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易经

编号:C28·2110721·0815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76页

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易经》: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终于还是在琵琶面前打开了,“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一个少女走向向外道路的开始,告别了幽深的家族之痛,告别了弟弟陵死亡之痛,在她的面前完全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后母不在了,为虎作伥的不在了,礼教也不在了,似乎那个新世界正在终结一切囚禁的噩梦,缓缓打开一扇真正的窗。

《雷峰塔》《易经》,从儿童到少女,这文本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这里已经没有了家族的哀怨,没有了挣脱的冲动,连琵琶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世界的口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那就是香港。在母亲露看来,香港是出国的过度,而在琵琶看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宗教的庇护,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弥漫着宗教的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注册学习,他们仿佛要远离那个世界。香港在另一种语意上,其实是护佑,心理上的归宿,这就如寻找母体的努力一样,琵琶也在母亲露的照顾下接近自己的成人世界。

但这仅仅是表象,母亲和琵琶的关系完全从《雷峰塔》时代走了出来,那种依恋也慢慢解构掉,在琵琶看来,母亲已经的护佑是一次失败,在骨子里才是真正囚禁她的原因,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给琵琶的八百块钱被怀疑是琵琶肉体换来的,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而露曾经的自由解放形象也不过是一种表象,在她心里还是恪守着传统的礼教和道德,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变成了猜疑,变成了压抑。“这些年来压抑住的嫌恶,以及为了做个贤妻与如母的长嫂所受的委屈,都在这时炸了,化为对琐屑小事的怨恨。”美德毕竟要付出代价,妇道也只不过是一种维系世界安稳的手段,而当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环境的时候,也就会慢慢被摧毁。这几乎成了女性的悲剧。

母亲露之外,琵琶找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姑姑,曾经以为“姑姑珊瑚和明哥哥:她还当他们是男女间柏拉图式恋情最完美的典范。”,但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乱伦味道,之后母亲口中所说的为钱而闹得不开心,二位一体的关系也迅速瓦解;另一个是表舅妈,围绕在汉奸表舅的身边,却无自己的生活,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直到表舅被蓝衣社的人杀害,表舅妈还无法从那样的秩序中走出来。在琵琶看来,“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这样就为女性的生存找到了一条欲破的方向,可是琵琶也是女人,也要面对爱情,面对家庭,面对每一次的成长。所以实际上和母亲的某种关系断绝也是女性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

母亲哭了,战争爆发了,世界被颠覆了。《易经》将视角转向香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这里已经有了家庭的破裂,有了战争的阴影,也有了少女的自觉意识,布雷斯代给她的八百块奖学金却“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而在战争面前,琵琶更多面对着生与死,面对国家,面对更多的迷茫,这里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对于迷惘的琵琶来说,突围的方向更多是走向自省。对于宗教,她说“不能为了不想死了就完了,就去信什么宗教”,对于国家,则是一片厌弃之声,“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在女性被沉沦的礼教之后,琵琶又一次面对政治的斗争对人性的泯灭。比如“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比如一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就会吹来一股鬼气森森的冷风”。甚至她用一种暗黑之心的来理解世界,“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她觉得真正的爱是没有出路的,不会有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哀怨的世界里,“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

但毕竟是要寻找归宿的,战争无非是让她这个愿望更迫切。琵琶对归宿的寻找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母体,当父亲变得专横,后母变得霸道,母亲变得压抑,及至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变得伤痕累累,像莲叶的故乡一样,中华文明变成荒漠之地,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母亲,能够包容她,能够安慰她,而那个充满孩童记忆的城市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她躲避的最后落脚点。“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需要归宿,需要在地理的回归中寻找到精神的领地,“被阳光包裹住”免于伤害的家。

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的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她的囚禁是成长的代价,“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其实更多的是,琵琶在上海这样的记忆之城寻求精神的庇护,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她甚至不关心国家,不去想爱国,“这是她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从比比那儿学的,她一辈子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住在中国。”她也不热衷于恋爱,在变化之中,她却是躲避着一切:“她想找《易经》……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再次回到书的题目,其实是一种双关,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隐喻,晦涩难懂或许就是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是人生的最后归宿。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悲剧,她的上海早已倾覆,她的爱情早已哭泣,“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叫人伤感。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在《童女的路途》中说:

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Tags: 张爱玲 小说 易经 张爱玲外集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83

雷峰塔

编号:C28·2110721·0814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28页

《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而现在重见天日可以看见那囚禁她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样挥之不去的记忆?里面写道:“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雷峰塔》:在护城河的另一岸

蓝紫色的腰封是不太好剥去的,围在那里倒有了些姿色,“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终于完整问世!”“独家授权”“道尽身世之谜、家族枯荣,堪称民国版的《红楼梦》”……如此云云,让人有了从腰封开始剥离开来的欲望,仿佛那里面不是一个哀婉的故事,而是一个还活着的张爱玲,她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说,“离开你,我不会死,我只是凋零。”。她来了,如此的样子,大朵大朵的花隐匿在封面之内,只是微微打开了一个窗口,你不容易看见,你却要急着钻进去,揭开一个更大的身世谜团。只是拿了腰封,拿了那蓝紫色的大色块,你会发现封面只是大绸缎的背面,苍白、单一,像是凋零的故事,被囚禁在时间内部了。

所以我索性是脱了全部的封面,就像面对一个毫无遮拦的女人,用纯粹的文字来填补故事,用完全的经验来解读身世,《雷峰塔》,328页,245千字,剩下的也只有文本,甚至无关那个叫张爱玲的女人。这是阅读的第一步,走出来,然后才是在历史经验中构筑一个被遗忘而又返回来的女人。我不熟悉写作者的处心积虑,我只是在这样的阅读目光中发现可能忽视的东西,点点滴滴,让人惆怅着在语言的二元对立中感受到背后不真实的存在。语言不死的,她从汉语出发,又回归汉语,在时间的河流中很多东西被涤荡干净了,那个毫无遮拦的女人却总是背对着我,就像有人“背向未来”。

琵琶,绝对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家族的荣耀对她来说也是不真实的存在,或许也因为这段万花筒似的童年滋养,琵琶的脑子里常转着超龄的念头:她幻想能无穷无尽地一次次投胎,变成金发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里;她看到书里压的褐色玫瑰花瓣,就伤感人生苦短;她觉得十八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过去。4-18岁,在一个童真的世界里,该存在多少历史的影子?该有多少家族的荣枯在她的心里变成一汪深深的梦?“琵琶顶爱背后的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和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这个世界总是处在真实与幻觉的中间地带,有时候来了,有时候又飘远了,而琵琶只不过是带着少女的眼睛来投影这一段被囚禁的梦。

查看更多...

Tags: 张爱玲 小说 雷峰塔 张爱玲外集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564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编号:Z59·2110721·0813
作者:黄仁宇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1年5月第一版
定价:49.80元
页数:350页


这是黄仁宇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此次增订出版,增补了作者相关的四篇文章,作为附录;并对全书的文字重新做了核订并有所补充,使全书更趋完善。在第一章中,黄仁宇说:“刻下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而这匡正更多是对历史的无奈: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蒋介石:大历史下的血肉之躯

蒋介石一生包含着无数的矛盾,他本性是一个轻飘而具幽默感的人,经过锻炼,顽硬如啄木鸟。他其妻有子,却早晚祷告,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静默,过着僧侣般的生活。他慈悲为怀,却下令枪毙自己亲信的部属与同僚,他能感动下级干部,却常常不能令与他共事的人信服。

这是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出了蒋介石之矛盾、孤独和偏执,如果去掉蒋介石之名替换成任何一个人,那么他的一生都可能会有这样活生生的矛盾,而黄仁宇专意于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实际上是要从历史中剖开一个口子,慢慢地析出一个具象的人,“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这就是黄仁宇所谓“大历史观”:

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而他因着“惊险离奇的波澜”,而把目光选择在蒋介石,主要还是他具有的特殊性,一是蒋介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二是他具有完整的日记记录,而后者作为文本的意义是绝无仅有的。据黄仁宇介绍,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另外一个优势则是黄仁宇本人在国民党军队当过10年的下级军官,所见所闻也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这些优势的结合点上,我们可以通过黄仁宇的大历史再现一个复杂、冒险、孤独的独裁者。

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这是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在所谓革命的道路上,也完成了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从冲突走向共生的发展,而最终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革命,是贯穿蒋介石大陆这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而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在中国的这段革命历史中,其实并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道德的革命者,他认为,“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而摆在蒋介石面前,最大的困难是,生命的放弃、名誉的毁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全革命?所以从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开始,“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

这是蒋介石矛盾体的必然选择,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清党、清党之后的奠都南京、日军侵略之后的杀戮,以及最后的内战,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用自身的感情在走着一条革命之路,比如最初他并不反共,而将其与三民主义和谐在一处,“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悻者也。”而1928年蒋介石最低限度在名义上已为全国党政军政最高负责人之后,则“在历史上表现了两种奇特的性格。一是在军事上和政坛上反对他的人很多,他们却推举不出来另一个人做他的替身……其二,他还自命为革命家,仍企图打破刻下的环境,旁人却已把他当做国家最高主权人,甚至以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所谓的革命,在蒋介石看来,是复兴民族,他钦羡曾国藩,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改为“不为革命,便为叛徒”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所以在他的革命过程中,终极目标很明显,也很坚定,而在其中他会因为道路曲折而不断改变方向,但是最后的目的并不会改变,黄仁宇说:“蒋介石与毛泽东都不失为一代人杰,他们决心献身革命,就各依已见地在特殊环境里获取得领导权,以后锲而不舍,无论如何困难,总不放弃初衷,在这方面两人有相似之处。”

但是很明显,在大历史观上,黄仁宇着眼于现实更多于历史的分析,在这里他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致性,但是更多的是两位人杰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更依赖于自身的信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有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1926年3月3日)”对他来说,革命是宗教式的信仰,是以“猛与严”作为手段的长久过程。作为一名基督徒,蒋介石用他的宗教信仰来指导革命,同时排遣心中的苦痛,“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主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1935年11月28日)”,“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黄仁宇认为,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只是来解决“人身属性”,距离神学意义上则十分遥远。

这是一种宿命,“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1930年12月31日)”对于蒋介石来说,革命的意义并不是这样排遣痛苦,并不是扼杀自由,而是在社会建设中寻找一条出路。在那个特殊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而两党也在不同的方法上各自探寻,蒋介石寻找的是在旧体制也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前制造新国家的高层组织,这个“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法币与中央银行、新型教育制度等,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所以蒋介石更多体现理想主义的冒险,而毛泽东则在低层社会中着手建设,“因为中共专搞低层机构,索性不要高层机构,他们以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代替官僚组织。”从最基础的土地入手,不断解构社会的一元经济形态,所以毛泽东是走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仁宇也把蒋介石的失败归结于中国革命的真正悲剧所在:

这国家需要改造,但是旧体制之间有了二百年至三百年的距离,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执行之。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只引起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救对方为犯为匪。

所以,黄仁宇说,蒋介石是一次大冒险。而八年的抗日战争从另一个意义上则是蒋介石走革命现代化的一次实践。对日关系在蒋介石一生中充满着矛盾,他早年留学日本,也学习了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但是随着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也认识到必须要走的抵抗之路,从毛福梅被炸死到对蒋经国的追查,蒋介石在对日的反抗中带着深深的个人恩怨,所以他从“人道”出发把日本军称之为“衣冠禽兽”。在对日的反抗中,有两种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改变,一是对美国的依赖,二是中共的发展。从衡阳之陷到远征滇缅,国民党始终站在危机的关头,从与史迪威的冲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抗日越来越需要美国的支援,而国民党代表的中国政府成为战时的“四强”,也得益于美国的帮助。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喋血孤城》,所讲述的是1944年残酷的常德之战,被称为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日的电影,也是第一次让观众从正面了解国民党抗日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电影最后以国军守城失陷而告终,是一部大英雄、大历史的电影。而在这本书里,对于这场喋血之战也有了很多背景的交代,比如蒋介石在常德沦陷之前就发电说:“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达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明显是一次国际时局的较劲,当最后国军失守常德,指挥官余程万也最后“交军法审判”,其实也是蒋介石在这场事关国际声誉的较量中,所承载的压力。

另外,抗日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共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同时也无形中对比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对于战局的把握,“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国家才对日本抗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国家。”这是蒋介石对'“中世纪的中国”进行改造,而进行高层机构建设的努力,但是抗日战争的个人情绪表达和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也让这样的努力最后变成乌托邦,反而是给坚持低层建设的中共更多的机会,最终的结果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制造的高层机构通过内战而为毛泽东接收”,因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至1945年8月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后他的声望降低,而且因着内战之展开,其中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已由中共做出,因之历史发展之重心,实已逐渐转移至中共那边去。”

从这些完整的日记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过抱负的蒋介石,读到了对于日本侵略而愤然称之为“如此之毒”的蒋介石,读到了在革命失败道路上发出“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的喟叹的蒋介石,也读到了自叹“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的充满矛盾的蒋介石,而从整个历史来看,蒋介石的悲情似乎早就注定,只是我们现在能从这些历史的只言片语中读到一个历史之外的更大的历史,读到生命之外的更具体的生命,“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也便是我们读史的真正用意。

Tags: 大历史观 蒋介石 黄仁宇 蒋介石日记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