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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

编号:C28·2001226·0552
作者:高行健
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版本:2000年第一版
定价:36.80元
页数:484页

对一个在政治话语权力范围遭到封杀的作家来说,他所有逃亡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返回一个更宽容的言说环境,高行健很早以前就凭《车站》、《绝对位置》等作品挑战了当时中国文坛既存的写作习性,而这本《灵山》仍坚持他的一贯风格:怪诞却不失严谨,同时在实验领地又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革命,更有一种呼喊让人体会到淋漓酣畅。天地图书对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其实也反映了另一种文化垄断。

Tags: 灵山 高行健 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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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

编号:Z23·2001226·0551
作者:(德)希特勒
出版:香港文园书局
版本:2000年2月第一版
定价:16.80元
页数:266页

希特勒在其序言中说:“为了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令人了解,我觉得非写下这本小册子不可。”希特勒1924年囚于监狱时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介绍给别人,这一舆论工具的确为其野心扩张进行了铺垫,他在书中一再声称,要消灭劣等民族,重振日耳曼民族的辉煌,并在书中极力推崇他的政治思想,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个极端主义者的狂野之心。

Tags: 我的奋斗 希特勒 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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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画珍藏(光碟)

编号:H97·2001216·0550
作者: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版本:
定价:48.00元
页数:

该光盘收录世界名画近500幅。

Tags: 世界名画珍藏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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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碟)

编号:H99·2001216·0549
作者: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本:
定价:50.00元
页数:

本光盘共收8万条条目,1.264亿汉字和五万余幅图片,共分四盘。

Tags: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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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幽灵

编号:B83·2001213·0548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
页数:248页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Specters of Marx”,副标题是“债务国际、哀悼活动和新国际”。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国际讨论会上,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作了发言,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政治中的精神创作的一次疗伤,德里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20世纪末期,债务国际、哀悼活动、新国际已经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霸权统治的乌托邦话语。 
《马克思的幽灵》:我们得让自己朝向未来

哈姆雷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去吧。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第一幕第五场,在经历了王室巨变之后,在遭遇了鬼魂归来之后,在喊出了“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之后,对于站在黑夜中得知了真相的哈姆雷特来说,他是不是应该面向那个毒死父亲的叔叔,来一场“王子复仇记”?只是为什么在真相被揭露之后,哈姆雷特面对“重整乾坤的责任”,会发出叹息,甚至是一种焦虑和不安?——而且,他讲出这句话是时候,不只是自己,而且还有守卫,还有那个鬼魂,“我们一块去”的力量似乎应该干净地回答那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当哈姆雷特和鬼魂一同宣誓的时候,他到底是面向父亲的鬼魂,还是转向自己的现实?或者说,是面对已经被终结的历史,还是朝向担负起责任的未来?“我是你父亲的灵魂”,他是听到的,但是他没有看见父亲,这是一种必然存在的鬼魂现象,所以即使哈姆雷特面对自己鬼魂,他也是不可见的,正是这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幻影,让哈姆雷特感觉到了颠倒和混乱,它的意义就如哈姆雷特自己所说:“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历史终结之后的未来是不明晰的,甚至是“脱节”的,而德里达将之命名为“面甲效果:“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

德里达就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思想与社会中心的位置上,在这场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他是特邀的嘉宾,这是1993年4月的,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一种“历史的终结”,当福山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当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尤其是南非杰出的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克列斯·哈尼就在几天前在约翰内斯堡住处的车道上被白人右翼分子杀害,自由民主在那里?一种死亡是不是让另一种历史也终结?在开场白里,德里达就无比愤慨地说:“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他的死亡一样都是惟一的,永远也不只是一个范例、一个象征。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永远要命名的东西。”已经永远要命名的东西是什么?该如何命名?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马克思向何处去”就像哈姆雷特问道的那样:“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

引用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对于德里达来说,就是把“幽灵”放进在历史终结和面向未来之间的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放进关于“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议题里,也放进了他主旨演讲的标题里——但是,“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它的写法是“幽灵们”,这种复数是不是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们一块去吧”的“我们”一样,成为一种多元的存在?“这里为什么是复数?今天,我们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德里达这样说。从历史的终结作为起点,需要的是“预言一个未来”,是需要呼吁一种多样性和异质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但是德里达却认为,这个幽灵从他开始在历史中徘徊的时候,它却是一个单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名词就是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单数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也在历史的上空,因为它在徘徊,“诚然,那幽灵的徘徊是历史的,但它没有确定的日期,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历书的预定次序在当下的时间链条中一天接着一天轻而易举地给定一个日期。”这是德里达对于“幽灵”的第一个说明,历史的徘徊学,其实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将登台,因为1848年的革命已经发生,共产主义正在萌芽,有些东西必定会死去而终结,而有些东西必定会归来,“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于是在幽灵的徘徊中,哈姆雷特看到了它,那是一种希望,一种真相,一种“历史的终结”的开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哈姆雷特真的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真的看见了徘徊的幽灵?其实,当哈姆雷特听到“我是你父亲的鬼魂”的时候,他只是被鬼魂的言语所把握,德里达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面甲效果”,也就是说,幽灵是被遮蔽的,甚至是幻觉意义上的,“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所以在瓦雷里的《精神的危机》中问出了“谁的头颅”的疑问:“欧洲的哈姆雷特看着千千万万的幽灵。但是他是一个知识的哈姆雷特。他思索着生与死的真理。他的鬼魂们全都是我们的各种争论的对象;他的懊悔是我们的荣耀的全部条件……”思索和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哀悼成为一种分离的工作:“哈姆雷特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所有这些头颅。但是如果他离开了它们!……他就不复是他自己了吗?”

谁的头颅,“这一个乃是康德的头颅,他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放进了括号里,被省略的马克思,为什么是这个省略?马克思的名字消失了,德里达说,这是“退场的鬼魂和马克思”,就像《哈姆雷特》里说:“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但是它的消失还在面甲里,“莎士比亚或许已经提示了。那个消失了的人的名字必定已经被刻写在别的某个地方了。”鬼魂没有消失,它在另一个地方,在面甲里,在黑暗中,在欧洲的上空,于是就有了另一个说明,另一个阐释。鬼魂是父亲的鬼魂,那么它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最高徽章”,“这权力就是可以看见别人而自己不会被看见。”它是在场的,只不过以父亲的“面具”方式出现,“这某个他人的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正被它注视着,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前后关联(它可能位于生成顺序且是众多生成顺序之中)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

无论是“面甲效果”还是“面具”方式,幽灵就是用一种不对称性干扰镜像,但是它却有一种共时性,正是这种共时性,才有可能在历史的终结处,在颠倒混乱的时代,成为“我们”复数中的一种力量,成为复数的“幽灵们”中的一个,也正是这种共时性,使得“马克思的幽灵”会成为一种秘密下的指令,而这个指令指向的就是“颠倒混乱”的子时代:“在子代模糊的记忆中,莎士比亚常常激发了马克思的这种戏剧化活动的灵感。”所以哈姆雷特问:“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国际会议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就有了共时性的回答:“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如何归来?德里达说到了三个意义,一个是哀悼:它使遗骸本体化,并“使它出场”;第二个是精神的生成;第三个则是精神要成为“精神之精神”,也即一种“作品”。所以在对于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正像他在开场白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而这种和幽灵共存的状态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

共时性的幽灵,共存的政治,超越历史的终结,“明天都将是同样的东西,就好像对于另一些他人而言,它就是昨天一样”,而这种东西德里达命名为“正义”:“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了当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它是过去的现在,它是实际的现在,它是将来的现在,正如莎士比亚说:“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而正义就是一种精神,“那不止一个的它们:不止一个的精神。”
 
但是如此快速地定义共存的正义,如此确定复数的幽灵,如此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是不是太过简单了?当时代的变革正在发生,当这个时代被定义成“脱节”,当哈姆雷特的焦虑和不安还无法消除,如何成为这个子时代的“继承人”?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如何成为一种哀悼活动之后的遗产?或者说,在这个脱节的时代,我们如何让自己朝向未来,“使自己加人到这个我们之中”?更为担忧的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喊出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幽灵?“今天,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为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忧虑的大有人在,就如同他们同样也确信,他们在那里所论及的东西仅仅只是一个幽灵,没有躯干,没有存在的现实性,没有实在性或实际性,只不过这次那幽灵被设想为是一个过去的幽灵。”

如果它还是过去的幽灵,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是不是就变成“死亡证书”,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不但没有成为精神,成为遗产,反而变成了真正的鬼魂,一种死亡的证明。所以德里达的需要站在共时性的话语体系里,站在共存的“幽灵们”面前,对这个脱节的时代重新进行审视,重新让幽灵在场,重新面向未来,重新启示“让我们一块去”的道路。“脱节”正是这个“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时代注解,在这里有用马克思主义驱魔的隐秘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或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更多的是“谋求通过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霸权形式”的驱魔人,他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密谋”,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咒语”,“一而再再而三、不同的尝试、新的、总是新的动员,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与它和那些它所代表的以及将继续代表的东西(一个新国际的观念)做斗争,以及通过祛除这个魔障而禁止某个国际的存在。”

这是德里达所说的“众媒”,新闻、出版、远程通讯、电信传通技术、电信成像技术,它们隔开了公共空间,它们取消了公众事务和政治现象之间的可能性,它们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将“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中断,甚至以独断主义的方式让世界存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德里达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不活不死的“幽灵化”存在,“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脱节的象征”。而正是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中,德里达发现了10种祸害,包括失业,包括民族生活权利的剥夺,包括经济战争,包括核武器的扩展,它实际上就是“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无耻地宣传新福音,是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或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的胜利、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和社会阶级问题之终结唱赞歌,而在德里达看来,“新国际”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罪恶才寻求一种新国际法的组织,“它是亲和性、苦难和希望的一种结合,甚至还是一种谨慎的、几乎秘密的结合。”所以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批判和自我批判,来组织这个“耗损殆尽”的时代。

“以革命的名义”,这是德里达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构筑“新国际”的方式,革命不是如1848年“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也不是如雨果所写的“一些魔鬼在进攻,一些幽灵在抵抗”,而是用一种自我分离的方式,一方面让历史终结,另一方面则在哀悼中继承遗产。“我们必须魔术般地围剿一个个幽灵,驱逐一种可能会返回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认定本身就是不祥的,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本世纪的上空徘徊。”这是分离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对遗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像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集权,而是在“对政党的某种现实性和某种概念的有限性的思考”中,在“对它的国家相关物的有限性的思考”中找到复数的幽灵们,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场,“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

来临和在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化,也不是精神、观念或思想的自律化,“幽灵的作用与幽灵的立场,与作为躯体本身的幽灵的躯体的辩证立场是相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幽灵中间,发生在两个幽灵之间。”引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的阐述,在一个物神崇拜的时代,幽灵的资本化,使得“一系列的花招”产生,而最主要的是以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制造怪影,使得所谓的幽灵具有了“不纯粹的精神史”,“物神崇拜的神秘特征,在它为宗教意识形态经验打上的烙印方面,首先就是一种幽灵般的特征。”就像商品被取消了使用价值,就是一种“脱节”的异化,而使用价值之存在,是消除了商品的“脱节”,甚至使之具有经济的人格化,“物与物之间的这种交易就来自于那幻境。出借给商品的那种自立与一种拟人化的投射是相适应的。后者赋予商品以生气,把精神注入其中,这是一种人类的精神,一种言谈的精神和一种意志的精神。”所以使用价值之存在,“物品的诸属性(这将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总是极具人情味的,并会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令人放心。”

而幽灵必须具有的意义就是“在场”:“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所以必须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交换的方式,必须审视在批判中恢复对于幽灵的信仰,必须在驱逐中“授予它们的权利”——不是解构哲学对于政治政治立场的取消,而是在“一个脱节的时代”对于精神多样性、异质性的一次“命名”。

“他们在那里总是一些幽灵,尽管他们并不存在,尽管他们不再是幽灵,尽管他们还不是幽灵。”但是幽灵们已经在场,在脱节的时代,不是“我将教给你怎么生活”,而是我们“就应该学习那鬼魂,向它学习”,因为在共存的之中,在共时性意义中,重新命名就是一种学习,正如哈姆雷特在鬼魂之夜说的那样:“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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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

编号:Z82·2001213·0547
作者: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89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552页

“三礼”对中国古代的礼学以及社会思想、伦理观念、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三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先秦礼学的基本内容。《周礼》分天观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等六卷;《仪礼》共17卷;《礼记》共49卷。

Tags: 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 仪礼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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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编号:E32·2001213·0546
作者:(古罗马)圣·奥古斯丁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315页

“我的著作中,最吸引人乐于批阅的,莫若我的《忏悔录》。”善于自我忏悔的奥古斯丁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如果从“忏悔录”的拉丁文意义上来说,这更是一部对主歌功颂德的作品,从而在哲学意义上弱化了自我忏悔的意义。奥古斯丁的意义其实在于通过神的赦免而认识自我,“生活是个斗争,”低着头的奥古斯丁身上的原罪思想其实 对教外人士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对教内人士的作用,当然,一千年后的卢梭才真正具有了“忏悔”的社会学意义。

Tags: 忏悔录 圣·奥古斯丁 古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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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园主义

编号:C28·2001211·0545
作者:作者:李弘
出版:鹭江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404页

什么是棋盘园?什么是棋盘园主义?李弘的说法是把人拖进一个远离现实的胡同里,又让你觉得你就生活在这里不愿走出去。“使用价值是可以伪造的。”这个主题显然有些深奥而不大像那个胡同里仅有的一点光。李弘当然还有另外的精神追求,借一个历史传说表达对现世的看法,怪诞中透出颠覆的快感。

Tags: 棋盘园主义 李弘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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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编号:C27·2001211·0544
作者:路翎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3月第一版
定价:48.00元
页数:1318页

路翎显然是把《财主底儿女们》当作史诗来写,那是一个充满毁灭与新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谁也都可能成为史诗的主角。蒋纯祖几乎是一个独行侠,登上高峰时才知自己面临着悬崖。“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教条和劳碌的打算而失去的。”路翎的错误和伟大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蒋纯祖,在那个不需要诗的年代。


《财主底儿女们》:在末尾我将不能开怀大笑

战争将是桥梁,这个民族要从此岸达到彼岸。虽然这个彼岸,在开始的时候,是曚昽的,只存在于这个民族底愿望中。正如人过桥的时候,彼岸是矇陇的,但由于情热和痛苦,这个人心中有光明照耀:他是逐渐地看清了彼岸。果实成熟,就会落下来。
       ——《第二部·第一章》

从此岸到达彼岸,必须要经过那座桥,但是在残酷和牺牲的战争面前,过桥有时候是逼迫的行动,有时候是主动的跨越,但是必须要有的动作是转身,无奈也好,奋进也罢,模糊的意识也好,清醒的行动也罢,只有到达彼岸,才能越过可能的深渊,才能避开汹涌的河流,只是这种充满着救赎意义的行动在更多时候是一种理想主义,那彼岸会是光明的?那果实会成熟,会掉落下来?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虚幻的梦,可是即使虚幻,即使曚昽,也需要这样一种说服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象征民族的精神,在战争的破坏和毁灭中,燃烧热情和痛苦,激荡时代的呼喊,奏响青春的交响。

可是,战争或者只是一种强力的爆发,甚至只是暴露一切弱点的外力,从一·二八战争,到七七事变,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所谓新生其实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阻力,有着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哪一条道路能指向彼岸,对于所有的人,或者都需要从转身的动作中,在战争的洗礼中,在悲剧的承受中,走过那座桥。走是一种态度,一种方向,蒋少祖曾经沿着自己的方向走过,蒋蔚祖曾经以牺牲的方式走过,而蒋少祖呢,曾经也以孤独而决然的态度走过,还有蒋淑珍、蒋淑华、蒋淑媛、蒋秀菊,都曾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过,他们,她们,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矛盾着,在层出不穷的变幻里,在如火如茶的冲激中,在鲜血淋漓的斗争里,他们或者迷惘,或者退缩,或者悲观,或者自我,在各自的命运面前,似乎只有痛哭和高歌,才能最终让人们看见那一颗果子,在生命的尽头掉落下来。

“悲苦的,中国啊!”这是对于民族的深深悲悯,这是无法逃避的时代宿命,悲苦是因为陷入在黑暗中,悲苦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悲苦是朽坏的制度和社会。在没有新生之前,一定是那种挣扎,那种迷惘,那种被权势控制的不自由。“财主”就是旧时代里那种不死的称谓,他叫蒋捷三,苏州最有名的头等富户之一,他代表着权势,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此岸,“他底生活很刻板,象一切老人一样。在这个笼罩于权势底暗影和现实酌财富下的古老的家庭里,老人底强力的性格无处不在,使得走进去的人要感到某种寒冷;好象他们遇见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已经成了做恶梦的资料的。”蒋家的世界里,是老人固守的准则,那准则是读书、礼节、罚跪和爱抚,那准则是个人娱乐的古董和家族存在的后花园,那准则是以少年时代阅历为模型占有的假山和河流,粗大的精细,华贵的摆设,对尘世的轻蔑,以及被破坏的愤怒,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后也有着对破坏者的仇视,但是那种仇视里分明是对于失去家业的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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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花

编号:S28·2001211·0543
作者:二十人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353页

这是一册“七月派”诗人的合集,合刊于1980年,是文艺界重新吹起春风后对这批诗人的总结,这些诗作大都作于三四十年代,是“七月派”诗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些诗作中跳跃着生命的激情,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要开作一支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1944年作的《无题》就是对“七月派”诗人最好的肯定。

Tags: 白色花 诗歌 二十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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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消息

编号:C38·2001211·0542
作者:(英)戴维·洛奇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34页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唉,当然!”天堂不是夏威夷,天堂是梦想,戴维·洛奇显然驾双奇遇记的能力秉承了英国传奇小说的传统,只不过赋予它更现代的故事框架和智慧,关于天堂或神学,关于信仰或现世,对于伯纳德,任何选择都只不过远离真实的一种形式,”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天堂消息》:在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

很久以来,他主要是生活在一方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套虽然破旧但还能穿用的衣服,早晨穿上,夜晚脱下。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个奇异地分着叉、并带有瑕疵的骨肉之躯里,这样一个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里。
    ——《第三部》

她穿着红色棉布连衣裙,她在他的面颊上吻着,她在黑暗中雕塑着他的躯体,在那一刻,身体被凸显出来,它在衣服里,它被抚摸着,但是当她问:“你想做爱吗?”他摇头;之后是他问:“我们做爱吧?”她选择了拒绝:“不,现在不。”而且,“明天也不。”他只是无限靠近了她的身体,而她则是给他做示范的方式“治疗”身体的隐患,于是,身体还是像一套衣服那样,早晨穿上,夜晚脱下,于是,那一个带着瑕疵的骨肉之躯、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还是保持着它的样子。

过去和现在,身体和精神,依然在二元性的存在中。但是,在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他,曾经以神父为职业的伯纳德,她,作为一个离婚女人的尤兰德,却在奇异的相遇中渐渐打开了身体,渐渐从二元分离的世界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一种爱情?甚至比爱情更为高尚的灵魂对话?““我以为我们只能在这颗地球上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堂,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那次你在沙滩上找到了丢失的钥匙那样。”但是爱情或者灵魂的天堂,是不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勇敢?是不是需要更向前一步的自由?天堂或者是传说,重要的是从那个被传说的天堂里走向现世。

哈克·惠特尼在《夏威夷旅游指南》中说:“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威廉·梅雷迪思《夏威夷纪行》中说:“乘风而来,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降落,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从英国搭成飞机,从洛杉矶转到火奴鲁鲁,空中的这一次旅程,是不是就像从天堂来到人间?但实际上,在人间所谓的天堂根本就不是所向往的地方,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指向病态和死亡的存在。伯纳德是带着老父亲沃尔什来到夏威夷,恶让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风光,而是来看望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厄休拉——沃尔什许多年未见的妹妹。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的哥哥。”这一种在天堂里相逢的渴望其实改变了夏威夷的定位,它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告别,而且就在沃尔什抵达夏威夷之后,在出门那天却遭遇了车祸,之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接受骨盆骨折手术——似乎,这个天堂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人世的坎坷和痛苦。而伯纳德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感受的也是天堂无法摆脱俗世的生活方式。沃尔什来到希思罗机场之后,就没完没了地出乱子:在飞机舷梯钱制造了堵塞,临登记前又害怕起来,等系好安全带又开始呻吟和呜咽,甚至拿着圣像“叽哩咕噜地祷告”在机场遇到了谢尔德雷克,他写过一本书,也正在写关于旅行的文章,他认为,“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品。观光旅游就是世俗的朝圣。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聚集神的恩宠。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所以度假被看成是“参与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的新的鸦片。这一真相必须向世人昭示。”

抵达夏威夷之后,发现《天堂消息》的报纸刊登的几乎全是广告和本地的菜谱;厄休拉所住的疗养院只是位于火奴鲁鲁郊区很邋遢的去除;厄休拉说起怀基基小镇,都是罪犯,随时可能被人抢了钱包;生活在这里的他一直靠领社会保险金生活,“在美国就数火奴鲁鲁的生活用最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靠进口。他们管它叫作天堂税。”撞上了沃尔什的尤兰德告诉伯纳德的是,这里不是“失落的天堂”,而是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受了感染的天堂,“天堂被纳入私囊,被开发包装后,天堂被出卖了。”一心在这里收集“天堂”名号的谢尔德雷克研究的理论是:反复出现的天堂主题给游客们洗了脑,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尽管这里的现实和传说中的天堂相去甚远。

当然,作为来“天堂”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也是各种现实中的问题——当沃尔什在街上被车撞去,救护车拉着他一路驶过了怀基基小镇的酒店,在救护车的啸叫声中,每个人都进入到现实属于自己的位置中:拉斯和塞西莉同居两年,在夏威夷的蜜月中,他们依然要面对丈夫是否可以和妻子同寝的权力论中,“跟妻子同床当然不会将他们的婚姻推上巅峰,也不是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西德尼·布鲁克斯身穿睡衣裤站在阳台上,在救护车的笛声中无所事事;特里和托尼从阳台上俯瞰大海,但是住在下面的房间却制造了未见的障碍;埃弗索普夫妇正在拍摄“怀基基醒来——第一天”的视频,他们还要照顾醒来或者睡着的孩子们;罗杰·谢尔德雷克听见了救护车的呜叫,却并不为之所动;而苏和迪伊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时差的缘故,他们在昨晚半夜就醒了,而现在服了安眠药的他们又睡着了……

救护车的笛声串起了在火奴鲁鲁这些游客的现实生活,或者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尴尬,在天堂里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如救护车声音那样打破了沉寂的混乱,就像沃尔什在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祈祷一样:“我的天主,我真心为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忏悔……”似乎唯有忏悔才能唤起内心的平静。可是,最为关键的是,宗教信仰是不是也在着混乱的天堂里遗失了?厄休拉许多年来就淡出了家族的视线,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远离了家乡嫁给了美国兵,而那个美国兵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可他人不地道,又跟另外一个女的跑了,幸亏他们没孩子。他还给了她一大笔钱,你们叫什么来着?离婚赡养费。这样她就能到处寻开心了。她选中了夏威夷去住着,比那儿离家更远的地方怕是再也难找了,是吧?现在她快咽气了,还得是我们颠颠地绕半个地球去瞧她……”沃尔什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儿,老是嫌这儿阴冷,灰尘重。”这或者只是沃尔什在众人面前的掩盖而已,但是当听到儿子伯纳德说她重新又信奉天主教了之后,他才答应从英国坐飞机在她临死之前来看望,但是内心依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她曾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反对离婚,也反对同离过婚的人结婚——在机场里当伯纳德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问伯纳德有没有结婚,伯纳德说没有,年轻人劝他说:“别结婚。”

信仰的婚姻之间,似乎就发生了必然的冲突,而其实对伯纳德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十五岁那年,伯纳德进入神学院决定毕生侍奉天主,这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青春期诸多烦恼难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当身体发生了变化,反而加深了这样的烦恼,“我害怕罪过,害怕人犯罪之轻而易举,害怕人在有罪的情况下死去的后果。”这样的害怕又让他找不到信仰的支点,于是伯纳德开始质疑,“是它界定了我,是它告诉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做着我正做的事,何以在神学院教授神学。”被神学所界定,其实是远离了对于自我的关照,在流于神学的表相之后,伯纳德发现自己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信奉天主的神父,或者至少也是个心怀不可知论的神父。”

而这种所谓的不可知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身体和灵魂、性与爱的关系,当那个叫达芙妮的护士长走进伯纳德的生活并且展示了身体的无限诱惑力时,伯纳德陷在肉体和灵魂、性与爱更深的矛盾中,“我需要一个诱因,我需要支持,而达芙妮恰好成全了我。”赤裸的达芙妮那硕大的双乳、鼓起的肚腹和翘起的臀部,成为抹不去的意象,它和伯纳德自身身体的变化形成了契合的共鸣,但是在陶醉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名神父,“只在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在我作为来的神父受训时和当了神父时的那段漫长岁月中,我是多么缺乏人与人的肉体的接触啊,我从未感受过动物间互相接触的快乐,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神秘的、身体构造不同于我的异性。”于是逃避,于是痛苦,在辞去了神父职务之后,也离开了达芙妮。但是离开或许只是一种想回归信仰的方式,但是摆脱了肉体却没有摆脱灵魂之中的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之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在抵达这个称为“天堂”的地方,在酒店的阳台上,却发现有女人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诱惑性的肉体,“那女人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嘲笑?侮辱?挑逗?”似乎一种挥之不去的肉体意象又成为了“装满负罪感和失败感的精神包袱”。

对于伯纳德来说,夏威夷这一个“天堂”到底是他逃离现实罪恶的庇护所,还是让他陷入在更深罪恶感的陷阱?厄休拉的疾病,父亲遭遇的车祸,似乎都趋向于解读信仰的本质意义,就像伯纳德对厄休拉说的那样:“好多年来我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什么了。我—直只是在摆样子,没有勇气采取行动而已。达芙妮仅仅是……催化剂。”所以夏威夷之行可以看成是伯纳德的灵魂之旅:一种现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和失落的天堂,但是它之所以现实存在,是为了从不可知论中找到可知的一切,是从迷惘中发现存在的意义。尤兰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这个在街上撞上了父亲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伯纳德,离过婚的她似乎在伯纳德面前阐述了性与爱的本质,而伯纳德对她的那种感觉似乎在重演和达芙妮有关的过去,所以他依然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但是那种爱的感觉又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凡读它的,愿她理解。”把所有的日记和自白都寄送给了尤兰德,希望用文字抵达灵魂。

寻找灵魂的意义,不是在不可知论下,也不是在对主的忏悔中,而是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点也是厄休拉想要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打开心扉的原因,她问伯纳德的是:“你相不相信人有来世?”作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她,希望用宗教来救赎自我,“要是没有了天堂,我不明白宗教还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回报的话,人为什么要行善?如果将来不会遭报应的话,人为什么不作恶?”而这样的救赎其实是在现实中找到支撑的灵魂,把天堂当成是一个地方,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存在,是一座花园,一座城市,一个开心猎场,而这一切之所以在厄休拉心里成为摆脱旧有负罪生活的出口,是因为她童年遭受的痛苦,需要一种现实的解救:当她还是七岁的时候,哥哥肖恩就诱惑她,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她面前,“这种心理毀了她的婚姻,而且打消了她再次结婚的念头。”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段记忆,为了驱逐童年的阴影,她邀请沃尔什过来,并且希望在和他见面之后重新回到现实。

厄休拉希望在外在的力量中找回自己,伯纳德何尝不是如此?从一种关于性的练习开始,从一种关于爱的感觉开始,重新回到身体本身,重新在身体的纯洁中构筑灵魂的纯粹——灵魂从来不是和肉体分立地存在着,从身体开始的性和爱也绝不是一种罪,而这也是当今神学需要面对的问题:来世存在吗?改造现世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末世学说能不能挽救一些什么?厄休拉皈依天主教不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天堂,而是在现世中能去除内心的阴影;伯纳德重新找到性爱的意义,不是像神父那样扼杀而陷入到不可知论中,而是在现世中挽救爱情——甚至只能从现世通往真正的天堂,从现世找到信仰的力量,尤兰德在给伯纳德的信中说到:“细想死亡这件事,我觉得它有些滑稽。我一直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以为我们只一次生命,所以我最好是充实地活一次。但是在那个傍晚,我好像很难相信厄休拉已经完全地消失、一不复返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片刻的怀疑——或者我应该说,信仰?”

是灵魂包容了肉体,是爱包容了性,是现世包容了来世,它们并不是分裂着存在,它们也不是割裂了生与死,所以天堂的消息存于灵魂的一角,正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说:“有人相信,死亡将人永久地结束他的意识,甚至于他的记忆。但是在他灵魂中的一角,在他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有一片阴翳在游移,一片模糊的阴影在潜伏着,那是一片怀疑的影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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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纪事

编号:H17·2001211·0541
作者:孙犁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535页


孙犁是“白洋淀派”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白洋淀小说以其清新、细腻的风格表现了战争年代河北平原人们的生活以及战斗风貌,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紧张的冲突,所展现的是如荷花般新鲜、清香的气息。本文集收录孙犁1939年至1950年间所写的大部分小说、散文,共计9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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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传

编号:Z22·2001106·0540
作者:(英)泰勒(奥)龚伯茨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199页

为一个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且世界公认的大哲学家作传,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表现,所以他们依据的也是后世对苏格拉底的研究以及一些间接的作品。A·E·泰勒对苏格拉底的记录更多的是他的学说与思想,而Th·龚伯茨的作品则是其“希腊思想”的一部分。
《苏格拉底传》:如他活着的时候那样

公元前399年一个晴朗的春天早晨,露珠像往日一样光彩夺地闪烁在银莲花的花萼上,紫罗兰散发着它们的惯常的香味。但是那天的太阳在一桩不神圣的行为完成之前没有升到它的顶点。
       ——Th.龚珀茨:《苏格拉底的结局》

这一个早晨,就像以往每一个早晨一样,是在黑暗过后迎来了新的一天,只是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当苏格拉底放下手中黄色的书卷从肮脏的小屋里走出,当501名陪审员抽签之后他们后面的侧门被关上,当安尼托拿出了“要求处以死刑”的起诉书,这个早晨的所有可能照见的光亮,都在这“不神圣”的行为落幕之后,变成了另一种黑暗。而似乎这并不是真正消除希望的黑暗,当这一天过去,一个不愿逃跑、不愿流亡的人,从审判席上走下来,便是走进了那个自己设定好的、“愉快地离去”的结局中:他终于拿起了那杯毒药,然后一饮而尽——这也并非是他最后的死,在沉默之后,他把头上的东西掀开,然后对着克里托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们欠阿斯库勒庇乌斯一只公鸡,不要忘记还这个愿。”

闭上了眼,闭上了嘴,他的生命中最后一天结束了,而历史或者也在那一天合上了最后一页。苏格拉底,一个智者,一个哲人,甚至一个北仑贩子,一个书呆子,一个行为怪异的人,当他以如此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时,他的死亡或者也是一个时代的死亡,而他的意义也似乎超出了从出生到死亡的肉身过程,而成为一个符号。可是,公元前399年前的审判,之后的饮鸩而死,以及欠一只公鸡的未了心愿,是不是还必须回归到作为一个人的历史陈述?

这或者是A.E.泰勒看见的苏格拉底,或者是Th.龚珀茨认识的苏格拉底,他们不生活在苏格拉底被出生和死亡封闭的时间里,也无法返回到真实而具体的现场,那么所谓的看见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对于一个符号的可能揣摩,但是即使掺杂着作者的想象,我们也必须还原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一个在自己的时间里生死的苏格拉底?“他在世界上最后一天的故事,柏拉图在《菲多》中谈到了。”泰勒这样说的时候,苏格拉底仍然活在某一个文本里,而大约在公元200年的时候,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哲学家的生平》中也说过同样的话:“死刑以添加80票新的赞成票而通过。他被送往监狱,数日之后,在作了许多柏拉图在《菲多》中记载的高尚谈话之后喝下了毒药。”

《菲多》和《哲学家的生平》,以及再过了2000多年的《苏格拉底传》,一样是把苏格拉底放在了永远的文本里,它是特殊的一页,每每翻到的时候,总会有人对于苏格拉底的符号化提出质疑,这或者并不是一种历史怀疑主义,但一定会碰到“历史的苏格拉底”这个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着一种回归式的期待,而期待本身就表明在苏格拉底这个符号世界里空留着多么大的位置,那个空着的位置里没有接近50岁的苏格拉底的任何言论,也没有相关活动的同时代记录。所以对于泰勒来说,他似乎更在还原苏格拉底的历史存在上感兴趣,“苏格拉底在‘拉各斯作执政官的那一年’(公元前399年)被指控为犯了不敬神的罪而在雅典被处死,这同样是可靠的。”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确切的原因,确切的人物,以及确切的死亡,这是他对于真实苏格拉底最后人生的“可靠”叙述,但是在这个叙述之外,苏格拉底在他看来,只能是一个想象性的符号,“超出这样一个陈述的任何其他叙述必定是一种个人的构想。”

但是这并非是说个人的构想会解构历史的真实,在《导言》中,泰勒为他的构想也留下了一个位置:“传记作者的真正职责是对它们解释的时候,他也必须洞察它们所透露的纯粹偶然事件背后的目的和性质,并且只能以创造性的想象来做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一个有着“创造性想象”的传记作者,而在苏格拉底身上,这是最好的实践。但是想象必须依靠纯粹偶然事件,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可靠叙述”的支撑,它是想象的起点,也是历史的延伸。在泰勒的视野里,“可靠的叙述”可能涉及的文本是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录》以及斯菲图的埃斯克勒的几页苏格拉底的对话。但是如果再直接一点,苏格拉底的还原就变成了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喜剧形象,柏拉图笔下的幽默家和哲学家,以及色诺芬笔下的道德说教者。

不同的文本就是那个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坐着不同的苏格拉底,但是对于泰勒太说,似乎更倾向于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所记述的苏格拉底,因为阿里斯托芬把苏格拉底放在了讽刺剧中,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他的形象,而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说过和柏拉图告诉我们的在形式上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说,柏拉图在对话中描绘的苏格拉底肖像在色诺芬那里全然不见了,甚至取消了他的“原型”意义,而学生、哲学家的身份,使得泰勒认为柏拉图“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苏格拉底对话的创造者”,也更接近于这个智者的本来面目,所以他说:“柏拉图关于他的老师的描写实质上是准确的,他提供的有关苏格拉底的情况是作为历史事实的。”而柏拉图即使对苏格拉底进行了“理想化”,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且在对话中没有故弄玄虚。”

所以很明显,泰勒就是从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找寻苏格拉底的线索,“柏拉图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是精确的历史真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在不自觉中把柏拉图“理想化”了。从40岁以前的早期生活,到近50岁的晚期生活,苏格拉底是一个经历了普拉台亚击退波斯、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平协定”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人,者提供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背景,而对于个体的苏格拉底来说,他是一个在吃喝方面有着罕见克制和节制的人,是一个能痛饮而不醉酒的人,是一个习惯于赤脚行走的人,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克珊娣珀、两个孩子等等,都是具体苏格拉底的组成部分。而在身体怪癖之外,泰勒更在意于苏格拉底精神方面的怪癖,神秘的声音和“超自然的征兆”或者也是生理意义的,而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精神气质是“顽强的理性”和机智幽默,在成年的早期,他身上具有一种“热情的爱者、宗教的神秘主义者、热切的唯理主义者和幽默家的独特的混合”,而这种特质正是伯利克里时代精神的反作用结果——崇敬法律、科学的功利主义,如此的理性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在雅典知识界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和卓越的地位,而柏拉图在《申辩》中讲述的故事里,就把苏格拉底的这个性格对应在德尔斐的神谕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

聪明是知识,是理性,是科学,而在苏格拉底那里关键词却是道德:“他对于无形的道德秩序和与周围人们不同的关于神和不朽灵魂的宗教信仰声着深切的关怀,而且对于哲学问题的本性以及应当用来研讨这些问题的方法有着高度独创性的看法,因而自然地,他被广大公众看成是一个有趣的、行为古怪的人,一个书呆子、悖论贩子、自由思想家和巫术师的混合物。”而正是苏格拉底由“智慧之士”变身为“道德哲学奠基者”,也标志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走向了一个被转折的时代,当雅典在“世界大战”中失败,公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人生越来越迷惘,而那些善意但眼光短浅的民主派,当失去了曾经安全、强盛、宽容的民主政体,也便开始对于道德哲学奠基人的苏格拉底的审判。

“在公元前403年,一个温和的民主政体重新建立起来了。苏格拉底的交往密切的朋友中的两个人在这场不光彩的事务中是很突出的。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不幸。”与“叛国者们”相联系而成为勾结者,这自然是一种审判的理由,但是当苏格拉底被民主制的领袖们推上审判台的时候,他却在捍卫最后的善,而这种善是以自我牺牲而实现的。他没有选择逃跑,也没有自愿流亡,柏拉图认为,苏格拉斯面对“引入新的宗教实践”的指控,面对“不崇拜城邦的神”的起诉,面对“腐蚀青年”的断言,他却选择了死,这一种死不是苏格拉底歧途选择的死,他起先期望的是宣告无罪,只要无罪“不包含对真理的危害”,但是这却成为那些审判者的陷阱,当苏格拉底终于知道,“停止这项使命那将是对神的背叛,而法庭可以相信除了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执行这个任务。”于是他要在死中祈求一种完满的表达,祈求“愉快地离去”。

一被毒药如此被痛饮,就如那曾经喝下去的酒,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也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就如Th.龚珀茨在《希腊思想家》种记述苏格拉底在第二次演讲时讲到的那样:“我意识到我没有罪。我不仅不应受到惩罚,而且我感到我本人应得到最高的荣誉,这是国家有权授予的——享受城邦公共会堂内的生活供应。”一种死,是个人的死,“这个人我们认为是他的时代的最好、最聪明、最正直的人。”泰勒认为,苏格拉底是作为哲学的殉道者而死去的,他的死“给了他一位历史上的人物,一位年轻的朋友和追随者,他结合了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的至高无上的伟大和作为一位语言大师的同等的伟大,因此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从他自己的时代以来所有思维着的人们的导师。”而龚珀茨认为:“只要人们在地球上生活,这一天的审判就永不会被忘记。为第一个将生命献给自由研究之人的哀悼声也不会停止。”

这是当时的死,但是苏格拉底的符号意义并不只是一种个体的寂灭,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具有某种启示意义,泰勒从伦理学意义、认识论、科学方法等方面给予了苏格拉底思想进行了评价:“正是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的概念,它从此之后统治着欧洲的思维。”灵魂是醒着时的智慧和道德性格,是“精神的全部重要性和永久个个体性”,是认识、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特别是认识善和恶,也是关于美德等于快乐的价值论,“原则上,所有的美德都是同一的。”

而对于龚珀茨来说,苏格拉底的教导集中在几句话里,“没有人自愿犯错误”,他认为这句话体现了苏格拉底主义的核心,当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人作对的事,也就意味着人的洞察力是弥补道德缺陷的一个根源,而这种洞察力就是那个时代的理智主义,在苏格拉底身上达到了的顶峰,它是一种信念,是要去除理解的不充分发展,去除人身上的无数缺点,而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善,以及为这种善而开展的行动,于是美德和幸福变成同一个事物。第二句话是“这个人既公正又快乐”,为了公正和快乐,“他坚持对灵魂中产生冲突与分裂的所有东西作坚决斗争”,而这种斗争就是坚持理性的立场来处理道德问题,从而延伸到人类的福利和政治实践的最高准则问题,“理性高于权威,功利高于传统或盲目情绪——这些就是苏格拉底准备的、但只有部分实施的战斗中的战斗呼声。”

这是苏格拉底的一种宗教情感,它是善,是真理,“苏格拉底对于神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泛神论的理想化概念,或者是自然神论的-目的论的概念。”这是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甚至是一种信仰。尽管泰勒和龚珀茨似乎还是把苏格拉底当成是一个成型的符号,在追寻真实的历史细节时,有意忽略了苏格拉底个体存在的争议性,但是很明确,他们为苏格拉底作传,就是要让苏格拉底有限地脱离当时的时间语境,没有言论,没有活动,他是一个被传说的人,一个被记载的人,或者他就是活在柏拉图的对话里,而成为一个柏拉图的理想之父,而这种还原本来就很合意地进入到了泰勒、龚珀茨的视野,于是苏格拉底在成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后,也成为了“泰勒的苏格拉底”、“龚珀茨的苏格拉底”,所以泰勒说:“其实苏格拉底最重要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柏拉图。”所以龚珀茨说:“死去的苏格拉底重新站起来了,不仅仅在各学派中,而且在他学生们的著作里。他们一直不倦地介绍他们尊敬的老师的人品,访问市场和运动场,与老年人和青年谈话,如他活着时候的习惯那样。”——苏格拉底成为神,就是一个泛神论的理想化概念,他自己如此,后来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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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

编号:C28·2001018·0539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625页

《万寿寺》中有一句对话:“小王是人才嘛!”王小波的确是个人才。在《青铜时代》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被篡改的历史故事,王小波在其中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使我们轻易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情爱演变成了无休止的欲望,那段鼎盛的唐朝成了压制情欲的工具,所以你找不到故事的中心,在王小波的带领下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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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中国新诗年鉴

编号:S97·2001018·0538
作者:杨克 主编
出版: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0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656页

“在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句话已经第二次被印在一本诗歌集的封面上,而正是这句话,在世纪末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诗歌论争。“民间立场”与“精英写作”的人为划分以及“占山为王”的自负使两者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民间立场”诗歌闪烁着其特殊的魅力,但把他们自己的诗当成诗坛唯一的准则而不允许其他流派存在,就暴露了那些所谓的诗人们的狂妄自大以及幼稚可笑。这场争论的意气用事将中国诗歌的方向以及如何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等问题摆上了诗人自己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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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文集(全三册)

编号:H72·2000917·0537
作者:(日)安部公房
出版:珠海出版社
版本:1997年7月第一版
定价:62.80元
页数:1155页

在一个长宽各一米,高一米三的包装箱里生活以及思考,箱男显然是安部公房拒绝现实的一次乌托邦遭遇,“箱男在箱中作箱男地自述.。”做为战后日本存在主义的大师,安部公房以箱男的角色与社会对抗,显然,这种逃避是悲剧性的,是一种不存在的反抗。和箱男的空包装箱一样,砂女的砂洞,他人的脸都是安部公房自己戴着的面具,这种面具心理整整影响日本战后的一代。本文集共收录安部公房长篇小说6部,剧本1部及短篇小说和散文。


《安部公房文集》:我被囚禁于“自己”之中

说实话,纸箱这东西,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立方体。可一旦从里面往外看,就会发现它原来是成百个智慧之汇成的迷宮。挣扎一次,纸箱就象身上又长了—层皮似的厚层,迷宮中就会再增加一条歧路,其中的结就越缠越死。
        ——《箱男》

简单的立方体是长宽均一米、高度为一米三的空包装箱,是五十厘米见方的半透明乙烯薄膜、八米上下的耐水性封口胶布、两米左右的铁丝和工具刀组成的材料,是套进身去走在街上可以搞即兴摄影的工具,但是当一个人钻进去变成了箱男,是不是就只有自己看见世界而世界会忽略他的存在?是不是在假我的内部再也无法被社会规则所左右?它像是一个单向的通道,只有箱男往外看的视角,只有暗处向明处观望的方向,所以从里往外看,是箱男对世界的认识,也是自己将自己隔绝的死胡同,是逃避,是庇护,却也是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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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论

编号:B82·2000917·0536
作者:(德)恩斯特·卡西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40元
页数:288页


 “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的《人论》里有最典型的人本主义思想,这位“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论的哲学家正是用这个对人的经典定义而使其成为与苏姗·朗格一起开创西方符号美学的“开路先锋”。他系统的论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以及人如何创造文化达到自身解放的目的,这位反对希特勒的文化斗士其实也在用他构筑的文化哲学体系反对霸权和人性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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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校释

编号:B52·2000917·0535
作者:[唐]慧能 讲述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1983年9月第一版
定价:9.50元
页数:160页

按照一般的说法,慧能之前,只有禅学,而无禅宗,慧能的意义使佛教在中国真正完成了改造,其后便是中国化的发展。慧能的《坛经》从另一个意义上却使禅陷入了“不立文字”的悖论之中,特别是宋之后大型灯录的出现,反使禅宗进入了“不离文字”的境地,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禅宗的本义。本校释以敦煌本为底,参照惠昕、契嵩、宗宝三个改编本进行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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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梦录

编号:E28·2000917·0534
作者:何其芳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1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55页

“于是我很珍惜着我的梦。”1936年,对何其芳来说并不是一个做梦的年纪,而他像是一个找不到出路的行者,把未来的设想放在一种“如浮云”的梦境中与一本凄凉阴柔的书。30年代的散文是属于何其芳的,他这种“画梦录”式的风格把中国散文从明争暗斗的武器变成一把直指敌人的利剑。
《画梦录》:我能很美丽的想着“死”

慢慢的我懂得那道理了:一个学法术的人必须向他师傅立誓,以一种不幸的缺陷作为取得那秘密的传授的代价,瞎眼,跛足,或者没有儿女。
        ——《魔术草》

春眠不觉晓。六点多的晨光叫醒我,其实是将那一个模糊的梦打碎了,即使不开窗,那泛白的窗帘上也留下了若干时间走来的痕迹。梦中留下的是否还有痕迹,是一场大雨之后的干涸?是一只猛兽袭来的惊恐?还是一条蛇缠身时的窒息?梦中似乎是有声音的,喊叫,叹息,或者是无声之声——在梦中,是一个奇怪的状态,即使在另一面你大喊大叫甚至惶恐地躲避和逃跑,醒来是全无各种声音和动作的。声音只在梦里,它不穿过梦境在现实里响起,隔着一个夜,隔着一丛白,时间和记忆都化成幻觉一种。

而且,这梦是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一九三六那成型的册子的,就如我的阅读,似乎也远隔了时间设置的那个封面,《画梦录》就在昨晚的书桌上,在还没有进入梦境的夜晚,它有限地被我翻过,55页,4.2万字,连梦也都是有限地被记叙。而原本3月读完的这一册散文,却在时间的流淌中进入了4月,仿佛也是一次僭越——3月而4月,黑夜而晨间,一九三六年而二〇一七年,以及梦而梦,都像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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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画梦录 何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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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故人

编号:C27·2000917·0533
作者:庐隐女士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206页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14篇小说有着庐隐式的深深哀怨,细致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五四青年丰富感情的一面,这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血青年充满了苦闷与挣扎,不得意的人生处境闪现出悲观的语调。
《海滨故人》: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

荷姑见我这种为难截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灵魂可以卖吗》

句子的疑问,题目的疑问,其实是人生的疑问。荷姑大约是退到了生活的角落里,用一种可怜的眼神望着这看不透的世界,仿佛是一堵墙,终于是难以翻越的。人生充满了问号,是关于金钱,关于存在,关于活着,“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进入工厂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活着,简单的逻辑,简单的行为,当然最后也是一个简单的结局。

可是,退到那一堵墙的角落里,荷姑是比那些看不到墙的女人还要觉醒,至少是问出了关于灵魂的意义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铺垫着的是另一个问题,也是她最直接面对的现实:金钱到底有何用?问题之问题,是找得到原因的,父亲生病,必须放弃学业,必须进场做工。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一个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在于:金钱和灵魂为什么会对立?荷姑把金钱和灵魂对立起来,像是犯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错误,灵魂所包含的是精神,是德行,是自尊,而放弃学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于灵魂意义的背叛,所以为了赚钱而进入工厂,当然看成是一种堕落和毁灭,即使能解决金钱带来的现实问题,但是却越将人带入到灵魂空虚的境地。

所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荷姑的可怜在于必须委曲求全,在于必须放弃自我,当疑问句变成被动语态,即使面对另一个人可能的慷慨,在荷姑看来,也只是施舍而已,所以作为旁观者的“我”凭着豪侠的壮气,凭着解救人的善意,要将所有的钱都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但是荷姑的痛苦在于有一个不肯堕落的灵魂,所以她的现实变成了时代的一个困境:金钱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丧失了灵魂的人,如何被解救?或者说,人们可以用金钱解救现实的困境,但是灵魂如何赎回?

要赎回灵魂,必然是因为灵魂已经在慢慢丧失,在慢慢堕落,在慢慢肢解,在慢慢变成恶。荷姑只是缺钱的可怜而已,《一个著作家》的邵浮尘却是在五年前失去了爱人和朋友;《一封信》里的天才梅生却是向“为富不仁”的恶棍借了钱而终于送掉了自己的命;《余泪》中的熊海夫却在战争中杀了了无数的人,甚至自己的同伴:“他们流的血,可以把我飘起来,送到黑暗深坑里去!”在未触及灵魂之前,其实那种堕落就已经在发生了,和荷姑一样,是现实中缺少活下去的资本,邵浮尘失去爱人是因为沁芬和一个富足的男人结了婚,他拥有的是值钱的字画,是温软的绸缎,是铜丝的大床,是可使唤的仆人,是马车,所以爱情被财富取代,当然灵魂也最终变成了一种物欲的存在。梅生呢?也是缺少钱财,最终因为借了20块钱而被毁了青春,被毁了天才,甚至被毁了生命,而在那个寻求正义公里的法庭上,一样被出卖,“法庭待乡下人是甚么样?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和可怕森严的公堂;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

当灵魂破碎,像荷姑一样退到墙根的人,是渴望拥有完整人格的,但是现实的遭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所以在没有灵魂救赎的情况下,唯一的结局就是死:沁芬在五年后以忏悔的心态告诉邵浮尘自己当初的决定是迫不得已,但是还保留着唯一的灵魂:“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你……”一个“你”,无线延长的省略号,是未说完的话,像是林黛玉临死之前意犹未尽的质疑,针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邵浮尘,还有整个社会的现实。“你……”之后便是大口鲜血吐尽的死,而在五年之后重新看到爱人却以死亡方式终结,邵浮尘也最后以疯狂的死结束了灵魂覆灭的一生,“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只是个罪人——”而梅生也最后进入了餐愁怨苦的地狱,当早晨的阳光照进破屋子的时候,“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着笑容”,因为她去往的是极乐世界——死是一种解脱。

灵魂是爱,是尊严,是精神,当遭遇无法摆脱的人生疾苦,用死亡的方式恰是保全那一种尊严。而在极端的死亡之外,所谓的解救,所谓的保全,其实还有诸多的方法。比如《两个小学生》中的国枢和坚生,他们参加了稍大学生组织的情愿活动,“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时侯,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这是革命的前奏,以集体的方式面对政府,面对制度,面对社会,但是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如何理解教育的前途,如何理解人的尊严,如何拥有毫不畏怯的精神,像是一个寓言,孩子是纯真的,似乎越小越带着不容亵渎的灵魂,越小越对丑陋的社会具有冲击性,可是最后在卫兵和警察,在埋伏和袭击,在疼痛和鲜血中,制造的是更大的牺牲,衬托的是更无情的现实:“这绝大的惨剧——摧人肝胆的惨剧,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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