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编号:E38·1990712·0495
作者:(德)本雅明
出版:文汇出版社
版本:1999年1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266页

“患忧郁症的人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乐趣,也是强有力的乐趣,就是寓言。”本雅明也许称不上是一位“患忧郁症的人”,但他的确没有停止过打造寓言,这个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哲学家在卡夫卡、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的身旁不停地创造隐喻,直觉和意象,同时又一步步地进行解构。这是一个关于时间或永恒的寓言,“他毕竟一生在写那些片断,为生命提供结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诱惑。”他在《单向街》上喃喃自语。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他抓住注定命运的星宿

传说有一种能和人对弈的机械装置,对手走一步,它就相应地回一步。这个和你下棋的木偶穿着土耳其式服装,嘴里叼着烟斗,端坐在大桌子上的棋盘前。一圈的镜子制造出一种幻觉,似乎从各个方向看,这张桌子都是透明的。实际上,一个象棋高手,驼背小人坐在木偶里面,用绳子牵着木偶的手。
    ——《论历史哲学》

藏书之一种,当它从书柜的某个一角被看见,当它被列入“千册百部”阅读书目,当它重新摆上书桌甚至被打开第一页,是不是就如本雅明自己所说,“如今方见天日”?他打开藏书的那一刻,是飞扬着木屑的空气,是铺满撕碎包装纸的地板,是置身于成堆的卷帙中,“开箱整理我的图书”仅仅是整理而已,重见天日也只是被拿出,而当这一本《作品与画像》不是在黑暗中深藏了两年,而是从1999年至今的十年,当页面的边缘隐约着泛黄的小点,是不是就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记录。

经历过买书时的那种快感,经历过将其锁入“魔圈”的冷漠,经历过重见天日的敬意,一本书仿佛是“活生生地再现”了,而记忆错乱的那种感觉,和发黄的斑点一样,在打开的那一刻,都变成了被赋予的意义。而意义还是如镜子一般:“阁楼文丛”之一种,封面上的鹤鸟是不是镜中之虚像?七篇文章是不是能窥见本雅明的思想?为本雅明画像能否勾勒一种观念?甚至那节选的《单向街》也都以省略的方式被情意翻过——单行本的《单向街》早已经被阅读,重读是不是会让记忆更加混乱?

片段的,零碎的,甚至断章取义的文章,其实并不能称为真正的藏书,当时当本雅明把藏书定义为让记忆复活的存在物,其实已经在“开箱整理”中拥有了活着的状态,从某个陌生的城市收集而来,靠着金钱和专业知识建立一座书斋,然后在某一天发掘出书本,“整理藏书之乐因其一发不可止而表现得最为明显。”不是物品本身,也不是凝聚了记忆中展现的经验,而是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成为活着的状态,本雅明称之为“继承人”,就是那个把它们打开的藏书者,“藏书一旦离开了私人藏家也就失去了意义。”

继承人,是在时间的持续中被命名的,而且在开箱整理的时候,这个时间远不是最后的终点,即使最后看完那七篇文章合上书页,放进起初的那个角落,也不是一种时间的循环,“不是说书因他而活,而是他活在书中。”活着,持续的活着,甚至可以和选译了那几篇文章无关,和是否有发黄的斑点无关,在那触摸之间,重见天日就是一种收藏意义的引用,汉娜·阿伦特为本雅明画像时,就说过:“本雅明通过分析收藏者也就是他自己的爱好来举例说明这一有关过去的姿态的含混性。”含混性在于人活在现在,而收藏物刻印着过去的符号,一个现在的人如何在时间的断裂处“发现对付过去的新方法”?

“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继承人没有被时间中断,他拥有的是特权,那就是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自我”,从而成为“旧世界的救主”,所以原作可能旧了,但是在继承人的特权那里,原初的思想却是新的,而这种新的就是“具有当下性”,“这个当下可能还很贫弱,被视为当然的,但不管它像什么,你必须紧紧抓住它的角以便能向过去讨教。”找到当下性是为了在过去发现意义,而从过去发现意义最终目的是为了救赎,“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固有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

汉娜·阿伦特也是在本雅明的世界里“向过去讨教”,也是为了实现救赎,引用文章,引用引文,引用历史,引用本雅明,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引用,其实是不绝的,但是不管是汉娜·阿伦特引用本雅明,我之引用汉娜·阿伦特或者本雅明,引用的真正目的在于成为那个继承者,“不是说书因他而活,而是他活在书中。”于是,关于时间,关于历史,关于继承,关于引用,就构成了“本雅明作品”真正的藏书意义。

所以,在藏书和继承人之间,在作品和画像之间,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对弈”,那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木偶制造了幻境,它是历史的一种表征物,为什么它总是能赢?它是高手,总是能把对手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而它在对弈中取胜的秘密只有一个:“驼背小人坐在木偶里面,用绳子牵着木偶的手。”那个驼背小人是谁?它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它能控制木偶?“驼背小人儿”在卡夫卡的世界里,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为了使身子尽可能沉一些——我认为这对入睡是有好处的,我将双臂交叉抱起来,把双手置于双肩上,像一个被捆绑起来的士兵躺在那里。”一种变形,最原始的变形,是回到自己的历史中?而且被自己看见的时候,驼背小人“站在床前,见了我开始笑”,本雅明说,那时奥德拉代克的笑声,“听起来像是落叶的沙沙声”。

看见驼背小人,像是一种镜像,他们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被捆绑起来躺在那里,变形的世界像是失去了主动性的动物,一只甲虫般的存在,是所有生存者的隐喻,这是那个提供了遗忘世界的本体:遗忘自己的权力,遗忘自己的父亲,遗忘制度,遗忘生命,也唯有遗忘,驼背小人才可以那样笑,“任何被遗忘的东西都是同史前时期被遗忘的东西混淆在一起的,通过无数非持久性的、变化无常的结合,不断制造出新的产物来。”但是当一切在时间意义中的东西被遗忘了,那个对于当下的镜子是不是也变成了驼背小人?所以卡夫卡把自己也当成了驼背小人,晦暗不明的世界,到处是法官们的倦意,是接待处的喧嚣,是荒诞,是罪恶,是永远在门外的K,甚至是将作品付之一炬的遗嘱。

所以,卡夫卡在驼背小人那里取消了历史的正当性,就像取消了制度层面的父子关系——当那个父亲以溺毙的方式判处儿子死罪,父亲就是法律,就是正当性,就是高傲的历史,“现在,你该知道天外有天了吧,到目前为止,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但是,你更是一个魔鬼式的人!”不是权力制造了荒诞,而是命运——是父亲把命运带给了儿子,也必然用溺毙的方式让他死去。“犯罪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命中注定的—一命运在这里是以其模棱两可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当命运成为“不可逃避的认识”,卡夫卡的驼背小人的镜像,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审判制度本身。

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的犹太人,这是卡夫卡的命运,当然,这也是本雅明的命运,当历史以这样一种驼背小人的命运让自己活在“不可逃避的认识”里的时候,如何能看见“当下性”?“黑暗时代”无疑就是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对于命运的某种改变,本雅明选择的是用逃避来对抗“不可逃避的认识”,空间上的迁徙似乎是最直接的,1913年第一次来到法国,之后他把巴黎看成是自己的家,并建立了一种“决定性经验”,像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样,本雅明以flaneueur的身份在巴黎的街道寻找自己的归宿,或许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中,他的确看到了当下性,“在本雅明身上,文化的因素与革命者、反抗者的因素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揉合在一起。”无论是犹太复古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两种道路的开放性都是为了一种卡夫卡式的“遗忘”,而这种遗忘延伸到现代之后,才是对于历史的继承。

但似乎这种充满政治斗争的革命憧憬造成了某种含混性,“事实上,我在试图搞清这个世界的状况时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在这个星球上,很多文明在血腥和恐怖中灭亡了。自然,你希望这个星球有一天会经历一个抛弃血腥和恐怖的文明;事实上,我……倾向于设想我们的星球正等待着这一天。”1935年的这封信就是本雅明“既是行进又是逗留”的矛盾,五年之后,打算移居美国的本雅明终于在西班牙边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汉娜·阿伦特说:“再早一天,本雅明可以毫不困难地通过边境;再晚一天,马赛的人们会知道那时已不可能从西班牙过境。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有可能。”

没有早一天,也没有迟一天,本雅明就像刻意等待灾难降临一样,选择了“唯独这一天”,而当在反抗“不可逃避的认识”的命运时,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这一天,是不是在独一无二中找到了自己的“当下性”?身为犹太人是他命运的黑暗时代,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某种程度却是一种对黑暗的反抗,而其实对本雅明来说,即使那个时候盖世太保闯进了他的的寓所拿走了几乎所有的藏书,他却在发发掘图书的另一种意义上成为了“继承人”。

他曾经打开了普鲁斯特的文本,在十三卷的《追忆逝水年华》中看见了神秘主义者的专注、散文家作家的艺术、讽刺家的神韵、学者的博学和偏执狂的自省意识,但更多的是在作品边缘处的那个新文本——回忆。经历过的事情会成为回忆,这是如流水一般的年华,但是当普鲁斯特“在作品中牺牲了题材、人物的统一、叙述的流畅和想象力的发挥”时,他无疑就是一个时间的救赎者,“他完全处于其实实在在历史性的存在中。”真实的时间,自我的时间,不向那个外在的通道开放,而以内在的方式成为更新的力量,连一种生命的死亡,都具有了对时间的超越,“马赛尔·普鲁斯特躺着的病榻将写得满满的无数页书稿举起,奉献给了他自己微缩宇宙的创生。”

思考写在作品的边缘,思考变成时间的文本,普鲁斯特参与到了历史之中,而“史诗剧”在本雅明看来,面向“没有理由不进行思考”的参与者。布莱希特把那个思考着的人变成了剧中的主人公,参与到了舞台发生的事件中,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表现状况,而这不仅仅是对抗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更是参与到历史中的一种表现,本雅明说:“最简单的例子:—个家庭生活场面。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家庭主妇正要拿起一件青铜器,递给她的女儿;父亲正要打开窗户喊一个警察这进来。恰恰在这个时刻,在门口出现了一个陌生人。”这就是一个“戏剧场面”——它是当下发生着的,它是可以自己援引的,甚至每个观众都可能成为演出者,布莱希特说:“演员应该表现一件事情,而且他也应该表现自己。他通过表现自己,当然也就表现了事物;而他通过表现事物,也就表现了自己。”自己表现自己,自己援引自己,历史就是现在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继承人。

无论是普鲁斯特写在作品边缘的文本,还是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史诗剧,其实都在对那个成为制度的历史的颠覆——传统的历史就是对于时间的一种“不可逃避的认识”,就是一种宿命式的命运安排,驼背小人在那里操纵着木偶,他总是会成为隐者,所以本雅明论述这些真正的继承人的时候,就是要拆开那个装置,让驼背小人显出原型,让历史回到原初,就如“翻译家的任务”:“翻译是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形式,要理解它必须回到原著,因为原著中包含着制约翻译的法则:可译性。”在他看来,译文存在于“来生”而不是“此生”,翻译从来都是派生的、观念的,所以真正的翻译需要在原著中找寻到意义,就如生命的本来面目,就在于生命本身,“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盖原著,不挡住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因其自身的媒介而得到增强,更加完全地照耀原著。”

所以,“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一幅画是为观众而作,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或者根本不需要翻译家,需要的是诗人。在抛弃了“翻译”这种遗失了意义的形式之后,本雅明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为历史救赎,就是要让时间从过去脱离出来,就是要让既定的命运逃离——“它生活过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变成今天法庭上的证词——而这一天就是最后的审判日。”历史不是“以它真正存在的方式”去确认它,不是如社会民主所说是“顺应潮流”,当然更不是像法西斯那样变成暴力,如尼采所说,我们需要的历史,“不是以一个在知识的王国里堕落的二流子的方式需要它”。

像卡夫卡一样,本雅明只为自己“画像”,而这个画像在引用中变成了整体性的历史,“历史性知识的保管人不是某个人,也不是人类,而是斗争着的被压迫阶级本身。”本雅明这样说,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是被现时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是一种在当下的定义,而这便是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普鲁斯特经验之外的逝水年华,布莱希特“表现状况”的史诗剧,“必须回到原著”的翻译一样,历史存在于表达中,历史需要可译性,历史为了被救赎,而所有“现时的存在”,就是对于“不可逃避的认识”的命运的真正颠覆,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性”,便是真正的继承:

一个把这当作他出发点的历史学家不再一五一十讲出事情的前因后果。相反,他抓住注定命运的星宿,这个星宿是他自己那个的时代与早一些的明确的时代形成的。这样,他建立起当下的概念,它是“现时的时间”,是贯穿弥赛亚时代无数细小事物的现时的时间。

Tags: 本雅明:作品与画像 本雅明 德语文学

分类:散文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72

双重火焰——爱与欲

编号:B45·1990712·0494
作者:(墨西哥)奥古塔维奥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5.60元
页数:190页

在本书中,帕斯把爱与欲定义为生命中的双重火焰,这两种物质从古希腊开始就成为主宰生命的特质。帕斯在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笔传达对爱欲的看法:“性欲,爱欲和爱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帕斯看来,“性欲是最原始的火,爱欲是之后的红色火焰,而爱情的火焰则为蓝色之火。”帕斯不停地寻求欲与爱的完美结合之处,并希望在生命中永不停息。

Tags: 双重火焰——爱与欲 墨西哥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90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编号:B83·1990712·0493
作者:(法)罗兰·巴特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190页

符号学大师巴特在本书中以“法国时尚”为主题进行了“神话”符号的研究。在巴特看来,“神话是一种语言”,在大众文化泛滥时,现代神话如何体现它在时代中的符号学意义,这是巴特对流行的一种解构,当然,巴特的神话理论则有一种泛神论的观点,其中包括摔跤、电影、脱衣舞等神话载体,他并把它们定义为“神话吐露这一讯息的方式”。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去政治化的言谈 

一本小说,一个孩子,一点女性主义,一点婚姻特质。让咱们将艺术的冒险之旅绑到家中的墙柱上:于是两者都从这种结合中获利:事关神话之处,互助总有好处。
        ——《小说与孩子》

雅克娜·勒努瓦、马丽娜·格雷、妮可·迪特里尔,在《她》杂志的封面上,她们是以女性的身份出现,还是以作家的属性被关注?和前者有关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子,而和后者相关联的则是小说,但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她们作为一个女性群体,总是出现和男人有关的世界里,“文学界的女性是一种特别的动物学上的品种:她生产、混合小说与孩子。”“生产”是将这两种身份归一的关键词,那么屈服于女性角色的外在价值的规则是不是会让她们获得自由——像男人一样游玩、写作?即使女性主义,即使女权主义,她们的冒险之旅也带上了约定俗成的“婚姻特制”,她们从不远离男人,她们活在他们的瞩目之下,她们在自由之外“迅速回到原先的处境去”。看起来这种和生产有关的结合是一种互助,但其实是一幕莫里哀式的场景,一本小说是崇高的艺术,是荣耀而大胆的行为,一个孩子让她拥有丰富的创意,甚至带着玩世淫荡之名显示世界的最美好之处,而其实原本在这双重生产过程中缺席的男人站在她们的面前,从背后转身到前台,男人就像唐璜一样,说出了他们早就说出的话:你们的女人永远只是女人。

女人永远是女人,这是一种身份的回归,还是角色的重新定义?小说和孩子属于母亲,而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像天空一样,无处可去而又无所不在”,就像在《她》的女性世界里,没有男人,却是由男人的眼光组成,由男人的评判作为依据,并由男人将她们“绑到家中的墙柱上”,艺术家、文学、小说,以及一切的生产属性在那本杂志的封面上,成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将女性的自由世界,以当代中产阶级的社会方式,从现实过渡到意识形态,也从反原理变成假原理,而这种从“反原理到假原理”的转化也成为神话的一种操作。

“如果你想,就去写吧,我们女人会以此为荣,但是别忘了另一方面要生孩子,因为那是你注定要做的。”实际上,在罗兰·巴特的定义中,以艺术家的方式写作是一种强大的神话,“政治力量是立即的,去政治化是突然的”,而生孩子似乎变成了一种虚弱的神话,客体的政治特制虽然已经褪去,但是“但即使最轻微的事物也可以粗卤地带回它的力量”,可以让她的冒险之旅帮绑到家中的墙柱上,“还有比海洋更自然?还有什么比《失去的大陆》电影制片赞颂的海洋更‘政治’的?”自然似乎相异于政治而存在,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自足的,但是那莫里哀式的场景总是一再出现,“注定要做”的事情将一切的自由的自然变成了隐匿在政治之外的假原理,所以在一个事关神话转化的流行文化中,意识形态之外的元语言如何呈现?或者说,从反原理到假原理的转化如何依靠神话进行操作?

查看更多...

Tags: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罗兰·巴特 符号学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951

重申解构主义

编号:B56·1990712·0492
作者:(美)希利斯·米勒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8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300页

米勒一直让自己进入语言的“幻觉”中,对文本的阅读就是对词语的重新虚构,它的破坏性不言而喻,作为一个深受布莱“意识批评”影响的学者,米勒试图对以意识为中心对文本批评提出一种充满矛盾的解构方式,他所提出的“寄生原则”、词语的隐喻、打破逻各斯中心等方式开辟了一种开放的批评空间。


《重申解构主义》:“的”是一个占位符号

“我宁死也不离开这里,”荷尔特先生文雅地一笑说。“那画里的常春藤就是这么说的,这寄生物紧紧地攀附着橡树,真像是多情哩。”
“会杀死母本的啊,先生!”塔舍尔夫人大声嚷道。
    ——《亨利·埃斯蒙德》

首先是词语,常春藤在画中仅仅攀附着橡树,看起来多情,却可能杀死它——无论是贺尔特先生还是塔舍尔夫人,在他们的对话中,其实已经赋予了画中的常春藤和橡树某种动态意义,也就是在一幅看起来静止的画中,它们的存在,它们在不同观点的对话中存在,都指向了一种可能性:多情也罢,杀死也好,都是逃逸出了画幅的可能,甚至打破了作为一幅画“单义性解读”的封闭性,而激活它们的不是贺尔特先生和塔舍尔夫人对画作的不同理解,而是常春藤和橡树本身的非象征性存在。

这就是把它们放在语言意义之上,当常春藤攀附着橡树,成为一种依附着的多请物,常春藤就是一种寄生物,橡树便是寄主,寄生物和寄主的关系保持着一种非静态但和谐的状态,词语和词语也在这种和谐状态中;但是它具有一种解构的可能性,那就是常春藤杀死橡树,也就是寄生物反而会杀死寄主,在这样一种解构中,不再是和谐,而是破坏——当然,解构绝非是简单的破坏,而是在杀死中赋予新的可能,所以在词语的多维性关系之外,常春藤和橡树代表的文学和批评关系也就渐渐明晰了:“寄主养育着寄生物,使它得以生存,但同时又被它扼杀,正如人们常说的,批评扼杀文学。”寄生物和寄主,文学和批评,可能性意义得到阐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并不是把画作看成是静止的“单义性”文本,米勒在引用这一部小说的时候,同时也在突破小说文本的单义性,“我引证的引文是一种连锁结构的例子,这也是我在本文中将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当一篇批评文章摘引某一段落加以引证的时候,那些引文是不是就像攀附着原文的常春藤?如果引文也是文本构造体内的一个寄生物,那么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包围并缠绕住引文的阐释性文字,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会杀死母本,从而让引文自己变成了寄主?

这是一条关于阅读的内在逻辑线,从词语到文本,从引文到母题,从寄生物到寄主,在这个不断延伸的过程中,单一性文本逐渐构成了阅读的对象和目标,最终在解构主义的阐释和解读中成为一种批评。在画出这条逻辑线的时候,米勒显然更关注引文在解构中的意义,引文从来都是在母本中存在的,即使是寄生物,文本也是它最初的寄主,“没有寄主便没有寄生物。”关键是当寄主产生了寄生物,当引文被批评文章摘引,它其实已经像画中的常春藤一样逃逸出了画作文本本身,而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它可以在阅读和批评世界里重新定义文本:或者是成为侵犯者,侵入家庭这块小天地,“蚀尽一家人的食物,把主人杀死”,也或者是用另一种奇特的能力“把寄主化作大量增殖的自身的复本”——但不管如何,解构主义已经像病毒一样,侵犯了“明显或单义性的意义”,它打破了单一性指涉语法所传达的纯粹形而上学文本存在。

“会杀死母本”的解构,作为异己的侵入,对于一幅画,一个形而上学文本而言,米勒已经开始阐述了寄生物和寄主之间几乎颠倒性的关系,这种阐述似乎就是文集题目中的“重申”,当解构主义理论和时间都已经成熟,甚至衰落,为什么还有重申?米勒似乎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解构主义就是探讨在借喻、概念和叙述相互交织的固有属性中究竟隐含了什么的批评。”但是在“重申”的语境下,米勒其实是在现实层面上要把阅读和批评重新带到解构的意义上,这种渴求在他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有着明确的表达,米勒认为全球化已经势不可挡,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技术主义大行其道——虽然在米勒看来是“低技术”的;二是经济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全球化;第三,则是新的交流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出现的形式当中,有两种重要的影响:一种影响是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或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出现,第二种影响则是,新的人类感性的出现或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

构成性的组合和群体出现,新的电脑空间里个人发展,无疑都指向了一种“单义性文本”被解构,所以在文学研究中,米勒认为,有三种价值依然必不可少:第一是在全球化文化中,不管文学的作用是不是在消减,有一样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学在图书时代也是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米勒突出强调了文学在图书时代具有的意义;第二,语言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交流的主要方式;第三,文学研究需要的是一种陌生化的“他性”,“‘他性’不只是那些属于不同文化的人,而且也包括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那些人。”而且在这里米勒特别强调,文学研究特制“对书页上实际文字的研究”。从这三种价值的阐述来看,米勒强调的图书时代、书页文学、语言交流,似乎都将文学研究拉回到了传统的书斋状态,而这种回归似乎就是“重申”的意义所在:当全球化不断加速,当技术时代迅猛出现,当感知经验不断变异,常春藤不应该只是攀附在橡树之上,它既可能成为寄生物杀死寄主,也应该让寄主“化作大量增殖的自身的复本”,从而建立新的阅读和批评空间。

米勒的“重申”就是从词语开始,从引文开始,“没有寄主便没有寄生物”这是他的一个基本逻辑,只是在“重申”的语境下,米勒将“单义性解读”和解构主义解读并置在一起,以更包容的态度对待文本,他认为,单义性解读和解构主义解读,都是“坐在食物旁边”的同桌食客,他们的角色既是主人兼客人,也是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这是一种三角关系,并非两极的对立。”这种共融性关系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批评模式:“每一种解读在其自身之内都必然地包含着自己的敌人,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在某种意义上米勒的“重申”也修正了德里达对于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二分法的简单定义,在他看来,解构主义并非是单纯的虚无主义,也不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而是两者如寄主和寄生物、主人和客人“共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它的本质是“阐释的阐释”,“通过细读文本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

阐释的阐释,是赋予阐释本体意义,当阐释作为批评的本质,所谓的寄生物其实超越了和寄主对立的客体状态,异己角色,他借用雪莱的作品《生命的凯旋》中把性吸引看成是生命胜利的一种致命形式,“生命虽然是活着的死亡,却是不会消逝的”,从而对“寄生物”进行了重新定义:寄生物这个词就是桥梁,就是隔墙,就是联结薄膜,“它既使这种启示性结合成为可能,消除着差异,同时又始终是禁止这样做的一种障碍。”就像雪莱在自己的全部作品中总是亲身叩击寄生物门户的门扉,但是每次都退缩回来,让自己成为遗留物,成为语言的力量,在喊出“啊!我的悲哀!”时迎接失败,然后再反复叩击,反复退缩,“直到他去世才告结束”。所以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批评家也是在反复做出叩击和退缩的动作,“批评家想解开他所阐释的文本中各种成分的疙瘩,却只会使这些成分在另一个地方再次扭结起来,始终会遗留下一团迷雾,或者说原有的迷雾未消,又增添了新的迷雾。”原有的迷雾和新的迷雾,构成了解构式批评的新语境,它们就像寄主和寄生物一样,盘根错节,纠缠不清。

不管是阅读,还是批评,或者都应该在这种迷雾重重但又不失叩击和退缩的重复中进行,解构主义“旨在抵制它本身对作品的所谓完全把握、从而停滞不前的倾向”,它所凭借的是一种“不安的愉悦”,是一种向前的运动,就像寄生物既在门外也在门里,是最不可测的客人。如何能超越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如何能让寄主和寄生物同坐一张餐桌旁,或者如何能在全球化语境中赋予解构主义新的批评和阐述空间?米勒从语言为代表的文本层面和读者阅读层面进行了“重申”。在语言层面上,米勒阐述了史蒂文斯诗作《岩石》和《红蕨》中可能性的隐喻,在他看来,史蒂文斯文本中的自我在封闭中破裂了,然后被其分开的裂口所吞没,这是一种试图自我维持的包围与代替,岩石坚实的基础成为一种“治疗”,它在自我想象中被替换了,甚至是“超越遗忘性的治疗”——破裂而被吞没,自我想象而被替换,“超越遗忘性的治疗”其实是在修辞意义上使用了隐喻,而这正是一种词语的误用——在米勒看来,“每个词都是词的误用。”误用正是词语在阐释意义上的功能,“那种以为诗的词语实际上指某种存在的事物的幻象,某个实实在在的岩石或土地,某件心理上的实体,甚至某种形而上存在的虚无,或‘一无所有’。”

词语必须误用,误用取消了固定意义,这就是一种无法消散的“迷雾”,正是对词语的这种隐喻式解读,使得文本的阅读在不安的愉悦,在向前的运动中保持了可能性,而词语的这个寄生物也变成了桥梁、隔墙、联结薄膜,它从大地“超越遗忘性的治疗”中取消了岩石的坚实基础,“平整土地,似乎成了寻找基石的不可避免的挖掘”,深渊之下还有更深的深渊,桥梁、坑道、地基和通道等形象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取代基础的颠倒、自我构建、自我破坏性的语言形式”。颠倒、解构、破坏,文学批评的这一倾向甚至在莫里斯·布朗肖那里变成了“第四种可能”,那就是更为彻底的“没有本体的本体论”,当本体不再,所谓的寄生物也可能是寄主,而文本里的阿里阿德涅的线最终也成为了迷宫,“阿里阿德涅的线之线索既是探索在那儿的迷宫的方法,同时其自身也成为迷宫”——一种背叛,一种孤独,都在线成谜团的构建中突破了本源和摹本的二分关系,而在小说创作中,所谓的线性叙事也在迷宫式的缠绕中成为新的文本。

“线的意象、比喻或概念穿过所有传统的写故事或讲故事的术语,像是地毯上的主要图案。”寄生物成为寄主,寄主自身增殖,或者也成为寄生物,在这样一种无差异的混合中,真正的文本批评其实只读者阅读层面具有了意义,“靠每一位新的读者都必须重做的那种与文本的格斗。”这种格斗是返回,是打结,是交叉,是来来回回成波状,是悬置,是打断,是虚构化。在这种格斗中,文本交给读者,读者又该如何阅读?在《对<阅读的寓言>中一个段落的部分“阅读”》中米勒阐述了德曼的阅读观:“所有文本都是关于自身不可读性的寓言”——当德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身不可读性的寓言”中的所有格“的”是表示“来自”,还是表示“关于或涉及”?这是关于一个词语的词性解读,但其实折射出阅读的的双重性寓意:阅读的寓言既是关于或涉及阅读的寓言,又是来自于阅读行为的寓言,甚至两种意义的“的”是互为隐喻的。

不是关于“的”的修辞,寓言即叙事,叙事而阅读,它不再是关于共时的象征,而成为历时的阅读,它总在可能性中产生新的意义,而这一切就来源于所有格“的”之不同特性,来源于它所包含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混合:它可以是形而上的或神学范畴的,可以是个人及创源范畴的,可以是语言范畴的,或者这个隐喻性、拟人性和引申性的“的”是一个占位符号,它的目的就是“遮盖对语言运作问题的不可征服的无知”。占位而遮盖无知,就是去除所有格的归属和关涉意义,就是在“无法摆脱的混合”中产生新的可能,阅读的格斗在进行,寓言在书写,阅读在持续,而最后回到批评行为中,米勒从读者阅读的实践中,从隐喻性、拟人性、引申性的“的”的占位中,把乔治·布莱的“认同批评”看成是“重申解构主义”的一种批评模式。

批评的源头当然是阅读,阅读先于批评,但是在布莱看来,阅读的特殊之处在于给人以接近他思想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一个人投入阅读的时候,就是在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与他的精神呼应。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共谋关系,这种共谋是需要读者放弃个人信念,让阅读成为一种中立的理解力,而在批评意义上,“认同批评”就是需要了解作者的思想,让意识成为意识,这种同化需要的是批评者加深和延续,甚至去寻找作者“心路历程”的真正起点。但是不管是阅读还是批评,并不是读者讨好于作者,而是通过阅读形成有序和透明的文本,从而在认同中进行整理和明细化,所以寻找作者的思想起点,实际上就是批评者形成了“我思”,而在布莱看来,真正的我思是原始的,创造性的,是意识和实体、时间和空间、个别的意识和上帝发生联系,“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变成主体与客体之间无穷无尽的各种可能的交流”,我思而交流,交流而内省,在无穷无尽的状态中,时间不再成为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成为一种流动的存在,甚至以瞬间的方式显现,一次一次出发,一次一次返回,一次一次内省。

“我们所有的并不是时间,而是瞬间。有了给定的瞬间,就该由我们来制造时间了。”布莱的“认同批评”其实是站在读者阅读的角度来阐释批评的意义,当时间变成瞬间,当阅读变成创造,在永远不会静止的起点,思想和文字摇摇晃晃地互相平衡着、支撑着,而这样一种创造性行为中,我思既成为出发点,也成为归结点,在循环不止而非重复性的瞬间叙事中,迷雾之后是另一篇迷雾,深渊之下是另一个深渊,“他发现思想中存在一个无底的深渊,每个底部之下还有更深的底部。”

Tags: 重申解构主义 希利斯·米勒 解构主义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641

在路上

编号:C55·1990712·0491
作者:(美)杰克·凯鲁亚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42页

信仰天主教、踢过足球,入伍被除名而退役、染上毒瘾……凯鲁亚克用自己实践创造了一种传奇,而这部自传体的小说则塑了像自己一样的“跨掉的一代”,凯鲁亚克狂荡不羁的性格使他的小说在即兴中写作,《在路上》的流浪奇遇永远是在现在时态,横越美国大陆的冒险经历到头来仍只能回到现实,这种逃避的心态成为凯鲁亚克永远的心病,这位与“豪叫”派诗人金斯堡为友的作家于1919年病逝,一种传奇经历的结束意味着“跨掉的一代”以及“在路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墓志铭是:“他赢得生命的尊重。”


《在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 

上帝存在着,我们看见时光在流逝。从古希腊开始出现的许多事,几乎无一不是荒谬的,生活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许多事是不能几何学本身或者几何学的思维方式来判断其正确与否的。
——《第二部》

狄安·莫里亚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定有着某种迷惘,一种现实在时光流逝中无所逃避的迷惘,但仅仅是一闪而过,那种迷惘便被肯定所取代,连同上帝也被自己取代。是的,现实的荒谬写在每一个发生的历史阶段,也写在即将到来的生活里,它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似乎消融了种种的渴望,似乎在被计划的人生里变成一个没有可能的句号,但是这种毫无曲折和变化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生存的劫难,像几何学本身一样,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证明,可以被预知,可以被感受的,人生的未知成了已知,一生也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逃离的计划。而要将这种确定的荒谬重新变成未知,对于狄安·莫里亚蒂来说,就是遇见另一个上帝,甚至是创造另一个上帝,而这一个上帝在他眼里没有预言,没有计划,没有证明,像一个幽灵一样,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自己寻找、自己行走,又最终放弃的路上,没有尽头,没有目的,只有离开。

荒谬只不过是在另外人眼中被看见,对于狄安来说,他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上帝,是渗透着流浪情结的莫里亚蒂家族的一员——父亲从丹佛的吉格斯·巴福特酒吧走出去之后,似乎就消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那醉酒的感觉像是一个虚构,但对于狄安来说你,却是一个早就被看见的现实,“他常常去那儿喝酒,总是醉醺醺的,被老板痛骂一顿,然后跌跌撞撞走出酒吧”,而对于父亲的某次寻找,在狄安看来,只不过是接近这个荒谬的中心,然后积聚一种反抗和逃离的勇气,如此,便像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史诗一样,把自己完全写了进去。

“是的,狄安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就是神圣,就是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被置换成醉酒和逃离,被置换成寻欢作乐和消磨时光,被置换成“在路上”,就是在背离几何学的人生,背离逻辑,背离计划和证明,而在充满幻想的经历中,狄安似乎要用一切对生活的渴望和对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的欺骗来重建生活的秩序,所以他偷车,所以他吸毒,所以他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所以他骗人,所以他在路上。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年轻囚徒”,而他试图寻求的是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可能,这是由人生假设组成的诸多刺激和诸多故事,是“是令人神往的事”,用知识分子的腔调咬文嚼字,在别人看来依然是语无伦次,依然是傻里傻气,也依然是荒谬,但是却是重建一种非几何学的人生意义,只要上帝存在着,这个世界就会有荒谬的秩序,就会有不迷失的自我,就会有像自己一样幽灵般的跟随者。
 
“不过,一个幽灵又同我在一起了,这幽灵的名字就是狄安·莫里亚蒂,我跟着他又要上路了。”那个跟随者就是我,萨尔,坐在书斋里完成小说的作者。作者这个身份属性似乎可以将一种固定的生活态度明白无误地写在文本里,呆在家,呆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安静地写完小说,然后发表,然后“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返回学校学习”。这是我的生活轨迹,而其实,在我的故事里,荒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和女孩结婚,睡在舒适的床上,面对厚厚的手稿,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需要的也是一种背离,一种逃避,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在路上”更多是向往,更多是想象。“未同狄安相识前,我常梦想到西部去游历,不止一次地在脑中盘算这桩事,可就是从没上路。”从未上路的现实就是在荒谬和计划中左右为难,就是在一部书里完成历险完成流浪,完成对生活的有限颠覆。而狄安的到来似乎为我打开了那个通往未知世界的路口,如此诱惑,如此神往,如此成为一个梦境。

查看更多...

Tags: 在路上 杰克·凯鲁亚克 美国文学 小说 垮掉的一代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86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编号:X32·1990712·0490
作者:(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9年1月第一版
定价:22.50元
页数:522页

与古希腊的悲剧一样,在主题上,埃斯库罗斯仍在表述人的痛苦以及家族的复仇,这是一个英雄人物的史诗时代,普罗米修斯、阿家门农、奥瑞斯提亚都是古希腊文学史上着墨最多的英雄人物,而埃斯库罗斯的最大贡献在于告诉后人,什么是悲剧,什么是悲剧之美。本书收录埃斯库罗斯现存的5部悲剧:《祈援女》、《波斯人》、《七勇攻忒拜》、《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奥瑞斯提亚》。

Tags: 埃斯库罗斯悲剧集 埃斯库罗斯 古希腊 古希腊悲剧

分类:戏剧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12

1998中国新诗年鉴

编号:S97·1990712·0489
作者:杨克 编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2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520页

关于新诗,永远有不同的流派与立场,在1998年,诗歌得命运似乎总带有世纪末的症候。1919年开始的新式革命变成了汉诗存在方式的讨论,“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一并不统一的概括表明了一部分前卫诗人的集体转向,他们一直在坚持,哪怕在边缘,他们也把自己称作最彻底的民间诗人。他们在世纪末最大胆的宣言就是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可以流动的物质,穿透思想,流进世界的末端。本年鉴共分7卷。

Tags: 1998中国新诗年鉴 中国新诗 诗歌 年鉴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