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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

编号:B78·2151031·1229
作者:艾思奇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77年11月第1版
定价:原价0.33 10.00元
ISBN:书号2001·165
页数:162页

“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句话,其指向的就是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艾思奇根据这一指示,撰写了《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篇论文,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1956年先后出版过单行本。1977年,“为了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提供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又将艾思奇的遗著《胡适实用主义批判》和《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两篇论文再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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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資本主義的末日

编号:B78·2151031·1228
作者:福斯特 著 邵新华 译
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版本:1950年12月第2版
定价:原价10.50 25.00元
ISBN:京405(14-21)
页数:314页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曾孙约瑟夫·曼莱·考尔柯,他将生活于共产主义的美国。”这是福斯特对于资本主义走向末日之后新生的一种希望。“译者前言”中说到:“这本书,是美国共产党领袖W.Z.福斯特的新著,他生动地告诉我们:他眼看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腐朽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了,资本主义各团的社会民主党堕落了,宗教势力衰微了,劳工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飞跃地发展了。”全书共分《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12章,并收录《福斯特的世界观》、《福斯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和《第一次美国革命》等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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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编号:H76·2151031·1227
作者:姚文元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1975年3月第1版
定价:原价0.08 10.00元
ISBN:统一书号3072·379
页数:24页

1975年3月,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即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姚文元著文批判说,“地富反坏右”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刊载于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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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世界政治史

编号:Z48·2151031·1226
作者:钱亦石 著
出版:生活书店 发行
版本:1947年5月第4版
定价:原价国币十二元 10.00元
ISBN:[21]S.4001-6000
页数:381页


钱亦石的《近代世界政治史》初版于1946年2月,1947年5月当时的生活书店出版了第四版,全书按照苏联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 对自英国工业革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演讲做了梳理。内容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与法兰西帝国、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形势、欧洲各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俄国农奴解放与美国南北战事、欧洲的民族运动与社会运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帝国主义时代、俄罗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与立宪运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战、俄罗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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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戏剧选(下)

编号:X38·2151031·1225
作者:【德】布莱希特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0年5月
定价:原价2.40元 7.00元
ISBN:书号10019·2965
页数:465页

布莱希特是20世纪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1898年2月10日出生在巴伐利亚州的奥格斯堡。父亲是一家造纸工厂的经理。布莱希特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荣获1951年国家奖金和1955年列宁和平奖金。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布莱希特戏剧选》,分上下两册收录布莱希特的八部戏剧作品,上册收《三角钱歌剧》、《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卡拉尔大娘的枪》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部作品,下册收《伽利略传》、《潘第拉先生和他的男仆马狄》、《高加索灰阑记》和《巴黎公社的日子》四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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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

编号:Z42·2151022·1224
作者:【奥地利】茨威格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1年07月第1版
定价:16.80元
ISBN:9787544717885
页数:196页

《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共收入他的历史特写10篇,《人类群星闪耀时》分别展现了10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而这10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10位传主的身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以历史与英雄的形式展现人类文明世界里的另一种真实!
《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一秒他成了另一个人

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唯一的瞬间是1837年“电报机第一次使迄今相互隔绝的人们的经历成为同时性的”那一年?是1910年10月列夫·托尔斯泰“从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那里逃得远远的”那一月?是1513年9月25日“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这一天?是1848年1月约·奥·祖特尔·加利福尼亚将旧金山这一个贫穷的渔村变成黄金国度的那一夜?是1815年6月18日格鲁希“胆怯地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那一秒?或者是1513年巴尔博亚冒险站在那里看见太平洋的地峡?是1453年拜占庭最终陷落的那扇被遗忘的小门?是1917年列宁向人民作第一次讲演的那架坦克?没有太早或者太迟,没有别人,甚至没有按照计划行进的必然,就在那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里,把时间固定在那里,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一个时刻,这一个他人,便叫做历史。

此时此刻的是现实,它只有发生,只有进行,甚至当它回望过去的时候,它也无法准确地预言未来必然发生的大事,所以在现实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在进行的时间里被凝聚的瞬间,它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1917年4月,当列宁乘坐的那列火车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革命行动,“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回国,在列宁眼前呈现的是一个固定的方向,可是在这之前,他是迷惘的,从这个国家开始逃亡,没有巨大的钱财,没有经营的贸易,他的方向逆着自己的革命报复,如果仅仅为了理想,他回去,只能和那在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一样白白死去,即使如殉道者,即使为自由、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死,具有革命的意义,也无法打破最终的黑暗,所以逃亡之后的遭遇,迷惘之后的找寻,是为了将唯一的计划变成现实,将可能的行动变成必然。那一天三点十分的火车,“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也是因为他最终看见了火车驶向的终点,看见了旧时代秩序的破灭近在眼前,所以他要在坦克上做一次演讲,从此,属于他的是“震撼世界的十天”,从此,一枚炮弹发射出去,从此,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

从此,这一个瞬间便成为唯一的时刻,唯一的历史。这种在偶然中坚持必然的追求也同样在居鲁士·弗·菲尔德身上,从1837年的第一次试验电报成功,到1858年跨越大洋的电缆完成信号传输,看起来都是对于世界的巨大意义,但是,对于菲尔德来说,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界定,电报使相隔绝的空间产生同时性,但是在隔离的大海中,最后的联合还是遇到了障碍,甚至在7月28日实施的计划中,“伟大的工作”最后却变成了一次失败,“唯一的一天创造了一切,唯一的一天毁灭了一切。”对于菲尔德来说,资金完蛋,信用丧失,“那根无用的电缆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像传说中缠绕地球的巨蛇。”但是如果菲尔德就这样退出,那一唯一的瞬间就可能向后迟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必然的追求就在于和列宁的那个决心一样,“突然,这个人出现了。看啊,还是原来那个人,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信心,还是那个居鲁士·弗·菲尔德,他从沉默的流放中、从恶意的蔑视中复活了。”第三四次横渡大西洋,再次出现在伦敦,再次筹集的60万英镑,终于使得1853年7月28日定格为人类跨越海洋的一次胜利。

像是注定要有的胜利,无论是列宁逃亡中寻找机会,还是菲尔德不屈的精神,都为这个世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而在坚持的世界里,“亨德尔的复活”,“一夜天才”鲁日·德·利勒上尉都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唯一,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在脑中风之后却依然在坚硬的躯壳中爆发出难以捉摸的活力,这是一种不被毁灭的意志,这是被唤醒的生命力,这是对“不朽的追求”,“雄健的词句传达的呼唤”是对自己的勉励,从此他变成了与上帝一起创作的人,那一部《弥赛亚》使他又成为宇宙的创造者,正如剧作名字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拯救:“他满怀感激之情爱这部作品,因为它把他从自身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解脱。”而在德法战争期间,在新自由和旧秩序之间,1792年的《马赛曲》也成为一种拯救,它是不朽,它是创造,它是伟大,“鲁日的这首圣歌很快被称为《马赛曲》,它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在巴黎。”——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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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为“1940年初刊还原版”,收录了萧红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及两部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畔有萧红儿时最纯真的快乐和最宏大苍凉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后,她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写下《呼兰河传》这样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花园》里,伴随着花园里花草的热闹,不经意地讲起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闷的生活。萧红在淡淡的叙述中融入了她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她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翠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萧红在对翠姨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也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
《呼兰河传》: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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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结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才中止。主人公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强大的经营能力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生活的艺术就在于舍弃一种低下的欲望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欲望。”但是在《蛇结》里,这样高尚的欲望在哪里?那宗教气息的蛇只不过是一种最邪恶的东西,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救赎,只有罪恶。
《蛇结》:“那个人”将为我作证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Tags: 蛇结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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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麻风病人的吻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他抬头看着他年轻的妻子,那眼神活像一条挨了揍的狗似的。”病态的感官带来病态的爱情,而这种病态却也是时代的一声叹息,主人公让·佩罗埃尔丑陋的长相和身体的孱弱就是一种生理的病态,而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不久,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娶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
《给麻风病人的吻》:她重新塑造了丈夫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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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谈话录

编号:E36·2151022·1220
作者:【德】歌德 著 朱光潜 译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歌德的讣告:直到最后一口气仍是头脑清醒,感情细腻。”这是写在《歌德谈话录》中的一句话,关于人生,关于死亡,关于思考,歌德似乎就在这对话中看见另一个自己。《歌德谈话录》创作时期正是歌德最大的剧作《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时期,歌德自己多次谈过他关于这部剧本苦心经营的情况,对于理解这部剧本本身乃至一般文艺创作问题都是富于启发性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对歌德本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文艺方面,它记录了歌德晚年的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歌德谈话录》:我和整个时代背道而驰

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与此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倒退的时代,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时代。……与此相反,一切健康的努力都是由内心世界转向外在世界,像你所看到的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努力前进的,都是具有客观性格的。

老年的歌德站在生命的末端,对于他来说,时代仿佛正处在一种倒退和前进,衰亡和上升的拉锯状态,向上的力量引导着他走向更高的山峰,让他看见革命的行动和胜利的曙光,甚至自己也站在前面,以领导的方式凝聚一种不断突围不断创造的神奇力量,但是,却总有相反的力,又让他从仰视的状态中回到现实,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冲突,这是人生最后的挣扎,仿佛是西西弗斯,“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七十五岁的西西弗斯,是关于命运的一个象征,这是1824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歌德听见了1789年从法国传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炮声,听见了打碎封建桎梏开创新天地的搏斗声,听见了拿破仑“从战役走向战役,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怒吼声,那是前进和上升的时代发出的声音,而在歌德的自我时代,他也听见了内心澎湃的呼喊——就在《浮士德》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塑造的精灵正在以一种神的救赎方式表达时代的前进方向:

精神界这个生灵
已从孽海中超生。
谁肯不倦地奋斗,
我们就使他得救。
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
翩翩飞舞的仙童
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精灵是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彼得大帝,是战神拿破仑,它们是神的精灵,而当浮士德死后,神灵们抬着他的尸体歌唱时,这个向恶魔出卖灵魂的学究终于听到了上帝的箴言,终于看到了神的召唤,从孽海中超生,从凡世中解脱,他获得的是上帝之爱,而这种上帝之爱又让他成为一个如精灵一般具有超越一切,压倒一切的力量。“浮士德得救的秘诀就在这几行诗里。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

从向撒旦出卖自己的灵魂,到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浮士德的转变,而对于年老的哥的来说,他也像浮士德一样,充满了变革和向上的力量,从1823年到1832年,这是爱克曼拜访歌德的时间,也是歌德完成《浮士德》的时间,在“浮士德化”的这个不朽时代,歌德从精灵的歌声和舞蹈里,感受到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巨大骚动,感受到了自己不断向上前进的动力,感受了那一颗崇尚实践和行动的种子的蓬勃力量,从“太初有文词”到“太初有行动”,从苦思冥想到为人类谋取福利,另一个伟大的歌德时代似乎也在形成,也在发芽。

但是,对于歌德来说,这个前进上升、符合客观倾向的时代毕竟更多在《浮士德》里,他身处的德国却还没有统一,工商业还未发达,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一些封建割据的小邦为权力而斗争,所以这是现实的时代却像那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巨石,又将向上的西西弗斯拉回到起点。所以在这个主观时代,歌德是痛苦的,“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我的这种孤立地位对我是不利的。”当歌德把时代分为主观和客观,实际上是分为了现实和理想,分为了前进和倒退,分为了上升和衰亡,为什么在一个主观的时代,一切都是腐朽的,都是软弱的,因为这样的时代不具有“客观性格”,不符合“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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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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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

编号:B83·2151022·1218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30元
ISBN:9787532766710
页数:199页

副标题:海德格尔与问题,德里达“有待进一步梳理和思考的问题”其实就是:纳粹思想与西方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德里达所做的一篇长篇演讲,成书时分了十章,据说主要的观点就在最后两章里,正如他自己所说:“已经太晚了,我不想让你们一直待到早晨”,不想待到早晨就是直达海德格尔和纳粹问题的主题。德里达的解构在其产生之初,就被指责为是非政治的,由于它与海德格尔的遗产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共谋”关系,他的思想更被指责为有法西斯的倾向。特别是1987年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一书的出版,似乎更加重了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并不是哲学家的一次偶然的失足,相反,纳粹思想已铭刻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最深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可视为是对法里亚斯一书的回应。
《论精神》:火焰的书写与共燃

这就是引号的法则:两对夹子悬空勾起一道幕布,一道帷帘,或一道帘幕。不是幕布紧闭,而是半开半掩。六年了,这样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一直持续着,把观众和片头字幕后的紧张情节全都吊在那里。紧接着,突然一下子——仅仅一下子而非三次——引号撤去,帘幕升起。
         ——《第五章》

在引号里存在,也是在引号里“避免”,在引号里时间化,也是在引号里“落入时间”,但是为什么要将引号撤去,为什么要结束那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德里达说是“突然一下子”,就像一场突变的戏剧,将“精神”从六年来的半开半掩变成了“帘幕升起”,是看见,也是收容,是解构,也是开放,“‘精神’并不首先落入时间,而是作为时间性的本源的时间化而生存。”这是《存在与时间》里的“精神”,这是保留在引号规则里的“精神”,却在海德格尔的世界里突然成为另一个存在,它变成了历史:“时间性使世界时间时间化;而在世界时间的境域中‘历史’才能作为时间内的演历而显现。”

1933年已经到来,甚至连同“历史”都被纳入到引号的法则里,“我强调的是:也是在引号内”,德里达的强调似乎就是在开启一个引号像帘幕撤去的时代,但是这个仍被包含在引号里的“历史”似乎是也是海德格尔的一种避免?引号世界从紧闭到半掩,从半开到升起,时间时间化为成为历史,那么精神是不是在落入时间中而变成另一种存在?德里达说:“一开场就剧情突变:这就是精神本身的登台亮相,要不然就是它还委托它的幽灵,换言之,它的Geist。”Geist成为精神的幽灵登台亮相,也就是在这六年之后的1933年,精神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它处在一种被解构的开放状态,甚至在充满学术庄严的盛大典礼中成为另一种重言式真理的存在。

历史事件似乎从来都是在一种政治生活里发生的,海德格尔似乎更无法从这个引号中走向精神的本身,也无法委托它的幽灵——“Geist”像是一个回来寻找本体的东西,在geistig和gistich的不同世界里定义精神。它曾经是被海德格尔“避免”的,不管是表达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ig,还是表达非柏拉图形而上学-基督教意义的“精神的”geistlich,海德格尔似乎总是用“避免”来使用它,德里达说,在整个海德格尔学派中,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无论是新海德格尔主义者,还是准海德格尔主义者,无论是门徒还是专家,都没有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从没有人谈起过海德格尔作品中的精神。更甚的是:甚至连专业的反海德格尔主义者也对精神这个论题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宣布废除它。”为什么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为什么要避免“精神”?

“他无法避免他知道应当避免的东西吗?以某种方式他许诺要避免什么呢?他忘记了要避免吗?还是说,正如人们可怀疑的那样,事情要比这曲折复杂得多?”德里达却在从海德格尔1927年至1953年25年时间的经历中,找到了对于精神避免和重述的轨迹,似乎避免就是一种言说,似乎避免是为了解构式的重建,所以海德格尔的“避免”模态可能是:“它们在不说之际又回到说,在不写之际又回到写,在不用一些词语的时候又回到对它们的使用”,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对于25年来的海德格尔来说,高度政治性的语境中,不管是避免还是言说,似乎都在趋向于一种德语世界的权威,似乎都在指向一种民族性的伟大,似乎都在开放于一种政党性的“我在”。

但似乎德里达首先要厘清“精神”在海德格尔的引号里存在的意义,不论是geistig与geistlich的区分,还是geistlich这个词内部的独特的分化,都无法避开Geist的定义,在海德格尔那里,Geist是“太一”的别名,是聚集的别名,是“采集与聚拢行为的诸多名称之一”,在这个关于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追溯中,德里达发现了四条通向的线索,一条是通向问题的问题,“通向Fragen[问题、追问]之显然是绝对且久未被追问的优先性,通向形式的优先性、本质的优先性,以及本质上追问着的尊严之优先性,最终,通向思想的优先性或思之道路的优先性。”第二条是通向关于“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的道路,第三条通向“一种总是强烈的怀疑”的古老不安,而第四条线索通向的是“隐秘的目的论和叙事秩序的东西”,而在这四条线索中,海德格尔似乎明确过对于“世界”的论断:“石头是无世界( weltlos),动物是缺乏世界的(weltarm),人是建造世界的(weltbildend)。”这是海德格尔在1929-1930年弗莱堡讲座中提出的三个论断,这个论断将人的存在和动物的存在,以及物世界的存在做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似乎在存在-神学的拆解中重新划定了“现成存在”和“上手存在”的界限,而无论是何种线索,在德里达看来,都是海德格尔希望“精神”摆脱它的基督教的意义,从而拒绝在暂时的便利中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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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

编号:C25·2151022·1217
作者:[清]石玉昆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3.80元
ISBN:9787101093766
页数:586页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中国一部非常著名的公案侠义小说,此书流传极广,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小说共一百二十回,分成两大部分。书中前半部分主要描写宋代包拯为官期间不畏权势、为民伸冤除害,后半部叙述良侠义之士除暴安良、正气热肠的壮行豪举,不同于一般荒诞神怪的小说,文笔酣畅淋漓,描述精彩,具有较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动人心魄的震撼力量。整部小说情节环环相扣,高潮迭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风趣生动,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展昭的宽容忠诚,蒋平的刁钻机敏,徐庆、赵虎的粗鲁憨直,艾虎的纯朴天真,智化的机智潇洒,欧阳春的含而不露,尤其是白玉堂豪放不羁、少年气盛,莫不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直到现今,在影视和戏曲舞台上依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三侠五义》: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

宁老先生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九岁的包公在私塾,只要宁老先生一点《大学》的句断,就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知“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背诵如流,使得宁老先生大喜,留下一句“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师之乐,并不在于包公能将圣贤之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看见了读书的意义,那就是包公显露了“天下英才”的潜质,甚至可以说,是在启蒙中开启了一种“明德”、“至善”的风范。大学之道虽然在九岁包公那里更多呈现的只是字词而已,“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以后为国家栋梁的素质,所以宁老先生给包公起的官印是一个“拯”字,起的字便是“文正”。

“拯”为拯救,文正而为“政”,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将包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治世良臣理国政便也成为老师的期望,自我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启蒙,一种命名的开始,其实包公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向了“大学”,而这种预言和启示性的命运在某种方面却是对于自身多舛幼年的一种超越。母亲是四旬开外怀孕,已有二子的包员外终日忧愁,而那独坐书斋的梦差点将包公带向人生的厄运,“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梦中的怪物,是打破了本来的秩序,对于父亲来说,此种征兆也是大凶,所以有了后来包海将他抛尸野外,差点落入虎口,而包山的解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兄弟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善与恶,宽容和私狭,渗透在包公的幼年生活里,而到了七岁的时候,包公将救下他的兄嫂呼为父母,这是一种乱伦的称呼,对于伦理秩序的颠覆,其实是对于员外及兄长扼杀生命的否定;而且,包公从小到七岁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

奇异的出生,奇异的性格,奇异的家庭,对于包公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变数,也是通向“大学之道”的坎坷,而这种自离娘胎而“天降大任”的考验其实是回应着朝廷的悲欢离合,小说一开始就以八月中秋的天象开始,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那时的宋真宗还未有储君,所以这天象的吉凶自是一个未知数,而真宗那句“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却将刘妃和李妃的命运,以及太子的命运也推向了变数,“狸猫换太子”宫廷争斗衍伸出的是关于君主的坎坷和折磨,也正是这种包公和仁宗波折中的共同点,让他们的命运契合在一起,也为后来仁宗重仁重义的明君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种呼应,呼应的目的就是为狭义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大背景。而包公在个人成长中,也逐渐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之路,从读书到中试,再到成为定远县知县,也是一种儒家式的成才之路,而“乌盆诉苦别古鸣冤”虽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却是包公进入圣上视线的一种捷径,正直无私,断事如神,却越过了上司之嫉,直接呈现在皇帝面前,终于升任为封府府尹、阴阳学士。“阴阳”二字的意义是善于“白日断阳,夜间断阴”,是对于他判案神奇的一种说话,而在小说中也慢慢神化了包公。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是,在小说中,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

这种神通广大其实是一个铺垫,一来符合自己那个“拯”字的含义,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来,也是为了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理想,才能完成宁老先生当初对于他人生之路的一种命名。而第18回《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就是将那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后大白天下,余忠替死、送往陈州、开封府净室居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等沉疴细节一一展露,而包公在其中不光是历史的揭露者,也成为亲历者,包公认假母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后利用虚设的森罗殿,终于导致郭槐招供,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妃,等等,都变成了呈堂证供,也终于将历史冤案昭雪,而随着将郭槐立剐,圣上也最后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丑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

包公将沉冤多年的宫廷争斗大白于天下,就是真正走进了庙堂之上,将个人命运维系在皇权至上,这是一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对于包公来说,是成为治世良臣的开始,是行使治理国政的起点,也正是仁宗是仁义之宗,才使得包公能够在超越自己出生多舛命运之后,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在“在明明德”中行侠仗义。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都是把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和弘扬人间正气、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完美的结合其实走过了两个过程,一个是从江湖到庙堂,而另一个则是从庙堂到江湖。

除了包公的命运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三侠五义的狭义思想也是在仁宗的认可下得到展现,而他们也从一般的江湖义士变成了朝廷命官。南侠展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当初他的侠义观其实是个人随机式的遭遇,“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只是将别人的悲喜当成是自己的安危,这是纯江湖的侠义,但是后来经过包公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才成为和国家命运有关的侠士。

在三侠五义里,锦毛鼠白玉堂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当初经过包公的举荐,仁宗金殿试艺的时候,只给了“三鼠封官”,卢方等三人授予的是六品校尉之职,都安排在开封供职,实际上都成为了朝廷命官,仁宗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也就是说,在仁宗眼里,充满的是一种宽容心,是一种招贤若渴的仁义。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但是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也是五义中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闻听展昭受封“御猫”,便觉“五鼠”减色,遂专程赶赴京师与展昭一比高低,先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于忠烈祠内狠狠地戏耍并整治了奸太师庞吉;他与有志有德的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并为其鸣冤,多方救助;最后,为探谋反朝廷的襄阳王的虚实,三闯冲霄楼,疑似命丧铜网阵。

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无法无天的惊人之举,又都不离“侠义”二字。但是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他的侠义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不喜欢展昭受封为“御猫”,一个“御”字仿佛是将那种侠义的个性抹杀了,所以他极不服气,内心的渴望是自由,但是蒋平对白玉堂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五义的一种转变,“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也就是说,蒋平所认为的那种江湖行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大能干,不是大世面,只是凭着飞檐走壁之能,血气方刚之勇,实际上是不懂规矩,甚至破坏规矩,所以“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充其量只是一个浑小子,甚至没有资格上开封府。

什么是大世面,“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天子升殿。……慢说天子升殿,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天子升殿是大世面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直接否定了白玉堂的个人侠义,直接否定了鲁莽江湖,最终从江湖之远而转为庙堂之高,所以少年英雄最后得到了仁宗迟来的赏识,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兰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而这也就意味这三侠五义都已经完成了一种庙堂式的命名,也和包公一样,可以真正拯救人民,可以治国理政,可以成为治世良臣。

而当居庙堂之高之后,这些侠义之士进入的另一个江湖就是自上而下的江湖,所以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变得更为重大,那就是要清除最大反派襄阳王的势力。襄阳王,是真宗幼弟,宋仁宗的叔叔,他意图勾结江湖人士邓车、张华、马刚、马强、雷英等人,朝中的庞太师及其党羽,还有蓝骁、钟雄、邬泽,立下盟单兰谱放在冲霄楼中,意图谋反,颜查散上任襄阳,带领三侠五义众位英雄剿灭叛乱,为大宋的安危、人民免于战乱做出卓越贡献。在小说中,为了拿到襄阳王造反的证据,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铜网阵,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大宋的安定,而这便是侠义的体现。在小说中,群雄战襄阳其实并未真正展开,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说:

这便是《忠烈侠义传》收缘。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至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辞官出家,白玉堂灵魂救按堂,颜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师闻报哭双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活捉了襄阳王”成了续集,但是在小说中,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到江湖的侠义世界已经建立,所以作为一种铺垫,那种大场面等待展开,而随着大场面的展开,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的“在止于至善”和治理国政的“大明明德”也便成为侠义文化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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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草子

编号:E42·2151022·1216
作者:【日】清少纳言 著 周作人 译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34.40元
ISBN:9787208127937
页数:536页

成书于1001年的《枕草子》,与《方丈记》《徒然草》并为“日本三大随笔”,与《源氏物语》合为“平安文学双璧”,它是日本随笔文学的源头,也是一座高峰。全书共有305段,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大内容。类聚是受唐朝李义山《杂篡》的影响,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的事物,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等等,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作者清少纳言细腻的观察和审美趣味。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宫中的生活,其中有反映她与皇后藤原定子感情深笃的经历,以及她在宫中生活的片断,这部分内容深映古典风貌,可从中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状态和品味素养。随想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随感,尤其可见作者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周作人的《枕草子》译本迄今仍是最早、最经典译本,他对古典作品把握精准,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日文的美感。
《枕草子》:不言说,但相思

樱花的凋谢,还只是世俗常用的譬喻罢了。古人说“迨白露之未晞”,叹息朝颜花的荣华不长,若和他相比,更觉得惋惜无可譬喻了。
        ——《第三三段  小白河的八讲》

小白河的八讲讲的是法华经,在大将的宅邸里,虽然是六月酷热的天,但是作为结缘的盛大法会,听小白河的讲经的人,除了那些公卿贵族之外,“世间的人都聚集了前去听讲。”这是一种身份的代表,这是尊严的聚会,也是品格的象征,可是在这场讲经的法会上,听说的那个传闻便如夏季的繁盛中看见的一次悲哀,弥漫开来。原来宫里的中纳言后来去做了和尚,结束一种宫中生活而出世,在清少纳言看来,就像樱花的凋谢一般,是对于荣华的一次告别,是对于繁盛的一次终结。

“容易求得的莲华的露,放下了不想去沾益,却要回到浊世里去么?”曾经在菩提寺里听过法华八经,清少纳言自觉得那经文是“可尊”的,“心想就是这样长留在寺里也罢”,法会的气氛熏染,似乎能涤荡心灵,似乎可以把这世界的一切看成是浑浊的,譬如那莲花的露,也是纯洁的象征,但是即使感动这样的超脱,即使在经文里找到结缘的惊喜,留在寺里不免只是一种冲动而已,而当清少纳言离开宫里只是回家,就已觉得那些感慨都忘记了,而等到听说中纳言做了和尚,又不免感慨世事多变,当莲花的纯洁变为樱花的凋谢,或许也是一种巨大的矛盾。

作为歌人清原元辅的女儿,清少纳言在九九三年入宫,成为一条天皇皇后定子的侍女。这是她宫中生活的开始,而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清少纳言在中宫身边,感受了极为丰富的宫廷生活,所以这十年是她一生最为幸福的时节,而《枕草子》也作于此时。这十年的经历在《清凉殿的春天》里,有过生动的阐释,当中宫要求她根据藤原良房的《古今集》写出一首古歌的时候,她挑选的是那首“年岁过去,身体虽然衰老,但看着花开,便没有什么忧思了。”把其中的“看着花开”变换换作“看着主君”,写了送上去之后获得了中宫的称赞。“看着花开”是关于世事变化的无奈,就如那樱花的凋谢一样,但是用主君代替花开,对于清少纳言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永恒,也就是说,在主君身边没有年华之逝,没有感伤之情,完全变成了一种关于自身存在的理想状态。

“看着主君”,虽然强调的是主仆关系,但在清少纳言那里却构建了一种品质生活,这样的生活里有“很有意思”的自然四季,有各种扩大眼界的礼俗制度,有热闹繁盛的聚会,有标识身份的文人生活,而这些都是清少纳言离开浊世的一种方式。“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那里[,这是很有意思的]。”开篇的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就奠定了这样的基调,春天是四季的开始,破晓是一天的开始,这开始里是有着诗情画意。而不仅是春天,夏天是夜里最好,秋天是傍晚最好,冬天是早晨最好,这“四时的情趣”是人生美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小仓山、三笠山、叶暗山的山世界,在让叶峰、阿弥陀峰、弥高峰的峰世界,在竹原、瓮原、朝原、园原的原世界,辰市、椿市、饰磨市、飞鸟市的市世界,以及渊、海、渡、陵等世界,也都呈现出一种美好。

“九月里的时节,下了一夜的雨,到早上停止了,朝阳很明亮的照着,庭前种着的菊花上的露水,将要滚下来似的全都湿透了,这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疏篱和编出花样的篱笆上边挂着的蜘蛛网,破了只剩下一部分,处处丝都断了,经了雨好像是白的珠子串在线上一样,非常的有趣。”这是“雨后的秋色”,那里有明亮的朝阳,有湿透的露水,有篱笆上的蜘蛛网,有如白珠子的雨滴,而这些都是“非常的有趣”,这种美是一种清新,是一种快乐。而实际上,清少纳言的这种对自然的记录式赞美正是奠定她散文语言的一种风格,与当时的王朝贵族沉湎于欣赏飞花落叶的感伤情调不同,清少纳言是在描写自然景物和动植物中,赞赏那一种纤细细腻、动态和谐之美,用一种清新的风格创造“明快”之美,这与当时“物之哀”的审美一起组成了日本平安文学的美学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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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枕草子 清少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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