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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编号:C44·1961019·0335 
作者:(台)林耀德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98页


山地民族泰雅族的家族覆灭史。第二代瓦涛·拜杨威风之后,败于西班牙传教士;儿子拜杨·古威成为洋教士的附庸;父亲拿布·瓦涛被日本巡警击毙。一个充满野性与原始生活的部落,就是一种弱势,在巨大的外界侵入下走向灭亡。这种颇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结构的小说,却又闪烁着东方传统的史诗特点,青年作家林耀德以充满激情与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使这部部族覆灭史成为一部沉重的悲剧,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终止在另一种激情中。

Tags: 一九四七 高砂百合 林耀德 台湾文学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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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改进论

编号:B34·1961005·0334
作者:(荷兰)斯宾诺莎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60年2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60页

作为对培根《新工具》和笛卡尔《方法论》进行批评的论著,斯宾诺莎带着理性主义的光环,重新提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像题目所言,“知性”一词在斯宾诺莎眼里成为“制造理智的工具”,从而“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本书共五章110节。
《知性改进论》: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完善

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导言:论哲学的目的》

当讨论了哲学的目的,当言说了知识的种类,当定义了知性的本质,当区别了虚构的危害,当分析了界说的条件,第60页,却是“余缺”。放在括号里的“余缺”,是注释的词语,是最后的终点,两个字,却似乎制造了关于文本的最后事件,余缺是没有完成的论述,是再无继续的断裂,是悬置在那里的阙失,在“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它是不是在走向一条路径的断裂处,留下了关于知识的最后命运?

《论界说》的部分,在明晰了知性的性质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斯宾诺莎摊开更大的一张纸,思考了更为明确的观念、本质,甚至天赋的力量,准备走向一种更为宽阔的哲学大道,却戛然而止于一个悬念众生的“余缺”,那么在这个断裂和阙失之后,知识会去往哪里?知性会在哪里被认识?真理会在哪里显现?甚至,是不是这一个“余缺”的事件会将所有关于真知识的论述都变成无功而返的遗憾?被写在括号的“余缺”之前,斯宾诺莎说出的那句话是:“我们已经充分说明,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并不是由于具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因而被称为错误或虚构。其所以被认为错误与虚构,完全由于知识的缺陷。”知识的缺陷,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就如这论述的缺陷,在最后余缺的结果面前,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个“错误与虚构”的原因?当面对第60页的余缺,我们的错误与虚构又从而何产生?

错误或者是对于文本戛然而止而导致论述最终走向终结的错误,虚构或者是对于知性被悬置而有一种否定式存在的虚构,那么这最后一句的“知识的缺陷”当成为文本的一部分的时候,斯宾诺莎似乎设置了一个隐喻:就是因为对于知识的缺陷,才使得我们产生了对于知性的“错误和虚构”,才使得我们认为“余缺”断裂了以前的一切论述,才使得我们在通往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茫然无措。这是一种感官的体验,这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这是一种可疑的观念,而在《论想象》里,斯宾诺莎早就以预言的方式说过:“我们可以看出,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因为余缺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从虚构的观念出发,所以我们内心有了某种想象,而其实,不管是放在括号里的“余缺”,还是第60页的断裂,都无关于真知识、真观念,无关于知性,甚至无关于天赋的力量,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知性改进论》已经指明了那一条通向事物真知识的途径。

因为知性是必然性,是永恒性,是确定性,是无限性,是本质性,“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斯宾诺莎已经在否定的“余缺”之前,形成了一个肯定的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知性是自然之光,本身没有带有被否定、可能性的病症,只要被真正的认识,那就一直通向真理的终点。所以不如从“余缺”的现象返回,重新回到从“导言”开始的肯定状态:“论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斯宾诺莎说是善,是一种单独支配心灵的善,它是唯一的,它是肯定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但是,在斯宾诺莎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当做幸福的东西,却并不都是善,人们把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当成终极目标,这些东西的确能够让拥有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美好,但是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却容易让人产生贪欲,而在贪欲支配下,所谓的快乐就会变成痛苦,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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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知性改进论 斯宾诺莎 方法论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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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

编号:B82·1961005·0333
作者:(德)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2.80元
页数:712页

尼采的经历证明敢于藐视权威的伟大,同时也证明否定权威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意志”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心概念”使尼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不能超越的高度,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这一伟大尝试的牺牲品,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却在另一处为自己树碑立传,力图“重估一切价值”,尽管那碑只是一个墓碑。尼采毕竟只有一个,在一个“偶像的黄昏”, 尼采死在连自己都说不出痛苦的19世纪末,手里握着的是一根自负的稻草。


《权力意志》:用强力抵达善与恶的彼岸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
           ——《为什么我是命运》

命运是兴衰,命运是敏感,1879年,36岁的尼采已经看到了生命力降到低点的颓废,仿佛36岁父亲的重影,文弱可亲而又多病的父亲在命运还未抵达意义的时候就已经从衰老走向了死亡,而同样36岁的尼采已经看不见三步以外的东西,辞去了巴塞尔教授职务的他看见了生命中“最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把自己看成幽灵,是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是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以及神经病的治疗,像是苏格拉底因发烧而进入的半昏迷状态。但是在这只有后果而没有原因的颓废中,命运也在生命阶梯上创造了仍然活着时的没落和新生,那是敏感的触觉,那是对健全人的观察,那是独到的经验,“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对于尼采来说,是可以俯视颓废本能的银币活动,从而在得心应手中获得那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获得“重估一切价值”的动力。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在看得见的过去,尼采已经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美好的情操和女性化的艺术;在《朝霞》里他开始了反对道德的进军,也“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在《善与恶的彼岸》中,他发现了高等人具有的任性背叛的本能,在《偶像的黄昏》中,他用锤子开始了哲学阐述,将陈旧的真理埋入历史……而这一切的悲剧激情,这一切重估价值,这一切的颠覆和放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达到了作为文本最完美的展现,酒神狄俄尼索斯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俯视生命,在悲剧激情中发现了“永恒轮回思想”,作为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它写在1881年的那张纸上,这是宣言,这是命令,“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呎”,而当经历了1879年36岁时如遗传一样的没落之后,6000呎的彼岸终于在生命阶梯的“新生”中开始了。这“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里,尼采找到了酒神,找到了悲剧,找到了“伟大的肯定”,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偶像,不是上帝,“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查拉图斯特拉寻找真理,其实就是毁灭那种顶礼膜拜的仪式,让人丢开偶像,去发现自身,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1888年的时候就是那句“看哪这人!”取自《圣经》的这句话是耶稣被钉死时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说的话,那是死亡的蔑视,那是生命的毁灭,但是当这句话在1888年的时候再次成为尼采文本的标题时,它已经从宗教的典籍和仪式中挣脱出来了,返回自身,就是返回人性,就是在“看哪这人!”中找到另一个耶稣,受苦受难却是伟大的灵魂和思想的缔造者,这是打碎那个偶像之后的新生:“我冒然允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打翻偶像,变成被钉死的新生者,意味着新的轮回和救赎,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的真正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这是尼采的宣言,“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而这个开始也就意味着将高高在上的那个“上帝”打碎——“‘上帝’的概念包含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而在这个“上帝”的对面,是那个人,是苦难者和新生者的耶稣,“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做萨蹄尔,也不愿做圣徒。”尼采从来不想进入上帝的系统,从来不想成为宗教的庸众,“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必须让那些人丢开他,否定它,而去发现自身,发现生命——“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

为什么要重估?如何进行重估?当我站立起来,在颓废中新生的时候,必然要打碎那和上帝、偶像有关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必须重建和生命、力量和自身有关的体系。世界在尼采的面前,是未知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也是另一个世界,即使有那个X世界,对于存在的这个无聊世界来说,它也不具备另外的意义,所以世界其实被划分为“表面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也即是是哲学家虚构的理性世界、宗教家的“神性”世界以及道德家的自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也是一种厌世本能的创造而非生命本能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物变成了幻想的组成部分,也解释了因果性,而这种物实际上最后走向一种腐败状态,这种腐败在基督教上表现为巴斯噶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主义,而在现实意义上,便成为腐败的彼岸。凡此种种,在这一个世界里,“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但是自在之物并不存在,对于自在之物,只不过是一种认识上的空谈,而在这种居于高位的“自在之物”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构想,一种等级制度下的产物,“现代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由首陀罗组成的病态胶合物——这是一个连排泄力都不具备的社会。”

所以,在世界呈现的这种腐败状态和空谈状态中,对于生命,对于知识,对于道德,必定成为一种合目的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破坏了真正永恒的轮回,破坏了一切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世界的认识对应着哲学和宗教,在尼采看来,对于18世纪的哲学而言,完全走向了一种颓败,少有成见的哲学家却在毁灭他人,他们缺乏历史意义,缺乏生理学只是,缺乏对于未来的目的,而在“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的状态下,哲学家需要成为一个立法者,“即新的种类”。德国古典主义的叔本华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然后才是伟大政治的先驱,然后才是希腊人及其起源。但是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尼采看到的更多的是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虚无主义导致了荒谬性,在因果论、机械论中使规律成为过场,成为剩余物,而在政治上却“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而“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无政府主义,再加上宿命论、艺术上的悲观主义,哲学只剩下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体系的重建就需要哲学家的塑造,“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人手里。”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除了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消极虚无主义,也还有一种对精神权力提高的积极虚无主义,积极虚无主义并不指向颓废、欺诈和无政府主义,而是发现其中的新生,在毁灭中再生,就像剁成碎块的狄俄倪索斯,完全是对生命的许诺,和受难的基督一样,指点人们从生命中拯救自身。

但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之下。”而且演化成了对于宗教至善的皈依。“上帝乃是最高的权力——这样说就足够了!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权力,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世界,是原因还是结果,在教会的教导中,神圣的上帝就是一个谎言,它们“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并且不折不扣地承认《圣经》,并把教士们作为他的喉舌和全权代表派到世上来;然后设置了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就要有一个灵魂的不死性;”再者,就要求要有一颗“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意识到在这里说话的是上帝本身,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土法典等值的东西的话”;然后,便是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道德把一切现象都贬低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道德变成了唯一的力,变成“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最后,形成了真理-—是“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的真理。而这一系列的神圣的谎言中,宗教成为一种专制统治,而那些基督徒们则在“主们”的教导下走向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却是完全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也就是说,在禁欲主义、斋戒、“寺院”、宗教节日、以及用道德来装扮自己天性,走向了生命的反面,甚至在使人屈服于基督教中,使之变成了群畜宗教,而且在教诲人们服从中被统治:“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而这种“疯狂的谋杀”归根结底是让宗教成为道德劝善的工具:

取消了理性,把一切行动都简化为恐惧和希望(赏和罚);依赖于教士的监护,即一丝不苟的仪式,它要求表达神性意志;植入良心,以虚假的知识取代研究和和试验,就象已经确定了行为准则似的——这是对探索和奋斗精神的的阉割;——总而言之:这里人们所能设想的乃是对人的最恶毒的残害,即所谓要当“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就是道德的训诫,而种种训诫就是取消了生命的意义,成为“敌视生命的惯用语”。其实不光是宗教道德,尼采把一切敌视生命的道德都看成是对永恒价值的背叛,是一种伪善,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就如奴隶道德一样,在被统治的世界里成为敌视科学,敌视理性的工具,“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所以在这样的道德矫饰下,现代精神也变得无药可治,所谓的宽容,是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所谓的同情,只是病态的敏感,所谓的客观性,只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以及爱的无能,所谓真理便陷入了自然主义,所谓科学性,就是在“人的文献”变成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代替了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道德是兽栏,道德是我们最大的误解,道德是生命的对立,而道德最大的标签就是非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同类,他不应单独存在。”

道德世界意味着防卫,意味着防御,也意味着训育,意味着奴役,而这种对生命的背叛会将人带向无意志的世界里,而善与恶的彼岸并不是道德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使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因为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也就是说,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单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那么尼采在否定道德的论述中,也就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一个关键词便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从何而来?如果再从宗教和道德批判入手,宗教容易产生驯育,道德会放弃权力,实际上就是在一种平等观和自由意志下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抹杀了等级。在尼采看来,等级制意味着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最高本性的人站在等级制的最高点,于是在俯视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中,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也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法国的普选制就是因为卢梭这个骗子的平等思想造成了劣等人的统治,任何人有权批评任何人,在尼采看来,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不能产生伟人,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只有对立的存在,才能产生对立的情感,才能产生伟人,而对立表现的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和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因为有对立,有等级制,才会有那个在等级最上面的强者,“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当然,尼采的强者是去除劣等精神,去除群畜的软弱,去除“美德带来幸福”的谎言,而是要在“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所以在人自身的设置上,要从“你应”这一个等级变成有英雄人物的“我要”,再从“我要”变成有着古希腊诸神的“我是”,强化强者,就是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就是成为“地球的主人”,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而提高人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超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所谓强者,所谓超人,就是拥有权力意志的人,“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权力意志就是“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就是“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就是把“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的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精力”达成统一。“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这是一种崭新的、巨大的、建筑在严酷的自我立法基础上的贵族政体,在这里,哲学强人和艺术家的暴君将意志变成高等的人类,“他们靠了自己的意愿、知识、财富和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掌握地球的命运,为了按照人本身来塑造艺术家而把民主主义的欧洲当成他们最驯服、最灵活的工具。无须多说,重新学习政治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力到来的时代,是“解释”用于主宰和手段的时代,是对于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超越的狄俄倪索斯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意义是将生命置于最高的顶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当人成为最高的权力,人就是上帝,就是永恒的轮回,“要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在尼采的德意志精神里,权力意志表现了拿破仑的夺权斗争,表现了歌德构想的欧洲中心。但是这“善与恶的彼岸”使用强力去抵达,尼采不树立偶像却设置了标准,尼采摧毁宗教的上帝,“必须洗手”,但是却成为自己颓废者对立面的上帝,他是孤独的,他是敏感的,而这样没落之后的心生却也终于敌不过那一个虚弱的身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毕竟只是一种努力,散乱的片段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份遗稿——1889年1月的未竟之书却提前让尼采看见了另一个无法超越的彼岸——不仅,尼采神经崩溃,一年后,逝世于魏玛。“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里的那句话“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不幸一语成谶。

Tags: 权力意志 尼采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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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录

编号:B34·1961005·0332
作者:(法)帕斯卡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5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4.90元
页数:549页

帕斯卡尔在一次事故幸免于难之后的第四年,开始写作《思想录》,时间是1658年。这次写作可以让人联想到帕斯卡尔所认为的“人的脆弱性”,所以他只能在自己无助的“第二次皈依”中靠近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斯卡尔作为近代数理科学家是不彻底的。《思想录》包含着虔诚与怀疑,理性与唯心等诸多矛盾。本书副标题为:“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全书共分十四编。


《思想录》:每个人都为自己制造一个上帝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第六编 哲学家》

空间是无限,而人是有限的,在有限的个体中人如何能认识上帝?而在对上帝的证明中人又如何实现人心的信仰?在人的比例所凸显的脆弱性里,返观自己是不是一个虚无而无穷的存在?当帕斯卡尔提出“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的时候,他的面前一定是站着一个有着天性腐化的人,而这个腐化的天性必定对应着无所不能、无限的上帝和宇宙,当人面对没有了上帝时的可悲于有了上帝时的幸福,一切的指向并非只是那个虚无的宇宙,并非是膜拜的上帝,而是要在对自己的理解中将灵魂和肉体合二为一,在人性的可悲认识中引向真正宗教的东西,那东西是正义,是人心,是信仰,也是伟大的、有尊严的思想。

为什么天性是腐败的?是科学的虚妄还是自身的脆弱?是无限的虚无还是自己的无知?在这个由地球、王国、城市以及所有自然组合成的宇宙世界里,人有时候就是居住在狭隘的牢笼里,而这种认识无非是理性的一种,在笛卡尔的世界里明明写着对科学穿凿过分的观点,“我不能原谅笛卡尔;他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而其实并非是笛卡尔用那种“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来骗取真相,实在是以“无用而又不可靠”的精神来背叛真正的科学精神,背叛自然的规律,所以当“自然畏惧真空”被帕斯卡尔以1646年的那个气压试验而击碎了的时候,理性业务费是一种更浅薄和可笑的教条,“精神自然而然要信仰,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慕;从而在缺少真实的对象时,它们就非附着于虚妄不可。”

但是如何使精神和意志摆脱虚妄?人的变化无常只是因为“感到目前快乐的虚妄而又不知道不存在的快乐的虚幻”,那时暂时的快乐,却可以支撑起虚无的人生,所以在被忽视的真正生存世界里,人们“只想着跳舞、吹笛、唱歌、作诗、赌赛等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作国王,什么是作人”的欲望,是“游戏,打猎,拜访,喜剧,虚妄的名垂不朽”的虚荣,是屈服于想象中生存的快乐,这就是消遣的人生,当人类无法治疗死亡、悲惨、物质,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认定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把这些东西忘记。而在帕斯卡尔那里,这样的消遣就是一种“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防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牢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因为疾病、死亡、无知的害怕和恐惧,人才会想尽办法去消灭它,才会让自己感觉到脆弱和天性的腐化,但是在消遣的生活里,却是短暂的开心,却是不知不觉走向死亡,所以“人屈服于忧伤并不可耻,但是屈服于欢乐就可耻了”。忧伤不是诱惑吸引我们,而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忧伤,并最终主宰我们,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成了这件事的主人,才能屈服于自己,而当欢乐到来的时候,人却屈服于快乐,所以最后,“造成光荣的就仅仅是主宰和统治,而造成耻辱的则是奴役。”

那种屈服于快乐的奴役有时候却是背叛着想像,“当我们在自己眼前放一些东西妨碍我们看见悬崖时,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了。”这样的奔跑看起来是盲目,却也是在对抗着处处阻碍想象的理智,理智告诉你该做什么,告诉你人生的困难、死亡和无知,告诉你有限的虚无,但是在想象的世界里,却能使人拥有一种幸福,“这是理智所企羡莫及的,因为理智只能使它自己的朋友不幸;想像力使人蒙受光荣,而理智则使人蒙受羞耻。”当人在悬崖上面奔跑的时候,他是不害怕死亡,没有生存的恐惧,而这也正是哲学的启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假如是站在一块刚好稍微大于所必需的板子上面而下面就是悬崖;那么不管他的理智怎么样在向他肯定他的安全,但他的想像必然要占上风。大多数人绝不会接受这种想法而不面色苍白、汗出如浆的。”在这样的想象世界里,安排好了的一切就造就了美、正义和幸福,甚至成为真相永远可靠的尺度。

但是抛弃消遣而选择忧伤,抛弃理智而发挥想象,并不是人消除腐化的天性的最好方式。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比例造就了人的脆弱性,在合比例的自然面前,看见的是无限,也看见了自己迷失的那个偏僻的角落,“万事万物都出自虚无而归于无穷。”所以在这种脆弱性面前,帕斯卡尔看到的却是人性的意义,它是自然和自身的连接物,“因为,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个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光,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也就是大自然吧自己的影子和造物主的影子投射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一种投影,“一切事物几乎全都带有它那双重的无穷性”,而这种双重性就是人的灵魂和身体,“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能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能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能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就正是他自身的生存:精神与肉体相结合的方式乃是人所不能理解的,然而这就正是人生。”当事物是单一是,我们的认识便是无力的,而面对相反的品质,面对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性的时候,也就理解了人的脆弱性背后是一个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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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思想录 帕斯卡尔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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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玛伊塔

编号:C66·1961005·0331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358页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狂人玛伊塔》: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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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

编号: W71·1961005·0330
作者:辜鸿铭
出版:海南出版社
版本:
定价:
页数:

《中国人的精神》已失,没有评论,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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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的选择

编号:C55·1961005·0329 
作者:(美)威廉·斯泰隆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9年8月第一版
定价:9.50元
页数:605页

逃避伤痛或者享受爱情,回忆过去或者直面现实,这是索菲的选择,在一个畸形的性爱中,索菲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索菲,这个遭受战争蹂躏的波兰少妇内心无法摆脱创伤,而她所经历的另一种创伤却是畸形的情感,在一种无法选择的生活之中,有着铁一般阴影的索菲最后只能选择死亡,陪伴她的是犹太学者纳山,而留下的另一个带有阴影的作家斯汀勾。这部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悲剧作品最终因电影的出色改编而成为一部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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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遗嘱

编号:H41·1961005·0328
作者:(捷克)米兰·昆德拉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260页

米兰·昆德拉总是善于将评论与创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行文风格使他地作品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本书实际上在探讨欧洲小说的主题与技巧,比如小说中的幽默,小说与音乐的关系、小说中的比喻等等。在四章的毫无拘束的论述中,米兰·昆德拉用卡夫卡的寓言证明了一个悖论:卡夫卡想毁掉作品的遗嘱恰恰是一个谎言,它的背叛却是创造了另一个卡夫卡,一个生活在别处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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