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说吧,记忆

编号:E54·2100109·0770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9-4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393页

尽管纳博科夫在自传《说吧,记忆》中坚持认为“什么都不曾失去”,然而在1919年4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俄罗斯留下并无感伤的最后一瞥,踏上了永远的流亡之旅。当时他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确实都已失去:故乡、家园、财富甚至包括自己的母语。“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1966年,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前言里这样写道。在这篇与正文一样写满了人生经历与创作记忆的前言里,他将自己的一生比喻为“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


《说吧,记忆》:颠沛在时间的流放地

 

“这部作品是有系统的、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汇集起来,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时间跨度是三十七年,从一九〇三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有几次进入了后来的时空。”我一直无法理解”进入了后来的时空“到底是指什么,那时,纳博科夫已经结束了20年的流流亡生涯,成为一个美国作家,那时他已经开始放弃俄语写作,那时离他最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问世还有15年的时间,所以看起来时间在纳博科夫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两种可割裂开来的记忆,任凭自己像“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旋转出命题弧、反题弧、合题弧,和历史一样,在记忆中刻下各自的轨迹,“螺旋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圆”,而那些经历最后变成生活最大的财富,而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一九四〇年以前的记忆是与某种母性有关,是与俄罗斯祖国和民族有关,与“强烈和单纯的虔诚”的母亲有关,与“归于寂静时”第一首献诗给塔玛拉有关,与流着犹太血统的妻子薇拉有关。

已经一年多了,它一直压在待阅图书的最底层,而我开始阅读之后,也总在一种很游离的状态下进行,一是关于纳博科夫,关于《洛丽塔》,我已经快要遗忘了,那种发生在我大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早就破碎了,相反,作为《洛丽塔》DVD版的《一树梨花压海棠》却留下些深刻印象,这名字的暧昧很有中国古典的艳丽色彩,可是这个故事在道德的危桥上是容易被落入小水的,洛丽塔毕竟无法在所有人中完成这样的颠覆性的革命:“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一种义务,而我们则必须赋予灵魂以美感。”所以对我来说,《洛丽塔》只是一部小说,和美国文学有关,和纳博科夫有关,10多年了,它当然会逐渐老去,当然会被淹没在记忆中。二来,是对这本书的体例,《说吧,记忆:自传追述》这是书的全名,首先是一种自传,其实才是关于记忆的追述,所以这体例大体是和散文有关,而我很难就一册散文作品发表很多阅读感受,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快餐色彩浓郁的文学消费样式面前,我基本上是解读不出什么形而上意义的,或者说,我很不喜欢用散文的架构来追忆自己的生活记忆,尤其是在纳博科夫这样逐渐淡出视野的作家身上。

综合以上两点,大致可以看出,我对这册图书的购买显然是在计划之外的,甚至在阅读中间还有一些无奈,说实话,在挑选图书的时候,我是不了解里面的内容的,我甚至以为是一部虚构小说,纳博科夫的语言必须是在虚构的文学中才能驾轻就熟,而自传回忆对他来说只是某一种树碑立传式的媚俗做法——很凑巧的是,今年的4月23日是纳博科夫诞辰112周年的日子,离我阅读完《说吧,记忆》还有20天的时间,距离如此靠近,我仿佛闻到了20世纪初的那种俄罗斯作家身上散发出的技巧性和冒险性的游戏特质。于是硬着头皮,从3月末到4月初,把记忆坦露在这个初春的日子里,把纳博科夫的往事用一目十行的游戏心态去解读,是的,那里有风花雪月,也有凄苦和无奈。

纳博科夫实在是一个天才,也从来都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追求,在他的孩提时代,我们看见了纳博科夫对于数学的天才敏感性和理解力,超过了正常人,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里度过的,记忆的幻灯片所聚焦的,是那些庄园小径,童年玩具,捕蝶经历,棋题设计,色彩的涂抹,初恋的心悸,叶的卷曲,字母表的彩虹,海滩上的碎瓷片。这些都在母亲的影响下,因为作为一个母性强大的人来说,母亲遵循的简单规则就是“全心全意喜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一种彻底的融入,在纳博科夫看来,这颠覆了那场俄日战争的记忆,颠覆了父亲的政治生活对他的诱惑,“我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实用主义的喜悦。”于是那些蝴蝶,那些童年里的记忆都成为喜悦的源头,讨厌约束,讨厌规则,也成为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反抗,“从七岁开始,一切我感到和框在长方形范围内的阳光有联系的东西,都受到唯一的一种激情的支配。”在激情的支配下,他们和家庭教师进行着反抗式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规则都是可以改变和颠覆的,他们只想在自己的家园里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但这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遭到解构,而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他的解构就是寻找心理的那种寄托,回归母性。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友,他都希望“全心全意地喜爱”,而由于特殊的关系,纳博科夫走上了一条流亡的不归路,而这次的打击更大,几乎把他赶出了俄罗斯这片土地。对于这样做一种结局,他也只能默默承受,纳博科夫的个人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史。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十五岁时已继承有百万家财,良田万顷,庄园一处。然而十月革命爆发,举家逃亡,走上漫漫流亡路,一生永不返乡。几度流离,从俄国世袭的财产,只余一只质地精良的旅行包而已。在欧洲,父亲遇刺,他不得不自谋生路,教授法语、网球、拳击和英语为生。二战爆发,他携妻逃至法国,又因为其妻薇拉的犹太血统,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途。期间母亲贫病交加,客死异乡,其弟死于纳粹集中营。在美国,他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作家,不得不放弃自己一流的俄语,而使用二手的英语写作,这对任何一个作家,尤其彼时年逾不惑的他都是一种“个人的悲剧”。

这其实就是沉重,他必须告别祖国,必须踏上异乡之路,必须改变自己的语言,无论如何,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充满着颠沛流离的味道,“流亡生活的忧伤和辉煌”,到最后也是随着时间而消逝,而成为作者心中最后的痛。对于祖国,对于流亡,纳博科夫心中有种无奈,“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大爱就是小爱,就是突破的框,就是非实用主义的喜悦,就是归于沉寂后的诗。

颠沛人生,远离政治,风云中继续拈花微笑,这也许是《说吧,记忆》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那些失眠与爱,那些孤僻与自由,那些离别与游戏,个体的记忆也都是民族的记忆,1918年塔玛拉致纳博科夫说:“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 这或许就是一种记忆中最弥久的信仰,和生命有关,和自由有关,和大自然有关。

Tags: 说吧,记忆 纳博科夫 回忆录

分类:散文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313

编号:C28·2100109·0769
作者:莫言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340页

据说历时三年写成,关于计划生育的主题,或许从这个很表面和现实主义的主题下,我们可以找到精子、繁衍、制度等等关键词来解说,但是对于从《红高粱》而来的莫言来说,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进行另一种文本革命,书信体这种古老的形式在这里复活,一位日本友人的来往信札,蝌蚪的倾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还是在高密东北乡,还是民间习俗和欲望之间的某种矛盾,我想,找不到妈妈的蝌蚪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蛙》:计划以外的生育秘史

大约对于计划生育,我是耳闻多于体验,这项决策1978年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那时父母基本完成了承宗庙、繁子孙这个族类最根深蒂固的生殖道义与职责,我和姐姐这样的组合符合那个时代父母的理想,而这项国策执行到位,都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是基本在80年代后,才渐渐多了独生子女,邻居家超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据说也是声势强大的抓捕,但最后的结果是大事化小,基本国策变成了每年800元的罚款。去年,这个比我小8岁、用800元买来生命的孩子也结了婚,开始了自己承宗庙、繁子孙的生育之道,只不过对于他来说,已经告别了父辈抗拒国策顺从天意的生活,反而成了一种习惯。

在“4+2+1”的人口模式中,中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却微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计划生育30年,政策变还是不变,而备受关注的二胎放开政策,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关口,各方激辩不止,也使曾经闻名于世的中国计划生育在30年之后走入了一个转折性时期。

因为在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如今面对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人口政策已经不太适应社会现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这些数据已经远远低于2.0左右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政界,从体制外蔓延到了体制内。

《南方周末》之后是莫言的《蛙》,在这两个文本的选择上,可以说是偶然,我花了1个小时浏览了报纸上有关的政策对话,而同样我用简短的6个小时阅读了莫言22万字的最新长篇小说,两种文本放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对于我来说,仍然是耳闻大于体验,依然是活在历史深处的一段秘史,作为旁观者,我甚至远离政策和人权,在纯文字的喟叹中,我忽然发现小说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尤其让莫言来叙说这样一个触及“心灵之痛”的题材,植入现实,在生和死的大苦难面前,我读不出莫言想说的原罪和救赎,也看不到这基本国策如何在生命权利的抗争中保持威严,掩卷之后,我只是很触动地看到了封面上那只手舞足蹈剪纸蛙,像一个图腾,折射着人类最诡异的悲凉。

蛙却只是一个被现实弯曲的象征,莫言借用姑姑的口说:

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

莫言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目的无非是想把生育赋予一种崇高的外衣,借以说明生命的降生是一次天命,是不可违的道,而尴尬现状和困境又不得不使像姑姑这样掌握生死大权的人,面对“一尸两命”的悲剧,在虚拟的象征中得以救赎,泥塑娃娃终究是一个道德安慰的工具,而剩下的也只是敷衍和苍白。

“姑姑”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制度,这是小说中唯一没有用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名字的人,这种独特性使莫言人为地设置了文本叙述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故事展开时变得得心应手。“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而道义与职责的有限与无限,显然是一个无法得出对错的终极性命题,但这个终极性命题中的困厄得由凡间的人来承担。“姑姑”多少是在自酿的悲剧里寻求答案。

但是,很明显,姑姑作为一个女人,接生了许多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悲剧缘由仅仅是某种政治斗争。看上去是设置一个巨大的悖论,但是这种转嫁衍生出个体命运的无奈,实在牵强,包括“我”——作为剧作家的“蝌蚪”,年近六十,膝下无子,遭遇的原因也是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使怀孕7个月的妻子大出血死亡。我有一种有无处诉说的悲凉,也有为了政治生活的自责,而当“代孕生子”成为现实,实现了中国男人最重要的繁衍理想的时候,那种忏悔又变成了老来得子的喜悦,生命的无可替代性在这里变得功利和世俗,生的尊严大抵抵消了死的罪责,仅仅是活着,已经变成了最大的理想。

天命无非变成了时代变迁中的游戏,而代孕公司的出现以及“孕奴”陈耳的遗弃,都带着莫言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可惜太唐突,太功利,甚至太苍白,生命沉重的母题在世俗的纠葛和莫言的急功近利中,反而弄巧成拙。加之,如对时下毒奶粉的批判,对新生儿“V”字手势等桥段过于流俗,行文又欠收敛,阅感有遗憾。莫言终究还是收不住。而蝌蚪对杉谷义人的写信倾诉格式,看起来是一种文体的变革,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语言或者形式的游戏,完全没有必要带进这样的中国式困局里。

基本国策终究是触及心灵之痛的,而莫言在尴尬中还是无法自如地展现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终究激不起多大浪花,在6小时的匆匆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找不到母亲的蝌蚪,在文本的池中游弋,却终归是变体,此时,蛙声已远。

Tags: 莫言 小说 计划生育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