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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与昆虫

编号:C38·2130825·1010
作者:【英】A.S.拜厄特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2年09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6.40元
ISBN:9787544261753
页数:328页 

“布克奖得主、《占有》作者超越之作”,“当代最博学的女性小说家”,“科学与浪漫在她笔下完美结合”,腰封用另一种的喧哗构筑A.S.拜厄特的王国,这里有一段家族秘辛,这里有一场诗情回忆,波谲云诡、光怪陆离中闪现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和神秘:在南美丛林里研究了十年蚂蚁、蝴蝶之后,博物学家威廉历经漂泊回到英国,落脚在牧师的贵族庄园,替他整理珍奇标本。一次舞会上,威廉被牧师的大女儿尤金尼娅所吸引,与其结婚生子。不料这桩婚姻的背后却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妻子家族的隐情暴露,威廉决定彻底离开腐朽、凝滞的贵族生活,与知心的家庭女教师一起,重归渴望已久的亚马逊原始森林。丛林与英格兰庄园,柏拉图式的爱情与情欲,维多利亚时期的昆虫学与唯灵论,达尔文主义与斯威登堡主义……依然是深藏着的秘密,依然是探索和寻找真相,也依然是回到那个起点,或者,《占有》之后已无A.S.拜厄特。
《天使与昆虫》:天使不过是笨拙的家禽

疲惫都涌进了耳朵,只要她回过头,就会看到白色的翅膀。她用自己的心眼看到了那些长着金黄色眼睛的鸽子,到处都是鸽子。
       ——《婚约天使》

白色的宽松内衣,白色的小床,以及白色的幻想——并不只是幻想,并不只是索菲·舍克出神和回神的某种状态,而是涌进了耳朵的碰撞声,是被心眼看到的一切。还有白色的鸽子,只是翅膀是白色的,眼睛却是金黄色的,小脚是粉红色的,只有洁白的翅膀,一定是那场降神会带来的幻觉:“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期待创造出这些鸽子,或者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把它们带进自己头脑中形成的幻觉,或者也许那里真的有鸽子,她碰巧可以看到。”只是不管是幻觉,还是真的存在,所谓意志力在这样的夜晚全部失去了可能,因为在索菲·舍克看来,鸽子不会变成鹦鹉、牡蛎或者玫瑰,但是作为从僵硬如石的状态下回来的女人,作为身体已经成为另一种状态的女人,意志力在意念和幻觉中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那个在房间里的年轻人似乎总在让索菲·舍克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还原的现实,而所有的白色意象也在那一刻消失。

消失其实是一种回归,那个在暗处的年轻人被索菲·舍克想象了无数遍,而最后看到的是那窗台上的鹦鹉,一只身披猩红色和蓝色羽毛的鹦鹉,而背景却是那铁皮架上搔首弄姿的一排鸽子。幻觉在真实的场景中才显出其意义,还是真实也是另一种虚幻,不能平静意志力而变幻成的鹦鹉却明白无误地替代了白色的鸽子,只是鹦鹉不是一只替换了白色翅膀鸽子的鸟,他有年轻人的声音,有年轻人的故事,以及年轻人的诗歌。“我是个死人,你看到了。”微弱嘶哑的声音里是一个早已死去的灵魂,化身为一只鹦鹉,而那些势不两立的挑衅以及某种挣扎和“想要显露出自己的物质性”无非是要还原一种状态,“死者会把人间的情感、思维带进另外的那个世界,他们得找到真正的自我,他们的本真,在灵体和天使之间寻找情投意合的伴侣。”斯威登堡主义在一个充满灵性的自我世界里变成了一个现实,当虚无的一部分行走在中间的夜晚,其实并不是颠覆的开始,而是一种证明,那冰冷的吻变得温暖,白色的夜晚全部变成那首《夜莺颂》的诗歌:

不是它,而是某种东西迷住了
这个世界的黑暗、欢乐,
生命、痛苦、死亡、不朽的爱,、
永不停止,相互交融,无拘无束,
脱离了空间,收起了时间……

化身为约翰·济慈,或者化身为比斯提·苏菲亚,那花园中的天使啊,却早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可是这个美丽的故事只是一个化身而来的传说,幽灵而已,到最后是一个逝去的老人,就像鸽子变成鹦鹉,就像那不朽的爱变成了死亡,连他的思想也听不到了。诗歌已死,爱已死,当然,白色翅膀的天使也死了。就像帕帕盖太太对于阿图罗,就像艾米丽对于亚瑟,死亡有时候是奇幻的想象,有时候是摆脱不了的梦魇,就像艾米丽说:“爱一个死去的人是很难的。深爱着一个死去的人是很难的。”可是死去十七年的亚瑟还在一个残存的梦里,而婚姻洗去的恐惧又回到了每一个孤独的夜晚,那么天使之爱,花园里的天使,是不是只是人类自己编造的一个谎言,就像白色的鸽子变成猩红色和蓝色羽毛的鹦鹉。

“天使不过是一种笨拙的家禽而已。”这是杰西太太的弟弟霍雷肖说的,它可以是那些金黄色眼睛和粉红色小脚的鸽子,也是幻化为死去年轻人的鹦鹉,总之是自己创造了种种可能,套用夜晚聚会的副主持霍克的话说,“真正的婚约爱情只光临一次,我们的灵魂只有一个伴侣,那完美的另一半,我们应该不休地去追寻。”这个观点同样带着斯威登堡主义的味道,生与死的界限在灵媒的世界里消失,而爱的世界也必须用一种破碎的力量去组合,所谓追寻,只是寻找自己遗失的那一半——梦境之于现实,想象之于真实,“在婚约爱情中,一个天使就会把两部分合而为一。”真与善的结合,理解和意欲的结合,思想与情感的结合就是一种天堂里的婚姻,是神人的婚约,而这一半和另一半在生理意义上便是所谓的男性和女性的隐喻:“真理、理解和思想都是男性的,而善良、欲望和情感都是女性的。”

男性和女性的隐喻在古老的新柏拉图主义那里也是一种神秘的信仰,在那个早已经死去却让艾米丽很困难地遗忘的亚瑟,把它阐述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精神,更高级的精神,即理智,自然地弥漫在惰性和原始物质中,创造出生命和美来。理智是男性的,物质是女性的,就像天空是男性的,大地是女性的,就像基督、逻各斯、词语是男性的,从中激发出来的灵魂女性的。”这句话没有引用在阿尔弗雷德写的《悼念集》里,那是一种对于与艾米丽婚姻之后结束孤独而写的文本,它结束了艾米丽对于亚瑟爱情的最后哀悼,即使那没有署诗人阿尔弗雷德名字的标题页上,也有艾米丽无法摆脱的那种“痛苦”,献给亚瑟的《悼念A.H.H集》无非证明那个寻找另一半的隐喻还在不停地影响一八五〇年之后的生活,因为一八四二年艾米丽与理查德结婚了。

其实,这样的悲痛并不全部属于阿尔弗雷德,而哀悼对于艾米丽来说,也绝非是用婚姻可以完全掩盖,那个一生只有一次完美爱情的隐喻其实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幻觉,霍克在引述到后来就变成了关于天使是否穿衣的疑问:“所有的天使都穿着衣服,而且衣着跟各自的特质对应,天堂里的一切都互相对应。”这是一种完美爱情的对应,但是下一句便是:“不过,天堂最深处的天使都赤身裸体。”赤身裸体便消除了那白色的圣洁,甚至解构了在天堂花园里比斯提·苏菲亚的意象,天使真的变成了一种笨拙的家禽,鸽子或者鹦鹉,如果再次引用霍克的话,那就是权威们普遍的观点:“所谓上帝之子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因为迷恋人间的美才走向堕落的,斯威登堡也曾指出,个别天使有这种倾向。”

个别天使的某种倾向?当不穿衣服的天使在最后的时刻出现的时候,所谓美丽的爱情只不过变成了一种肉欲,连使徒保罗也在告诫,“要提防天使对女性肉体的过度欲望。”一半的另一半,不是追寻,只是满足。所以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在南极或者附近地区淹死的阿图罗·帕帕盖就成为一个可以用肉欲代替的死亡,“或者以为他淹死了”,这是盖盖帕太太的一种自我解脱,“因为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那艘卡吕普索号船,而且也没有见过船上任何一名水手。”所以她喜欢读的故事是《伊诺克·阿登》,一个失事水手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子,是个悲剧,但是妻子却是“幸福”的,对于妻子来说,就像艾米丽一样,结束了某种哀悼,但是对于那个水手来说,“在矢志不渝的自我克制中死去”。所谓替代,如果不是在水中失事而死,那也必然是在自我克制中死去,“信仰与所有令人不快的事物一样暧昧”,其实,在唯一的爱情追寻中,并不是神圣的信仰,而是暧昧。而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就完全是一种肉欲的呈现——包括之前与阿图罗·帕帕盖的爱情:“帕帕盖太太在心里说,眼睛望着黑沉沉的大海,想到了沉在海底的阿图罗。”她不知道阿图罗是不是她灵魂的伴侣,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天使的另一半,但是,“她只知道,阿图罗满足了自己的肉体之欲,那样的满足方式自己从前想都不曾想过,无数次地放出愉悦的火焰烧燎她;她只知道,在鼻孔里,肚子里,她每天都在想念着阿图罗的气味,那股雄性、盐水、烟草、干燥的气味和欲望的气息。”

艾米丽的哀悼在帕帕盖太太那里变成了一种自动书写的游戏:“手手越过手手上面下面上方之间下面手油光小手油光胖手玫瑰园那些手纠缠在一起扔在一个秃顶上在一个光秃的大衔头盖骨不是头盖骨柔软的脑袋天堂之门在一个脑袋里打开冰凉的手……”在这没有意象没有主题的文字后面是一种精神的迷乱,甚至可以将“亲爱的(dear)”这个词变成“死亡(death)”,“当然反过来也讲得通”,或者死亡和亲爱的原本就是一种状态,或者如天使的一半和另一半,完全可以置换。

如果置换只是一种迷乱和自动写作的游戏,那么死亡之后也可能是复活,那个夜晚的跟踪者现出身来变成帕帕盖船长的时候,他的问题便是:“你没收到我的,信上说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轮船失事被置换成了”一次在海上漂“,所以回家路上变成了帕帕盖太太无法躲避的现实,这不是那个《伊诺克·阿登》的故事,男人也没有“在矢志不渝的自我克制中死去”,充满肉欲的阿图罗又回来了,而帕帕盖太太“担心自己会崩溃。她的神经开始疼起来,脑袋砰地响了一声,就像屠宰场里被击昏的奶牛”。不是打击,是因为追寻已经变成了肉体的气味,而在那个白色的夜晚,在鸽子和鹦鹉的幻觉中吟咏《夜莺颂》的索菲·合克也看到了“所有因为拥抱死者而双臂疼痛空虚的人们”,正如她最后想到的,“在传说中,偶尔也在严肃的现实中,这寒冷和大海会归还它们取走或者貌似取走的东西。”取走和貌似取走因为现实比幻觉更难以把握。而等到帕帕盖船长回来,那些鸽子,如天使一般白色翅膀的鸽子也回来了,只是当它们再次出现的时候,一定还有那些“长着金黄色眼睛”的鸽子。这是另一个循环,这是另一个幻觉,这也是另一个现实,帕帕盖船长在十年前就说过那句话:“最重要的是活着,只要你活着,随处都有令人惊讶的事物,只要善于观察。”

那时,与帕帕盖船长在一起的是威廉和改名叫玛蒂尔达的马蒂布朗普顿小姐,他们一起离开英国的庄园,前往亚马逊,“他们三个带着新鲜的好奇感眺望着周围黑暗中光源的亮点。”这是《婚约天使》之外的另一个故事,《大闪蝶尤金尼娅》也有爱情,也有婚姻,也有翅膀,当然,也有肉欲。那个美丽的尤金尼娅“那对浑圆的乳房相碰或者说分离的地方,有一小块猩红色的斑,面积只有普通蚂蚁般大小,一道紫罗兰色的阴影正是从那个位置开始的”。对于在大西洋漂泊十五天之后告别亚马逊的生物学家兼冒险家威廉来说,这猩红色的斑仿佛是一生逃不掉的宿命,有着情色和晃动的感觉,而它却轻易攫取了寄人篱下的威廉的心,“如果得不到她,我就会死。”本来这是他超脱的自嘲,而现在完全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想象,“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恐怖的兆头”。这种兆头在尤金尼娅的父亲哈罗德·奥兰巴斯特那里变成了时代的焦虑:“也许上帝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而已,天堂不过是虔诚的虚构。”所以给予天生邪恶的怀疑应有的尊重让这一份笔记的读者“在苍白的焦虑中颤抖”,而这种焦虑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爱好蝴蝶标本收集的哈罗德·奥兰巴斯特正在写的这本书里表达着对于造物主的虔诚,“对人类而言,创世者的概念就跟本能一样自然,在我要写的这本书中,这个观点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造物主是我们通过想象创造的,其实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自己,那种创造充满了人类的本性,目的就是为了为了消除人类“跟任何节肢动物或者泡囊动物一样具有局限性”。这或者也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在威廉看来,造物主不是弥补了人类的局限性,而是打开了通向恐怖的黑洞之门,这个极富冒险的人在遭受父亲的指责和驱逐出家门之后,力图寻找自我,但是穷困潦倒和冒险中差点丢掉的生命,让他对于理想主义的上帝充满了敬畏,对他来说,“我们通过表面的相似性创造出上帝”,或者上帝只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面镜子,所以一种信仰在现实意义上,可以轻易被尤金尼娅的肉体所击败。

但是,当威廉对于尤金尼娅的追求最后变成了一场挽救式的爱情和婚姻时,苦苦追寻的那一半天使已经打开了那个恐怖的黑洞,白色翅膀的鸽子不是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云”,而是变成了如“金黄色的眼睛”一样的梦魇,威廉和尤金尼娅所生的五个孩子并不像他,而是有着那金黄的头发,而且唯一的男孩,尤金尼娅坚持要将他的哥哥埃德加的名字放进去尤金尼娅说男孩的名字必须叫埃德加,“那就叫罗伯特·埃德加吧。”这是一个梦魇的隐喻,金黄色不是幻觉,是现实,而那个充满肉欲的爱情像蝴蝶脆弱的翅膀,“你轻轻一碰都可能伤到它们,小心捏一下,后果可能都会不堪设想。”蝴蝶的美只是为了吸引配偶,而蚂蚁呢,那只主宰着蚂蚁命运的蚁后,似乎也在打开黑洞之门,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那些忌妒的王后会用那种野蛮去监视和谋杀在蜂箱里茁壮成长的姐妹。也就是说,包括对出生的新生儿的屠杀,“这种对无辜者名副其实的灭绝,并不能说明大自然本身是残忍和浪费的。可以反过来假设:在王后的存在背后潜藏着某种独特的天意,最适合给蜂房供应新生代,或者给群蚁提供新的领袖。”这是哈罗德·奥兰巴斯特的观点,在他所信奉的造物主即是上帝的观点里,残忍和浪费也是一种天意,所以他认为,“大限到来时我会像一只蘑菇般粉碎,那已为时不远了。强迫人们互相热爱很可能只是跟大猩猩密切相关的一种生物的社会性与父母保护性的谨慎本能。”一切的美好,只不过是泡影。

而这种泡影在马蒂·克朗普顿那里变成了她书中的那个观点:事情并不如表面所见。“从前有个农夫”开头的故事里有恶魔般的康蒂桃·潘·德莫斯夫人,她施展魔法让水手们变成猪,所以她说:“无论什么东西从您身边飘过,都紧紧搂住斯芬克斯,记住,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死神头并不是阿特洛波斯的脸,而是一个柔软的小窝,您可以安全地躺在里面,如果您敢的话。”而对于威廉来说,这个“事情并不如表面所见”更像是指向他对于尤金尼娅的那种肉欲:“他曾经那么渴望得到尤金尼娅,他已经有了尤金尼娅,他在肉体上迷恋尤金尼娅,在这个封闭的集体中,甚至在没性生活的人——如克朗普顿小姐看来,这一点大概都昭然若揭。”昭然若揭的背后便是这一场渴望的爱和婚姻的全部,但是金黄色取代某种白色,以及那个必须加进去的名字后面,是另一个更大的阴谋。虽然威廉一再坚持“人毕竟不是蚂蚁”,但是这样的类比只能增加威廉的恐惧感,就像以前被父亲赶出家门,就像在大海上独自漂流,而这个看起来充满童话意味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个道德幻境,存在的只是“一段貌似和谐的清澈而平静的虚假永恒”,而虚假的永恒场景中,有着婴儿的啼哭,有着被埃德加强奸的艾米,而最后也变成了一个如康蒂桃·潘·德莫斯夫人恶魔的故事。

那场景是这样的:“尤金尼娅几乎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   床边站着一个除了衬衣什么也没穿的男人,一个身材巨大、背对威廉的男人。埃德加。房间里充满一股确凿无疑的味道:麝香般的、发咸的、情欲荡漾的、无比可怕的。”这是一个乱伦的故事,那曾经天使一般的尤金尼娅也是赤裸着,埃德加用男人的身材作为背景,让“麝香般的、发咸的、情欲荡漾的、无比可怕的”味道流进威廉的心中,这个在尤金尼娅看来从小就开始玩的游戏彻底击垮了威廉的美好想象。蝴蝶云、金黄色的意象就是那不断打开的黑洞,而现实对于威廉来说,就像帕帕盖太太一样,成为一个自动书写的文本:“那个单词已经摆在眼前,天真烂漫地放在自己手中:乱伦(INCEST)。”就像Dear换成了Death,Incest也置换成那个“昆虫(INSECT)”的单词,而这样的置换对于威廉来说,“那会给自己手头留一个带魔鬼图案的X。”

这是信仰、爱情、婚姻的再一次命名,这是天使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而马蒂·布朗普顿,不管对于她自己,还是威廉来说,也都是另一种命名的开始。“二十七岁,我只有一次生命,生命中的二十七年已经过去了,我要开始生活了。”从此叫马蒂尔达,“从今晚开始就没有马蒂了”所以在那有着冒险的亚马逊是他们开始的另一个世界。其实离开并非是一种救赎,也并非是另一种寻找,他只是要成为自己的上帝,抛却肉欲抛却幻觉抛却卑贱,而帕帕盖船长一定会见证他们的爱情,即使遭遇水上漂,即使在某一本书里被写到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结婚而背叛了他。“最重要的是活着”,即使那些天使只是笨拙的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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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伽点

编号:C55·2130825·1009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3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7.80元
ISBN:9787544730952
页数:123页 

没有看过希区柯克108分钟的经典电影《惊魂记》,也没有看过先锋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将其拉长至24小时的电影,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是改造还是颠覆,这种挑战人的视觉及认知极限使唐·德里罗的小说创作受到了启发,《欧米伽点》里的两个故事便沿着不同的方向展开:一个发生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4小时惊魂》的展厅;另一个发生在炎热荒芜的沙漠。吉姆和埃尔斯特,一起观看《24小时惊魂》,之后,在沙漠里喝酒、谈话,讨论孤独、时间和人类心灵。后来埃尔斯特年轻的女儿杰茜来到沙漠,改变了两人相处的氛围。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却让两人的抽象谈话受到质疑。“真实的生活开始于我们独处之时,独自思考、独自感受、沉溺于回忆之中,有如梦境中清醒着,经历着那些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就像唐·德里罗从早期创作中宏大的历史与社会场景里退出,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的心智与灵魂之上,开始进入“极其琐屑的细微时刻”。”
《欧米伽点》:在这里,时间是盲目的

干吗要把时间耗在这间幽暗冷僻的房间里,更何况,那房间里在发生着的事情没有一生一世不会完。
                   ——《无名2》9月4日

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一部电影的二十四小时,当时间以一种整体、环形、封闭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谁是那个“闯入者”?谁看见那个临界的“欧米伽点”?谁又能感受世界突发的某种痉挛?最后世界呈现的并不是空阔和幽闭的沙漠,不是禁止入内的炸弹实验场,当然也不是电影和现实被模糊的“每秒钟两格,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的剧情。时间并不是盲目的,时间就如那插进身体的刀锋,“人类所有的宏论都聚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悲伤事件,进入了一个身体。”

无名的9月3日,无名的9月4日,时间的两个端点,在一本书的前面和后面,它正以某种没有裂缝的方式封闭在幽暗的剧院里,它在等待一个观影者,就像等待打开书的读者,只是从来没有闯入,是“靠北墙站着”,其他人几乎看不见他,或者把自己站成电影的一部分,“人站在那里就是在参与”,站立成为封闭时间的一个部分,成为现实不可分割的组合,“那就是他,已经连续六天不间断地去了那里,直到展览的最后一天。”而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依然是完整的二十四小时,依然是完整地站立,完整地成为艺术的一部分,在“没有对话,没有音乐,没有一丝音效”的电影里,一切都被过滤,一切都被异化,幽暗冷僻的房间里,就像一生一世都看不完的人生,它从起点又回到终点,终点却依然是起点,就像从无名到另一个无名,合上书的时候电影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生活。

《24小时惊魂记》,从希区柯克的《惊魂记》而来,一部108分钟的电影要拉长到24小时,除了先锋实验的文本意义,更多的是挑战人的视觉及认知极限,可是当二十四小时以一个整体、环形和封闭的方式在剧院里出现的时候,谁会成为活生生的标签?“他希望能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看着电影从头到尾放映完毕,而且一旦放映开始,不准任何人进来。”不准任何人进来就是要把自己变成电影的一部分,或者是为了遗忘经验,遗忘现实,遗忘真实,“他想忘掉影片的原作,或至少把对原作的记忆限制在一个遥远的区域,不让它时时过来干扰。”对于一个站着看不见的人,所谓的遗忘只是更加凸显个体的无意义,凸显时间的盲目,凸显“通常的恐惧感”。

电影艺术,先锋或者原著,都是为了能感受那种被逃避的快感,那种对于“我是谁”的哲学问题的自我困顿,而这一切对时间的消灭是在寻找灭绝这个主题之后的“空阔与幽闭”。那空阔和幽闭在吉姆那里是电影,是旁观者和制造者,而对于73岁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埃尔斯特来说,则是那一片没有尽头不被打扰的沙漠。这里有落日和大地,这里有对话和呓语,这里有着对于伤痛的医治的文学和电影,甚至还有一个“从另一世界来的”女儿杰茜。

这是在索诺兰沙沙漠,也许是莫哈韦沙漠,或完全是另一处沙漠。所以当埃尔斯特邀请吉姆去谈论关于一部电影的创作时,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幽闭的封闭世界,这个封闭的世界像是一场经历过的战争,而对于埃尔斯特来说,绝不仅仅是过去生活的投影。他有着强烈的反政府思想,在他看来,战争的封闭是谎言编织的世界,“战争创造了封闭世界,不仅对战斗人员而言是这样,对谋划战争的人、对战略家们也一样。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战争是首字母缩写,是预测计划,是可能性,是方法论。”而在国家之中,一切充满了谎言,谎言是为了在战争中做准备,所以活在战争中,即使活在触手可及的恐惧中,那些新闻和交通,体育和天气,都成为和生活有关的“尖酸的词语”,“是和一群思维精准、制造战争的人一起度过的”,而这种真实就像一本锋利的刀锋,插进我们活着的身体里,所谓沉溺在会议中,所谓如梦境中的清醒者,并不都是我们独处时应该领悟的,经历着那些极其碎屑的细微时刻在记忆中成为另一种摆脱不了的梦魇。就像埃尔斯特几年前写的那一篇论文,标题的“改编”(Renditions)无非就是为了逃避那些谎言,逃避真实的战争,逃避“政府就是犯罪集团”的现实。

所以,不如从时间开始,将自己放在一个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封闭世界里,看不到中断和继续,看不到停止和放弃,也看不到胜利和失败。时间是盲目的,时间也是没有意义的,埃尔斯特说:“我从不清楚今天是哪一天。也不知道过了一分钟还是一小时。在这里,我不会变老。”他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荒漠的世界里只感受一个人的存在,而其他一切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而在沙漠之外的城市,在那个现实里,时间是刻在我们身体里的标签,让我们想起那些真实的细微时刻,想起在时间里编织的末日谎言,想起带有自我毁灭基因的群队,“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团蜉蝣蚊虫。我们成群地思维,我们成队地游走。”所谓群体就是在结构个体的意义,那些国家、军队、战争以及新闻与交通、体育与天气都会造成“通常的恐惧感”。什么是“通常的恐惧感”那就是“不发生在这里,那种每分每秒都在计算着的时刻,那种我只在城市里感觉到的东西”。所以对于埃尔斯特来说,那个不在这里的城市,就是创造了不属于我们个体的那种用于衡量的时间,“将时间从自然中移去。有一个无穷尽的倒数。当你将一切表象尽数剥去,当你看见了内里,能看见的只剩下恐惧感。”而在这个无人企及的沙漠里,时间变成了无限的存在,变成了确立个体意义的存在,甚至是永不消失的唯一:“先于我们的时间,我们消失后仍然存在的时间。”而在时间的内核里,消除真实的细微时刻对于埃尔斯特来说,还有另外的方式,那就是消灭人类经验生活并非必要之物的词语,曾经的“改编”的论文就是词语的结合体,“它已知最早的用法,它的形式和意义变化,零度形式,重叠形式,加缀形式,还有像蛇虫蛰伏似的脚注,却未专门提及‘黑点’,第三方国家,或国际协议及公约。”因为词语也同样会带来恐慌,带来现实意义上的谎言:“当然,在未来,小房间里戴着耳机的男男女女将会听到关于政府罪行的秘密录音带,而其他人则在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电子记录,更有些人观看抢救出来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被囚禁的人们正忍受着剧烈的躯体伤痛的折磨,最后还有些人,另一些人,躲在门户紧闭的屋子里,向有血有肉的人们问着尖锐的问题。”

这是不是最彻底的逃避,就像那没有声音,没有对话,没有音效的电影,所以埃尔斯特要邀请吉姆?其实在吉姆的电影世界里,就是存在着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只有一个人物的电影,那部唯一的电影里,所有的应邀者和受访者都被剪掉,当然还剪掉了休闲厅的活动,减掉了影星、舞者、残疾儿童、制作现场观众、乐队等等的镜头,只有那个叫杰里的人物,“电影中全是杰里,纯粹的表演:杰里在说话、唱歌、哭泣;杰里身穿皱巴巴的衬衫,领口大开,领带松散,肩上搭着一条浣熊绒围巾;杰里在清晨四点向全国观众请求献出爱心和惊讶;在近镜头中,一个剪着平头、满脸是汗的男子,半癫半狂,专做治病节目的艺术家,正恳求我们寄钱去救治他那患重病的孩子们。”唯一的电影,唯一的人物,“他的脸,他的话。我要的就是这些。”这种排他性的设计是不是正是埃尔斯特想要的世界?一个人的电影,荒漠,和曾经盲目的时间的死亡,对于埃尔斯特来说,他是这个世界孤独者,却乐于享受这一切,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也变成他封闭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他的所有物。

其实这所有的努力无非是要建立埃尔斯特自己的帝国,要打一场属于自己的战争,“我是要一场战争。伟大的力量需要发挥作用。我们让人揍惨了。我们得重新掌握未来。这是意志的力量,纯粹是内脏的需要。我们不能让别人来规划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大脑。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陈腐的已死的专制主义传统。“但其实,不管是意志的力量,还是内脏的需求,不管是掌握未来的机会,还是规划自己的世界和大脑,亦或者是打碎陈腐已死的专制主义传统,一个人的力量到最后就会变成新的专制主义,变成新的谎言,变成新的盲目的时间。在一个消灭了真实的自我世界里,到底能用什么确定自己没有被自己淹没?埃尔斯特用咬掉大拇指指甲边的皮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身体的疼痛,却也是自己在身上做的试验,咬下一小片死皮来,但是疼痛是没有办法消除的,那种医治”通常的那种恐惧感“的电影、文学,甚至女儿,到底会带向什么样的方向?

“我想要一场俳句战争,他说道,我要一场三行的战争。”简单直接的战争只要三行,只要几个词语,而在这种排除一切的封闭世界里,专制主义正在成为新的消灭自己的战争,这里听不到厨房捕鼠器的触动,这里也没有注意到的还有滑动的自动扶梯,这里也没有注意到女儿杰茜带来的活跃的词语,“你需要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只有别人所不知道的关于你的东西才使你了解自己。”这是埃尔斯特的人生哲学,而对于他的自我帝国来说,就是要在那个欧米伽点上发现所谓的突发的东西。

欧米伽点,这个由法国哲学家德日进神甫提出来的概念,是指向宇宙进化的终点,这个终点是超越生命超越人格的,是宇宙万物一系列进化的最终意义。在现实世界里,在真实的被细微时刻统治的世界里,科技为人类带来了享受的盛宴,但永远也无法改变宇宙万物繁衍变化的规律,虚伪的真实存在迷幻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无法判断未来真实的情境,无法顺应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埃尔斯特所痴迷的“欧米伽点”也就要是把那些别处的盲目时间弄得分崩离析,“意识在积聚。它开始反省自身。这样的情况让我几乎有一种数学形态的感觉。几乎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数学或物理的法则,能证明心智能超越任何向内的方向。就是欧米伽点。”这是一个人的逃避,也是一个人的革命,而在这经验之外的东西被发现,需要一种突发:“突发。不是人类心智和灵魂的突变升华,就是这世界发生某种痉挛。我们需要这样的事件发生。”让世界发生痉挛,是解构和建构,是埃尔斯特所创立的新的时间和宇宙,甚至是是让每一个失去的瞬间都拥有生命,“一个瞬间,一个念头,转瞬即逝,在街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这就是一切。”

但是突发的不是世界痉挛的东西,不是三行的战争,不是一个人的电影,却是女儿杰茜的离去,这个埃尔斯特的所有物,他的封闭空间,却走进了空气:“整整两天,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迹象。”而这样的出走杰姆的解读是因为“她一分钟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然后像电影一般,“便径直走到了最近的沥青路边,希望能搭顺风车回去。不过这很难让人相信,她竟然会指望这样去圣迭戈,然后搭飞机去纽约,而显然她什么都没带,甚至连钱包都没带。”本来杰姆已经在埃尔斯特的沙漠世界里遗忘了时间,遗忘了到达这里的天数,但是只有当杰茜离开的时候,他才回想起时间,重新计算时间,也最终回归到现实。但是那些搜寻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那把小刀,像是某个人在危险的世界里留下的证明,而这个证明就像埃尔斯特自己营造的那个“欧米伽点”,没有突发,只有禁止入内的标记,只有遍地都是哑弹的荒谬和失望,它不爆炸,不让世界痉挛,不用突发引发新的战争。

而其实,埃尔斯特自我世界的溃灭也是关于那个时间寓言的破败,杰姆起初的那部一个人的电影对于时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色彩:“在片长一事上我把自己折磨得够戗,最后确定在五十七分钟,这数字很怪异,那是几个纪录片电影节上放映的电影的时长。完全可以是一百五十七分钟,可以是四小时、六小时。”时间其实是偶然的,是随机的,而我们医治“通常意义上的恐慌”却需要那部长达二十四小时的电影,它是一种仪式,其实所谓先锋意义,也就是从“每秒钟二十四帧的放映”中发现不存在的错误,而这个速度,就是我们感知现实的速度,是大脑处理图像的速度,其实就是一种真实的时间。二十四小时,每秒钟二十四帧,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或者就如埃尔斯特所说的那个创造的城市,“将时间从自然中移去。有一个无穷尽的倒数。”

二十四小时的寓意,变成了和现实合拍的真实场景,所以站立在那看不见人的地方看《惊魂记》的恐怖故事,只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自己。那走进剧院的三个人似乎正是在沙漠地带的主角,而那些执勤的警卫难道就是想象中不变的符号,“前五天的警卫整天都是同一个人吗?”又或者,当电影里的珍妮特·利在垂死倒地前拉下了浴帘裹在身上时,那浴帘杆上的确有六只浴帘圈在打转吗?“他想再看一遍这个片段,再次确定关于浴帘圈的事情。他要数到六,此前他肯定有六只,但他要再次确认一下。”没有人进来的剧院有人闯进来,电影里的浴帘圈数目需要确认,甚至这里的警卫是否属于一个人也成为和电影一样的悬疑剧,而当从虚幻的事件中退出,从虚构的梦境中退出,生活便一览无余,那里有所谓的“一切”:音乐,电影,书籍,床与书桌,电炉炉头周围烧得发黑的搪瓷,还有进屋时正在丁零作响的电话。

那电话或者是杰茜被发现的一个线索,它成为从想象走进现实的一个符号,但不是唯一的符号,那个符号出现在电影里,也出现在吉姆母亲有关的生活里,“那人从墙边走开,等着被一点一点地同化,消融于诺曼·贝茨的形象中去,后者将走进屋子,以极慢极慢的速度走上楼梯,每秒钟两格,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电影正在上映,是二十四小时的惊魂记,而电影之外,吉姆也走上楼梯,然后转身走向母亲的房间,现实介入到一部电影里,先锋消失了,艺术消失了,悬疑剧的恐慌消失了,当然,那个欧米伽点也消失了

欧米伽点。一百万年之后。此时此刻,欧米伽点已细成了一道刀锋插进身体。就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那里,人类所有的宏论都聚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悲伤事件,进入了一个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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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编号:Z51·2130825·1008
作者:黄仁宇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7年02月第2版
定价:19.00元亚马逊14.10元
ISBN:9787108010360
页数:350页 

“纵是新意,也泛创意”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概念在《中国大历史》中成为打开边缘政治学的一扇窗户,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作者说:“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在浩如烟海中国历史典籍中寻找一条脉络,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便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梳理的方法。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他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所以,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
《中国大历史》:走兽如何蜕化为飞禽

中国就像—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走兽要蜕化成为飞禽,是靠道德的力量,还是靠人为的区分设计,或者是插上翅膀的技术性改造?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型社会并没有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没有符合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相反却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在官僚阶级和农民的双层夹心中,无可避免的形成了牢固的地缘政治,不论是秦汉的第一帝国,唐宋的第二帝国,还是明清的第三帝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原始积累资本阶段”,都始终无法完成商业革命,无法形成货币管理模式,从而使走兽变为飞禽只能成为一个“摸石头过河”的历史寓言。

“macro-history”,这个被黄仁宇自称为“系模仿而非发明”的历史方法是一种技术的关照,区别于微观,也只是“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而已,而体现在宏观上,也就从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发现技术的困难和可能,所以,广泛的归纳法在黄仁宇的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一种俯视状态,特别是在时间轴里寻找现代意义,从秦汉的第一帝国,到唐宋的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的第三帝国,黄仁宇以压缩史料的方式,再建了历史的“路线图”,但是这种“路线图”也只是在回顾宏观视界。

对于历史进展当然用史料来分析,这种技术观是抛弃道德因素的,“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也就是说,道德支撑只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而已,特别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道德观念尺度一直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在司马光的时代,道德观念已经等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标准,但是也没有进入韦伯的“新教伦理”之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恒古不变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主导中国能否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决定因素,而唐宋帝国的扩展性和明清帝国的收敛性,也只是用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一种背景而已。

而这个背景必不是被虚化的,而是在逐渐演变中,以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成了国家的制度。如果从确切的证明来看,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但是商代除了青铜器和甲骨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之外,并无在制度上形成农业社会的扩张形态,而武王伐纣建立的周朝,则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在制度建设上,黄仁宇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开始出现,其代表当然是最具创造性的人物周公,作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始创者,周公用“间架性的设计”弥补了当时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上的技术难题,从人为的政治区分上为国家进行了组织设计,封分制、宗法制以及井田制都成为“间架性的设计”的一个部分,从而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而周代政治上的早熟,直接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最明显的标志便是秦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发展有自然灾害的威胁,有气候上的变化因素,也有和塞外游牧人的斗争记录,但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来看,只有将官僚机构置身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才能抵挡这诸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威胁,而在秦朝,也种使境内的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极权主义”,在秦始皇即位前约一百年,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等政策已经付诸实施,而经过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度量衡统一,甚至是焚书坑儒等极端政策的实施,而到了汉代初期,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公布了地址意识形态的立场,不论是儒术的统一,不论是太学开启的教育体制,还是李悝向农户抽税的补救之策,“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而在汉朝后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使第一帝国建立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再统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形象和百姓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隋唐的统一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唐宋的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所以不管是带着世界主义色彩的唐朝,还是大胆试验的北宋,或者是具有“商业革命”的南宋,在政治的“间架性设计”中,依然是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行走,在唐朝,“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而专制政府并非是专制者自身选择,在极权产物的唐朝帝制中,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在斗争中败坏,当然影响了极权的维持,这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悲剧:“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也就是历史的宿命往往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不管是统治者自身的需要还是百姓的愿望,都不能真正维持昌盛的局面。而在北宋,“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这些物质文化的发展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同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气象,比如在组织上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在经济上,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特别是王安石的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惊异之举”:“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由此,在宋朝的大胆试验中,财政上要实现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端倪,但是这或者也只是一种理想,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失败,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上的打压,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也使从唐开始的第二帝国实际上仍然无法突破这一瓶颈,即使有南宋物质生活领先世界的“商业革命”,但是,“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而从明朝开始的第三帝国,中央集权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虽然组织和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而且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也完全可以实施,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在集权者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阻碍:“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所以在最后,晚明变成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更多的是内省,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是数目极少,所以使农业的商品化缺乏继续经营的可能,而在清朝,尽管有初期帝王的励精图治,但是从世界整体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也依然在集权和极权的政治“间架性设计”中。

不管是唐宋的扩展还是明清的内敛,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这些史料的背景依然可以说明中国在传统农业型社会里无法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完成数目字管理的架构。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并不只是要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梳理脉络,而更要在横向的比较中,探讨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个比较是从1800年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开始的。

1800年的中国预示着将进入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那时,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死去不过一年;那时,从家中没收以亿万计财产的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那时,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时,皇帝下诏禁止鸦片入口、不许白银输出也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而从世界视野来看,“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泊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像已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睦的合并构成事实。”而这两个体系的碰撞,在这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变成了一种梦魇,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不平等条约,以及太平天国等已经完全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瓦解,这种瓦解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

对于这种停滞,黄仁宇提出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两千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是辉煌的帝制时代,还是西方入侵的现实,都源于地缘政治缺乏一体性,所有的战争开支到最后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条理和组织,只有官僚和农民,也就是这两种阶层导致的分化和利益对抗,使中国成为—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这也是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有洋务运动,有百日维新,甚至有民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要做的是“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渡过新世纪之难关。”

“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长久以来中国的组织形式就是间架性设计,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制度,所以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稳定期,还是分裂期,不论是游牧和外敌入侵,还是朝代自身的弊病,最后牵制出来的必定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从而在微妙的局面里保持表面的宁静,而现代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数目字上实行管理,以货币管理的方式改变一直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格局,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于目前现代的中国,黄仁宇以一种希望的目光看待改革:“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但或者只是一种希冀,对于这个“潜水艇夹心面包”的国家来说,黄仁宇并不想预言什么,他只是站在宏观历史的山头,俯视中国历史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而那只走兽或者永远是走兽,而不会成为飞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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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编号:C57·2130825·1007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2版
定价:36.80元亚马逊26.20元
ISBN:9787544732543
页数:414页 

“太阳在世界的天空燃烧并熄灭,毁灭与更新周而复始,但在所有这些太阳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墨西哥闪光、炽热。”墨西哥起源于何时?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五个太阳的历史里,这就是水的太阳、土的太阳、火的太阳、风的太阳和我们的太阳。在玛雅的金字塔和阿兹特克的古老神灵中,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和马琳切的背叛中,在革命起义的旗帜和现代化的探索征程中,富恩特斯以深深的民族情结,将墨西哥的起源、历史、文化层层剖开,向我们展现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带领我们感受墨西哥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不懈斗争。黑色封面上“熔史诗、传奇、小说于一炉的巅峰巨作”的话语有一种膜拜的欲望,最接近墨西哥民族精神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创造了一个英雄世界,展现出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而或许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对于这位“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逝世的缅怀。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权力倒下,土地继续存在

你不会认你的,小黑孩儿;他不会把你当儿子,只会把你当奴隶;背着孤儿的身份,你要让别人承认你,你能依靠的只有你婊子娘给你的这双带刺的手。
                ——《混血·玛琳切》

混血是土地上的碰撞,混血是男女欲望的交媾,混血是权力之死和语言的复活,混血是忏悔和背叛——当她脱掉衣服,露出“苗条又丰腴,实在而虚飘,集合了兽性与人性、癫狂与理智”的身体时,新的命名就开始了,翻译兼情人,对于这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她所改变的不是自己混血的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在西班牙统治下墨西哥人的命运。“我是女神玛琳辛,婊子玛丽娜,母亲玛琳切。”三种不同的命名对应着不同的命运:就在她父亲把她和其他印第安女孩一起献给科尔特斯做女奴的那天,施恩会教士奥尔梅多为她取了教名“玛丽娜”,将她变成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徒。而她的名字叫玛琳辛,是“忏悔”的意思。但是在她的族里,她叫“玛琳切”,是一个叛徒。玛琳辛,玛丽娜,玛琳切,是女神,是婊子,是母亲,而在这个多重身份的女人身上,就是墨西哥整片土地的隐喻,神权、政权和人权之间的替换和切割使这片土地带上了混血的色彩。

科尔特斯挑她做他的情妇和翻译,而她给征服者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墨西哥的第一个混血儿,这是背叛的延续,从此一个混血的墨西哥诞生了,历史在交媾中成为一个传奇,而混血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安逸,没有荣耀,没有征服:只有背叛和灭绝,只有隐藏的爱和梦想:“我的儿啊,总有一天,你的等待会得到补偿,在辽阔的墨西哥高原上空的幻景里,善与福之神会重新出现在一座教堂或是一座金字塔的后面;但要他回来的话,只有从现在开始,我的婊子儿,你自己就准备着让他重生;你得成为羽蛇,插上翅膀的土地,泥做的鸟儿,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狡诈而愤怒的儿子:你是我唯一的遗产。”等待和重生,是不是一个混血的墨西哥必然的命运?

必须有一个起始,这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题,但是用什么方式开启墨西哥的历史?是大地上长出第一株玉米?还是特奥蒂瓦坎众神开始群集?或者是谁说出了第一个词?是的,当人类和语言成为神的荣耀,他们的信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一个神权的开始,必然包含着死亡的警告,墨西哥古神查克莫的 神像保存在如今的博物馆内,但是作为神权的一种象征,查克莫却在那个潮湿的地下室了里,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古老土地上的逝去的膜拜?“浑身盖满了淤泥”是神的命运的写照,“这让它看上去奇丑无比,像是患了丹毒,一身青色,只有眼睛无恙,还是石头的模样”,而这“永劫回归”的神权在墨西哥大地上隐含着这样的规则:要想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杀死查克莫还是杀死不信基督的无神论者,是杀死神权还是杀死对神的膜拜?而一个被埋葬的古老神话的启示意义是,他在人类的社会里,神权的覆灭和复活同样是一个隐喻:“我再一次抚摸查克莫。它变硬了,但没有恢复成石头的质地。我写不出来:在它的躯干上,有着某种像肉一样的东西,按上去像是橡胶,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尊斜卧着的雕像里流动……晚上我又下去看了一次。毫无疑问:查克莫的手臂上竟长出了汗毛。”

脸上挂着微笑,浑身黄褐色,以及肚子里的肉色,查克莫已经完全从死亡的神像中复活成为一个人,但是对于没有回程车票、只有被禁了报纸的费里贝托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轮回,一种宿命,要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那么如果看见神的身上盖满了泥土,看见神的毁灭,是不是也会被杀死?“如果查克莫成了人,那么它千百年的生命可能会在一瞬间聚集在一起然后消亡于无。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死亡。”而现实的费里贝托早就在圣周期间溺水身亡,公文包里没有对神的忏悔,也没有对神的亵渎,那唯一属于人类的逃跑计划便是:“我需要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体力”,而真正的原因,是人从神权的倒塌中看见了自己的宿命,看见了自己无法避免的死亡。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这是神和人之间的镜子寓言,而这面镜子也是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送给魁扎尔科亚特尔的那个礼物,这个在墨西哥宇宙起源中最受人敬仰的神,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镜子,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当他打开这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那一面镜子里照出了羽神的面孔和投影,这对于魁扎尔科亚特尔来说,是自我的迷失,因为他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神是没有面孔的,代表着永恒的。而在镜子里,他看到一张和人酷似的面孔,人成为他身上永远的影子,所以他害怕自己也逃不过人的宿命:终有一死。那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妹妹犯下乱伦之罪。翌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

神之远去,是将人类抛弃在没有神权的世界上,离去是带着恐惧和乱伦,而回来呢?他许诺在第五个太阳纪的芦竹元年回来。但是这不是他回来的神谕,就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众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神权的逃离是的覆灭,因为神从镜子里看见了人的宿命,看见了“他者”,这是对神话的颠覆,这是对神权的解构,而西班牙军队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也使墨西哥的神权历史进入了政权历史。

这一切的开始是:“神庙坍塌了,旗帜倾倒了,碑铭坠落了。就连众神也轰然倒地。”神在镜子的世界里失去了永恒,也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自我,而西班牙军队的征服是“扼杀了比印第安人的权力更多的东西:我们扼杀了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魔法。”魔法之死也就是神权之死,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没落。而征服并不只是对于神权的破坏,并不只是对于土地的占有,并不只是对于土著的屠杀,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语言来取代另一种语言,而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和玛丽娜就在语言的翻译中成为政权交替的见证者。但是语言不仅在于翻译的意义,更可以变成谎言,它是单向的——并不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并不是毁灭永恒的镜子,而那些谎言让赫罗尼莫成为一个叛徒。一方面在征服中,话语的失去意味着统治权的丧失:“蒙特苏马在西班牙人前令人费解的软弱只能用话语的释义来理解。人称特拉托阿尼或“大音之主”的蒙特苏马,正一点点地丧失着对话语的控制,这更甚于丧失对人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话语成为交换的一种,即从蒙特苏马得到力量,又从科尔特斯那里得到好处。那个被抓来的指挥官,科尔特斯因为他的英勇,让他平安回到那座陷落的城市,“还可以在墨西哥和其他的领地继续统治,就跟从前一样。”而在翻译官赫罗尼莫那里,翻译成:“你即将成为我的俘虏,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折磨你,像对付你那些同伴一样,把你的两脚放在火上烧,直到你招出你叔叔蒙特苏马余下的那些财宝的下落来。”

对于赫罗尼莫来说,“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尊严,它还是权力;它又不仅仅是权力,它就是生命本身,激励着我的志愿,鼓舞着发现新大陆中我自己的那份事业,独一无二,出人意表,不可复制……”但是这种对权力的觊觎的直接后果是将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而他自己在这样的糟蹋中走向了死亡,“我,一个同样操着欧洲与美洲两种语言的人,被打败了。”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也是一种对权力媚俗者的死亡。而与赫罗尼莫死于“残忍的、痛楚的、无可挽救的”腹股沟腺炎不同,另一个翻译玛丽娜一方面接受了神的洗礼,是她成为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教徒,而她也在“他者”的世界里,变成族人口中的叛徒,一个婊子,因为它不仅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官,更是他的情人。话语的力量对于她来说,不是权力,不是尊严,也不是生命本身,而她则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墨西哥的延续,“玛琳切是从科尔特斯的性器中攫取了西班牙语。这门语言被吱吸吮、被阉割,而科尔特斯却毫无知觉,将残损与快感混为一谈。”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两岸”的故事,其实就如那面镜子,是永恒的毁灭,它带来了“他者”,带来了重新的命名,征服变成了延续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就是将墨西哥从神权的历史中写下政权的新时代:

世界是由两位神灵创造的,一位叫做天之心,一位叫做地之心。两位神灵一起,在为事物命名时给它们赋予能量。他们为大地命名,于是大地成为了大地。天地万物随着被赋予名字而消解,而成倍增长,就有了雾霭、云朵和扬尘。被命名之后,山峰从海底隆起,神奇的峡谷生成,谷中长出了松柏。

而神所创造的的生命,被命名为人,而人的最大特点便是“唯一有能力说话、有能力为一切由神的语言创造出的事物命名的生灵”,玛丽娜作为第一个基督徒在另一片土地上唤醒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神灵,使两岸在话语和言辞上互相成为“他者”,但是作为玛丽娜来说,她则是一个叛徒,一个婊子,那个混血的孩子是她罪孽的见证,是她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混血》中,玛丽娜用痛苦的声音呼唤儿子,那个“两股敌对之血的儿子”,出生意味着不可逃避的咒骂:“出来恨你的爹,咒你的娘”,这是一个个体的宿命,其实也是被征服的墨西哥的宿命,儿子和奴隶,孤儿和贵族,“你要保护好自己,我的孩子;你要用泥土抹遍全身,直到泥土成为了你的面具,那些老爷就不能看清面具背后你的梦想、你的爱情、你的反叛和你的死亡了;用尘土盖住你自己,我的儿,这样即使你死去,你也还像活着一样……”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神权,不断被征服的土地上,谁来保护一个混血的命运,谁来保护墨西哥的命运?征服其实就是一种无休止痛苦的开始,是被火焰画出面孔上的痕迹,是不会愈合的言语之痛,而那个从十开始到一终结的倒叙故事,其实就是为了“诉说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那永恒不灭的新起始”。

新的起点是政权的交替,这里有征服和独立,有革命和抵抗,有独裁和英雄。墨西哥的传统政权分崩离析,那里只剩下一个“影子皇冠”,墨西哥皇帝特拉托卡钦只在佛兰德斯花园里,唯一的人只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写的信里有爱,有月亮,有歌唱,有“美得无法形容”的一切,但是最后的归结只有一个词:特拉托卡钦,而她作为佛兰德斯花园里的幻影,也只是一个“呼出的气是泡沫,是墓地里的土”死亡象征,那个永远呆在城堡里的传奇只是没落世界的一声叹息,“我们永远都不出去了;我们永远别让任何人进来……”因为那个族徽上的铭文是:CHARLOTTE, KAISERIN VON MEXIKO,是夏洛特,也是墨西哥皇后。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墨西哥土地上,就有的秩序、王权和尊严只在历史的一个角落里,而在这片土地上,有西班牙的征服,有墨西哥的独裁,有英勇的革命行动,有流血和屠杀,更有反抗和革命,巴尔塔萨尔向神父金塔纳忏悔时说:“我不是把他当士兵杀了的。我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兄弟。我杀了他,因为他是印第安人。我杀了他,因为他比我弱。我一个人杀了他,完全不顾他姓甚名谁,我也记不得他的脸长什么样了……”里面其实没有忏悔,只有为自己开脱,“恶只是我们的理性蒙蔽了的、拒绝思考的东西。罪过就是把感知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分开。”而那个自称是反叛的金塔纳神父,并不代表那已经坍塌的神权,他是新政权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却有着战争和救赎,信仰和肉体、自责与背叛的双重困境,“在新西班牙,没有比背叛更安全的出路了。科尔特斯背叛了蒙特苏马,特斯卡拉人背叛了阿兹特克人,奥尔达兹和阿尔瓦拉多背叛了科尔特……你们看吧,叛逆者终究会胜利,金塔纳会输掉的。”这似乎是新西班牙的一个集体写照,背叛者只为适应新的统治,而金塔纳的心里却要让虚伪的宗教信仰见鬼去:“一切都站在一起反对我的信仰——当我被宣布为异端分子和亵渎神灵者时我的勇气,当我被拒绝领圣饼时我的恐惧,当我的儿子被害时我的愤怒,我想仅仅做一个理性主义叛逆者的诱惑——这是我最可怕的斗争,比任何一场军事斗争都更可恶,比流淌的鲜血和处决的任务都更可恶。”

这是混乱和独裁的墨西哥,赫尔瓦希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墨西哥,已经没有藏身的地方了。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甚至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也在英雄的岁月中死去,在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那一场屠杀是独裁的象征,圣地亚哥说:“墨西哥这座地狱,犯罪、暴力、腐败、贫穷,都是它命中注定的吗?”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游行这样改变国家的方式只能换来屠杀,“对总统来说,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闹事者、暴徒、共产党、破坏分子,是总统绶带所代表的‘祖国’的敌人。”所以一个城市成为野蛮人的宿营地,将城市交给死神代表着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而这正是墨西哥从神权到政权再到人权斗争的一部历史。

那个关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女囚只有痛苦的呻吟,她是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在宗教和权力统治下,她只能压抑,“我是迷失在礼节和贞操里的朝圣者,这两样压在我心头,像是在施以酷刑。”对于他来说,征服永远是一个象征,而在她的裙子里,只有精灵古怪鼠陪伴着她,并且占据她的肉体,在处女之穴里多咬一口的老鼠也成为她在酷刑面前的真正伙伴,这是一个被悬空的欲望,是看不见的梦境,当然她更是这片承受过奴役的土地上的牺牲品,是人性沦陷的象征。“在墨西哥,没有悲剧:一切都会变成耻辱。”这耻辱是乱伦,是死亡,是折磨,是下层社会无望的挣扎。作为曾经是紧握马鞍头的将军,比森特·韦尔加拉的心里还怀有一个梦想,“他继续回想着革命的年代,回想着奠定了现代墨西哥的一场场战役。然后他把在他的蜥蜴舌头和坚硬牙床间回旋往复的那口水哗地吐了出去。”但是现实击溃了他,这里只有阴暗,只有恐惧,只有冷漠,连他的孙子对于这个城市充满了愤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都,这样的想让城市保持贞操的努力真令人惋惜,醒醒啊,爷爷,看这夜色下的城市,墨西哥城,自觉地生癌症的城市,饿坏了似的无序地扩张,所有新风格的尝试,把民主和私产混淆在一起的城市,把平均主义和粗俗混淆在一起的城市。”那个失去了贵族尊严的家庭里,父亲“独自沉思着,在南方的大山里,在一个被遗忘的村寨里始终笑着”,而母亲却总是希望能有体面人的生活,但是贫穷和困顿使贝尔纳维选择以“混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身份来报复这个社会,他跟着黑社会老大,加入雄鹰纵队,甚至杀了人,对他来说,他的梦想是:“当他拥有了一套新西装、一辆二手的福特野马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对她说,明年他会给她一幢又明亮、又干净的房子,在一个住着体面人家的城区。”他成为家里坐牢的孩子,而这样的悲剧面前,母亲还是用可怜的声音对他说:“小宝贝,你是体面人家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粗野”,不过在贝尔纳维听来,“母亲的声音既不温柔也不严厉,只不过表达着和她所说的相反的意思”。

“权力倒下了。土地继续存在。”不管是曾经的神权信仰,还是政权交替,或者是最后人权的争取,都在为墨西哥这片古老的土地描绘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创造意味着毁灭,这是神祇的预言,而其实在这部庞大的墨西哥历史上,从创造到毁灭并不是单循环之路,而是会有新的创造新的历史。墨西哥的五个太阳,这个来自神话的故事就是预示着新的开始,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第二个叫土的太阳,被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般一口吞没;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而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可以说,五个太阳其实应正了不同的生存形态,水的太阳困在火山口,预示着迟早会来临的一场骚动,而土的太阳,是墨西哥大地上的孤独,“它召唤着起跳,召唤着希望,抓住渴望着的东西:另一岸,兄弟之手,爱人的身体”,而风的太阳是保护,如盾牌一样保护好这个国家,又像云一样覆盖起一个神圣、魔幻的世界,而火是燃烧,是灰烬,是死亡,而“死是一切的开端”,到了第五个太阳则要将人类在覆灭中迎来新的历史,“墨西哥是循环的画像,也是天空的画像,是照耀墨西哥的墨西哥太阳的交接更替,是这个国家和他的国民从与物质的不停歇的联系中得出的政权”,那就是第六个太阳——“性爱的太阳,太阳神经丛,是不断运动的太阳,它陪伴我们创造这永动不歇的人类时间——历史。”

为什么最后的第六个太阳能够创造出永动不歇的历史,因为这是属于人类运动的太阳,属于消除恐怖的太阳,正如安达卢西亚思想家玛丽娅·桑布拉诺说的那样,一场灾难,唯有从中不能生出某种能拯救它、超越它的东西,它才真正是灾难。也就是从灾难中只有生出能拯救和超越它的东西,那才是人类真正的归宿,这拯救和超越既不是神话和神权,也不是独裁的政权,不是语言,不是权力,而是文明:“在整个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义的欧洲文明压倒了农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亚的野蛮。文明占据了统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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