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知青变形记

编号:C28·2100929·0789
作者:韩东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10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30页
 

腰封和封底很变态,夸耀的头衔和密密麻麻各类人的评价,显得杂乱和轻佻,我忽然发现韩东早就在变形了,从诗人开始,从小说作者结束,他的“口语诗歌”主张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1998年,他与朱文发起“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言辞激烈地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那时的激情和反叛恰恰暴露了韩东的迷失,我之前不喜欢他的诗歌,后来我也不喜欢他的小说。但是他想他一定在不停地寻找突围的方向,在不断的进行蜕变,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生活中真正的荒谬和真实,触摸,并且有痛感。《知青变形记》第一句:“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


《知青变形记》:诗人韩东的时代补语

罗晓飞其实早就死了,和那只”闺女“耕牛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的消亡,“死了八年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尽管他还活着,还在罗晓飞的墓前鞠躬,还在用阿Q胜利法安慰他,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想把自己恢复到罗晓飞的知青身份,一直想回到南京,回到记忆之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自己,从物化到人化的渴求如此强烈,当最后回归到范为国的时候,他只能将一切都埋葬,虽然他拥有土地、妻儿和安全,但他还是一个符号,接下来的所有命运只能是一个被制度驱逐的悲剧。

我之前没有看过韩东的小说,有限的只是他的一些诗歌,作为一个对汉语进行反叛的作家,韩东的文字里有着和精英写作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口语,在群体上是汉语诗歌“第三代”和“他们”,在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之争中充当着先锋者甚至导师作用,在转型之后,韩东开始写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乐此不疲,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个作为诗人的韩东,审慎、严谨和冷静的韩东,平淡、写实和安全的韩东,不管在语言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韩东没有多少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把一个寓言讲得更像故事,仿佛近在眼前就可以触摸。

我并不想说这是韩东的进步,或者是突破,尤其在《知青变形记》这样一篇长篇小说中,还是有着明显的口语诗的影子,有着日常生活诗意解构的欲望,当变成长篇之后,故事就变得更加荒诞而缺乏必要的逻辑性,甚至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难过,它颠覆了故事应该的结构,颠覆了小说必要的想象,也颠覆了阅读的必要体验,在一个符号和隐喻表达的空间里,你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

其实,故事的内核很简单:来自大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罗晓飞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他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谁知耕牛因病趴窝,竟将他卷入一个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旋涡,跌入噩梦般的深渊。然而,命运在极其偶然中出现转机——村里一对农民兄弟争吵打架,致使哥哥误杀了弟弟。村民们为保哥哥脱罪,集体决定让知青罗晓飞来冒顶弟弟的身份。于是瞬间,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知青变成了原住农民,同时也接收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老婆孩子房子和所有的亲戚与乡亲。

当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一个符号便代替了另一个符号,知青变成了农民,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悄无声息,那么顺理成章,罗晓飞逃避了政治罪责,打死弟弟的范为好逃避了刑事处罚,所有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而唯一改变的是罗晓飞的符号特性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物,我们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

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这是命运的妥协,一夜之间,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身份的转移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物物的交换,“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是也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 生活变成简单的算式,所有的荣辱与尊严,所有的欲望和人性,都在这荒诞的一夜泯灭了。抛却故事的内在混乱逻辑不讲,这种无物交换的荒诞感其实在复制着卡夫卡《变形记》里传达的那种西方式的想象。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就是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和《变形记》不同的是,卡夫卡试图传递的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中,这样的寓意是明显带着时代特征,是特殊时代下特殊制度的产物,身为南京的曹寇说:

在罗晓飞的命运轨迹里,不难发现,他完成了以下几次“变形”:由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下放制度),学生变为农民(知青制度),男人变为女人(工分制度),无辜者变成奸牛犯(司法制度),罗晓飞变成范为国(宗法制度),被迫的范为国变为虔诚的范为国(道德制度)。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二者融为一体,归位于一个“人”而已。

但其实,罗晓飞变成范为国,逃脱政治罪责和制度扼杀,成为一个牺牲品本身就是带着对那个时代制度的全面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悖论。当邵娜来信,希望他回城的时候,那种物物交换后的生活泛出了“死水微澜”,回城、争取知青证明,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是挣脱物化,回到人化生活的一次努力,但其实在本质上还是希望把自己纳入到另一个制度中,只是当纳入制度的所有渴求仍然是以牺牲那个稳固的农村生活为代价,他还是最后选择了妥协,并且很坚决的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符号告别: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卡夫卡《变形记》里,成为异类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他的等待只有死亡,从这种等待死亡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也看到了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世界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才是它的真实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批判,我们所看到的是灵魂在制度下不会复活的生存,在反抗制度无果的情况最后只能屈从于制度,妥协于制度,是一只苟活着的甲虫,连死亡的勇气也没有,看起来是超越生死,其实是一次沉沦。

封底的乱弹评论和腰封的荣誉罗列,使这部小说看起来有些浮躁,我只相信韩东是个优秀的诗人,《知青变形记》故意把时代属性凸现出来,无非是想把罪责全部归于历史,归于制度,而弱化了人性中的那种逃避和妥协,韩东无法超越的正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这种宿命,而这也正是他本质上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我1961年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对于知青生活,韩东不是亲历者,只是知情者,所以在这部“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的小说中,韩东希望通过一个诗人的想象还原那一段历史,“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的构想使整部小说大面积的细节只能源于韩东的少年经验,在情节推演和叙事动力上,则全部依附他的诗人想象。我们或许能够在这首早期诗歌中找到韩东在小说中的影子:

在桥上

你将我领到一座桥上
我们看见架在同一条河流上的另一座桥
当我们沿着河岸来到它的上面
看见我们刚才俯身其上的拱桥
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完全不同
有两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身影
伏在栏杆上,一个在看粼粼的水波
一个在闷热中点燃了一支烟
与我们神秘地交换位置
当你俯身于河水的镜子
我划着火柴,作为回答
我们是陌生人的补语
亲密者的多义词
只有河上的两座桥在构造上
完全相同 

Tags: 知青变形记 韩东 小说 知青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11

张枣的诗

编号:S29·2100929·0788
作者:张枣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20元
页数:316页

可惜他死了,死亡和活着都是让人可惜的事情。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他死于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他48年的光阴最后只剩下被吟咏的诗歌,张枣的诗国内以前出过一次,这回终于全了。他们说,“他曾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现在,他与他的诗歌已经被磨成芬芳的尘埃。”他活着的时候,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都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在《镜中》,他写道:“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丛书之一,是在张枣死后出版的,在这之前,这一套丛书分别集结了死于诗歌的海子、顾城和昌耀的诗。肉体只为腐烂,闪耀的便是星,他们都不长命,但愿诗歌从此不会消逝。


张枣:也许,我们会成为雕像

只有你面视我
坐下,让地球走动
重复气温和零星小雨
也许,我们会成为雕像。
——张枣《纪念日》

这是80年代的张枣,年轻气盛,尚未赴德,而且身体健康,甚至在诗歌的世界里,他也没有做好准备让自己树立为雕像,一切还很遥远,身体里的纪念日还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积聚,而且很长很长的岁月,是看不到2010年的死亡,看不到“一个赴死者的梦”,但终归是诗,终归是“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的烟,终归是“突然甜的鞠躬起来”的酒,终归是“我和他合一舞蹈”的灯芯绒的幸福,在一个孤独、母语、爱情、死亡构筑的诗歌世界里,张枣必定会以一种身体的寓言来抵达死亡,成为一尊雕像,最后他说,“纸条落空,明天会特别疼痛”(《祖父》)。

这个2010年的冬天,我手捧张枣的诗歌,外面是“重复气温和零星小雨”,甚至是雨后的太阳,甚至是太阳下的飞舞的碎雪,一切诡异地让你不敢直接进入现实,而躲在张枣的诗歌里反而会感到安全,一尊雕像的文字,如此矗立,却也高不可及,我甚至会在这样唯美的午后有一种被诗歌笼罩的快感,已经第二遍了,翻来覆去被我检阅忧伤,一个名字,一种死亡,一些诗歌,在这个纪念日里显出什么幸福,我甚至用从未有过的笔记方式摘录他的那些诗歌,写下来,重复一种心情,想象一种孤独,尽管所有的文字都存在于另一个人心里,存在于一个已逝的生命体里,“是不纯的,像纯诗一样。”如此,我便觉得我把诗歌的那种隔阂消除了,如鹤一般飞翔起来: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廖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云天》

我不是佼佼者,我只是很认真地倾听一个已逝诗人的内心挣扎,316页,16万字,130余首诗歌,这几乎是张枣肉体消逝之后留给我们的全部,这个低产诗人似乎要把他的全部诗歌融进生命中,用30多年的写诗经历叙写“一个赴死者的梦”。对于张枣,北岛说他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柏桦说是“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颜炼军说他是“枯坐于世的仁者”,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但不管怎么说,张枣对于语言的天生敏感让他的生命也便成了诗歌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秋天的戏剧》中所说:“我潜心做着 语言的试验。”

这样的“语言试验”来自于他的德国经历,1985年,张枣提前离开了当代中国的八十年代,离开了风起云涌的诗歌江湖,赴德留学。颜炼军认为,张枣的赴德的主要目的一个是追求四川外语学院喜欢上的一位德国姑娘,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想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他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所以在这册张枣的诗歌集中,绝大部分诗歌完成于德国留学期间,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婚姻,也走完了语言的一次炼狱之路。从他很多诗歌中,我们都能读到张枣对于语言近乎痴迷的解构和吸纳,“我的格式又是世界的格式”(《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我们必须在道上,并且出走”(《一首诗的挽歌》),虽然遭遇母语汉诗的表达困境,但是张枣还是一如既往,他说:“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世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他说,“祖国或内心,两者水火不容”(《选择》),其实他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预感到了那种语言或者内心带来的伤痛,他在临走时所作的《刺客之歌》中写道:“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这样的矛盾我们或许无法深入张枣的内心,但他毕竟是抱着一种决绝而去,从此,张枣变成了一个写汉诗的德国人。

德国汉学家顾彬是张枣的好朋友,或许他能理解一个诗人的语言之困,他说

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即意味着交流或有意识的交流的可能。虽说所有的言谈和书写最终都是交谈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就会导向那孜孜以寻的尤其是平等的对话。对话形式正是张枣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下几则对话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诗人与家谱(《云》,133-140页),生者与死者(《死囚与道路》,131-132),现在与往昔(《楚王梦雨》,54-55页),东方与西方(《祖母》,143-145页)。由此可见,张枣是自传性的诗人,同时又是诗人中的诗人,在两种情境中他都是一个内化记忆或追忆的诗人。

正因为在异乡的孤独,正因为语言遭遇的解构和困顿,所以张枣总是设想自己面对另一个自己,用“对话”的方式来解构现实,《与夜蛾谈牺牲》、《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诗作中通篇都是对话,而在这些对话的背后是汉诗的再创造,“张枣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是一种语言的容纳和超越,摒弃了现代主义在中国汉诗中的不成熟成长和极端表达,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张枣的诗里有着汉诗诗人少有的严谨和理性,特别是诗歌意象的运用,带着西方诗歌的通灵,被德国哲学浸润的张枣推崇歌德在谈话录中对象征和寓言的划分,他说象征具有“阐释的不可抵达性”,而寓言就是比喻。他强调现代诗是元诗,主题是诗本身。他提到词与物。他提到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在所有的事物当中沉睡着一支歌,等待着被词语唤醒,。所以我们会很兴奋读到他的那些诗歌之物,读到“仇恨死亡的蝴蝶”,读到“满脸心事的蓝马”,读到“翘着二郎腿的燕子”,当然更多读到张枣一直喜爱的“鹤”,《夜色沧桑》中,他第一次写到“鹤”:“研究的鹤”,之后在《空白练习曲》、《一个诗人的正午》、《祖母》、《春秋来信》等中都出现了“鹤”,而在《大地之歌》中,鹤成为一个中心,一个杂夹着等待和希望,迷茫和消逝的象征物:“渺不可见,像鹤”,“鹤之眼:里面储存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透明,一如鹤的内心”……颜炼军在《后记》中说:这些都“在他尘埃四起、烟雾缭绕的手掌中,清扬婉转地稳住自身,贯穿着看不见的一切,如鹤的嬉戏摄住了务虚的天空。”

但这后面并不是都是嬉戏,并不都是务虚,对于身处异乡的游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身体的流浪更为难受的,所以在“语言的试验”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个诗人天生的孤独,是“枯坐”的害怕,是对死亡的想象,“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流浪的酒边记下祖国和杨柳”(《我们的心要这样向世界打开》),“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楚王夜雨》)……似乎他正用自己的个体之痛完成孤独这个世界之痛的命名。北岛在悼念张枣的《悲情往事》中说,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张枣回国了,而这样的回归倒是张枣诗歌语言的死亡,回来之后,他几乎没有写诗,他的“鹤之眼”里也看不到有待冲洗的底片,不再流浪的语言和身体或许并不是诗意的栖息之所,“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死囚与道路》)。 2010年3月8日,张枣终因肺癌逝世,像卡夫卡一样死于肺病,“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而这似乎印证了布罗茨基说过的话:“诗人之死”听起来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诗人之死”固与一切有死者一样是不可转让的,然在缅怀中,人们往往发现死亡并没有使一切终结,某种东西逸出了时间之外,歌者看不见了,歌声却更加清晰、动人、不绝如缕,像一尊雕像。

Tags: 张枣的诗 张枣 诗歌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315

羞耻

编号:C38·2100929·0787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出版:凤凰联动
版本:2009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48页

三获布克文学奖、囊括欧美三十余项文学大奖;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是“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又有人把他和奈保尔与石黑一雄并称是英国文坛上的“移民三大家”;“文学天才”和“文痞走狗”的不同评价使他饱受争议,1988 年他因第4 部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遭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追杀”,命令至今有效,使得拉什迪不得不一直生活在严密的保护中。而在去年,他与第4 任妻子、名模演员加主持人帕德玛·拉克希米(Padma Lakshmi)分手,之后便创作了“撇清任何政治影射,全情醉心于历史”的第9 本小说《佛罗伦萨妖女》中。出版于1983年的《羞耻》影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时至今日,他依然活着。但曾经有很多人为了使他的作品在一个个国家问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就是:萨尔曼·拉什迪,欢迎他光临中国。


《羞耻》:野兽穿过一堵砖墙

这个雨天看起来不合时宜,作为传统元宵节的气氛渲染,我还是有一点隐隐的不安,更不安的是我竟然捧读的是一册异国的《羞耻》,S-H-A-M-E,五个字母在那褐色的封面上闪着黑色的光泽,秃顶的拉什迪正用一种讽刺的眼光看着这个传统的佳节。四周有鞭炮响起,作为驱逐年兽的仪式象征,这将是新春最后的声音了,但是在不久,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噼啪作响的声音会疯狂涌来,占据我们的耳朵,占据城市的天空,占据我们每一寸的呼吸。

《羞耻》也是。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大规模出版拉什迪作品,而这将意味着20年来只在流言和有限专业读者阅读中被传播和塑造的拉什迪向普通读者自由地敞开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第一次把一个生于印度、迁住过巴基斯坦,定居在英国的极端写作者推向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不仅仅于此,拉什迪就是因为作品中的宗教批判,使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他仿佛就是一头野兽,“当它确知自己的力量,它便看准时机,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元宵节,猛然走过一个中国读者的书桌前,于是纷纷扬扬,向那些噼啪的声音一样,无可阻挡,“潘多拉,被她盒子里那些未释放的东西占据了。”是的,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所有我们逃避和追求的东西都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头野兽,就像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体内蛰居着的野性随时可以爆发,“是某种本能的东西,暴力的化身,纯粹是那头野兽的恶毒力量。”

“这是一部充满讽刺、揶揄与怪诞的小说。”在阅读中,这样的腰封是被撤出的,我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段来阅读这样一部带着野兽光芒的小说,起初是按照惯例,从头开始,再三天之后用书签插着中止了阅读,不是因为晦涩,是我无法是自己集中有限的精力,将目光转向一个毫无瓜葛的宗教纷争中,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放置不理,一个月,甚至更长,我甚至遗忘了这个极端主义者还在用讽刺的眼光看着我们,等到那么一个晚上,我忽然心血来潮端坐在黑夜中,仔细阅读一个伊斯兰的寓言,读完了书签之后的内容,然后便是从头开始,从第一页“升降机”直到最后的“决斗”,在书签之前的页码用被我温习,仿佛一个圆,用不合规则的方式画完,时间是3天。对于这样一种错乱的阅读感受,我只能用某些自诩的话来总结,仿佛我的身体里也长出了那“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的野兽,把秩序弄得支离破碎,才觉得是一种颠覆,是一种革命。

“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害怕拉什迪制造的伊斯兰罪恶会带来多少政治上的变故,它只是一本小说,一本伊斯兰纪年的小说,文采飞扬,寓意深刻,情节饱满,回归到一部小说也就够了,尽管外界的革命正在发生风起云涌,在埃及,在也门,在伊朗,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旧秩序中。

在旧的世界中,是没有野兽的,有的只是我们固守的那个堡垒,那所大宅。体内生长着野兽的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她的丈夫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曾经生长在这样一所大宅中,出生在外祖父死去的床上,大宅是外祖父老沙克尔修建的,他在本镇居民的聚居区和殖民者的军营区之间建起了这么座宅院,而他的他的三个女儿被幽禁其中。老沙克尔死后,三姐妹敞开大门,请来军营区的英国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大部分镇上的本地名流都没得到邀请,舞会过后三姐妹便在镇上居民的咒骂声中成了Q镇的耻辱,而在狂野之夜,其中一个怀孕了,而她们都成了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母亲,在Q镇居民的咒骂中,她们关起院门,同时做起了孕妇,仅靠一架升降机与外面联系。外部世界,无论居民还是真主,都被她们拒之门外。“她们是如此衷心地希望跟姐妹一起成为母亲,一起把未婚怀孕这一公开的耻辱,转变成拥有梦寐以求的集体婴儿这一私人的喜事。”于是“羞耻,羞耻,红罂粟般的羞耻”开始了,它深入在久闭的大宅中,深入到在同为人母的三姐妹中,当然,更深入到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心里。羞耻,说到底,她们拒绝的是那个世界里的羞耻,既然逃不出那世界,就把自己幽闭于其中。然而,在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12岁的时候,因为一个生日愿望,他逃离了大宅,但是却永远逃不出那种羞耻的宿命。什么是羞耻?拉什迪说:

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

对于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来说,他其实在寻找远离羞耻的东西,那不是仅对大宅的逃离,内心里有些东西却是根深蒂固,“羞耻的反面是什么?当沙拉姆被缩水之后,还剩下什么?当然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甚至比羞耻更为要命,肥硕、懂催眠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自此开始了自己“不知羞耻”的政治之路,他和伊斯坎德·哈拉帕臭味相投,在伊斯坎德40岁时,这个“人民阵线”的总理把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踢到一边,他又用自己的催眠艺术成了拉扎·海德的女婿,也就是苏菲亚·齐诺比亚的丈夫。

这似乎是一个男人和男人的故事,又或者是一个男权和男权的故事,伊斯坎德·哈拉帕和拉扎·海德,政治争斗没有停止过,那种倾轧、谋杀构成了一个动荡的社会图景,总统被推翻,伊斯坎德·哈拉帕上台,之后伊斯坎德·哈拉帕被推翻,拉扎·海德上台,而当最后的示威和起义重新燃起的时候,拉扎·海德和妻子毕奎斯,连同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又一起回到了大宅,回到了那个羞耻的渊薮之地,三个人都疟疾病发,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红罂粟般羞耻”的三个母亲并未救治他们,也无药可救。毕奎斯病死,海德活过来,却被三位母亲杀死在升降机里。男人死于女人,而他们同样沾着羞耻的血。“男人会把他们的最爱,献给他们荣耀的残酷祭坛上。”其实,小说中很突出地强调了性别带来的羞耻,伊斯坎德·哈拉帕的妻子和拉扎·海德拉妮和拉扎·海德的妻子毕奎斯是表姐妹,她们都嫁给了追逐权势的男人,但都被自己的丈夫所冷落。而他们的仇恨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拉扎·海德的儿子在毕奎斯身体里被脐带缠死,作为一种补偿,毕奎斯生下了苏菲亚·齐诺比亚,但她因为一场脑炎而成为白痴,而伊斯坎德·哈拉帕生下的女儿阿朱曼却被称为“铁裤处女”,她“厌恶自己的性别”,所以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和“铁裤处女”阿朱曼更像是羞耻对于男权社会的报复,而这便成为最后那头“野兽”毁灭旧有秩序的开始。

苏菲亚·齐诺比亚因为羞耻,一开始就会脸红,“当她父母承认她不可改变的性别,按信仰的要求,顺从真主,就在这一瞬间,拉扎怀中这个崭新而安静的生命开始——这是真的!——脸红了。”她智力低下,生长缓慢,而最可怕的是她体内有着一头“暴力的化身”的恶毒野兽,一旦爆发,“这个世界就疯了”,她撕咬了很多搅得她母亲心神不宁的火鸡,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又差点咬断自己姐夫的脖子,而对于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来说,她自己也会被消耗殆尽,可以说,她是恶毒的制造者,也是牺牲者,“必须告诉家人,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他们全部是苏菲亚·齐诺比亚事件的同谋。”而当她像一头野兽一样穿透砖墙,消逝的时候,真正的灾难便降临了,人们传说中的白豹几乎就在眼前,残害生灵,却没有人真正见过,巨大的恐惧打这个社会变成分崩离析的存在,直到最后拉扎·海德家族在大宅中覆灭,而大宅也在爆炸中毁灭:“他的身体被抛离,像一个昏头昏脑的醉鬼,之后她体内那头野兽再次退去,她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眨眼,双脚不稳,仿佛她不晓得所有的故事必须一齐结束,不晓得那火正在聚集力量,不晓得在那个惩罚之日,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不晓得那头羞耻的野兽之力量,不可能永远被约束在任何血肉之躯的框架内……”

家族的毁灭,羞耻却仍然不肯散去,“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是的,我们总是能读到痛出,里面有着马尔克斯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大宅、催眠、乱伦、暴力,令人着迷,又令人反感,“好消息”每年从她肚子里洪水般流出的婴儿,那27个孩子仿佛是背离常伦的游戏,刺激我们的神经,“四脚的情妇们”、“地震是由天使从石缝里出来时引发的”、“他死翘翘从子宫出来”、“想象让一条鱼爬进你的肛门,一条鳗鱼在你内脏里吐沫”……这些要从纸上溅到人脸上的粗言秽语,在小说中让人难受。

抛却政治和宗教的意图,拉什迪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彩的伊斯兰社会图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评价拉什迪时说:“他的作品使我们在绝望的境地产生勇气,其诗意能够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在诗意中建立他的文学帝国,或许这正是他这头穿墙而来的野兽来到我们身边的意义。

Tags: 羞耻 萨尔曼·拉什迪 小说 英国文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19

北回归线

编号:S29·2100929·0786
作者:梁晓明 聂广友 主编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0年3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
页数:383页

“北回归线”首先想到的是亨利·米勒的小说,和《南回归线》构成对位的姊妹篇,但在正规发行之外一直小心翼翼;二是中国的“北回归线”诗歌网站,很早就认识了,有过好感,但是几乎没有更新,而且布满了木马等病毒。相比来说,只有这样文本的《北回归线》诗歌集才能让人有很踏实的感觉。每年太阳都只能直射一次,在北回归线上到底有什么样必须先锋的东西?梁晓明或许是个符号,作为主编,他一直想把最珍贵的太阳光线直射到每一个喜欢诗歌,耕耘诗歌的人心里去,包括2003年他在浙江卫视的《中国先锋诗歌》里作的节目。《北回归线》创刊至今已经接近二十年,二十年以来,它一直是国内最重要的诗歌阵地之一,本书是自《北回归线》同仁阵地成立22年来,第一次正式结集出版,这也是《北回归线》诗群22年来的一次重要展览。


《北回归线》:带着自己的时间奔逃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在时间上必须的祭奠,一首诗的诞生?一个诗派的形成?抑或一个诗人的死亡?语言或者人,都是在时间上可以被消灭的,而唯独有些东西,存在于远古的过去,存在于迷途的现在,也存在于旷远的未来,汪剑钊说,“以语言的韧性对抗老去的时间”(《雪》),梁晓明说,“死去的人在风中飘荡/正如我们在时间中行走”(《开篇》),南野说,“我带着自己/的时间奔逃”(《无记忆的体会》)。

22年,时间上似乎就是那个一个点,但是对于不足百年的中国现代诗歌来说,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北回归线》,纸刊、网媒,或者一批诗人,纸张终究会发黄,他们终究会老去,但是在时间中,他们却可以用文字来复活精神,“因为我新死,与众神相争”(阿九:《明歌》),他们似乎正在寻找语言的源头,寻找语言的恒久,寻找那份失落的记忆。“通过可书写存在物及语言的暗示,暗示域的可能抵达。”他们在时间的短暂中,让语言狂欢,从而把诗歌带向另一个彼岸。

其实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对于“北回归线”也都成为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很早就听说,是在网络上,一直以来《北回归线》网站就用一种恬淡的态度延伸着纸张之外的表达,我所说的恬淡,是因为他们不夸张,却一直活着,也逐渐成为中国民间诗群不多的网络领地,但是对于我来说,《北回归线》的亲近完全是一种类似精神的信仰,写作者和阅读者同处南方之隅,在心灵沟通上已经达成了契合,仿佛触手可及一般,当阅读每一个字的时候,在这个富庶的江南城市,我只能很崇敬地认为,他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是在对时间进行着反抗。

《北回归线》一直贴着“中国先锋诗人”的标签,这个标签不是别人的命名,而是那一群人的自我解构和建构,在放逐中寻找到的那一个理想国,诗歌的复活多么难能可贵,“这些理想主义者/就是以这种悲壮的舞蹈/来对抗着当下的自然的历史”(聂广友:《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人,理想主义者,先锋诗人,用近乎撒旦的舞蹈书写现代的汉语诗歌体系。对于先锋,1988年的梁晓明在《北回归线》创刊号上说:

《北回归线》认为中国的现代诗大国的发展必定是从当代先锋诗人开始,它是怀着创建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而站立出来的,它努力的方向是在世界文化的同构中,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它的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引领与上升。它本着穷尽与丰富自己生存内容的雄心在向着眼前这个时代高峰不断迈进。

于是,他们出发,带着自己,带着灵魂,开始“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开始重建一种被遗忘的秩序,“自由在自由中,在此刻,朝圣者的喜悦正振羽翱翔”,1988年12月,在中国杭州,诗人梁晓明与孟浪、刘翔等同仁一起创办了《北回归线》民刊,从此开始了先锋诗的探索之旅。现在的《北回归线》阵地包括《北回归线》(网站)、《北回归线》年刊(纸刊)、《中国诗刊(网刊)、《中国诗歌地理》(以书代刊)。从时间刻度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汉语诗歌在浮躁中重新建立秩序的时候,民间诗刊如雨后春笋出现,诗歌社团社刊型民刊也是不断兴起,严力1987年5月创办的《一行》诗刊;上海撒娇诗社1985年创办,青年诗人默默、京不特主编的《撒娇》诗刊;四川成都现在诗社1985年创办,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主编的《现在》诗刊等,而著名的如北京、上海的《倾向》,浙江的《北回归线》和北京的《幸存者》,这些诗歌民刊对于重建朦胧诗之后的汉语诗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诗歌社团和民刊都如昙花一现,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而“北回归线”的阵地却在他们的沉沦中不断巩固,而且一直坚持着反口水诗的“先锋”实践。而这册《北回归线》诗歌合集正像在时间流逝中寻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先锋”成为他们身上遗世独立的一个标志,成为他们超然脱俗的一次努力。

什么是先锋?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先锋性?什么样的诗人是“先锋诗人”?《北回归线》灵魂人物梁晓明所提出的精神追求或许更多是一种宏观表达,涉及诗之为诗,诗人之为诗人的普世标准,但是真正的写作方向并无明确,这一群体对于《北回归线》的先锋性及中国汉语诗歌的界定也有许多观点,汪剑钊认为,他们除了必须写出“诗”以外,还面临一个建立标准的现代汉语的任务。红山认为,当下诗歌普遍缺乏精神层面。先锋性日益丧失。而刘翔的说法,“北回归线”诗歌更注重形式感和诗歌技艺,还有抒情色彩,聂广友的观点是,“北回归线”比较强调一种在技术和内容上的完美结合,张典则认为,“北回归线”诗歌表现了人的根本精神和技巧上的“极端主义”,阿九则认为:先锋就是历久弥新的理想主义热忱,是对母语的承当,是对人类经验领域的历险,是发现的快乐,也是友情的温暖。

罗列关于他们对先锋诗歌的观点和理解,其实并不能完全解读《北回归线》作为一个诗派生存下来的理由,其实,作为中国民间诗歌群落,北回归线并无什么明确的诗歌纲领,他们在写作中也是按照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去创作,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再建中国汉语诗歌秩序的勇气,比如技巧、比如人性,比如抒情,特别是在技巧上,先锋往往和形式主义的极端化联系在一起,除了聂广友的《上海哀歌》,南野的《白:厌倦和贪欲》,晏榕的《抽屉诗稿》等对形式的革新有着一定的探索之外,更多的诗歌还是从内容的构建上进行着超乎寻常的努力。但其实,《北回归线》所实践的更多是对于诗歌“现代性”母体的阐述,重构诗歌的中心和权威,包括死亡、孤独、语言、他者,包括失落、焦虑、物质、故乡。诗歌是高于生活的,而北回归线的诗人更侧重于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我们无从掩蔽地遭遇饥饿、享乐、生殖等等/在他的目光下”(南野:《无记忆的体会》),“啊,我们终究要在正午/归还给教父肉体。在尘世中/画上影子的线轴和格子”(聂广友《教父来信》),那是一种逃避不了的物质故乡,却也是必须掩蔽的生存,比如汪剑钊《抽烟的女人》,刘翔《幸福就是一只被供奉的猪头》,张典的《遛狗之诗》,但更多的是,作为诗人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理想主义是高高立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先锋从来不会紧跟时尚潮流,相反他先天具有引领时代的责任,在他的内心,永远是孤独而高傲的。”正是这种孤独和高傲,使诗人能凌驾在世界之上,用一种英雄般的视角审视我们生存的现实。“而狂欢持续进行着,场面盛大,大家都在笑。”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秩序的嘲笑和解构,一方面,却是自我的命名抵达对岸:“我的眼就是圣经的网页”,“我们/在大地的圆心饮酒良久。不肯归去/东方渐白。一声狼嗥。”(聂广友《理安寺》),而这样的命名并不是一气呵成,并不是永远含着笑,更多的则是诗人自己的放逐:“两种生者。死亡之下的,和死亡之上的。”(晏榕:《抽屉诗稿》);“他们拼命使自己向自己逃离。”)梁晓明:《开篇》);“我只是用诗句同自己交谈。”(张曙光:《错误》)。诗人的独孤先于诗歌的狂欢,而最后的意义便是寻找到生存的归宿,“对于诗而言,事物本身高于我们的言说。”(聂广友);“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生还。”(晏榕:《抽屉诗稿》);“那不能称作人的人,在所有的人中他是最完整的。”(梁晓明:《开篇》)。我们读到的是痛苦的无奈,是理想的不懈,是肉体之死和精神之生,“让我像一个真正的魂灵/一颗骄傲的燧石/点燃故乡的心中致密的夜晚。(阿九:《亡灵还乡》)”

其实,对于20余位诗人来说,要完整地评介和解读一个诗群的特点,显得很尴尬,而作为个体而言,他们也各具特色,阿九对于语言的熟稔掌握,晏榕对于意境的营造,臧棣对于日常法则的消解,以及梁晓明对于人类终极的追问都让人感受到语言深入人心的快感,从而对诗歌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总体来说,《北回归线》的诗歌风格过于庞杂,诗歌观点过于多元,就像阿九《穿越》中所说:“我把两本印着敌对思想的书/并排放在硬木书架上。”对于一个诗歌派别来说,他们虽不存在这那种敌意和矛盾,但这22年的维系和生存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对于诗歌的热忱和诗歌之外的友情。“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故乡/我是唯一的神,沿荒年行进。”(阿九:《明歌》),或许对他们来说,诗歌这就是他们心中所追求的那个永远的故乡。

Tags: 北回归线 梁晓明 聂广友 诗歌

分类:诗词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88

亲切的游戏

编号:C28·2100917·0785
作者:鲁羊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329页

鲁羊在序言中说:“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一场大病之后的创作欲望会无限膨胀,这就是“创作机会主义者”鲁羊的自白,或者可惜,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鲁羊没有作品问世,也就没有什么大病,健康是福,鲁羊应该深谙此道。几年前,我曾经这样评价《在北京奔跑》和鲁阳的的小说: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后半夜的“银色老虎”

那枚书签被我从鲁羊的小说中取出,坚硬如铁,却没有一丝血迹,我曾经说过,我对鲁羊小说的阅读显得很散漫,里面杂夹着一些无奈的惰性,所以在长达两个月的断断续续阅读中,我的书签总是很有力地插进某一个篇章中,某一页和另一页文本中,插得次数多了,我便下意识以为那些书页和文字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当我形式般翻阅到最后一页,把书签放在灯光下照耀时,发现它还和起初一样,坚硬,干净,无所事事。

我喜欢鲁羊的小说,喜欢字里行间那种忧伤和孤独,喜欢一直以来坚持的先锋体验,但是我把鲁羊放置得太久了,从书桌到枕头,从初夏到深秋,若即若离的鲁羊活在小说中,我只是那么有限地在夜晚想起他,想起90年代的寓言,想起一张书签的孤独,我想,那么这些夜晚沉淀下来,我和鲁羊都是不幸的。当然,我的不幸还表现在对文字的遗忘,在如此漫长的阅读中,我会很意外地有一种读不下去的感觉,如果排除生理上的毛病,我可以归纳为对90年代的陌生,我总是在下定决心认真阅读的激情中开始,在近似迷糊瞌睡中掩卷,而当我第二天再次打开小说,接近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遗忘了过去那个夜晚的所有故事,他们像未曾发生过一样,从我的夜晚开始新的体验,如此重复,如此健忘,当最后一页被掩卷终结的时候,我仿佛只记住了鲁羊这个名字,只记住了90年代的后半夜,只记住了落城和马余。

这样的遭遇让我很是不安,我曾经幸运地以为,我和鲁羊一样还活在90年代,活在那个“九三年的后半夜”,还在用后半夜的虚拟语气抵达我们的精神王国,是的,看起来是这样的,鲁羊的这本《亲切的游戏》小说集几乎都是90年代的作品,每篇小说都标注了发表的杂志和日期,他说是“为了检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怀念,它还说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但其实,很早的时候,他有过一本名叫《在北京奔跑》的小说集,我大概是喜欢他的语言,所以重复购买了两册,而这个现象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鲁羊小说中的情节,包括鲁羊这个名字,和这本小说对我的遭遇一样,我是在激情与怀念中开始遗忘之旅的。这就是我和鲁羊最大的区别,我翻阅了我曾经写过的所谓小说,原来也都是90年代的呓语,而我曾经把《后半夜的虚拟语气》作为90年代小说的总括,现在想来,我是中了鲁羊的毒,他早已用两册相同的小说集,在“九三年的后半夜”,把我的精神彻底征服了。

说起来,这就叫宿命,但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这和作为小说作者的鲁羊的身份一致,鲁羊曾经长久地迷恋于制造寓言,他甚至提出过“新寓言主义”的口号。在《青花小匙》中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讲故事。尤其在我自视认真的写作中,经常回避讲故事。也不喜欢别人在写作中把讲故事作为一篇作品的核心内容。我经常有意破坏故事的形成,我说,别人要看的,我尽量省略。而别人不要看的,我却要不厌其烦,反复描述。

这可以说明我曾经迷恋文字的一个原因,那种称作虚构的东西,在鲁羊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个叫做“落城”的乌有之乡,那个叫做“马余”的虚构人物,都是鲁羊实践他寓言王国的需要,在这里,一切外在现实的因素被解构,你找不到对立点,你复原不了生活,而在这个虚构王国里,只有鲁羊可以得心应手,可以纵横捭阖,可以让他活着和死去,如此,鲁羊则是最接近小说精神的一个。

多年来我的叙述,基本上局限在落城界内,落城和北京的区别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真与假,现实与虚构的区别,落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座架空的城池,随着叙述的深人,在落城的虚线轮廓之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真实的街巷和人物,整个落城的虚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纵观我这些年的叙述,多半内容都处于虚构的阴影中,不能解脱。

但不能不说,鲁羊闯入那个叫“北京”的地方,纯粹是一次恶搞,对于读者来说,似乎是对可触摸现实的回归,对天马行空的拘束,但实际上,北京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首都,它也只是一个汉字的组合,和“落城”的虚构指向一样,是故事的一个陷阱,是对中心的解构,里面有着年轻的、金色绒毛的、奔跑着的、带着北京公厕气味的茁壮的爱情,可以说,鲁羊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北京的奔跑”中,你几乎看不出他对现实的逃逸有多么急切,在寻找中他其实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寓言王国,里面全是隐喻,里面全是幻想。

而他的背后则是接近孤独的渴求,作为曾经的诗人,里面有着诗人最无边无际的冥想,“你知道我很孤单,你看看我这只眼睛,我和它一样孤单。”在《青花小匙》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孤独的影子,以及影子背后博尔赫斯式的叙述。不得不承认,鲁羊的世界里到处都有盲者博尔赫斯开启的叙述结构。

在《银色老虎》中,我们看到了鲁羊对于大师的膜拜,博尔赫斯是一个对老虎有奇异感觉的人,他有一本诗集名为《老虎的金黄》。而鲁羊在这部小说中,把童年深处的那种护身符一般的隐喻挖掘出来,“在见到银色老虎的日子里,我不知道那就是老虎,也不懂得那种颜色和光泽”,就是在这里,鲁羊找到了生命的光泽,“它使我的说话方式得以丰富。同时又作为一种景象,在我一生的经验领域内大放光芒。”

随着岁月的流逝,
别的绚丽色彩逐渐把我抛弃,
如今只给我留下
朦胧的光亮、难测的阴影
和原始的金黄

——博尔赫斯《老虎的金黄》

从落城到蓉塘镇到北京,鲁羊总是喜欢脱身变成一个名叫“马余”的人,“作为一个艰苦写作的人”,马余并不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的形象,相反,你看到的马余是多面的,不确定的,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就像那只“银色的老虎”,“它不是由血肉、骨骼和毛皮构成的人间动物。它仅仅是一种通体银色的影像。”这样的影像,让他感到安全,所以,育邦说:“鲁羊的小说就是他的退缩之地。从广阔的世界,回到密密麻麻的文字之穴。”

查看更多...

Tags: 亲切的游戏 鲁羊 小说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94

万历十五年

编号:Z58·2100917·0784
作者:[美]黄仁宇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286页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万历十五年》:衰落帝国的“道德经”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

 

Tags: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大历史观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