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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史

编号:W37·1960128·0251
作者:姚福申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1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440页

真正称得上“编辑”的第一人便是孔子,他最早编辑的书籍是《诗》、《书》、《礼》、《乐》、《春秋》“六艺”,之后便是周代的草创阶段、两汉的奠基时期、隋唐的辉煌时期、五代两宋的飞跃期以及近现代的不断发展期。本书共分两篇,上篇为古代部分,下篇为近现代部分,至解放前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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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散文

编号:E29·1960128·0250
作者:余秋雨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元
页数:531页

余秋雨是以《文化苦旅》而被读者认识的,不容否认,余秋雨的笔触中的确存在着对一种秩序的忧虑,但那种自上而下式的思考方式显然散发着酸腐的味道。反盗版宣言、不断的选集出书,这对于本来沉积于书斋的余秋雨来说,寻找到了一条不断向读者生产产品的捷径。这本《秋雨散文》当然是余秋雨从未发表过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文化忧思录。

Tags: 秋雨散文 余秋雨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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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

编号:B86·1960128·0249
作者:(美)弗兰克·戈布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7年2月第一版
定价:2.00元
页数:204页

由于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人” 和“人类潜力”引入到心理学,使他的心理学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成为心理学历史上的新思潮,这种对人类主观作用的肯定而使马斯洛成为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当然,马斯洛对弗洛伊德哲学仍有其不自觉地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更多是一种选择性的批判。
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人如何自我实现

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
    ——马斯洛

在2020年的2月打开1996年1月的记忆,显得苍白而模糊,24年前,应该鼠年还没有到来,24年前,我还在某所学校里读书,那时,应该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有目的或没有目的地在杭州城北地带,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随地而摆的书摊,停下车,走过去,蹲下来,然后挑挑拣拣,便看到了这本《第三思潮》,那时对“第三思潮”是陌生的,就如对这条从未骑行经过的街道,那时对马斯洛是有所耳闻的,就如对这个我半年后离开的城市。在陌生和有所耳闻中,买下了这本只要2元钱的书,然后放进了我的书库里——24年来,似乎一直未曾真正打开过。

只是因为陌生而有所耳闻,便购买了地摊上的一本书,对于当时的目的很是迷惑,即使24年后的今天想来,大约也只是一次偶然:偶然骑行,偶然瞥见,偶然买下——在没被真正阅读之前,一切都似乎在偶然中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时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24年后开始打开这本当时就泛黄的书,当阅读完之后再次去检阅当时九品书库里的介绍,似乎24年就隔开了现象和本质,隔开了想象和事实:“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这是图书介绍的最后一句话,而其实,这本书只是弗兰克·戈布尔对“第三思潮”的马斯洛心理学进行了科普式的介绍,根本没有马斯洛的五部著作,更没有百余篇论文的影子。

介绍是一种明显的误读,是没有进入之前的耳闻和摘录而已,但是当编号指向了确切的时间,当记忆在模糊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还会有误读?简单的介绍是无法抵达真正的文本,是不是这一种误读也在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书里?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陌生,对于第三思潮的隔阂,其实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而这只不过是弗兰克·戈布尔对马斯洛心理学一种非常浅显的注解,即使最后几章谈到了马斯洛心理学在社会变革及管理学中的应用,包括针对美国犯罪、违法、酗酒、嗜毒或失败,通过“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别人”,通过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来解决,包括曾经是罪犯的威廉·桑兹在马斯洛心理学启示下进行了对罪犯改邪归正的“七个步骤”方法实验,包括加德纳·墨菲运用马斯洛的研究,在《人的潜力》中提出了开发人的潜力,在美国建立九十多个潜力开发中心,包括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阿吉里斯博士在马斯洛心理学影响下,提出了个人精神健康问题,“正是对相对健康的个人的研究,导致了对人的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强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自我尊重、自我接受和心理成功是构成我们社会中个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线性系统公司经理运用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通过“尤塞琴管理”来维护工人自尊心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率……

马斯洛心理学运用到社会管理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回到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普及型书籍,关于马斯洛,关于马斯洛心理学,关于第三思潮,其实缺少一种系统论,当然更缺少对心理学真正有深度的阐述和批判。所以从知识层面,和24年前偶然发现而购置一本书一样,从来都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获取。但是,当24年后进入到弗兰克·戈布尔的知识世界里,疑惑总是会产生出来:马斯洛为什么会发展他的自我实现理论和人的潜能研究?第三思潮真的可以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上具有新的开拓意义?马斯洛心理学是不是还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

“第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时间的序列,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到华生的行为主义,这两种思潮在马斯洛心理学之前,而马斯洛在研究心理学,提出著名的“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的潜力”的概念过程中,是在否定前两种思潮,但是更多是继承,在继承中否定,在否定中创新,或者是“第三思潮”在心理学序列中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弗兰克·戈布尔看来,马斯洛心理学似乎是对于前两种思潮的全盘否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精得错乱者、实验室和精神病人,也就是说是不健康的人,而马斯洛唯一关注的是健康的人;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无意识的动物本能,是原始的,反社会的,非理性的,所以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而作为结果的自我成为心灵的一部分,联合本我于超我的力量来决定行动,这种行动压抑自己的冲动,最后导致的对社会的某种仇恨,“仇恨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友爱关系之中。对对象的恨比爱要古老。”而马斯洛完全抛弃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对畸形的人、不成熟的人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筑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而这种健康的研究方式就是对于弗洛伊德所说观点一种纠偏:本能“不是丑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良好的”。

对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弗兰克·戈布尔认为,和弗洛伊德把动机的重点放在深层的内在冲动和驱策上不同,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主要动机的重点放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上,而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毫无一丝主观色彩,“行为主义者把诸如感觉、认识、意向、欲望、目的、甚至思想与感情等一切主观定义的词汇都从他的科学词典中剔除了出去。”所以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机械论的科学(它在心理学上表现为行为主义)并非谬误,只是太狭隘,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的哲学。”因为华生专注于对动物的研究,把人也当成动物之一种,所以马斯洛要发现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极大不同,要摆脱机械论,要重建人本主义心理学,所以在否定华生行为主义之后,马斯洛提出了以综合性的哲学思路来构建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对华生行为主义的否定,而其实,马斯洛是要把两种思潮结合起来,既要包括对行为的内在、固有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又要对外在的、环境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达到综合性的意义。

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关注中性的本能,关注健康的人,最重要的标志是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了心理学的范畴。但是,除了他对于弗洛伊德主义和华生行为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之后创建了自己的心理学,马斯洛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为什么会提出不同的心理学观念,这和马斯洛自身的经历有什么关系?或者说,马斯洛是不是也是自己心理学的一个直接样本?对于这方面,弗兰克·戈布尔显然也没有更好地阐述,他只是介绍马斯洛的成长过程中,说到了他童年的孤独,说到了他工作的艰辛,说到了他结婚很早,说到了他没有机会参军,但是这些经历似乎不能构成一个样本意义。但是,马斯洛说过:“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这句话或者可以成为他专心开始研究心理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时说,“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作为一个在非犹太区里生活的唯一犹太籍孩子,马斯洛的这种孤独感一定是强大的,但是弗兰克·戈布尔只是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并没有和他日后的研究联系起来;弗兰克·戈布尔认为,1941年12月7日是改变马斯洛生活方向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本来马斯洛会在战场上思想自己的价值,但是因为年龄太大,所以马斯洛没有机会从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决心贡献毕生精力去寻找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这就是“为和平会议桌所用的心理学”,这种更有用的理论似乎是为了弥补无法参军的遗憾,但是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他想证明的是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和战争这种丑恶的东西相对立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人类的美好,但是弗兰克·戈布尔显然误解了马斯洛的这种初衷。

马斯洛:被标签化的第三思潮

马斯洛最著名的观点,一个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另一个则是相信人类具有大量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关于自我实现,是从基本需要理论而来,从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到爱和归宿的需要,再到对尊重的需要,最后才是人的自我实现理论,这是人的一种发展需要,即存在的价值,马斯洛认为,人的这种高级本质要以他的低级本质为基础,否则,高级本质就会“倒塌”,“有关‘高级需要’的推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侧重点。”而他列出的存在价值包括完整、完善、完成、正义、活跃、丰富、单纯……关于这个人的自我实现,马斯洛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人的自我实现是不是一种可以忽视现实的主观评价?是不是一种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甚至会不会无限放大人的潜能?在大学时代,马斯洛就对自我实现有着好奇心,他之后所研究的第一批年轻人就是两年名大学生,后来他还挑出了布兰代斯学院百分之一最健康的人,这些人都被他称作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从理论和实践中,他认为,一个有出色认识能力的人,会有更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决心和意志,会有更清醒的是非观,会有对未来更准确的预感,所以他们较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他们更具有创造性、自发性、独立性和个性的统一,他们很少抑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很少有自我冲突,他们乐于与人相处,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都健康幸福。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心理自由”,也正是在这种心理自由中,人才会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走向自我实现。

但是这种对人的潜力的挖掘,如何不成为一种忽视客观条件的心理控制论?弗兰克·戈布尔显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在马斯洛看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它组成了心理学关于人类冬季的普遍理论,甚至弗兰克·戈布尔举例说马斯洛在年轻时想要进田径队参加比赛,那时在十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被认为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马斯洛却将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所以弗兰克·戈布尔说:“每一次刷新记录都表明人的潜力在这些项目上有所增加。”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因为激活了人的潜能,但是人是不是有一种无法超越的极限?如果单一依靠潜力论来激发人对于极限的突破,那么会不会陷入主观主义?就像马斯洛的“顶峰经验”,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人会有这种“感到敬畏、强烈的幸福、狂喜、完美或欣慰的时刻”?

马斯洛所研究的人的潜力一定是在某种范围里的突破,当然他所研究人的潜力更重要的意义是激活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也就是在过程中才能有顶峰经验,才能有幸福、狂喜、完美和欣慰的时刻,才能不断自我实现。而这种持续性的过程,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心理发展”:人需要发展并运用他们所具有的才赋,以便自己发展并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精神健康。但是弗兰克·戈布尔似乎也并没有充分阐述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机制,人的潜力和心理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是拿年轻时田径比赛的超越性结果来证明马斯洛所说的“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似乎有些断章取义了。

马斯洛提出了“尤塞琴管理”方法,马斯洛尝试研究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马斯洛积极倡导建立“协和社会”,都是他将心理学具体运用到社会管理的实践努力,当他提出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当他认为社会必须学会识别最适于做领导者的人,当他把成功与能力紧密相连看成是一个成功社会的标志,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是不是用改良理论对社会和个体存在的不健康问题进行了妥协?甚至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对这些问题弗兰克·戈布尔也没有从心理学层面、社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他只是简单展现了马斯洛实践成功的一面,却没有剖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当马斯洛运用“尤塞琴”的Y理论进行管理,是不是当领导者对工人进行鼓励和理解,就不会产生对立?就不会引起矛盾?Y理论只是对专制主义的X理论的扬弃,只是用尊重的态度改变逼迫、控制、指导的管理方法,这种把成功只取决于领导是不是优秀,人格是不是健康的观念,真的是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而在社会变革中,弗兰克·戈布尔又指出,马斯洛其实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是他向往的却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同样是期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一个能推进社会改革的领导者,同样希望社会的全体国民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有心理健康的渴求。

实现自我变成了唯一的目的,人的潜力成为了共有的目标,弗兰克·戈布尔在对马斯洛心理学最简化的介绍中,一切都变成了平面式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不触及思想的知识,就像24年所隔开的现象和本质、想象和事实一样,它只是偶然出现在街头拐角,只是陌生而有所耳闻中被购买,马斯洛、第三思潮,高峰体验(顶峰经验),或者都是和自我实现、人的潜力无关、拾掇起来的标签而已。

Tags: 第三思潮 马斯洛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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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现代小说史

编号:C11·1960125·0248
作者:(法)米歇尔·莱蒙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347页

法国人的特性决定了其小说创作带有极大的反叛性和实验性,法兰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也是一个富于探索的民族,政治生活的多样性使文学创作之树常青。书名《法国小说史》,实则是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发展,这一段历史中,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接踵而至,同时出现了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一批文学巨匠。法国小说对民族命运的关注、社会生活的关注,都表现了其少有的忧戚思想。本书将法国小说的历史分期划分为: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现代小说的诞生、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嬗变时期、争议的年代等5章。
《法国现代小说史》:如何会产生叙述

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
    ——《第五章 争议的年代》

这一年,小说的样式在变化中运用而生,各出版社出版了形式多样的小说,有内容紧凑、手法灵活的《新法兰西评论》版的小说,有大量发行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小说,有格拉塞书局的简短优美的故事,还有普龙-努里出版的严肃庄重的小说;这一年,法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一代,他们与前一代迥然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你们为什么而写作”的问题;这一年,小说的革新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两代人,拉克勒泰尔、杜阿梅尔、马丹·杜加尔和儒勒·罗曼一代人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宏伟作品中探索这儿会生活的复杂性,塞林、蒙泰朗、阿拉贡、圣太克絮佩里和安德烈·马尔罗等一代人则致力于批判既定的价值,以促进新价值的产生;这一年,有关小说的争论开始出现,争论设计的不再是小说的样式,而是涉及到叙述的方法,“与其说是争论小说为什么会产生,倒不如说是争论如何会产生叙述的。”

这一年是一九三〇年,当小说出版呈现出多产和多样性特点,当小说需要不同年代的人进行革新,当小说的争议在于“为什么写作”和“如何产生叙述”,是不是小说的本体论已经到了彻底改变的年代?从表现革新力量的市民小说,到展现社会史宏伟画卷的“长河小说”,从描绘人类境遇的小说,再到解构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小说,为什么法国“争议的年代”划定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〇年,在米歇尔·莱蒙看来,刚好是法国现代小说小说诞生一个世纪,“现代小说诞生一个世纪之后,人们到一九三〇年进入了一个大部分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的时代。”当写作方法都已被发现甚至被穷尽,在题材意义上,在手法上,似乎都走向了某种终结,在这一情况下,“作家们将会竭尽全力地进一步完善它们,使之变得更加精妙。或者通过更为大胆地运用省略和暗示的方法,使之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

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米歇尔·莱蒙特别提到了塞林、马尔罗、圣太克絮佩里、贝尔纳诺斯、蒙泰朗和阿拉贡这一代人,在他看来,他们那时已经取代了以前大师的地位,确立了自己的声望,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抛弃了对于读者阅读口味的关注,当小说从为了受众的消遣娱乐的目的论中返回,他们便注重在小说本体论上的发掘和发现,“小说本身要成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描写。”甚至小说成为了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改造器,“小说成了一种佐证:摒弃非理性的行为,蔑视个人主义的艺术趣味,崇尚冒险活动的兴趣,对参与历史事件的崇拜,企图在与世界的剧烈的斗争中表现自我的愿望,这种种新的价值标准促使小说家把小说作品视为一种佐证。”

不再是描写而是行动,不再关心读者趣味而成为社会问题的佐证,不再争论小说样式而争论小说“如何会产生叙述”,一九三〇年的法国小说走向了变革和嬗变,甚至走向了一种本体的革命。当发出为什么小说的这种分水岭意义界定在一九三〇年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可以以回溯的方式回到一百年前的一八三〇年,回到米歇尔·莱蒙所说的“现代小说”的诞生。书名翻译成《法国现代小说史》似乎是一种误读,如果按照这个书名,米歇尔·莱蒙对于法国小说的起点就是他所说的一八三〇年,而其实他原先的书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原先的书名和翻译后的书名,明显存在一个时间差:《法国现代小说史》的起点是一八三〇年,那么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三〇年,是不是只是一种可以省略的时间背景?

米歇尔·莱蒙的第一章是《巴尔扎克以前的法国小说》,单列出一章来介绍一八三〇年的法国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种背景交代。在巴尔扎克以前,法国小说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成型的文学体裁,米歇尔·莱蒙认为,那时的小说是一种缺乏规律的“吉卜赛流浪儿”,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被承认是一种文学体裁,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能够明确指出它本身的要求和它特有的形态”。那时已经有了黑色小说、感伤小说,小说也开始形成了它自身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但是《阿道尔夫》或者《勒内》这样的小说,尽管摆脱了过去的俗套采用忏悔录方式展现了逼真和真实,但是缺乏情节;司各特·瓦尔特的小说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展现了历史时期的风俗和信仰,但是他只是用戏剧性小说代替叙述性故事;意识形态、诗情和心理分析构成了十九世纪初期小说体裁的三种倾向,但也都没有真正成型……

直到司汤达的《红与黑》面世,而这一年正是一八三〇年,于是米歇尔·莱蒙将其看做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为什么司汤达的《红与黑》会成为现代小说诞生的标志?司汤达从二十岁是立志成为伟大的诗人,他还想成为戏剧家甚至梦想做当代的莫里哀,他的《日记》、《新哲学》以及《书简》中都可以看成是为戏剧梦想实现所做的准备,但是这些都只是计划、大纲,直到司汤达开始写作小说,并且用一部恢弘巨著《红与黑》奠定了法国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米歇尔·莱蒙对司汤达的小说进行分析后认为,《红与黑》的开创意义就是“对事物的观察”,他根据报道的事实进行写作,但是摒弃了小说艺术的旧传统,一方面对当时的风俗习性进行了精确描写,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卷,而对于现实的描述,并不是一种新闻报道,他按照一种自由节奏推进,采取若干连续的插曲方式,介入到故事中去,另一方面,在“绝不热衷于描述某一事变的来龙去脉”的写作手法中,他以对历史演变中偶然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将真实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假象世界”结合,这种手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深入到个人内心世界,记录下的他的思想。

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是要打破所谓的历史规律性,而是更多介入故事,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真正体裁意义上的本体性,“如果早二十年,生在帝国时代,于连就可能从军;就可能驰骋欧洲,逞其才智。可是而今,如果他想成功,并在复辟制度下生活,那么就只有屈从于统治者的要求。”司汤达的《红与黑》被看成是现代小说的诞生标志,而他并不是单枪匹马革新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巴尔扎克被米歇尔·莱蒙成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比司汤达更注重对于小说体裁的确认,如果说司汤达的小说注重的是灵感,灵感产生了最灵活、最自由的形式,而巴尔扎克则是通过叙述的结构去表达,也就是说,巴尔扎克教子司汤达,提出了更本体的问题:故事的情节本身按照什么方式才能成为意义的载体。从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三年,商业活动中失败的巴尔扎克转身进行小说创作,他几乎创造了所有的形式:“典型人物、小说结构、风俗观察和哲学思考的紧密结合、被安插在具体环境之中和以时间为基础的故事的戏剧性进展。”从《高老头》到《幻灭》,巴尔扎克一改司汤达在创作时无法摆脱自我的困境,而是在一边叙述中一边说明,一边描绘一边解释,在巴尔扎克看来,艺术不仅在于表现生活,而且还在于认识生活,小说家企图“借助语言来控制世界”,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中重要人物都混合有三种方面的特点:社会型、道德型和哲理型,巴尔扎克说:“他们差不多总是必须作为反映现在的一个伟大形象,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物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都在他们的皮囊底下颤动,里面往往隐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他自己被置于其中,甚至以代言人的身份描绘了巴黎第一批人物形象;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认识生活”就在于让生活担负起摧毁幻想和打破希望的责任;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他以肖像、描写、叙述形成的静态学和以对遗产的觊觎、诉讼手法的狡诈、阴谋等行动产生的动力学,形成了静动结合的性格对立,这种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的开拓,使得现代小说逐步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文学体裁,巴尔扎克说:“艺术的使命不是抄袭自然,而是表现自然。”艺术在他看来,既是“理想化的创造”,也是“浓缩了的大自然”。而这种观点也正好是那个时代写作手法的一种总结,除了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乔治·桑的理想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步发展起来,而它们似乎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在“表现自然”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看起来是逃避现实,但是却是对于生活斗争的一种体验式感受。

一八三〇年诞生了法国现代小说,这一定不是小说靠自身发展确立的独立历史节点,它是一种历史必然,而这种必然又回到了米歇尔·莱蒙的书名《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小说》——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动摇和摧毁了旧有传统,使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在文学创作中,自然也相应地产生了司汤达需要的那种最自由的灵感,产生了巴尔扎克想要表现的自然,产生了乔治·桑的田园理想,也产生了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小说——小说就是在变革中进行转变,在矛盾中寻找出路,就如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借用圣-雷阿尔说过的那句话:“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既可以照见那个真实的现实,也可以观察包括自我在内的世界存在,当然也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放大镜。

但无论如何,在现代小说诞生的这一百年里,小说和现实,文本和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再现的关系中演绎,“现实主义小说的鼎盛时期”尤其需要这面镜子的伟大作用。维克多·雨果制造了四十年代社会小说和大众小说奇妙综合体的《悲惨世界》,他用小说的镜子“描写人类意识从恶转向善、从黑暗转向光明的史诗”;福楼拜整理了小说的遗产,他用手中的镜子“对细致的真实给予巨大的关注”,《包法利夫人》成为科学观察的样本:“我在我其它的书中越是衣冠不整,我在这本书中就越要竭力扣好钮扣,我竭力遵循几何的直线:不抒发一点儿激情,不进行思索,不表现作者的个性。”龚古尔兄弟在心理和社会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镜子观察人的生理,“我们的小说独有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将成为这个时代里历史色彩最浓厚的小说,为本世纪的伦理史提供最丰富的现象和真正的事实的小说。”而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则成为在实验基础上的放大镜,《卢贡—马加尔家族》成为“第二帝国的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现实主义小说,那面镜子呈现出现实真实、具象、细致甚至繁琐的一面,当科学代替想象,当生理学代替心理学,当小说成为观察方法,小说也终于迎来了嬗变的时代——一八八七年,左拉的五位门徒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公开信宣称反对他的极端做法,只是小说在镜子式的叙述中面临危机的一种症候。这是时代是“愈来愈难以给小说作品划分类别的时代”,因为阅读习惯的改变,因为写作方法的变化,因为小说样式的发展,而真正对小说发生实质性改变的依然如现代小说诞生时那样,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法国小说发生了裂变,在这里一种重要的标志是思想观念介入小说中,米歇尔·莱蒙将之命名为“世界主义的时代”,一方面小说成为“在翻译中最少失去其特征的文学样式”,这是其稳固性的标志,外国作品大量流进,产生了新的引力极,从而让法国小说不再只是法国的小说,也不再是和法国有关的小说,柏格森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开始改变小说的内在结构;而另一方面,战争观带来的工业性文学和世界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小说成为“逃避这种恐慌或为阐述这种恐慌所作的一种努力”。

社会的变革导致小说的嬗变,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称为“长河小说”,“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好像一条大河,从第一页起我就说过这句话。”长河不是小说展现史诗意义,而是人物具有的某种英雄主义特质,在反抗、激奋、愤怒、失望中,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完全和法国的传统决裂,小说就是英雄之诗,就是英雄的哲学;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水水年华》中的内心独白,一方面汲取了从前在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或内瓦尔作品中所获得的新鲜的、瞬间的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打破常规,将小说创作建立在多主题的重现与彼此互相配合上,而不在故事的发展上了,“叙述者把他本人的过去全部说完,于是《追忆逝水年华》也就全书终止。当叙述者开始讲他自己的时候,作者完成了他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普鲁斯特就是以反现实主义的方式解构了小说的叙述结构,米歇尔·莱蒙将之称为“法国小说的一个总结”,“普鲁斯特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他把特殊和一般、现实和思想结合得很好。”

普鲁斯特不是一个个案,在战后新的小说技巧不断出现,其中有以瓦莱里·拉尔博为代表的内心独白,有“观察角度”的写作方式,有无所不知之外小说家的谦逊风格,有音乐式的结构,有新的小说心理学,这种变革对于小说本体来说是革命性的,就如提出了“纯小说”的纪德写道:“要将一切并非专门属于小说的成分统统清除出去。运用混杂的方法得不到任何好东西……”所以当这种解构清除了固有传统而开始建构的时候,一九三〇年便成为另一个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信仰的缺失,小说传统被一再解构,而战后重建便成为一种建构,它需要用另一种叙述来展现新的一代,但是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超现实主义提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而写作?”

这是对小说创作主体的疑问,也就是“作者何为”的问题,从主体到本体,小说也避免不了面临“如何会产生叙述”这个问题。克洛德—埃德蒙德·马尼说:“一九三〇年乃是决定小说命运的转折性的一年……”这不仅是不断更新的创作队伍试图回答超现实主义的问题,而且在代际的价值观念上对小说之存在意义发生了疑问:现实是破碎的,世界是虚幻的,精神是沉沦的,当转向于这样一种内部世界的时候,小说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叙事,“现实不是叙述出来的,它是由无拘无束的内心独白展示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不协调的,不确定的,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存在主义小说更是在二战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嬗变样本,米歇尔·莱蒙说:“法国军事上的失败,外国的占领,许多人被关入集中营,以后又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冷战的首次出现,这种种因素就足以使得荒诞和绝望的哲学思想发展起来了。”萨特的《恶心》,西蒙娜·德·波伏瓦尔的《官员大人》,加缪的《鼠疫》,就是荒诞和绝望哲学之下的产物。

但是存在主义还在叙述,还有思想,还在寻找希望,甚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新小说呢,小说是不是在“新”的时代只能否定一切?当他们把从巴尔扎克到亨利·特鲁瓦亚、所有不属于创新之作或新美学成就的作品统统都归到传统小说这面旗帜下面,世界就只剩下两种小说,甚至新小说自己在进行着自我解构,米歇尔·布托尔就认为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因为“这是为了使读者感到困惑而编造”,在他的《时间表》中,小说变成了一部正在完成的小说,或者它是永远不会写完的小说,因为,“它不再是小说了”。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永远在过程中;乔治·巴塔耶的评论也是小说,《内心体验》就像是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者的日记;莫里斯·布朗肖的《黑暗托马》、《阿米纳达布>、《高不可攀的人》都在语言的迷宫里;萨缪尔·贝凯特的《马洛纳正在死去》就是在制造了死亡的持续状态。

小说是狡猾的虚构,小说是语言的迷宫,小说是永远在书写的状态,小说没有时空坐标,当小说变成新小说,承担描写、叙述甚至行动的作者已经退场,而读者变成了作者,他在组合,他在编排,他在理解,而这便是米歇尔·莱蒙所说的“故事的零度”,就像罗布-格里耶的“主观现实主义”,小说根本不是社会、心理或“记忆”的某种深度经验,它只是对于世界表层的描绘,而他投身于电影,便是这种创作的实践,因为在电影这个被看见的客体里,动作和物体便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从现实主义中脱身而出,是作者的态度,当小说被交到读者手里的时候,这一种“故事的零度”似乎也正是米歇尔·莱蒙认为是“如何会产生叙述”的小说走向未来的方向,因为它需要的是“处于正在完成的过程中”:“难道不正是对一切作出结论的唯一方式吗?难道不正是揭开空间障碍,促进我们走向光辉的未来的突破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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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认识论原理

编号:B88·1960125·0247
作者:(瑞士)皮亚杰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1年9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13页

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有深入地研究。本书1970年出版,对“认识的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从时间、速度、守恒、偶然性等物理概念大发展而影响到儿童的认知世界的成长,否定认识先验论。当然,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对认识论的建构,而不是仅仅指儿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皮亚杰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发生认识论原理》:从来没有绝对的开端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
       ——《英译本序言》

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他是如何建立他的认识体系的?是仅仅凭借感觉建立世界的联系,还是通过概念进行归纳建构的?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断发展”,也是从儿童世界的活动方式,皮亚杰试图建立关于所有科学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是调节、同化、平衡的过程,是抛弃了经验论的前进,是否定了预成性的结构,这是皮亚杰在某种否定意义上建立的轨迹,这条轨迹为所有科学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在这个发展为其特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源点,返回初始,以“向生物学家学习”的态度,寻找发生认识论的建构模式。

既然认识是从开端走向发展,在时间意义上就不可能是共时性的,皮亚杰在引言中就明确这一种认识结构是“非预成性结构”,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成“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论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神性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样“绝对的开端”不仅否定的是主体有效和不断的建构,也扼杀了客体在内部结构中的认识原理,所以只有从“无限地往回延伸”的起源论上,才能找到主体和客体的发展轨迹,才能形成一种既能认识高级水平的认识,也能从低级形式的认识中找出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而可以将包括主体、客体和认识中介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使它们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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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大辞典

编号:B53·1960124·0246
作者: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7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700页

作为土生土长中国宗教,道教从另一个意义上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民间式的影响,从黄帝到老子,从炼丹到隐居,“道教”成为汉语文化中的一种神秘词汇。本书为台湾1979年巨流图书公司影印本,李叔还编撰,共收词目5600余条,包括道教的经义、典制、方术、秘典、掌故、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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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心理学

编号:B82·1960122·0245
作者:(瑞士)荣格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185页

相对于荣格庞杂的分析心理学来说,本书只是一本启蒙式的小册子,它只是很表面而肤浅地介绍了荣格心理学的作用和内容,从梦的分析到词语联想等富有操作性的方法,展现了荣格心理学的一个侧面。本书为荣格为当时伦敦一诊疗所医生所作的五次讲演。
《分析心理学》:心理背后拖着蜥蜴长尾巴

整个容器是中心,并且他纠正了倒在一边的花瓶,使它站得很稳固。所有这些都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
       ——《第五讲》

对称而完整的花瓶,稳定而不倒的花瓶,里面有深海之中的鱼,有黑暗之中的蛇,有闪亮的星星,有裸体的阿妮玛的形体——背朝上躺着,那些星星像是开出的花,还有新月,当然还有破坏了和谐的分裂线。这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符号?传递着神话般的美学信息?还是一种混乱的臆想?

182页,很确定地被放在书页里,命名为“图15 一幅病人画的画”,作者是病人,读者呢,是诊断这个病人的贝内特,是分享心理学的荣格,或者也是讲座上看到这幅画的那些医生和专家,甚至也包括打开一本书知道了什么是无意识的我。一个作者,无数的读者,当一幅命名为“图15”的画被不同的人阅读的时候,谁能阐释其中的意义,谁能提供一个病人关于梦的解析,谁又在积极想象中构筑一个无意识的空间?或者,再进一步的疑问是,一个病人当做完了某一个梦之后,当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下这幅画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了对于梦境的一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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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方法

编号:B82·1960122·0244
作者:(德)胡塞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235页

胡塞尔(1859--1938),现象学的创始人,其开创的现象学成为20世纪德国哲学最难以理解的哲学流派之一,但却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观念。克劳斯·黑尔德在《致中国读者》中将现象学归结为“澄清并维护所有现象的固有本质和固有权利”,以科学的态度力图解释哲学的本质,并以“还原”一词解释了这种意义。
《现象学的方法》:获得那种“纯粹意识”

通过反思,我们不是去把握事情、价值、目的、有用性,而是去把握它们在其中被我们“意识到”,对我们在最广泛意义上“显现出来”的那些相应的主观体验。
    ——《<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元,页数235页——当从第一页翻到第235页,这本书才在被购买了14年后完成阅读,当它被编号成为我的九品书库一员,是不是一种“意识到”?当它在14年后被阅读,是不是一种“显现”?当这种意识到而显现发生之后,我获得的主观体验是不是只在我的意识中被体验?而当体验获得,这本胡塞尔的著作还是不是“自在”的存在之物?

胡塞尔说,在加入的“被给予方式中自身显现中的对象”是现象,探讨这些现象的科学便叫做现象学,那么很明白,现象仅仅是指在世界中“自在”的存在之物,它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存在之物,当对现象进行探讨的时候,这种自在性需要“显现出来”,它在何处显现?在我作为主体的世界里显现,但是这种显现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作为主体是为了让对方被给予,这也是胡塞尔哲思的内在开端:只有在对象的被给予方式中,我们才能将对象理解为某种自在的、客观的存在之物,而这种显现也变成了可经验、可体验、可认识之物的显现;当这种在主体的给予中显现发生,“它的显现在于将自身展现给一个处于一种特定情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只是给了现象一种显现的机会,它的最终目的是在被给予方式中回到原本的给予方式中,只有回缚到原本的被给予方式上,才是明证性的实现,所以说,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是“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它包含着两个部分:自在的存在之物,和作为存在之物纯粹是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所显示的那样。

“自在”和“为我”,这是意识到和显现出来的两个方面,“某一类确定的对象原本地显现给我,并且只能显现给我;我似乎不能越过这些多样性去观察对象。”这种对象的种类和被给予方式之间的相符性是一个现象学的规律,当所有的经验都可以这样表述成绝对普遍性,它便成为了“先天的”。但是,自在和为我的这种“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却并不如现象学所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先天的规律中展开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种被给予方式往往变成了心理主义下的经验主义,变成了对于实事的自明性认识,甚至心理主义者对于思维的认识完全当成了一种纯粹逻辑,它从一种有利于主观情况的实行出发单方面解决在对真理理解中的紧张关系。

《对心理主义的反驳》是胡塞尔纠正经验主义的一次尝试,在他看来,当人们认为心理学为逻辑的工艺论提供了唯一的和充足的理论基础,就是走上了一种错误的心理主义。心理主义者认为,逻辑工艺论,甚至关于思维、判断、推理、认识、论证、知识的种种工艺论,都是在探索真理过程中、在估价论证的过程中“知性的方向”的工艺论,所以心理行为或产品都被标志成为实践规定的客体,即使人们对纯粹逻辑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在他们看来,心理学之物就是置身于对逻辑规律来说是构建性的概念之中的,其中包含了真理与谬误,肯定与否定,原因与结果等。对于这个论证,有人提出来,心理学所考察的思维是“它是怎样的”,而逻辑学对思维的考察是“它应该怎样”——心理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自然科学,而逻辑学所从事的是思维的规范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则是从偶然理性中获得的,而逻辑学的规则是从必然理性中获得的,甚至,人们不借助心理学也可以在本身发现这些必然的理性使用。而心理主义者的回答是:对知性的必然性使用也是对知性的使用,知性的使用和知性本身都属于心理学,心理学考察思维“它是怎样的”无非是“它应当怎样”的一个特例。

胡塞尔不同于反对派的论点,也不同意心理主义的观点,他考察心理主义的论证,认为这里面有三个成见:第一个成见就是把对心理之物规则的规定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所以认为人是的规范规律即逻辑学规律也必须建立在认识的心理学上;第二个成见是,心理主义者把借助判断来论证判断的推理看成是一种心理行为,认为真理和或然性,必然性和可能性都会和判断发生联系,所以也都是心理行为;第三个成见是,当把所有真理都推向了判断,心理学只有在判断的明证性情况下才将一个判断判定为真。这三个成见当然是混淆了心理主义甚至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本质区别,无论是认识论,还是判断,或者明证性,心理主义都是一种实体科学,是和实体之物发生联系,甚至是对于个体的现象的分析,而逻辑学是一种观念科学,是对于观念之物的规则的规定,“观念科学是先天科学,实体科学是经验科学。”所以心理主义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它误解了思维中观念之物与实体之物的关系,误解了真理与明证性之间的关系——“明证性并不是一种偶然地或自然规律性地与某些判断相联结的附属感觉。”它是一种普遍的、必然性的判断,而胡塞尔认为,明证的判断就是“原本的被给予性的意识”。

心理主义将被思维的一般之物的存在还原到思维的事实性意识过程上,所以,很明显,当它从心理学出发来解释逻辑.并且将心理学抬高为基础科学而排斥哲学,明证性已经变成了经验的证实,而胡塞尔提出规定着思维的一般之物是不依赖于主观认识情况事实的、经验可把握的变化而始终有效的,它具有“客观”、“自在”的成分。这里就必然涉及到观念和实体、经验和先验、事实和本质之间的区别。胡塞尔认为,经验科学就是事实科学,在经验认识行为中,实体之物被设定为个体之物,设定为时空中的“此在之物”,“而在这个形态中,这个实体之物从其固有的本质来看完全也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随意的地点并且具有任何一种随意的形态,它可以对自己作如此的改变,同时它在事实性方面却不改变,或者,它可以以—种与它自身事实性方面的改变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自身。”

这种不断实践着的改变之物当然是被经验给予的,那么,在经验具有的偶然性中如何找到本质?胡塞尔认为,经验的直观或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也就是观念直观,但这是一种可能性,“它本身不能被理解为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能理解为本质可能性。”但是本质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何物”处于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的东西,这样的“何物”是可以在观念中被设定,在观念中被设定的“何物”具有的本质都具有一个给予性行为的特征,也就是说,本质直观的被给予之物是一个纯粹的本质,所以在纯粹本质判断的逻辑形式中,它们不设定个体的存在,它们具有本质普遍性和本质必然性,正由于此,“本质科学的意义原则上不可能采纳任何经验科学的认识结果。”而相反的是,事实科学却要依赖于本质科学,而对于自在、客观之物的现象的考察就必须依赖于现象学。

驳斥心理主义的经验主义,区别事实科学和观念科学,胡塞尔其实只是在证明自在、客观之物的自明性,只是在强调这种自明性具有的纯粹本质,但是对于现象学来说,它更重要的还在于被意识到,在被给予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还有一个“为我”的步骤,甚至还有一个显现出来之后回缚“在原本的、主观相对的被给予方式上”这一过程。“我”这个主体是什么,他如何具有“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的尝试”,如何给予自在之物显现的可能,又如何拥有先验的观念?在《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中,胡塞尔首先提出了自然观点的命题,作为在自然中生活的人,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我直观地发现它,而且经验到它,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是现有的,而我本身也是它的成员,所以这个世界是一种实事世界,作为成员,我从自己的位置出发看到现存的事物,并且我把别人的世界和我周围的世界客观地理解为同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带来意识。

这是自然观点的被给予性特征,但是明显是一个经验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个体世界,我在这里是无法给予一种自在客观之物的,所以胡塞尔提出了“中止判断”的概念——中止而不是终止,它只是一种将命题“被判为无效”而加了括号的命题,也就是“悬搁”,这种方法论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我只是将命题判断为无效,它只是放在括号里,因为这个自然世界是一种此在,是一种现存;第二,它是被保留的,是一种中止行为,对于我来说,我不运用属于它的任何一条公理,我也不接受任何一条公理,但是公理还在,甚至公理的有效性还在。中止或者悬搁的目的,胡塞尔说:“它使我们能够去达到‘纯粹的’意识并且进一步去达到现象学的整个区域。”而只有在达到了纯粹意识乃至整个现象学的区域之后,也就完成了认识论上的先验还原,这种达到式的还原是一种意识的体验,胡塞尔借用了笛卡尔的概念,把这样的意识称之为“我思”。

我思是一种对于意识的体验,所以当意识具有对象而存在时,它就是某物的体验,就是与某物的“有意向联系”,它的目的是:获得那种“纯粹意识”。但是胡塞尔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区分作为一个资深之物的具体存在的意识和作为意识的“对立面”即作为“自在和自为”的在意识中被意识到的、被感知到的存在?也就是意向的自在之物和体验的存在之间如何区别,而这或者就是在现象学中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在主观的“为我”的情况下,自在之物如何就如所显示的那样?意识的意向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意识进行的特征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而是要依赖于“本质”,二是意识如果要达到明证性,就必须制定它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意识生活,都必须服从于目的论的规律。意识的意向性是通过“反思”获得的,它甚至在从自然方式朝向外部世界时就已经发生,“我们就好象从未听说过那个新观点一样,完全深入到‘关于某物的意识’的本质中去,在这个意识中,我们意识到例如物质事物、肉体、人的此在,技术的和文学的作品的此在等等。”深入其中,对于某物的意识,是一种反思的获得,也在反思中意识到了体验,“它们不仅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并且不仅作为这种意识现存,如果它们本身是一个反思意识的客体的话;而且,它们在尚未被反思的时候已经作为‘背景’而存在于此,并且因此,原则上它准备被感知,正如在我们外在的目光域中那些尚未受到注意的事物一样。”

所以通过反思之“我思”,不是去把握事物、价值、目的和有用性,而是去把握被我们“意识到”的、对我们“显示出来”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也变成了现象,它是最一般的本质,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关于某物的现象。而还原的先验性就是去除了心理主义的经验,而成为一种纯粹心理学的先验,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就必须描述包含在意象体验中的本质的诸统一,就必须研究带着本质必然性的个别形态,就必须对整个心灵生活的总心态进行本质描述,就必须将自我描述成一种作为恒常信念的主体——纯粹的自我,“‘纯粹’在此意味着:任何世界化的客观化都是无法达到的。将世界不再理解为世间的,而是理解为先验的,这是说:思索纯粹的,进行的自我。”本质的统一,本质的必然性,本质的描述以及纯粹的自我,这一切去去除了经验主义而指向先验的本质观念。

自在而存在,自在而为我,而我而显现,显现而回缚,现象学就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获得关于明证性的明证性之尝试”,而哲学认识本身就是服从于“任何体验都必须依据原本性”这一规律,所以明证性成为哲学认识的样本,而胡塞尔认为关于哲学“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就是现象学问题,在他看来,现象学解决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本体主义与先验主义、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以及目的论和因果性的世界观的种种对立,由此在胡塞尔看来,获得“纯粹意识”就意味着走向纯粹科学:“方法意向的纯粹作用结果,这意味着现象学具有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将问题放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探讨轨道上来。这真正科学的轨道,是无限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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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少妇·少女

编号:C38·1960122·0243
作者:(法)冯·法斯查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316页

一位画家,一位少妇,以及一位少女,三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这部小说带有通俗小说的基本特点:爱与被爱、艺术与爱情。而使画家最后导致一个可怕结局的是对爱的盲目投入,这种颇具报复式的结尾将爱情的纯洁一面判以死刑。冯·法斯查理自己作为画家像在自我忏悔,但显然,他只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让哀怨的经历出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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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小说散文选

编号:H24·1960122·0242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6年3月第一版
定价:7.40元
页数:522页

20世纪的黑塞一直在德国过着压抑的生活,这匹“荒原狼”一直表现着忧郁、孤独的主题,找不到生活中最理想的状态。当然,黑塞最成功作品当推小说《荒原狼》、《在轮下》、《玻璃球游戏》,那种宗教式的神秘主义使黑塞的作品呈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特色。本书的短篇小说反映了黑塞早、中、晚期的创作成就,包括《童年轶事》、《大旋风》、《 婚约》、《 盖特露德》、《 克诺尔普》、《 内与外》、《 奥古斯托斯》、《 席特哈尔特》、《我的传略》、《 纪念品》、《拜访诗人》、《 乔适时的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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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编号: C38·1960116·0241
作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
定价:10.60元
页数: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失,没有评论,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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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

编号:X24·1960116·0240
作者:[明]洪昇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8年5月第一版
定价:6.95元
页数:265页

关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已有不少文人进行过创作与阐述,但洪升认为“因断章取义,借天宝轶事,缀成此剧”,而《长生殿》中对杨贵妃、唐明皇、安禄山、杨国忠等历史人物的还原,则是洪升的贡献,这出历史剧将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作了客观的描写,尤其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给予了较深的理解与同情。《长生殿》共50出,以“郑振铎所藏 草堂为底本加以校订。


《长生殿》:竟将天上仙音,留作人间佳话

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情根历劫无生死,看到底终相共。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鞚;金枷脱,玉锁松。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
    ——《第五十出 重圆》

凡间的是一个帝王梦,一个贵妃梦,是生死相离的噩梦,是“不及莫愁家”的情梦,但即使是金钗、钿盒的定情,即使是“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即使是“霓裳羽衣”的制谱演乐,即使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进果,即使是“在天愿为比翼鸟”的密誓,人间的繁华,人间的权势,人间的爱情,最后也会落得“埋玉”之悲剧。悲剧便是梦恍然醒来,便是成空的恩爱以另一种方式上演,“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是超脱于凡间,超脱于生死,而不管是多情的神仙,还是遥远的蓬山,对于爱情来说,无非是一种经历,一种“暂住人间”的小遣,一种考验永贞的方式而已。

“上皇,太真,你两下心坚,情缘双证。如今已成天上夫妻,不比人世了。”这重圆的一幕在生死之外,在神人之外,“我那妃子呵!”“我那上皇呵!”拥抱和恸哭像是在人间的游戏结束之后感情的喷发,哭吧哭吧,死吧死吧,到最后还是“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这一场千秋万古的奇缘,这一片填补离恨怨愁的天地,原也是设置好的一出戏,连玉帝都敕谕唐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永为夫妇是从人间到天上的升华,从人类到神仙的升级,从此和着一曲霓裳舞,情留万古无穷。

对于这一结局,吴梅似乎早已有了解读:“钗盒自定情后凡八见:翠阁交收,固宠也;马嵬殉葬,志恨也;墓门夜玩,写怨也;仙山携带,守情也;璇宫呈示,求缘也;道士寄将,征言也;至此重圆结案。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而借织女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爱情是经线,天机是纬线,这经纬纵横就是勾勒一个超越于凡间的爱情世界,有宠有恨,有情有缘,最后必是一种”遽然梦觉“的佳话,而这种充满喜感的结局在洪晟的自序里便是对于白乐天《长恨歌》和元人《秋雨梧桐》伤感基调的一次叛逆,所谓言情之文也并非是洪晟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从历史的泥沼中拔将出来是他有意“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一种努力,所以最后将一个倾国的美女以死亡的方式自缢马嵬坡,无非是为“乐极哀来”的人间悲剧找到“垂戒来世”的理由,而这寓意也就是祸败之中如何找到悔意,如何用一种忏悔的心态为自己赎罪,如何在怨艾之深处找到启示意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第曲终难于奏雅,稍借月宫足成之。”陨身之死,爱情之毁,杨玉环以悔意来构筑自己的仙境,构筑一个浪漫的爱情归宿,正如《传概》所言:“唐明皇欢好霓裳宴,杨贵妃魂断渔阳变。鸿都客引会广寒宫,织女星盟证长生殿。”

而这种悔从何而来?当然是现实的权势,现实的欺压,现实的颠倒。“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这一出的爱情从一开始似乎就是在躲避现实,“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起自潜邸,入缵皇图。任人不二,委姚、宋于朝堂;从谏如流,列张、韩于省闼。且喜塞外风清万里,民间粟贱三钱。真个太平致治,庶几贞观之年;刑措成风,不减汉文之世。”官民和谐,刑罚不用,这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这出自唐明皇之口的现实却有意回避了杨玉环入宫做道士再被占为己有的秽闻,去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中寄予理想,“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这天长地久的期盼就是唐明皇的理想,就是杨贵妃的理想,也是洪晟的理想。

但是理想总会遭遇种种现实,从国家体系来说,唐明皇当然是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主宰着国家的命运,所以在权力场上,唐明皇是一个分不清奸忠的皇帝,杨国忠、安禄山无疑是败坏这个国家的祸害,而他们能够造反,也完全是因为唐明皇治国之误。在《贿权》一出中,安禄山自爆自己的战败历史,也暴露自己的野心:“莽龙蛇,本待将河翻海决,反做了失水瓮中鳖,恨樊笼霎时困了豪杰。”自喻是被樊笼围困的豪杰,而传说皇上笑问安禄山的大肚子,安禄山竟然回答说是:“惟有一片赤心”。从征讨奚契丹大败而归,到依靠杨国忠贿赂皇帝,安禄山无非是想重新回到国家秩序中,从而慢慢成为翻江倒海的龙蛇。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杨国忠面前给以好处,使得“胜败乃兵家常事,临阵偶然失利,情有可原”这一理由中获得赦免,而杨国忠也依靠贵妃得宠“中书独坐揽朝权,看炙手威风赫烜”。于是,安禄山不仅不被惩罚,反而因为“通晓六番言语,精熟诸般武艺”而担当边降之任,天宝九载,安禄山封为东平郡王,唐代以将帅而封王的,他是第一个人;而有了权势之后的安禄山,也与杨国忠互相攻讦,而为了平息这将相不和的现状,又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权力一步步增大,灾祸也一步步酝酿,直到最后的反叛、围攻。

而杨国忠则是“荣夸帝里,恩连亲畹,兄妹都承天眷”,这使得他也威风凛凛,使得他独坐揽朝权,而太监高力士则是“职掌六宫之上,权压成僚之上。迎机导窾,摸揣圣情;曲意小心,荷承天宠。”这便是戏剧中描绘的皇宫生态图,也是一副国家腐朽图,在《疑谶》中,不仅用壁厢上李遐周的题诗:“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来预言杨贵妃自缢马嵬坡的结局,也通过郭子仪之口,表达了“笑他每似堂间处燕,有谁曾屋上瞻乌!不提防柙虎樊熊,任纵横社鼠城狐。”的现实,“只为国舅杨丞相,并韩国、虢国、秦国三位夫人,万岁爷各赐造新第。在这宣阳里中,四家府门相连,俱照大内一般造法。这一家造来,要胜似那一家的;那一家造来,又要赛过这一家的。若见那家造得华丽,这家便拆毁了,重新再造。定要与那家一样,方才住手,一座厅堂,足费上千万贯钱钞。”一家胜似一家,一家赛过一家,这是豪华奢靡的富贵生活,而这样的现实使得郭子仪发出了“呀,外戚宠盛,到这个地位,如何是了也!”的感慨,而对于安禄山,他惊怒而言:“呀,这、这就是安禄山么?有何功劳,遽封王爵?唉,我看这厮面有反相,乱天下者,必此人也!”这也预言了安禄山后来起兵时的野心:“我安禄山夙怀大志,久蓄异谋。只因一向在朝,受封东平王爵,宠幸无双,富贵已极,咱的心愿倒也罢了。”对杨国忠的不甘,到最后范阳合围西京开始,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你看诸路番将,一个个人强马壮,眼见得的羽翼已成。唐天子,唐天子,你怎当得也!”

“闹汹汹怎提防!乱纷纷难镇压,急攘攘谁拦截。”这是唐明皇一手造成的国家现实,而另一方面,则是与杨贵妃的儿女情长中,“天下表章经院过,宫中笑语隔墙闻。”爱情和朝政两条线交叉发展,实际上凸显出杨贵妃情悔的意义。“别赏阳台乐,前旬暮雨飞。”对于唐明皇来说,爱情首先是对于男女云雨之事的追求,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不管是“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衾侧卧”的春睡,还是“逸态横生,浓姿百出。宛若翾风回雪,恍如飞燕游龙,真独擅千秋矣。”的盘舞,或者是“款解云衣,早现出珠辉玉丽”的洗浴,都写出了贵妃“漫揩罗袂,泪滴红冰;薄试霞绡,汗流香玉”的艳丽之态,在《窥浴》一出中,通过永新和念奴偷窥来表现贵妃身体之美:

[合]悄偷窥,亭亭玉体,宛似浮波菡萏,含露弄娇辉。【浣溪纱】轻盈臂腕消香腻,绰约腰身漾碧漪。【望吾乡】[老旦]明霞骨,沁雪肌。【大胜乐】[贴]一痕酥透双蓓蕾,[老旦]半点春藏小麝脐。【傍妆台】[贴]爱杀红巾罅,私处露微微。永新姐,你看万岁爷呵,【解三酲】凝睛睇,【八声甘州】恁孜孜含笑,浑似呆痴。【一封书】[合]休说俺偷眼宫娥魂欲化,则他个见惯的君王也不自持。【皂罗袍】[老旦]恨不把春泉翻竭,[贴]恨不把玉山洗颓,[老旦]不住的香肩呜嘬,[贴]不住的纤腰抱围,【黄莺儿】[老旦]俺娘娘无言匿笑含情对。[贴]意怡怡,【月儿高】灵液春风,淡荡恍如醉。【排歌】[老旦]波光暖,日影晖,一双龙戏出平池。【桂枝香】[合]险把个襄王渴倒阳台下,恰便似神女携将暮雨归。

甚至连太监高力士也来凑热闹,而这为渲染玉环天生丽质,却偏于色情描写。而在唐明皇的世界里,贵妃已经成为象征。虽然有禊游时的不合到最后贵妃忤旨、被谪出宫,明皇的诱奸、杨妃的吃酸、虢国的羞恨,传递出爱情接受考验的过程,而贵妃献发,则将前嫌释然:“自恨愚味,上忤圣心,罪应万死。今生今世,不能够再睹天颜。特剪下这头发,着奴婢献上万岁爷,以表依恋之意。”而唐明皇则是思念为由复招贵妃,“从今识破愁滋味,这恩情更添十倍。”而在与梅妃的争宠中,一方面是用霓裳大败惊鸿,使唐明皇发出:“寡人适见此谱,真乃千古奇音,‘惊鸿’何足道也!”并命令李龟年制谱传唱,在“疑谶”之后,忽然引出闻乐、制谱,为的是和梅妃争宠,而在宫廷里,要得到皇帝的因宠,或者长得美丽,或者擅长技艺,杨贵妃兼而有之,似乎已经胜券在握。而另一方面,“絮阁”一出则直指皇上的滥情,梅妃要被贵妃撞见,如何是好,金屋藏娇留下一双凤舄、一朵翠钿的证据,使得“春光漏泄,怎地开交?”而杨玉环以“三竿犹不临朝”来质疑“凤友鸾交”:“问、问、问、问华萼娇,怕、怕、怕、怕不似楼东花更好。有、有、有、有梅枝儿曾占先春,又、又、又、又何用绿杨牵绕。[生]寡人一点真心,难道妃子还不晓得!请、请、请、请真心向故交,免、免、免、免人怨为妾情薄。”这争宠的波折通过贵妃这断断续续,似恨非恨的唱词表达出来,写出了这一出爱情的波折。

而在絮阁之后的密誓,则将两人的爱情慢慢推向高潮。七夕赏月,贵妃泪眼婆娑,“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所以两人立下海誓山盟:“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爱情达到高潮,也预示着从此开始走下人间的悲剧终点,而实际上,对天盟誓,在某种程度上也打开了那一扇通往上天的路,奏响了“潇洒到天宫”的序曲,乐极生悲,或者乐极哀来,实际上是为了摆脱人世间的那种流离和无奈。

不管是对于肉体的某种浸淫,还是对于音乐、舞蹈等文艺的共鸣,他们的爱情里更多为了争宠勾心斗角,为了满足欲望而千里进果,致使农人被踏死,一方是轻歌曼舞,逸态横生;一方是田禾被踏坏,行人被踩死,一方是爱情的享乐,一方是民生的悲苦,这为贵妃之死和死后的悔意做了铺垫。安禄山起兵打破西京,取得潼关,大小三军势如破竹,而唐明皇却只得逃离,此“惊变”作为分水岭,也使两个人的爱情从宫廷里走出,而在马嵬坡的“埋玉”中,在杨国忠被杀的结局面前,杨贵妃已经完全成为了专权的牺牲品,六军激怒,似乎只有这女子谢罪自刎,才可以安定军心,所以杨贵妃又成为了“为国捐躯”的义女,“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人类,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在唐明皇“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的哀叹声中,杨贵妃留下了临终之言,一是让高力士在自己死后小心弄侍圣上,二是将金钗、钿盒等皇上定情之物一起下葬,“臣妾杨玉环,叩谢圣恩。从今再不得相见了。我那圣上啊,我一命儿便死在黄泉下,一灵儿只傍着黄旗下。”在解出白练,在哭泣自缢的时候,杨贵妃留下了人间的绝唱。而这也预示着他们爱情走向浪漫主义,走向“飞去蓬山寻旧果”的升华之路。

一方面是骂贼、剿寇、刺逆、收京的国家收复线索,郭子仪领兵讨贼,作乱的安禄山醉酒被杀,山河破碎又复归本位,而那一出爱情呢,亦是收复,亦是回归,在冥追中开启浪漫主义序幕,“特命将他肉身保护,魂魄安顿,以候玉旨。不免寻他去来。”土地神、仙人都来助力,也使杨贵妃仙家下凡的身份得以确定,而皇上,在闻铃中深切还念玉环,在哭像中看见妃子满面泪痕,在私祭中发出“白首红颜,对话兴亡”的感慨。在另一边,杨贵妃也在尸解中知道致遭劫难只是因为要悔过:“咨尔玉环杨氏,原系太真玉妃,偶因微过,暂谪人间。不合迷恋尘缘,致遭劫难。今据天孙奏尔吁天悔过,夙业已消,真情可悯。准授太阴炼形之术,复籍仙班,仍居蓬莱仙院。钦哉谢恩。”于是开始“情悔”之路:“只想我在生前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不免趁此星月之下,对天哀祷一番。”哀悼之后哀祷,只为去除生前的罪孽,在“逞侈心而穷人欲”的奢靡生活中寻找到真正的爱情,而皇上选高手匠人,将旃檀香雕成妃子生像无疑使这一场爱情升华,“只念妃子为国捐躯,无可表白,特敕成都府建庙一座。”也就是说马嵬坡之死是“为国捐躯”的行为,上升为一个神,人间天上,变了世界,所以吴梅评述说:““杨妃凡三变,马嵬以前,人也;冥追以后,鬼也;尸解以后,仙也。而神仙人鬼之中以刻象杂之,又作一变。假假真真,使观者神迷目乱。”

从人到鬼到仙,是一个女人的蜕变,“既悔前非,诸愆可释。吾当保奏天庭,令他复归仙位便了。”在神诉中,杨贵妃只不过又回到了曾经的神位,而对于唐明皇来说,则是收获了至死不渝的爱情,在又一个七夕,又一个定情之夜,对着天孙祈祷:“天孙既然记得,须念彼、堕万古伤心地,他愿世世生生,忍教中路分离。”于是便有了文人肆才的迷魂,有了织女娘娘的补恨,也有了月宫奏演“霓裳”的团圆。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人世间的纷争和战乱,神仙里的怂合,对于这一幕爱情来说,经历过的种种都是预设的故事,“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这是生命的谶言,而“愿永证前盟夫妇”是神仙的计谋,而对于洪晟来说,当然是“合天孙,情传羽客,钿盒、金钗重寄将。月宫会、霓裳遗事,流播词场”的完美结局,只是将国家的哗变,将生灵的命运都归结为一个女人“为国捐躯”,似乎充满了戏如人生的喟叹,而那从人间到天上的情,“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实际上也只是如虚幻的梦一样,去除的也仅是“辄作数日恶”的那份伤感。情归何处?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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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三)

编号:B77·1960114·0239
作者:邓小平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3年7月/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811页

邓小平在“文革”中后期开始逐步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位历经坎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1982年之后的思想则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走向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75-1982年》文论后被编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讲话47篇,第三卷收入邓小平1982-1992年的讲话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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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青春

编号:C38·1960111·0238
作者:(法)莫狄阿诺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3年8月第一版
定价:7.85元
页数:393页

莫狄阿诺,就像我们碰不得的脆弱神经,一不小心就让我们进入他构筑的回忆当中,在70年代的《夜巡》、《魔圈》、《寻找自我》等小说中,他一直表现自己关于寻找的主题,而到了《一度青春》、《往事如烟》中,那种对未来的迷惘变成了对过去的回忆,挥之不去的往事时时刺激着我们,但莫狄阿诺并不是让我们在回忆中怀旧,他更想把我们带进他虚构的时间交错的世界中,找不到返回的出路。为“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内收《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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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

编号:页H12·1960111·0237
作者:李洁非 杨颉 主编
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7第一版
定价:6.25元
页数:312页

本书的副标题为“新潮批评选萃”,而“新潮”指的是80年代出现的文学思潮,当时中国文坛已经呈现出多元文化倾向,特别是对于西方文学的参照从自发状态逐渐向自觉状态过渡,出现了诸如“寻根文学”、“现代派”等小说流派,做为批评界,对此也莫哀一是,并初步呈现了自由、多元的阐述空间。本书共分7辑,选录批评文章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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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菜籽

编号:C28·1960111·0236
作者:刘毅然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3月第一版
定价:5.80元
页数:329页

在新时期文学中,刘毅然的小说更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或散文,他的虚构让人觉得真实,想象着另一种生活。这位渴望精神漂流的新一代作家,内心深处有着无法摆脱的孤独感,《孤独的萨克斯》、《摇滚青年》更像是自我的一次表白,那种自我呓语的性格特征造成了小说中主观世界的丰富与外部世界的平凡。此为刘毅然小说新作集,内收《平静的日子》、《油麻菜籽》、《回首当年》、《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父亲与河》等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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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阶级意识

编号:B88·1960110·0235
作者:(匈)卢卡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2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1.80元
页数:438页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共产党人。《历史与阶级意识 》是他引起争议较大的一本著作。正如本书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卢卡奇从“历史”与“阶级意识”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继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自己的观点。本书最大矛盾在于卢卡奇既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又适时保卫马克思主义,其中渗透了卢卡奇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特别是对黑格尔的主客体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并把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最主要来源。
《历史与阶级意识》:总体范畴是革命的支柱

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历史地呈现出来,是泛黄的纸张,是点缀着的霉点,是陈旧的文本,1996年1月10日是一本书可以延伸到的历史原点,甚至这样一个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起点也是属于一种商品,而购买的时间也“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似乎一切都向着“物化”的那个方向表现出来,但是当书成为一种商品,当时间失去他可变的性质,是不是一种失去了意志的“直观的态度”?甚至,当被取了出来作为阅读的时候,一本书,一个人,一种单一的时间,它距离所谓科学的、本质的事物到底多远?它被当成一种理论的普及还是一种实践的指导?

无非是从最小单位的物开始,我之阅读一本书,我是主体,书是客体,这是最简单的二元论,或者是卢卡奇的观点多少有争议,或者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中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但终究是一种单数的感受,当阅读完成,当书重新放入历史,也是对于主客体二元论的自动消除,物回归物,我回归我,像是一段个人的历史在呈现之后又归于沉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不是在阅读式的劳动中失去了成为“真正的主人”的作用,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这或者也只是阅读的忌讳之一,按照某种目的打开,按照某种计划合拢,它还是泛黄的纸张,还是点缀着的霉点,还是陈旧的文本,还是凝固成一种空间般的历史,而正是这种合个人目的的、机械的、直观的方法论,在卢卡奇那里,变成了一种物化式的异化。

放在宏观历史中,它就是一种阻碍变动,取消辩证的危机,体现着商品拜物教的特性,而这种商品拜物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主义,就是发展经济,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所谓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商品形式的变化,而这种形势变化带来了人和物之间的结构关系的改变。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建立的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这是商品结构的一种潜入过程,当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意味着它渗透到了社会的素偶有方面,并以自己的形象来改造,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建立“表面上的联系”。

如果商品是整个社会存在普遍范畴时,它应该是不被歪曲的,因为即使商品关系产生了物化,也是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当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表现的形式,也会通过反抗这一过程,使人从“第二自然”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这种物化只是一种中立的对象化,而不是一种异化。但是物化却并不是总在这种“决定性意义”中,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物化最后就会成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而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在可计算性的“合理化原则”下变成一种机械化生产。

“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最后连时间也失去了它流动的、可变的、质的哲学属性,变成了凝固的空间,直观的态度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取消了人的意志,在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也在这样的直观态度中以“自我客体化”的方式被取消了人和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人不再是真正的主人,而是以机械化的一部分结合到另一个机械系统里。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这种不断物化的过程,不管是法律,还是国家,其实都变成了一种机械系统。

而这种变化在卢卡奇看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思想从近代理性主义中萌芽,理性的认识中,康德规定了一个“自在之物”,虽然奇特、含糊和矛盾,但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也在概念的非理性和知性的理性的矛盾中建立了辩证法的方法论,但是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却是一个二律背反,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方面人表现为社会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社会环境是由‘公众舆论创造的,就是说是由人创造的”。如何理性认识这种变化,如何辩证把握规律,如何在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中找到人之存在成为“自在之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当然要从“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到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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