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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藏书集锦(光碟)

编号:H99·2010227·0560
作者:
出版:红旗出版社
版本:
定价:12.00元
页数:

家庭藏书集锦(光盘2)

Tags: 家庭藏书集锦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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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编号:Z58·2010227·0559
作者:(美)黄仁宇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80元
页数:281页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这是本书英文版书名,按照这个题目来理解,1587年,即明万历十五年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但是作者选择这个时间做为切入点却很明显看出作者的“大历史观”,黄仁宇认为,在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万历十五年只是一把到切入的地方。本书共七章,以人物为线。

Tags: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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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拙的手指

编号:S29·2010218·0558
作者:杨克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5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75页

诗人杨克把1992年看作是诗歌的一次“断裂”,他开始生存在广州这一南方城市,地域空间的变化带给杨克的是诗歌心情的嬗变,他几乎是在迷路的城市寻找方向,在这本诗季中,杨克的声音显得微弱,描述的当下状况使他充满某种形而下的焦虑,比如火车站,比如旧货市场,比如广场,在杨克的精神游离中,我们读出了城市如何改变一个人曾经的坚持。

Tags: 笨拙的手指 杨克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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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放的鲜花

编号:H77·2010218·0557
作者:王蒙 等
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20.50元
页数:435页

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重放的鲜花”于是成为这一代作家在文坛上的共同标识。本书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种,内收作品20篇。
《重放的鲜花》:他静静地在人群声浪里死去

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
      ——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

依然是“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依然是统一的设计风格,当2000年7月第一版的文本在2018年的初春被打开,是不是能够听到里面的呼唤:“1956年的内春天是什么样的春天!充满好事,洋溢着欢乐的春天!”1956年的春天,似乎太远了,文本第一次出版的1979年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当以回首的方式,重新检阅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看见“重放的花朵”,我们是不是一定可以用告别的方式离开那个时代?

“重放的鲜花”,是因为失去了那一个春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取十七位作者的作品编辑出版《重放的鲜花》,1979年的确像是一个春天,但是那个春天之前,也曾经拥有过一个“充满好事,洋溢着欢乐的春天”: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双百方针”是一个文艺春天的写照,但是这个春天之后,却依然是隆冬,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那些写下了春天抒情诗的青年作家遭到了批判,作品被否定,甚至他们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春天只不过闪现了一下,二十多年的冷寂,鲜花枯萎又成为时代的象征。

“双百方针”带来的是勃勃生机,“反右”斗争又把他们推向了隆冬,而1979年迎来“重放的鲜花”,是不是真的又是一个春天到来?而2000年再版成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双百”图书,是不是也会带来勃勃生机?1979年已过,2000年已过,在2018年的初春天空下,如何能看见不断开放的鲜花?一波三折的文本,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即使打开,即使阅读,即使如鲜花一样重放,在这个“故事还在发生”的循环里,其实一切都活在被时间扭曲的假象春天里。

“这故事还在发生”,这句话写在1956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而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一样是找寻过去印记的回首,也一样是时间的循环,当一年前的故事缺少终结地“还在发生”,那个“全省最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那个“要爱护我们的旗帜”的告诫,那个“有一股说不出痛苦的味儿”的情感,其实根本没有远去。正在发生的故事其实和选择有关,是爱护旗帜维护荣誉重要,还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重要?当优秀农业合作社遭遇连续的阴雨天,当那些庄稼在地里颗粒无收,何来荣誉?所以对于提出把合作社向前推进一步、酝酿转高级社成立集体农庄的耿开山来说,反对的阻力旧时把他定义为“爬在旗杆上的人”。“我们是在全省——不,是在全国的旗帜社里做工作。旗帜,这是好玩的吗?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旗帜!爱护我们的荣誉!……”朱光这样告诫他,也正是他,在耿开山提出向前推进的计划时,说耿开山“盲目冒进”,是“忽略了小农经济的特点”,并且断言其结果是“牛头不喝水强按头”,而最后的结论是:“那怎么能行呢?”

说耿开山狭隘,说他总是先看见芝麻再看见习惯,说他太实际主义,而朱光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在于把全省的旗杆当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不容破坏的符号,冒进会毁了荣誉——而冒进的反义词就是保守,只有在保守的思想之下,才可能永远爱护那面旗帜。但是这样的保守是不是就变成了“光稳步不前进”的弊病?即使耿开山自我实践在连续阴雨天将地里的庄稼组织起来收割,即使高记者建议请县委法通报推广这条经验,但是朱光还是选择了保守,而这样的保守实际上让他成为一个“躺在旗杆下的人”。

爬在旗杆上的人,躺在旗杆下的人,这是1956年出现的两种人,朱光为了荣誉而选择保守,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也是在暴露这样的问题。一个在解放后致力于建设中国桥梁的队长,一个见证了35座桥在河上架起来的建设者,却在“太大胆”的工程师曾刚面前成为保守者,“就是一条:不犯错误!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就这一条,也很难做到……”这是罗立正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的核心就是不进取,就是不断被书写的“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科室回报工作,他说“正常”,调度室里给局里的电话和汇报上,他写“正常”。正常就是不犯错误,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在这样的原则下,队长办公室的“意见箱”永远都是锁住的,没人提意见,当然也不会犯错误——当锈住的“意见”成为正常,是不是保守的一种极致讽刺?

而工程师曾刚,却以开拓创新为自己的原则,“建设,就是不断的试探,摸索,创造,发现新的办法,然后又否定掉它,再去创造更为新颖、更为合理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原则遇到“正常”挂在嘴边的领导,一定是矛盾,甚至冲突。但是对于1955年的现实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守和激进之间的矛盾,当《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当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当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开始,甚至当中央的反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给建筑工人们带来的激情,罗立正也是这样慷慨激昂:“豁然开朗,真叫是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他们不就是?……”

不是自己,是“他们”,而当他豁然开朗于政策,是不是还是一种“正常”的思维?“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什么都得有个制度。”这是他对于造桥者说的一句话,所有的改变都在制度之下,都在政策之下,所以,“目前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以致于最后喊出的那句话是:“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同样喊出这句话的是在《本部内部消息》中的黄佳英,当他在采访中发现了贾王矿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准备写成稿子的时候,却变成了“内部情况”,而那些又长又硬的内部文件,却登在了有几万订户的报纸上。所以黄佳英的一个疑问是:“多少条清规戒律!报纸不是也应该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么?有人害怕,好像报纸一说话,群众就要出乱子。怕什么?”甚至这种反常的现象也在政治生活中,“随便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一个党员工人常常为一件事得开七八次会。”

这就是官僚主义,就是形式主义,也是在这种作风面前,曾经保持紧张战斗姿态的马文元失去了兴趣,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看戏,连扑克也没有兴趣,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无所事事更是行尸走肉,“两年里,七百多张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一个字。不是怕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没有这种强烈的欲望。”马文元和黄佳英形成了两极,而在这两极的中间,就是那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者。在《本报内部消息(续篇)》中,有已经干了20年革命工作的总编辑林文栋,当他第一次面临《新光日报》个人订阅之后骤然下滑的订阅数,他发出的感慨是:“莫非我错了?”有已经入党的钱家娴,她从来不发脾气,和每个人都搞好关系,她的这种做法名之曰“群众观点”,而实际上就是一种逃避主义:“她看见群众切身利益受到官僚主义者侵犯时说过话么?她听见群众的正当要求反映过、支持过么?……”

所以矛盾最后集中在关于黄佳英入党问题上,黄佳英一直对于报纸的风格心存的疑问:“《新光日报》的读者不懂,为什么报上那么多‘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指令,而群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要求与建议却少得可怜?为什么,到了明天就要群众动手的时候,才告诉人们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为什什么热火朝天的斗争,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到了报上就都变成数字与百分比?”而一个总是写批评报道的记者,一个对一切都有自己看法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成为了“问题记者”:“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我们的社会就有几乎一半是黑暗的么?”实际上在这样的逻辑中,报纸的生命又在哪里?林文栋遭遇的订阅量下滑是一个侧面,但是却反映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但是毕竟他看到了问题,提出了“莫非我真的错了?”所以在最关键的入党投票时,他终于说出了内心的声音:“她政治热情高,敢于维护党的利益,工作积极……我看,她可以入党。”

在充满矛盾的现实里,林文栋的决定是不是充分的肯定,却也是表明了态度,而其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的矛盾反映了时代更替中的社会现实,更是重生之路上的曲折心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林震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离开教育工作走进组织部的时候,22岁的他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一个对党工作充满了神圣憧憬的人,满身是对于新生活的激情,但是当他发现刘世吾“条件成熟论”的领导艺术,当他知道了麻袋厂厂长王清泉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的工作作风,一下子陷入到矛盾之中,他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去工作。但是当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检举信登在了《北京日报》上,当反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开展起来,对于彷徨的林震来说,似乎又看到了工作的方向,他甚至在区委常委会上,以列席者的身份批评领导:“老韩同志知道缺点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鼠采取了容忍乃至于麻木的态度!”最后满怀激情的他甚至“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作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林震的新生,这是组织工作的新生,这是群众批评的新生。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则是被旧社会摧残的女人的新生,“1952年,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那一年以后,徐文霞便进了勤大纱厂。”这是身份意义上的改变,但是对于徐文霞来说,最需要新生的是情感,当他喜欢张俊的时候,内心的痛苦是:“谁能和做过妓女的人有真正的爱情,别尝这杯苦酒吧!”但是徐文霞有一颗纯洁的心,所以她一样向往美好的生活,一样用爱来温暖自己和朋友,也一样通过努力忘掉从前的一切,也终于,张俊在那一个夜晚,捏起拳头拼命地敲响了徐文霞的门,“那性急的擂门声,在空寂的小巷子里,引起了不平凡的回响。”公刘《太阳的家乡》则是观念的新生,军区抗疟队在朵里黑逗留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现了一本日记,上面是曾经的队员记下的故事,当他为病人治疗而喊出“科学胜利了”的时候,自己却因为破伤风而失去了生命,而再次读到这些日记已经是在新时代了,队长指出了作者的问题所在:

他有两大根本困难无法克服。两个什么困难呢?一个是当时的反动政府,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给他造成了困难,没有人支持他,帮助他,人民也不了解他。另一个困难是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限制,他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不懂得科学本身不能成为什么目的,为人民服务才是科学的目的。他也不了解人民,他虽然看到了旧中国的‘贫’、‘病’现象,但他再也没有可能去挖挖‘贫’和‘病’的根子,他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当初作者找到的科学只是一种知识意义上的科学,而真正的科学是观念上的,而成绩当然属于非个人的集体:“我的看法是,应该把这些成绩看成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整个社会力量的总和,而不能把它看做仅仅是抗疟队的努力的结果。不错,”摆脱个人主义,而走入人民群众的世界里,才能体会到自豪感。但是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为什么改选后的老郝会死去?李国文的《改选》也是一种新旧交替的矛盾现实,当工会主席要求改选是不把老郝列入候选人名单,群众却提出了意见:“谁在漏雨的时候找人来修房子?谁整年马不停蹄地为别人忙着?谁在人家为难的时候伸过手来?是谁?像这样的人,不配做工会干部?”但是,当热衷于“两化一板”要求的工会主席最终宣布老郝得票第一为成为“发扬民主的样板”时,老郝却死了,“老郝死了!他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的。”

为什么老郝会死去?人群的声浪,是一种渴求,是一种呼声,但是当改选之后再次当选成为一个“民主的样板”,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新与旧,好与坏,个人和集体,冒进和保守,这是一组组对立的关系,而在这个对立系统中,谁是爬在旗杆上的人,谁是站在旗杆下的人,其实一目了然,但是这种一目了然的对立关系,真的就是现实?或者说,这样的矛盾就需要用“双百”方针去书写?实际上,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政治的夹裹中,已经失去了自足性,那里有中央精神,有文件批示,有领导艺术,有组织工作,有资产阶级作风,有官僚主义,有不断喊出的人民,甚至有阶级斗争,或者流沙河的《草木篇》里,那些意象才保留着一点点的独立,白杨是“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藤是“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仙人掌是“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虽然是政治的隐喻,但是喊出的是文学的声音,而在这一簇“重放的鲜花”里,很难闻到属于文学的独特味道,甚至最后变成了“干预生活”的文学样式。但是把这个1979年的集结的文本当做一个样板的时候,“这故事还在发生……”的循环里,其实连不属于文学的味道也没有了,谁还能像黄佳英一样批评:“多少条清规戒律!报纸不是也应该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么?有人害怕,好像报纸一说话,群众就要出乱子。怕什么?谁可以像林震一样在区委常委会上给自己的领导提意见:“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鼠采取了容忍乃至于麻木的态度!”谁又能像黄家萍一样遭遇了不公,却写信寄给党中央宣传部,“党会给你真正的指示的!”

Tags: 重放的鲜花 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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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集

编号:S28·2010218·0556
作者:辛笛、陈敬容等九人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0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270页

“舞者为一个姿势/拼聚了一生的呼吸//”陈敬容在1947年《力的前奏》中这样描述心目中的“共同的黎明”,这也代表了九叶诗派共同的精神追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位诗人用诗歌表达民族的苦难,他们追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西方现代诗歌的意象,在当时诗坛上独树一帜。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合集出版。本书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种。
《九叶集》:而后才向世界展开

我想轻轻地
在尘封的镜上画一个“我”字
我想紫色的光杯
再触一次恋的口唇
但我怕
我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
      ——辛迪《门外》

不是1981年,是2000年,不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是作家出版社,当然,封面上也不是那一树九叶的设计,而是“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统一风格。当时间改变,当出版社变化,当风格被统一,这样一种文本是不是也是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了另一个我?或者选择另一种背景,当2001年2月购买的图书,在2018年年3月重新打开,是不是在尘封的时间里会有“顷刻碎为粉土”的担心?

2018年已经是冬末春初了,寒冬渐渐走向终结,一切仿佛透出生机和希望,在这样一个日趋温暖的时节,从书橱的某个角落里抽出这一本被压得死死的诗集,以缅怀或者重现的方式打开,掉落下来的是时间的灰尘,回溯而上,是2001年的消费,是2000年的版本,再将目光向前凝望,则跌进了上一个世纪的尘封故事,1981年对于我来说有些遥远了,而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纪年,它一定只写在历史的某个页码上。

“但在本书出版之前,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这九位诗人的作品一直未得共同结集成书。”这是写在扉页上的一句话,黑白,光滑,在合起来保存的地方,是不允许灰尘进入的,但是“一直未得共同结集成书”仿佛是和历史有关的叹息,连同袁可嘉在序言中说及已经离开人世的穆旦,似乎更增添了一种遗憾。毕竟,那些故事,那些人物,那些诗歌,是可能在时间中被封存的,甚至会缺席。但是那声音却还是会从时间的缝隙中传出来,隐隐听到的是辛迪诗中那“一声声是在诉说/人民的苦难无边”的布谷声,是杜运燮“为着撕人心肺的被窒息的呻吟声,他们来了!”的呐喊,是唐祈“卑鄙的政权,无数个良心却正在受它的宣判”的叱喝,是唐湜用雷火“烧焦这一个我,又烧焦那一个我”的重生之欲望,也是穆旦“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的质问。

这是整体的声音,“九叶诗派”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诗人群,当他们以《中国新诗》《诗创造》为诗歌阵地,当他们以融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现代诗歌为语言风格,当他们表现出沉静而严肃的诗意追求,当他们以反“国统”政治为自己的立场,他们所构建的整体性是反抗性的,而当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九人集结的《九叶集》或者只是这个整体声音中的一个侧面,甚至在各体的经历和艺术追求中,诗歌似乎也呈现出多样性。一个侧面,一个片段,当被纳入到整体性的诗歌派别,当被收入到一个诗歌集子,甚至最后被归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系列,是不是需要重新阅读、评判?是不是需要用时间的另一种目光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一个“我”字?

辛迪似乎就在那“门外”说着这句话的,当二十年“不曾寻见熟稔的环珮”,当“听不见眼的语言”,一个渴望“再触一次恋的口唇”的诗人,一定是焦虑的,甚至是害怕的,“我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因为在门外所怀想的这一切,很可能在门里面就是一种缺失。门里面应该有什么?门里面可能会有什么?站在门外一定会提出这两个问题,但是当在尘封的镜上画出一个“我”字,一定是对于自我的再次寻找。线索已经提及,只是那个“我”到底是什么模样?辛迪似乎可以回到二十年前所构筑的那种回忆里,那时是“案头历与我的书/一叶一叶揭过去”的阅读者,《识字以来》是“我从千字文三字经/学步的影子/发展到无量大的/N的多边形”的的文化浸润;那时是“粗犷勇敢而不失为良善”的水手少年,“咸风白雨闯到头/大年夜还是浪子回家”;那时甚至也是在月光下收获的刈禾女,“风与云/在我的镰刀之下/奔骤而来”……可是经历了什么,才使得“在麦浪里/我看不见自己”?我什么案头的书却无法让我“作一个悭吝的濯足者”?又为什么美丽的白花回响一个水泡泡,最后破了?

门外和门内,是被隔阂的两个世界,一个瞎在此处,一个在别处,一个在现在,一个在过去,一个可见,一个则是怀想,一个是我,另一个则是“我”。而其实,那个在门里的我应该是真实的,他并不是在镜上,并没有被尘封,相反,他是在挣扎,在深思,在寻找我之为我的命名。郑敏是《九叶集》里一直在思考生命意义的诗人,她在“自火的疼痛里/求得‘虔诚’的最后的安息”,她“在‘寂寞’的咬噬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在她看来,只有在风雪的狂暴中,在发怒的波浪上“不息地挣扎着”,才能在渺小、可笑、猥琐的情绪之外,看见“生命原本是一条滚滚的河流”。

这是生命至上的发现,是为了找到“这个肉体里有那个肉体,/这个灵魂内有那个灵魂”的混合生命,混合着肉体和肉体、灵魂和灵魂,混合着生和死,混合着开放和衰败,混合着灿烂和凋零,但最终的意义是在混合的过程中留下“生命的胚芽”。所以关于生命的感悟,郑敏是坚决向前的,是偏执而有力的,她在“地壳下忍受黑暗和压挤”沉默的数目中发现了“灵魂才能燃烧,吐出光和力”的激情,她在“寒冷的风,饥饿的雨,死亡的雷电里”的人力车夫身上发现了“永远地举起”的力量,她在“在人生里却忍受更冷酷的鞭策”的奔马中找到了“走完世间艰苦的道路”的隐忍,在《献给贝多芬》里,她说:“在苦痛的洪流里永不迷失方向。”在《树》里,她写道:“仿佛生长在永恒宁静的土地上。”在《春天》中,她说:“它的传出把冷硬的冬天土地穿透”,在《村落的早春》中,她知道:“每一个夜晚添多几面/绿色的希望的旗帜。”所以即使是一个人单独面对着世界,即使生命是寂寞的歌唱,那门里的世界也如雷诺阿的《少女画像》里写的一样:“瞧,一个灵魂先怎样紧紧地把自己闭锁,/而后才向世界展开。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炼自己,/为了就将向一片充满了取予的爱的天地走去。”

只有紧锁自己关在那寂寞的门里,才能向世界开放,而开放的世界不是他者,是我的一片天地。对于生命的颂歌也响在唐湜的诗歌里,那里原本也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但是唐湜所面对的是一个“骚动的城”:“呵,骚动的城,混乱的城/生活的犁拖着每个人的足步/向城市的腹心奔去”,所以当苦难变成一片雷火,是会“烧焦这一个我,又烧焦那一个我”,但是我之存在是不灭的,一个和那一个被烧焦,意味着“自己之外又幻影另一个自己”,而在这种重生般的感觉里,唐湜所抓住的是精神的信仰,是诗歌的力量,他把雪莱叫做“最纯真的诗人”,“我们要找你谈谈自己的心情/也听你说说你的故事里鹰的飞腾”;他把米尔顿叫做“诗人里的诗人”:“你就像那瞎眼的力士,你的参孙/要拿你的笔,你有力的凝思似弓弦/拉倒寻欢作乐的非利士人的宫殿”;他把巴尔扎克称作是“孤傲的风景”:“你的音乐是地层下纯白的喷泉/你人性的光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的年代/历史会洗净这一切大地的烟瘴/你的塑像将永远庄严如青翠的峰峦”;他在罗丹的艺术中感受生命之光:“是你给我们说/牺牲是壮烈的悲剧,为了爱/喷泉奔涌出透明的水珠/伞似的撒开一片奇异的光彩”……

郑敏和唐湜,似乎就在门里面构筑起关于生命,关于诗歌,关于信仰的内心世界,这是一道和“我”有关的内省式的风景,但是在这扇门并非是紧闭的,当现实冲击而来的时候,门总是容易被打开,所以对于门外的那个世界,那个尘封自我之外的现实,也必须有勇气去审视,去面对。唐祈看见的是社会的黑暗,那里是把话语当成难以改变的法律的郡王,“可怕的/欲念,像他满腮浓黑的胡须,/他是全城少女悲惨的命运”;那里有把“唱得忧愁”的美丽羌女“留下羊,驱逐人走”的官府命令;那里有着《女犯监狱》:“阴暗监狱的女犯们,/没有一点别的声响,/铁窗漏下几缕冰凉的月光;/她们都在长久地注视/死亡——/有比它更恐怖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悲苦的《挖煤工人》:“比地面更卑下,比泥土阴湿,/三百公尺的煤层,深藏着/比牲畜还赤裸的/夜一样污黑的一群男人”;那里是罪恶的《老妓女》:“听,淫欲喧哗地从身上/践踏:你——肉体的挥霍者啊,罪恶的/黑夜,你笑得像一朵罂粟花。”唐祈看见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光阴”,是“撒下一把针尖投向人们的海”的社会,是“饥饿/泛滥的河/撒下一把针尖投向人们的海”,是“无数个良心却正在受它的宣判”的卑鄙的政权,是“多么冷酷,充满罪恶的世界”。

唐祈看见的黑暗,而袁可嘉和穆旦看见的人是人类的苦难,那个等待南京“谣言”而活着的上海,到处是《难民》:“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深恨现实,你们缺乏必需的语言,/到死也说不明白这被人作弄的苦难。”而穆旦《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里看见了悲苦的命运:“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灰烬的遗留,/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锄头,牛轭,石磨,大车,/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国统区”的社会图景被诗人们绘制,辛迪看见的是麻木:“只要新生代的阿Q死不尽,/我总有一天要叫你死,叫你死。/我们要瞪着盘中你孤独的头颅,/哈哈笑出了我们的愤怒。(《阿Q答问》)”陈敬容看见的卑微:“当夜晚到来/多少窗上要亮起灯火/多少盛筵要在/机械的笑容下展开/多少人要回家去/一面叹着气/一面咽下可怜的晚餐(《冬日黄昏桥上》)”杜运燮看见的是混乱:“物价已是抗战的红人。/从前同我一样,用腿走,/现在不但有汽车,坐飞机,/还结识了不少要人,阔人,/他们都捧他,搂他,提拔他,/他的身体便如烟一般轻。(《追物价的人》”……

门外的悲苦、麻木、苦难、混乱,那些声音一定是被门内的“我”听见,而在这个听见的世界里,“我”该向何处而去?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选择,而当他们用诗歌作为武器来寻找自身的力量时,其实会发现那种个体和时代、生命和激情,向内和向外之间的矛盾和担忧,辛迪所说“怕一切会顷刻碎为粉土”,其实是怕自我变成一粒尘埃,在镜中再也无法书写那个“我”。是的,在这样的洪流中,个体的价值似乎只有在时代中才能体现出来,辛迪自问的答案是:“个体写不成历史/革命有诗的热情/生活比书更丰富(《一念》)”陈敬容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没有一棵草/敢自夸孤独/没有一个单音/成一句语言”,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个体,才能形成群像:“手臂和手臂/在夜里接连/一双双眼睛/望着明天(《群像》)”于是我需要变成我们:“残暴的文明,正在用虚伪和阴谋,/虐杀原始的人性,让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每一种蛻变/各自有不同的开始与完成。/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让我们出发,/在每一个抛弃了黑夜的早晨。(陈敬容《出发》)”;于是他终于变成了他们:“为着撕人心肺的被窒息的呻吟声,他们来了!/为着惨绝人寰的最底层的挣扎声,他们来了!/为着回响在无数街道和炕头的怒吼声,他们来了!/那就是冲破冰冻严寒的春雷欢呼声:他们来了!(杜运燮《雷》)”;于是有了另一个名字:人民:“人民的苦难无边/我们须奋起  须激斗/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制造大众的幸福/时至今日/我们须在苦难和死亡的废墟中站起(辛迪《布谷》)”于是看见了那一面旗子:“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穆旦《旗》)”于是诞生了英雄:“年近半百的人现在找到了家,/血丝和汗滴里发见新的奇迹,/征服了天和地,方称得上英雄。(杭运赫《拓荒》)”于是开始了战争:“你的满腔愤慨太激烈,/被压抑的语言太苦太多,/却想在一秒钟唱出所有战歌。(杜运燮《闪电》)”

那扇门被打开了,或许就是在铁屋子里关得太久太压抑了,或许因为外面的世界就是黑暗、苦难的呈现,所以诗人们在打开门的那一刻,表达着愤怒,释放着力量,渴望着行动,呼喊着希望,就如穆旦在《控诉》里说的那样:“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啊,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而当蕴藏着的力量迸发出来,无数的自我诞生出来,那就是一副群像,但是这种告别自我迷失的战斗,是不是就是诗歌的真正方向?这种随时献出自己的行动,是不是一种归宿?当喊口号的声音覆盖了属于生命、信仰意义上的思考和挣扎,是不是反而是名一种迷失?

门打开了,当目光终于朝向更广阔的天地,其实那里面已经空空如也,而这更像是一种断裂,彷徨者有之,痛苦者有之,思考者有之,似乎他们也被推向了门外,而这种空落的感觉就如陈敬容所说的“划分”:“在熟悉的事物面前/突然感到的陌生/将宇宙和我们/断然地划分”,在这样断裂地划分里,我又在哪里?甚至当这样激烈的呼喊声停歇,那个时代是不是反而会变成尘封的镜子?四十年代之后?1981年之后,甚至2000年之后,在成为历史文本的诗歌里,还能感受到什么?碎成粉土的世界里只留下新的寂寞,“呼喊落在虚空的沙漠里/你像是打了自己一记空拳(辛迪《寂寞所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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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

编号:C38·2010218·0555
作者:(法)罗伯·葛里叶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999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50元
页数:251页

作为法国新小说的主将,罗伯·葛里叶把小说建立在人们阅读的非经验基础上,他把一切传统的叙事原则进行了颠覆,在迷宫中让你找到快感,而理解他的不确定就是忘记文字,忘记情节,等我们掩卷时,就会像A一样发现有些东西我们的确经历过。


《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第四面就是那盏灯

A:不,不,我只请您等一等。明年,在这儿,同一天,同一个时辰……我将跟您走,您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X:为什么还要等呢?
       ——《去年在马里安巴》

对话在同一个夜间花园,却在不同的地点:他们靠在一条高出平地许多的石栏杆上,“石栏杆明显地断残,附近还有一个破碎的塑像,行吗?”这是一个问题,它被包含在一个完整的括号里,其实是远离花园,远离栏杆,远离A和X的,像是脱离电影小说的问题,但是这是谁的问题?谁又将来回答?这是电影小说的问题,这是阿兰·罗伯·葛里叶的问题,而回答的人是电影的作者,也可能是电影的观众,但一定和A或者X无关——即使A裹着黑色长披肩,即使X带有一点轻蔑的神情,即使A六神无主地说出明年在这儿等,即使X又以新的问题来质疑没有出现的等待,但是在电影小说里,他们都是人物,被安排的人物,被叙述的人物。

“这个事情发生一年了……我等了您一年……您也等了我一年……”这是X的声音,所以一年和另一年,等待和另一种等待,都是一件“事情”,种种的花园和栏杆布景,种种的男人和女人对话,种种的问题和回答,其实都变成了“事情”,变成了叙事。所以,去年和今年,过去和现在,以及今年和明年,现实和回忆,都在叙事的意义上被一一展开,它就是在发生的现在,就是无法重置的时间。

那么就让所有的可能都回归到叙事意义上。2016年2月4日,星期四,这是今天,在今天,我用了早上和中午两个时间段,看完了阿伦·雷乃导演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今天,我延续了昨天的阅读进程,读完了阿兰·罗伯·葛里叶的作品《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在今天,是电影,在今天,是小说,仿佛已谋划已久,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必须在今天相遇,是的,小说或者是1961年出版的小说,电影或者是1961年上映的电影,小说或者是2001年购买的小说,电影或者是2015年收藏的电影,甚至,小说是2015年1月31日翻开了第一页,甚至和《嫉妒》合编在同一册。但是在今天,它们相遇,不是选择性相遇,不是谋划性相遇,却一起来到了“去年”,一起走进马里安巴,一起在这里回忆过去,一起在这里等待明年。

但是,相遇仅仅和名字有关,A或者X,花园或者栏杆,走廊或者水池,男人或者女人,但是它们却是两种文本,一部电影,一部小说,一个的作者叫阿伦·雷乃,另一个的作者叫阿兰·罗伯·葛里叶,一个是93分钟的电影,一个是251页的小说,一个叫马里昂巴德,一个叫马里安巴——除了命名的不同,一个是电影语言,一个是书面语言,一个是影像,一个是文字,一个会让你看见什么是A的微笑和优雅什么是X的祈求和不安,一个会让你想象什么是温柔什么是停顿什么是等待——即使有着“反打镜头”、“突然出现一个短暂的镜头”的说明,它也只在文字内部导演一个场景,只在想象世界里呈现一个现场。所谓相遇,不是重逢,是错失,所以当葛里叶用文字说:“银幕不是眺望世界的窗口,银幕就是世界”,指的是电影的无限性,“这里只有一个时间,即没有叙事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的影片时间”,指的是电影的即时性,“这部影片中没有叙事,不是讲述发生在一年中的故事,它不过是一部影片”,指的是电影的扩展性,“他们走出了画面,他们就不存在了”,指的是电影的现在时,可是为什么用文字来解读影片?如果像我一样,在一个人的办公室打开收藏的电影,像我一样在早上播映之后又在中午继续,像我一样在今天看完之后有向前倒回去重复观望,或者像我一样从电影和小说中出来进入到叙事层面,是不是意味着葛里叶关于电影的阐述只是局限在观众无法控制的影院?是不是意味着“去年在马里安巴”永远无法回到现实的意义上?

“那么,归根结底这些图像是什么?这是一些想象。某个想象,如果是相当丰富的话,那么一定是现时的。”如果是现时的,就不会有去年,不会有马里安巴,不会有A和X,只有93分钟的电影,只有251页的小说,只有在今天看见它们相遇的我。像是一个互文的游戏,只有相遇才能知道谁会赢谁会输,谁提出问题谁来回答,葛里叶是设置了一个游戏,这是两人游戏,牌数的分布是这样的:七张、五张、三张、一张,玩者轮流捡牌,捡的数量不限,但每次只许在一排里捡,谁捡最后一张为输。X和M,用扑克捡,用木片捡,最后A甚至用去年拍摄的照片捡,而X似乎总是输,最后一张牌几乎必然性地被他拿在手里。所以,当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和小说《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在今天相遇了,我就把游戏从文本里拿出来,和小五一起做这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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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语言

编号:B52·2010218·0554
作者:周裕锴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2.50元
页数:407页

理解禅宗是不是要以语言为突破口,在标榜“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为观点的禅宗,语言变成了误入歧途的通道,你可以顺着这个通道走下去,但没有终点。本书细致地分析了禅宗语言的特色,并从禅宗发展中研究语言的嬗变,从如来禅、祖师禅到分灯禅、公案禅、文字禅,禅宗语言其实一直在宗门语默中表达自己。

Tags: 禅宗语言 禅宗 佛教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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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编号:B81·2010218·0553
作者:汪民安等  主编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0年11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
页数:459页

后现代性是以反乌托邦的形势构筑乌托邦,对西方的形式主义、本质主义、总体性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它动摇了主体、理性、真理、语言、历史的概念和判断。本书编者的出发点是给国内关于后现代性的争议提供文本证据,他们选辑了福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的文章,以期提供清晰的可能。

Tags: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后现代性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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