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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症漫记

编号:C38·2140425·1071
作者:【葡】若泽·萨拉马戈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22.10元
ISBN:9787544264112
页数:281页

“萨拉马戈用想象力、同情心和反讽所维系的寓言,让我们把握到捉摸不定的现实。”这是萨拉马戈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辞,而想象力、寓言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也长长让他和马尔克斯放在一个坐标系中,作为葡萄牙迄今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萨拉马戈似乎更着迷于荒诞,在这部小说中,世界听到的喊声就是:“我瞎了!”而在另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虚构:“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然而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当路人送他回家之后,失明症开始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灾难是一种残酷而冷酷的设置,当问萨拉马戈:你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冷酷的作品?他的回答是:“虽然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世界不好,是充满着病症,充满着恐惧,充满着隐喻:“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一种失明的形式;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


《失明症漫记》: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

 

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

失明的世界不是看不见的黑色,是看得见的好像在浓雾里的白色;失明症在蔓延在传染,失明症却只留下一个不失明的人;失明的人被隔离在精神病院里,失明的人也被隔离在无处可逃的城市里。是的,在可怕、恐惧、失去自我和生命的灾难面前,有道德的沦丧,有死亡的血液,有痛苦的眼泪,但是只要是最终朝向灵魂的镜子,朝向救赎的教堂,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连最后关于自己的一切也都不存在了,他们是“能看得见的盲人”,他们也是“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肯定的终点是否定,那么否定的终点是不是像被反转的世界一样,重新会有一个肯定的未来?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这是《箴言书》上的启示,“如果”永远像是一句写在别处的话,写在看得见世界里的箴言,可是谁会在一个“如果”的假设中认出这些字,读出这句话?它像是一个悖论,在一个色彩丰富地世界里让你茫然。那个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是那个被排除在箴言之外的“你”,经过路口,停下车子,然后等待信号灯变换,然后开着车消失在城市的车流里。这不是如果的生活,这是正常的现实,一切都没有设防,一切都像每天应该的样子发生着,可是这没有“如果”的开车、等候,没有如果的城市生活却在那一个路口的红绿灯面前戛然而止。“黄灯亮了。前面两辆汽车抢在变成红灯以前加速冲了过去。人行横道边出现了绿色的人像。正在等侯的人们开始踩着画在黑色沥青上的白线穿过马路,没有比它更不像斑马的了,人们却称之为斑马线。”也像一句箴言,黄灯、红灯、绿色的人像、黑色的沥青、白色的斑马线,当斑马线最不像斑马线,沥青也不像沥青,人像也并不是人像,于是,黄灯、红灯也都在那一刻失去了色彩——丰富的色彩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寓言,它离每天都不设防的“你”太近太近。

停滞了的现实,停止了的生活,即使红灯变成绿灯,也都是“如果”的一种假设,他成了盲人,被禁锢在自己的车子里,“我瞎了。”他喊道,世界在他面前以一种毫无预料突然而至的方式改变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好像在浓雾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看不见的浓雾,看不见的牛奶,白色的一片,却是最黑暗的一种开始,不是失明症?白色的失明症,神经的失明症,可是对于盲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一场无法面对前面的世界的灾难,一场无法回去的灾难。“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遮蔽了一切。”这是遮蔽的开始,深不可测的遮蔽,而这样的遮蔽充满了寓言色彩。不仅是失明所看见的不是黑色,而是白色,“他淹没在一片白色之中,这白色如此明亮,如此浓密,不仅仅吸收了一切,还吞没了一切,不仅吞没了颜色,而且把一切人和物本身都完全吞没了,这样它们就变得双倍无形。”如此明亮,如此浓密,却吸收了一切,吞没了一切,把眼前的一切纳入到深不可测的灾难中,而在眼科医生那里,这灾难也找不到任何关于科学的解释:“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而那看到的一片浓的白色,是“一种白色的黑蒙”——黑和白,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

这是被白色覆盖的现实,没有黄灯,没有红灯,没有绿色的人像,没有黑色的沥青,没有白色的斑马线;而这也是被白色覆盖的无知,没有答案,就像失明一样,医学和科学陷入了深不可测的灾难中,而在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之后,寓言已经开始在城市中蔓延。送盲人回家却偷走了他那辆车的人,在下了车之后也看不见了;对盲人进行诊断却找不到依据的医生,把书籍往书架上放的时候也看不见了;盲人的妻子也看不见了,偷车贼的妻子也看不见了,还有戴墨镜的妓女在肉体精疲力尽的时候也看不见了,戴眼罩的老头忽然也看不见了,来医生那里看过病的斜眼的小男孩也看不见了……从未见过的失明症,一下子传染到了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白色的灾难在蔓延,在扩散,而政府将他们全部安置在一所精神病院里,作为隔离区隔离着失明的人和尚未失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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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失明症漫记 若泽·萨拉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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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

编号:W71·2140425·1070
作者:费孝通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9.00元亚马逊14.30元
ISBN:9787101092349
页数:112页

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到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组成了费孝通笔下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这本书是由费孝通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而“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剖析、解读乡土中国,其意义就在于把握现实,他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乡土中国》:经验社会的“尝试集”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
 ——《长老统治》

民主和不民主,横暴和同意,这是两种对立的权力体系,而在一个长老统治的社会继替过程中,在有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权力来自何处,权力又对谁实施?或者说这种权力对于“乡土中国”的现实来说,是一种使社会秩序趋向融洽的欲望满足,还是印合生存条件的需要?是在礼俗秩序中“克己复礼”,还是在无为统治中遵守社会契约?费孝通在14篇文章的“尝试”中,所要揭示的是一个“另有一工”的权力,那便是“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专制”的教化权力,所谓教化当然不是有着暴力的统治,也不是合作意义的同意,而是在长幼之序中建立一种父式的权利体系,而乡土社会却靠近这样的标准社会,所以在“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中达到政治生活的单纯。

其实,作为“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的这些文稿,费孝通的“尝试”只是去发现这样一种存在,而非是指出一种解决之道,“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他的出发点,而提出这样的议题也仅是为了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这是一种启示性的任务,而他所站立的那条基线却是中西社会结构的相异性,“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考察中国乡土社会的这一体系,便是在西方式团体格局、浮士德文化、法治社会、知识权力之外发现一种现实存在。这种体系的相异也正是费孝通用一种俯视的方式看待自己生存的土地、生活过社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建立的考察论点,“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考察基层乡土性之前,费孝通曾经考察过另一个社会,这是和乡土基层不同的社会,是一个在东西方接触边缘发生的特殊社会,或者那样的社会是他所想要找到自己理论和实践体系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用否定的方式表明这个突破口有着某种不合理性,而他转而关注这个乡土性的基层,说明了一种回归,一种对于“本色”的追寻。

所以从“乡土本色”开始,费孝通开始寻找这个中国特色的基层。站在现代社会之上,否定的是一些人对于乡下人“土”的鄙视,土似乎代表着愚昧,代表着落后,代表着不思变革,而他却说,“土”是他们的命根,也就是说,土是一种真正的基础,一种不能割舍的大地情怀。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正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样的基层一方面是社会的底层性,另一方面却说明和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也是民族的一大特点:“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土地孕育了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束缚,这是乡土基层的双重性,而在这种双重性上,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双重性。

正是因为“乡土本色”,所以世代定居,而在这种常态化的定居中,有了最基本的抚育社群的家庭,有了乡土社区单位的村落,也有了富有地方性的乡土社会生活。不管是家庭还是村落,还是定居的生活,都形成了一种隔离的状态,也就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社会圈子里,乡土社会生活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这种自给自足形成了圈子,形成了礼俗,形成了规矩,也形成了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在没有契约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信用,这就是在礼俗意义上获得的可靠性,孤立的圈子,相互熟悉的人,是不会有着法律意义的约束,一切的行为发生都是建立在这种可靠的规矩意义之上。

而这种熟悉,这种信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排斥着文字,“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天天见面的社会形成了一种Face to face group,也就是“面对面的社群”,所以在这样一种社群体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直接说话的,可以传递情感的,所以文字在“面对面社群”里就会显得多余:“如果是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的。”所以在乡土社会里,文字并不代表知识,没有文字也不代表愚昧,“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尝试”

没有文字,甚至也可以去除语言的唯一属性,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现实里,却需要文化,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一种对于时间记忆的累计,“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只有按照本能活动的动物是不需要这样的记忆,因为它们永远生活在“当前”,没有积累,没有记忆,当然也没有文化,而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需要保留过去,保留记忆,在“当前”之外形成时间的延续性,形成文化的经验,“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而对于乡土社会来说,这样的文化并非是文字,而是符号,是语言,是词,在反复的演进中形成经验。和现代社会中那些姓名录、通信薄、身份证不同,乡土社会里的符号便是熟悉的面孔,便是熟悉的符号,“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错认了人。”

不会认错的“王大哥”,正是体现了乡土社会固有的符号体系,这和以泥土为特色的“乡土特色”一样,是礼俗社会的重要特点。礼俗的中心是人,熟悉的人形成亲属关系,亲属关系联系成社会关系,所以一切礼俗意义上的网络中心是“己”,这个“己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所以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就变成了“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一圈一圈形成的波纹便是社会的差序,而这种差序也便是儒家所说的“伦”,以人为中心的波纹便是“人伦”,而孔子说“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的伦理体系也就是在差等的次序中维持一种“不失其伦”的稳定格局,父子、远近、亲疏,这些都是差等的次序,而这种“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和西方社会的格局不一样,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关系上的道德,是离不开宗教的体系,所以在这样的团体格局中,“团体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不论是赏罚,还是维持公正,或者是保护,都有一个团体性的力量,这是一种制度上保证,而这种保证也形成了群己的界限,也就是说,己是一个团体的组成部分,但是却在一种间隔中形成自己的私人道德和私人权力。

这种私人权力可以说成是一种人性,而相对于团体格局中的人性,乡土社会却是一种“人伦”——人伦的中心是人,所以要维修人伦的和谐,就必须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在差序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克己复礼是为了维持社会关系,维持道德体系,在孔子那里,这样的“克己复礼”便是仁,而在费孝通看来,仁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总合,是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而已。所以指出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观点,其目的是“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从而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这是一种重建,对于费孝通来说,重建的突破口便是团体性特点最明显的家庭。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而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家庭的结构是和团体性有区别的,在人类学意义上说,家庭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也就是说,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样的社群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所以在西方国家里,一旦孩子长大便脱离了父母,家庭团体的主轴是夫妇,子女长大之后就离开了团体。而在中国社会,家其实是一个氏族,是建立在父性单系之上的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父子取代夫妇成了主要的关系轴,而这样一个单系的主轴当然是为了家族的传承,或者说维系这一团体的是“事业的需要”,而不是普通的感情,包括家法、三从四德、服从等都是趋向于这一团体的维系方式。

所以在这样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克己就会越来越明显。因为要避免感情的冲动,所以克己,因为要稳定社会关系,所以要克己。克己的思想在费孝通看来,是一种亚普罗式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对立面是浮士德式的文化,浮士德式的文化代表着现代文明,,它把冲突看成是存在的基础,它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看成是不断的变,而与此相反,而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而这正是乡土社会的特点,所以在乡土社会的克己、接受式的体系中,男女之间的生育知识为了完成一种相异的结合,一种加以隔离的生活,或者说,生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男女有别,分工合作,这样便有了克己的团体意识,“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而要维持这种安稳,还必须有一个秩序,乡土社会的秩序当然是礼治秩序,它不同与人治,也不同于法治,完全是在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中保持稳定,从合式或者规范来说,就是一种“法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礼治的意义就是在很少变迁的稳定结构中,有效应付生活,有效维持社会。如何形成一个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自然有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在父母官教化作用下便形成了对于传统规则的服膺,而这种服膺其实是一种权力,在“无讼”的情况下,惩罚的表现也就是诸如“子不教,父之过”的“连坐”。而另一方面,在这种服膺之外,又有一种合作式的“无为”,这种无为当然也是契约式的,是一种同意权力。在横暴的权力、合作的权力之外的教化权力,也就是社会接替的“父式”权力,很明显就是形成一种长幼之序的效力,这种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强制的“血缘社会”,也就是在生育发生的亲子关系中形成了血缘的稳定力量,而“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既形成了一种身份社会,有形成了一种契约社会。但是这种不管是基于血缘,还是基于地缘形成的稳定关系,是不是就会长期存在,是不是就不需要变动?

“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费孝通其实对于礼治秩序,还是长老统治,都有着一种隐约的否定,在儒家所倡导的伦理中,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其实是一种很虚幻的仁,而在父子传承的教化体系中,则是孝,“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无违的孝有时候只是一个面子,一个表面的无违,而实际上,在社会变动中,在时势权力的影响下,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甚至是父子人伦,而这种分离带来的是社会的变迁,甚至为社会提供不同方案的争斗。

这种的分离其实隐含着“己”的回归,也就是从人的行为动机方面可以发展成为意志,也可以成为欲望,“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而这些所谓的爱情、好吃,都在解构着礼治意义下的乡土社会,解构着男女有别的分工式的生育,而欲望在19世纪出现的理论学说中,成为是社会趋向最好、最融洽秩序的一种因素,因为满足本性就不可能带来破坏。所以如何趋向另一种社会融洽,如何在变动社会中形成新的秩序,费孝通提出了“从欲望到需要”的观点,“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也就是说通过非人力的搭配,在不自觉和计划之外找到这种指导和印合,也就是在一种“功能”中满足理性“需要”,而这种需要也便是在时间的经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权力。

欲望世界是人性的功能反应,是一种“需要”,而这种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却并非是克己而形成的礼,并非是同意和合作的民主,也并非是横暴的连坐的专制,甚至也不是父子体系中的教化,当然这样的变动中的欲望表达也不是费孝通所找到的方法论,更不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制度,只不过在一种对传统的解读和变动的现实中,发现内在的社会脉络,发现早已存在的“乡土本色”,而对于在这个乡土性的中国社会里,并不需要设计,不需要计划,在经验意义上,在时间的过程中自然会“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而对于各人来说,唯一的做法就是:“他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Tags: 乡土中国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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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里诺

编号:C38·2140425·1069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定价:34.00元亚马逊26.90元
ISBN:9787532754557
页数:532页

作为意大利法斯凯特地区一个农夫的孩子,波多里诺十四岁时在森林里闲逛并遇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大帝,为了讨好大帝,波多里诺编织了一个关于圣徒显像预言大帝在战争中取胜的谎言,没想到这个谎言却使得战争双方深信不疑,敌人立刻投降,大帝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波多里诺也从一个农夫之子一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养子,他传奇的一生随之开始。“我们只认为自己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也经常需要我们。”在翁贝托·埃科笔下,波多里诺不仅仅只是编制了一个谎言,而在于寻找一个新的上帝,新的王国,就像寻找圣杯一样,为天主教世界找回“葛拉达”:“他认为我是一个白痴,腓特烈已经年老,无法从这件宝藏获利,我们可以留给自己,前往北方的国度为自己弄一个王国。”
《波多里诺》:这个世界是上帝的疾病

我一辈子都花在想象其他世界的物种上 但是当上帝要我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的时候,不是孕育一个奇迹,而是产下一个可怕的东西。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奥托说得没错,事实上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一个骗子,我活得像个骗子,以至于我的精液也制造了一个谎言,一个死去的谎言。我于是恍然大悟……

上帝是不是一个虚幻的传说?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只有被藏匿的自己?所谓信仰绝非是一个听从圣谕的奇迹,那想象的世界里,有着不一样的物种,有着和自己不一样的谎言,当波多里诺以一个骗子的方式完成一种虚幻的创造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王,不是帝,不是父,也不是上帝,君臣或者父子的谱系中从来没有听命的延续,一个谎言的背后是另一个谎言,一种死亡面前是下一个死亡,活着像一个骗子,死去像一个骗子,父亲像一个骗子,孩子像一个骗子,在一个续承而不变的命运深处,即使你用划线删除的方式,抵达的也只是一只手的隐藏。

腓特烈死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在那条河里,尸体就如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总是伴随着一个帝国的征战荣光;而那只叫“葛拉达”的圣杯呢,在一个连环揭开的审问中,也最后成了如父亲使用的木碗;甚至那个和十字军东征有关的寻找,最后也只是在东方贤士的不断死亡中,成为一个逃离的噩梦,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似乎只存在于奥托那个临死的遗言中。而波多里诺的实践、引领和逃亡,只不过是不断走进死亡的记录,当他最后成为那个柱头隐士的时候,所有人看见了一个在高处睿智如上帝的人,也看见了赤裸如一条虫的人,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驾崩成为最后的一个谎言,而事实呢?无非是在未知的怪病掩盖下成为一个无法回溯的传说,杀害这个词或者太过血腥,而那被沾染上的弑父之血的罪恶在波多里诺那里完全变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救赎,向上爬,再向上爬,柱头却只有一个顶点,当赎罪的波多里诺看见底下那些祈祷的人,他看见的绝非如上帝一样的荣光,而是悲悯,“我准备净空我的灵魂和智慧,从此抵达精神的国度,我会在黑暗中通过烈焰的途径完成我的旅程……”那一句重复伊帕吉雅口中的话其实是在重复一个没有自我的文本世界,那爱情,那肉欲,那拯救的灵魂在已经被抽空,只有黑暗的荣耀,只有遥远的孤独,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那伸出的手遮挡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如此睿智?”波多里诺的回答只是:“因为我隐藏自己。”那只手里藏着掌纹,藏着干过的一切罪过,藏着书写的记录,藏着一个谎言般的历史。

“一名编年史的作家绝对不能相信如此不确定的见证。将波多里诺从你的记录当中删除。”睿智的帕夫努吉欧在波多里诺离去的时候,把那些记录的文本看成是他自己的故事,一切出自他的口中,一切也成为一个骗子的叙事,而那段真实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呢,不是诞生在远方沼泽地的蛮族故事,可是不要相信历史的最终代价是,连谎言也最终被删除:“不要白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不相信是因为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次文本记录。其实,一切的征战和寻找,一切的肉欲和爱情,一切的信仰和救赎,早已经写在了“不会写拉丁文”的羊皮纸上,当划去“做了”写成“犯下”,当划去“太臣”写下“大臣”,当划去“主神”而写成“主”,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一五五年十二月欧拉里欧氏族波多里诺的记载中那段“杀和屠杀或宰杀我几乎会写拉丁文并不是我不懂拉丁文因为我用一本拉丁文书学会识字所以有人对我说拉丁文我懂但是问题在写我不会写对话”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入口,那文本的记录里是拉丁文语言的缺失,是一个帝国历史的缺失,也是那个关于征战和死亡预言的缺失,就像法斯凯特森林的浓雾,笼罩在一个手指疼痛的书写故事里,所以最后波多里诺伸出手隐藏的自己的谎言就像他看见的那一头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独角兽,“一头真把角放进处女肚子的独角兽”,那肉欲的发泄从来都带着原罪。

原罪里先出现的是一个丧失的父,那也是一个确实的传说,“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几岁,我父亲认为十二岁,而我的母亲则希望我已经十三岁,显然是因为她努力让我成长在对上帝的恐惧当中,让她觉得时间较为漫长。当我动笔写字的时候,肯定已经十四岁。”十二岁,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在模糊的记忆中,波多里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自己,所以即使在羊皮纸上涂写着一个遗落的传说时,也只是用自己并不懂得的拉丁文书写,“经过了十二年在两条河川之间的挣扎之后,我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其实,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的陈述和回忆明白地表明着自己的迷失,“你们才是世界的中心”其实是他在用力抵达那个泛拉丁帝国,那个红胡子的腓特烈大地统治的帝国。奥托主教找不到撰写的《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最初的版本,也就意味着那个帝国只是一个谎言,而拉黑维诺教不多力诺拉丁文文法,是要重建一个虚幻的帝国,“你说得没错。至少有一回,我用一个谎言救了一座城市,而且是我自己的城市。”拯救的历史重任降临到波多里诺身上,那也无非是一个和拉丁文有关的知识体系。

作为腓特烈的亲舅舅,奥托主教给波多里诺的任务就是重建自己文本遗失的帝国:“如果你想成为文人墨客,或甚至有一天撰写历史——如老天同意的话——你也必须说谎,发明一些趣闻,否则历史会变得单调无比。”这个把诗人说谎当成高尚事业的人在临时之前为波多里诺设计了一个重新寻找缺失的统治力的谎言:“基督徒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是在摩尔族以外的地方。耶路撒冷和非基督徒的土地之外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的王国,一个懂得联合两个王国的皇帝,会将非基督徒的王国和拜占庭帝国贬为失落在其荣耀的汪洋中的两座遗弃的孤岛!”这是处在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征战的目标,在中心之外,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想办法让腓特烈往东方去,因为在那里才有照亮他成为王者之最的光明……把大帝带离米兰和罗马之间这一片困境……否则他至死都会被黏在这个地方。”而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必须成为一个高尚的诗人,高尚的说谎者。

所以,波多里诺的巴黎学写变成了对于谎言知识的某种追逐,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有七艺,有法律,有医科,还有魔术,而在这些知识体系之外,多于波多里诺来说,吸引的却是用阿拉伯文思考,用普罗旺斯语描述的阿布杜,以及那一个不是球体而是如圣体柜的大地形状。这是一种新的想象?对于知识体系而言,也意味着某种虚幻,所以巴黎之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这是关于一个绿蜂蜜的诱惑而已。吃下绿蜂蜜所看见的是一个蒙着面纱的爱情,这是一股欲望之后像真实的存在,伊甸园一般的神话诱惑,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仿佛那个独角兽的故事又开始苏醒,那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出现在波多力诺面前,却是美丽无比的勃艮第的贝阿翠丝——红胡子腓特烈的皇后,波多里诺的“母亲”,“因为贝阿翠丝除了优雅、聪明、无比的温柔之外,还拥有了‘缺席’这一项优势。”缺席的欲望在绿蜂蜜的世界里成为真实的存在,那些信件,那些“回信”,都成为波多里诺构筑自己世界的道具,像阿布杜一样写情书,在“我向你致意,我的心,我的躯,我的喜悦……”中满足某种对缺席世界的欲望,甚至在告别巴黎回来之后”诱惑“皇后,”为了避免拥抱,波多里诺把双手摆在身后,但是他们的嘴唇已经碰在一起;碰在一起之后,也跟着张开了一点,而这一开,已经足以让他们在那一瞬间,仅仅在持续非常短暂的亲吻那一瞬间,透过半开的嘴唇,轻触彼此的舌尖。“像是一个虚幻的场景,又像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独角兽抵达了女子的身体,在那里完成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当皇后生下孩子的时候,波多里诺总是感觉自己是孩子的父,而这种父性的移植自然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原罪:”他意识到就在那一刻,他同时犯下了四种罪行:他侵犯了皇后的尊严,他因为偷情而损害自己的名誉,他背叛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还有他向复仇的可耻诱惑让了步。”甚至还有“用一种难以磨灭的方式去玷污心中偶像的贞节”的第五种罪。

缺失的欲望,造就了缺失的父性,波多里诺只不过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作为延续者的使命,而这种使命却总是带着无法消除的罪恶感,而在猝死的皇后之后,波多里诺和柯兰迪娜的婚姻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但是那个独角兽却一直没能实现欲望,柯兰迪娜那个肚子里死去的孩子对于波多里诺来说,也是使命破灭的象征,所以对他来说,“我的儿子是大自然的一个谎言”,而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骗子,在绿蜂蜜、独角兽的世界里制造精液,制造父的神话。

父的神话缺失完全是波多里诺出生的一个谎言,腓特烈是他的父,而其实,自己的真正父亲却是意大利山村的一个农民欧拉里欧氏族加里欧多,波多里诺曾经返回故乡找到父亲,却原来是一个关于征服和被征服的城市语言,腓特烈围城那座城市,而父亲的城市却没有被命名,所以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失去父也意味着失去城市,而城市免于围攻,也只能接受一种重新命名的命运:“了解吧,他并不使用新城市或亚历山大这些名称,因为没有他的允许,一座新的城市不能存在,他仍然使用罗伯瑞托这个老城镇的名称,就好像这座城镇只是稍事扩张罢了。”而他在父亲和腓特烈面前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臣服,一种是共谋,而这两种角色也使他成为两种“儿子”,“厌恶流血的我,原本希望让两只手保持干净,并拯救许多其他人的生命,但是看看因为吾我而造成的这一场屠杀,这些死者都背在我的良心上面!”对他来说,命运却是无法选择,一座城市的诞生,也意味着一座城市的衰落。

所以对于奥托那个寻找约翰王国的努力,变成实现父的神话的另一条途径。在教堂里三名东方贤士完整无缺的遗体成为波对力诺编织谎言的开始,那是新基督教的传说,寻找圣物就是寻找神,寻找主,寻找王的诱惑:“不过我也认为,一件圣物必须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找到位置,才算真正站得住脚。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之外,东方贤士可能只是一个地毯贩子的骗局;但是在祭司王约翰的真实事迹之内,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见证。”为三具遗体找到一个新的伯利恒,波多里诺开始了新的虚构,那些写给祭司王约翰的信函是一个有关历史的文本,里面提到的圣物或者叫“葛拉达”,或者叫“葛拉”,或者叫“真血”,或者叫“葛拉萨”,或者叫“葛拉兹”,但是在不同的名字后面,却从来没有人提到那是一个杯子。

那是遥远的传说,在左西摩的预言里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虚伪或者邪恶,在那个黑暗的通道里,那些头颅的启示对于波多里诺来说,恰好是寻找约翰王国实现父的途径的最理想办法,左西摩的那份斯玛士那份地图似乎准确标注着那个遥远的王国,那个实现新的秩序新的统治的王国,那个奥托临死前遗言里勾画的新世界。“不过,虽然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四处是大骗子,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放弃寻找他的王国。实际上,科斯玛士的地图依然存在,只要找到左西摩,把地图夺过来,然后出发前往未知的国度。”所以波对力诺的伟大行程在腓特烈大帝的指挥下,变成了十字军的第三次东征:“教皇于是召唤欧洲所有的君王,以十字为构标志发动第三次东征,解放再次遭异教徒征服的耶路撒冷。”而腓特烈则取径陆路,带着一万五千名骑士和一万五千名随侍从拉拉蒂斯邦出发,前往那个未知的国度。

波多里诺和诗人等人则成为“东方贤士”,甚至带着被绑着的左西摩,“如果你们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剩。如果你们带我一起走的话,我以神圣使徒之名发誓,我会成为你们的奴隶,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为你们找出一条路径,带你们直达祭司王约翰的国度。”这是左西摩的话,其实也像一个预言,在东征的途中其实实施的是一个杀死腓特烈的阴谋,那间真空装置的房间终于使腓特烈一命呜呼,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至圣“葛拉达”的守护人,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希望,这个恺撒、奥古斯都和圣查理曼的惟一合法继承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死去。而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却是一个伟大梦想的破灭,寄托或者借口,在那间房间里消失,多年构筑的关于父的传说真的变成了一个谎言,即使制造了河里淹死的假象,也只是为了逃脱腓特烈真正儿子的问罪。

这像是一个悖论,波多里诺离开生父拜腓特烈为父亲,是一种关于欲望的满足,而腓特烈之死却又将自己的关于父的虚幻世界推翻,面临的又是另一个子对自己的惩罚,所以腓特烈之死以一种假象的方式出现,而那个被定义的约翰王国变成了另一个父,一一九〇年六月,像东方贤士一样去寻找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变成了最后的谎言,而十二贤士的真正目的也绝非是为了寻找基督拯救的那个王国,不是为了寻找神主的救赎,每个人都怀着不一样的目的:“不过这样的淘渴望对每一个人来说,差异却越来越大。波罗内和奇欧只想找回‘葛拉达’,就算他们并没有抵达祭司的王国也没关系;对波多里诺来说,找到这个王国一直是他不可抑制的欲望,就像可以寻回失落部族的所靳罗门拉比一样;至于‘诗人’,不管有没有‘葛拉达’,反正他要找的是一个王国,而且任何一个都行;阿祖鲁尼是惟一企图逃离家园的人,而阿布杜——大家都知道——认为走得越远,就越接近他那一位纯情欲求的对象。”

在迷途的时刻、停歇的乏味以及痛苦的波折,这是将近四年时间的寻找,他们经过布布克妥的黑石,经过沙罗帕塔纳贫苦的城市,也经过阿布卡西亚的森林,他们遇见无以计数的蝎子,遇见色彩丰富鲜艳的毒蛇,遇见长着两三个头的蛇群,遇见披着如鳄鱼般的鳞甲的螃蟹……在这个怪异的世界里,他们其实是走进了迷失的黑暗之中,抵达彭靼裴金则意味着一种虚幻世界的破灭,这个没有任何敌人,只有虔诚的基督徒的城市里,他们遇见了助祭约翰,却把彭靼裴金的阉人说成是异教徒,说成是违背圣父圣子同一圣体的异教徒,这是对上帝的亵渎,都是“让上帝隐藏在后面的面具”,而助祭却也是一个有着麻风病的病人,背着一个秘密却无法得到权贵,“我要求阉人通知我的父亲,让他知道我没有办法继承他的王位,并尽快培植另一个王储——或甚至告诉他我已经丧命,让我可以藏身到同病相怜的人集中的地方,而从此不会有人听到我的消息。”所以这样一个带着疾病的事实也摧毁了关于圣父创造圣子的传说,“所以,圣父创造出来为人类赎罪的圣子并非源自圣父的本体,而是后来才被孕育出来,肯定是在世界创始之前,并高于其他的生物,不过也绝对低于圣父的位格。”

王国的贾瓦盖甚至说,耶稣的力量不如上帝,他甚至只是一个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当初宣布让查理曼列圣也像是一个谎言,所以最后对于约翰王国的寻找变成了一个变故,就如那个叫“葛拉达”的圣杯,其实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生父的木碗,“简单、贫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杯子就在眼前,每个人伸手可及,“但是却没有人认得出来,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件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像认不出的耶稣,认不出的父亲,缺失的世界砸向波多里诺。而在这个倾圮的世界面前,波多里诺却像救赎一般看见了那一头独角兽,以及独角兽身后的女子。

伊帕吉雅,所有人都叫伊帕吉雅,“所有的伊帕吉雅人都叫做伊帕吉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要不然就不会是一名伊帕吉雅人。”同一个名字,是没有自我的重复,还是整体的独一无二,这个八世纪之前埃及亚历山大的女人现在却成为一头独角兽后面的复活者,没有绿蜂蜜,没有幻觉,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像是看到了真实的爱情。而这种真实就如伊帕吉雅所说,在事物的对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邪恶不是上帝创造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上帝虽然不希望如此,但周遭还是找得到邪恶,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阴暗面。”这便是上帝的疾病,完美意味着没有邪恶,没有阴暗面,但是并不是完美至上的是上帝,而是上帝在“散发”中消除冲突,控制和谐:“请试着了解,处于饱满状态的上帝,他也可能是一种有相对的事物混淆在一起的所在,不是吗?”

世界的疾病就如谎言,有时候是消除对立和冲突,有时候是为了和谐,所以在伊帕吉雅面前,波多里诺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所以,一旦证明了们可以从受苦中的繁复世界回到独一无二的上帝身边,我们将可和平与信心,还有让他能够重新组织的力量,以及重拾呼吸韵的活力,重新交还给上帝。”在伊帕吉雅的世界里,波多里诺看到了爱情,疯狂的爱情,对于贝阿翠丝,“我培养的是爱情的念头,所以我不需要一张脸孔。”那是一种缺失,而对于柯兰迪娜,“我和她之间并非热情,而是一种欢乐、温存,以及就像对一个小女孩或小妹妹一样的强烈喜爱”,是一种人性中的光辉,而在伊帕吉雅那里,则完全是那个独角兽的寓言,“从她的腹部开始一直到下面,伊帕吉雅有着山羊的身躯,两条腿的末端则是象牙色的羊蹄。”人和非人,就像邪恶之于完美,就像和谐之于阴暗,是一种相互间的印证,而这种印证是不是也像父与子,圣父与圣子一样,导向一种自然,“至于生出来的小孩,如果是男孩就会交给你,如果是女孩,就跟你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大自然希望的方式。”

但是却不是在一起的爱情,和白汉斯人的冲突中,波多里诺得到的是伊帕吉雅告诉他的逃跑计划:“她全身颤抖地要他转告波多里诺尽快逃亡,因为他的生命面临危险,她啜泣着交代他最后一个留言:她深爱着他,而他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逃回到君士坦丁堡意味着寻找约翰王国的结束,意味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终结,意味着寻找圣杯的破灭,但是回到君士但丁堡,回到现实,对于波多里诺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片段的终结,腓特烈死亡变成了一个清算的行动,但是谁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腓特烈死于谋杀,甚至左西摩,也只是一个可笑的预言,那个圣物盒里没有“葛拉达”。

“我杀了一个人。这人在大约十五年前杀了我的继父,王者之王腓特烈大帝。”现在的波多里诺在尼塞塔大爷面前忏悔,远离了父王,远离了王国,远离了爱情,甚至远离了那一段拉丁文的记录,但是那个关于征战关于寻找的故事真的就在那四年时间里发生过?“但腓特烈是溺死在西里西亚的!”这是一个被书写在羊皮纸上的记录,被写在不断划去的拉丁文里,对于波多里诺的回忆,谁又能知道这到底是谎言还是真实?“现在,我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故事了;只是,我不仅遗失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录,而且在试着回想的时候,思绪也越弄越糊涂。并不是因为我记不得发生的事,而是我没有办法赋予某种意义。经过了今天发生在的事情之后,我必须找个人谈一谈,要不然我会陷入疯狂。”对于波多里诺来说,重要的不是叙述的真实性,就像耶稣的意义不是完美,而是在一种对话和书写的对应中找到自己,无论是羊皮纸的读者,还是叙述的倾听者,都在一种虚构和想象的世界里抵达真实,意义并不取决于是用拉丁文还是用阿拉伯文,并不取决于是生父还是养父,并不取决于是死于真空还是河水,并不取决于缺席的肉体还是无数重复的名字,并不取决于上帝的完美还是疾病,意义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历史,另一个上帝:“没有任何意义的故事并不存在,我正是知道如何找出意义的人之一,就连其他人都发觉不出时我也办得到。然后,故事会成为世人阅读的书籍,就像响亮的喇叭一样,让几世纪来的尘土在坟墓上重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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