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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

编号:C28·2071112·0752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9页


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他只能用卖血来维持,每当无奈时,就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琐事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

Tags: 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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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红

编号:C39·2071010·0751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500页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我的名字叫红》: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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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上帝有个约

编号:C28·2070825·0750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91页


本书故事以一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商人、记者、农民、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的面前,并抽丝剥茧般剥去他们的伪装,一寸一寸地逼近这些人爱恨情仇的心理成因:曾经的过错隐秘在心中,久而久之成为心理恐惧。进而影响到性格、命运、交往和身体的健康。为了拯救和自救,小说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心中的真相,与社会、父母、情人和妻子达成了和解和原谅,从而摆脱了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从灰暗扭曲中矫正过来,呈现出和谐平安的健康状态。


悦·读:北村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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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下)

编号:C28·2070825·0749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3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475页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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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上)

编号:C28·2070825·0748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5年8月
定价:16.00元

页数:247页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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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访谈录

编号:W16·2070516·0747
作者:谢少波 王逢振 编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3年6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82页


该书是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少波和中国学者王逢振对国外理论家的书面访谈,被访谈的对象是北美的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访谈一共33个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含义,后现代性是否等同后现代主义,为何从始至终都根据西方的历史来限定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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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一神教

编号:B37·2070516·0746
作者:【奥地利】弗洛伊德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9年6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153页

1919年,弗洛伊德在战争中失去了所有的积蓄;1920年,他26岁的女儿去世;也许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两个独生子参加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弗洛伊德在1920年他六十四岁时,建立了死本能理论,即死的愿望,生本能或存活本能的对立面。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把反犹太主义归咎于对犹太人严格道德准则的愤恨,弗洛伊德说:“象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能没有嗜好,一种强烈的嗜好——用席勒的话来说,就是暴君。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暴君,并将无条件的为之服务。这个暴君就是心理学。”
《摩西与一神教》:被压抑意识的再现

谋杀摩西的罪恶可能成了一种刺激物,在这种刺激之下产生出了关于救世主的愿望和幻想。
     ——《第三章 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当“伟大的父亲式的人物”摩西被犹太人谋杀,当他所创立的一神的宗教被抛弃,为什么在巴比伦之囚的末期,犹太人又希望被自己无情杀害的摩西从阴间归来,并且要带领人们进入永恒的极乐世界?他们起先是贫困的犹太劳工,在摩西的带领下成为“被挑选的民族”,在被给予一种信仰的时候已经认为自己的上帝更威严,那么,之后的悔罪思想从而而来?而悔罪之后那个回来的摩西为什么变成了基督教中的基督?

当基督教替代犹太教,摩西这一父亲式的伟大人物,也在刺激下创造成为了儿子神——基督,于是,从摩西到耶稣,形成了替代和继承关系,而弗洛伊德据此得出结论:“如果摩西是第一个救世主,基督就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继承人。”这仅仅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弗洛伊德希望回答的依然是刚才那两个问题:犹太民族为什么会有悔罪思想?摩西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刺激之下出现的愿望和幻想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受压抑的意识的再现”,受压抑意识已经让犹太教变成了一具化石,但是其中却又着被称为“原罪”的东西,在保罗的看法里,原罪是一种负罪感,而它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自我牺牲,当保罗创造的新教义从犹太教中分离出基督教,并构建了救世主,便是从原罪到牺牲的一条救赎之路。

但弗洛伊德显然并不支持原罪说,在他看来,杀死摩西的确是一种罪恶,在这种罪恶之下产生的幻想是为了拯救他的人民,并且履行他统治世界的诺言,而当那个叫基督的人成为保罗新教义中的替代者和继承人,并没有解释父亲式宗教到儿子神宗教的必然转变之路,所以弗洛伊德在原罪说之外提出了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唯一上帝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真理,它只不过是在长期被埋没,而当这种原始经验遇到一种契机,它就会变成;另一种力量,“终于以席卷一切的力量重新显露出来。”

永恒真理成为一种经验,只是在被压抑的情况下,才如摩西那样“被谋杀”,但是在潜伏期之后,在压抑之后,当以席卷一切的力量再现,便完成了从自我到超我的命名,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在摩西身上得到了精神分析学学说的支持,“这种类似之处可以在精神病理学中遇到,也可以在人类神经病的产生过程中遇到;也就是说,在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性中遇到。而宗教现象当然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是弗洛伊德真正出的出发点。但是在对摩西宗教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寻找的那个真理首先在于一个惊骇世俗的观点:摩西,一个埃及人。

这个观点就直接变成了第一章的标题,摩西,“出埃及记”的重要人物,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为什么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埃及人?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为他们带来宗教和法律的伟人,但是为什么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摩西其实是一个埃及人?——甚至弗洛伊德本身也是犹太人,“要证明一个被其民族赞誉为最伟大儿子之一的人其实并非该民族的成员,这的确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当证明者本人也是这个民族的成员时更是如此。然而,任何维护所谓民族利益的考虑都不能使我将真理置于不顾。”如此冒险,弗洛伊德的根据在哪里?

提出这个观点首先在于有怀疑思想,弗洛伊德从摩西的名字入手,Moses这个名字据说是埃及公主为他取的,从语源学的解释是“因为我从河水中救起了他”,但是弗洛伊德认为,按照《犹太百科全书》的解释,“圣摩西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主动语态形式本身与这种解释不一致”,Moses充其量只能被理解为“外出的提水人”,而一个埃及公主怎么会具有希伯来文的语源学知识?另外,弗洛伊德怀疑摩西被救出水的很可能不是尼罗河。从来没有人这个名字的背后和埃及文化有关,弗洛伊德似乎也不打算去证明,他提出这个疑点,其实是为了论证摩西真正的身世铺垫道路。

按照神话模型来看,英雄之降生和被弃的神话总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他总是从高贵家庭沦落为卑微家庭,然后开始成为真正的英雄。因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丈夫似地挺身而起反抗他的父亲并取得胜利的人”,也就是英雄人格是从违背父亲意志而开始的。而摩西神话则完全不同,他出生于犹太族的利未人家庭,而抚养他长大的却是埃及皇室,这种对英雄模型的颠倒,在弗洛伊德看来,具有“民族的目的”,因为这个传说起源于犹太人,他们把摩西塑造成领袖,这样就符合犹太民族的目的,那么,这样岂不是离弗洛伊德“摩西,一个埃及人”的观点越来越远:一个民族的传说怎么能把自己的英雄说成是外国人呢?

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看法是,如果摩西是历史人物而不是传说人物,那个历史必须符合真实性标准,而摩西出生和成长的两个家庭其中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伟大人物真正降生于其中并被养育成人的家庭;其它的一个是非真实的,是这种神话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间接否定了那个“民族的目的”,否定了他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的观点,真实性标准是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存在:“在所有可供比较的情况中,正是第一个家庭、也就是把婴儿摩西抛弃到危险之中的那个家庭,才是非真实的一家;而第二个家庭,即收养摩西并把他抚养成人的家庭,才是他的真实的家。”

当然,在证明材料甚至历史文献大量缺席的情况下,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只能看成是理想主义,甚至也有某种推测的成分,如果把推测当成真理而认定摩西是埃及人,也并非是弗洛伊德的作风。弗洛伊德在关于身世的怀疑中继续向前,他从反向来推论一个观点:如果说摩西就是埃及人,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显赫的身世,而自愿充当一群不开化移民的首脑,并且和他们一起离开自己的祖国?摩西为犹太人创立了宗教,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单独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当摩西想要成为犹太人的首领,他应该做的事是不是为他们新创造宗教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从犹太教和埃及宗教的对比来看,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犹太教是一神教,它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无法接近的神,而在埃及宗教中,“不同地位和起源的神却多得叫人数不请”。另外两种宗教在对死亡问题上也有本质的区别。

犹太教和埃及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其有着鲜明对比,才使得摩西“给予犹太人的新宗教是一种埃及宗教”,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并不是新创制了宗教,他传给犹太人的宗教其实是埃及的赫那顿的阿顿神教。阿顿原本只是太阳的象征,埃及新王国时代被神格化,第十八王朝的埃赫那吞法老又将其奉为绝对的,唯一的神,代表着阿顿无处不在,给万事万物带来生机,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看到了阿蒙神庙祭司们不断增加的财富所构成的威胁,决定推行宗教改革,奉行一神论,并将阿顿奉为至高无上的主神,太阳神。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而且也许是最纯正的一次。对它发源的历史条件和心理学条件作更深入的了解将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埃及宇宙神阿顿的思想衍化成了埃及一神教,但是这场改革过于激烈,不符合民情,以失败告终。当从犹太教回顾阿顿神教,在一神教这个核心中弗洛伊德找到了摩西“创建”宗教的内在逻辑:摩西其实就是阿顿神交的忠实信徒特摩斯,特摩斯名字的后半部分就是“摩西”,当阿顿的一神教失败,摩西便带着自己的亲信和随从,离开了埃及,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起源于埃及的割礼风俗,为他们建立了法律,并且使他们皈依了刚被埃及人抛弃的阿顿神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摩西就是埃及人而不是犹太人,摩西宗教是一种埃及宗教,“我们能够理解,这是反抗命运,从两个方向来弥补他在埃赫那顿灾祸中蒙受的损失的英勇努力。”

所以,摩西出埃及记就是为了寻找一片安全的乐土,但他带着这些埃及人离开埃及,也就开始造就一个“神圣的民族”的努力,“他把这个风俗介绍给他们,作为他们献身的标记,使他们至少可以成为与埃及人不相上下的人。”弗洛伊德也承认,在没有找到充分依据的材料之前,这只是一种“臆测式的构想”,自然会遭到责难。但是之后的学者在研究摩西时也为弗洛伊德提供了某些佐证,比如厄恩墓斯特·塞林在1922年找到了一些线索,说明犹太教的创立者摩西在他的倔强固执的人民的一次反叛中遭受了厄运,他所创立的宗教也同时被拋弃。而在这之后,巴比伦囚徒末期,犹太人却又希望被杀的摩西归来,带领悔罪的人民进入极乐世界——在保罗看来这是一种原罪思想,并且这种原罪思想变成了基督教中的基督。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摩西和基督,或者打着埃及一神教烙印的犹太宗教和基督教,其实有着某种镜像关系,“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使埃及人摩西的肖像适合于犹太人历史的镜框。”他认为,在这段历史中,两个民族融合而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分为两个王国,他们的神有两个名称,这只不过是一种“二重性”:“在那两种新宗教的建立中,第一种被第二种取代了,但又重新出现并获得胜利;该宗教的两个创立者,被称为同一个名字:摩西,而我们又必须把他的个性一分为二。”

“二重性”的最重要意义是一种替代性关系,也就是基督代替了摩西成为救世主,但是作为本源意义的摩西,却是这个二重性的核心:“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经历了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创伤体验的阶段,其他的人则免除了这种体验。”提出创伤性体验,其实就是进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学说的框架中,也就是说摩西作为一个埃及人,无论是他继承了埃及的一神教,还是被杀害之后归来后成为被替代出的基督,其实都是一种创伤性体验的结果,创伤性体验首先当然应用于个体病理学,幼年时期经验过又被遗忘的印象被称为创伤,它在经验中,却又被遗忘了,但是遗忘并不是清除,而是储存在记忆中,这种遗忘是暂时性的,弗洛伊德称为“潜伏期”。创伤的作用有两个,它通过努力回忆被遗忘的经验而使它变成真实,并在生活中重现,正面的作用称为“创伤固定”,反面则表现为“强迫性重复”,所以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公式:创伤——防御作用-一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材料的部分再现。

弗洛伊德从个体的病理学特征看到了这种分析在宗教上的意义,他认为,宗教现象也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而在宗教意义上,固定作用就是对古老家族历史及残存物的固定,而另外则是再现早已遗忘的记忆。在对摩西的分析中,潜伏期之后的创伤性复活其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摩西继承阿顿神教的一神教思想,在这个宗教失败之后他以英雄的名义选定那些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带领他们逃出埃及:

法老帝国是一神教思想产生的外部原因,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思想被从它产生的土壤里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另一个民族中间,这个民族经历了一段长长的潜伏期困扰之后,终于把这种思想当成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来珍视;对于这个民族来说,这种思想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自豪并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思想与那种原始父亲的宗教,那种获得优待和报偿以及最终赢得世界统治权的希望有关紧密的联系。

而另外一种创伤性的复活,则是摩西被谋杀之后,宗教思想也进入了潜伏期,但是带着创伤性体验,最终则变成了复活后的宗教:

摩西的宗教并没有无踪无影地消失,一种对它的怀念,一种也许被混淆和歪曲了的传说存留下来了,而正是这种关于过去伟大年代的传说继续在暗中起着作用,它慢慢地在人民头脑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最终成功地把耶和华变成了摩西神,并且成功地复活了摩西在许多世纪之前创立而后来被拋弃了的宗教。

基督之出现,基督教之产生,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替代性满足,替代性满足去除了创伤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它只是为自我带来一种愉快,所以当基督教冲破了犹太教的桎梏,却抛弃了一神教的特征,或者说,基督教和原先宗教的关系只是一种妥协,“它的主要教义是与上帝父亲重修旧好,是补赎因反抗他而犯下的罪恶;但是这种关系的另一面又表明,上帝的儿子已经承担了这种罪恶,成了上帝父亲身旁的另一位神,并且实际上取代了父亲的地位。”起源于一神教,起源于父亲宗教,最后变成了儿子宗教,“它无法逃避必须废黜父亲的那种命运。”所以在弗洛伊德看来,基督教不再是严格的一神教,它接受了其它民族的象征仪式,它树立了伟大的母性神祇,它为多神教的众多神祇找到了容身之处,实际上不再像摩西神教那样禁绝迷信、巫术和神秘因素的渗透,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正是允许了这种渗透,才形成了对于精神的巨大阻碍。

论证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论证基督教来自于摩西一神教却又变成多神教,甚至用精神分析法阐述宗教现象,其实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真正用意,他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破除宗教专制带来的精神压抑,他在第三章“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中开篇就说:“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组织的怀疑和注意。”而对于弗洛伊德本人来说,不仅仅是怀疑和注意,最后变成了“极大仇恨”——正是他的相关学说遭到排挤和打压,所以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出惊世骇俗观点之后,不得不进行了妥协,将最重要的第三章搁置起来,而当战争期间来到英国之后,才将这一篇章拿出来出版。在弗洛伊德面前,似乎总有无法摆脱的幽灵,总有反犹主义的恐惧,而这些似乎就像基督教本身一样,被渗透进了太多的迷信、巫术和神秘因素。而重新发表文章的弗洛伊德就像在潜伏期之后的复活,就像受压抑意识的再现,终于看到了自己像英雄人物摩西一样,用思想完成了对于宗教传说的颠覆:“在那些更黑暗的日子里,曾经生括着一个像你一样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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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史

编号:B62·2070516·0745
作者:【英】J·B·伯里
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133页


本书追溯了自由思想从古代希腊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是J.B.伯里这一作为英国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重要学者的重要著作,篇幅不长却具有重要的阅读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伯里所称的“思想自由”是一种狭义概念上的定义,其范畴并不越于西方的宽容理念之外,而并非我们平素所理解的这一概念。作者力图说明,人类思想的历史,是由蒙昧走向文明、由压制走向自由的历史。其间纵然多有黑暗时期出现,企图以思想权威的专制精神取代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光芒势必冲破黑暗,建立理性与自由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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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

编号:B83·2070516·0744
作者:【法】西蒙娜·薇依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3年1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270页

《扎根》是体现西蒙娜·薇依社会与政治思想最为成熟的著作。在该书中,通过对人的权利与人的义务的研究,人的灵魂各种需求的分析,西蒙娜·薇依揭示了如今依然流行的空话和谬误,而这些空话和谬误往往被用作道德激励;她对君主制原则的审查则体现了其敏锐、均衡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她对法国政治史的简短回顾,既是对法国革命的谴责,又是对王权复辟之可能性的有利驳斥。T·S·艾略特认为,这本书是年轻人应细加以研究的书籍之一,也是希望其影响下一代人的心灵中日益彰显的书籍之一。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它必须是其灵性核心

法兰西得救与强盛的惟一源泉,就是重新与埋在其不幸深处的非凡才具(genie)相接触。这件事必须现在就办、马上就办!
    ——《第三部  扎根》

“现在就办、马上就办”是一种急切的呼唤,当1943年的法国还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当法兰西民族的未来尚处于模糊状态的时候,如何得救?又如何强盛?34岁的西蒙娜·薇依也许没有想到,那一声声渴望法兰西民族走出拔根状态的呼唤竟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声音,但是在那个8月,当她的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从伦敦弥德赛克医院转移到肯特郡阿什福德的一座疗养院,她或许已经意识到了生命的微弱呼吸,也许正因为感觉自己时日不多,感觉已经无法看见法兰西的崛起,她才会如此迫不及待,才会尽自己的努力为这个民族指出一条未来之路。

这是她应戴高乐自由法兰西的内务部之约,为法国光复之后如何从事建设而拟的一份报告。一份报告,也是一份草案,对于艾略特所说“难对付的、暴烈的、又是复杂个性的人”,西蒙娜·薇依在这份报告中的确显露了她的某种任性的本性,片段的,散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在其中,而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几乎采取了一种决绝态度——艾略特说她是“自我苦行的结果”,因为她拒绝接受多于法国民众官方定量的食品,做出这个举动的唯一原因是:“她会愿意被派遣回法国,为她的同胞而受难死去:她不得不死去——”一个急于回到法国的女人,却不想被照顾而延长生命,一个想要法兰西得救与强盛的女人,却拒绝活着,为什么西蒙娜·薇依要以如此矛盾甚至对立的方式走向生命的末端?死对于她来说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超脱?

或者,西蒙娜·薇依的生命最后时刻的矛盾也是法兰西命运的写照:要重新找回属于法兰西民族本真的东西,是不是要将英雄主义灌注到国家解放运动中?当英雄主义成为一种解放的原则,是不是更会导致一种暴力和极权?要想使法国得救是不是需要重新投入战争从而“以鲜血的代价”获得和平?当法国采取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时候,是不是会去除“埋在其不幸深处的非凡才具”?一个民族在困境中,一种现实凸显了矛盾,而一个人也在肉体的无和精神的在之间走向对立,如何寻找到一条真正光复之路?

但是,当西蒙娜·薇依认为,法兰西只是暂时的颓丧,它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使法兰西获得世上的伟大强盛”,当她看清了法兰西运动的真正使命不是政治和军事方面,而是“灵性使命”,当她清晰地指出:“必须在法国有一个接受组织,之后要有能塑造国民灵魂的行动。”她的内心其实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以她几乎以“圣徒”的身份完成了“与一颗伟大的灵魂相接触”,她是法国人,是犹太人,更是基督教徒,她的所有努力就是恢复灵性,恢复本真,恢复责任,“由这些命令所实现的行动、所涉及的人员在法国越多,法兰西就越有机会重获一种灵魂,它能使法兰西在战争中凯旋——不仅是军事上的凯旋,也同样是灵性上的凯旋——并且能在和平中重建自己的祖国。”

所以,一切的扎根行为都是为了终极的目标:告别拔根的状态。拔根是一种暂时的现实,当它指涉到灵性层面的时候,扎根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满足“灵魂的各种需求”,而这个灵魂的需求在西蒙娜·薇依看来,就是那个大写的责任:人类责任。西蒙娜·薇依抛出责任之前,先阐述了义务,在她看来,义务的落脚点在个人,义务相对应的是权利,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凭空拥有的,它是建立在义务之上的,或者说,“义务的概念优先于权利的概念,后者从属于它也相关于它。”权利并不是因为其自身有效,而是因为其所对应的义务在付出,权利的实现也不是源于对它的拥有,而是其他一些人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完成了义务,所以,义务的对象,总是因为人的存在,义务是永恒的,是无条件的,“一个人,就其自身而言,只拥有责任,其中有某些对他本人的责任。从他的角度看,其他人则拥有权利。”

这是西蒙娜·薇依创新式地建构了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无条件、永恒的义务层面上,一个人才可以拥有永恒命运,而这种永恒命运所对应的义务就是:尊重。如此,义务是和需求相联系的,这也就可以从最低层面理解为什么在疗养院她会拒绝更多的食物,这是她恪守义务的写照,“这样,人类义务表必须与至关重要的人类需求表相对应—一与饥馑相类比。”而当人有了这样的义务观,有了对命运的尊重,那么才会有对于集体的奉献,而这些奉献就能完成对于灵魂意义上需求的满足。西蒙娜·薇依列举了对应于身体和灵魂的不同需求,其中有秩序、服从、责任,有自由、荣誉、惩罚、安全,种种的需求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的,另一类则是集体的,当这些需求都需要满足的时候,其实会出现冲突,一方面是个人的义务可以为他人带来权利,而他人之权利是为了拥有永恒命运,但是在集体中的时候,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集体”,个人如何奉献,又如何限定自己的需求?

“人们必须尊重一片麦地,不是为了它自己,乃因为这是人类的营养。”这其实已经指明了集体对个人需求进行限定的必要性,而集体之义务只有在个人需求被限定的情况下,才会变成权利。比如在考察秩序这一需求的时候,西蒙娜·薇依就指出,“人们在履行一些义务时,不可破坏其他一些严格的义务。”需求不是一种无限的欲望或幻想,而是有限的存在,在集体的秩序层面,各种不同的需求所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一种平衡,也即是“中道”。而对于服从这一需求,是完全为了集体的运行,“服从是灵魂所必需的营养,任何人,若真的丧失了它,都是病人。”只有个人服从集体,才能避免一种奴役,避免极权;言论自由,在西蒙娜·薇依看来,是“理智活动的绝对需求”,但是一旦是个人无理智的需求,言论自由就会使灵魂得病,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的国家和政党用犯罪的方式打击言论自由,那么就会形成一种公共安全,就会走向极权。

个人义务是集体运转的保证,而集体之义务所表现的责任、平等、等级制度、安全、惩罚、荣誉、集体财产,也都是为了个人权利的实现,从而达到平衡,所以西蒙娜·薇依又对集体的需求作出了限定,在责任上,她认为,“整个集体,就其种类而言,若不能为其成员提供这些满足,便是有缺陷的,需要改革。”在平等方面,她认为1789年的大革命虽然以平等为目标,但实质上是一一种不平等取代林一种不平等,真正的平等在于“给予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这种平等似乎是在取消“程度之别”,但西蒙娜·薇依又认为等级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等级制度的前提是,位居上方者须意识到这象征的作用,并知道它才是其臣民之忠诚的惟一合法对象。”也就是说,在等级制度作用下,每个人“合乎道德地暗喻其所占据的位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才会有被敬重的荣誉,才会有“抹去了犯罪耻辱”的惩罚,才会有“灵魂不在惧怕或恐怖的重负之下”的安全,才会有私有财产占有的可能,也才会保护民众免于对真理的损害,使人真正热爱真理。

西蒙娜·薇依:世界秩序就是对上帝的服从

种种的灵魂需求,种种的义务,似乎是西蒙娜·薇依构筑的理想状态,而其实在现实意义上却陷入在“拔根状态”中。拔根是因为没有扎根,“扎根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所以,当根处于义务的分离状态的时候,就是一种危险,而这种危险就在于集体的一种失责,“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西蒙娜·薇依概括地指出,目前的拔根状态最重要的因素是军事征服,“征服总是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金钱和经济的支配力量强化了外来的异在影响,从而激起了拔根状态的疾病。西蒙娜·薇依又从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这两个群体分析拔根的存在原因。在工人中,由于薪酬制度的推行,工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收入,从而弱化了在集体中的义务观念和责任意识,另外,他们因为远离了自己的故土而强行安排这工厂里,是一种被放逐和重新接纳的过程,在道德上也出于拔根状态,所以没有家园感,没有对集体组织的归宿感。而在农村,由于乡间的人口流失造成的失业危机,使得农民们也失去了依赖感,失去了劳作的动力,于此处在拔根状态中。
 

从工人和农民的现状出发,西蒙娜·薇依也分析了民族的拔根状态。在她看来,民族是“由集体对个人的最高使命所构成”,所以它是现存于现实世界中的唯一集体,它不是冷酷的国家,却是充满了归宿意识的“祖国”,“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人的民族,考虑到他人对它的爱,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独一无二的民族-祖国体系里,就需要个体的忠诚,就需要独一无二的义务,而当一个国家陷于征服的欲望,陷于党派斗争,陷于无限的需求,就会出现以爱国主义为幌子的拔根状态,所以要让民族-国家重新回到扎根状态,就必须发挥集体的作用,保证需求的满足,回到灵魂的需求上,西蒙娜·薇依认为:“所有打算成为统治者的人,都必须公开承认某些与民众的基本愿望——这些愿望镌刻在灵魂深处——相符合的义务;民众必须在其言语和能力中对此有信心,并且获得表现这一点的手段;民众必须知道,一旦接受了他们,就该服从他们。”

工人、农民和民族身上存在的拔根状态,都是危险的,她认为,真正的拔根的表现有两个,一个是灵魂落入了惰性状态中,几乎无异于死亡;另一个则是“总是倾向于投身于——常常采用最具暴力的方式——那些不是尚未被拔根的,就是已经被部分拔根的人拔根的活动中”,所以在构建一种可以扎根的社会,就需要从这两个表现上下手。人投身于尚未拔根或已经拔根的活动中,其实需要的是组织的力量,其中有教育,有激励,有示范,有表达,“集体行动非但不会压制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隐秘源泉,相反,因其本性,它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不管其追寻的目标是多么高尚一却是唤起、激励、并使人相信这些源泉。”在她看来,目前的现实是最好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戴高乐将军不是普通的领导,而是一个象征,“这是法兰西对她自己之忠诚的象征,在某个时刻这象征几乎只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尤其是人性中一切反抗对暴力的奴性崇拜者的象征。”

不是将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领导,一个统治者,而称其为忠诚的象征,是反抗暴力和奴性的象征,这本身或许是一种偶像崇拜,而这一份报告正式为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兰西内务部拟就的。西蒙娜·薇依将之上升为一种象征,就是为民族法兰西的得救和强盛找到了一种寄托,也是让英雄主义注入国家运动的一种期望。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办法,真正重要的是针对第一个拔根的表现,也就是灵魂的惰性状态,要去除这个病灶,就必须找到“比行动更高的实在性”,就必须重新唤醒被埋没的“非凡才具”,就需要发掘政治和军事使命之外的“灵性使命”,而这一切在西蒙娜·薇依看来,就是一种“永恒真理”。

她考察了走向永恒真理的四个障碍:“我们对伟大强盛的虚假概念;正义感的贬损;我们对金钱的偶像崇拜;以及在我们身上宗教激励的缺席。”这四个障碍使得与真正有价值的文明形式所隔绝,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远离了善,远离基督教的真理,作为一个基督徒,西蒙娜·薇依就是要回归这种传统,“只有对完美的欲望,才有力量在灵魂中摧毁那使它受到玷污的恶。”所以在她看来,要去除虚假伟大的强盛概念,就必须在纯粹法兰西内容之外,吸收罗马艺术、格列高利平咏、宗教礼仪诗,以及黄金时代的希腊艺术、诗歌和散文,尤其是基督教精神,可以使人走向完美;正义感的缺损是因为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注重于实用主义,最后远离了宗教,“宗教如今只是星期天上午的事务。一周的其他时间由科学精神所主宰。”而科学也带来了对于金钱的偶像崇拜,侵袭并玷污了信仰观本身,“我们实在吃尽了偶像崇拜之疾病的苦头;它是如此之深,竟然去除了基督徒为真理作见证的机能。”而宗教激励的缺席则更进一步远离了真理,“相信多个且相互独立的善,如真、美、德,就构成了多神教的罪”。

四个障碍,都可以归结为对真理的异化,而这种异化正如艾略特指出的,其实是西蒙娜·薇依本性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她本性上是孤寂的,是位个人主义者,对她所说的集体——现代极权主义所创造的怪兽——怀有深深的恐惧。”即使她把戴高乐看成是反抗极权和奴役的象征,把集体意义上的民族和祖国看成是拯救法兰西的依靠,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皈依和服从。在她看来,真理的意义是一种正义,是一种秩序,是一种服从,是一种爱,是一种灵性,是真正灵魂的需求,“真理是实在的一道光芒。爱的对象并非真理,而是实在。渴望真理,就是渴望与实在有一种直接的接触。渴望与某一实在的一种直接接触,那就是爱。我们之渴望真理,只是为了在真理中爱。我们渴望我们所爱者的真理。与其说是对真理的爱,还不如说爱之中的一种真理精神。”所以最后西蒙娜·薇依又回到了她最初设定的灵魂需求框架之中,而一切的人类活动,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具有“灵性核心”的活动,就是服从最完满的境界,就是体现一种“圣灵”精神。所以扎根就是进入永恒状态,即使在满足饥馑的欲求之外达到死亡,在西蒙娜·薇依看来,也是独一无二的选择,也是对于神意召唤的响应:

神意并非世界秩序中的一种麻烦、一种例外。它是世界秩序本身。不如说它是这一宇宙的规整原则。这就是永恒智慧,它独一无二、在某一关系的最高网络中延伸至全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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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现代

编号:B56·2070516·0743
作者: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05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282页


《神话与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精选讲座集子“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系列,收录了徐葆耕、郑家栋、格非、舒乙、冯其庸、郭小聪等人的作品,探讨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下对“神话”的憧憬和对“现代”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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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编号:C39·2070430·074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352页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


《伊斯坦布尔》: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

这是不是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在辉煌的历史底下,贫困的生活、对外的古迹与美景、贫穷的人民把城市的灵魂藏在脆弱的网中?但我们在此处折回原点,因为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地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之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36 金角湾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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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吧,摩西

编号:C55·2070430·0741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6年5月第一版
定价:19.70元
页数:365页

《去吧,摩西》是威廉.福克纳的第十七部作品,也是他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人们常把这部小说视为他从1929年的《喧哗与骚动》开始的鼎盛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艾萨克.麦卡斯林。他所属的麦卡斯林家族是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几大庄园主家族之一。这部小说就是写这个家族的两个支系(白人后裔包括女儿生的“旁系”,以及黑白混血的后裔)几代人的命运的。
《去吧,摩西》: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

他仿佛看见了他们两个是同龄人——他自己和这荒野,他自己的一生,作为猎手、林中人,虽然并非与荒野同时呱呱坠地,而是传给他的,他兴高采烈地承袭了下来,又谦卑,又骄傲,通过那个老德·斯班少校和那个老山姆·法泽斯,此人教会了他打猎;他和荒野一起走向生命的尽头,不是进入忘却与虚无,而是进入一个摆脱了时间与空间的“维”。
       ——《三角洲之秋》

生命里注定会有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注定会有涂满鲜血的仪式,注定会有死亡和背叛,可是在这生与死构筑的时间和空间里,遗忘绝非是逃避,离开绝非是虚无,当生命走向一种自然的尽头,在身体的血液里流着的却是一种骄傲,自由的骄傲,勇气的骄傲,舍弃的骄傲,当战争还在“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当巨大的轧棉机成为这片土地上人类活动的永恒标记,进入森林和荒野便是一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摆脱,而摆脱即使在别人看来是是一种背叛,却在艾柯的生命里,成为一种继承,融入到荒野之中,融入到森林之中,是一种生命的本真,是一种抵达自我的方式,是一种真正的“进入”——那些种族和财产,那些肤色和争斗,那种名誉和地位,以及诸多毁灭和罪恶,乱伦和规则,都变成了生命之外的“喧哗与骚动”。

艾克已经快八十岁了,耄耋老人应该会看见自己的一生走向死亡,就像自己的祖先,在老去中会抓住生命中的那一点微弱的火光,给自己一个安定的名分。可是为什么他要摆脱时间和空间,进入到自己构筑的那个维度里?带着曾孙在这片熟悉的荒野里狩猎,不是为了唤醒自己的激情,也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只是用生命体悟的方式看见自己。“那种感觉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熟悉,是因为十岁那年,他就加入了猎人队伍,进入了这片森林;熟悉,是因为十二岁那年,他就用自己的力量和果敢杀死了第一只鹿;熟悉,是因为十六岁那年,他见证了那只叫“大班”的熊死去;熟悉,是因为在十八岁那年,他最后一次去大森林中已经被卖掉的营地……熟悉是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人生故事中进入,也因为他在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另一个维度里离开,而现在,当他再次在死亡之前进入这片土地,他或者看见了自己没有忘却和遗忘的一生。

“他觉得自己长大到十岁时竟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诞生。”进入森林,就是进入自己真正的生命,从十岁诞生,从没有带枪的那一刻诞生,从带着棕色的酒的那一刻诞生,从心、脑、勇气、计谋和速度最紧张、最美好的一瞬间诞生,而诞生就意味从父亲手中“又谦卑,又骄傲”地继承,可是父亲是谁?Father指向的是“山姆·法泽斯”,“Sam Fathers”,是复数的父亲,意味着多元的父系,一个印第安酋长,一个黑奴,作为麦卡斯林家的仆佣,山姆·法泽斯身上流淌的却是奴隶的血液,甚至还有“一点点正是奴役这种血液的别种血液”——“他自己就是他本人的战场,是他本人被征服的舞台与遭到失败的陵墓。他的牢笼可不是我们”,所以在这个“Fathers”身上,永远有着矛盾而对立的血统,而以这样的血统成为父系的隐喻,对于艾克来说,却是一种超越,一种勇气,一种背叛,一种抉择。

红色、黑色和白色,混合在血液里的是忠诚、忍耐、谦虚和仁爱,而当山姆带着艾克进入到这片森林里的时候,所有的背景都改变了,甚至所有有关的出生家族都在向着另一个方向变成新的自己。十二岁,第一支枪,第一发子弹,第一只跑动的兔子,人生的第一次虽然是颤抖的手,是寒冷的身体,甚至是害怕,但是他的身后是山姆,是“Fathers”,是优秀的猎人,是流淌着多元血液的父亲,当艾克终于扣动扳机,杀死那只鹿的时候,那一片热血就涂在了他的脸上,这不是一次杀生的胜利,是一种回归的仪式,“于是他不再是小孩而成了一个猎人,一个大人。”血之为血,是一种标记,是一种仪式,是真正进入到自己诞生世界里的涂写方式。

是山姆将他带进了荒野和森林,带进了勇气和荣誉的世界,也带进了自我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里,枪、子弹和血液,组成了艾克面对自我世界的武器,可是当他六年之后,再次进入这片森林的时候,当他面对那只“大班”的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带枪?甚至不带枪的狩猎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冒险?“他没有带枪;这是出于自愿的一种舍弃,不是一种策略,也不是自发的抉择,而是他接受的一个条件,他这样做后,不仅老熊迄今为止未被打破的神秘性可以消除,而且自古以来存在于猎人与被猎者之间的一切规则、一切均势也可以废去。”也是山姆的选择,也是父系的一种教导,不带枪,是拆除了人和熊之间的隔阂,拆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规则,甚至拆除了生与死之间的隔离状态。而这种隔阂、隔离状态,无非是一种虚无,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自然的亵渎,是对规则的破坏。

一只追踪了四年的老熊,一只等待了四年的猎物,却在最好的机会面前,放弃了手执的火器,放弃了子弹,放弃了作为一个猎人的武器,难道不是一次冒险?“仅仅为一只小狗——可是早在这小杂种狗冲过那二十码朝大熊等着方扑去之前,他是可以开枪的,而在老班用后腿站直身子俯向他们那似乎是永无尽止的一分钟里,山姆·法泽斯也是任何时候都可开枪的呀……”那个叫山姆的黑人,那只叫“狮子”的小狗,在熊和人之间,在生和死之间,却以一种打破常规的方式杜绝了枪声,拒绝了屠杀。老熊是凶猛、残暴的,但是在它身上,却有着一种对于自由与解放的“剧烈的骄傲感”,而这种骄傲感也是一种真理的呈现方式,打破神秘,打破了杀生取乐,也打破了获利和炫耀武力的狩猎唯一功利的目的,而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打破的规则中看见生命的本质,“勇敢、荣誉和自豪,怜悯和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它们都与心灵有关,而心灵所包容的也就变成了真理,我们所知道的真理。你现在明白了吧?”

真理统驭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事,关于荣誉、自豪、怜悯、正义、勇敢和爱,都是真理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永恒,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选择,所以为什么山姆会在“狮子”冒险冲过去的时候没有开枪,为什么在大班俯向他们的时候没有开枪,为什么追踪了四年却最后以自我的死亡成全了真理?因为在真理面前没有对立,没有炫耀,没有征服,没有建立起来的规则,就像山姆一样,作为黑人,对于所有的白人,都那么庄重,那么自尊,“从不卑躬屈膝地依赖那堵黑人总在自己人与白人之间设置的用随时咧嘴嬉笑来筑成的不可逾越的墙”,在这个和家族有关的“古老的部族”里,山姆身上流淌着被奴役的血液,但是在这种破坏了那堵墙的行为里,在没有拿起枪的狩猎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建立了自己的规则,“他没有孩子,没有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同一个部族的人。”于他来说,或者死并不是一种孤独,而是平等,平等地对待生命,平等地对待自然。

所以见证了大班的凶猛和残暴,见证了“狮子”的死亡和山姆的受伤,以及最后“fathers”的死亡,对于艾克来说,却完成了关于自我的诞生,“他甚至都不会感到害怕,即使在惊恐完全把他控制住的那一刹那:控制了他的血液、皮肤、内脏、骨头以及记忆,久远的、早在成为他的记忆之前即已存在的记忆——总之,是一切,只除去那一星微弱的、明亮不灭的心灵之火,仅仅是因为有了这一星微火,才使他和这只老熊有所区别,和他今后近七十年里将追踪的所有别的熊和鹿有所区别”——是一种心灵之火,燃烧起来,是一种新生的仪式,确立起来,那片土地,那片森林,那篇荒野,难道不是应该在这样的平等和自由中,变成生命的延续?“这儿并不是死者的葬身之地,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死亡,这儿没有‘狮子’,也没有山姆;他们并没有被土地紧紧地围裹住,而是自由地呆在土地里,不是栖身在土地里,而是本身就属于土地,生命虽有千千万万,但每一个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

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可是这一种救赎的死并不是全部,甚至森林和荒野,也只是一种象征,就如自己十二岁诞生的生命一样,在这个“古老的部落”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血液里有着标记的家族里,处处充满了规则,“他们讲的是关于荒野、大森林的事,它们之大,之古老,是不见诸任何文件契约的——文件记录了白人自以为买下了哪片土地的狂妄行为,记录了印第安人的胆大妄为,竟僭称土地是自己的,有权可以出售”——在荒野和森林之外,是文件,是契约,是占有,是出售,是血统,是家族,是肤色,是称呼,所有的一切都远离那些真理,远离自然,远离生命的本真。艾克,姓爱德蒙兹,白人,老麦卡斯林女儿的后裔,而在爱德蒙兹之外的布钱普呢,黑人,儿子的后裔,“可采用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姓,谁也不会管,就是不能用自己父亲的姓,而他父亲是根本没有姓的”,甚至还无从摆脱那乱伦的历史,谁能摆脱这种束缚,谁能超越这种规则,谁能避免这种争斗?

是的,麦卡斯林家族有着传奇式的辉煌历史,那个老卡洛瑟斯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拓荒者,他历尽艰险从印地安人那儿获取土地,在荒蛮中建立了秩序和文明,也建立了父系的规则,在衰落中似乎只有这些规则还无法撼动,老麦卡斯林和自己女儿乱伦,其家族本身就带有了某种不公平的烙印,他们所拥有的布钱普就像是一个刻进生命里的符号,无法涂抹,所以在路喀斯·布钱普那里,他只是守住自己那块土地,“他啥时候干,咋样干,是犁、是种还是锄,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他不想自己去获得别的土地,也不想让耕耘了四十五年的土地变成别人的财产,而在他的内心深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从来不会因为有共同的祖先而融合,甚至四十三年前,他拿起了那把剃刀,对准了爱德蒙兹家族的扎卡里·爱德蒙兹,“不过他路喀斯,一个男性的麦卡斯林后裔,却是把他(扎克)当作对手看待的,以致曾起意要杀他,一直到了这个地步——当时他所有的事务均已料理定当,就像赴死的人那样——一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他手执卸去套子的剃刀,站在那个睡得正香的人的面前。”剃刀终于没有换来谋杀,而对他来说,拒绝向白人妥协,拒绝消融与爱德蒙兹家族的隔阂,几乎成为他生活的准则,当妻子莫莉去给爱德蒙兹刚生出来的洛斯喂奶时,他心中也是无法扑灭的怒火:“他站在她上方往下看,见到的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而是一个白人小孩的脸,正偎挤向她隆起的黑乳房…——那乳房不是爱德蒙兹妻子的而是他自己老婆的,他曾一度失去这个老婆;那小孩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那个白人的”。

在“当时”的1941年,路喀斯已经是镇上活着年纪最大的人,他已成为老麦卡斯林的传人,其实也成为一个原型,“是产生了老卡洛瑟斯和我们其余的人以及我们这个族类的所有的地理、气候与生物因素的传人与原型,我们的族类已数目繁多,难以胜数,变得菌目不清,甚至名姓不详,但只有他是自成体系、不受外界影响、完整无缺的,对所有的血统不论是黑是白是黄是红,包括他自己的在内,全都不放在眼里,老卡洛瑟斯当年想必也是如此”,而在这个传人和原型的生活里,除了在这片土地上老死之外,却无意发现了金币,一千块的金币从泥土里挖出,仿佛是挖到了祖上的荣光,探测器,推销员,甚至完全变成了在一种疯狂的作业,而其实这种疯狂的行为就像他独守那两套蒸馏设备酿造、出售威士忌“足足有二十年了”的行为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种暴发户,沉湎其中而无法自拔。

“在那片土地上他的白人祖先可以按照自己的怪念头今天承认他明天又拋弃他,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连与白人祖先脱离关系的想法都不敢有,除非是恰巧碰上白人此刻也正好这样想。”而对于路喀斯来说,不仅仅固守自己的土地,固守自己的梦想,而且把艾克看成是“他姓氏与家世的背叛者”,因为早在1886年,艾萨克去阿肯色州,设法将1000元给已出嫁的索凤西芭——路喀斯的姐姐。而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甚至放弃了祖产,搬到了镇上去。这样一种行为自然在路喀斯看来,就是一种违法规则的可耻行为,“居然会软弱地放弃了名正言顺属于他的土地,住到城里去靠自己甥外孙的施舍为生”。而对于艾克来说,或者正是从荒野和森林中体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体悟到了自己的责任,体悟到了真理。

是的,山姆之死在艾克生命中完成了一次救赎,在森林之中那种剧烈的骄傲感,那种对自由的向往,那种驾驭荣誉、自豪、怜悯、正义、勇敢和爱的真理,都让艾克重新找到了自我,而在这自我诞生之时,那一本布克和布莱抄写的账本却又被发现,那里记载这1833年尤妮丝自溺而死,记载着1859谭尼·布钱普的逃跑,记载着用“五张顺子对看得见的三张三点没有叫牌”而赢得的女奴,记载着1859年谭尼·布钱普与托梅的图尔的结婚故事,家中的老账本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祖先的罪恶,就像那一幢错综复杂的大厦,由无情的贪婪构成,而在不断的营造过程中,“有时甚至用一种不仅是对人类而且对值钱的动物来说是极端野蛮的方式,然而又是有偿付能力与高效率的,而且不仅仅如此:它不仅仍是完整无缺的甚至还有所扩大,有所增长;经过千年前那场十个庄园里差不多只能有一个留存下来的大混乱与大灾难”,庄园由麦卡斯林完整保存下来,而且还在不断扩张,不断增长。发黄的帐页是档案,是遗产,却也是贪欲、情欲,是邪恶,是长着肉的骸骨,是骸骨连成的铁线,“强韧有如真理,不可逾越:有如邪恶,比生命本身还要久长”——比生命还要长,也就是比死亡还要长,为什么在“当时”,作为南方人的洛斯,还要在那片森林里捕杀母鹿?那无非是无法摆脱的占有欲,无法更改的家族史,使得每个人身上流着的都是卑劣的现代人习性,他们将动物和森林当成自己的征服物,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正在永远地消失。

一场随性的赌博能换回一个黑奴,一个金币能让人丧失离开的决心,一双沾血的手会毁灭那些自由的动物,而在这个家族里,这样的时间和空间似乎永无止境地轮回着,即使在“当时”,在艾克近八十岁的时候,洛斯的情妇竟然是路喀斯长兄的孙女儿,一种罪恶在延续,在轮回,而就在前一年,莫莉的外孙赛缪尔因为犯罪被处决。“在埃及卖掉了他。法老得到了他——”那么摩西在哪里?布蒂大叔开门进去时,是看见狐狸钻出去的,而”老摩西脖子上仍然套着大半只筐,还是布蒂大叔帮摩西把筐从它身上踢开的呢”,而现在,那种呼唤在时间和空间逝去的家族故事里,必须迎来新生,那是自由的森林,那是平等的荒漠,那是自我诞生的生命,“他去那里打猎、猎熊、钓鱼,有时也不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喜欢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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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乱

编号:C28·2070430·0740
作者:韩寒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4年8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98页


作者在序言里说:虽然长安是故事里国度的首都,当当初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长安”和“乱”是反义的,和首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韩寒提到了出版和封面设计,在这样一种反中心的试验里,为他以后在出版界遇到的尴尬开启了方向。小说中说:“我说,我只看出一个逗号的差别。师父说,你已离答案很近,但是离答案越近,便越容易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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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千岁寒

编号:H77·2070430·0739
作者:王朔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337页


王朔在自序《我是谁》中,自称偏爱本来写给张元的《我的千岁寒》,并强调“这部作品让汉语有了时态”。《我的千岁寒》取材于《六祖坛经》,以六祖惠能悟道的故事为内容历经三版,王朔自信地说,这部作品“全是文字的精华,要说美文这叫美文,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我的千岁寒》实为王朔近年来的五部作品合集,其中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以及剧本《梦想照进现实》的小说版。


悦·读:如是我闻

“灵魂,每秒三十万公里,轮回,地球吸引力;涅磐,黑色拉子云,热均衡,孤独的坚持,直至无量无劫无边黑暗中那一声无人听到的自颓。我原来姓卢,卢惠能。我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必须知道我不是谁。”

王朔的《我的千岁寒》折腾了我几个月的时间,在枕边,我咀嚼呓语,感觉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压抑,甚至不能呼吸,这很奇怪,以往看王朔的小说很轻便,坐在马桶上能看完一个中篇,还轻松自如得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看过去就会忘了前面,到转过来再看,又记得了后面的语言,索然,找不到根据地,只好掩卷,睡觉,做恶梦。

六祖惠能的故事几乎耳熟能详,甚至成了我《如是我闻》小说的题材,可是被王朔先下手为强了,所以只好放弃,千年轮回,遂成《我的千岁寒》。起初还是为他可以创造的文字吸引,有着时态,有着解读,支离破碎,不成系统,大概就是对禅宗“不立文字”的最好阐释。

是啊,不立文字,何来这《六祖坛经》?经,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亦称宗教中讲教义的书,或称某一方面事物的专著,这是权威的说法,当然别于月经、经络之意,也就是经必须是语言的一种归纳,这就是悖论,虽是后代整理,但这些弟子也是违背了六祖禅宗教义。

所以,坛经版本较多,真实性也就打个问号。我想,不能说不会说的惠能也许在某一时刻灵魂附体,让王朔发出“无量无劫无边黑暗中那一声无人听到的自颓”。无人听到,也就无人阅读,掩卷也许是最高的阅读境界。

王朔自信地说,这部作品“全是文字的精华,要说美文这叫美文,这可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我想也有道理,这书是2006年杭州夜行时所购,正版。三年时间王朔也出了新书,但没什么波澜,这本书像是给他竖的一墓碑,隽永。网上看到恶搞的《我的万年龟》,连起来很像在我近处那陵园里的贔屃

按照音乐的术语,《我的千岁寒》是该书中的主打,另外还有充满“科学味”的北京话版《金刚经》第二版与《唯物论史纲》。“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旅”、“历史——现实阴影重重掩映回声隆隆的时光大道。”一个完全融入北京贵族语言系统的人,实在离我们蛮夷之地有很长的距离,空间之外,时间更远,所以我在懵懂之中没有看进去一句话,这伟大的哲思便离我远去,呼呼声也仿佛天籁,只是王朔这老头充耳不闻。

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宫里的日子》,取材于《资治通鉴·唐记》。这个小说完全不像王朔写的,笔调很冷峻,后果很严重,小武是个面带微笑的魔鬼,大唐天下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了许多,人心从来不向善,细节繁琐但有趣,情节完整但简单。

 《妄想照进现实》:两个人,一间房,惟一可利用的道具是一个厕所--我敬佩王朔给自己制造了难度,这难度几乎难以想象。一部电影,全靠两个人的对话来推进,那它必须在语言和细节上下大功夫聚起魅力,善于无事生非……然而,王朔在现实和世俗的场子里浸渍太久了,他缺少上升的能力,所以它最后仅仅是一男编剧和一女演员之间的日常对话实录,特别是后半部分,王朔又虚脱了,将它变成了简单的文字游戏,脱离了叙事核心一路卖弄下去……

《与孙甘露对话》:绕的是电影,剧本创作,和钱。只有王朔自言自语,孙甘露呢,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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