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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朋友

编号:C37·1941126·0083
作者:(法)莫泊桑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3年1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593页

这位法国文学史上巴尔扎克、司汤达的继承者,他更擅长用现实的手法表现特殊环境下的道德、情感。《漂亮朋友》对新闻界的揭露、《皮埃尔·让》对遗产继承的批判同样表现莫泊桑在心理小说的创作上还显雏气,小说对人物复杂内心的斗争仍缺乏其深刻性,比起莫泊桑三百多篇短篇来说,显得拖沓与沉闷。与其说,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是继承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那么在心理小说的创作驱使下,莫泊桑所立足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位置。

Tags: 漂亮朋友 莫泊桑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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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女

编号:H37·1941126·0082
作者:(法)小仲马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423页

其实,小仲马只是创造了《茶花女》的小说版本,1848年出现的这部表现社会中畸形爱情的小说很快风靡一时,小说把一个堕落女人的感情描写得如此荡气回肠也许只有像小仲马一样身世的人才可以做到。“在她的一生中曾产生过一种严肃的爱情,她为了这个爱情遭受痛苦,直至死亡。”而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在1852年被搬上了舞台,1853年改编的歌剧,均获得了世界影响。

Tags: 茶花女 小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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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尔曼·高龙巴

编号:C36·1941126·0081
作者:(法)梅里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7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251页

比起小说,梅里美更擅长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这位有着“法兰西莎士比亚” 之誉的作家把一个波希来亚女人的泼辣、从不让步的性格塑造成了另一种象征,比起戏剧作品的空间局限,嘉尔曼与高龙巴的表现空间更为广泛与多样,梅里美用细致客观的笔触将一个复仇故事的血腥味淡化,将自己隐身于文外,但结构的张力依然秉承了其创作《献车记 》时的特征。

Tags: 梅里美 高龙巴 嘉尔曼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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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特的烦恼

编号:C36·1941126·0080
作者:(德)歌德 等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27页

为“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精华本”系列,内收高尔斯华《草果树》、巴尔扎克《亚尔培· 萨伐龙》、泰戈尔《两姐妹》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四位均是著名作家,但唯有歌德之作有更广泛的影响力。少年维特的情感困惑集中体现了一代德国人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与拥有欲与脆弱的内心是维特式青年的悲剧。绿蒂的象征意义在罗兰·巴特尔的《恋人絮语》中成为结构主义的一种叙事手段。

Tags: 少年维特的烦恼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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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心理学入门

编号:B11·1941124·0079
作者:(德) 霍尔 等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7年5月第一版
定价:
页数:202页

在20世纪的心理学中,荣格是和弗洛伊德比肩的哲学家,他的无意识理论是指导人格研究的又一新领域,正像荣格自己所说的,“我的一生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历程。”这是一本系统而又单纯介绍荣格心理学的入门书籍,作者霍尔和诺德贝“简洁、清楚、准确地说明荣格地概念和理论,而不打算评价他的思想。”本书共七章,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格的结构》、《人格的动力》、《人格的发展》、《 人格类型》、《象征与梦》、《荣格在心理学中的地位》。

Tags: 荣格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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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圣伯夫

编号:E28·1941119·0078
作者:(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4月第一版
定价:5.60元
页数:286页

当普鲁斯特开始动笔研究“圣伯夫”问题时,他的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普鲁斯特问题”,时间是1908年,现代主义正在不断壮大力量的时候,《追忆似水年华》开始构筑的时候。圣伯夫对文学的种种阐述成为普鲁斯特表达自我的有力武器,并且由此进入了一个时间的迷宫。“中庸的法兰西”是圣伯夫坚持的批评方法,而普鲁斯特把这个公式用诗意的目光改变成:“幻美的法兰西”。

Tags: 驳圣伯夫 普鲁斯特 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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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的钟声

编号:C38·1941112·0077
作者:(法)阿拉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15元
页数:415页

达达运动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以及法国共产党员,阿拉贡的个人生活历经坎坷,但他作品中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的抗争,《巴塞尔的钟声》中仍是这个表达主题:妇女问题,警察内幕和工人运动,是对整个法国社会至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写照。与他的超现实主义 歌相比,他的小说更有力量与才华。


《巴塞尔的钟声》:她摆脱寄生和卖淫的生活 

我们做妻子和母亲的,我们之所以奋起反对屠杀,这并能是因为我们自私懦,不能为伟大的目标、伟大的理想付出最大的牺牲。我们经受过资本主义苦难生活的磨练,经过这种磨练,我们都成了女战士……
        ——尾声 克拉拉

巴塞尔大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这是危险的钟声,这是战争的钟声,这也是革命的钟声。在大教堂外的有群众,有叛徒,也有革命者,而当克拉拉·蔡特金的声音像钟声一样传播开来的时候,仿佛是一个取代饶勒斯演讲的历史时刻的到来,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但她更是一个女战士——“她是属于未来的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是今天的女性。”反抗屠杀,投入战斗,甚至“能为解放事业献出生命”,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对于一九一二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并转化为一种行动,向着资本主义苦难生活表明了最后的态度。

但是一九一二年绝非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未来的起点,“新的浪漫曲从此开始。骑士小说已告结束。真正的爱情此刻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这是没有被男女尊卑的等级玷污的爱情,没有被衣裙、拥吻之类的齷齪故事玷污的爱情,没有被男人用金钱统治妇女,或是妇女用金钱统治男人所玷污。新时代的女性诞生了,我歌颂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当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时候,阿拉贡站在时代的前列,为这样的女性摇旗呐喊,但是那个骑士小说的时代呢,那个有着男女尊卑等级的爱情呢?那个有着龌龊故事的时代呢?它们并不会立即从一九一二年的巴黎消失,当然也绝非随着蔡特金的那句宣言而埋没,作为一种对未来的期望,阿拉贡只是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指出了巴黎女性的方向,只是用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取代另一种符号化的形象,像巴塞尔的钟声一样,有时候敲响的战争的号角,有时候敲响的徒劳的祈求,那一句“我向生者呼吁,我为死者哭泣,我要消灭灾祸!”有时候反倒成了一场新酝酿战争的前奏,当饶勒斯说出“……大钟的响声总是向人的的良心发出呼吁……”的时候,那种对于良心的召唤实际上成为人类另一种不幸,声音像子弹一样在呼啸,“生者……在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以此自诩呢?如今一切都已岌岌可危,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生者变成死者。”

是的,曾经有那么多生者,变成了死者,有那么多的呼吁变成了哭泣,当一九一二年成为未来的起点,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成为女战士,它们仍然是妻子,仍然是母亲,仍然在男尊女卑的爱情玷污下生活,仍然被金钱统治,仍然经受苦难生活的磨练,甚至,有时候甘愿成为旧时代的牺牲品。如果从一九一二年倒回去,如果从蔡特金理想主义的女性角色出发,在更大的天地里,在更久的时代里,她们依然是未醒的生者,依然是哭泣的死者。而阿拉贡为其他的女性贴上了两个名字的标签:迪安娜和卡特琳,或者在和蔡特金组成的女性三部曲中,她们代表的是过去和现在,而只有在女战士的宣言中,她们才可能被重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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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巴塞尔的钟声 阿拉贡 法国共产党 达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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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与浊水

编号:C77·1941112·0076
作者:(尼日利亚)索因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383页

索因卡作为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的开放性成为非洲大陆不多的天才作家。他将非洲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创作风格溶为一体,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意识流与《圣经》的大段引用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秉承,而他所立足的仍是广阔的非洲大陆。” 他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强劲有力。”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对他最好的总结 。1986年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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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与诗论

编号:S45·1941111·0075
作者:(台)杜国清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3年2月第一版
定价:6.40元
页数:232页

曾翻译有《恶之华》、《荒原〉等西方大师作品的杜国清,显然没有亲自写作中出现的灵感,这位受到地道西文学熏陶的学者,只能在评论上才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把诗定义为“诗人根据语言和经验使用文学创造出来的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美的世界。”语言作为诗歌的媒质却成了工具,所以杜国清的诗歌创作中没有意境的高度营造与对词语的精心锤炼,留下的只是对逝去的某种东西的感伤与怀念。
《诗情与诗论》:诗人是齿轮间的砂砾

艺术家的伟大成就,来自创作时能够“忘我”。
        ——《诗与自我》

艺术家“忘我”之前,似乎先被忘记了。看完《诗情与诗论》,按照习惯,在豆瓣上开始标记,但是无论是搜索书名还是搜索作者,都是无法找到,用了每本书唯一性的ISBN,结果还是一样,确信在豆瓣上的确没有这本书。疑惑的是:为什么这本1993年2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会在豆瓣上没有任何踪迹?暂且不说他的诗歌和诗论的影响,在书的封底,对于作者是这样介绍的:杜国清,1941年出生于台湾,196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在日本、美国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评论家。著有诗集《望月》、《雪崩》等十种,译著有《恶之华》(波德莱尔)、《荒原》(艾略特)等多种,还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诗论。一个文学博士,一个旅美诗人,一个著有十种诗集的作者,一个翻译了波德莱尔、艾略特诗集的译者,不说著作等身,那也应该是成名已久,为何在豆瓣平台上呈现一种“失踪状态”——难道竟没有一个豆瓣的读者看过这本书?

于是开始在豆瓣上第一次建立书目,提交了图书的相关信息,提交了作者的介绍,也提交了自己拍摄的图书封面,最后得到的信息是:豆瓣需要进行审核。想来审核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种自建目录的过程中,仿佛有一种“我是作者”的虚幻感,这种不真实的感觉更加强化了当初的疑惑,而在独自阅读的孤绝状态下,总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是一本被遗忘的书?为什么这是一个被遗忘的作者?答案或者已经写好:在只有一个晚上,甚至只有两个小时不到的阅读中,无论是选集的诗歌作品,还是诗论,似乎都没有抵达理想中的诗意,似乎没有让人思考的东西,仿佛他在《诗与自我》中所说艺术家的“忘我”变成了一种被忽视的遗忘——“写诗是一种献身的工作。”献身而沉寂,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踪者。

豆瓣上的“失踪”或者只是一种巧合,杜国清所说的“忘我”也绝非是让自己被湮没,而是在克服自我、超越自我中成为艺术本身。他在这篇诗论中认为,诗与自我关涉到两个意思,一是诗是透过自我的表现,二是诗是表现自我。前者是关于诗的表现方式,后者是关于诗的表现内容。诗透过自我得到表现,自我便是一种通道,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必须在场,杜国清认为,诗就是透过诗人的心灵呈现出诗人的精神意识,是心灵由外界的事物和想象所激起的精神活动。而诗表现自我则是一种忘记自我并在忘记中得到创造的过程,这个自我显然和现实中在场的自我不同,甚至这个创造的自我就是诗的表现形式,杜国清引用了艾略特所说的“艺术不具有个性”的论述,又结合了庄子的“物化”观点,来说明“忘我”是一种精神的极致,它在忘我而无我的状态下洞察艺术创造的玄机,“这种能力能够使诗人‘处于不定、神秘、怀疑之中,而没有任何想竭力求得事实和理由的急躁’。”

诗的自我在场和忘我意境,其实也关涉到诗歌与现实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现实提供了诗歌的源泉,也就是诗歌是透过现实中的自我得到表现,另一方面,诗歌是对现实的超越,甚至是对个性的超越,“诗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现实的变貌,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感情的转变”,所以杜国清在分析“诗与现实”的关系时说:“诗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反映。诗不是现实,也不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不等于诗,也不同于诗的现实。现实只是创作诗的材料;材料不等于创作品。”这里就有了一种创造性,也就是说,诗歌在本质上是超越现实最终是和现实对立的,只有在对立中才能有所超越有所创造——它所创造的正是现实中没有的东西。

这其实回答了“诗是什么”这个属于本质的问题,杜国清就有一篇题为《诗是什么》的论文,他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诗是诗人根据语言和经验使用文字创造出来的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美的世界。”这个回答包含了几个关键词:语言、经验、文字、想象和美,这几个关键词组成了杜国清眼中的诗世界,也成为他论诗的一个完整结构。诗根据语言,在杜国清看来,不是忠实地传达语言,而是在进一步发展和利用中,超越语言的传统,超越语言的日常,他甚至指出,为了创造最佳的诗句,必须诉诸“暴力”,只有用一种破坏性的“联想的风暴”,才能使读者的大脑受到冲击,才能使“脑波里的磁场受到破坏而必须重新调整出一个新的秩序”。同样,根据经验,杜国清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诗人必须根据人脑中既存的自然或现实作为依据,以经验作为材料,建造出一个诗的世界来。而根据语言、根据经验进行的创造,突出体现在文字的革新意义上,他认为,白话反映的是现实,所以必须去白话化,在词语的扭歪、变形中得到现实之外的审美意义,这里又回到杜国清提出的“暴力”原则,在他看来,暴力就是突破日常规范的白话而进行的一种创造,“使之与实际的语言产生某种距离”。在这方面,想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诗的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诗存在而且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在这里,杜国清再次使用了“暴力”这个美学原则,想象力从事概念的结合时,尽可能‘将最异质的东西以暴力结合在一起’”——这句话来自约翰逊,他当时批评的是十七世纪形而上诗人写作的诗歌,在这里,杜国清用来反对的是那些缺乏创造性、想象力的诗歌,在他看来,暴力是一种刺激,是一种颠覆,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震撼,只有在这样的诗歌里,才能让人感觉到美。

诗论而言,杜国清提出的“暴力”美学,其实隐含着一种在场却不在场的超越感觉,是让诗人站在艺术的高处俯视。他在其他的文论中,也是在围绕着这种对于现实和经验的超越、对于自我的超越而在忘我中达到暴力美的诗歌创作原则进行论述,他提到了日本的俳句,认为由十七个音节的日文组成的俳句就是一种诗人无我的想象式洞察,“俳句所表现的不是一种认识的世界,而是幻想或吟咏的世界。”在他看来,认识只是一种瞬间的过程,想象中达到的观察和反省才是意义之所在。而在《万物照应·东西交辉》这篇文章里,杜国清从波德莱尔的《万物照应》这首诗中论述了象征的意义:建立在“万物照应”这个认识论上,而以“通感”为方法论,以“超自然”为本体论。这种超越现实的诗观和东方思想有着完满的契合,尤其是华严哲学,他认为,华严经所体现的哲学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在“法界缘起”中,以“重重无尽缘起”、“事事无碍法界”为最大特征,构成了波德莱尔“万物照应”的诗意,“为了说明宇宙间万物的存在,莫不因缘而起,相由相作,互为因果,而有因陀罗网的妙喻。”

万物相照应,万物相交彻,而万物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便成为了一种整体的“一”,所以“一多相即”就是在象征中“以具体的、特殊的、有限的事物,代表抽象的、普遍的、无限的概念或情感”,在通感中审美,在象征中超越,在“一多相即”中无我——所有一切,在杜国清看来,所要抵达的只有一个终点:灵魂,也就是说,诗最终是人类灵魂的安慰品,无论是想象中的美,还是暴力式的突破,都是最后进入到灵魂的圣殿里。于是,杜国清提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诗观,他在《诗的本质》中提出了诗的三昧,即惊讶、讥讽和哀愁,杜国清认为,惊讶是指诗歌的独创性而言,讥讽是批判性而言,哀愁则是感染性而言,三昧的最终抵达终点就是灵魂:“人类的灵魂对于突破日常性或习惯性的惊奇感到乐趣,以讥讽对无可奈何的现实施与报复而感到满足,同时在表现出人存在之哀愁的境界中获得安慰。”

在三昧之外,杜国清又提出了诗的“四维”:情、理、事、物,这是指诗歌所包含的题材而言,“此四者盖含诗的一切题材,穷尽万有的形色声状。”当然,“四维”是诗歌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三昧”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一种形式——当他确立这三个标准,并不是在美学意义上构建他的诗歌创作,而是从写作手法上革新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样一种在技术层面的标准,是不是真的能拥有暴力的质感?真的能达到灵魂的的震撼?从诗论回到诗歌,其中的三部分正好对应于杜国清的惊讶、讥讽和哀愁——爱情诗、讥讽诗和诗论诗。在爱情诗里,无论是月亮、岛屿、海水、落花等意象,似乎都没有那种惊讶的感觉,爱情是一种《岛湖缘》:“在那湖中  来世/我是风 你是浪/我轻抚  你荡漾/我是一只幸福的旅船/你以海的丰姿载浮/向着彼岸”;爱情是一种伤痛:“那是唯一没有死尽的细胞/生命仅剩的一念/存藏着  一生爱欲的痛史//痛  历劫的宿命(《尘》)”……在杜国清的爱情诗里,“我”是在场的,因为我的在场,在意境上没有什么超越,在词语上没有什么变形,在寓意上更是在一种经验意义上进行着书写,或者说,这些诗歌够不上惊讶,它只是在平白中表达一种心情——唯一具有些诗意的是《楼梯》中的一句:“楼的这边我的回忆很瘦”,当回忆和楼梯一样“瘦”,爱情似乎才些微远离了日常经验的书写。

杜国清的讥讽诗在“忘我”意义上比爱情诗胜一筹,自我的确已经不在场了,在场的人类普遍的一种情感,他在讥讽诗里所写的也都是动物和人之间的一种微妙关系,蜘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独裁者”;鼠愿意“和所有哺乳类动物竞选”——“只要树有皮,谷有壳,尸体有棺材/只要人类有食物”;虎变成了困兽,遗体捐献给了人类,头给旅客当了枕头,“最后请将我在森林月夜下的长啸/下来做为我的挽歌……”而龙呢,“都来呀 用鳞当瓦盖一间国会大厦/都来呀 用龙骨刻一把惊堂木”。动物之外,《1972·日本》则是表现了一种不灭的丑恶思想,酒馆里喝醉了酒的三个人,一个人“扶在墙壁上一动不动地/像个准备接受枪毙的战犯/然后 以螃蟹横行的姿态/企图逃脱”,而另一个人“唱着军歌 举起左手/不断地向路人行军礼”,最后一个则“仰天倒卧在地上/领带夹上闪耀着非洲钻石/一只退休了的军用狗/在他的嘴和脸颊上舔着”,最后是那只老军狗,“在夜半/向着灯笼  一如当年/向着丸/狂吠”。另外,杜国清也一些文化符号的现状提出了批评,《大雁塔》里已经无经无佛,不能远眺也无法沉思,“如今在西安 若要登临世界/只有坐电梯 到二十层/观光宾馆的楼顶上”;曾经的“丝绸之路”,现在都是由日本人、华侨少妇、欧美游客、香港大小姐和台湾人所组成的游客所湮没,“路边  一只病倒的骆驼  眼望着/无数铃声  车声  遥过砂碛/消失在海市蜃楼里”;天池的水只是王母娘娘的洗脚水,长城只是为了争取外汇,而兵马俑“在地下活了两千多年/1974被发掘时都死了”。

这些诗歌的批判性很强,杜国清或者希望在讥讽中“对无可奈何的现实施与报复”,而在他的“诗论诗”里,讥讽犹在,但是却要传递出一种哀愁,而这种哀愁就是诗人自我的哀愁——仿佛自我又回到了诗歌里,但是杜国清以一种类的方式寻找着诗歌和诗人的突围方向:诗人是什么?诗人就是“齿轮间的沙砾”,要“时时发出不快的噪音”,“时代的证词  发自/齿轮间的砂砾:/诗人不昧的良心/每当自我刑求/发出不快的噪音”——这便是一种自我超越,他在《金狮子》一诗中则表达了诗歌的通灵,“诗人的心 华严的灵官/六根交感  想象受胎/六尘相染 情意成形/六境照应  一首诗/吼然  诞生”,而诗歌是什么,就在他的《万法交彻》里得到体现:“诗人的心/尘世回转的一颗明珠/观照宇宙  一念万劫/一尺之镜  见百里影/一夕之梦  萦绕千年”……

诗论诗无疑是将杜国清的诗论变成了一种诗歌语言,但是议论痕迹过重也影响了诗歌的已经表达。而其实从爱情诗到讥讽诗再到诗论诗,杜国清所说的惊讶、讥讽和哀愁“三昧”其实在更多意义上抛却了暴力这一种异质的美学,因为他的诗歌偏重于说理,而不重于抒情,杜国清在诗中写道:“美/知性与感性的均衡/融化出 优雅的趣味”,但是在他的诗歌里,知性和感性并不是均衡的,他在自我在场的时候抒发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却变成了经验意义上的日常性表达,在无我的情境下阐述诗理,却不再有诗人的情感,变成了纯知性的表达。他在诗论《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中就指出,台湾的现代诗,打破了固定的格律,以散文呼应诗人的节奏,破除了形式化和感伤症的弊病,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知性,“就诗质的变革而言,知性的强调是匡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时常患有的感伤症的一大法宝。”他在另一篇文论《宋诗与台湾现代诗》中更是为台湾现代诗找到了一种源头,那就是宋诗,而宋诗的一大特点便是“尚理”,便是议论,所以,“宋诗与五十年代中叶以后的台湾现代诗,乃至二十世纪来的英美现代诗,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亦即知性的强调。”

知性而观察日常生活,知性而强调现实实况,知性而长于议论,当杜国清说:“从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新诗趋向成熟的一个可能的路向。”他也正踏步向着知性的诗歌王国进发,于是在“忘我”中没有了诗意的惊讶,没有了语言的暴力,没有了万物照应,甚至没有了那一个可以被标注的条目,于是,那唯一的“瘦”便也成为“悠悠天地间 身骨嶙峋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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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楼

编号:C38·1941103·0074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45元
页数:758页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癌症楼》:处处都是单数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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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贞德

编号:X38·1941103·0073
作者:(英) 萧伯纳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定价:7.15元
页数:731页

“他的无优无虑的安乐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他必须哄得人发笑,这样人们就不会想到拉他去上绞刑架了。”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颁奖词对萧伯纳的幽默风格给予了幽默地回答。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使萧伯纳的戏剧在揭露问题之后以妥协的方式宣告矛盾的解体,这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无奈和局限。但萧伯纳毕竟是一个作家,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对社会它只是提醒,而后若无其事。
《圣女贞德》:我歌颂的不是武器和英雄 

人人赞美我,我就要受难了!我要你们记住我是一个圣人,而圣人新能够创造奇迹的。现在告诉我,我可以重新复活、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吗?
    ——《圣女贞德》

重新复活的贞德出现在那场烧死自己的大火之后,二十五年,或者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当蔑视宗教的吉尔·德·雷斯已被绞死,当科雄的尸体从坟墓里拉出扔到阴沟里,当不想当国王的查尔斯成了“胜利的查尔斯”,一切的秩序都已经被颠覆了,但是贞德喊出的“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中间”的期望,却只不过还是一个虚幻的梦,她已经不是指挥战争的胜利者,不是背叛宗教的女巫,甚至也不是“另一个上帝”的异端,而是圣女。那列出的四大谬误是对于贞德之死的平反,但是对于贞德来说,她被神圣化,就像二十五年前被妖魔化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十字架因纪念我而神圣,并不是有了十字架才使对我的纪念神圣化了。”这种神圣化并不是永恒,也不是作为一个女人活得更久的象征,这只不过是教会按照常规进行的审查,只不过是对于一种阴谋的掩盖,“她具有崇高的美德,被赋予上天的启示,因此,战无不胜的教会特称呼崇敬、神圣的贞德为圣女贞德。”不管是主教还是过国王,都在颂扬一个二十五年之后被平反的圣女的时候,对于贞德来说,却依然是一个受难的开始,因为颂扬本身就是对一种信仰的亵渎,对于贞德来说,她只想成为一个和上帝站在一起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但是这个活生生的女人在二十五年前却是一个无视传统、无视教规的违背者,却是一个损害教会利益将自己当成上帝代言人的异端。

“这是我的上帝让您发出的命令。我的上帝是天堂里的国王。为奥尔良解围!”在贞德看来,在那场战争中,她必须以上帝的名义站出来,必须以上帝的力量成为解救者,她需要盔甲,需要军刀,需要战士,需要勇气,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使者,在她的耳边是圣女凯瑟琳和圣女玛格丽特的声音,“她们真的和我说话的。我听到一些声音,它们来自上帝。”而且在贞德那里,上帝的意志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解放,“他们也是人”,是对敌人的一种肯定,“上帝创造的英国人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上帝也给了他们国土,给了他们语言。他们进犯我们的国土,还想使用我们的语言,这都不是上帝的意志。”所以即使能够获胜,也不是去征服英国,不是去说英国人的语言,不是住在那里,否则魔鬼就会附身,“等我老了以后,一想到我做过的坏事就会发抖。”而对于国王查尔斯来说,他只是一个胆小的人,对于王位,对于国家,他只是想逃避这一切,“我只希望谁都不来打扰我,让我用自己的方式消遣、享受。我从来没想过当国王,是他们强迫的。”而在贞德看来,王位是上帝赋予的责任,她必须指挥军队完成上帝的旨意。

对于贞德来说,真正的阻力来自教会,在大教主那里,她是一个女疯子,她参加战争只不过是一个诡计。“她把上帝的启示带给查尔斯,而教会只能呆在一边。她要在兰斯大教堂为查尔斯加冕;是她,而不是教会……她说话的时侯提到过一次教会吗?从来没有。总是上帝和她自己。”实际上,并不是贞德口口声声代表上帝令教会害怕,而是贞德作为一个牧羊女,却要以上帝的名义重建国家的秩序,这是一种摒弃教会中介的信仰原则,摈弃贵族封建的政权组织形式,科雄主教和沃里克爵士把贞德所预示的这两种危险倾向命名为“新教”和“国家主义”。“撒旦要诅咒,就要诅咒全人类的灵魂。教会始终在提防这一可怕的企图。在我看来,这姑娘只是这个企图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科雄看来,她不是女巫,她是异端分子。

实际上,在贞德的心里,当她站在战场的时候,她身上已经完全去除了世俗的属性,“我现在是军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女人看。我也不想穿女人的衣服,不喜欢女人喜欢的东西。她们总是幻想着情人和金钱,我幻想的是指挥冲锋和放大炮。”当她穿上盔甲,当她手拿军刀,当她指挥军队取得胜利,她实际上越来越远离世俗对她的定义,而这种状态便是孤独,“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从来没有人和我站在一起。国家是孤独的,上帝是孤独的,在我的国家和上帝的孤独面前,我的孤独算得了什么?我现在明白了,上帝的力量正在于他的孤独。”而只有这种孤独,使她更觉得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也使她越来越走向被定义的“异端”——“异端就将毁灭教会和帝国。”所以当贞德撕掉那张返回到世俗秩序的纸时,迎接她的便是那熊熊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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