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灵山

编号:C28·2001226·0552
作者:高行健
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版本:2000年第一版
定价:36.80元
页数:484页

对一个在政治话语权力范围遭到封杀的作家来说,他所有逃亡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返回一个更宽容的言说环境,高行健很早以前就凭《车站》、《绝对位置》等作品挑战了当时中国文坛既存的写作习性,而这本《灵山》仍坚持他的一贯风格:怪诞却不失严谨,同时在实验领地又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革命,更有一种呼喊让人体会到淋漓酣畅。天地图书对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其实也反映了另一种文化垄断。

Tags: 灵山 高行健 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30

我的奋斗

编号:Z23·2001226·0551
作者:(德)希特勒
出版:香港文园书局
版本:2000年2月第一版
定价:16.80元
页数:266页

希特勒在其序言中说:“为了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令人了解,我觉得非写下这本小册子不可。”希特勒1924年囚于监狱时就是希望把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介绍给别人,这一舆论工具的确为其野心扩张进行了铺垫,他在书中一再声称,要消灭劣等民族,重振日耳曼民族的辉煌,并在书中极力推崇他的政治思想,赤裸裸地表达了一个极端主义者的狂野之心。

Tags: 我的奋斗 希特勒 传记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80

世界名画珍藏(光碟)

编号:H97·2001216·0550
作者:
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版本:
定价:48.00元
页数:

该光盘收录世界名画近500幅。

Tags: 世界名画珍藏 光碟

分类:综合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84

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碟)

编号:H99·2001216·0549
作者:
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本:
定价:50.00元
页数:

本光盘共收8万条条目,1.264亿汉字和五万余幅图片,共分四盘。

Tags: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光碟

分类:综合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12

马克思的幽灵

编号:B83·2001213·0548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
页数:248页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Specters of Marx”,副标题是“债务国际、哀悼活动和新国际”。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的国际讨论会上,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作了发言,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政治中的精神创作的一次疗伤,德里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20世纪末期,债务国际、哀悼活动、新国际已经形成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霸权统治的乌托邦话语。 
《马克思的幽灵》:我们得让自己朝向未来

哈姆雷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来,我们一块去吧。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第一幕第五场,在经历了王室巨变之后,在遭遇了鬼魂归来之后,在喊出了“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之后,对于站在黑夜中得知了真相的哈姆雷特来说,他是不是应该面向那个毒死父亲的叔叔,来一场“王子复仇记”?只是为什么在真相被揭露之后,哈姆雷特面对“重整乾坤的责任”,会发出叹息,甚至是一种焦虑和不安?——而且,他讲出这句话是时候,不只是自己,而且还有守卫,还有那个鬼魂,“我们一块去”的力量似乎应该干净地回答那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当哈姆雷特和鬼魂一同宣誓的时候,他到底是面向父亲的鬼魂,还是转向自己的现实?或者说,是面对已经被终结的历史,还是朝向担负起责任的未来?“我是你父亲的灵魂”,他是听到的,但是他没有看见父亲,这是一种必然存在的鬼魂现象,所以即使哈姆雷特面对自己鬼魂,他也是不可见的,正是这种在场和不在场的幻影,让哈姆雷特感觉到了颠倒和混乱,它的意义就如哈姆雷特自己所说:“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历史终结之后的未来是不明晰的,甚至是“脱节”的,而德里达将之命名为“面甲效果:“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

德里达就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思想与社会中心的位置上,在这场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他是特邀的嘉宾,这是1993年4月的,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成为一种“历史的终结”,当福山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导致“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当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尤其是南非杰出的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克列斯·哈尼就在几天前在约翰内斯堡住处的车道上被白人右翼分子杀害,自由民主在那里?一种死亡是不是让另一种历史也终结?在开场白里,德里达就无比愤慨地说:“一个人的生命,就像他的死亡一样都是惟一的,永远也不只是一个范例、一个象征。而这恰恰就是一个永远要命名的东西。”已经永远要命名的东西是什么?该如何命名?大会的议题就是: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马克思向何处去”就像哈姆雷特问道的那样:“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

引用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对于德里达来说,就是把“幽灵”放进在历史终结和面向未来之间的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放进关于“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议题里,也放进了他主旨演讲的标题里——但是,“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它的写法是“幽灵们”,这种复数是不是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们一块去吧”的“我们”一样,成为一种多元的存在?“这里为什么是复数?今天,我们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德里达这样说。从历史的终结作为起点,需要的是“预言一个未来”,是需要呼吁一种多样性和异质性,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是复数,但是德里达却认为,这个幽灵从他开始在历史中徘徊的时候,它却是一个单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名词就是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单数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也在历史的上空,因为它在徘徊,“诚然,那幽灵的徘徊是历史的,但它没有确定的日期,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历书的预定次序在当下的时间链条中一天接着一天轻而易举地给定一个日期。”这是德里达对于“幽灵”的第一个说明,历史的徘徊学,其实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将登台,因为1848年的革命已经发生,共产主义正在萌芽,有些东西必定会死去而终结,而有些东西必定会归来,“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于是在幽灵的徘徊中,哈姆雷特看到了它,那是一种希望,一种真相,一种“历史的终结”的开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哈姆雷特真的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真的看见了徘徊的幽灵?其实,当哈姆雷特听到“我是你父亲的鬼魂”的时候,他只是被鬼魂的言语所把握,德里达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它能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面甲效果”,也就是说,幽灵是被遮蔽的,甚至是幻觉意义上的,“在此,一种幽灵的不对称性干扰了所有的镜像。”所以在瓦雷里的《精神的危机》中问出了“谁的头颅”的疑问:“欧洲的哈姆雷特看着千千万万的幽灵。但是他是一个知识的哈姆雷特。他思索着生与死的真理。他的鬼魂们全都是我们的各种争论的对象;他的懊悔是我们的荣耀的全部条件……”思索和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哀悼成为一种分离的工作:“哈姆雷特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所有这些头颅。但是如果他离开了它们!……他就不复是他自己了吗?”

谁的头颅,“这一个乃是康德的头颅,他生成了黑格尔,(黑格尔)生成了马克思,(马克思)生成了……”放进了括号里,被省略的马克思,为什么是这个省略?马克思的名字消失了,德里达说,这是“退场的鬼魂和马克思”,就像《哈姆雷特》里说:“鬼魂在这儿。鬼魂在这儿。它消失了。”但是它的消失还在面甲里,“莎士比亚或许已经提示了。那个消失了的人的名字必定已经被刻写在别的某个地方了。”鬼魂没有消失,它在另一个地方,在面甲里,在黑暗中,在欧洲的上空,于是就有了另一个说明,另一个阐释。鬼魂是父亲的鬼魂,那么它代表着一种“权力的最高徽章”,“这权力就是可以看见别人而自己不会被看见。”它是在场的,只不过以父亲的“面具”方式出现,“这某个他人的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正被它注视着,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前后关联(它可能位于生成顺序且是众多生成顺序之中)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

无论是“面甲效果”还是“面具”方式,幽灵就是用一种不对称性干扰镜像,但是它却有一种共时性,正是这种共时性,才有可能在历史的终结处,在颠倒混乱的时代,成为“我们”复数中的一种力量,成为复数的“幽灵们”中的一个,也正是这种共时性,使得“马克思的幽灵”会成为一种秘密下的指令,而这个指令指向的就是“颠倒混乱”的子时代:“在子代模糊的记忆中,莎士比亚常常激发了马克思的这种戏剧化活动的灵感。”所以哈姆雷特问:“你要领我到什么地方去?”国际会议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就有了共时性的回答:“在历史终结之后,那灵魂是通过归来(亡魂的归来)到来的,它既能赋予一个归来的死人以外形,又能赋予一个被期待着在一次又一次的返回中重复自身的鬼魂以外形。”
 
如何归来?德里达说到了三个意义,一个是哀悼:它使遗骸本体化,并“使它出场”;第二个是精神的生成;第三个则是精神要成为“精神之精神”,也即一种“作品”。所以在对于现实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认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正像他在开场白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而这种和幽灵共存的状态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

共时性的幽灵,共存的政治,超越历史的终结,“明天都将是同样的东西,就好像对于另一些他人而言,它就是昨天一样”,而这种东西德里达命名为“正义”:“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了当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它是过去的现在,它是实际的现在,它是将来的现在,正如莎士比亚说:“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而正义就是一种精神,“那不止一个的它们:不止一个的精神。”
 
但是如此快速地定义共存的正义,如此确定复数的幽灵,如此承担“重整乾坤”的重任,是不是太过简单了?当时代的变革正在发生,当这个时代被定义成“脱节”,当哈姆雷特的焦虑和不安还无法消除,如何成为这个子时代的“继承人”?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如何成为一种哀悼活动之后的遗产?或者说,在这个脱节的时代,我们如何让自己朝向未来,“使自己加人到这个我们之中”?更为担忧的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喊出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00多年后,马克思主义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幽灵?“今天,在几近一个半世纪之后,全世界范围内为共产主义的幽灵而忧虑的大有人在,就如同他们同样也确信,他们在那里所论及的东西仅仅只是一个幽灵,没有躯干,没有存在的现实性,没有实在性或实际性,只不过这次那幽灵被设想为是一个过去的幽灵。”

如果它还是过去的幽灵,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是不是就变成“死亡证书”,那么,“马克思的幽灵”不但没有成为精神,成为遗产,反而变成了真正的鬼魂,一种死亡的证明。所以德里达的需要站在共时性的话语体系里,站在共存的“幽灵们”面前,对这个脱节的时代重新进行审视,重新让幽灵在场,重新面向未来,重新启示“让我们一块去”的道路。“脱节”正是这个“历史的终结”之后的时代注解,在这里有用马克思主义驱魔的隐秘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或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更多的是“谋求通过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霸权形式”的驱魔人,他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密谋”,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咒语”,“一而再再而三、不同的尝试、新的、总是新的动员,目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与它和那些它所代表的以及将继续代表的东西(一个新国际的观念)做斗争,以及通过祛除这个魔障而禁止某个国际的存在。”

这是德里达所说的“众媒”,新闻、出版、远程通讯、电信传通技术、电信成像技术,它们隔开了公共空间,它们取消了公众事务和政治现象之间的可能性,它们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将“人类之连续的和有目的的历史”中断,甚至以独断主义的方式让世界存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德里达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不活不死的“幽灵化”存在,“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就变成了一个“脱节的象征”。而正是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中,德里达发现了10种祸害,包括失业,包括民族生活权利的剥夺,包括经济战争,包括核武器的扩展,它实际上就是“以自由民主制的理想的名义”无耻地宣传新福音,是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或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的胜利、作为人类政体之终点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和社会阶级问题之终结唱赞歌,而在德里达看来,“新国际”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罪恶才寻求一种新国际法的组织,“它是亲和性、苦难和希望的一种结合,甚至还是一种谨慎的、几乎秘密的结合。”所以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批判和自我批判,来组织这个“耗损殆尽”的时代。

“以革命的名义”,这是德里达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构筑“新国际”的方式,革命不是如1848年“人民反对自己的暴乱”,也不是如雨果所写的“一些魔鬼在进攻,一些幽灵在抵抗”,而是用一种自我分离的方式,一方面让历史终结,另一方面则在哀悼中继承遗产。“我们必须魔术般地围剿一个个幽灵,驱逐一种可能会返回的力量,这种力量被认定本身就是不祥的,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本世纪的上空徘徊。”这是分离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对遗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像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一样成为一种集权,而是在“对政党的某种现实性和某种概念的有限性的思考”中,在“对它的国家相关物的有限性的思考”中找到复数的幽灵们,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场,“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

来临和在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化,也不是精神、观念或思想的自律化,“幽灵的作用与幽灵的立场,与作为躯体本身的幽灵的躯体的辩证立场是相一致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幽灵中间,发生在两个幽灵之间。”引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的阐述,在一个物神崇拜的时代,幽灵的资本化,使得“一系列的花招”产生,而最主要的是以意识形态的概念来制造怪影,使得所谓的幽灵具有了“不纯粹的精神史”,“物神崇拜的神秘特征,在它为宗教意识形态经验打上的烙印方面,首先就是一种幽灵般的特征。”就像商品被取消了使用价值,就是一种“脱节”的异化,而使用价值之存在,是消除了商品的“脱节”,甚至使之具有经济的人格化,“物与物之间的这种交易就来自于那幻境。出借给商品的那种自立与一种拟人化的投射是相适应的。后者赋予商品以生气,把精神注入其中,这是一种人类的精神,一种言谈的精神和一种意志的精神。”所以使用价值之存在,“物品的诸属性(这将是属性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会总是极具人情味的,并会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令人放心。”

而幽灵必须具有的意义就是“在场”:“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所以必须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交换的方式,必须审视在批判中恢复对于幽灵的信仰,必须在驱逐中“授予它们的权利”——不是解构哲学对于政治政治立场的取消,而是在“一个脱节的时代”对于精神多样性、异质性的一次“命名”。

“他们在那里总是一些幽灵,尽管他们并不存在,尽管他们不再是幽灵,尽管他们还不是幽灵。”但是幽灵们已经在场,在脱节的时代,不是“我将教给你怎么生活”,而是我们“就应该学习那鬼魂,向它学习”,因为在共存的之中,在共时性意义中,重新命名就是一种学习,正如哈姆雷特在鬼魂之夜说的那样:“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Tags: 马克思的幽灵 雅克·德里达 解构主义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74

周礼·仪礼·礼记

编号:Z82·2001213·0547
作者:
出版:岳麓书社
版本:1989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552页

“三礼”对中国古代的礼学以及社会思想、伦理观念、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三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先秦礼学的基本内容。《周礼》分天观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等六卷;《仪礼》共17卷;《礼记》共49卷。

Tags: 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 仪礼 礼记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30

忏悔录

编号:E32·2001213·0546
作者:(古罗马)圣·奥古斯丁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315页

“我的著作中,最吸引人乐于批阅的,莫若我的《忏悔录》。”善于自我忏悔的奥古斯丁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如果从“忏悔录”的拉丁文意义上来说,这更是一部对主歌功颂德的作品,从而在哲学意义上弱化了自我忏悔的意义。奥古斯丁的意义其实在于通过神的赦免而认识自我,“生活是个斗争,”低着头的奥古斯丁身上的原罪思想其实 对教外人士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对教内人士的作用,当然,一千年后的卢梭才真正具有了“忏悔”的社会学意义。

Tags: 忏悔录 圣·奥古斯丁 古罗马

分类:散文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744

棋盘园主义

编号:C28·2001211·0545
作者:作者:李弘
出版:鹭江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
页数:404页

什么是棋盘园?什么是棋盘园主义?李弘的说法是把人拖进一个远离现实的胡同里,又让你觉得你就生活在这里不愿走出去。“使用价值是可以伪造的。”这个主题显然有些深奥而不大像那个胡同里仅有的一点光。李弘当然还有另外的精神追求,借一个历史传说表达对现世的看法,怪诞中透出颠覆的快感。

Tags: 棋盘园主义 李弘 小说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12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编号:C27·2001211·0544
作者:路翎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3月第一版
定价:48.00元
页数:1318页

路翎显然是把《财主底儿女们》当作史诗来写,那是一个充满毁灭与新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谁也都可能成为史诗的主角。蒋纯祖几乎是一个独行侠,登上高峰时才知自己面临着悬崖。“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多数人因凭借无辜的教条和劳碌的打算而失去的。”路翎的错误和伟大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蒋纯祖,在那个不需要诗的年代。


《财主底儿女们》:在末尾我将不能开怀大笑

战争将是桥梁,这个民族要从此岸达到彼岸。虽然这个彼岸,在开始的时候,是曚昽的,只存在于这个民族底愿望中。正如人过桥的时候,彼岸是矇陇的,但由于情热和痛苦,这个人心中有光明照耀:他是逐渐地看清了彼岸。果实成熟,就会落下来。
       ——《第二部·第一章》

从此岸到达彼岸,必须要经过那座桥,但是在残酷和牺牲的战争面前,过桥有时候是逼迫的行动,有时候是主动的跨越,但是必须要有的动作是转身,无奈也好,奋进也罢,模糊的意识也好,清醒的行动也罢,只有到达彼岸,才能越过可能的深渊,才能避开汹涌的河流,只是这种充满着救赎意义的行动在更多时候是一种理想主义,那彼岸会是光明的?那果实会成熟,会掉落下来?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虚幻的梦,可是即使虚幻,即使曚昽,也需要这样一种说服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象征民族的精神,在战争的破坏和毁灭中,燃烧热情和痛苦,激荡时代的呼喊,奏响青春的交响。

可是,战争或者只是一种强力的爆发,甚至只是暴露一切弱点的外力,从一·二八战争,到七七事变,在这片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所谓新生其实有着太多的桎梏,有着太多的阻力,有着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哪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哪一条道路能指向彼岸,对于所有的人,或者都需要从转身的动作中,在战争的洗礼中,在悲剧的承受中,走过那座桥。走是一种态度,一种方向,蒋少祖曾经沿着自己的方向走过,蒋蔚祖曾经以牺牲的方式走过,而蒋少祖呢,曾经也以孤独而决然的态度走过,还有蒋淑珍、蒋淑华、蒋淑媛、蒋秀菊,都曾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过,他们,她们,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矛盾着,在层出不穷的变幻里,在如火如茶的冲激中,在鲜血淋漓的斗争里,他们或者迷惘,或者退缩,或者悲观,或者自我,在各自的命运面前,似乎只有痛哭和高歌,才能最终让人们看见那一颗果子,在生命的尽头掉落下来。

“悲苦的,中国啊!”这是对于民族的深深悲悯,这是无法逃避的时代宿命,悲苦是因为陷入在黑暗中,悲苦是因为看不到未来,悲苦是朽坏的制度和社会。在没有新生之前,一定是那种挣扎,那种迷惘,那种被权势控制的不自由。“财主”就是旧时代里那种不死的称谓,他叫蒋捷三,苏州最有名的头等富户之一,他代表着权势,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此岸,“他底生活很刻板,象一切老人一样。在这个笼罩于权势底暗影和现实酌财富下的古老的家庭里,老人底强力的性格无处不在,使得走进去的人要感到某种寒冷;好象他们遇见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认为已经成了做恶梦的资料的。”蒋家的世界里,是老人固守的准则,那准则是读书、礼节、罚跪和爱抚,那准则是个人娱乐的古董和家族存在的后花园,那准则是以少年时代阅历为模型占有的假山和河流,粗大的精细,华贵的摆设,对尘世的轻蔑,以及被破坏的愤怒,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后也有着对破坏者的仇视,但是那种仇视里分明是对于失去家业的不舍。

查看更多...

Tags: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 小说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720

白色花

编号:S28·2001211·0543
作者:二十人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353页

这是一册“七月派”诗人的合集,合刊于1980年,是文艺界重新吹起春风后对这批诗人的总结,这些诗作大都作于三四十年代,是“七月派”诗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些诗作中跳跃着生命的激情,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自由的向往。“要开作一支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阿垅1944年作的《无题》就是对“七月派”诗人最好的肯定。
《白色花》: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曾卓《悬岩边的树》

或者会倾跌进深谷,或者要展翅飞翔,或者是向下的黑暗,或者是向上的光明,或者是被埋没,或者是主动战斗,那悬崖边的树,呈现出两种形态,面向两种命运,但是不管如何选择,树有着弯曲的身体,而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一种伤痛的痕迹,一种变形的结果,是风造成了这一切。而这风却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能将一棵树吹到了平原的尽头,能将一棵树吹到临渊的悬崖,甚至能将一棵树造成变形的身体,一定有着巨大的力量,甚至可以摧毁一切。

但是一棵树的命运在映照着风的过去之外,也折射着自己的历史,她曾经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曾经沉浸于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即使孤独地站在那里,也是寂寞倔强的象征。而当它被风吹向了悬崖边,它依然没有死去,即使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依然保持着飞翔的欲望。一九七〇年,当曾卓写下《悬崖边的树》,是不是看见了自己经历的一切,是不是也看见了一个倔强的生命对于天空的向往?而一种生命的选择在一九七〇年其实并不完全写进了历史书中,因为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在遭受了不平之后,在被风改变了形状之后,“七月派”的诗人们还是“要展翅飞翔”。

可以看成是某种苦难经历的反思,也可以看成是某种战斗激情的唤醒,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对于曾卓来说,那奇异的风是一九四〇年那个身为“叛离者”的女郎,“曾经用美丽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是她;/曾经用前进的姿态来吸引我们的/是她。(《门》)”但是面对哭泣的叛离者,门始终不为她而开;那奇异的风也是一九四一年青春中的玫瑰,身上的刺刺伤了手指,滴下了血珠,但是即使面对伤痛,“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青春》)”那奇异的风或者也是一九四六年那锁着老虎的铁栏,让老虎在狭小的笼中被施舍和嘲弄,但是即使被关注,即使远离了大山,森林,深谷,即使失去了无羁的生活,它身上也残留着草莽的气息,而“铁栏锁着/火!(《铁栏与火》)”

对于曾卓和“七月派”诗人来说,在一九七〇年的悬崖边,他们也保持着向上飞翔的姿势,风的形状与其说是苦难的象征,不如说是重新站立的信号,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不管曾经遭遇了什么,在他们的心中,依然有一个叫做“母亲”的人,“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去叩开故居的门,/我一定要跪倒在您的脚前,/求您;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母亲》)”母亲就是希望,就是家,就是归宿,就是自己重新飞翔的起点——只有在祖国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只有故乡的林间不再有敌人的战马,那一个叫做家乡的地方才有可以叩开的门,才有可以跪拜的母亲,才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但是,一九四一年的母亲,和一九七〇年那棵悬崖边的树,到底隔了多少路程?四十年代他们的身上流着战斗的血,有着战胜一切的激情,有着不怕牺牲的勇气,而这些激情、勇气和鲜血是这片苦难的土地造成的。阿垅说:“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再生的日子》)”第二次诞生,并不只是个体的成长,而是凝聚成一种时代的力量,“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蝗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

泪水和鲜血构筑了生命体系的两种风景,为什么会有泪水?因为风暴来了,因为灾蝗来了,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来了,彭燕郊在一九三九年看见了“冬日”,“低压而紧蹙了的天宇/覆盖着/这快为沉闷所窒息的/饱含苦汁的大地”;鲁煤听到报童说:“山那边在搜查了,快把登着《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纸烧掉……”于是在黑夜里开始了焚书:“而今/当所有监视的眼睛已经离去/当所有偷听的耳朵已经离去/我把下唇咬得出血/的心咽下复仇的誓/生这所谓自己的国土上呵——”牛汉在一九四二年的鄂尔多斯草原上听到了哽咽的声音,“亲爱的读者,/多少年了/我听着/草原在哭泣……/我陪伴着草原/一起悲歌。”冀汸则看见了那个时代太多的罪人,刽子手没有罪,被杀死的人没有罪,来看杀的人没有罪,愚蠢的人没有罪,被欺骗来的人没有罪,甚至割断了花朵的嫩芽的刀子也没有罪,但其实,所有人都犯下了罪,罪人不在这里,却处处是罪人。

罪人无罪,这是不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绿原在一九四四年批判了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犯下的罪:当我们的身份还是“尚未亡国”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快乐自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当“注视着一颗子弹旋转过去的胸脯”,一个逃兵被打死在街上,可以祝福死者,“来世不可在黑巷里内咬伤一位贵妇的带钻石的手指”,或者也祝福或者的人,“永远踏着蔷薇色的旅途,切莫逢见窃贼和土匪!”像是一种逃避,但是死亡在眼前,死亡正在发生,旁观者怎么可能带着冷漠甚至“天真的乐观主义”回避着一切?“在泥泞的时间的走廊上,他们用虚无主义的酒灌醉自己,避免窗外的噪音。/在象海一样汹涌着波涛的大陆上,他们迷信地怀疑一切——甚至专门寻找/哀伤的街,丧气的屋子,流泪的书……做他的一朵离世的岛屿,/潜伏着他们的做手势的灵魂,恐惧地聆听着,斗争的阵亡者的作怪的呼喊……”这是属于中国的苦难,这日历撕完了,时钟停摆了,不相干的旁观者应该注视那颗子弹,应该书写真正的革命史。

在中国的苦难面前,有太多的旁观者和乐观主义者,而郑思的《秩序》则指向了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残忍,当一群越狱不遂的囚犯露出判决之前死寂的面孔,当南方的海洋在不平地起伏,当大厦变成堆起的堡垒,当大雨之后尸体被亲属抬走滴下了污血,却传来了法官们的结论:这是法律的秩序!谁的秩序会制造死亡,谁的秩序会带来污血,谁的秩序里对苦难的中国视而不见?“一匹意大利种或者德国种的脱毛的老狐狸/站在上面声嘶力竭,痛哭流涕/做着各种煽动的手势”,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秩序,而在这样的秩序中,“一座黑色的大升降机/载着中国底褴褛的人民/在向着一万公尺的煤坑的最下层降落下去……”降落下去的本来就是底层的中国人,而那些老爷们陶醉于色情的肉体,房门外是“守卫者底钢盔和美国冲锋步枪底青铜光芒”,混合着脂粉香味的是都市的秩序;“无数的官员们,也正因为这井然的秩序在领薪水,摆官架子,讨姨太太,下判决书,考试,坐小轿车,开会,打电话,发脾气,拍台子……以及其他。”这是生活饱和的秩序……在这种种所谓的秩序中,没有正义的尺和法律的剑,“英雄们正在集体地死去……”

英雄死去,其实这样一个中国不需要所谓的英雄,也不会维持这样的秩序,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在苦难中起来战斗的人民,在死亡中重生的人民,以及推翻就有秩序重建新秩序的人民:于是,阿垅在一九三九年的二月期望“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并立下誓言,“我去了!/是的,我去了,/请不要笑我仍旧是为爱而战的吧,/我去了啊/我将为大家到人们底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他在“纤夫”中看见了一寸一寸的力,“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以一寸的力/人底力和群底力/直迫近了一寸/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于是鲁藜把自己当做泥土,“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然后在黎明披着星辰出发,在旷野获得“活的诗歌”,让种子掉在大地上,最后是向上的飞翔,“啊,飞翔,飞翔,勇敢的灵魂/向着时间的激流猛进/有人爱酒我爱水/有人爱安乐我却爱波浪”;于是,在苦暗的雨中长大的孙钿,开始“振扑着坚强的翅翼”,开始“叩响新的光明的门扉”,向一座破屋走去,“坚强的灵魂是不灭的太阳,/象春天一样的/走上战斗的行程去吧!/用轻快的步子呵,/用轻快的步子”……

彭燕郊爱着祖国“今天的艰苦的战斗”,方然的子弹已上膛,“我要勒着缰绳抽打了,/我要奔下/那喷着雾的山沟了,/我要回去了,/我底枪弹还是一颗也未发出呀!”杜谷希望“二十五岁的年轻还必须在土地上开花”,化铁希望中国“永远地站立起来吧”,绿原告诉所有人,“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冀汸发出了宣言,“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的中国,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不论他们的处境如何相异,他们都生活在中国的苦难的土地上,生活在中国人民的炽烈的斗争中。”诗必须是诗,诗却不仅仅是诗,对于这些诗人来说,诗歌是他们的武器,“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绿原:《诗与真》)”

苦难和战斗构筑了“七月派”诗人四十年代的双重书写主题,但是当这一场战斗结束,当诗歌作为武器取得胜利,对于他们来说,又将面临怎样的选择?诗在文字之外,诗在生活之中,而其实,诗永远构成了他们的当下,甚至奇异的风也从来没有远离他们而去,阿垅一九四四年的一节诗句中说:“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无题》)”白色花在那里开放,无罪而开放,但是为什么最后的命运是凋谢?一九四四年的白色花像是一个预言,凋谢或者是在胜利之后不再拿起笔,或者是诗歌变成了工具,或者是被扼杀在那开放的故事里——有人已经死去,但是活着的人呢?他们是不是在奇异的风里都会留下变形的形状?“人们常说:家是一种负担/现在该感到轻快了吧/谁知道呢?可能,习惯于轻快/并不比习惯于沉重容易……(《家》)”彭燕郊在一九七九年夏末《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的诗中这样说,那一个家为什么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因为一粒沙子伤害了他,因为一片草叶太锋利了,伤痕会增添自卫的力量,却也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就像那棵树,被风吹到了平原的尽头,吹到了悬崖的边上,身上留下的都是风的形状,“这时‘牛棚’万籁俱寂,/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绿原在一九七〇年写下了“牛棚诗抄”,苦难似乎还在,战斗似乎还需要,只是在这悬崖边上,即使“重读《圣经》”找到了作为救世主的人民,真的可以在自我的战斗中得到解救?其实,在反思被湮没的时代,“七月派”或许真的像“白色花”一样,最后走向的是凋谢的结局,但是开过了,纯洁地开过了,激情地开过了,坚强地开过了,就已经绽放了属于自己的那道风景,“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足以!

Tags: 白色花 诗歌 二十人集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85

天堂消息

编号:C38·2001211·0542
作者:(英)戴维·洛奇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34页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唉,当然!”天堂不是夏威夷,天堂是梦想,戴维·洛奇显然驾双奇遇记的能力秉承了英国传奇小说的传统,只不过赋予它更现代的故事框架和智慧,关于天堂或神学,关于信仰或现世,对于伯纳德,任何选择都只不过远离真实的一种形式,”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天堂消息》:在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

很久以来,他主要是生活在一方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套虽然破旧但还能穿用的衣服,早晨穿上,夜晚脱下。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个奇异地分着叉、并带有瑕疵的骨肉之躯里,这样一个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里。
    ——《第三部》

她穿着红色棉布连衣裙,她在他的面颊上吻着,她在黑暗中雕塑着他的躯体,在那一刻,身体被凸显出来,它在衣服里,它被抚摸着,但是当她问:“你想做爱吗?”他摇头;之后是他问:“我们做爱吧?”她选择了拒绝:“不,现在不。”而且,“明天也不。”他只是无限靠近了她的身体,而她则是给他做示范的方式“治疗”身体的隐患,于是,身体还是像一套衣服那样,早晨穿上,夜晚脱下,于是,那一个带着瑕疵的骨肉之躯、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还是保持着它的样子。

过去和现在,身体和精神,依然在二元性的存在中。但是,在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他,曾经以神父为职业的伯纳德,她,作为一个离婚女人的尤兰德,却在奇异的相遇中渐渐打开了身体,渐渐从二元分离的世界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一种爱情?甚至比爱情更为高尚的灵魂对话?““我以为我们只能在这颗地球上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堂,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那次你在沙滩上找到了丢失的钥匙那样。”但是爱情或者灵魂的天堂,是不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勇敢?是不是需要更向前一步的自由?天堂或者是传说,重要的是从那个被传说的天堂里走向现世。

哈克·惠特尼在《夏威夷旅游指南》中说:“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威廉·梅雷迪思《夏威夷纪行》中说:“乘风而来,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降落,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从英国搭成飞机,从洛杉矶转到火奴鲁鲁,空中的这一次旅程,是不是就像从天堂来到人间?但实际上,在人间所谓的天堂根本就不是所向往的地方,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指向病态和死亡的存在。伯纳德是带着老父亲沃尔什来到夏威夷,恶让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风光,而是来看望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厄休拉——沃尔什许多年未见的妹妹。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的哥哥。”这一种在天堂里相逢的渴望其实改变了夏威夷的定位,它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告别,而且就在沃尔什抵达夏威夷之后,在出门那天却遭遇了车祸,之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接受骨盆骨折手术——似乎,这个天堂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人世的坎坷和痛苦。而伯纳德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感受的也是天堂无法摆脱俗世的生活方式。沃尔什来到希思罗机场之后,就没完没了地出乱子:在飞机舷梯钱制造了堵塞,临登记前又害怕起来,等系好安全带又开始呻吟和呜咽,甚至拿着圣像“叽哩咕噜地祷告”在机场遇到了谢尔德雷克,他写过一本书,也正在写关于旅行的文章,他认为,“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品。观光旅游就是世俗的朝圣。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聚集神的恩宠。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所以度假被看成是“参与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的新的鸦片。这一真相必须向世人昭示。”

抵达夏威夷之后,发现《天堂消息》的报纸刊登的几乎全是广告和本地的菜谱;厄休拉所住的疗养院只是位于火奴鲁鲁郊区很邋遢的去除;厄休拉说起怀基基小镇,都是罪犯,随时可能被人抢了钱包;生活在这里的他一直靠领社会保险金生活,“在美国就数火奴鲁鲁的生活用最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靠进口。他们管它叫作天堂税。”撞上了沃尔什的尤兰德告诉伯纳德的是,这里不是“失落的天堂”,而是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受了感染的天堂,“天堂被纳入私囊,被开发包装后,天堂被出卖了。”一心在这里收集“天堂”名号的谢尔德雷克研究的理论是:反复出现的天堂主题给游客们洗了脑,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尽管这里的现实和传说中的天堂相去甚远。

当然,作为来“天堂”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也是各种现实中的问题——当沃尔什在街上被车撞去,救护车拉着他一路驶过了怀基基小镇的酒店,在救护车的啸叫声中,每个人都进入到现实属于自己的位置中:拉斯和塞西莉同居两年,在夏威夷的蜜月中,他们依然要面对丈夫是否可以和妻子同寝的权力论中,“跟妻子同床当然不会将他们的婚姻推上巅峰,也不是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西德尼·布鲁克斯身穿睡衣裤站在阳台上,在救护车的笛声中无所事事;特里和托尼从阳台上俯瞰大海,但是住在下面的房间却制造了未见的障碍;埃弗索普夫妇正在拍摄“怀基基醒来——第一天”的视频,他们还要照顾醒来或者睡着的孩子们;罗杰·谢尔德雷克听见了救护车的呜叫,却并不为之所动;而苏和迪伊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时差的缘故,他们在昨晚半夜就醒了,而现在服了安眠药的他们又睡着了……

救护车的笛声串起了在火奴鲁鲁这些游客的现实生活,或者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尴尬,在天堂里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如救护车声音那样打破了沉寂的混乱,就像沃尔什在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祈祷一样:“我的天主,我真心为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忏悔……”似乎唯有忏悔才能唤起内心的平静。可是,最为关键的是,宗教信仰是不是也在着混乱的天堂里遗失了?厄休拉许多年来就淡出了家族的视线,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远离了家乡嫁给了美国兵,而那个美国兵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可他人不地道,又跟另外一个女的跑了,幸亏他们没孩子。他还给了她一大笔钱,你们叫什么来着?离婚赡养费。这样她就能到处寻开心了。她选中了夏威夷去住着,比那儿离家更远的地方怕是再也难找了,是吧?现在她快咽气了,还得是我们颠颠地绕半个地球去瞧她……”沃尔什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儿,老是嫌这儿阴冷,灰尘重。”这或者只是沃尔什在众人面前的掩盖而已,但是当听到儿子伯纳德说她重新又信奉天主教了之后,他才答应从英国坐飞机在她临死之前来看望,但是内心依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她曾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反对离婚,也反对同离过婚的人结婚——在机场里当伯纳德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问伯纳德有没有结婚,伯纳德说没有,年轻人劝他说:“别结婚。”

信仰的婚姻之间,似乎就发生了必然的冲突,而其实对伯纳德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十五岁那年,伯纳德进入神学院决定毕生侍奉天主,这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青春期诸多烦恼难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当身体发生了变化,反而加深了这样的烦恼,“我害怕罪过,害怕人犯罪之轻而易举,害怕人在有罪的情况下死去的后果。”这样的害怕又让他找不到信仰的支点,于是伯纳德开始质疑,“是它界定了我,是它告诉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做着我正做的事,何以在神学院教授神学。”被神学所界定,其实是远离了对于自我的关照,在流于神学的表相之后,伯纳德发现自己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信奉天主的神父,或者至少也是个心怀不可知论的神父。”

而这种所谓的不可知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身体和灵魂、性与爱的关系,当那个叫达芙妮的护士长走进伯纳德的生活并且展示了身体的无限诱惑力时,伯纳德陷在肉体和灵魂、性与爱更深的矛盾中,“我需要一个诱因,我需要支持,而达芙妮恰好成全了我。”赤裸的达芙妮那硕大的双乳、鼓起的肚腹和翘起的臀部,成为抹不去的意象,它和伯纳德自身身体的变化形成了契合的共鸣,但是在陶醉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名神父,“只在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在我作为来的神父受训时和当了神父时的那段漫长岁月中,我是多么缺乏人与人的肉体的接触啊,我从未感受过动物间互相接触的快乐,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神秘的、身体构造不同于我的异性。”于是逃避,于是痛苦,在辞去了神父职务之后,也离开了达芙妮。但是离开或许只是一种想回归信仰的方式,但是摆脱了肉体却没有摆脱灵魂之中的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之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在抵达这个称为“天堂”的地方,在酒店的阳台上,却发现有女人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诱惑性的肉体,“那女人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嘲笑?侮辱?挑逗?”似乎一种挥之不去的肉体意象又成为了“装满负罪感和失败感的精神包袱”。

对于伯纳德来说,夏威夷这一个“天堂”到底是他逃离现实罪恶的庇护所,还是让他陷入在更深罪恶感的陷阱?厄休拉的疾病,父亲遭遇的车祸,似乎都趋向于解读信仰的本质意义,就像伯纳德对厄休拉说的那样:“好多年来我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什么了。我—直只是在摆样子,没有勇气采取行动而已。达芙妮仅仅是……催化剂。”所以夏威夷之行可以看成是伯纳德的灵魂之旅:一种现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和失落的天堂,但是它之所以现实存在,是为了从不可知论中找到可知的一切,是从迷惘中发现存在的意义。尤兰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这个在街上撞上了父亲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伯纳德,离过婚的她似乎在伯纳德面前阐述了性与爱的本质,而伯纳德对她的那种感觉似乎在重演和达芙妮有关的过去,所以他依然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但是那种爱的感觉又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凡读它的,愿她理解。”把所有的日记和自白都寄送给了尤兰德,希望用文字抵达灵魂。

寻找灵魂的意义,不是在不可知论下,也不是在对主的忏悔中,而是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点也是厄休拉想要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打开心扉的原因,她问伯纳德的是:“你相不相信人有来世?”作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她,希望用宗教来救赎自我,“要是没有了天堂,我不明白宗教还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回报的话,人为什么要行善?如果将来不会遭报应的话,人为什么不作恶?”而这样的救赎其实是在现实中找到支撑的灵魂,把天堂当成是一个地方,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存在,是一座花园,一座城市,一个开心猎场,而这一切之所以在厄休拉心里成为摆脱旧有负罪生活的出口,是因为她童年遭受的痛苦,需要一种现实的解救:当她还是七岁的时候,哥哥肖恩就诱惑她,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她面前,“这种心理毀了她的婚姻,而且打消了她再次结婚的念头。”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段记忆,为了驱逐童年的阴影,她邀请沃尔什过来,并且希望在和他见面之后重新回到现实。

厄休拉希望在外在的力量中找回自己,伯纳德何尝不是如此?从一种关于性的练习开始,从一种关于爱的感觉开始,重新回到身体本身,重新在身体的纯洁中构筑灵魂的纯粹——灵魂从来不是和肉体分立地存在着,从身体开始的性和爱也绝不是一种罪,而这也是当今神学需要面对的问题:来世存在吗?改造现世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末世学说能不能挽救一些什么?厄休拉皈依天主教不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天堂,而是在现世中能去除内心的阴影;伯纳德重新找到性爱的意义,不是像神父那样扼杀而陷入到不可知论中,而是在现世中挽救爱情——甚至只能从现世通往真正的天堂,从现世找到信仰的力量,尤兰德在给伯纳德的信中说到:“细想死亡这件事,我觉得它有些滑稽。我一直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以为我们只一次生命,所以我最好是充实地活一次。但是在那个傍晚,我好像很难相信厄休拉已经完全地消失、一不复返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片刻的怀疑——或者我应该说,信仰?”

是灵魂包容了肉体,是爱包容了性,是现世包容了来世,它们并不是分裂着存在,它们也不是割裂了生与死,所以天堂的消息存于灵魂的一角,正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说:“有人相信,死亡将人永久地结束他的意识,甚至于他的记忆。但是在他灵魂中的一角,在他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有一片阴翳在游移,一片模糊的阴影在潜伏着,那是一片怀疑的影子的影子。”

Tags: 天堂消息 戴维·洛奇 小说 英国文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827

白洋淀纪事

编号:H17·2001211·0541
作者:孙犁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535页


孙犁是“白洋淀派”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他的白洋淀小说以其清新、细腻的风格表现了战争年代河北平原人们的生活以及战斗风貌,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紧张的冲突,所展现的是如荷花般新鲜、清香的气息。本文集收录孙犁1939年至1950年间所写的大部分小说、散文,共计98篇。


《白洋淀纪事》:她的身子里有着青春的鼓动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荷花淀》

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像铜墙铁壁,女人们划着船进入了荷花淀,对于她们来说,这大荷叶像是一种隔阂,因为男人都去打仗了,他们离她们而去,在失望和伤心的时候,“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骂着,是一种无法见面的无奈和感伤,但更多是对于他们在前线杀敌的担心,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在告诉女人明天要去大部队的时候,“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在他离开时,水生嘱咐她要挑起身上千斤的担子,说等他打完了鬼子回来谢她,“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是流着眼泪答应的。

为什么会被苇眉子划破了手?为什么会流着泪答应他?是因为女人感到了不安,是因为怕夺去了水生的命,这是一种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女人来说,用潮润润的苇眉子编席,是她们在家里主要的工作,而男人是要上战场杀鬼子的,这是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分野,这种分野代表着离别,更代表着生与死的分界,所以生死未卜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最大的牵挂,当密密层层的大荷叶如铜墙铁壁包围起来,无疑也是一种隔绝,即使他们闯进了荷花淀,男人依然没有一点消息,如何不失望,如何不伤心。但是荷花叶是在阳光下舒展开来的,铜墙铁壁不是隔绝,而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正是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她们看见了各自丈夫的脸,“原来是他们”带来的是惊喜,而在惊喜之外,在相见之后,他们和她们一样,都成为了高高地挺立着的粉荷花箭,“像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

这是一种成长,从未见丈夫的不安中感到失望和伤心,到见到丈夫平安时的惊喜,最后她们也和男人一样成为了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她们是柔嫩的粉荷花,却像箭一样挺立着:“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虽然是配合子弟兵作战,但她们也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力量,不会被苇眉子滑破了手,不会流着泪答应,也不会心里骂着很心贼,在她们成为他们的过程中,荷花淀已经变成了前线和后方统一的大舞台。

在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在荷花淀和芦花荡里,男人是战斗的主要力量:这里有从小放牛干长工而长大的刑兰,在他“像有多年的痨症”中逐渐成长起来,在抗日中成长了村里代耕团和互助团的团长,有着“拼命三郎”外号的他成为了英勇的战士,“这英勇也不是天生的,反而看出来,他是克服了限多的困难,努力做到了这一点。”这里有曾经开肉铺的男人,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士,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好的生活比得上冲锋陷阵呢?”这里有治安员杨开泰,他排除了老婆的误会,在战斗的激情中挖出了第一个洞,从此“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敌人开展了地洞战、地道战;这里有为村里人报仇的英华,他率领全村二十多个青年伙伴,参加革命袭击了敌人的炮楼,打死了那些无恶不作的鬼子,正是这些鬼子,“刀砍柳英华年老的父亲,枪挑死他七岁的孩子,推进那广场旁边的死水坑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整天在家里哭泣。”

当这一血海深仇被报,女人们在英华面前说起这些英勇举动,英华却说自己任务在身,“哪能离开队伍到家里?全是女人的见识!”他不能离开部队,因为他是杀敌的战士,但是当他说“全是女人的见识”,在显示了他战斗不息的精神之外,是不是还有某种大男人作风?或者说,这种本能的流露在小说《杀楼》里虽然不是一种对英雄的贬低,但是传递出一个关于革命者群体的问题:谁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鬼子在广场上杀死的是那些年老的父亲,七岁的孩子,最后村子里只剩下孩子的母亲在哭泣——孩子、老人和女人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是柔弱的,更因为他们得不到男人的保护,而英华所在的十七团在前线作战,在战场上杀敌,当广场上的惨剧发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回来保护村子的安全,所以这里就有了一种现实的矛盾:战场是不是只在前线?后方的女人、孩子和老人如何保护自己,又如何进行战斗?

这或者就是孙犁创作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当他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并亲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变化,他的笔触所涉及的就是时代的风云变幻,但是战争前线的直接冲突和赤裸裸的生死考验,似乎并不多见,相反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后方的孩子、老人和女人,这一类特殊的人群不仅是需要男人打胜仗来保护的柔弱群体,他们更是在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考验中成长起来的力量,他们不仅开始了自我保护,还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成为白洋淀里高高挺立的哨兵,甚至,在这个群体世界里,他们的勤劳、善良、聪明和勇敢,更展示着丰富多彩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世界——在谈笑从容中描摹风云变幻成为孙犁的一大特色。

“成长”是一个中心词,男人变成战士,是一种成长,刑兰从一个体弱的孩子变成互助团的团长是一种成长,开肉铺的男人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是一种成长,从普通青年到报仇杀死的英雄,英华身上也有着成长的经历。而男人之外,那些孩子、老人和女人,在经历了如水生女人从失望伤心到惊喜再到学会射击来回警戒的有生力量的转变,也成为从后方到前线的革命者。《白洋淀纪事》的第一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就写了三个还没有真正成为士兵的孩子,他们以青抗先和儿童团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搬运铁条的队伍中,“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虽然是错过了路,但还是找到了那些大人,而且他们三个人和大人一样抬着铁条,这是一种断裂,更是成长路上必然的转变,“等到回到家里,银顺子要告诉青抗先队长,说三福很成,以后便可以常常一块出来工作了。三福就更高兴了。”那个十五岁从吉林到边区走完了流浪的旅程的顾林,他经历了偷马、当学徒之后,终于最后投入到冀中区的游击队里……

孩子本身就在成长中,他的革命意识、战斗激情就是在自身的经历中不断积累,而老人,在从后方到前线的转变中,也是一种成长,《芦花荡》里的老头每天总是划着船出入芦花荡,他的任务是里外交通,运输粮草,护送干部,“而且不带一枝枪。”所有他对那些负责苇塘的干部说:“你什么也靠给我,我什么也靠给水上的能耐,一切保险。”但是在一次护送两个女孩的过程中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最后一个女孩受伤了,这对于老人来说,是一次打击,因为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他没有完成这次任务,“自己平日夸下口,这一次带着挂花的人进去,怎么张嘴说话?这老脸呀!”于是他再次立下誓言:“谁叫我丢人现眼,打牙跌嘴呢!可是,等到天明,你们看吧!”独自一人闯入了敌人的视野,然后用自己生活在芦花荡多年的经验,成为了一名老战士,“那替女孩子报仇的钩子却全找到腿上来有的两个,有的三个。鬼子们痛得鬼叫,可是再也不敢动弹了。”

老人从夸下海口到因为自己疏忽而使女人受伤,再到凭借经验杀敌报仇,这转变的过程也在进行着自我英雄化,所以女孩子在密密的苇叶掩护中“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而老英雄也成为平原上的一幢纪念碑。当然在孙犁的笔下,孩子和老人之外,更多的是那些从柔弱变得坚强的女人,她们也从被密密的苇叶掩护着的观者,逐渐变成挺立的哨兵。《女人们》里的三个女人都是前线战斗的支持者,一个把早上刚穿上的红棉袄给了上战场的士兵,一个则把自己种的西瓜免费会参加百团大战受伤的同志吃,而小翠在“子弟兵之家”里也成为后方的坚实保障“你呀!多打好仗呀!就骑大马呀!”就像《嘱咐》里的女人,对八年未归现在终于回来的水生说的是:“快去你的吧!我们不冷。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女人把男人等来不是为了享受家庭生活,而是又让他无牵无挂奔赴前线,这是一种最好的支持。而在这种基于女人自身的态度之外,更多的女人则从后方走向前线,开始成为和男人一样的战士。

《走出以后》的王振中,在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十七岁投学离开婆家开始了革命,接触婚约对当时的女孩子来说,可谓是对旧制度旧礼俗的挑战,“可不是我自己解决,我已经向县政府告了状,和他们离婚;不是离婚,是解除婚约。”让自己一干二净没有了束缚之后才能让自己投身到革命事业中。《老胡的事》中的梅作为一个少女逐渐长大,“她的走动很敏捷,近于一种潇洒,脚步迈出去,不像平常走路,里面有过多的愉快、希望。”这是一种青春的鼓动,这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在一举一动中成长为一种希望,“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麦收》里的二梅从小死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到十五岁。”后来八路军来了,她便改变了曾经奶奶和母亲走过的老路,成为了新时代的女性,“一条完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打开了。”慧秀曾经受到了地主豪绅的伤害和侮辱,曾经被汉奸鬼子打骂,身上还留着刀痕,但是她之后加入了青年游击队,又和大秋结婚,她的革命故事成为了村里那口永远鸣响的大钟,“不管在平严原秋天的夜晚,还是在冬天的早晨,春季的风,夏季的雨里,它清脆洪亮的响声,成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号令,是鼓励和追念,是在祝贺一个女人,她从旧社会火坑里跳出来,坚决顽强,战胜了村里和村外的仇敌。”

小说之外,孙犁还在一系列散文中写下了这些特殊群体的革命故事,《看护》是他完整再现看护女同志的文章,1943年冬季,在日本鬼子对晋察冀“扫荡”的三个月里,看护同志刘兰从曾经的童养媳变成了革命者,她有着倔强的性格,“咱们是工作关系,你是病人,我是看护,谁也不能压迫谁!”当大队转移时,刘兰依然顶风冒雪,“她拄着一根棍子,背着我们全部的东西,头上包着一块手巾,护住耳朵和脸,在冰雪擦滑的路上,穿着一双硬底山鞋,一步一个响声,迎着大风大雪跟在我的担架后面……”《她从天津来》讲的是一个从天津来的“小姐”,在革命区的元宵节,度过了自己蜕变而成长的一晚,“X小姐最后说,在这里生活得自由舒服,我是早就想到了,可是没想到这里这样从容,还有电话、自行车等东西。我们说,岂只这些,我们什么都有,不然,开个留声机给你听。”而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中,讲起了一个少女的故事,“这个少女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她和那些男战士一样成为了游击区的英雄。

不管是受到欺压而成长起来的战士,也不管是挣脱家的束缚而走向前线的男人,不管是小孩、老人为革命贡献力量,还是女人成为白洋淀的哨兵,孙犁在呈现这一富有生命气息的集体画卷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精神,在他集子众多小说中,写于1947年3月的《新安游记》是最为特殊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他没有写正面战场上杀敌的士兵,也没有写从后方到前线成长起来的战士,却写了一名自杀的英雄。在这个“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里,这个英雄爬上了城墙,却被敌人打中,当他翻身跌下来的时候,有人说他受伤了要背他回去,他却一摆手,“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接着有些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他举起了枪打死了自己。

他被敌人打中只是打折了左腿,这样的伤被伙伴背回去还可以在伤养好之后重新再来,但是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没用的人”而举枪自杀?自杀的他为什么会成为熊氏三杰中的英雄?孙犁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勇猛的鹰要碰死自己?答案是:“冰连地结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英雄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他身上具有一种悲壮的气质,因为悲壮所以不会苟活,因为悲壮所以英勇,打死自己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小我之消灭的大义,而这种大义正是这片土地上不断涌现英雄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妇女劳动模范刘法文的事迹,还是白洋淀的渔民生活,不管是蠡县、高阳的纺线织布故事,还是安平耿官屯抗属李大娘的事迹,其实在平凡中都有一种大义精神,悲壮却让人铭记,在“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中,孙犁以塔为标志抒发了这里的人民如何在平原上,在大洼里,在秋夏的青纱帐里,奔走、呼号、战斗和牺牲,“这塔是结合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人民和他们的子弟的意志和力量来立起高耸在云霄的。塔也结合着人民所受的苦难,所经历的事变,所铸成的希望。和这希望将永远存在。”

孙犁集子的一些篇章主要关注的是解放前夕的互助平分和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已经慢慢沦落了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但是在整个集子里,孙犁用无邪的文字勾画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用抒情的散文笔法描写了白洋淀人民的生活和战斗,用亲切轻柔的笔调表现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这种平实的风格的确具有特殊性,或者正如那些英雄一样,他们其实就是普通大众,就是平凡百姓,“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Tags: 白洋淀纪事 孙犁 白洋淀派

分类:综合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