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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编号:H49·2040130·0695
作者:(加)谢少波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74页

谢少波(Shaob.Xie1954-),生于中国湖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毕业,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主讲批评理论。谢少波是在北美新崛起的华裔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是其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弗·詹姆逊的闸释理论,将詹姆逊置放在一个广阔的理论语境中,使其同德里达、德曼、弗莱等人展开广泛的对话。同时,本书还着重探讨了詹姆逊和毛主义的理论渊源,詹姆逊对鲁迅的解读及其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理论得失,在此,历史,意识形态,乌托邦欲望和对后现代主义的抵制成为本书的讨论主题。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永远历史化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尽管陷于总体化的种种困境,但仍是超越语言瞬间的一种理论,可以有所折扣地视其为能够取代其他一切当代共时理论的一个象征,这也是我们赞扬这种理论的真正意义。
    ——《结论》

当德里达用解构主义书写文本,“符号的嬉戏”是不是反而在“踪迹-结构”中将历史变成了一种断裂的“历史瞬间”?当德曼把语言无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终极所指的时候,“意识形态是历史”的结论下,主体又在何处?当弗莱用乌托邦文化的拯救功能,试图将人类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关于历史的观念框架是不是还是一种僵化?而当詹姆逊用历史主义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当谢少波用“抵抗的文化政治学”来解读詹姆逊的理论,所谓的总体化到底在哪个历史中现身?如何在“超越语言瞬间”的共时中寻找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历史救赎?

一种对“文本之文本”的解读,就像后来者对于“历史之历史”的解读一样,都是在某种“语言瞬间”的断裂中期望看见那个总体化的历史,詹姆逊对于马克思主义,谢少波对于詹姆逊,或者还有打开这本书的读者对于谢少波,似乎早已经落入了德里达所说的“踪迹-结构”中,是在场的也是不在场的,是在语言之中的又是在语言之外的,甚至这种有着某种序列式的解读也落入了不可再现的“缺场的原因”的历史之中,最后或者还是一样陷入詹姆逊的困境:“詹姆逊以绝对历史的名义读和写,正如后结构主义者以绝对差异的名义读和写一样。但是,作为概念的历史和作为文本操作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

绝对的历史,是不是就是超越语言的瞬间建立的一种共时性的历史?是不是就是可以调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绝对乌托邦?是不是可以把破碎的后现代的现在与其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当詹姆逊喊出“永远历史化”这句经典口号的时候,历史到底是怎样一个玩意?它是不是反而以同一性取代了差异性,甚至取消了延异?而作为概念的历史和作为文本的历史,甚至作为历史的历史,到底有什么不同?谢少波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历史主义”,并将其看成是对于共时理论的一种探索,而其实践意义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运用,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詹姆逊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重又发起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的。”

一个历史关头,显然是历时性意义下的历史,当美国和西欧的物质财富重新创造了神话,当马尔库塞的“压抑性满足”不断实现,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派逐渐衰落,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没有得到根本的化解,西方世界又转向了非马克思化的路线。如果这些还是客观形势下的困境,那么当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所说的阶级结构在消费社会里已不复存在,交互式的意识形态霸权代替了统治阶级的武力,一切的历史已经逃逸出了马克思当初的预见。这本身就构成了新的历史阶段,本身就变成了某一个时间瞬间,当詹姆逊建立了他横扫一切的格言“永远历史化”,就是要在历史化中将概念思维和“缺场的原因”的历史关联起来,就是要将历史渗透到具体的现实里,并依据社会政治生活重新思考差异。这是动态的,辩证的历史,谢少波将其归结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要将马克思主义重新纳入历史的范畴里考察,而在推向核心源头的重构中,他所反对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詹姆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交流的目的是要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

重建是为了历史的历史化,而在谢少波看来,这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思想就是一种“理论的物化”,只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中才能让历史进入到有机范畴,才能在以“历史性和主体的危机以及批评距离的消失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空间里”重新开展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语言的瞬间已经变成了历史总体化的牢笼,只有建构反霸权式的文化理论,在政治无意识中才能建立生产方式或社会联合体的概念,才能在异质的复杂社会生活中重塑整体。对象是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谢少波很明确地将詹姆逊的对话者锁定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在他看来,后结构主义本身就是普遍危机下的产物,他们通过“符号的嬉戏”,建立了绝对化的差异的主符码,他们利用符号语义的不确定无情地消解诸如真理、意义、本原、秩序、自我和历史等“理所当然的观念”,在抨击社会习俗和制度过程中解放了差异和话语——谢少波在詹姆逊和他们的对话中既看到了共同点,又发现了相异之处,而那些相异之处为詹姆逊的历史主义创造了条件,为他的总体化历史寻找到了超越历史的契机。

尤其在詹姆逊和德里达之间,这种共同点尤为明显,甚至在谢少波看来,詹姆逊和德里达站在同样的历史时刻,那就是:“社会经济上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点、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特点、认识上以后结构主义为特点”,他们一样无法超越这个历史时刻,也一样具有某种同一性。但是这种历史时刻本身就是历时性时刻,即使德里达的语言异延和詹姆逊的历史异延在方法论上有着一致性,但是在概念本质上却有着差异性。谢少波认为,在德里达的体系里,异延就是语言可能的嬉戏,是既不在场也不缺席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此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地方行使权威”,所以当德里达用书写来显示差异的时候,就既是差异的一个踪迹,又是在书写它本身,所以谢少波认为,德里达的“踪迹-结构”指的是“一个不可追溯的过去,和一个永远延宕的未来,断言自身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瞬间之内”。

正是这种异延的“踪迹-结构”,使得历史成为一个“语言的瞬间”,它分界了语言的同一性,在运动不止中产生了差异性,“符号的每一瞬间对于那个不可追溯的整体是一个否定瞬间”,而通过压抑过去和未来而成为自身瞬间的过程中,符号也通过“他者”获得了同一性。所以在詹姆逊看来,德里达的这一观念其实就是一种“已经给定了”的观念,强调“现在或意识的似是而非的结构,总是已经在位置上、在环境之中,总是在时间和存在上先于自身”,甚至具有了拉康所指的“象征秩序”,这无疑是他者建造的“语言的牢笼”。

无疑,在詹姆逊看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消解了逻各斯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并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交换理论置换成了符号的隐喻,但是当结构先于自身的意义上,它依然建立了中心,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所以詹姆逊要对历史的瞬间进行解构,要破坏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他将德里达的异延转换成文学研究,“将其转换到对文本和文类的微观结构研究上来”,而他最重要的理论起点就是:回归黑格尔辩证法。他抛弃了德里达把语言看成是终极所指或难以逾越的阐释视界,而认为是“所指的终极基础”,是一种基础结构或社会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她重写了“历史”:“对詹姆逊来说,固守历史就等于超越了语言的瞬间,就等于把意识形态批评中作为否定的批评标准的异延历史化了。”

超越语言的瞬间,就是超越语言的历史,就会进行历时的总体化,从而使思维获得解放和自由。这是詹姆逊和解构主义者德里达之间关于异延和历史的对话,他在历史的矛盾中发掘了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在作为不可再现的“缺场的原因”的历史和作为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想象叙述的历史之间的张力,“在他的重构瞬间,‘历史’则与总体化叙述共存。”而其实这个总体化的历史在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它具有一种实用主义功能,那就是作用于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上,詹姆逊和另一个解构主义者德曼之间的对话中,则在讽喻中,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类精神的基本功能”。

后现代对讽喻的推崇无疑要追溯到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把讽喻作为“我们自己现实生活的特殊模式,是对从一瞬间到另一瞬间的意义的拙劣破译,是为重新恢复异质的、分离的瞬间的连续性而进行的痛苦尝试”,讽喻标志着起源、中心、内在意义或自治主体等概念的结束,也就是说,主体可以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德曼看来,讽喻拒斥世界与经验、符号与所指、思想与形式之间的乌托邦统一,“讽喻的符号指涉在它之前的另一个符号。因此,讽喻符号所构成的意义只能包括在它永远不能与之共存的前一个符号的重复之中,因为这个先前符号的本质就是其纯粹的先在性”。这是一种无意识,但是当语言指定了意识形态模式,当隐喻将主体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一个悖论是,意识形态的真正主体到底在哪?“在不涉及主体问题的情况下何以能够解读意识形态?”

其实在德曼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错误,意识形态是柏拉图式的构造,意识形态是历史,所以詹姆逊很明显是要把意识形态重新放在叙述的地位,甚至要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人类精神的基本功能,这里隐含的线索是,只要有隐喻,就有意识形态,或者说,人类的意识或认识必然要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构成性关系,它甚至是需要内化为一种结构,从而为总体化的历史服务。很明显,当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一切最强烈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包括独一无二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式,以及同样的对抗和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式,在其本性上都是乌托邦式的。”他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就是为他的绝对乌托邦开辟道路,而这个历史的乌托邦欲望就明显和弗莱具有承接关系。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把文学构想看成是一种自足的存在物,“它不再对生活和现实做出评判,而是将生活和现实包容进一个词语关系的体系里”,而这个体系就是一张乌托邦,弗莱就是要用乌托邦的拯救功能将人类从“历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谢少波认为詹姆逊是在“对弗莱的礼赞”中挪用里他的欲望概念,并将欲望“嵌入历史”,以达到欲望满足的“曼斯”状态。把弗莱的乌托邦理论从政治带回文学,并赋予了辩证思考的特性,“使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从社会转到文学领域,使其在历史和文本间思考。”詹姆逊抓住了文化和历史中的乌托邦幻想,在谢少波看来,他就是从两个文本来考察这种乌托邦幻想,并期望重建一种总体化的历史,一种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毛主义”,另一种则是反应黑格尔主奴思想的鲁迅式抨击。

谢少波认为,詹姆逊身上有一种“毛情结”,“它指的是詹姆逊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深蒂固的赞慕,也指的是经由阿尔都塞而达至詹姆逊的毛的复杂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观。”他认为,毛主义“在60年代所有重要而崭新的意识形态中最为丰富”,毛的实践证明了“真正的群众民主”如何从打碎古老的封建和村落结构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毛主义破除了西方现代主义语法的反霸权议程,使得国家恢复活力,在修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模式的情况下,“更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欲望”。正是这种革命实践,使得詹姆逊清晰界定了乌托邦的“反霸权特征”,当异质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变成一种总体,是不是在容纳一种“非同时性的同时性”上书写了历史的总体?而谢少波认为,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对中国人而言,恢复毛的部分乌托邦作为他们当前反文化霸权斗争的政治议程,似乎是极其相关和必然的,如果30年前开始的第三世界主义激发了第一世界的60年代的新政治文化模式,今天,中国的90年代将不得不学习詹姆逊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模式。”

“30年前开始的第三世界主义”或者正是指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式的反霸权,詹姆逊把鲁迅看成是最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讽喻作品再现了“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以鲁迅为起点,詹姆逊提出了一个总体化主张,认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无论怎样都始终是政治的知识分子”。第三世界是一种总体化,当鲁迅式的抨击对准当时的权力关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实践着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詹姆逊证实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把重点放在第三世界文化的认识优越性上,从而断言第三世界主义是抨击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国际立足点。”谢少波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着眼,肯定了詹姆逊的主张,“詹姆逊的正确性在于,黑格尔提出的主奴关系对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对峙、或臣属第三世界主义与霸权后现代主义之间在文化上的对峙都是真实的。”

但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抵制中,他却指出了詹姆逊总体观中的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第二世界的缺席:

如果弗朗茨·法农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模式真实地体现了詹姆逊所认为的当代全球政治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来安置“第二世界”呢?仅就三个世界理论的特别正当性来说,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以来第二世界是否仍然存在?就生产方式来说,以前的第二世界尽管落后于第一世界一个阶段,但显然超过第三世界一个阶段,但西方资本现在还没有渗透到中间地带吗?

并不仅仅是“第二世界”的缺席,而是詹姆逊的总体性本身就只是在解构零一种总体性,而没有真正运用总体性,甚至还只是一种绝对的乌托邦,在此意义上建立的“绝对的历史”就无法真正历史化,也无法在瞬间之外形成总体,但是谢少波认为,詹姆逊提出了葛兰西式的反霸权理论,提出了鲁迅式的激进文化政治,无疑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而在谢少波看来,“詹姆逊把包括德里达、德曼、弗莱、毛和阿尔都塞在内的共时思想家综合在他的辩证历史主义之中”,就是一种总体性思维,无疑他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提供与人类的终极解放相一致的各种局部反霸权规划”,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符号的嬉戏变成了性爱的政治,即使绝对乌托邦还是一种乌托邦,但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语言瞬间”的超越中,詹姆逊为历史的“共时理论”提供了继续书写的线索,永远历史化——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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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徽

编号:C41·2040130·0694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75页

《家徽》是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集中的一册,收入了其长篇小说《家徽》。孤独的发明家雁金八郎研制一种新酱油的过程中,山下的儿子久内娶了与雁金已私定终身的敦子为妻……这部作品与《寝园》都是以“第四人称”讲述的。作者认为,要更深入地描写或挖掘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自我意识,三个人称已经不够,于是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
《家徽》: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

他穿过这片豪宅时心中暗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依靠生产或贩卖他人的发明品而暴富的。世上万物,除了自然存在的以外,都是由某人发明而产生的。
    ——《家徽续篇》

年近四十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归宿,自己苦心付出的酱油发明专利又一次次胎死腹中,对于雁金八郎来说,人生或者就是寂寞潦倒,只是当他再次走上大街的时候,西装口袋里依然装着两个小坛子,“衣袋里的东西很轻,只要沿着海边大道前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长年从事研究的沙丁鱼群。”这是被人忽视的发明,却也是自己毕生的心血,只有带在身上,只有陪伴左右,才能让自己有某种存在感,甚至有成就感,像沙丁鱼群,总是成为自我生命的一种写照。

像是逃离,但是是带着一生最爱的东西逃离——雁金离开的是“社会上最成功的事业家门的聚居地”,离开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别墅区,其实也是离开某种家徽荣誉的象征,一种割裂其实就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他是一个发明者,但是却处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生产或贩卖发明的人却成为暴富的人,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不再是个体间物品的转移,而是从脑力劳动转移到资本市场,那暴富的手背后是操控市场的人,这便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违反了神的旨意,因而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

而雁金的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开感情的那个漩涡,夜宿在久内家里,对于雁金来说,一定会涌现出复杂的感情:因为久内的妻子敦子曾经是自己的未婚妻,甚至在离开之后两个人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是即使敦子之后嫁给了久内,他们的婚姻也并没有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久内和初子保持的情人关系,初子和雁金曾经的恋人关系,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复杂的纠葛之中,即使久内和敦子经历了冷战和争吵,也重新开始相互体谅,但是当雁金夜宿家里,那种涟漪似乎又被荡漾开了,和久内夫妻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于雁金来说,是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一个是旧情人却也是最被信赖的人,他所面对的不是现实的尴尬,而是对可能结局的悲观:“他想,倘若自己与敦子的婚约真的付诸实行的话,那么现在每天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自己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两个人无疑会成为一对最为悲惨的夫妻。”

而对于久内和敦子呢?似乎也一样不是在感情上的所谓的嫉妒和无奈,久内处在一种自责当中,不仅是自己作为博士的父亲和研究所所长多多罗的设计陷害使得雁金的发明遭遇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是自己要和雁金一比高下的好胜心才使得两个人陷入某种僵局,甚至在感情上,和敦子、和初子之间总是有某种角力的成分,而当看到雁金潦倒的时候,久内的一个奇怪想法是:“这两个人真的有过婚约吗?”一个是穿着又脏又皱的外套,一个是亭亭玉立的妻子,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相配的婚约,而初子,当初和敦子一样,是家产超过二百万圆的富家小姐,她们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空有名门、小雪都没毕业的雁金而发生争夺战?所谓天壤之别,也是一种割裂,而对于久内来说,内心的浮想还在于自己也曾与这两个女子有过不解之缘。

而在这个屋檐下的敦子呢?当初是自己离开了雁金,取消了婚约,之后又与久内结婚却走向了分居,最后能够相互体谅走到了一起,但是面对雁金,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嫉妒、怨恨、焦急等这些伴随着爱情的复杂心情早已远离敦子,她之所以能接受这些,恐怕是为了填补空虚的内心吧。”空虚的内心所填充的早就没有了爱情。如此,不管是雁金,还是久内、敦子,所谓的爱情都已消弭,他们在一起,除了遗憾、无奈、嘲笑、空虚,还剩下什么?甚至在没有了爱的世界里,他们的关系早就退化成简单的合作,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人在社会上存在最表象的一部分。

仿佛就是那一群沙丁鱼,被捕捞,被加工,在牺牲了自己的同时,却也让别人成为了富翁,让别人住在了豪宅区,让别人享受幸福,而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不是在他们的身份转变中就已经注定?敦子和初子曾经是富家小姐,久内是名噪一时的博士之子,他们本来就是富人,本来就应追逐享乐生活,但是当家族遭遇破产,当父辈遭受争议,他们自己反而陷入在泥潭中,甚至难以自拔。而雁金更是一种典型,“家族代代勤王为荣”,这便是所谓的“家徽”的荣誉,但是这个家徽一样是表象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先传下来的家徽荣誉变成了现实的讽刺,小学没毕业成为雁金最现实的处境,所以在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走上发明创造的的道路,研发新的酱油成为他一生的付出,的确,他以自己的天才完成了发明,并引起了业内的反响,但是在阴谋论中,无论是研究所工作还是自己搞研发,最后终是无法逃离那一套规则,终是成为他们暴富的牺牲品,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可以说雁金其后的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这句话似乎点出了雁金陷于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体的争强好胜,不仅仅是内心燃起强烈的希望,而是整整一代人的疯狂和无奈,“世人的蔑视”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蔑视中迷失自我?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家徽的荣誉属于过去,而这个过去无疑也成为一种包袱,当人被丢掉了一切而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荣誉甚至变成了阴影,正是在这个阴影里,蔑视出现了,那种无法看见你成功的人一定会以蔑视的目光审视你,嘲讽你,所以愈发要激起斗志,也愈发陷入到割裂现实的困境中,长久以往,便像是一种牺牲品,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在“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中,雁金、久内,甚至敦子、初子,在被摘掉了头顶那桂冠的同时,已经看不清自己应该的定位,从而也失去了一个时代最积极的相应。

发明创造是向着那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前行,薯类生产酱油,鱼干生产酱油,这是创新,这是革命,从资金,从材料,从智力,雁金都投入其中,“雄心勃勃的雁金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次机会,同时也开始了他冒险的旅程。”所谓苦心旨意便是要告别这个被蔑视的时代,但是在努力告别蔑视的过程中,新的蔑视产生了,当发明成功,当报纸把他捧上天,他也依然无法逃离计谋,逃离资本的控制,“雁金只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对于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一窍不通。”最后终于在研究所多多罗的计策中身无分文,还陷入了长久的专利战争。与发明一样,对于感情,雁金也在不被蔑视的争强好胜中,“是的,我奶奶去年去世了。要不是为了怕我奶奶操心,当初我就跟初子结婚了。与敦子相比,我更喜欢初子,如今,我愈发对她放心不下了。”是因为奶奶,才在感情中陷入两难,而“奶奶”无非代表着一种“家徽”,它是压在雁金身上的另一个负担,所以最后既无法和敦子结婚,也无法和初子走在一起——因为自己专利的事,雁金错过了和初子和好谈论结婚的事,这仿佛也是一种暗示:为了旧有的家徽而错失,为了新的荣誉而迷失。

而久内也难以逃脱这一种束缚,和敦子结婚又和初子来往,同样是名门之后,久内仿佛是游手好闲的一代,而初子则是家族破产的第二代,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是在去除“蔑视”:“看样子久内仿佛是在下意识地与初子赛跑,看谁往下滑得快,他无由地疯狂欢呼,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十分怪异。”那一句“没等初子家破产,我这儿倒要先走一步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而久内对于雁金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对于他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敬仰,当他终于自谋出路时,满溢着对雁金的感谢:“我是个不肖的儿子,至今一事无无成,现在能够使父亲不再为我操心,也皆得益于雁金先生美德的感化,我对他怀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激之情。我也讲不好,就是代父亲说几句话。”甚至在交往过程中,雁金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人,两个人仿佛都在理想的路上奔跑,“啊,雁金这个人是堂吉诃德,而我就是桑丘·潘沙。”

但是,这无非是另一种虚妄,久内对善作说:“我从他的身上受益匪浅。我从现在开始拥有爱情和正义这类高尚的东西。我将渐渐地恢复自我,你现在还远不是你自己。”是雁金唤醒了他内心高尚的东西,而这些高尚的东西成为回复自我的象征,便是告别蔑视重新回到“家徽”荣誉的轨道上。所以久内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被人蔑视,所以即使雁金是自己的敌人,他也能从敌人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意义,这便是他所命名的自由:“正因为是敌人,他的行为才清楚地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表面上,我一直是输给雁金的,其实最终我还是赢了。”而最终他想让自己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控制,就像他看的那本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书:“人类的幸福逐渐变小了,但是这种事于我无关紧要,因为鹫诞生了。我已不爱人类了,我开始爱的是以人类为食维持生存的鹫。由此,我宣布无历史的人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的历史毫无疑问就是鹫的历史。”

对人类历史的重新命名,就是用鹫取代人,就是用争夺取代自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罗和父亲设计陷害雁金,何尝不是普罗米修斯的那只食人的鹫?和敦子分居是为了寻求自由,见到多多罗的女儿又想起了初子,是不是又是那只渴望控制人的鹫又复活了?以及做了保险销售员拉善作进来使他成为牺牲品,“为达到目的,久内狠下心肠,决心先拿善作开刀,他选中善作的另一个理由是,怨恨善作不久就要夺走初子。久内突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自己能够发挥全部力量的场所,而且与金钱毫无关系。”如此,“家徽”不仅没能从他的骨子里被去除,而且一直处在这样一种阴影下,当用不同的计谋试图消除那种被蔑视的感觉,其实反而加重了被蔑视的体验感,“随着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久内迎来了春天。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所谓心灵上的痛苦超过赚钱的辛苦指的就是这种工作吧。”

雁金活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只不过他将其转化为对于发明的自觉行为,久内也处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他则是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困境的制造者,而当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审视三个人以及更多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的感觉根本没有改变,甚至变成了新的轮回,只是,在《家徽》之后,在《家徽续篇》之后,这个循环并没有走上终结,当雁金离开久内的家,离开那个富人居住区,小坛子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东西,而沙丁鱼的自喻将他又推向了蔑视而努力,努力却再被蔑视的未来中。作者最后的附言是:“我计划将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最后归纳成一部单行本。此次只作为第一部告一个段落。”

第一部告一段落,这是未完的结局,雁金会走向何方,久内会如何生活,都是未解的迷,而其实这个未知的世界没有多少悬念,因为所有的路都已被预设,甚至一直在发生着,就像家徽,“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只是一种轮流,而对于这一现实,有一个人却在俯视着,那就是横光利一笔下那个特殊的“我”。从一开始,我是和雁金在一起的故事人物,甚至雁金追逐着敦子的车辆,我就是目击者;之后,我去找善作,知道了敦子和雁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之后,我在银座看到了久内和初子在一起,于是我又变成了旁观者;后来我又读到了久内给我他写的稿子,在文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种私生活小说展现在我面前,我则成了阅读者,“在这篇小说里,若从雁金与久内聚餐那晚回去的描写中抽出一小部分就更精彩了,我决定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动,当然,文中雁金、敦子、久内及初子用的都是化名,为防止产生混乱,我自做主张打算把这些名字都换成真名。”之后,我又听说了雁金和研究所多多罗之间的关系,听说了雁金成功发明了新的酱油,还读到雁金那天晚上写的公开信的草稿,这一切也将我变成了听说者;只有也遇见了久内,也收到了雁金的论文……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称,既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其中的人物,也通过不同的线索讲述着故事推动故事的发展,而在整个故事里,我其实也可以被抽去,而成为全知全能的人,但是在个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时候,我又退了出去,成为无主观的存在,失去自己的判断——如此,“我”便是所谓的“第四人称”——在你我他组成的传统人称之外,第四人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小说也脱离了传统,而这个复杂、多元的“我”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离开单一的现实,离开既定的命运,离开家徽的循环,而进入到一种未明的时代状态中?

Tags: 家徽 横光利一 日本文学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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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马车曲

编号:C41·2040130·0693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56页

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作品集,内收《蝇》、《头与腹》、《太阳》、《宝贝儿》、《播种幸福》、《春天的马车曲》、《花园的思考》、《恶魔》等21篇中、短篇小说。横光利一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旗手,他率先在《太阳》、《蝇》、《头与腹》、《春天的马车曲》等中短篇小说中使用新的感觉和新的文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他一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新感觉主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横光利一就没有日本的新感觉主义。


《春天的马车曲》:刹那间,苍蝇飞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发现所谓我的存在与活的时候相比,倒是死的时候倒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眼见的虱》

春而勃发,是生命的一个轮回,在被唤醒的季节和生命状态中,活着并不仅仅是可以遇见,可以看见,甚至并不意味着可以虚构,可以假想,存在和活着是那一篇《眼见的虱》,而死变成有用的东西却是另一篇的《一只活虱》,比喻和自拟,在文本之外,在虚构之外,或许接触到了生命之外那种模糊的存在,那种残酷的暧昧,而被感觉到的“一丝古典之美”仿佛成了这个社会“不断酝酿着怎样美好的转变”。

我的存活总之如一只小小的昆虫的状态,被风从这一处吹到另一处,没有归宿,没有安定,却也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惬意的避暑”,飘荡在这个无人认识的社会里,我的存在或许就是在纯自我的生物状态中,所以即使H的眼神中有那种正在寻找爱情的渴望,关于未来的社会和爱情,在我看来,似乎也只是被垂下的广告牌碰了脑袋,或者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他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构筑一种假象的活法,而作为生物存在的状态,我实际上不管是和H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和女演员S,还是和死在O桥上的乞丐,都不一样,他们的活法和死法,似乎都在一种不被自我观察到的层面上,或者从来没有认识到自我的可能性,而我作为一只小小的昆虫,最先看见的是一个无用的存活,他们在我的外面,在“惬意的避暑”的外面,以假眼的方式回应生活。

但是站在旁观者的自我,又如何逃避得掉那扑面而来的死亡?我成为某大学的尸体管理员,面对着各种尸体,就是面对各种丧失了观察、丧失了自我的生命形体,他们被浸泡,被当成标本,甚至被解剖,而成为无用的生物,就像死在O桥上的乞丐,甚至不知道尸体所在地面属于哪一个区管辖,而对于尸体的最直接反应是,谁应该出面处理,谁应该富有责任。而我管理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激活尸体的意义,“一具尸体会充分养育那些围绕着团团转的未来医师的,它强过任何一种养分。不久之后,他们就将拯救世上的病人。”以及可以成为实验对象,研究起作为人存在和死去的一种标本。

“我开始练习把人看成是一条条的鳕鱼。”这是将我从一只小小的昆虫变成一个旁观存在的尸体管理员的转变,在这个转变里,我寄生在尸体上而成为“一只活虱”,而当遇见与我分手的妻子辰子的时候,那种活虱的感觉越发不可改变,一个偶遇的女人,一个生病的女人,甚至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是活着,却在社会的伦理道理之外死去。而在这种死去里,对于我来说,却远非对于一具尸体那样简单而直接,也远非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者那样独立,因为我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也爱着她。相遇像是一次激活,但是并非是要将一切逝去的感情重新找回来,那只是H一样年轻人所虚构的现实,而我的矛盾就在如何在生与死,在灵魂与肉体,在旁观和进入中寻找一条“有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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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

编号:C28·2040130·0692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08页

“时代三部曲”之一。这是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白银时代》:向死而生的时代寓言

这是一本永远带着运动特性的小说,从横向空间来看,对它的阅读横跨浙江、福建两省,途径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地,又原路折回,南来北往,辗转浙闽,对于208页的这本小说来说,够得上长途奔袭。但是对于空间距离来说,永远是阅读者的体验,书页只是粗糙的纸张的组合,文字错落,甚至有一点标点排版的细微差错,却并无任何因距离而产生的损失。但是一本小说的运动,在空间之外,还有时间。而这才是最关键的,是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时代,历史创造了一个时代。

我必须坦白,这是一本存放在书橱里长达七年的书,2004年的那个冬天,10.00元的单价让王小波符号进入我的视野,但都是一些虚拟的阅读,买了视作是自己拥有了,所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白银时代”未曾远去,它就在狭小的书房间里,那年,王小波逝世已经七年了,都是七年,这是一个巧合,七和七之间是多么不同,一个是死亡的时间,一个是诞生的时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就像在《未来世界》里所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而“我的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这是一个王小波式的时间循环,所以我会被认为是另一个“舅舅”。在七年之后,我也把《白银时代》当成是新的文本——像从来没有存放于我的书橱过。我现在在动车的车厢里打开,看到《白银时代》的第一句话: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谜语出现了:世界是银子的,前面的定语是:将来。这是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寓言,关于银子,关于银色,关于白银。两个舅舅,一个是患上心脏病的小说家,那是2020年;一个是没有执照的画家,那是2015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舅舅们并没有在未来世界里寻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反而在世界的荒诞中遗失了自己最原始的身份。“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有发表。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比人不同的是,他总是忙些正事。“一个是心脏病患者,一个是外斜视,身体的疾病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丧失了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荒诞的现实中他们甚至只能依靠肉体的错误来拯救自己身份的缺失。但其实,这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写未来就是为了寻找历史,未来和历史都可以远离现实,远离现在,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猜谜。

于是有了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而对于史料,则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所以对于这一规定,“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另外,还有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历史和小说,我和舅舅,于是有了某种乌托邦的味道,有了某种离合的快感,因为对于虚构来说,“历史是一种护身符。”

 

在护身的历史中逃离,或许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但并不是全部,那个有关将来是银子世界的谜语,才是解开小说的至关重要的钥匙。什么是银色世界,从金属物质的理解来看,银的原子核是既不聚变也不裂变的,所以很契合王小波所说的未来世界,但其实这和金属没有关系,它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历史分期方法,和元素周期表或金属材料的报价单一样,分成金、银、铜、铁四个时代,神创造了四代或五代人类,然后又不满意,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销毁,这里面有个不幸的规律,即人的品质与冶金技术的发展成反比,不过最后一代人类并没有被销毁,他们反而销毁了众神。王小波说: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死掉之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白银时代有着欢愉和痛苦,有着光明和黑暗,也有着神性和人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既没有直露错误,也没有影射错误,一切安好,那么走进历史实际上就是走进未来,走进一个充满诱惑、人人向往的白银时代,但这是一种陷阱,对于未来世界来说,其实是取消身份的历史,是充满寓意的历史,在这个非现在的时代,一切的美好都很恶毒,“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分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的钱财帐也两清了——这笔帐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

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名字的未来世界,只有代号,只有F或者M,或者,舅舅也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写小说的大舅舅,还是画画的小舅舅,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却一无所获,他们只在性爱中获得最起码的自我认同和尊重,在历史和未来的双中矛盾中,生活呈现出乌托邦的虚无和反乌托邦的痛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解脱的地方,甚至更为荒诞,更为无奈,“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历史和人都会犯映射、直露的错误,也都会丧失最起码的身份认同,所以在“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的谜语面前,只有更深的痛苦和无奈:“此时,我已是鲜血淋漓,在剧痛中颤抖着。只有最残酷的痛苦才能是我离开埃及的沙漠,回到这白银世界里来。”

其实,对于未来的白银时代,我并不解其意,我就像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游戏中穿梭,但是直到掩卷的时候,我才发现读懂这208页也绝不是容易的事,现实没有穿越,只有存在,七年是一个历史的短暂时刻,来了又去了,小说继续着小说,历史继续着历史,在一段动荡的铁轨上讲述向死而生的故事:

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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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编号:C28·2040130·0691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375页

王小波在1982年开始写作、经历十年,《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里,那个叫“王二”的人是一个青年的象征,总是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中,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他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王二是一个活得下去的无知者,“我记得那些日子里……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王二明白:“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王小波以梦为马,自由驰骋在男人与女人的梦中。《黄金时代》呈现了种种观点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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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编号:C28·2040130·0690
作者:邓一光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
页数:238页

邓一光说,“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因为主人公常常在地图上“看”着城市的变化,他收集了大量的城市信息,仿若生活在“城市”之中,实际上这种怀念是精神上的。改编为19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城市下的星空》后,演绎了一对手足兄弟如何反目为仇的故事、三个男人共同爱着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生死恋人如何飞蛾扑火的故事、一起两种文化多元生存演绎的故事和一群理智者如何心想事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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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排行榜(上、下)

编号:C28·2040130·0689
作者:谢有顺(主编)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3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814页

谢有顺主编的“一个人的排行榜”,收录了1977到2002年17篇中国内地中篇小说。从反抗总体话语,走向个人——反抗现实制约,走向虚构——反抗形式崇拜,走向私语,到“对话时代的来临”,谢有顺认为叙事力量的显现,是小说全面解放的出路;展现个体与总体间的错位感,是小说获得丰富层次的手段。在中国,1977——2002年的文学中也始终存在狐狸与刺猬的争执,小说家们梦想成为刺猬,他们渴望求得一个坚固的阿基米德支点,由此可以撬起世界。寻求支点的努力轻易地演化为偏执的地图学热情;我们在哪儿?知识分子?人文理想?日常生活?边缘?民间?“下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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