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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

编号:E21·2130321·0971
作者:叶蓓卿 译注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1年05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101079029
页数:243页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这样一个羸弱的人在庄子的《逍遥游》里却成为“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传奇人物:“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昔,彼且恶乎待哉!”而这充分展示了列子脱俗的心境,所以他可以居郑圃四十年而人不识,藏形众庶之间而国君不知。《列子》是列子、列子弟子以及列子后学著作的汇编。全书八篇,一百四十章,由哲理散文、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组成。而基本上则以寓言形式来表达精微的哲理,共有神话、寓言故事一百零二个。如《黄帝篇》有十九个,《周穆王篇》有十一个,《说符篇》有三十个。作为道家的典籍,《列子》又名《冲虚经》,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
《列子》:御风而行的“不生不化者”

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
     ——《列子·黄帝》

“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难道就是列子?而不是风筝,或者飞鸟?风筝有细线牵引,飞鸟有翅膀拍击,而列子呢?有风就是依靠就是依存,和风筝飞鸟一样也是有所乘有所依,而“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的疑问,或像庄生梦蝶,不知是谁在梦里。而风行于春秋之中,对于列御寇来说,三年而得一眄五年而颜笑七年并坐而席,直到九年之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这九年的修炼其实最后也是为了一种境界,“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变化总是通过漫长的过程,从一而为七,从七而为九,而就不是最后的穷尽:“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所谓九九归一也就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起点便是列御寇无形之风便是心形骨肉交融在一起的生命本真状态,所以即使有依靠即使有线牵引即使有翅膀拍击,到最后也还是回归到“不生不化”的状态之中。

而那个叫列御寇的人,叫列圄寇、列圉寇的人,也是一个“容貌有饥色”的穷人,而且“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这生命的状态可谓不受打扰,而且即使有人赏识他推荐他,对于子列子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子阳所作出的决定也只是“听说”而已,既然是闻道,那么也就里真实的情况很远:“君非自知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子阳之死恰是为子列子找回自己找回那个面有饥色的穷人出生。对于生命的本真状态,列子以“天瑞”为首而叙述,既然是天地之灵瑞,自然字符应,所以人也就是“不生不化者”之一种,它最初无形无象,历经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形成“浑沦”,再由“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的“易”衍变为有形的“一”,最终生成天地万物。也就是这九九而归的“一”就是生万物之道,既然是道,怎可以忤逆之,背叛之,不尊之。所以,列子的宇宙观便在这里展开了: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

这在《黄帝书》上当然有更直接的叙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而生万物,是天地的灵性,是天地的母性,“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一切都是自然,而不是刻意命名的那些生化、形色、智力和消息,如果刻意也就是子阳的下场,所以在一切自然面前,生命也就是行走在本真状态中,这种本真表现形式一是:“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也就是说不管天地不管圣人,都是“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自然不是完美,自然当然也不是随意改变,“宜定者不出所位”,也就是一旦在天地之间了,确定了就不能超出本位了,所以在这个宇宙来说,有生命,也有生命为之存在的一切:“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所谓生者、形者、声者、色者、味者也都是一种命名而已,最后的指向必然是消灭,是死亡,而创造这一切的生生者、形形者、声声者、色色者、味味者,才是真正的无为之职,所谓无为的道,也就是:“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当然这种无为会直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和死,所生者必死,那么如何看待死亡,如何抓住现在?生命的形态有四种:“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从婴孩开始,最后的目的地一定是死亡,而很多人对死亡心存恐惧,而荣启期却可以有“三乐”,对他来说,不管是贫者,还是死者,都是当做自然而然的存在,“人之终也。”这也像另一个百岁老人林类年所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死亡无非是从生走向终点,而又返回过去的过程而已,“其在死亡也,则之于息焉,反其极矣。”从死亡又回归到自然,这就是生命的最自然状态,而那个东门吴却将死看成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丧子对他来说不是痛苦不是哭泣,而是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吾常无子,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臣奚忧焉?”儿子就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一样,何来忧患?

所以,死作为生命的一种自然呈现,也是列子所谓的“命”,这命,是超越于人间所有道德、强权、功利之上,也是自为人力所不可企及的。所以在命运面前,“不得不为之”是最好的靠近生命本真状态,“然实无善交,实无用能也。”鲍叔非能举贤,而是不得不举;小白非能用仇,而是不得不用。,所以对于管夷吾来说,薄鲍叔和厚隰朋,都是不得不薄、不得不厚的事情,都是“自寿自天,自穷自达,自贵自贱,白富自贫”的“命”而已。所以,不管是墨尿、单至、憋憨,还是巧佞、愚直、凌谇,等等,这些以人的性情形貌作为假托的人名,不管形态怎样,不管相貌如何,“而咸之于道,命所归也”。在“不得不为之”的命面前,遵从自然也便是最符合道的规律:“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

生死有道,生不足为怪,当然死也不是令人痛苦的事。既然如此淡然看待死亡,那么在有生之年又如何去适道,如何去追求生的意义,那么就有了杨朱,这个有着“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身不取也”利己主义主张的人,其实打开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那就是“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的人生观,杨朱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每个人出生是不一样的,而最后的死亡却是相同的,所以不管是十年而死,还是百年而死,不管是仁圣而死,还是凶愚而死,到最后也都是一副腐骨,所以在优生之年,不要为名利所累,也不要为贫穷伤身:“可在乐生,可在逸身。故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就如管夷吾所说:“肆之而已,勿壅勿阏。”,也就是说一切养生的根本就是要放肆,不要阻塞在其中,这种颇具享乐主义的观点对杨朱来说,其实就是为了在自我世界里乐生和逸身,只有这样,才不会为寿、名、位、货四事故而“不得休息”,而也只有如此,“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那么“天下治矣”。

而这种自然状态的生命,也可以成为政治之一种,所谓自然,所谓无为,也就是要在这种状态下找回自我,找回理想之国。在《列子》里,有许多理想之国,比如列姑射山:“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这是一座仙山,而在终北之国里,也是“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所以黄帝三月不亲政事,而专游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就是因为不断参考梦中的理想国,所以才最后感悟: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正是这“不可情求”的感悟,才在“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国家像那个理想的“华胥氏之国”了,黄帝也终于可以仙逝了。而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北游“终北之国”,也是三年忘归。北游的感悟当然也是浮生若梦,当然也是得失哀乐皆为虚妄,所以在列子看来,最好的治理也是无为而治,那个病忘的华子突然被治好了病,却知得失:“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当病好了也就有了各种不满各种欲望各种烦恼,而那个患了迷惘症的又是谁:“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天子,汝则反迷矣。”其实,病亦是正常,就像死一样都是需要坦然面对的,而这种坦然就如南国、北国、辄沐之国、炎人之国、仪渠之国等异国里的风俗一样,“各地风俗: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

凡此种种,到头来也就是如书中孔子所言:“至言去言,至为无为。夫浅知之所争者末矣。”最高妙的言论就是抛却言论,最高妙的行为就是无所作为。而子列子也说:“得意者无言,进知者亦无言。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骇哉?”不能说的与值得说的,不如不说,说会破坏对事物的判断,说是一种干预,所以在自然状态中,不如不说不如不为,去除“实名贫,伪名富”的那块幕布,那么也就有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的九方皋相马,有了“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的詹何,有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薛谭,有了“锤子期辄穷其趣”的伯牙,而这一切的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因为有了“天地亦物”的想法,神机而入内,世界也就打开了“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的境界。

九九归一,列御寇其实早已“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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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列国志(上、下)

编号:C26·2130320·0970
作者:冯梦龙 蔡元放 编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01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020058716
页数:1090页

“列国”故事,早在元代就有一些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23卷108回的《东周列国志》为明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当周宣王轻易见杀,当褒姒巧遇得活,《东周列国志》拉开了它那长达数百年史事的序幕。这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描写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此书为“华夏英雄传系列”。
《东周列国志》:“顷刻兴亡过手”的哀叹

这是大动荡、大倾斜、大变革的时代,这里有弑君、亡国、乱伦的历史和传奇,这里有诸侯交战而形成的“春秋五霸”,这里有诸侯割据而称雄的“战国七雄”,这里有管仲、子产、曹刿、孙武等战略家,这里有孔子、鬼谷、卫鞅、韩非诸子,这里也有晋灵公、楚怀王、郭开、屠岸贾等昏君佞臣,更有齐襄公、宣姜、夏姬、蔡景公等乱伦之辈,这一幕幕大国争霸,这一出出新旧交替,这千古乱世,是“绵延过历缘忠厚,陵替随波为倒颠”,就如《东周列国志》第一回词曰所云:“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纵观东周几百年,无外乎一个“乱”字,乱世春秋,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父夺子爱,子通其母、兄妹相通等并不足为奇。为何会在那时进入这乱世?一方面是周王朝的纲常之乱,小说第一回就说到了西周末年历史图景:“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千百年民变之始便再无挽回的可能,“月将升,日将没;蘗弧箕簸,几亡周国。”或许只是童谣,但却以这样一种预言的方式拉开了乱的序幕,“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漀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从童谣转向上天,也是一种必然,而到幽王,则是以一种宿命的方式开始了周王朝的式微,”暴戾寡恩.动静无常“的周幽王喜欢的褒姒,其实就是那个追查未果的妖女,而为了博美人一笑,变动用烽火戏诸侯,实在是一出闹剧,褒姒是开颜而笑,但是这笑是对于曾经纲常的颠覆,对于秩序的蔑视,所以之后犬戎大闹镐京,已经被“狼来了”所戏的诸侯已经不再相信尊卑次序,周平王东迁是东周的历史起点,也拉开了千古乱世的序幕。

这“乱”的第二个原因也便是国家伦理的丧失。被称为“春秋小霸”的郑庄公,就是因为“寤生”,母亲武姜不喜欢,而宠爱他的弟弟叔段。母亲生下自己的骨肉,仅仅因为“寤生”而在武公面前说叔段贤,“欲立段为太子,公弗许”。这不仅超出了一般的家庭伦理,也使郑国走向了一段兄弟阋于墙的恶斗,他即位后,武姜请求制地作为叔段封邑。庄公说:“那里不行,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武姜改而威逼庄公把京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且物产丰富,庄公心里不肯,但碍于母亲请求,也只好答应。面对大夫祭仲的质疑,庄公笑曰:“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乎?”其实这一番言论都是假的,尽管有后面“掘地见母”的传奇,但是在郑庄公心里,家庭伦理和纲常之失在他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甚至开始起兵征讨周王朝,群臣关系也被颠覆,所以史官评论周郑交质之事说:“以为君臣之分,至此尽废矣。”而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当国家伦理丧失之后,便是颠覆,便是废弃,便是争霸和屠杀。

因为乱,所以诸侯大国争霸,“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慢慢地变成了一种象征,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周朝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在这个层面上,楚国似乎一直扮演着颠覆者的角色,从“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开始,“楚之无道,至此极矣!”别的诸侯只能称“公”,唯独南蛮之地的楚国国君都称为“王”,这“王”当然是和周王朝分庭抗礼,一方面是实力使然,当楚宋泓水之战后,上书“仁义”的宋军大败之后,这种颠覆遂成为一种象征,“至日,郑文公拉众诸侯,枣请楚成王登坛主盟。成王执牛耳,宋、鲁以下,次第受歃。”楚国甚至成为诸侯推举的盟主,对于群臣的尊卑关系推向了极致,而在楚国,也杂夹着宫廷的弑君和乱伦争斗,“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弒父,天理报应,昭昭不爽。”弟杀兄而报应为子弑父,也成为一个标志。而这种自立为王之乱在东周历史中,太过平常,父子相残、兄弟相争、等并不足为奇,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与此相应的则是父夺子爱,子通其母、兄妹相通等一幕幕的乱伦之戏,齐僖公的两个女儿,可谓是乱伦的典型,长女宣姜淫于舅,次女姜文淫于兄,特别是文姜因为私通而杀了丈夫,所以对于儿子鲁庄公来说,实在是一个“孽种”,“论情则生身之母,论义则杀父之仇。”在这乱世之中,不仅有晋献公之骊姬与优人私通,情好甚密;有“蔡景公为其世子般娶楚女芈氏为室。景公私通于芈氏。”也有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有美色而淫”,在宋时就先与公子朝相通……更有周朝隗后与太叔的乱伦好戏:“是夕开怀畅饮,醉后不觉狂荡,便按住小东求欢。”而更为惊诧的是陈灵公,竟然和夏姬以及臣子三人私通,同往株林,作连床大会:“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戏谑。而那个夏姬也是乱伦高手,甚至“弄做了一妇三夫,同欢同乐,不以为怪。”

这便是东周之乱,实在令人瞠目结舌,所以这纲常尽失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的时代,而同时也是一个新制度、新统治秩序确立的时代,新旧交替的乱世,必然是一个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而所谓英雄,也就是在式微的旧王朝废墟上寻找新的秩序新的伦理,这种寻找一方面是力图维持旧有的局面,一方面却在创造新的突破口。而“春秋五霸”显然是这种新生力量的代表。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打出的口号便是“尊王攘夷”,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维护周朝旧秩序其实更多是一种借口,管仲就曾经说过:“海内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率而朝于齐。不动兵车,而霸可成矣。”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合乎礼仪之中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而其他五霸成霸业的过程中,也都有着自己的“私利”,百里奚对秦穆公说:“君以德抚而以力征,既全有西陲,然后扼山川之险,以临中国,俟隙而进,则恩威在君掌中,而伯业成矣。”五霸另一种说法中的吴王阖闾在称霸过程中,就有伍子胥的建议:“夫霸王之业,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使内有可守,而外可以应敌。”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把恢复周王朝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和秩序,成霸业也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秩序,甚至取代周王朝的那些规则。所以在春秋之后的战国,诸侯的野心慢慢膨胀,从以前楚国称王的一国之举,到后面的尽享仿效,也就预示着就有的秩序慢慢瓦解。首先便是齐国:“因齐自恃国富兵强,见吴、越俱称王,使命往来,俱用王号,不甘为下,僭称齐王,是为齐威王。”齐国能够僭称齐王,实际上也是周王朝权力式微的象征,周考王四年,当晋哀公薨,韩、魏、赵合谋分地“入于三家,号曰三晋”,实际上是春秋时代的真正终结,而伴随三分晋国,幽公“反往三家朝见,君臣之分倒置矣”。所以,毫无实权的周威烈王,也就顺水推舟“赐籍为赵侯,虔为韩侯,斯为魏侯,各赐黼冕、圭璧全副”,于是赵、韩、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国中。”而从此,进入战国割据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秦“七国地广兵强,大略相等”,也就掀开了更大意义上的解构,而到洹水相会的时候,七国其实已经不再理睬周王朝,“于是苏秦建议,六国一概称王。”

一概称王,也就正式宣告周朝王权的真正终结,而彻底将徒有虚名的周朝推下历史的则是秦,“徒守空名,不能号令”面对秦王的征伐,已经无力回天,末代周赧王只能“率群臣子侄,哭于文武之庙”,而在三日之后,“捧其所存舆图,亲诣秦军投献,愿束身归咸阳。”最后“赧王谒见秦王,顿首谢罪”。而秦王嬴政只是看在可怜他们的份上,“以梁城封赧王,降为周公,比于附庸”。至此,周朝成为附庸,周王成为周公,秩序规则完全颠倒过来,而历史洪流已无可阻止,“周自武王己酉受命,终于东周君壬子,历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祀绝于秦。”

一种秩序的结束,必然会以新的秩序开始,秦并吞六国而一统天下,在称呼上,也不是周朝的王,更不是诸侯的公侯:“秦王以六国曾并称王号,其名不尊。欲改称帝,昔年亦曾有东西二帝之议,不足以传后世,威四夷。乃采上古君号,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迈五帝,遂兼二号称‘皇帝’”。这“皇帝”便是新的开始,便是新的伦理,新的秩序。但是对于这“混一海内”的秦朝,并不是崭新的希望,而是新的乱世的开始。“于是焚书坑儒,游巡无度,筑万里长城以拒胡,百姓嗷嗷,民不聊生。”所以从这最后的哀叹中,也可以看出是《东周列国志》内在的一条维系线索。

作为明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这种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的结构,并不是简单将乱世的故事做一个介绍,从周宣王轻易见杀、褒姒巧遇得活开始,小说进入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王朝覆灭的内在伦理的讨论,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但是很明显,春秋阶段的故事显得详尽而精彩,如果按照史学家的观点,晋分三国作为春秋的终结,那么《东周列国志》的前85回都是叙述春秋战乱,只有33回描写了七国争雄,很明显,因为春秋时代以五霸为代表,而五霸的最突出意义便是在革新中的积极力量,他们励精图治,他们善于用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周礼而不造次。春秋时期,多有谋国之能臣如管仲、百里奚、先轸、智宁俞、赵盾等,也多有谋国之君如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晋悼公、楚庄王、秦穆公等,但之后,谋国之君和谋国之臣皆越来越少,后几近灭绝,多出将才而无相才者,也多为游说之人,再之后,只剩家养士人的君子,当然如信陵君这些也堪为国才,但所养之士少有用者。再之后,仅剩将领之才了。将领之后呢,就只剩贪赃枉法、卖国卖家的郭开之流。所以重春秋而轻战国的叙述格局就是为了一种理想。而在列国之中,上至君王,下至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始皇,为守机密,自刎而死。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吧敬慕。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伍子胥等段落之中。这些都是人生立志的榜样,也都是小说所要着重表现的。

而对于最后完成一统的秦,《东周列国志》从来都不没有用褒扬的立场。在春秋时期,虽然秦穆公在改革中成为五霸之一,但是秦穆公在第25回再出场,而且笔墨很少,而到了战国时代,秦逐渐强大,但是这种强大却是通过欺骗、暴力来完成的,所以秦的崛起只是“以暴制暴”的典型,用蔺相如的话说:“自穆公以来,共二十馀君,皆以诈术用事。远则杞子欺郑,孟明欺晋;沂则鞅欺魏,张仪欺楚。往事历历,从无信义。”相同的观点连仲也有过说法:“秦乃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恃强挟诈,屠戮生灵。”而且作为秦完成统一的嬴政,身世的故事里也有太多的乱伦,嬴政的父亲名义上是当初的秦王孙,但实际上母亲赵姬在和秦王孙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那赵姬先有了两月身孕,方嫁与异人,嫁过八个月,便是十月满足。当产之期,腹中全然不动。因怀着个混一天下的真命帝王,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个月周年,方才产下一儿。或者正如传奇故事所记载的那样,嬴政实为吕不韦和赵姬所生,所以在这样一个君王身上,流着论乱的血,实在是一种讽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周王朝的覆灭是纲常伦理之灭,实际上秦更是”礼崩乐坏“的象征。

“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髯仙读《列国志》的这句诗就是一个注解,而编者的蔡元放在《读法》中也说过:“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或也是一种寄托。

Tags: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蔡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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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编号:S38·2130320·0969
作者:【瑞典】特朗斯特罗姆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541134111
页数:412页

腰封上写着:“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少而精的典范,每首诗都近乎完美、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依然是有“之一”之最,依然是完美和经典,作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文首版,这些造势的宣传恰好与封面的黑白沉思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关于诗人纪年的:15年来,唯一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20年来,偏瘫的身体,仅靠一只手写作;30年来,他的诗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实力派诗人;80年来,他坚持只用诗歌一种文体进行创作。诗集收录了特朗斯特罗姆从1954年至今创作的《17首诗》《途中的秘密》《完成一半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等13部诗集近200首诗歌,囊括了特朗斯特朗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还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译者序言和作者创作于1993年的回忆文章。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荒野没有词 
 

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
某个东西无法表达。
失语症。
没有词,但或许有风格……
               ——《波罗的海》

记忆的词语,风格的词语,诗的词语,写在1974年的《波罗的海》的那艘船上,“穿行岛屿和海水奇妙的迷宫”的不是一个可以命名的词,和一首船,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写在1884年的台历上:蒸汽轮猛虎号、机帆船远洋号、蒸汽轮圣彼得号,有关的名字和目的地、吞水量有关,也与那些逝去的记忆有关。只是在航行在逝去的岁月里,唯一记住的或许是那个导航员的外公,在词语的海洋里依次记下这样的时间:“在无线电天线时代出现之前。”或者是刻在航标船记录上的文字:“1915年秋,人们夜不能寐……”上世纪中叶,一百年,航行在波罗的海里的故事从来没有寓意,有的只是难以逃脱的吞噬感,海浪的呼啸“来自敞开的大门,来自关闭的大门。”,来自“已有的影子后面又添加了新的影子”,或者来自“他们在瞬间登陆。他们被抹去”的1865年的照片。只是,当翻过一页,那些记忆就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世界的初始,还是在世界的末日。”

我的故事其实无法触及那些有着确切纪年的地方,初始和末日是时间的两端,是出口和进口,也是外公和外婆,“从一个岛漂到/另一个岛”:然后是疑问:“谁愿收养玛丽亚?!”只有海是构不成记忆的序列的,那个被记录的1884年是有关表达和不能表达的困惑,是有关时间的存在和虚无的困惑:“七月三十日,海湾偏离了常规——水母多年来第一次”,接着是“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而到了“八月三日。潮湿的草地上/来自中世纪的问候拖着脚步在走:一只蜗牛。”把命运交给某一阵波浪,是不是就是在对抗着时间,对抗着漂泊和死亡,就像外婆的某段历史里,有着“她的父母早逝,父亲先死”的记录。收养一个圣洁的女人和寡妇一样,是必须承受“没人记得。没人”的沧桑和死亡。

是的,这是特朗斯特罗姆1974年的《波罗的海》,而在记忆的那个部分里,是1993年的“我”:“我外公,卡尔·海尔默·维斯特贝里,生于1860年。他当过领触亢员,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完成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好像在时间里退了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那么大。我们能触摸历史。”六十一岁也是一个序列,其实和时间没有关系,只有记忆残存着那部分,是最难接近的部分,也是记忆的记忆,燃烧起来,要把那些海浪都推回到虚无中去。

宛如“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特朗斯特罗姆说,“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年近六十。”六十的词语和六十一的记忆,它们相距很远的距离,不是海,是城市,不是波罗的海是斯德哥尔摩,不是命运里的波浪,是无依无靠的“死亡经验”。特朗斯特罗姆用1993年的记忆寻找那段历史,而迷失的那个城市里,只有“记忆看见我”,而这样的记忆同样可以穿透时间穿透那些历史,“起初他很空,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思想/比时间游得快/并追上了我们。”

名字就时刻在诗歌丰碑上的特朗斯特罗姆,“他写诗,不仅短,而且慢。 平均一年只写两三首,四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80年来,他总共才发表163首诗。 昨天,他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 这是一种特朗斯特罗姆以外的评价,他不知道这是在记忆看不见的地方,却同样是词语,印在某一本杂志上,古老中国的,相同的说法还有如下一句:“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礼拜写的长篇要好。”在最底部,书页被压着,翻译者或者出版者,总是在最后的书写里表达敬仰,可是“一定”本身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词语,三年和三个礼拜,并不是唯一可以对比的时间,而短诗和长篇,当然也在不同的世界里,敬仰不是为了贬低其他,同样,垫在最后的词语也不是为了凸显封面的缄默。

黑白的头像,凝固在那书页的封面上,一只手支着下巴的举动是一种思考,但是不讲话的特朗斯特罗姆望着前方的世界必须要说点什么。只是词语还在不在记忆里?“1990年12月,他中风右半身瘫痪,但仍坚持着创作。”只是生理上的失语而已,而那深邃的目光里如何抵抗时间的物理和生理上的侵袭?不讲话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就如1884年的另一种历史,记录在台历上,而外面却是波涛汹涌,吞没着那些船只,也像那个不答应的词语,虽然在失语,却创造着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似乎是特朗斯特罗姆最后的声音: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遇到雪上鹿蹄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妻子的发言,阅读和见证,以及对于时间和记忆的坚守,《自1979年3月》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人生地图上找到那个时间点,相似的还有《来自1860年的岛屿》、《一幅1844年的速写》、《自1947年冬》、《七二年十二月晚》、《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在时间构筑的记忆片段里,消融的绝不只是词语,绝不是“被覆盖的岛屿”。当然更可以走向一个永远存在的瞬间:《三点钟,伊兹密尔》,空荡的大街,三点钟的马蹄,光墙里的黑暗,以及“两个乞丐。一个缺腿——/被另一个背着四处走动”爬动的城市里有着具象的人,乞丐或者残缺的人,走动着,但是他们是“已在自己世界/行走了一半”的诗人吗?是“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的漫游者吗?是鼹鼠?也是鹰?不管是谁,三点钟的世界里一定有着我们马上能看见和感受的人,而那种个体的生存却充满着强迫和梦想,“火车开动/带走外衣和灵魂”的旅行其实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带走脸和公文包,而在终点站,“有多少人跟随?四个,/五个,就这些。”

就这些的跟随者,当然不是为了崇高的信仰,也不是为了活着的词语,而在记忆有关的时间里,我们跟随着另一些名字,他们是离开沉重的城市的“梭罗”,他们也是住在“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的果戈理,而远古时代的维纳姆伊恩,依然是马,依然是海水,而他的命运却在被分离的书写中:“那个和他相似的人对他嫉妒/不已,暗暗和他的女人幽会。/影子汇成一股奔涌的潮水——”是的,在远古时代,仅仅是相似的人,而相似的命运是不是就如那两个乞丐,和城市一样爬行?

看见了影子,看见了历史中的沉浮和“相似”,这种相似宛如六十一年的“外公的轮回”,会击破看见的记忆:“这一切就像历史:我们的劝在。我们下沉,我们聆听。”而最终的意义无非是把存在变成一种和“大地融为一体”,而在“昼夜里衰老”的相似中,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你自己的记忆。当我变成了你,相似无处不在,而面对着相似的历史,更多的则是寻找真正的个体,真正的自我。其实分离一直存在,不管是梭罗、果戈理的“他者”,还是外公有关的波罗的海,我们总是会看见那个自己的肖像:

他身上的自我在休息。
自我存在。他不去感受
所以自我活着,存在。

自我是什么?活着,存在?而最为关键的是“当我看见自我/自我已经消失,一个洞出现,/我像阿丽丝那样坠落其间。”一个认识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自我,不是镜子里的肖像,不是历史中的肖像,所以我看见自我成为一个悖论,就像特朗斯特罗姆对于词语和言说的悖论,“词而不是语言”是一种禁锢,还是一种逃避?这或许和真理有关:“另一世界也就是眼下的世界。”却像一本《暮秋之夜的小说开头》:“我读玻璃之书,看到的却是别的:/穿过墙纸的污点/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想要自己的肖像!”而在不同的书写中,词语抵达的不是自我,是对方,是他者。《画廊》里“我们中的某人确实看到了对方”;《零度以下》里“一句从未写下的圣经:‘到我这里来吧,因为我和你一样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不是真理,不是信仰,仅仅是一句擦过圣经的幻想,那分明有着如乞丐一样残缺的肉体,是“没脚的蜥蜴”,是“妖魔”,在“乞讨的教堂,在没有文字的虔诚里”,连死都得不到宽恕,而那“错写在石上的上帝的名字并不存在”。所以自我只是一个虚设的神话,一个“不可分辨者”,一个在盲目中踏上征程的人,所以人世中的那些道路上布满了影子,生者和死者,影子和身体,都在分离,都是那些“被遗忘的船长”,只有虚幻的恶影子成为自我阐述的注解:“我们有许多影子。我走在九月夜晚/家的路上,Y/从躺了四十年的坟墓里爬出/同我结伴而行。”

故宫前的特朗斯特罗姆

寻找自我和非我是痛苦的,甚至是一种抵达心灵的折磨,而在词语的阅读中,作为一种隐喻,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四月与沉寂”中找到归宿:“我被我的影子拎着/像一把提琴/被自己的黑盒拎着。”所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丛林里,只有牧歌响起,“但一天,死者和活者交换起位子,森林活动起来。”而作为一种失语方式,中风而带来的是不是也是“交换起位子”?所以在那份2011年被解读的《授奖词》里说:“这个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我’,代表了那毫无防御的中心。”

这种毫无预防似乎正是那时间里的“石头”,在生存边界所抵达的高原,却可以被石头一样的沉重击碎,“玻璃般透明地跌向/仅只是我们/自身的深底”。在生命更低处的存在中,中心便只是那无尽的海,那乞丐的城市,那1844年的台历,以及那些被分离的自我,所谓词语的淹没,是不是就是这样消灭了语言,“那时我刚抵达那座都市,人125号大街,一条风中垃圾飞舞的大街。我,一个喜爱在人群中闲逛,消隐,沉人文本海洋的T。”影子的Y和沉入文本的T,特朗斯特罗姆就是要在没有属性、未知的符号里找到词语最后的存在方式。

30年代的迷失不是记忆的迷失,而是那些生存着的城市的迷失,所以对于一个只沉浸在词语、蝴蝶的博物馆、石头、漫游者的诗人,对于一系列的“语言”有着天生的拒斥心里:“对于社会问题、阶级问题、工会、同盟、经济、资源分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问题,我确实一窍不通。‘共产党’指的是一个喜欢俄国的人;‘右翼’有些暧昧,因为这个党的部分成员倾向德国。”不是逃避,是不想进入“不答应”的词语世界,那里有魔鬼,有看起来是影子的自我,但是比生理上的疾病更痛苦的是另一种变形:“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世界是一座大医院。我看见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

只是当他拄着拐杖,在古老中国的故宫门前留影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忘记另一个城市的病,这个在他的笔下有着丰富迷宫色彩的国度里,公园、白蝴蝶、菜粉蝶、玲珑的脸、鲤鱼、自行车所组成的意象恰恰是关于词语的另一种“失语”:“我被无法读懂的文字包围,我是一个地道的文盲。”可是为什么无法读懂,那照片上的眼光却充满喜悦和满足?

或者并不存在一种国度意义上的“他者”,也不存在东方文明的魅力,在词与词的边界,只是看见了一扇“敞开的窗户”,而在那里失语依然存在:

我不知道我的头
该转向何处——
视线被分成两爿
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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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志

编号:Z26·2130320·0968
作者:钱基博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62053
页数:134页

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韩愈志》:其文则史,以论其世

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称号,他有“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他有“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论点,但这些都是文本的韩愈,而在这文本之外,则是“768~824”的生辰纪年,则是“字退之,河内修武人”的注解,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其全部。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如何还原一个真实、具体的韩愈,如何从“文本韩愈”过渡到一个“时代韩愈”,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则担负起这样的使命,用史志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

对于韩愈之文和历史贡献,最著名的莫过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评价:“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杜、姚、宋而不能捄。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于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的现实,不管是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还是尊儒反佛的主张,其诗文的历史意义已经被表标注,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也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同时他也指出,韩愈的成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意义:“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这种启文章之变的历史贡献虽然有过争议,比如明代的何大复说:“古文之法亡于韩。”开启和终结,对于韩愈来说,“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尤”的争论毕竟也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对于韩愈这样的文学标本,可能最缺少的是将其放置在一个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所以,钱基博写《韩愈志》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寻找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

这种寻找当然是要熔铸百书、别出机杼,而对于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钱基博来说,并非是难事。他推崇章学诚“记诵者学问舟车”的观点,学而不厌,“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所以在《韩愈志》的书写中,恰好可以发挥他的治学优势。“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三十年对韩愈文集的阅读已经积累了许多,而要全面反映韩愈的时代,钱基博也是在博览群书中寻觅到诸多参考文本,这其中包括:“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 另有樊汝霖《志》及《年谱注》。

如此诸多文论选集,对于构筑一个全面丰满的韩愈似乎绰绰有余。但是钱基博也有选择的重点,“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也就是说,他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互勘本集以验其信”,“验其信”当然是从“史”的角度来提炼,钱基博也在《叙目》中将自己的这本书定性为“史志”:“而吾志,则史之流也。”而史志的最基本标准便是“述而不造”,也就是要摒弃主观的说法,也就是“惟恐出之于己”,这也是韩愈倡导“词必己出”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对于钱基博来说,难的并不是“惟恐出之于己”,而是在这些文献和著述中寻找适合的素材,“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所以在《韩愈志》里,钱基博似乎重点还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意义,也就是第二个选择标准:“旁涉诡闻以博其趣”。“博其趣”是为了弥补史家之文的一贯“述而不造”的标准,而是在其中寻找到真实而具体的韩愈,所以,一方面“验其信”,一方面“博其趣”,也便有了这独特的《韩愈志》:“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其文则史”是一种创新,既非“惟恐不自己出”的文,也非“惟恐出之于己”的史,两者结合,也就为韩愈的“还原”创造了可能。

“《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六篇“志”,从序列来看,也反映了“其文则史”的写作手法,也就是从古文运动的发源、形成入手,凸显韩愈的意义,继而归结到韩愈的个体行为,不管是“行实录”,还是“佚事状”,都是在“验其信”的基础上寻找“博其趣”的记载,而朋友和弟子的记录则是从全面性、时代性上勾勒一个“论其世”的为人,最后才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而对韩愈的文章进行“籀讨”。

对于韩愈来说,最大的标签当然是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韩门弟子之一的皇甫湜在韩愈的《墓志》中有过极高的评价:“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政,邪觚异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极。”“存皇之极”在钱基博看来,则是一种集大成的历史贡献:“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嚅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所以韩愈的贡献就在于“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一脉而来,在韩愈身上就形成了新的风尚,而在韩愈同时代的李观、欧阳詹云、柳宗元、樊宗师,则形成了“韩友四子”,对于韩友四子,钱基博说:“於戏!文衰八代,韩愈继之。同声有应,莫如四子。曰观曰詹,虽明未融,至于宗师,乃僻益诡。规模未宏,而欲振靡。独有柳州竞爽于愈,不懈及古,而又妙造自然,足当两雄也!”而到了之后,则是韩门学子的崛起和继承,这其中包括“性诡激而能为古体诗”的张籍、史官记事“不要虚饰,但载事实”的李翱、“议论务为奇怪”的皇甫湜、诗文“神施鬼设,间见层出”的孟郊、体拗而意率的贾岛等,对于他们的成就,钱基博评价说:“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孟郊、贾岛、李贺工为诗;独张籍兼能,而非其至。”同时也指出了正因为韩门遵守师道而“独盛”:“魏晋以下,人不事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国学大师钱基博(1887-1957)

这种古文运动的发源、发展、集成和流变,更多是用“验其信”的方法,而“博其趣”则将笔墨着眼于韩愈的“行实录”和“佚事状”,比如韩愈“父殁,养于兄会舍”的童年故事,比如迁监察御史遭遇关中大旱的谏书:“关中,天下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又上章数干言,极论宫市之弊。以致最后“为幸臣所恶,贬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愈之去,百姓多称愈之姓以名其子。”也比如“愈素不喜佛”的生活习性,但却钻研于服食养生,而且还有一个故事:“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云可以长气益精。愈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遂婴疾。”如果说这些记载还偏于处世之道,那么“佚事状”则记录了一个另类的韩愈,比如“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比如“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比如“与柳宗元辈三人,夜坐谈鬼神变化”;甚至是:“韩愈有二妾:一日绛桃,一日柳枝,皆能歌舞。”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活生生的韩愈,是“博其趣”的韩愈,而这种趣味在寒门弟子的记叙中也有所涉: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旰肠,从此改易。’”皇甫湜的故事则是:“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骂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

“验其信”和“博其趣”,而最后一篇“籀讨集”则对韩愈诗文进行评析,这些诗文包括“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就是韩愈女婿陕西李汉辑录《昌黎先生集》,再加上其后“人搜其阙遗”而辑录的《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和《论语解》十卷,在这些诗文里,钱基博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文本韩愈”:“自余论之: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从韩愈的文论、诗歌、杂著中,提炼出韩愈文章胜在指归和气格:“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就如刘熙载在《艺概》里的评价,是当时文坛的“补虚消肿良剂”。与前面的史志对典籍引文“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不同,钱基博在这一篇评析里,尽书其对韩愈诗文的主观感受,是积累三十余年而“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

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这样的写作手法,钱基博自评其“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也正是将史和文结合在一起,而“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这也符合钱锺书曾经对父亲著述的评论:“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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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编号:Z59·2130320·0967
作者:蒋廷黻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26611
页数:93页

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中国近代史》:帝国到民国的“初步报告”

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中国近代史·总论》

邦交在哪里?是东方世界里曾经的老大哥和小弟弟?还是中古状态下的清朝和已完成近代化革命的西洋诸国?是未开发的国家还是压迫人的帝国主义?这是十九世纪的社会图景,这是十九世纪的民族难关,这是十九世纪的国家机会,蒋廷黻说:“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所以当眼光从“这年春天”的孙中山北平逝世而看见“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希望时,那块走向“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新大陆已经泛出了水面。

在邦交的大困难面前,蒋廷黻已经绘制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造成的全面落后是中国仍处在一个“中古状态”,一是,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的现代机械已经用于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变革,“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而这种对比就是近代文化和中古状态的碰撞,已经不是正常的邦交了,而是一种侵略和欺压,所以蒋廷黻在“总论”中提出了一个假设: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也就是说,在蒋廷黻心中,从落后奋起追赶前进的人,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这种追赶过程中,就要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利用科学和机械,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所谓“邦交”其实就是学习就是变革就是用西洋的近代化带着中国走出中国状态,像日本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一样,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作为17岁就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蒋廷黻深受卡尔顿·海斯等的“新史学”影响,那就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而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提出了要在“中古”状态下的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呢,蒋廷黻就是从近代史出发,寻找线索和可能,“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从“抵抗方案”寻找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新大陆,在蒋廷黻看来,历史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难题。

那么这些“抵抗方案”包括哪些呢?蒋廷黻分析了四套方案,一个是“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蒋廷黻看来,是被动的,也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救国。为什么是自强运动?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在“邦交”中陷入了被动。还是回到十九世纪,在清末的“天朝”,对外夷还是有一种体统问题,也就是通融与否的“仪式问题”,而这个仪式在蒋廷黻看来,是中西关系的拉锯战,而在那个全面落后的时代,这种拉锯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或者只是一种民族的痼疾,所谓平等待遇,到后来便成为了中西关系紧张的一种借口,“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那次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成为“通商战争”,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结局,所以蒋廷黻将这种失败归为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这种“中古状态”并不是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是一种心理,那就是民族的心理:“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也就是在这种全面落后中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差距看不到民族的近代化希望,所以蒋廷黻总结的三点是: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第二,我国文化是土大夫阶级的生命线;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不管是主战禁烟的林则徐还是割地签订条约的抚夷派,都有着士大夫阶层的弊端:“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以林则徐为例,蒋廷黻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为剿匪要义的林则徐,实际上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国思想,“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所以他从来不是改革派,而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集体写照:“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

于是在鸦片战争的耻辱式结局后,在洪秀全宗教革命和宗族革命中,出现了也是旧文化代表,却已有理想和改革意图的曾国藩。在曾国藩身上有着许多的矛盾点,许多多元化的因素:“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所以对于有着“历史使命”的曾国藩来说,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革新守旧的中间力量:“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在这种矛盾化的行进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开始了。“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是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在信中他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民族自尊最后其实成了学习国外技艺最大的阻力,所以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差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外国利器当然是一种技艺,但与技艺相关的则是制度,人才,所以这封信在蒋廷黻看来,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书生从政”的代表蒋廷黻

但是历史价值或许也只是停留在一种历史架构中,不管是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还是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这其中的曲曲折折是自强运动走出的第一步,但是在革新的同时,他们依然在清廷的“中古状态”中,或者说守旧依然是不能摆脱的痼疾,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时代的不彻底才是真正悲哀的事,但毕竟是做出了努力,所以在这个物质化的救国方案失败之后,又有了第二个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其实在时间上,不如说已经过了那个不彻底的时代,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仅如此,在中法的越南,中俄的领土上,中国都处在落后中,“邦交”这个词其实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瓜分的力量,即使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中国也绝对有实力,但现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是“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从此之后,我们民族所走的是一条“战败以后而求和”的耻辱之路。康有为来了,他的维新当然也是学习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变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救国,根本未触及本质,所以“百日维新”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政治“想象”,失败也是难免的。

而在蒋廷黻看来的第三种“方案”则是义和拳运动,这是清政府最后的一次自我解救,以慈禧为代表的宫廷派其实是利用义和拳的力量反抗西洋政治化,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匪拳运动是“反西洋化,近代化的”,所以在蒋廷黻看来,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救国酒民族的“方案”,而在这个失败的方案面前,蒋廷黻也总结了原因:“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这种对于民众的排斥其实贯穿在蒋廷黻的史观中,“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而站在先知先觉的“少数派”对面的民众,其实是愚昧、守旧的代称,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明独裁的政府,他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所以在“方案”的审视中,就有了最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在蒋廷黻看来,这是“老古的帝国”走向民国的开始,这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这是“引国家上轨道”的正确途径,而在孙中山的救国救民的方案和实际行动中,蒋廷黻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新大陆”,他将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看成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因为“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政党、军队都一一建立起来,北伐也就是彻底扫除中国的“中古状态”,从国家的革新意义上构建自己的未来,这也在慢慢靠近蒋廷黻心中的那个“中央政府”,所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蒋廷黻还是充满着信心:“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这也是这本1938年《中国近代史》文本的最后一句话,国家的光明前途正在被书写,不管是对于物质意义上的救国,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改良,甚至是去西方化的民间抗争,都是“中古状态”下中国的痛苦挣扎,这种“压迫和侵略”一方面是“邦交”带来的困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民族内心的痼疾,所以民族自强国家富有在蒋廷黻看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受到西方文化侵染的蒋廷黻在救国之路上或许有些急切,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时,主张史学改革,但是这并不是救国救民族的真正出路,所以蒋廷黻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投身政治,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作为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廷黻尽管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或许这也是一个书生的最大分裂,所以从这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所读到的也多是“经世致用”、直抵终点的诉求。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部“初步报告”,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可以看出是蒋廷黻只是对于近代史纲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构建,而在他的《回忆录》里,早就说过:“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但是从政之后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愿望,直到1965年他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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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评论

编号:C91·2130320·0966
作者:王国维 著 
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亚马逊6.90元
ISBN:9787807158257
页数:83页

评《红楼梦》,王国维认为考证之学下的评述是不科学的,也是无解的,“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自然会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从个体窥见人类的整体,或中或西,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在书中,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以融会中西的学者眼光系统探究了《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和美学意义以及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本书为“博库丛刊”之一种,分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人间词话、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和人间词补编。
《红楼梦评论》:”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的解脱

庞大和简略,梦境与评论,只有那一抹红,还粘在《红楼梦》的百二十回中,也粘在这《〈红楼梦〉评论》中,或如王国维书中所说的那样,这红色也是欲望的一种呈现,是欲望发现的人生存在,“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所以王国维只以这小小的五章来论述“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的《红楼梦》,或者也是在文化和知识的保留中,不让欲望过多,不让苦痛过多。

欲在何处?王国维在《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中,直接运用叔本华的观点提出了:“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这欲是关于身体的,是关于性爱的,也是所有生命的本真状态。有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为证明,人生的“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也就是说随着人的降生,欲望便伴随其中了,这种欲望连接的生活从此也是贯穿人生:“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而不仅是人生的常态,欲望也是和知识有关,知识越丰富,欲望就愈强,而欲望不能满足,也必须通过知识加以排遣,使之“趋利而避害者”。所以不管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的欲望蔓延,还是“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的知识正比,或者“又其感苦痛亦弥甚”而无法摆脱的痛苦,实际上都是同一种东西:“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所以人生的有关,不管是知识还是实践,都是欲望和苦痛相关,而这种欲望与苦痛的人生,注定让《红楼梦》成为一部以不能解脱的悲剧。

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的庞大世界也是由欲望构筑,“彼于开卷即下男女之爱之神话的解释”就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最直接叙述,主人公为什么叫宝玉?那么所谓的“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也就是说,贾宝玉身上带着最原始的人生欲望,而这种欲望的表现形式即是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欲,一个是有限的欲望,另一个则是无尽的欲望;一个是形而下的满足,另一个则是形而上的解脱,所以说,以“玉”为隐喻的欲望,在《红楼梦》里则成为一种想要摆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在王国维看来并不是用最直接的自死来满足来解脱,而是不死。“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王国维认为,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都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因为欲望无法满足的无奈,而真正的解脱只有三个人:贾宝玉、惜春、紫鹃。在王国维看来,对于苦痛并不是都需要解脱,解脱其实是为了让自己存于世,而对他人对整体的社会有着意义。所以解脱又分为两种:“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存于观他人之苦痛的解脱是超自然的,神明的,比如惜春、紫鹃;而后者之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当然也是美术意义上的,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代表人物便是贾宝玉,因为在贾宝玉身上,有着人生欲望的标本,有着人生苦痛的普遍性,“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从个体到整体,贾宝玉的标本意义也就是构筑了一个能够在美术意义上的欲望和解脱之道。

为什么解脱?在王国维看来,解脱的意义也就在与能找到“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也就是说将我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忘记我和世界的那种关系,那么独立于世界和欲望,就是一个如理想国的状态,“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美术是最好的办法:“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忘记物我的关系,也就忘记了那种人生的欲望和苦痛,也就忘记了生与死,在“一曰优美,一曰壮美”的美术世界里寻找观者的状态:或者“吾心宁静之状态”,或者“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都是寻找最纯真的那个远离欲望的自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从欲望的世界里解脱出来,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美术之务”:“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术之目的也。”所以在《红楼梦》中,王国维发现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就是和“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王国维看来,“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是“悲天之色彩”,而《红楼梦》开启的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按照叔本华的观点,悲剧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则是“盲目的运命者”,而第三种悲剧是“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非客观原因造成的悲,是一种“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无法改变的自我深渊,与生活有关,与苦痛有关。

悲剧之美学意义,对于《红楼梦》来说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王国维也指出了《红楼梦》在人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之上的:“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不仅是伦理学支撑着悲剧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伦理学的“误谬”是《红楼梦》具有世界意义的基础,解脱并不是为了自身的解脱,而是从解脱中感知存在的价值,“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宝玉之死如果只是个体意义上的,那么《红楼梦》也只是具备了悲剧美学,而无任何时代意义,““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融入世界,融入人生,运用叔本华的观点,将美学融入社会伦理学,从而找到“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里的“意志”。而伦理学的最高理想,也便是得到解脱:“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梦想而来,对于《红楼梦》的批评建构便从个体意义上升到了群体意义,从考证之学上升到了批评之学,“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谁是作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红楼梦》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也正是美术的特质之一,那就是从索引和考据中解脱出来,从美学的悲剧意义和伦理学中发现人类的意志,而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角度去批评《红楼梦》,那么“《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也就从个体性中解脱出来,而具有了世界意义。

“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评析《红楼梦》的批评专论,亦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这篇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红楼梦批评,在重新出版时被这样定义,但其实这一册小册子对当时的蔡元培索引派和胡适的考据派之外,新建了王国维的批评派,有开创价值,但是这样的标本意义并不足以用这5篇文论来涵盖,而这一抹红色的“丛刊”其实带入的是一个“跳房子”的游戏中:22页之后应为23页的《第五章  余论》,而其实23页已经被替换成了第55页的《人间词甲稿》,下一页却仍然是24页,而25页的背面却是58页,之后是59页,再翻过去则是28页《人间词话(上)》和正常的29页,而再过去则是第62页、63页,32页、33页,66页、67页,再下去才是正常的36页、37页……也就是最后装订成书的页码是:22-55-24-25-58-59-28-29-62-63-32-33-66-67-36-37……混乱和无序,或者也不是那个“跳房子”的游戏了,数字里的谶语看起来就像是《红楼梦》里的“眩惑”:“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

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
 
生活之本质何?故“欲”而已矣。
 
一欲既终,他欲随之。
 
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
 
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
 
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
 
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
 
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故男女之欲,尤强于饮食之欲。何则?前者无尽的,后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后者形而下也。
 
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
 
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
 
悲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又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然使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知也。
 
今使为宝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愤而自杀,或放废以终其身,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
 
欲达解脱之域者,固不可不尝世之忧患;然所贵乎忧患者,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
 
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
 
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
 
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怎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
 
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贮则大不可解脱者也。
 
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
 
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
 
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由此观之,则谓《红搂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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鉄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关評論

编号:Z15·2130316·0965
作者: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版本:1957年1月第1版
定价:原0.90元 3.33元
书号:3003·283
页数:274页

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铁托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斯大林主义,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本书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1957年1月第一版,收集了当时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对这篇演说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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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编号:Z15·2130316·0964
作者:红旗杂志编辑部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3年3月第1版
定价:原0.35元 3.33元
书号:3001·716
页数:156页

副标题:“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根据红旗杂志社1963年第三、四期合刊上的文章排印,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将矛头指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引言中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篇文章包括八个部分:一、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篇洋洋十万余言。文章主要以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论文的由头和批判的对象,是对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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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15·2130316·0963
作者:【苏】赫鲁晓夫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6年3月第一版
定价:原0.36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号
页数:134页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报告还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的新理论,对世界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当年就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死伤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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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编号:Z15·2130316·0962
作者: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9年2月第1版
定价:原0.56元 3.33元
书号:3001·617
页数:295页

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标志着苏形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标志着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大会听取了苏共中央等一书记赫鲁晓夫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并对这一报告进行了决议。代表们一致赞同七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并表示要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一重大规划而斗争。 赫鲁晓夫的报告,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投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共为目标,表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勇往直前地要把共产主义变成现实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对目前国际形势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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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發展過程

 

编号:H27·2130316·0961
作者:【苏】季摩菲耶夫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4年2月初版
定价:原53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184页

这是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第三部分,是苏联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本书的主旨是“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归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译者为查良铮,即诗人、翻译家穆旦。他在《译者的话》里说:“它的企图,是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一方面结合了世界上伟大文艺作家和文艺作品,一方面着重地从世界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摄取了精华,建立了文学的理论。”本书为平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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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

编号:C28·2130316·0960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著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1963年7月第2版
定价:原1.20元 3.33元
书号:10009·483
页数:614页 

扉页上印着“一九七七年·北京”的字样,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7月的第2版。“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这是一部以共产党人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壮烈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共同关押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里,亲身经历过敌人的种种野蛮暴行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作为幸存者和最直接的见证人,这两位作者在写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先烈们的斗争事迹,加以集中、提炼、进行艺术再创造。历时十年之久,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神品的小说,许云峰、江姐、甫志高这些人物耳熟能详,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英勇斗敌、舍己为人、坚贞不屈也成为“红岩精神”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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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廂記與白蛇傳

 

编号:H12·2130316·0959
作者:黄裳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3年7月一版
定价:原90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266页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裳出版过多种古典文学的论著和古籍点校本,1953年7月平明出版社的《西厢记与白蛇传》为其中一种,竖排,32开,266页,初版时印刷数为16500册,这是初版本,再版时附录一种抽去。此亦“版本学”中一小掌故也,平明出版社颇用心印书,此册印制亦甚精雅可观,附录中的《跋祁彪佳<曲品>残稿》,后因已经着手重刊祁氏书,遂于再版时抽去此文。毛边本,但表面却看不出来,是法文书的平装版式。黄裳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两年中间陆续写下来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分。没有发表过的只有有限的一两篇,其余大都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刊载过。其中‘公案杂剧谈’的一篇附录是从六年前的旧作《旧戏新谈》里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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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

 

编号:Z15·2130316·0958
作者: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版本:1958年4月第1版
定价:原1.20元 3.33元
书号:3003·365
页数:508页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是1958年4月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出版者说明中认为,这“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现代国际生活中决定性矛盾之一。但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不应该成为产生集团机构的必然性;对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只有不附带任何军事和政治条件,并以国家间民主关系为基础,才有助于社会历史前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不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而应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奋斗;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但道路可以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应是内部发展自由、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完全平等地交流经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和内容依各个国家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以及社会主义各种关系逐步发展的过程就是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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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婭和舒拉的故事

 

编号:C38·2130316·0957
作者:【苏】留·柯斯莫捷棉斯卡亚 著
出版:青年出版社
版本:1952年1月初版
定价:原6800元 3.33元
书号:
页数:295页

1952年1月面世的中译本距离1950年苏联出版此书仅有2年的时间,但是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10个月之后就印刷到了第六版,仅这本第六版的普及本当时的印刷数就达到了18万,加上平装本的35万,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奇迹的时代,这也是英雄的年代,书中的主人公卓娅和舒拉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这一代优秀青年的代表,就是千千万万反法西斯青年英雄的代表。而这本书就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柯斯莫捷棉斯卡亚编撰的一部纪传体小说:突如其来的炮火打乱了卓娅和舒拉一家宁静的生活,姐弟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份最动人的生命答卷,他们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三年卫国战争中姐弟俩双双入伍,最后在这场艰苦卓绝的祖国保卫战中献出了生命……青春、生命、阳光、笑脸在战火纷飞中消逝,留下的是两个小英雄英勇无畏的浩然正气,是两个孩子对祖国、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他们母亲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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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

 

编号:Z16·2130316·0956
作者:郭沫若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71年11月第1版
定价:原:0.56元 5.00元
书号:10019·1866
页数:279页

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一代“诗仙”、“诗圣”到底有着怎样的生活:李白究竟是哪里人?为什么李白能一生游山玩水却不为生计愁?为什么李白会成为道士?为什么说杜甫是禅宗的信徒?为什么说杜甫嗜酒不亚于李白?而在生活之外,当然是李杜二人的从政历程,而最后的“李白杜甫年表”则呈现了一代天朝从盛世荣光到凋零衰败的万千气象。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人们所以不齿,就是因为书中有太过直接的“巴结”情结。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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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编号:B78·2130316·0955
作者:【德】威廉·魏特林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60年04月初版
定价:原:1.60元 5.00元
书号:3017·40
页数:352页

“现在这样吧,读者,如果你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真理,你就立即行动起来,传播这些真理;因为时间不容虚度。”这是威廉·魏特林在序言中的话,真理论里隐含着他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作为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之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而在这本1842年出版的书里,魏特林从《社会病态的产生》和《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两部分阐述了他的真理,对于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威廉·魏特林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德文版翻译的,卷首有编者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的导言,对原著作了详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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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普希金的“奧尼金”

编号:H27·2130309·0954
作者:【苏】柏林斯基 著 孫楚良 譯
出版:泥土社
版本:1953年05月初版
定价:原:6700元 10.00元
书号:登字0054749
页数:168页

全名:《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欧根·奥尼金》,后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这个故事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而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的《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是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这部作品进行评述,附P·保里诺夫创作的木刻《柏林斯基像》和斯托克夫斯卡娅绘制的油画《奥涅庚和泰基雅娜》。而这本译作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泥土社的有关往事。1950年春夏之交,许史华、尹庚、应悱村、张禹、胡今虚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私营出版社——— 泥土社。泥土社的标志出自章西厓之手,一株幼苗,根须深扎在泥土中,两片小叶破土而出,土里嵌“泥土社”三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作为一家私营出版社,在共和国初期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当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黑据点”,自然,泥土社出版的书即成了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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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小说(上、下)

编号:C24·2130309·0953
作者:[明]冯梦龙 编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8年04月第一版
定价:原:2.10元 15.00元
书号:10019·743
页数:642页

该书本为冯梦龙为自己编撰的几个通俗小说选集所拟定的一个总名,故初版题为《古今小说一刻》,后增补再版,改书名为《喻世明言》。内容多宋元旧作,也有明人拟作。题材来自现实生活或据历史故事和前人小说改编而成,大多经过编辑者不同程度的加工、整理。描写爱情、婚姻主题的作品占突出地位,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暴露社会黑暗,有的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歌颂朋友间忠诚的友情,另一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商业社会发达情况及中小商人的精神面貌,亦有不少作品存有封建说教和因果报应的消极思想。是明代“话本”和“拟话本”的重要选集之一,亦是后人研究"话本"小说的重要参考资料。原书为明天许斋刻本,藏日本内阁文库。1947年商务印书馆据拍摄照片排印。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古今小说》名排印今人许政扬校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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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压顶不弯腰

编号:H77·2130309·0952
作者: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原:0.05元 3.00元
书号:3103·435
页数:44页

1969年7月起,桐庐县南堡大队的社员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短短10个月时间,便战胜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夺取了抗灾斗争和生产双胜利。不久,全省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群众运动。1970年6月3日,新华社发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长篇通讯,报道桐庐县南堡大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本书即对“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桐庐县南堡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进行汇编,除事迹介绍外,还有杭州日报的社论《赞南堡精神 学南堡精神》、南堡大队贫下中农豪言壮语《泰山压顶不弯腰 双手开创新南堡》和发生在南堡的故事《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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