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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顶一万句

编号:C28·2090625·0765
作者:刘震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0元
页数:302页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农民杨百顺,杀过猪,种过菜,在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他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缓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一句话的孤单

我基本上是害怕回到老家的,这与长期在外漂泊的禾子不同,他对故乡的感情是间隔的、怀念的,甚至是在“心随月色回故乡”的虚拟中,但毕竟是温热的。我时常担心我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回到故乡,与那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走在两条田埂上,过去仅仅是过去,我只是停留,在孤独中一次一次地出走。

因为离得太近,因为回得太勤,这种心态也和刘震云不同,“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刘震云每次听闻延津人从孤单变为孤独,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于是有了《一句顶一万句》,说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虚拟延津的历史和社会中,“说”变成了一场异常艰难的寻找过程,变成了人类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变成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几代人的历史循环。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这个说明更像是一次不成功的策划,说实话,这样的策划反而掩盖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让读者沿着马尔克斯魔幻般的“羊皮纸”前进,但却是背道而驰,刘震云小说中的孤独是贴近现实的失语,是寻找中发现小人物的位置,孤独应该是一个主动适应的过程,而延津那些底层手艺人的生活,却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开,这是一种行而下的孤单,是无法理解牧师老詹“到哪里去”的无奈和尴尬。

寻找话语权,寻找历史的真实定位似乎是小说中要表现的母体,《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70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寻找中,但是刘震云的计谋在于,历史永远是一条暗线,看似相似和巧合,但是结果却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在最后,牛爱国历经辛苦所获得线索一条一条断了,那句吴摩西临终前的话永远像是一个虚拟的符号,令你触摸不到。

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还是宋解放,他们几乎都不善言辞,都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也曾有过那样的反抗和自主,但是在个人无力的年代,小人物往往是被命运捉弄,他们的朋友几乎就是有着孩童智慧的小辈,从吴摩西和巧玲无话不谈,到牛爱国、宋解放因为百慧“变得会说话了”,他们唤醒了心中那种孤单,被释放出来就会感到有活着的力量。而相对于曾经的朋友,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最终一刀两断,“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因为寻找,杨百顺改为吴摩西,又改为罗常礼,“顶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因为寻找,牛爱国甚至远赴广州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夜说不完话的情妇,这和道德无关,和伦理无关,在他们心中,唯一终极的目标就是摆脱孤单,说话和“被说话”。

在我从媒体获得的印象中,刘震云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而刘震云的写作更像是他寻找话语权的一个手段,替延津乡亲说话实质是替自己说话,他用文字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快感,寻找击破小人物心中不说话壁垒的武器。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其实到最后,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并没有真正寻找到摆脱孤独的话语权,相反,反而在寻找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言说的可能,也许,那不过是人类臆想中的“巴别塔”: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在我的这本书封面上,小五用拙劣的笔写下了一个汉字“马”,在素洁的封面上显得很不协调,我不知道这个马字的具体意义,所以没有询问,把这个仅有三笔的字还原为一个汉字的时候,我想,它没有劫持我的想象,而对于小五来说,他写下“马”字的那一刻,也是在寻找他内心的话语权吧。

Tags: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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