

脖子上的那个十字架是一个信物,也是一个标志,“我向我母亲承诺过,永不会与它分离,我的每一句诺言我都会信守到底,对此你们不必怀疑。”阿方索曾经这样说,但是就像家族秘密一样,十字架或者只是一种象征,阿方索的承诺也只是对于象征符号的维护。其实父亲在让他上路的时候说起过对于这个象征符号的解读,那就是需要一种“虔诚的信仰”,因为阿方索通过母亲获得了戈梅莱斯家族的血统,而母亲的亲戚都是新皈依基督教的信徒,甚至还有人内心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所以父亲问他的是:“假如有人给您一大笔财富,并以此为条件让您改宗,您会不会接受?”改宗意味着什么?就是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主的唯一性,而这又似乎变成了一个言说的问题,当主以言说创世,又化身为言语,实际上就意味着阿方索走上旅程接受考验,就是面对言语和主保持唯一性,但是,在不同的路人的言说里,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相信一种唯一性的存在而不背叛不受诱惑,的确是个难题,就像“萨莱诺山公主的故事”里公主那样喜欢“制造难题”,让身边的侍女接受考验,而考验的方法则是:“我常同时给她们下两条相互矛盾的命令,她们在执行时只能完成其中之一。”而讲述这个故事的首领本身就是制造了这个难题,当罗马蒂的故事被言说,阿方索发现它和城堡里哈佩尔的书有相似之处,所以首领才说:“罗马蒂说不定就是照着这本书编自己的故事的,又或许书中的故事是从他这里而来。”

其实,这就是要在难题中找到谁是真正的言说者,找到谁制造了诱惑谁带来了欺骗,谁坚守着自己的信仰,阿方索就是在这个还没有建立移民点的山区,在死亡气息弥漫的兄弟谷,在遇见走私犯、盗匪、吉普赛人的遭遇中,完成了一系列类似入会仪式的考验,从最初在兄弟谷客栈遇见两位自称摩尔人的陌生女子,他便进入到了这个考验中,艾米娜和齐伯黛把他看成是遇见的第一个男子,要许身于他,并且在“马吉努恩和莱伊拉的爱情故事”里,感受到了如火的热情,以及“爱情所有的美妙之处”,这一种文本的言说“也给我们懵懂的心灵带来光明般的启示”,但是当阿方索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被绞杀的尸体旁边,昨晚的一切如梦境一般,而此后被宗教裁判所追杀之后遇见了秘法师,秘法师和妹妹利百加就说起艾米娜和齐伯黛不是神女,是魔女,这就开启了关于考验的最大隐喻:如何识别真正的爱。

爱是最大的考验,在阿方索遇见和听说的各类故事里,关于爱情的确占了很大的比重,爱在这里也变成了诱惑,变成了背叛,变成了不爱,甚至变成了权力的工具,“魔鬼附身的男子帕切科”陷在情欲的罪恶里,甚至演变为一场和继母有关的乱伦,“在我们三个人当中,绝不可以只有两个享乐,让剩下的那一个受苦。我要求今夜我们三人共睡一床。来吧!”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里充斥着为爱而走向暴力的极端,“冲出教堂,逃离城市”的结局不是在暴力中拥有了爱,而是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佐托的故事”里,那个小王子对西尔维娅的引诱制造了悲剧,最后西尔维娅和安东尼奥死在了泰斯塔伦加手下……埃尔维拉和隆泽托、洛佩和伊内丝、特拉斯卡拉和托雷斯、族长和翁迪娜,这种种的爱情故事里,有仇恨,有欺骗,有暴力,也有背叛,所以对于爱情的考验必须回到一种平等状态,回到消除所有罪恶的现实,数学家兼哲学家贝拉斯克斯对此作出的解读是:“假设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一个是递增的,另一个是递减的;这样的话,必然会有某个时刻,两人的爱处在相等的水平,具体说来,就是甲方对乙方的爱,程度等同于乙方对甲方的爱。那么这就进入到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领域了,而问题本身可以简化为一个曲线方程。”

所以对于阿方索来说,爱情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到来了,在各种言说中又制造了难题,所以他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拒绝自我言说:“我如果回答,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背叛她们,违反我以荣誉之名立下的誓言;要么是不承认认识她们,但这样我就不免要继续编造一个又一个可耻的谎言。到底采用哪种方案呢?稍做思量后,我决定一言不发,永远保持沉默。我下定决心,不管遇到怎样的审问,我都坚决不开口。”实际上这种不言说的沉默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听者,听者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信仰和爱一样处在“相等的水平”,无论是范·沃登、帕切科、利百加、秘法师、贝拉斯克斯,还有阿瓦多罗的三角恋爱,还是布拉斯·埃瓦斯与桑塔雷斯夫人及她的两个女儿的四角恋爱,都变成了不再言说里的故事,仅仅是故事。

但是在故事之外,阿方索也实践着对于信仰的探索,他承受各种压力,严守秘密,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甚至深入地下,用一只长柄锤和一把凿子来采掘金矿,还经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浓厚的水漫矿井的考验,他的勇敢贏得了回报:他不仅拥有了金子和各种荣耀,两位妻子还为他各生下一个孩子。最后在马苏德·本·塔赫尔的第五十二位传人,即戈梅莱斯家族现在的族长解读下,这个家族的秘密才得以揭开:马苏德是伊斯兰教阿里的狂热追随者,他就是要通过努力让这一代代的后人都能皈依伊斯兰教,在八位族人的先后统治中,两大家族获得了西班牙的大片土地,他们也实现了联姻,但是西班牙那时是基督教占了上风,所以对于族长来说,他的职责就是复兴伊斯兰教,他和马蒙联手实施的这个计划就是与非洲和西班牙几个大家族的联络渠道重新打通,“千年以来,这座金矿一直是我们家族的宝藏,它似乎是取之不竭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的祖先决定用这些金子来宣扬伊斯兰教,特别是为阿里的信奉者提供支援。他们实际上只是这笔宝藏的守护者,守护的职责让他们付出了无尽的艰辛,经历了无数的困苦,而我本人也在这一生中遭受了数不清的磨难。”而对于阿方索,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我们当时希望您能皈依穆斯林的宗教,最起码也要为我们家族传宗接代,后一个愿望我们还是得到了满足。”

所以自始至终这趟旅程就是一个被设计好的复兴计划,通过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族的言说,制造混乱,给出难题,最后阿方索也终于在这场考考验中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于是,在结束这次考验之后,阿方索的仕途一帆风顺,之后他加入战舰击败了英国人的围城计划,回到马德里之后成为亲王的副官,后来被晋升为上校,三十六岁时更是成为了将军,1760年还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而对于这份手稿,阿方索于1765年誊写好之后放进了铁盒,“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后人会让它重见天日。”有了金矿,有了财富,有了支援,甚至有了最好的权位,为什么这个关于伊斯兰复兴计划的手稿要锁进铁盒,要等待后人解开?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似乎都是宗教的信仰问题,是关于主的言说问题,而最后锁进历史的隐喻或者并不只是和宗教有关,它可能就是真正文本的制造者扬·波托茨基的一个复兴计划:为什么扬·波托茨基的母亲安娜·特蕾莎·波托茨基受法语教育会拒绝说波兰语?为什么从1772年至1795年,波兰会三次被瓜分?言说是一个语言问题,是一个统一问题,而这或许也是扬·波托茨基内心最大的隐痛,所以他创造这个关于言说的文本,真的“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而是在讲故事的言说之外,期待着有人真正懂得属于波兰的这个复兴计划,在历史的言说中看见希望,正如贝拉斯克斯所说:“在历史学这一块,也想拿运算作为研究工具,来确定已发生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从已发生的事推导可能发生的事的或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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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进行曲

编号:C38·2200114·1627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ISBN:9787208156012
页数:468页

1928年,在德国一个大城市的郊区,罗伯特、奥托和伦茨三个年轻人靠经营汽车修理厂的微薄收入艰难为生。他们在“一战”期间曾是战友,在战后的混乱与穷困中他们相互扶助,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是逃离困顿现实的避难所。开篇,主人公罗伯特回忆了自己自18岁参军以来,每一年所遭遇的变故,沉重的回忆使他难以喘息。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伯特结识了帕特,她外表纤弱却充满活力,二人坠入爱河,在一起度过了十分愉快的短暂时光。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帕特突然病危,由此罗伯特才知道由于战时的营养不良,帕特早已身患肺结核,为了治疗她不得不离开罗伯特前往瑞士的医院。在帕特离开后,德国国内的情势也急转直下,纳粹势力逐步上升,伦茨被激进分子杀害,奥托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报了仇。动荡的局势中他们的生计也被切断了。此时,瑞士传来消息,帕特奄奄一息。罗伯特和奥托二人急忙奔赴瑞士,为了筹措资金奥托卖掉对他们意义重大的改装车“卡尔”,而最终帕特还是在爱人的怀中去世了。本书是雷马克“一战三部曲”的收尾之作。
《伙伴进行曲》:因为你没有屈服

我将表猛摔在墙上。“瞧,如今可不会再有嘀嗒嘀嗒的响声了。如今,时间已经停止啦。我们已经把它裂成了两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再没有别人了。”
    ——28

她说:“你还应该活很长的时间。”她说:“我要你娶一位太太,生几个孩子。”她说:“在你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总比在你想要死的时候死去,好得多咧。”帕特的眼前是一种未及的时间,那里是鲜活的生命,是娶妻生子的祝福,是绕开死亡的祝福,但是,唯一不触及的是自己。那面镜子终于掉在了地上,那个黑夜终于无比漫长,最后她说:“你不应该再看我了。那已经不复是我啦。”是完全将自己撇除在了“我”的世界里。终于,她死了,“在破晓之前,黑夜的最后一个时辰死了。”

遥远的疗养院,无法治愈的咯血症,以及把自己抽离的夜晚,一种死亡发生似乎变得无声无息,而我说:“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妻子,除了你。你就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妻子。”我又说:“等你痊愈以后。我也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咧,帕特。可是那必须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就叫帕特。”但是一切都在了生命之外,即使我故意让镜子掉在地上不让她看见死亡前的自己,也依然无法把时间延续到幸福的未来,最后在她痛苦死去之后,我最后叫她的名字,“她第一次没有答应我。”而我望着她,什么事也不做,当帕特所说的“我又有一天啦”的清晨开始,“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

这依然是一个“爱与死的年代”,可是在这场被疾病夺取了生命的死亡中,不是因为帕特再也看不到新的一天,而是在她撇除了自己的未来里,在人世间再没有她的生活里,活着的我也如同走向了沉寂的死亡,那双手已经冰冷,叫她的名字第一次没有回应,时间停止了,不是一种“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的永恒,而是“再没有别人”的孤寂。帕特口中的“活很长时间”,“又有一天”,以及“那已经不复是我”都是关于时间的一种叙述,而我口中的“等你痊愈之后”也是对于时间的期待,但是当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真的发生,是不是时间反而变成了一种让人痛苦的存在?是不是爱在这种在没有回应的死亡面前再也没有新的一天?

镜子破碎没有办法阻止时间,表停止走动也不是取消了时间,它甚至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撕开了口子,就像费迪南德曾经问起我的那些伙伴:“你们知道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是什么,弟兄们?伦茨的回答是:“一只空的酒杯。”不是时间是一只空的酒杯,而是生命的意义变得空洞,即使倒入了大家喜欢的朗姆酒,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而在时间中被抽空的就被就如人生,再也没有指向未来的风景,费迪南德掏出一只表说:“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弟兄们,乃是时间,时间,那是我们经过它而生活,然而却不能够占有它的碑碣。”它在滴答滴答中变成凶恶的机器,而且没有人能阻止,于是,死亡变成了对于时间的唯一注解:“人生是一场病,弟兄们,在诞生的时候,死早就已经开始了。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是走向死亡的一瞬间——都是跨向末日的一小步。”

表里的时间是一种符号而已,它可以被摔碎,而在人生里,时间无可阻止地发生,而且一步步走向毁灭。如果这是一种对于未来无法把握的不安,那么当人已经经过了时间,当回首过去是不是可以遗忘?我迎来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生日的意义一定是为了思考生命的价值,而这种思考就需要回头,但是对于我来说,回头看见的时间也都是煞人的风景:1916年,18岁的我又消瘦又虚弱,却加入了军队;1917年,买了一瓶红酒想庆祝,英国方面却传来了隆隆的炮声;1918年,在医院里,是纸做的绷带,是重伤的人,是呻吟,是低矮的手术车,是整天来来往往地行驶;1919年,回家,却是革命、饥馑、外面响着机关枪、兵士打兵土、自家伙儿的人打自家伙儿的人;1920年呢,是暴动,是卡尔·布勒格被枪毙,是克斯特和伦茨被逮捕了,是母亲在医院里,以及是癌症;1922年,在图林根当了一名铺设铁轨的工人;1923年,在一家橡胶公司担任广告部主任……

真实的生活从1916年参加军队开始,对于我来说,生命的记忆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在这履历中,只有战争,只有痛苦,只有死亡,即使1921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不是一种可以遗忘的时间,记不起来其实和记起来有什么区别?即使1922年之后离开了战争找到了工作,可是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期,活着也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存在——甚至,我曾经预言根本活不到二十岁,当在三十岁的生日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活着和不活着又有什么不同?所以生日也完全失去了意义,连仪式感也早就被取消了。而当面对日常生活,如伦茨所说:“最坏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危机已经过去了”,也像那只倒入了朗姆酒却依然空空如也的杯子一样,被时间抽空了一切。

的确,战争结束了,最坏的时辰过去了,当现实进入到日常,一样无法摆脱的是生命的虚无感。我在一家汽车工场做工,卖旧汽车或者开出租车,是工作的内容,在通货膨胀的年代似乎只为了赚得一点钱,而赚了钱之后便是喝酒打发时光,醉了醒,醒了醉成了一种常态,却也是对于现实的逃避:“酒吧的墙壁逐渐退远,突然它不再是酒吧了,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避难所,一个堑壕,在它的周围咆哮着永恒的喧腾的战斗,而中间却躲藏着我们两个人,在这朦胧的暮色中神秘地漂流在一起了。”在这种感觉里,日常生活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黑暗中,在咆哮中,在战斗中,生命随时可能失去,也只有在小小的战壕里才能得到暂时的躲避。

但是战壕只是低矮的存在,人总是要走出去,总是要迎接激烈的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一种赴死的感觉,让现实真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像我租住的房间后面是一个墓园,死亡就在眼前,就在身边。而在这种静态的死亡之外,则是动态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死亡。房东是察莱夫斯基太太,他的丈夫曾经的箴言是:“一切要适可而止。”但却死在了无休止的酗酒中;哈塞总是和太太吵架,从上一个发薪日到这个发薪日,哈塞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直到最后无法忍受生活的窘迫上吊身亡,但死亡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是一种终结,洗脸盆架上放着一点钱,纸条上写着“本月份房租的差额”,“仿佛要使人家明白,这跟他的自杀是全无关系。”而警察的说法是:“所有的自杀者,差不多全为了失业。有两个是全家一起死的,有一家还有三个孩子。煤气,当然喽,全家自杀的差不多都是用煤气。”失业而自杀,自杀而缴清房租,生命仿佛只是为了钱而存在;私人秘书埃尔娜·伯尼希有两个朋友,一个爱她,他送花给她,另一个她爱他,她送钱给他;奥尔洛夫伯爵也总是喝酒,喝醉了酒总是哭泣;本德尔太太在一间育婴堂里当保姆,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留下的两个儿子因为营养不足而夭折,后来她养了一只虎斑猫;罗莎是墓园里的娼妓,“钢铁骏马”是她的绰号,“这个绰号是为了对她难以驾驭的功夫表示敬意”,但她的生活依然艰难,无奈之下把孩子放在了豪华的托儿所,自己假造了一个高贵孀妇的身份……

一个公寓便是一个微型社会,他们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种日常生活是争吵,是醉酒,是恐惧,是死亡,而关于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着:“哲学系学生”。这是过去的身份,战争之前的身份,“那是胡说!很久以前,这是对的。”现在既不是学生,也和哲学无关。在被过去取消了身份,在被现在推向了生活,在被未来带入未知的生活里,时间带来的只能是静态的般的存在,所以活着就如正在死去一样:曾经向欺骗、自私、贪婪和无能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变得冷酷无情,变得对所有东西都失去了信任——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伙伴,除了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天空、大地、面包、烟草,“一切都崩溃、败坏、被遗忘了。而那些没有遗忘的,也只剩下了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和酒。”——所以就像战争一样,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是牺牲品,在时间里浮沉而不自知。

伙伴、天空、大地、面包、烟草和酒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东西让我产生了信任,那就是车,那辆被冠以教名“卡尔”的车,它是“路上的幽灵”,它能带来激情,每次“排气管里直冒着火星”就预示着生活出现了转机,所以就想伦茨所说:“卡尔还有一种教育的作用:它叫人对于创造才能应该给予适当尊敬,而这种才能往往潜藏在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外表里面。”当用冰冷的金属制造的车拥有一个教名,让人尊敬,带来生活的唯一激情,仿佛也是一种嘲讽:活着的人才是真正冷漠的存在,他们没有速度,没有方向,没有动力,在醉生梦死中寻找着解脱。

但是,帕特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让人看见希望的女人,一个能唤起爱的女人,我第一次看见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本来“像铜一样的天空”不见了,被烟雾遮蔽的世界也消失了,“音乐在吹奏,生命的脉搏清晰而有力,它大胆地在我们的胸腔中撞击。”但是这仅仅是一瞬的感觉,即使我确定“她样子很美”,我还是不再想它——不是“她”而是“它”,是美丽的样子而已,连想念都维系在作为物的样子上面,我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失望已经深入骨髓。而随着和帕特的交往,我总是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总是无法投入进去,她就是一种“它”的存在,任何闪现的想法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帕特留下了纸条,我打电话给了她,在一起的第一次去了酒吧,然后把她送回去,当自己一个人步行回家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她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都随它去,我又何必去管呢?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啦。”后来教帕特开车,看见了她脸上被晃亮的灯光笼罩着的阴影,我似乎找到了某种温情的感觉,甚至有一种想要放纵一下的意念,但还是在理智中把冲动压了回去;后来邀请帕特来自己住的房间,我还从哈塞那里借了台灯,从察莱夫斯基太太借来靠背椅子,但是在路上却看到帕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于是我内心产生了更强烈的不信任,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嘲讽:“那个姑娘当然与我不相配。我到底算是什么啊?一个借用人家凯迪拉克汽车的陌路人、一个拙笨的酒鬼,如此而已。这是任何街角上都找得出来的人物。”而在关系渐渐发展起来之后,在看戏的约会之后,我有看到帕特在酒吧里和那些男人喝酒,男人还叫她“亲爱的”,我又产生了嫉恨:“随她跟那批人去鬼混吧。她是属于他们的。不,她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的,她是属于他们的。”也让自己自暴自弃:“我仿佛冲撞在一件什么东西上,有东西将我粉碎,使我失去理智,没有正义,让我颠簸动荡,毁灭了我辛苦经营起来的一切。”

也许正如伦茨对我说的那样,一个男人为女人所做的一切,在女人眼里都不会显得可笑,所以要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事,但是只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千万不要讲求实际,千万不要讲求理智。”这个观念无非是那种对于别人不信任的延伸和拓展,女人只是男人讨好的对象,反过来,女人也会投入男人的怀抱,但是一切都不能投入真感情。我的冷漠,我的拒绝,我的躲避,似乎实践着伦茨的这一条处事原则,即使是帕特主动将嘴唇靠近我,主动对我说爱,主动要求不要离开自己,我还是在坚守着这样一条底线:“我以为,也许这不过是今天一夜的事情,我相信一觉醒来,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当我感受到温情,当我产生嫉恨,当我自暴自弃,它反而变成了对于情感的一次唤醒,反而变成了对于无聊生活和死亡的解构。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既不敢爱又渴望爱,而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多义的存在,“假如你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我就不会爱上你了。”当我将帕特排除在普通女人之外,其实就是要将自己从那种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看上去是逃避,却是一种创造,“我看到这光景,油然地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家庭温暖的感觉,我还想到如今终于有人在那儿了,以后会在那儿,我只要走上几步,就可以看她,跟她在一起,今天,明天,也许还有以后很长的日子……”但是最为悲剧的是,我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却是在旅行度假时发现帕特身患的疾病,而这一种疾病却让我看见了死亡的阴影。

咯血症,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的疾病,正如帕特的存在一样,她的过去是隐秘的,而我也是在这样一种隐藏自己过去的“去时间化”的状态中活着,两个人都想取消不愉快的过去,但是都必须直面这种时间里的疾病,正如费迪南德所说,人生就是一场疾病。帕特口中吐出的鲜血让她变成了走向死亡的一个符号,而医生雅费告诉我她必须再次去疗养院,在那时,我的一个强烈愿望是:““她一定要活下来的,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活下来才有意义,这种意义仅仅是单纯的爱?对于我来说,从前和女人在一起是逢场作戏,是求奇猎艳,更是为了逃避绝望和空虚的自己,但是帕特却给了生命一种新的定义:“只要我在,而且只要我跟她在一起,她便会快乐。”也就是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快乐,不是为了爱情而生活,是为了另一个人存在,超越爱情,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消除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和绝望——就像那些伙伴,就像“卡尔”,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别人具有存在的意义:帕特突发疾病,我打电话给伙伴,正是他们开着卡尔,带着雅费,几乎是飞速而来。

为了他人之存在,才是活着的意义,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发现,也是对于命运的抗争,就像我送帕特去疗养院的时候,轻抚着她的头发说:“因为你没有屈服。一个人只要没有屈服,他就仍然比命运更强。这是军队里的一条古老的教训。”没有屈服就是因为内心有像卡尔一样的方向和速度,就像伙伴们一样有着理解和爱以及一起从战壕里爬出来并且活下来的意志,就像帕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有了存在的意义,“我需要你,只需要你,我和你在一起总是觉得不够,我连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你呢。”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一种混合着悲伤、崇敬和自然的爱”。虽然死亡最后还是降临:卡尔在一次疾驰中出现了故障,当被吊车吊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无法跨越的深渊;好伙伴戈特弗里德在一次斗殴中被人打死,我们将他埋葬在墓园里,“戈特弗里德总是说起,火葬场绝不是兵士的归宿。他的意思是,要在生活了那么久的土地上长眠。”卡尔的死,戈特弗里德的死,都像发生了一次战争,“我此刻就埋葬着他——瓦伦丁、克斯特、阿尔方斯和我——像我们以前埋葬许多同志一样。”在埋葬的时候,不是一种死亡的无意义,而是在没有屈服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帕特也死了,过去的咯血症将她带进了现在的死亡里,但是对于她来说,死亡不是时间的终点,而是不屈服的开始:她希望五月能够回去,她希望去旅行,“到肯塔基,到得克萨斯,到纽约,到旧金山,到夏威夷。然后到南美洲。经过墨西哥和巴拿马运河,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打里约热内卢回来。”她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无论是让我活得更长还是要我娶妻生子,无论是自己感觉“又有一天啦”还是“不应该再看我了”,她在构筑一种未来,时间不会停止,死亡也不是终点,即使“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那一种被感受的爱,被唤醒的生活,以及具有意义的存在,才是真正从告别走向新生:“我真觉得自己如同刚从寒冷和黑夜中出来,走进了一间温暖的屋子,从皮肤上感到了温暖,眼睛看到了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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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兔

编号:C63·2200114·1625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ISBN:9787208159655
页数:288页

19世纪的阿根廷,英国人克拉克到潘帕斯草原寻找传说中一种会飞的野兔,陪伴他的有一个少言寡语的高乔人向导、一个活泼可爱的画师、一匹神奇的骏马,他们到达印第安马普切人的地界不久,酋长却神秘失踪,克拉克肩负寻找野兔和酋长的重任,却一步步走进更为离奇的谜团中,足以改变他们生命轨迹的秘密与往事将在这趟旅程中逐一揭晓。“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腰封上写着:这是“博尔赫斯继承人、当代拉美文学特立独行的大师塞萨尔·艾拉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的奇诡之作”,这是波拉尼奥和摇滚巨星帕蒂·史密斯倾力推荐的作品。当最具创新精神、最令人感到兴奋与震撼、最具颠覆性的作家等修饰词加注在塞萨尔·艾拉身上,这又是怎样一种和文本有关的传奇?也许,从不在国内接受采访、总是在咖啡馆即兴写作、坚持在纸上写稿、写好的稿子从不修改,这些所谓的怪癖才是真正走近塞萨尔·艾拉的线索,它们是具体的,真切的,当然更是鲜活的。
《野兔》:连续性是完美的万能钥匙

在第二天的猎兔活动中,克拉克一只兔子也没看见,他或许可以发誓,根本没人看到兔子。

高乔人向导高纳说:“大家都去看一只会飞的野兔了。”萨利纳斯·格兰德斯地区的印第安巫医马连说:“我到这里的时候,野兔已经飞过去了。”来自英国的自然克拉克充满疑惑地说:“我在想,这个野兔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或者说,会不会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宗教仪式。”会飞的野兔没有出现,狩猎时也没有发现野兔,在阅读一部小说时,也没有看见任何野兔,可是为什么腰封上说:“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封面上也没有一只会飞会跑会转过身看你的野兔,但是当“野兔滚下了山洞”才开始的故事里,秘密到底藏在何处?克拉克在进入沙漠之前,似乎是为了发现这个传说的真正意义,发现这个秘密的真相,“他提到的的这个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虽说不是他此次远征的唯目的,毕竟是最主要的目的,而这种兔子本身并不是秘密。”不是秘密,是因为当一个作为闯入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孤身一人迷失在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用一些可怜的手段,怎么能指望找到它呢?不是秘密的秘密,不为了寻找的寻找,野兔是不是只是一个词语,一种命名,一个传说,以及一种根本不存在却充满了诱惑的幻觉?

从一个词语开始,从一个故事开始,克拉克和高纳,以及同样来自英国的卡洛斯走向了那一片广袤的土地,寻找传说中的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秘密世界里,野兔依然是以词语闪现的方式出现,在卡福尔古拉为酋长的马普切印第安部落里,他们听说了一只会飞的野兔,不是正在飞,而是已经飞过去了,飞过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事”,当然在希望看到飞的现时状态中是无法看到的,于是关于野兔这个词语的核心变成了对于“飞”的阐释,高纳说,在马普切语中有多重含义,其中表示的是“被偷”“消失”,野兔飞过去了,也就意味着一种贵重的东西消失了——于是,部落里真的发生了大事:大酋长卡福尔古拉失踪了!

卡福尔古拉失踪,并不是单纯的消失,酋长的儿子纳穆古拉据说正在外面旅行,于是,他也“消失”了;卡洛斯爱上了一个怀孕的女子伊妞伊,虽然她怀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卡洛斯对爱情做出的承诺是:“那个男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总之无关紧要。我愿意向她求婚。”但是很不幸,伊妞伊也跑了,这是另一个“消失”;而在众人打听克拉克的情感经历时,他说起了自己曾经爱上了地质学教授的女儿罗莎娜,这是克拉克“唯一的爱”,但是后来出现了黑人卡杨戈,他也爱上了罗莎娜,这给克拉克带来了伤害,后来在一次冰川探险中,“罗莎娜则毫无踪影。那个黑人卡杨戈,更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克拉克唯一的爱消失了,连自己的情敌也失踪了。

“消失”是一个词语,消失也变成了故事,正是这个故事带出了关于野兔的另一个传说。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有一个敌人,他是另一个部落沃罗卡族的酋长龙特奥,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打败了他并且将他杀了,于是结下了恩怨,龙特奥的遗孀曾经立下誓言要报仇,族人的头人戈利盖奥调解恩怨,但是他们认为戈利盖奥只是一个假善人,他调停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不管是部落之间的恩怨还是调解背后的利益之争,都有着关于权力关于欲望的操控,而在这个时候,野兔又有了另一个解释:钻石:野兔跑进了漆黑的山洞,不想跌落到了山洞里,据说后来就变成了一枚钻石,这种转变充满了神秘色彩,实际上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比喻,井底里有星星,野兔在模糊的语境中被星星照亮,于是向着透明转变,于是词语开始追寻意义,于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便成了钻石。

但是在这个意义转变过程中,在词语追寻意义的解读中,有着太多的未知,当年卡福尔古拉酋长打败龙特奥之后,被困于龙特奥的遗孀之手,是卡福尔古拉酋长三十二个老婆中的胡安娜只身前去解救,她独自一人闯入圣堂,在赤身裸体没带武器的情况下,一个人登上了一座山峰,那个叫“窗户山”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只野兔中“窗口”跑过,于是这只野兔被称作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窗户山和“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充满了神秘色彩,赤身裸体的胡安娜充满了传说特性,连她此次行动也完全是神谕,巫医曾经预言酋长七十大寿的时候,会再次发生三十五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三十五年前就是胡安娜只身解救卡福尔古拉,并且在山顶洞上举行了结婚,后来经历了一年的追杀,而等平安回来之后,胡安娜怀里抱着一个男婴,他就是纳穆古拉——也正是三十五年前的这次行动,胡安娜成为卡福尔古拉地位最高的妻子,在王室中握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三十五年后的现在,当卡福尔古拉失踪,神谕是不是还会发生作用?

三十五年被写进神谕里的故事里出现了野兔,实际上在部落的争斗、胡安娜拥有了权力的经历中,野兔还是钻石就变成了关于权力和利益的解读,表面上是从此两派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表面上是戈利盖奥调解了冲突,但实际上钻石就意味着权力和贪欲——“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根本不是钻石,钻石是查理五世委托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犹太人制成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散光,当它被置于伊拉斯谟的右眼眉骨上方时,是为了阅读,“阅读可以阅读的内容”——用钻石阅读,阅读一个故事,钻石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野兔也是一个掩盖分歧制造和平假象的词语。

野兔飞了起来,野兔跌进了洞井,后来野兔变成了战争的代名词,“战争中最高明的策略莫过于隐而不见。”在这场称为“野兔战争”的冲突中,慌乱成为其主要特点,这是卡福尔古拉传奇生涯中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野兔战争”的实际意义是制造隐秘的那种思想,在克拉克此后遭遇到了不同印第安部落时,他就运用了“野兔战略”,“从野兔出发,克拉克可以而且应该转移到任何其他因素中去,包括路线因素、地平线因素、流浪汉因素、视角颠倒的因素等。”这些因素的结合需要的就是思考,在“思想最重要”成为一种真理时,就要避免出现短路,只有避免短路,才能进入到思想的连续性中,这次是以一种战略计划的形式呈现的连续性。

不管是野兔成为飞起来的意象,还是野兔在意义的转换中成为钻石,或者从“野兔战争”到“野兔策略”中变成隐秘的一部分,野兔这个词语是多义的,是在故事书写中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背后是失踪,是争斗,是虚假,是战争。一切都指向了克拉克出发前所遇到的复辟派领袖罗萨斯,这个19世纪阿根廷独裁者,无疑就是那只野兔,“他迈出一步,接着又是一步,整个足尖支撑在地上,渴望得到站稳的新鲜感。”渴望站稳就是渴望在权力中让别人消失,让自己拥有钻石,让统治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骂那些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他攻击那些反对派,他把自己当成魔鬼——和卡福尔古拉部落签订永久和平协议,就是他实施的一个“野兔战略”的一部分,他仿佛如伪善者戈利盖奥一样,“文字是死的,是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一个居住在山洞里却是好战的部落,他的目的就是在野兔变成钻石的故事里,实现一种长久统治,“我掌管我族里的百姓,包括生产、发展和外交。”——也想要掌管一切。

而且,罗萨斯的政治观就是把这一切视为“选中”的结果,“一切问题都是在从一种状态向另外一种状态、从一种实体向另外一种实体、从一种可能向另外一可能的转变中解决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他,而非别人成了复辟派。”他成为复辟派成为独裁者是一种转变中的必然,所以这种必然就变成了把别人看成是宿命的存在,甚至连女儿都成为他权力实施的一部分,他要把女儿嫁给疯子艾乌塞比奥,就是为了堵住反对派的罪,“在某种程度上,他热爱贫穷和愚昧的宿命论,它能把黑人国家变成一个社会虚构的故事。”画家普里利迪阿诺无疑是这个虚构故事的牺牲品,这个绰号是“重复”的画家,做任何事都千篇一律,甚至做爱也毫无花样,和罗萨斯送给克拉克的那匹马的名字一样,“重复”意味着没有分叉,意味着循环,意味着接受宿命,也意味着在循环中完成的任何变化都变成了一种幸福,抵达了永恒。

这一切都只是罗萨斯的统治术,都是为了自己的独裁,连自然科学家克拉克起初也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罗萨斯对于野蛮人的统治就是一种连续性带来的幸福,“据说一些动物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后代,因此用不着把动物以某种固定的形态保存起来,也根本无须把它们搬来搬去。”但是当他踏进沙漠,当他进入故事,当他寻找秘密,当他遭遇野兔,才一步步完成了对于“野兔”这个词语的解构,才发现了连续性的真实含义,才在完美的替身中找到幸福。和卡福尔古拉最先的交谈是连续性的开始,酋长身处散发着药味的浓雾中对他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法律圈,它们构成了一个微型世界,“微型世界有它自己的法律,知道不?因为不仅空间可以是微型的,相应地,时间也会变得微型,加快流逝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短暂。”这是关于生命取消短暂意义的努力,只有将时间和空间变成一条没有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分别的存在,才有连续性,而克拉克和他之间无障碍地交换价值观,也变成了对于生命河流连续性的一种实践。而野兔飞过去了,不是飞走而消失,而是在飞过这个发生的状态变成一种看见,就变成了连续性,即使真的是“偷走”或“消失”,按照高纳的解释,也是一种连续性:“一个被偷走的孩子变成大人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之间建立了连续性。”

塞萨尔·艾拉:野兔被夹死在书页里

胡安娜三十五年前和三十五年后的神谕,是一种连续性,克拉克在卡洛斯的恋爱中看见了年轻二十岁的自己,也是一种连续性,连续几个小时可以做同样动作的拦路鸟,也是连续性,这是形式建立的联系性,“道德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具体到这个例子,我认为形式就是现实和结果之间产生的连续性。”但连续性绝不是在形式上体现,它更是一种意义。另一个印第安部落生活在洞穴里,他们是一种原始存在,但原始绝不是独裁者罗萨斯所说的野蛮,而是在无纷争的生活中体会一种安静,这种安静是真实,是意义,是发现了宇宙的奥妙,酋长比扬说:“一个符号并不因其所指涉的意义而存在,而是取决于它在某个特定框架内所处的位置。”真实就是这样一种特定框架里的内容,它虽然是是一种观念上的悖论,但是,想象给了它一个位置,“既然天上的星座只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能被人看见却绝不可能成为有形的实体,所以它们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事实,尽可能每晚都出现,我想这就是您觉得困惑的关键所在吧。”悖论能够证明它的意义,就在于不被命定而破坏的连续性,“连续性是把完美的万能钥匙,是联系一切事物的无形纽带。”

连续性是时间之流的现时性,是被偷而再次出现的呼应性,是形式意义的连接性,是顺其自然的真实性,也是一种免除了对当下恐惧的同时性。但是这种同时性应该在连续性中消解现实的神秘,撇除神话的虚构,回到真实的状态中,回到纯粹的现在里,但是在野兔的寓言里,同时性却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一个塞萨尔·艾拉制造词语,制造独裁,制造统治权力的故事,“同时性从属于故事。故事引导同时性,赋予同时性一种结构,让同时性变得可以理解,同时又去除了对当下的恐惧。”它是不可重复的,又在故事里变成了可以重复的现实,正如克拉克醒悟到的,“虽然印第安人看似沉浸于当下之中,实际上他们的活动必须仰赖于叙述者的热心讲述才能在现实中存在。”

把现实拉回到了故事里,用同时性取代连续性,这个没有看见野兔的故事终于在塞萨尔·艾拉的最后部分的败笔中变成了一种虚无:他把关涉生命、时间、宇宙和内心的连续性寓言简单地转化为一种同时性的“重复”,并将其命名为“完美的替身”,而这个完美的替身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永久和平问题,因为那匹名为“重复”的马所代表的就是完美的连续性,“这两匹马是双胞胎,一母所生,母马是名马‘幽灵’的孙女;‘幽灵’死的时候,人们在它的肾脏里发了一颗蓝宝石,就是现在卡福尔古拉的护身符。除飞了宝石,还有神话传说和语言文字游戏。‘幽灵’之后有一系列良种孪生马诞生。”“重复”是卡福尔古拉培育出来送给罗萨斯的,为的是能签下永久和平条约,当这一个完美替身变成野蛮者向独裁者讨好的礼物,于是这个关于连续性的寓言完全失去了幸福的意义。

“幸福就是连续性,真正的连续性,令人开心的连续性。”因为克拉克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完全一样的克拉克,于是完美的替身变成了所有人的名运:在看见了窗户山的时候,胡安娜出现,他告诉大家的是三十五年前他其实生下了孩子,而且是双胞胎,他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了诺赫米亚斯·克拉克,而他正是克拉克的父亲,于是作为双胞胎之一的克拉克变成了胡安娜的儿子,纳穆古拉便是那个完美的替身;卡洛斯也找到了伊妞伊,高纳则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就是龙特奥的遗孀,而当遗孀出来,克拉克才认出来就是自己唯一的爱——罗莎娜,而且罗莎娜告诉克拉克,当时分开的时候她已经怀孕,“我也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而从卡洛斯臀部的标志才知道,卡洛斯就是双胞胎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则是伊妞伊;传奇还没有结束,那个一直出现的流浪骑手终于现出了真面目,他就是失踪的酋长卡福尔古拉,他骑着的马匹马正是和“重复”一模一样的的双胞胎——恋人成为了双胞胎姐妹,朋友变成了父子,仇恨变成了闹剧,而臀部标识身份的图案就是一只小兔子,“野兔”变成了臀部和家族有关的“家兔”,于是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寓意的故事在混乱中落下了帷幕。

连续性是万能的钥匙,艾拉甚至在这个拙劣的结尾将其命名为生命,“那条分界线是全部生命的总和,它使爱情、历险、获取知识成为可能。”这就是繁衍生息,在一种讨好式的故事里,野兔只是一个断裂的词语,一种虚假的传说,一个逃避现实的幻象,“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合上一本书,野兔才最终出来,但是,它已经被夹死在薄薄的书页里,再也无法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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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城堡

编号:C46·2200114·1624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00元
ISBN:9787208152878
页数:192页

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名博学的威尼斯青年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威尼斯青年和霍加外貌极度相像,霍加命令威尼斯人教他所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与他交换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细节。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星象家,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为了攻打西方的一座白色城堡,两人又携手发明了一件战争武器,然而最终战争失败,他们中的一人也在浓雾中不知去向,留下的另一人写下了他们所有的故事。“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的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寓言,也是“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的奥尔罕·帕慕克自传性作品:两个主角间几乎施虐/受虐的关系,正是基于作者和哥哥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来。
《白色城堡》: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

现在,我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结尾。或许,聪明的读者们认定我的故事其实早已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了一旁。
    ——《11》

的确早已经结束,的确被抛在了一旁,一种复制的行为发生之后,才知道另一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用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白色城堡》,将其建好目录,做好笔记,然后放入文件夹的时候,提示出来了:“你已有相同文件。”一闪而过的惊异,难道这本书早已经被阅读?再次搜索,的确发现文件夹里存在着相同文件名的文档,而搜索书目,搜索博客,这个疑问最终被证实,《白色城堡》早在2016年11月就已经看完,还写了一篇长达6600余字的书评。

作者都是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译者同是沈志兴,出版社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奥尔罕·帕慕克和奥尔罕·帕慕克之间,在沈志兴和沈志兴之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间,是不是永远不存在一种差别?但是为什么在这种同一性中,我会毫无记忆?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5月,时间走过了三年半,即使在这三年半时间里阅读了很多的书,即使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事,也不应该将一本阅读过并且写了长篇评论的小说遗忘掉,“故事其实早已经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一旁了”,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对这种遗忘的讽刺?

但是,一本是普通版一本是精装珍藏版,一本出版于2006年一本则再版于2018年,一本售价20元一本售价则是49元——无论如何在同一性里会有差异性,但是当把差异性当做借口,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是同一本中的“另一本”?或者说,购买也好,阅读也罢,是为了实践这本书里出现的那种异构性?我是我,他是他,他是我,我是他,他是过去的我,我是未来的他——在他和我之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到底在那个层面上具有同一性意义?到底在那种解读中具有差异性隐喻?或者遗忘就当是遗忘,或者阅读永远是第一次,在同一本另一本的迷局中,抛却哪怕仅存的一点记忆,忽视哪怕再点开的可能,就让一个故事,一种文本,一个寓言,在如白色城堡一样的空白处开始第一句话。

但是在进入这个全新故事的时候,进口不是第一句话,而是最后一章,当一本书已经被写到了结尾,当聪明的读者已经认定故事早已经结束,不如和阅读本身一样,将固定的思维抛在一旁,因为那里的我说:“我会完成这本书,遵照它应该有的终局,像我所想要的那样,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第一人称的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作者要完成一本书,必须要有一个人物,一种事件,而要把这个故事推向它应有的终局,为什么“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我幻想了什么?当以所幻想的方式去完成是不是在真实意义上并没有完成?当遵照应该有的终局去结尾,是不是它只是在寻找理想读者?

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局,其中有一个作为作者的我,而我也是一个叙述者:我是皇家星象家,我存下了一大笔钱,我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我遇见了灾难,我放弃了职位,我逃离了城市,最后我来到了格布泽。这是我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接替我的职位之前,或者在苏丹被遭到废黜之前,我在整肃异己的行动中被斩首之前,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最后的行动。这是我对于遗忘发生了故事的时间描述,但是重要的不是我的逃离,而是在格布泽,在我即将构想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来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骑马而来的人,这个他出现在我面前,是作为一种使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因为在他背后是另一个被他叙述的“他”——一个活在句子引号里的他:他的土耳其语有很多错误,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写了一堆关于土耳其人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他说起了热爱动物与梦境的苏丹,也说起了那场瘟疫、土耳其宫廷的规则和战争中的规则。

当然,这些故事并不只属于活在引号里的“他”,也和我有关,或者说我也经历了这些事,但是重要的是,那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他告诉我的是,“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书,题目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那么这本书里的“我”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从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离开的那一天,书的目标读者是意大利读者,而且是“他”的意大利读者,甚至里面还加上了他对土耳其人的评价。

我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当然是不同的,就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所疑惑的:“他无法理解,共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人,彼此为何如此不相像。”两个人怎么如此不相像,而我在写那本所幻想的结尾的书时,最后一页上写着:“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我似乎把他看成是另一个自己,爱他,接受他,并且写作一个有他的故事,而且是在交换了身份的情况下,是在再也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有了某种如幻想般的感觉。但是毕竟不是他,“正因为如此,我故事中的主角无法忍受作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直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也仅仅是“无法忍受作为自己”,那么在这个已经更换了身份却在文本里又成为同一个人的故事里,我是谁?他是谁?

我在引号之外,他在引号之内,我的童年在埃迪尔内,他讲出的土耳其语言有很多错误,他写作的书名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呈现给的是意大利读者,而我曾经是苏丹身边的星相学家——一种转折其实从这些线索中被疏离了出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其实就是霍加,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则是从威尼斯而来因被土耳其舰队截住而成为努力的“我”——一种身份的置换发生在第11章,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一个故事的结尾,如果按照聪明的读者的思路,这一完全颠覆了前十章的叙事视角和叙述人称的结尾,可以被抛在一旁,因为那个作为意大利人流落到土耳其的作者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正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探出窗外对我喊道的那样:“您显然从未去过意大利!”

如果把最后一章的人称转变抛在一旁,重新进入到这个由意大利人讲述的故事,似乎一切都是清晰的:随着船队从威尼斯来到了那不勒斯,然后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从而成了战俘,也成了奴隶,而我通过编造谎言成为了一名医生不至于被砍头,之后帕夏将我给了霍加,使我成为了他的奴隶,之后我们一起研究烟火表演,一起研究武器,一起学习科学,获得了苏丹的赞誉,在之后霍加成为了星相学家而我则向苏丹提出建议避免了瘟疫的扩散,再之后带着所谓的武器开赴战场,但是在“白色城堡”未被攻下之后,霍加却离开了,让我留在苏丹身边,在离开之前,我和霍加交换了衣服,我给了他戒指,以及多年来没让他发现的项链坠,还有未婚妻的发丝,“然后,然后,他出了帐篷,走了。”

第十章的最后一句,当“走了”成为这个故事最后一章,其实已经在我的讲述中落幕了,但是为什么这反而成了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文本?霍加为什么反而变成了“我”?当第十章之后是第十一章,当结束之后是另一个结尾,整体的文本其实是一个关于另一个可能性的寓言。题辞上引用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想象一个让我们充满好奇的人,已获得了我们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更具吸引力;相信我们只能通过此人的爱开始生活——除了说这是伟大激情的诞生,还能如何形容?”另一个通向的是未知,唤醒的是爱,而所面对的主体依然是我。“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人?又要在最后说出那个人不是我?在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中,似乎那些可能和未知,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它甚至变成可以触摸的。

在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之前,所救编织了我的另一种过去:“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创造和想象的他便是对于未知的一种填补,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改写,而当被土耳其舰队截住成了土耳其人的奴隶,这种创造和想象就会更加强烈,虚构的医生身份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了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医生不光是一种职业,也不只是为了救命,而是像我编织了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一样,是通向了科学与艺术的那个王国,是成为了无人能敌、更具创造力的人。这一切的创造和想象最后变成了那个他,一个名叫霍加的土耳其人,“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一个相像的人,不再是虚构的,而是成为真实的存在,甚至让自己回到了原来状态——仿佛自己就一直是土耳其人,一直活在这个东方国度。

起先是霍加的奴隶,但是后来像两个兄弟,“就这样,像两个有责任感的学生,即使没有大人在家透过龟裂的门聆听,仍能认真做功课,我们坐下来开始研习,宛如两个好兄弟。”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而研究的东西也是沿着科学与艺术这条路迈进。但是在其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困难是:我是意大利人,霍加是土耳其人,我信奉基督教,霍加信奉伊斯兰教,我是霍加的奴隶,霍加是我的主人,我专心于科学研究,霍加还热衷于愚昧的迷信——差异性存在体现了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却也分开了现实与想象,“但是现在,任何东西都是三维的。你不明白吗?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就连最普通的蚂蚁,也把影子像双胞胎般耐心勤奋地携带在身后。”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是遵重这个影子,还是让影子消失?这是同一性问题面对差异性最关键的一个选择:是保留本体扩展想象还是让影子取代自己?

宫廷的政变,帕夏的叛乱,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宗教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现实中无法避开的矛盾,但是当真实的东西有影子,或许在影子的虚幻世界里能够消除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直接性,甚至可以化险为夷。霍加成为皇家星相学家,霍加研制了独特的武器,霍加写作了书,霍加几乎控制了苏丹,霍加提出了瘟疫期间的许可证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影子力量,但是它毕竟是另一个,毕竟在真实之外,所以要返回同一性,其实也遇到了困难。我不断给他讲述自己的过去,不断编造曾经的罪过,甚至之后逃离去了小岛,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影子的背叛,而对于霍加来说,他不断处罚我,他让我写下故事,他对瘟疫感到害怕,也都在还原自己的影子属性。所以面对镜子,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看起来没有区别,“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地相似。”但这只是一种模仿,而不是真实的两个个体,即使“完美得没有破坏镜里映象的均衡感”,也显然是不同的,就像面对身上的肿块,面对瘟疫可能带来的死亡,面对死亡的恐惧,都呈现着镜像性的差异,就像我做的那个梦:“我们身处威尼斯一场化装舞会,它令人恍惚地想起伊斯坦布尔的宴席。当我母亲和我未婚妻拿下她们脸上的“普通女人”面具时,我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们。而当我摘下面具,满怀希望她们也会认出我时,不知怎么地,她们却不知道那就是我。她们手握面具指着我身后的一个人。我转身看去,发现这个人是霍加,他会知道我就是我。”

霍加让我进宫,让我讲述星相学,让我和苏丹讲话,而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后,在白色城堡没有被攻下之前,霍加真正离开了,这是影子的消失,而当留下真实的我,当一个不再有另一个,其实关于我的真实故事也在没有影子里成为了一种孤绝状态,“回到威尼斯,我又能怎么样?经过十五年的岁月,我的心早就接受了母亲已逝,未婚妻不再属于我并嫁作他人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事实。我不愿想到她们,她们出现在我梦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也正是我真实故事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以及最终我的消失,所以在霍加“走了”之后,在带走了我的纪念物之后,在第十章之后,留下的结尾就变成了一种影子叙事,而我则变成了那个放在引号里的“他”。但是,这不是一个仅仅是镜像的寓言,霍加之消失,真实的故事消失了,而霍加之返回,霍加之叙事,真实的故事又回来了,这是一种拯救?第十一章的转变中,我说自己不喜欢作者谈论自己,我对陷入混乱的读者表示歉意,但是还是在书里加上了一页,其中写道:“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

最后一章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爱又回到了题辞上普鲁斯特的引语,而这个引语的作用在“前言”里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这个1982年发现手稿的法鲁克·达尔温奥卢写的前言里说:“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他把这份发现于格布泽县长办公室“档案室”的手稿变成了百科全书的内容,就是将影子传说变成了真实存在,而且赋予了它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和真实的现在有关,“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如何将这个文本和时代相联系?一个我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影子,在真实和影子构成的互文关系里,它对于现代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同一:从威尼斯到土耳其,就是从西方到东方,就是从基督教社会到伊斯兰教社会,就是从科学启蒙到愚昧迷信,就是从自由走向奴役,所以在这种完全展现冲突的世界里,如何走向一种互相理解甚至相爱的融合,才是这个寓言的真正用意。

没有真正去过意大利又有何妨?讲土耳其语总是有很多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在一种能化解罪恶、消除对立、尊重科学的共融世界里,本体和影子才会成为同一个,才会编入百科全书成为真实的历史,而那个年老的“他”在去除了引号之后也享受到了最后的平静: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间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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