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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 著 丁聪 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草和诗歌,牺牲和死亡,个人生活会如何选择?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死存亡,小羊圈胡同住户的荣辱浮沉,都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里,广大平民陷入战争和动荡的悲惨遭遇中,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也有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不管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是民族气节,都将整个中华民族的那段灰色记忆,浓缩在了一个大杂院十几户居民的悲惨遭遇与忍辱负重之中,但,也有信心:“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四世同堂》:没有反抗精神自然会堕落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 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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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史记

编号:Z96·2150725·1200
作者:师永刚 张凡 主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59.80元现价25.00元
ISBN:9787506348881
页数:397页


样板戏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的公共回忆以及中国国剧史上的某种文化遗迹与经典,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而且确实曾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这种全民性的普及始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群体性京剧革命时代。八个样板戏主导了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重张,甚至生活的戏剧化形态,或者说彻底的“文娱京剧化”。而样板戏,也成为一个时代以京剧为形态的重要的悲喜剧。不仅仅是国家的,它甚至是私立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来说,样板戏正在成为一段历史的背景。这一部样板戏传记,首度披露了江青与样板戏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真实内幕,与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的恩怨情史与结局,是官方审定的首本集中讲述样板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文献。


《样板戏史记》:妖魔化的革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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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1900-2000(上、下)

编号:Z96·2150725·1199
作者:师永刚 邹明 主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77.00元现价23.00元
ISBN:9787506350808
页数:802页

副标题:《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这里有《纽约时报》上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文献,有《时代》版韩战中美交战记录,有《华盛顿邮报》版的中美建交秘史,有《纽约客》上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有《新闻周刊》版的蒋介石兴衰故事,也有英国研究中国的方法等……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中国时代1900~2000》试图探究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是偏见还是洞见,是真知还是误读?那是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100万字,25位学者,历时8年,6本美国主流报刊编就的中国时代,是历史的“他者”文献,是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
《中国时代》:历史进行时的“美国目光”

对中国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狂热的表面上取得进步的时代。“西方化”带来了铅工业,带来了立法政府和大众教育;也带来了机关枪。基督教,还有卡尔·马克思。蒋介石一直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蒋介石的大溃败1948-1949年》

这是“蒋介石总司令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时代,这是“共产党人正在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蔓延”的时代,这是蒋介石说出“你永远不要向敌人屈服”的局面,这是“一个共产党的远东”正在形成的局面,1948-1949年的故事里有着矛盾和冲突,有着进攻和防守,也有着胜利和溃败,而在这个关键年代,在美国的主流报刊里,有“基督将军”冯玉祥的介绍,有国共人物胡宗南与陈毅的素描,有关于陈毅的诗的译介,有美国“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更多的是关于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蒋介石在局势面前的抉择,当“国民党每况愈下”的时候,有“蒋介石的无奈”,有“蒋介石在庐山上的忧虑”,有阎锡山丢失太原后“国民党大撤退”,也有“令人震惊的历时性的一周”:“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共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1949年,4月,一周,当时间的段落被不断缩小,宏大叙事其实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微观叙事,不管是国民党400公里的防线被击溃,还是共产党“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历史事件正在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中发生,这是对于历史现场的返回,这是对于行进时代的记录,而这种微观化的报道也正是深入历史瞬间寻找历史线索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哪里发生?历史被记在何处?当我们以陌生的眼光回望甚至围观中国的时候,却恰恰在这扇被打开的大门里,窥见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中国。

但是,当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个人,看见另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作为旁观者,还是作为亲历者,在解读这一段历史?或者说,被记录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到底有没有异同,有没有距离,甚至有没有鸿沟?就像这一章节里所叙述的那样,在中国之外站着一个“西方”:“西方对亚洲共产党力量低估的悲剧不是在蒋介石或乔治·马歇尔的错误中发现的。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个个人或某个派别的责备。”低估和错误似乎是一种西方从来就有的误解,而在西方视野中的这个中国和中国事件,“同时具有毁灭性与建设性的双重效应。”毁灭性的错误,建设性的重构,在这双重效应面前,中国最终必定也是一个“他者”。

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一本关于“他者”的书,“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书写者是美国主流报刊,所以“中国百年现代史”就变成了“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中国时间的起点是1900年,终点是2000年,在这个一百年的时间段落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人物,构筑了太多的线索,“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而在这本厚重的历史书里,中国本身就已经从自身出发记载了巨变,记载了灾难,记载了奇迹,但是对于历史具有的阶级意识而言,这样的历史尽管耳熟能详,但是却只是一种习惯性思维,或者说,我们看见的历史,只写在教科书般的文本里。

并非这样的文本是不真实的,也并非这样的记录是有选择的,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说,谁都无法真实还原,谁都无法站在高处俯视,所以当“中国时代”被美国的目光触及,当中国历史被西方媒体记录,那扇打开的门里面也只是一个片段和有限的中国,这里有《时代》周刊的背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有《纽约客》的注视,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也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但是,“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并非只有打量和好奇,甚至吗,“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所以重要的并不是重重地关上大门,已拒绝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这样一种打量、好奇和误解中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维度,而这种维度,却也恰好让我们从另一个方向观望,这几乎就是一种目光的回望和审视,它以逆向的方式重新回到正在发生的时间里,一种文明对于另一种文明的打量,反过来,另一种文明对于一种文明的观望,在这样的双重路径里,或者也具有“毁灭性和建设性的双重效应”。

历史,总之是一段被看见的时间,它发生着事件,它活跃着人物,它改变着历程,它被叫做“时代”——在时间轴线上,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每一条线索都是其中的一个点,这些点不是用来切割时间本身,而是用点组成线,用线变成面,用面合成立体。所以在变动、立体的时间里,人物和事件呈现出丰富、复杂、多元的一面。“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是对于1948年蒋介石的一次评价,而当这个时代被细分成不同阶段的时候,他的故事也在多面中被呈现出来。在1930-1934年“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里,“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而在1939年“战争下的人物百态”里,“蒋介石本人不是像孙中山那样集革命家与圣人于一体。中国政坛的强硬人物并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果遇到挫折时他们一般或退缩或叛变。”1945-1946年“在胜利与内战之间”,“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而在台湾的徘徊和叹息中,“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

上台、抗战、内战、溃败,直至最后在台湾逝世,蒋介石的个人故事已经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甚至“这个时代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这个和美国有着特殊关系和利益的中国人,也经历了起起落落,而在这一个狂热、矛盾和战争的时代里,更多的人在这段历史里被书写,被评价,被记录。比如对于张作霖的描述是:“张作霖: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对于吴佩孚的评述是:“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作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对于林森的描述是:“林森,不但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对他的国民来说,林森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大智若愚”的化身。他在他11年半的总统生涯中,他甘心当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领袖,从未打算去争夺总司令的位置。”

而在中国政权更替过程中,美国媒体也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其中的主要人物和关键人物,他们说的革命时代的林彪是这样的:“林彪无疑拥有毛泽东崇尚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纯洁性。这个年轻的二号人物是一个小业主的儿子,上了广东有名的黄埔军校。当时的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然而年轻的林彪,很显然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影响。林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个22岁的军官,他投奔共产党,后来指挥了著名的红军第一团,参加了长征,来到了延安。”他们说改革时代的邓小平是这样的:“邓小平早在他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一场大胆的改革,建立了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之前,他就丧失了一只耳朵的部分听力。今年81岁的邓小平曾经偶然拿这部分听力开一些适当的玩笑……他其实很明白中国目前实行的体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信仰的许多原则不同。”而对于毛泽东,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件中,也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毛泽东:“而对于毛泽东的叙述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如美国国务院所称),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者’(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而在混乱时代,“这一尖锐的挑战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的,全世界的眼睛惊异地看着毛泽东在‘净化’中国共产党,但却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争吵,以至于导致了广泛的混乱……”而当1979年毛逝世的时候,“伟大舵手与世长辞:这是一个长久以来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它还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震惊。”他被称为是伟大的革命者:“只有列宁才堪与毛泽东一起称为本世纪最成功的革命者。20年代,游击战士、伟大的战略家。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开始崭露头角。当时,曾辉煌一时的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赢弱、绝望,是外国殖民者和地方割据统治者的牺牲品。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统一,并逐渐成为超级大国。”并在新中国建立的20年间,称为一种典范:“ 从1949年解放至今已20年,毛拒绝把他的住处重新刷新。毛是个无私的典范,而这也是他脑海中所要重建的中国社会的样子。”

人物或者都存在于历史事件中,所以在美国媒体的关注中,百年中国发生的那些斗争、战争、改革都影响了不同的历史走向。在“日本制造的侵略战争”里,报道引用日本的说法:“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 “如果中国按照共产党的思路办事,在东方制造麻烦,那就等于他们在自己削弱东方。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快快觉醒,恢复东方民族的天性,与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相互提携……日本不要中国的领土,只是想与中国合作。……如果我们是为了土地的话,整个华北地区早就被战无不胜的日本皇军占领。”而对于这场侵略战争,蒋介石的说法是:“中国不会被征服……我们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证人民的和平,为了中国的子孙后代,我们要战斗,继续战斗下去……中国人将战斗到底,即使最后只剩下一寸土地、一个中国人。”而在苏联方面来说,则是:“斯大林的目标难以捉摸。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只有让日本与中国长久地进行殊死搏斗,他在东方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但是,在苏联的西面,最近的友好政策极大地满足了斯大林的自我意识,扩张了苏联的疆界,并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很可能已经决定对日本也采取友好政策,而不是同它开战。”其中的共产党的作用,则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流亡的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而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20多年“围观”中,美国媒体也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大跃进、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解读,1952-1954年是“在革命的阵痛中”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一个劣势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另一个劣势则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而在反右倾与整风运动的1957年,“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淮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对于大跃进的1959年,“伴随‘大跃进’的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发生的错误。1959年1月,尽管政府声称主要作物产量增长102%,但是中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量却减小了,低廉的卷心菜第一次出现在配给单上。此后,肥皂也出现在配给单上,而每月的糖配给量被削减至每人仅半磅多一点点。在大港口广州,鱼类供应不足。在上海,则几乎买不到猪肉。”而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称作是“一场噩梦”:“大规模的动乱使人失去分析能力。日复一日,当红色中国最近的动乱席卷全国时,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到处飘扬着红旗,狂热的群众就失去了理智。毫无疑问,红色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动乱。”
 
实际上,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历史行进的“现在时”,总是有主观臆断,有偏颇和误解,有站在现场的迷失,而在这一个“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的辑录中,这样的迷失也无可避免。“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其实这种指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打开了一扇有限的门,甚至是一扇虚幻的门,据统计,《时代》周刊一共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宇。”如此众多的记录对于中国时代的书写是丰富的,也有重复,有赘言,不仅如此,也还有偏见误读,甚至攻击和谩骂,所以辑录的意义就在于留下有限的报道,一年一篇的编年体形式,连缀成中国的现代历史,而这种连缀方式无可避免地具有主观判断,甚至是一种选择性存录。“这是一本经过编译,经过编排,经过删节的中国现代史。这本书充满了中国式的编辑经验与编辑历程,但这种编辑代表了当下中国的进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仅供中国读者参考。”什么是“中国式”的编辑方法,其意义也就是在窥见门内的片段之后,又从那里折身,回到中国的现实里,所以对于很多敏感事件,都没有记录,而1900-2000年的时间段也只是一种虚设,起始的一章是《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1930-1934年》,也就是被报道的中国时代从1930年开始,而1900-1930年的重要历史则变成了正文前面的几帧历史图片,这里有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大报恩延寿寺、1871 -1872北京总理衙门的三位满族大臣,有广州街头赌博和北京街头拉洋片,有晚清旧臣的庭院与和尚的交谈,有1872年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有中日甲午战争等,但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报道,“1900-1929年间,是我习惯的画传,里面是收集的这些主流媒体上关于中国的影象回忆。他们稀见而珍贵。用这种方式概括20世纪初始至30年代,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也许我们会重新纪录这段历史。”虽如此,也是一种记录的缺失。而分成上下两册的《中国时代》,下册的最后部分显然有一些凑足篇幅的嫌疑,1999年分成ABC三辑,2000年也分成AB两辑,甚至关于美国导弹击中中国使馆事件、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也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分列在不同的篇章里,显得有些轻重不当。

无论是片段,还是节选,无论是主观,还是无奈,在百年中国行进的故事里,美国目光提供了历史的另一个文本,中国或者美国,差异或者对立,在相同的人物和事件里,记录其实形成了一种互文,一种文化打量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化反过来又评述一种文化,在目光相碰的那一刻,历史也许早已不是曾经的历史,真相也无非是被记载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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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编号:Z58·2150725·1198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原价35.00元现价12.00元
ISBN:9787506046985
页数:236页

1920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由于梁文史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完序后篇幅几与蒋书相等,限于序文体例,遂独立成书,起名《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是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 作为清代学术发展的总特征,不仅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重新论列,更是其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
《清代学术概论》: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旧有思想深蒂固,是现实,外来新思想来源浅觳,也是现实,站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梁启超审视“梁启超之辈”,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淡然,而自审的态度中也隐含着深深的遗憾,遗憾是“未尝参与此运动”,是保守性与进取性的矛盾,是建设之粗率浅薄,甚至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但最为遗憾的是环境使然的被排斥被异化,所以在梁启超的自审中,亦有批判,亦有怀疑,亦有求真,亦有创新,而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看清了精神之意义,站在现实之上,才可以从时间轴线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视方式,一种是回溯,一种是展望,一种是纵向,一种是横向,纵向回溯的视野中,梁启超肯定的是怀疑精神,“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而在横向对比的展望中,梁启超发现的则是一种创新意义:“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为什么在清代学术中会出现此种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什么会在现实之后会有“无穷希望”?为什么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中国学术在清代走向的是一种“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的环境论,就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中,体现了最可贵的进步思想,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从戴震到段玉裁,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人格”,这种人格以学问为目的,而不是以学问为手段,不仅接近学问的本质,也体现了学问的终极意义,“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在指向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克服浅显与功利,克服“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学术不是个体的研究,而是一种有思而成潮的运动,“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摆脱了个体精英主义的书斋式研究,梁启超将思潮的基础定义为一种“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分“谁主动、谁被动”,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其历史的内在需求,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也才有“文化昂进”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思潮的有四种: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和清朝的考证学,而对于清之考证,梁启超借用佛说的“生、住、异、灭”,将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

清代思潮的启蒙人物,不管是颜元、李塨一派“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还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推之于当世之务”,还是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就是以“复古”为职志,虽然梁启超将这种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实际上也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晚明理学“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所以在清初,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观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理学?虽然以经学代替理学有一种“推翻一偶像而别供另一种偶像”的嫌疑,但是顾炎武提出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设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贵创”,在于“博证”,在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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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史

编号:Z51·2150725·1197
作者:蔡和森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33.00元现价10.00元
ISBN:9787506049245
页数:233页

《社会进化史》是蔡和森在20世纪20年代初任上海大学教授讲授课程时的讲义,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全书3篇35章,约14万字,1924年5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运用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联系当时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在大量引证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之剖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结论。此外,这本书还多次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原始时代群婚和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道德问题,阐明了阶级斗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社会进化史》: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械,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
        ——《氏族与国家之兴替》

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国家?国家如何产生?阶级会不会灭亡?站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上,蔡和森似乎是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不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不是“理性的实现与想象”,而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保护有产阶级以对付无产阶级的机关,是随着阶级消灭而消亡的一种政治制度。这里有进化论,有唯物史观,有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有阶级斗争观点,可以说,蔡和森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开创意义。

但是很明显,在当时的时代,对于相关著作的译介显得比较单一,蔡和森提及的摩尔根的《太古社会》还没有中译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仅有主要章节的翻译稿件,所以对于人类演进之程序,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摩尔根的《太古社会》等三部著作,是19世纪学术界“空前的大杰作”,但是限于译介和研究所限,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蔡和森对于这些著作观点的引用也只是一鳞半爪,而用这些观点写成的《社会进化史》在当时具有一种开创意义,但是实际上只是对于观点的简单梳理,甚至是罗列,而它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意义也在于编订一本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蔡和森整本书的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关于家族的起源和演化,第二部分是关于财产的起源和进化,第三部分则是国家的起源和进化,从起源到进化,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就是体现了社会的进化,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从群到家族到国家,也体现了一种进化,而这种进化在摩尔根的“太古社会”中得到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中获取物质,并进行简单生产的是野蛮时代,而开始用劳动的方式将自然生产变成“获得积极的创造方法”,这便是半开化的时代,最后,随着工业与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为生产的开展,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

在社会形态的分野中可以明确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量,从获取到劳动再到生产,人类慢慢脱离动物性,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文明的人类,所以考察这种进化,其动因有两个,一是生产,二是生殖,生产是为了改造自然,是为了制造工具,是为了适应生活,而生殖则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前者造就了劳动的发达程序,而后者则演进了家和族的发展。原始家族是怎样形成的,它和生产程度的发达与否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借用摩尔根对于“伊洛葛的亲族体系”的研究提出的观点,家族是在生存和经济发展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动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程度的提高,次第形成了四种家庭形式:血统家族、伙伴家族、对偶家族和一夫一妻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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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

编号:C55·2150725·1196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22.00元现价13.00元
ISBN:9787020081783
页数:191页

不是译林版的“德里罗作品集”,所以封面不再是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的设计师Noma Bar的封面,简洁线条和丰富的寓意被一种杂乱和过于饱满的画面所取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的单行本。像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一样,唐·德里罗描写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故事。主人公埃里克?帕克是一个28岁的亿万富翁,生活在纽约。他的天性就是要在世界上不断攫取新的东西。2000年4月的一天,他打算乘车穿过纽约市去理发。路上,他不停和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日币的涨跌情况;他遇到一场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后来这场示威变成了一场骚乱;他的车子穿过一支送葬的队伍;安全主管向他报告:有个精神错乱的前雇员正伺机杀他;他造访了一家电影院;他还设法发生了三次性行为……
《大都会》:我的前列腺不对称

然而,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
       ——《本诺·列文的自白》

那个时候,他是不死的,“我”也是活着的,活着和死去在《本诺·列文的自白》里变成一种现实和想象,变成一个早晨和晚上,它仿佛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闭合系统的起点和终点,可是,死去的反面是活着,而活着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死去,它可能是另一种活着,一种行尸走肉的活着,一种财富崩溃的活着,以及一种等待枪响的活着——那把枪是本诺征购的而手枪,活着是那个晚上两个人对立着的房间里放着的Mk.23军用手枪。枪和枪是不同的,就像活着和另一种活着一样是不同的,但是每一把枪都指向实在的身体,指向命运的死亡,指向最后夜晚的呻吟。

“我最终决心动手。只有暴力行动才能改变历史,改变过去的一切。”在本诺早晨的自白里,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才会产生意义,而在“我”之外的他,那个叫埃里克的富豪似乎还没有拿着那把枪闯进“我”的现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和我永远不是对立的,永远在数千页之多的精神自传里成为一种虚构的力量,一个曾经为他服务的“我”需要的是一种尊严,还是一种财富?是获得一种存在还是破坏一种规则?“我”遭受伤害,被辞退,跌入贫穷,是产生暴力的一种必然条件,所以“我”要用那个叫本诺的假名,用征购的二手枪,用数千页的自传,为自己的暴力世界寻找一个进入的进口,以及一个逃避的出口,就像早晨和晚上一样,在一个闭合的世界里才能将自己置身在整个故事之外,也只有他的死,才能在自我的活着的状态中找到存在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早晨是“我最终决定动手”,夜晚是“他死了”,早晨是“我内心想伤害某个人”,夜晚是“我用这些钞票蹭我的脸,好提醒我为什么要杀他”,早晨是“我将用铅笔书写这一切”,夜晚是“这样我的自白才能尽情表达”。所有的东西都闭合了,包括活着和死亡。可是当夜晚真的降临,当枪声真的响起,当文章真的完成,当他真的死去当“我”真的活着,那个叫本诺的假名背后真的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叫理查德·希茨的“我”?“在我的内心,我从不对自己说的话当真。每个不必要的谎言都是锻造一个人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我”叫本诺,“我研究我自己。它使我感到厌倦。但是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除此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要以别人的死来让自己活着,但这只是一个自我虚构的谎言,“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自白里的人,我只是精神自传里的我,我只是扣动扳机消灭一个神话的我,我只是在写作中衍生的我,在被连接的早晨和夜晚里,我以时间闭合的方式“溅入到光年之中”——“我不知道这个人还是不是我。”

在自白里,“我”只能是一个虚设的自己,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对立没有对话的我,“有一些死去的星星依然闪耀,因为它们的光被时间困住了。在这种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的光照下,我又身在何处呢?”而在死亡里,那个活着也是一种虚设的状态,只是在用钞票蹭着脸的时候,只有在他被反过来的时候,才是真切的,“我”只是将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将早晨和夜晚两个时间,以自白的方式,以本诺的名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就像是在死亡之前埃里克嗓子里的最后声音和希望讲出的话,就像那面镜子和最后的形象,就像与不同女人之间的性和结婚只有22天却不在一起的妻子埃莉斯的爱一样,“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们却糟糕地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

强制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晨和夜晚的故事或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死去和活着的情节就像没有展开一样,结局可能只是悬置在那里:“他在手表的水晶屏幕上已经死去,但在原来的空间里还活着,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枪响。”等待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是无限可能的机会,在两个人最后的房间里,在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的对峙中,“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在自白里的声音:“如果我不杀你,我就没法活下去。”变换的场景,变换的人称,变换的故事,以及变换的自我,只有在一个允许两个人你死我活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所以本诺或者就是埃里克,二手枪或者就是Mk.23军用手枪,而埃里克用子弹击穿自己手掌也是体验到了像本诺一样的痛苦——“埃里克通过疼痛开始了解自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失去或者破坏,对于本诺和埃里克来说,都在这样一种折磨和暴力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我”。

埃里克就是在用子弹书写自己的自白,用疼痛书写一份数千页的精神自传,甚至两个人也都是拥有不对称的前列腺,在病态中选择谎言,却又在痛苦中虚设自我。只不过在自白之外,埃里克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构筑了一个被保护的财富帝国,安保主管托沃尔、技术主管希纳、锡克教徒司机、货币分析师迈克尔·钦、财务主管简·梅尔曼、理论顾问维娅·金斯基以及检查后给他前列腺不对称结论的英格拉姆医生,他们组成了埃里克的财富王国,在一个高级桥车、高档别墅、89层最高住宅楼的世界里活着,他的生活里是数字和图标,是对于时间超越的庞大金钱等级,是一天损失好几千万的投机生意,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巨大贪欲,是在充满物欲的城市里依靠自我狂热、工业主张、商业和人群创造出每个时刻的奇闻逸事活着的现实。

这是一个和早晨、夜晚闭合有关的整体,那些数字和图表制造着冷酷的力量,但是却总是用渴望和汗水换算成金融市场清晰的货币单位,甚至那些数据本身就是热情的、强烈的,构成了生命进程中生机勃勃的一面,“完全了解在电子表格和由0和1构成的电脑世界中数字指令决定每一行星上亿万生命体的呼吸,就是对字母和数字系统强有力的辩护。这就是生物圈的起伏。我们的身体和海洋,都是可知的,是整体的。”是整体,是世界,是宇宙,是生命,是自白。所以对于埃里克代表的财富人士来说,在数据里可以发现美丽和精确,可以感受特定货币波动中潜在的节奏,可以用金钱创造的时间里加速资本主义的崛起。

但是,数据并不能支撑起真正的高度,就如屏幕上的曲线,它可以摸高,也可以探底,它制造神话,也破灭神话。埃里克站在九百英尺的高楼,感受到的是一种“人和摩天大厦共享着”的边缘边界,最高的住宅楼却永远不是通向无限,而是指向一种空,“它们是最后的高层建筑,是空的,是用来加快未来的脚步的。”它们是外部世界的镜头,指向的未来却是一个超越地理、超越可触及的金钱以及把这些金钱摞起来的人们的那个时代。埃里克似乎只有在感到小心翼翼、昏昏欲睡、虚虚幻幻的时候,才能依靠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空,这样的边界,来感受自己存在的意义。

甚至,对于埃里克来说,金钱也制造了一场婚姻。结婚二十二天的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拥有欧洲以及世界巨大银行财富的希夫林家族的血亲成员,她的身价总数是七亿三干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十七个邮政员工分享一个彩票大奖。”而这场婚姻也是在金钱帝国之上的联姻而已,两大富豪的结合,只不过是旧欧洲包办婚姻一样,“她富有,他也富有;她是财产继承人,他白手起家;她有教养,他很严酷;她纤弱,他强壮;她有天赋,他十分聪明;她长得漂亮。”他虚构了她的美丽,他们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也在婚姻里隐藏着这种约定。

但是,婚姻不仅对于埃里克,还是埃莉斯来说,都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而已,“但我是个拥有一对纽约睾丸的世界公民。”埃里克的婚姻里没有荷尔蒙的味道,没有性激素的刺激,对于埃莉斯来说,她热爱诗歌,在一半地下的书店里感觉被隐藏的乐趣,在出租车里了解国家和城市的混乱。而埃里克,在偶然的碰面中,只是有些可笑地说一句:“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做爱了。”虚构的美丽只是一个摆设,对于爱情来说,永远是一个破败的躯壳,所以埃里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寻找乐趣,在不同的性体验中抚慰那一对纽约的睾丸,“性揭穿了我们。性看透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性如此厉害。它剥光了我们的外表。我看到了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疲倦而又充满需求,抚摸着夹在双腿之间的塑料瓶。”想象却是虚空,裤子落到脚踝,屁股向后撅着,性却是一个行为艺术,甚至连疼痛都是虚假的,在埃里克那里,婚姻带来的只有“他想把她带出去,带到小巷里与她发生性关系”,只有身上“被他自己的睾丸和精囊以及其他各种腺体所产生的分泌物弄馊了”的那块手帕。

而且,性变成了另一种工具。当那种盲目的投机最后带给埃里克最后的失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妻子制造另一个神话,伪造埃莉斯的国外投资账户,伪造她的名义然后转账,“几乎是同时,他在围绕他手表底座的一圈微型键盘上按下一些数字,为她在自己的公司开了一个新账户。”然后,他开始损失钱,开始在市场的硝烟中系统地展开他的计划,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埃里克来说,只是在拒绝一种财富的救赎,“她的姿态感动了他,但拒绝当然是必要的。”他不是拒绝重新崛起的机会,不是拒绝财富神话的诱惑,而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制造另一个神话,一个比失败更大的破坏神话。

“毁灭的欲望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镜子和形象之间没有联系,性和爱之间没有联系,而强硬将它们拖入到一种关系之中,对于埃里克来说,意味着一种概念,就像他喜欢汽车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对于他来说,所有的车都是柏拉图式的复制品,所有车的规格无关紧要,“与亏其说它是一件物品,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市场不是全部,婚姻不是全部,性爱不是全部,他们都是概念,都是生活本身,“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疯狂和混乱,而我们无法掌控的思想机器又不断推波助澜。这种疯狂状态通常善很难发现。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埃里克来说,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概念,不对称的前列腺是概念,老鼠变成货币单位是概念,他只是在不断毁灭中不断创造,“他可以制造历史,但那都是在股票市场马变得平庸和疲软之前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寻找新的发展动向。”

残酷的不是图表,冷漠的不是数据,失败的不是投资,当“金钱只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埃里克却要制造另一个有自己存在的历史,“生意的延伸就是谋杀。这是符合逻辑的。”当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阿瑟·推普被人刺杀在耐克北朝鲜公司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振作,当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巨头卡冈诺维奇死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兴奋,当那些示威者在街上制造混乱甚至有人在广场自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破坏或者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自己为代表的财富的损失和毁灭,而是一种更刺激的疯狂,一种失去理性的理性报复,“殴打、毒气、爆炸、袭击、泡沫塑料老鼠、电子显示屏上股票行情和诗句、卡尔·马克思的语录,这一切都让埃里克感到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戏剧性。”这样的戏剧性就如维娅·金斯基所说“你的天才和你的敌意总是息息相关”,也只有在敌意的死亡中,他才能获得力量,获得机会,获得自我的认同。

是的,他们死了,而他活着,就如本诺所说的那样:“他死了,你就可以活着了。”活着就是在自己破产的愉悦里得到尊重和认可,活着就是在看见自己的葬礼时可以发出嘲笑声,活着就是用一句别人的密码杀死保护自己的托沃尔:“托沃尔是他的敌人,对的自尊是个威胁。当你付钱给别人让你能活下去,他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优势。这是一个具有确实威胁的职务。埃里克失去了自已的公司、自己的财富,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发泄。托沃尔的死消除了今夜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失败是财富世界里的一种法则,而埃里克既是受害者,也是实施者,他以同样的方式制造破坏的规则,也只有在这种规则里他才能够活着,才能够看见自我,才能够认可和自我尊重。
 
但是已经再没有走回来的可能了,再没有真正的平静和淡泊了,从早晨开始的一天,从理头发开始的一天,毕竟会走向那个黑暗的夜晚,毕竟会留下只理了一半的发型,丢掉那把有声音识别装置的枪,在大街上和电影演员一样裸体装死,甚至回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怀旧地方,对于埃里克来说,都没有了安全,都没有了真实,都没有了自我。在赤裸的人群中和栗色头发的女人性爱,就是在自己妻子身上获得最后的满足,“顿时,他明白自己深爱着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却悄悄从他身体上滑下来,挣脱了他的双臂。”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把Mk.23军用手枪,只剩下从早晨决定杀人的自白中走出来的本诺,就只有用子弹射穿手掌带来的真正的疼痛,就只有那不对称的前列腺。

一个带着假名的本诺,一个带着虚构的埃里克,一个要活着,另一个似乎也要活着,“甚至当你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你想要更多的失败,失去更多的东西,比别人死更多次,发出的臭味比别人更强。在古老的部落里,如果哪个首领损失的个人财富比别的首领多,那么他就是最强大的。”这是本诺对于对面的埃里克的解读,也是对于自己的解读,不对称的前列腺,不对称的地位,不对称的金钱,不对称的社会,“那就是不对称的重要性,或者说偏斜的重要性。”试图寻找平衡,却变成了轻微的扭曲,“或者说畸形。”前列腺是畸形,疼痛的手是畸形,从早晨到夜晚的一天是畸形,“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肮脏,而是每一种活着的可悲,而这种可悲并非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自白来消除,也并非用一声枪响带来的死亡来救赎,世界其实远没有闭合,“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这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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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史

编号:Z42·2150725·1195
作者:【俄】克鲁泡特金 著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6年09月第1版
定价:原价38.00元现价12.00元
ISBN:756174727
页数:564页

190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流亡英国期间完成的,所以在书中,克鲁泡特金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剖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是和它以前的文艺复兴,以后的产业革命一样的重要;所以,倘然没有法国革命,我们的世界也要不同。本书旨在让我们认清楚法国革命,让我们不要忘却法国革命的两大个特点:一、法国革命是由真正的纯粹的民众热狂而生,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有他们的灵魂;他们不要领袖来宰制,不要凭着政客的阴谋来进行。他们是赤裸的,纯洁的革命份子。二、法国革命时的人物,固然各有弱点;但他们都是赤心以全生命来从事革命。
《法国大革命史》:革命应注意于全民幸福

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
        ——《结论》

“已结了果子”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意义,而“还结更好的果子”是它的历史意义,当1789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的政变而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四年的革命不仅产生了一个新法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革命,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都具有了启示意义,而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精神的时候,它的最积极意义便是“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人民是革命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所以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革命的人民化是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不仅在于新法国的出现,使得“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更重要的是在对抗王权、废除封建体制,甚至建立巴黎公社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站在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才使得革命逐渐走向彻底,才使得封建王权一步步解体,才使得“已结了果子”和“还结更好的果子”对于各国的革命提供了一种借鉴。

此为“革命之两大潮流”。克鲁泡特金在开篇就说到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就是“由两大潮流准备起来并完成起来的”,一股潮流是观念的潮流,来自于资产阶级,它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的政治,而另一股潮流是行为的潮流,来自于人民,他们更侧重于经济的改良,政治革命和经济改良,观念潮流和行为潮流,共同目标,便是革命。而革命并不是最终的意义,革命是一种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必须服从代表国民意志的法律;自由,便是一种契约自由,就是废除封建的赋税和服役制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博爱的意义就是不要暴力,不要镇压,不要反抗,在全民的国家体制内创造和享有成果。

自由、平等、博爱,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就是革命的一种彻底形式,“革命的意思,就是倾覆关于人群复杂制度及关系之已有的观念与既得的概念。”革命的目标是根深蒂固的制度,革命的形式是短期内将“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及经济的生命要素之一切”,根本倾毁。也就是说,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摧毁旧的一切,建立新的:“总之,革命就是关于人民各方面完全新的观念之产生,——其口号,问题,科学及经济的政治的与道德的发展之线索遗于后世。”一切旧的东西根本倾毁,一切性的短期内建立,而且要留给后世“更好的果子”,这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有着乌托邦的影子,而克鲁泡特金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样本研究,也很明显看见了这种革命的局限性。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两种选择,实际上是对于两种潮流是否合一的疑问,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发自人民的革命行为一定要与发自知识阶级的革命思想一致才行。”但是很明显,无论从大革命之前的现状,还是大革命进行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定要有个结合”更像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在1789年之前,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反对的是王权的压迫,无论是国家税收的征收,还是领主的地租及献物,以及僧侣的什一税,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以第三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他们更想要的是在封建王权的废墟上建立政府的殿堂,这种“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观念”就是要把国王的权力压缩,就是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工商业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意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无由结合。”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是为了推翻旧有制度,另一方面却对工人形成了新的压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甚至为了对人类劳动实行新的统治,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压榨式的自由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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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狐外传(上、下)

编号:C28·2150721·1194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1.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806553343
页数:664页

《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飞狐》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金庸说:“然而这是两部小说,互相有联系,却并不是全然的统一。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胡斐有过别的意中人。这些情节,没有在修改《雪山飞狐》时强求协调。”少年游侠胡斐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成为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飞孤外传》写于一九六○、六一年间,原在《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连载。
《飞狐外传》:终不能两只凤凰都给了他

程灵素道:“对,你是大哥。咱们怎么不立下盟誓,说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胡斐道:“结义贵在心盟,说不说都是一样。”
       ——《十二 古怪的盗党》

那时,她的耳根子红了,那时,她的半边脸颊也红了,当她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他,面对他说“有一事相求”的邀约,一个女人是希望能够听到最想听到的话,可是,他却是提出要结拜兄妹,他是大哥,她是二妹,大哥和二妹,不是称呼上的距离,实在是一种不能成为夫妻的暗示,于是她的脸颊变得苍白,于是她的话语充满狼狈,于是真心和假意都变成了和男女无关的兄弟,都变成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义气。

多磕了两个头,便成了“八拜之交”,那种爽快,那种狂态,程灵素在完成这个仪式之后,似乎应该端起酒杯,像兄弟一般豪饮一杯,只是面对“绝情”的胡斐,她的面前只有那生死的盟约,只有那兄弟的情谊,无论如何她都无法住在这个男人的心里。可是,这兄妹的结拜对于胡斐来说,却也是在坚守另一种私情,玉凤凰仿佛是一生的信物,拿到手上就再无丢失的可能,即使袁紫衣出没无常,即使她的身份不太正常,但是一种念想却把胡斐带向了唯一的世界,唯一的世界也是“贵在心萌”,也是“说不说都是一样”。

“这位袁姑娘是个美人儿,是不是?”这是程灵素当初问过胡斐的问题,关于佛山镇凤天南杀死钟阿四全家,关于庙中避雨相遇,关于连夺三派掌门之位,这些故事是初闯江湖的胡斐遇见的武林故事,但是在讲述这些遭遇的时候,那些打打杀杀的恩怨都变成了背景,而中心却只有唯一的一个,唯一的玉凤凰,唯一的袁紫衣。这唯一的世界可以被遇见,可以被打开,可以被倾诉,但是在程灵素的尴尬和失望中,当它终有一天被关闭的时候,心盟如何变成深埋着那一份真情的传说。

其实,对于胡斐来说,闯入这个世界分明只是为了一种寻找,不管是遇见袁紫衣,还是结义程灵素,对于他来说,都不曾忘记当初进入的理由,他在和程灵素结拜的时候,寻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你我都无父母亲的人”,无父无母,是少了一种完整性,也多了一种复仇性,在缺失的人生起点中,他们或许需要这一种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遇见。被平阿四收养,练习缺了两页的刀谱,这便是胡斐的江湖记忆,所以对他来说,寻找杀父仇人是江湖人生的目标,而缺了两页的刀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缺乏成长完整性的隐喻。

但是在这寻找过程中,胡斐看见的不只是自己的缺失,也还有他人提供的那些背叛的故事。南兰为什么要离开苗人凤?马春花为什么会对福康安一见钟情?感情的事看起来是复杂的,而这复杂的悲剧里,其实少了那种从内心出发的感情,少了“贵在义盟”的承诺。当南兰用自己的嘴巴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的选择仅仅是身体意义的,或者是礼俗意义的,“两人的肌肤这么一接触,自己就是他的人了。他是大盗也好,是剧贼也好,再也没第二条路,她已决心跟着他。”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身体叙事?她敬佩他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是重情重义的英雄,但是瞧不起武功甚至厌憎武功,就是一种心里上的隔离,而且她几乎跌入了一个悖论:“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起因是在于一把刀;又因为,她嫁了一个不理会自己心事的男人,起因是在于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终于她遇见了田归农,一个和丈夫不一样的男人,一个比拿刀的丈夫更细腻的人,于是在那个雨夜,她离开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女儿,离开了一把刀的世界,离开了被身体束缚的生活。但是这一种带着女儿永远哭泣而离开的背叛,对于她来说,是一次正确的选择?除了道义上背负的不忠,她实际上进入而获得的不是一种真感情,对于田归农来说,他需要的只是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生活:“只要苗人凤不死,自己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终究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苗人凤在十年前和胡一刀比武,不是了解江湖恩怨,而是切磋武艺,正是在这场比武中,他知道了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兄弟,什么叫“贵在心盟”,但是当换了武器胡一刀被毒药害死的时候,他在一场阴谋的背负下却变成了胡斐的杀父仇人,但是恩怨背后却还是不能改变的情谊,那厢门的背后,那桌上的灵牌上,写着的是“义兄辽东大侠胡公一刀之灵位”和“义嫂胡夫人之灵位”。

胡一刀的死,让他在十年里被人误解,也备受煎熬,但是这一种义气却变成了可贵的江湖精神,南兰的背叛无疑为这种江湖精神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而马春花和福康安呢?在商家堡夜雨的相遇,似乎成为她一生无法跨越的劫,“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在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她师哥的第二天,做了别人的情妇。”这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背叛,当雨夜的刀剑声传来,当江湖的恩怨再起,他和她,却在那一个角落里卿卿我我,大杨树下偎倚蜜语,黑夜里的男欢女爱,马春花把这一切叫做“一见钟情”,但是这托付终生的选择却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她嫁给徐峥,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他的,她是他的妻子,却在他危难甚至死亡之时,却袖手旁观,而等到她来到福康安的府邸,才知道悲剧无可避免——因为他是当今乾隆皇帝驾前第一红人福康安,他是皇恩隆厚、群臣莫及的公子,他是平金川大帅,是曾为正白旗满洲都统、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是现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公子荣华富贵,说权势,除了皇上便是他;说豪富,他要多少皇上便给多少。”这样一个权势之人,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儿。马春花为他怀孕,为他赴京,或者在那个雨夜却有过一瞬间的情感,但是当她真正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水中之月,所谓‘一见锺情’,总是前生的孽缘……”当福康安的母亲终于下了剧毒,欲出掉了马春花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爱情,所谓的一见钟情,终敌不过权势,终会死在想自己的悔恨里。“让这种毒蛇一般的女子处在肘腋之间,咱们都要寝食不安。”

但是,南兰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一定也曾爱过他,当马春兰在雨夜闻到福康安的男人气息时,她也一定看见了幸福,但是背叛终究是背叛,而这种背叛却并不是女人的盲从,女人的狂热,更多的是男人的心计,男人的阴险。田归农对于财富的觊觎,福康安对于权力的控制,甚至成为了江湖上的败类,成为统治集团的黑手——正是福康安召开的天下掌门人大会,要对付反清的红花会群雄,为的是剪除异己的力量。而在胡斐寻找杀父仇人的江湖闯荡中,用两页刀谱苦练的阎基,杀死了钟嫂一家的凤天南,毒害苗大侠双目的刘鹤真,也都是那种卑鄙之人,破坏了江湖的义气。所以对于胡斐来说,当他闯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遇见却是为了看见并感受这一种肝胆相照的义气,是倾心相许的感情,而程灵素和袁紫衣,恰恰就是这两个“贵在心盟”的人。

作为药王的徒弟,一个没有父母的人,需要的是一种关心,一种保护,一开始,胡斐遇见她完全是为了从她那里得到解药,但是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更像兄妹,可以相互扶持相符帮助,但是对于程灵素来说,她爱上的是一个英雄。灵枢,素问,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取自中医两大医经的名字,让她成为机智聪明,心思细密的女人,当她爱上他的时候,胡斐其实已经喜欢上了神秘的袁紫衣,那藏在身上的玉凤凰就是一种信物。所以当袁紫衣担心程灵素会害了胡斐的时候,程灵素目中含泪,愤然道:“我虽是毒手药王的弟子,但生平从未杀过一个人。难道我就能随随便便的害你么?何况……何况你是他的心上人,他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念念不忘,便是在想着你。我怎会当真害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次让自己痛苦的表露,而在之后,程灵素尽管对胡斐一片真心,但是她还是在成为二妹之后掩藏了那种感情,在她看来,或者为他而死才是真正懂的爱。

在胡斐以为自己将要中毒身亡的时候,对程灵素:“二妹,生死有命,你也不必难过。只可惜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做大哥的再也不能照料你了。”但其实这最后的遗憾对于程灵素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义气重于感情的告白,而程灵素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将义气和感情合二为一,她救的是自己的大哥,也是自己的心上人,当以死亡的方式完成这最后的命名,也终于实践了当初“贵在心盟”的盟约,碧蚕毒蛊、鹤顶红、孔雀胆三大剧毒的毒性侵入了身体,却在程灵素的吸毒之后挽救了他,这个和南兰当初一样的举动,在程灵素那里从来没有背叛,而完全的牺牲。

而袁紫衣呢?他爱上她,她也爱上了他,但是她注定担负着复仇的使命,无论是打败高手自己成为十三派的掌门,还是三次挽救凤天南的性命,对于她来说,江湖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背负的使命。凤天南是她的生父,却害了袁紫衣的母女,所以依照师父的话:“你父亲作恶多端,此生必遭横祸。你可救他三次性命,以了父女之情。自此你是你,他是他,不再相干。”三次相救,而第四次,则是完全和道义无关,“我先要杀了他,给我死了的苦命妈妈报仇雪恨。”而报仇之后呢?是不是又该回归?“袁姑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你也决非不知。你又何必枉然自苦?我跟你一同去禀告尊师,还俗回家,不做这尼姑了。你我天长地久,永相厮守,岂不是好?”但是,袁紫衣终于告诉她自己早已出家,早已选择了和青灯古佛为伴,“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八句佛偈的绝情,换来的是那离去的背影,是白马的嘶鸣,是英雄的寂然。

程灵素为他而死,袁紫衣皈依佛门,两只玉凤凰都成了一段传说,但是那种“贵在心盟”的约定,却终变成了江湖精神,在胡斐的成长道路上,他所看见的是一幕幕的背叛,但是他也见证了苗人凤、程灵素、袁紫衣的江湖义气,而这样的江湖义气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成为背叛者自我救赎的力量,当胡斐被为福康安卖命的田归农围攻时,是南兰告诉了那个秘密,当地底下三尺的宝刀被挖出来,对于胡斐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胡斐一见手中单刀不怕田归农的宝刀,登时如虎添翼,展开胡家刀法,霎时间又伤了三名武士。”却也是行侠仗义的符号,“众人直到数年之后,苦苦思索,纷纷议论,还是没丝毫头绪,不知胡斐这柄宝刀从何而来。总觉此人行事神出鬼没,人所难测,‘飞狐’这外号便由此而传开了。”胡斐的成长是对于背叛者的救赎,也让自己在宝刀重见天日之后成为了“雪山飞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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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哲学

编号:B82·2150721·1193
作者:【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9.90元
ISBN:9787532761364
页数:105页

雅斯贝斯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37年9月所作的三个演讲,概述了作者生存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哲学的道路是漫长和艰苦的;只有少数人,也许,真正走过它;但它的确是切实可行的。”作者曾经有言:真正的哲学直接产生于个体哲学家在其生存环境即历史环境中所遭遇的问题。实际上,他的生存哲学乃是对人的生存的危难极境所作的一种描述。这三篇演讲,由存在问题论及真理问题,进而论及现实问题,强调尊重理性、科学和事物的本质,主张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在当时法西斯统治严重危及人的生存的情况下,以纯哲学的语言发出了注重人的生存、强调人的自由的呼声。
《生存哲学》:现实已经发了言 

宗教的衰败使一切都变了。权威丧失了权威,例外已不成为例外。所以似乎一切都成疑问,一切都靠不住了。再也没有无条件的绝对的了,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问题是:哲学应否被谴责为一种败坏性和破坏性的思维方式呢?
       ——《第三讲 现实论》

宗教的衰败是信仰的衰败,是天启是衰败,却也是真理的衰败,当没有了无条件的绝对,没有了真,甚至没有了权威和例外,如何能实现一种拯救?而在同样作为思想意义的哲学来说,宗教的衰败也带来了哲学的衰败,带来了哲学的怀疑,甚至带来了哲学的危害,使哲学成为一种破败性和破坏性的思维。疑问摆在面前,并不只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宗教的衰败,还是哲学的衰败,对于返回现实的努力都会成为一种灾害,都会成为一种沉沦。

疑问只是其中的第三个。在现实论的体系里,雅斯贝斯其实在宗教的现实阐述之外,提出了哲学的三个怀疑问题。在宗教的衰败带来对于哲学的怀疑之外,还存在着的疑问是:“在哲学思维活动中我也能像在宗教里一样十分切近于现实吗?哲学思维自身也有可能据以生活的和像宗教现实那样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站得住的现实吗?”还有的疑问是:“我们是否预先已经在怀疑宗教说它的根底上本来就是不正确和不真实的呢?我们这种说明的办法本身是否已经就是一个反对宗教的斗争呢?”

第一个疑问是关于哲学思维的现实意义,第二个疑问是关于哲学和宗教是否存在一种对立?回答这三个问题其实需要涉及到宗教的现实问题,宗教有着一个上帝,一个权威的神,一个膜拜的个体,而其最后的落脚点都是现实,“为万物之基础的现实是作为确定的东西,有权威保证了的东西,通过本质上不同于哲学思维的方式信仰了的东西被经验着。”被确定的现实,有权威保证的现实,以及被经验的现实,所以看起来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站得住脚的现实,但是哲学思维如何达到现实?如何像宗教一样被保证和被经验?雅斯贝斯首先认为,哲学不能达到宗教所说的现实,和宗教信仰不同,哲学的信仰是一个人的私人生活的实质,而且哲学信仰指向的是人们来一掌握现实的东西,但它不是独断的,不是教条的,也不能成为知识,但是这种信仰却是一种思想的信仰,具有思想的意义,“思想之所以有意义,完全是由于它具有阐明的、导致可能的作用,由于它具有内心行为的性质,由于它具有召唤现实的魔力。”也就是说,通过哲学思维可以召唤现实,可以抵达内心,所以在这种信仰的力量之下,宗教和哲学一样都是为了“他自己的那种人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即使宗教和哲学有某种对立的斗争,也应该把他们放在真理的同一水平里,也就是说,他们的终极指向都是一种“真理”,而且,哲学思维看起来对于宗教具有某种危害性,但其实是只是一种表象,宗教给哲学思维带来的是一种任务:“要为至大无外的大全而把我们敞开;要敢于通过各种真理而在爱的斗争中进行交往;要在即使最陌生和最失败的局面下也耐心地不懈地保持清醒的理性,要归返于现实。”

起点是现实,最终也必须返回到现实,这是雅斯贝斯建立的哲学思维的完全轨迹,借助于宗教思维的绝对,借助于哲学思维的理性,唤起一个抵达至大无外的大全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就是要用每个人自身的力量来完成。这就是“现实的发言”,像宗教一样,寻找一种确定的东西,被经验的东西,以及被权威保证的东西。而这样的保证在雅斯贝斯看来,就是对现实的超越,而要实现这样的超越,需要三种途径:纯粹的天启、纯粹的历时性和纯粹的内在化了的统一性。

雅斯贝斯:在沉默中让现实发言

纯粹的天启就是用语言言说“那种毫无疑问的如实存在”,神话或者童话,就是“不可比较和不可推论的本原的一种客观性”语言,就是对现实的超越语言,而纯粹的天启最后达到的信仰,也和宗教的意义一样,“不在于信仰物的表象,而在于信仰物的现实。”而纯粹的历史性就是超越那种“可以每时每刻都从起源上来加以历史地理解,而且它只显现为历史事实”的存在,唯一性和绝对性是它的标签,只有在这样的历史中,事实才是一种现实。纯粹的内在化了的统一性就是在天启的信仰中,使“大一”成为一切人所共有的大一,它是历史性的,但是却具有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统一性不是一些破碎的片段,而是具体完成了的整体。绝对性、唯一性、整体性,也是一种哲学思维中现实的特性,而这种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就是哲学思维所要抵达和返回的现实,“完整的哲学,由于能控制上述种种可能,所以本质上使人思虑内集,在这种内心行为中,人将分有现实,因而人才真正成为他自己。”

人真正成为他自己,这其实就是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在宗教的衰败,哲学的破坏中,这样的生存哲学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甚至在现实主义表面高涨的状态下,现实的意义丧失了,甚至在一种平均化的思维中,变成了在一种科学哲学,不仅有着嘈杂和伤感的气息,而且在现实的丧失中产生了人类心灵的危机。科学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拯救的方式,在对于任何绝对都推翻的前提下,科学成为一种信仰,甚至成为一种绝对的出发点。对科学尊重,甚至迷信,其实是对于一种经验的尊重,是对于经验主义的觉醒,但是科学不能提供人生的意义,不能给生活提供任何目标,甚至不能回答关于自己的意义问题,所以如果哲学只是一种科学哲学,那只是对腐朽的哲学感到失望而走向实际的科学,又从科学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哲学,而这条路在雅斯贝斯看来,就是一条弯路。如何在科学中寻找一条真正的哲学之路?雅斯贝斯的说法是:“哲学要求另外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也提醒我,惊觉我,使我回到我自身,改变我。”也就是说,哲学在科学这种时代意义的思维中重设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哲学思维“必须在每一个时代按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它自己”。

思维才是哲学走出被遗忘的尴尬,走出衰落和腐朽的一种有效途径,恢复趋向于内心的思维,又从内心改变自身,最后抵达现实,这样的哲学才是生存哲学:“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简说成一句话就是:想从一切表面现象返回到现实。返回到现实就是返回到我自身,返回到存在,返回到“已被赠与以我们的实存,已被赠与以作为实现我们的本原的基地”。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返回”,这就需要对存在进行界定。

存在并不是经验论之下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被认识了的存在,所以它不是一种主体对立面的客体,在雅斯贝斯看来,“存在永远没到尽头,永远是没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它永远让我们发现还另有新的有规定的存在”。也就是说,雅斯贝斯把存在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无边无际的东西,是一个永远在运动中发现和纳入新的规定的存在,他给这样的存在一种命名:“大全”:“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它自身并不显现,而一切别的东西都在它的里面对我们显现出来。它同时又是那样一种东西,由于它,一切事物不仅成为它们各自直接显现的那个样子,而且还都继续是透明的。”大全是并不显现自身的一切,大全是让一切显现为透明的存在,也只有这样的特性,它才是万物的根底,任何一个客体或对象才能成为大全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的大全一定包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意义的矛盾,而且只有在解说的时候,运用语言的时候才能凸显这样的矛盾,“假如说人有可能以客观的形式思维非客观的东西,那么任何一个命题也就无可避免地含有一个被误解的可能性,那就是说,人们就会拘泥于孤立命题的字句,得到一个关于大全的假知识,而不去在一个转身回头的思想里领会这个大全。”

如何化解这样被命名的悖论,如何让存在真正变成大全?雅斯贝斯认为,这就涉及到一个“哲学的决定”:哲学的基本活动使我的存在意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意义就是最后照亮那个作为至大无外的空间,而照亮一方面是为认识敞开道路,是一切对象可以畅行无阻地前进,最后包容和拥有一切,而另一方面则在大全那里设下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认识因这条界限而同时又丧失了它的意义”。大全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方法,他不是我的知识面前的对象,而它又包含一切的对象。而到了最后,哲学做出的抉择则是,用哲学思维记住全部的大全,这是一种飞越,飞越抵达自由,飞越超越存在,飞越就是哲学的行动:“它决定在我确切地掌握了有规定的存在知识之后再摆脱这一切有规定的存在知识,以使我能够真正地达到存在自身。”达到存在自身就是意识一个至大无外的空间,就是清醒察觉到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可能性是两种认识的状态:“或者是,我坠人无限的无底深渊,即是说,我处于虚无,因而我只通过我自己而成为我可以成为的我。”“或者是,由于体会到大全而产生出可以无限进展的洞见能力和心愿。”

所以在存在论之上,必然有一个可能性为真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真理性问题。真理是什么,是绝对,是真谛,是真相?是一种经验,还是一种强制力量?雅斯贝斯所说的真理具有多样性,不仅仅产生于“一般意识”,而且产生于实存,产生于精神,产生于生存,但是不管何种方式,真理都是大全样态的绝对意义,它是一个目的,是一个思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甚至每一个真理也对应着非真理,对应着“一种特殊的不满足追求另外的、更深的真理”,也就是处在生命的圆满和衰亡、对正确的欢欣鼓舞和不正确的深恶痛绝、对整体的满意和对永不圆满的苦痛、既有信仰也有绝望的对立中。而不管真理如何多样,这种对立的意义就是:“通过这种冲突,个别的真理意义的特殊性就显而易见了,而且我们在每一种冲突中就了解到非真理的一种独特的源泉。”也就是在真理和非真理的对立而达到的整体性中,真理变成了普遍和绝对的东西,变成了大全。

所以,在真理变成“整个的真理”中,雅斯贝斯允许例外和权威这两种“真理的威胁”存在,因为例外是“对任何样式的普遍性的实际突破”,它接受自己是例外为的是实现普遍,而权威的真理形态意味着,“真理既不仅仅是普遍知识,也不仅仅是外来的命令和要求,也不仅因是关于一个整体的观念,而倒同时是它们三者”,也就是说,权威看起来是外来的要求和强制,而其实是内心里说的话,权威的绝对性实现的是真理历史的统一性。例外实现的普遍性和权威达到的统一性并不是让真理就此止步,而是要进入其中,进入哲学真理,而这样的道路在雅斯贝斯看来就是理性。

理性追求统一,“追求一切真理全在其中的那个统一”;理性照亮各种样态的大全,“最后争取一切样态的大全的合而为一”;理性使一切起源可能的东西得到发展,得到敞开,得到纯化,得到发言,得到运动,也就是说,理性“粉碎狭隘的伪真理,消解宗教狂热,它既不容许感情上的慰藉,也不容许理智上的慰藉”,它从存在物的内在性中产生出来,然后飞跃而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全,也就是说,只有在真正理性意义上才能看见真理、抵达真理,实现真理.

大全的存在,理性的真理,实现了这些之后,才是最后返回现实返回自身的“现实”:“所以,哲学思维的最终问题,还是追求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的现实只剩下带有主观性的时间和空间,当我们的现实连物理的现实都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对于现实和自身的拯救就只能在一种后退中实现超越,超越我们存在的现实,超越没有可能性的现实,超越没有历时性的现实,超越没有统一性的现实,也超越作为他物来认识的现实,而这种超越就是哲学的任务,就是哲学的本质活动——不是完全可思维也不是不可思维,不是无时间的持续的他物,也不是在时间里常驻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意义下的现实是一种统一性的现实,是具有历史性的现实,只有在显示自身的存在里,我们才需要安静下来,才能看见真正现实的显现,才能完成生存哲学的真正使命。

“一知半解的哲学使人远离现实,完整的哲学使人趋向现实。”雅斯贝斯在存在论里看见了大全所代表的那个至大无外的空间,这是我们的存在;在真理论里,他指出了那条达到向我们显现的存在的道路;在现实论中,认为在作为目标与起源的存在的现实里,“我们的思维与生活,一切归于静止。”存在是本质论,真理是方法论,而现实则是目的论,在这三段论中,雅斯贝斯建构了一个最终返回自身的体系:“完整的哲学,由于能控制上述种种可能,所以本质上使人思虑内集,在这种内心行为中,人将分有现实,因而人才真正成为他自己。”而这种关于自身的现实也是雅斯贝斯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政治压迫和苦难的现实里,雅斯贝斯所坚信有一种信仰必将以哲学的方式解救自我,“我用我深信不疑的德意志精神来对抗那日益可怕、日益疯狂、日益惨无人道的周围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谁要是想活着就只有缄默。”所以,尊重理性,信赖科学,确认事物的本质,思维一切存在的本原,对于雅斯贝斯来说,就就是自觉的意识,这就是哲学的任务,这就是开始“发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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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校

编号:C55·2150721·1192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2764099
页数:190页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某些时候觉得,也有权利觉得自己是个有用之人吗?哪怕是在一个孤独的、被人忽略的人生的尾声阶段?哦,等我过世了他们会想念我的,麦拉·斯通如是想,但最糟糕的是就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人生被谁想念,又被谁遗忘?或者在人生里,哪里会有一所好学校?虚构的康涅狄格州预备中学似乎是一所“好学校”,“好学校”中的男孩毕业后就要立刻参军作战,老师们对于自身职业和所在学校的情感五味杂陈。尽管这是一所学校,可正如书中一名老师所说,这里“蕴藏了巨大的性能量”,学生如此,老师亦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本书还延续了《革命之路》中探讨的主题:婚姻的脆弱不堪。丈夫残疾,妻子出轨,丈夫意欲自杀,却连自杀都无能为力。
《好学校》:就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 

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裹着一层虚幻东西——教师和学生都是——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
        ——《第二章》

他们是每个人,是教师和学生,是多塞特中学这所“好学校”的群像,仅仅从脸上看出的是痛苦,是悲哀,是无奈,是受辱,但是作为身体局部的脸上,作为人性局部的表情,如何能反映一个真实的现实?如何能体察他们身上的虚幻?脸上或许是一种掩盖,身体或许是一种表象,在战争笼罩的时代里,就像被命名为“好学校”一样,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正在和即将坍塌的世界。

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是一句无法触及内心的引用,所以关于坍塌世界的引用是从化学老师杰克·德雷伯的口中开始的,“你想象一下,如果宿舍的大石墙坍下来我们会看见什么:一百二十五个孩子都在手淫。”坍塌下来的世界里不全都是毁坏的废墟,还有一个掩藏着的真实状态,“一百二十五个孩子都在手淫”是一种群像的行为,集体消解了个人,直接的欲望满足取代了甜蜜的爱情,众目睽睽之下,世界的坍塌比废墟甚至死亡还让人感受到一种畸形的痛,但是德雷伯说出的这句话,并不是在痛击现实,引用的前半句是:“说真的,鲍勃,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吗,在我们体内蕴藏着一股多么强大而且纯粹的性能量?尤其是上的这个时候。”对着学校英语助理教师和学校里的纪律监督员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说出身体内的欲望,并不是可耻的行径,而是一种向往,一种展示男性力量的希望,但是“强大而纯粹”的性能量在哪里?就在一百二十五个孩子的集体手淫里?就在坍塌的石墙后面?

坍塌也是虚幻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直接而具体,可见而满足,就像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一样,以局部反映整体,以群像揭露虚幻。欲望是男性的一种力量象征,是对于女人和世界的征服方式,但是在“好学校”里,却成为石墙坍塌后面的真实写照,这种虚幻消解的是多塞特作为“为绅士阶层的孩子们”造的一所学校的崇高意义,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从荣耀变成毁灭,这样的象征意义不仅对于德雷伯,对于鲍勃,对于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会是一场可笑的闹剧和绝佳的嘲讽。

为什么要建造“好学校”?作为创始人,富婆胡铂太太的说法是:“我一直都想做个男孩,男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做事的。男人操控着这个世界。而且,在我前夫去世后不久,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一所男子学校,就是如果我是个男孩我就想去那里上学的那种。”希望做一个男人,因为男人操纵着这个世界,因为男人征服着女人,因为男人将欲望变成力量,所以身为女人的胡铂太太,要用一种性别转换的方式成全自己的梦想,而这所男子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满足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招收的是男学生,男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组成了一个发扬个性的世界,梦想成真是幸福的,但是也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梦想也是一种虚幻,最后在胡铂太太面前的是倒闭的学校,是最后一届毕业班,是各奔东西的男人,是战争带走的希望,“你们明白吗?呃,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不是吗?”

虚幻的东西最终必定是以泡影的方式出现,最后一个毕业班,是理想走向终结的标志,而其实不管是谁,在进入这所“好学校”的时候,命运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结局都已经被注定了。就像德雷伯,说出那句关于一百二十五个孩子手淫的故事,不仅是关于“好学校”男人命运的预言,更是对自身的一种痛苦式的无奈。这个二十九岁就得了脊髓灰质炎的男人,拥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艾丽丝,但是疾病给他带来的是身体的残疾,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年,还生下了孩子,“这证明他这毛病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殖系统”,但是对于他来说,身体的残疾变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苦,这是对于欲望的打击,甚至当他可怜兮兮地光着身子爬上他婚床,他都知道他的老婆不会过来陪他。“怀着一个残疾人的听天由命和一个酒鬼的要命的冷静,他甚至知道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在这儿与他相伴了。”

所以在残缺的身体和被嘲讽的欲望面前,他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征服的男人,无法让艾丽丝感受到男人的力量,所以那在坍塌世界里手淫的一百二十五个人,仿佛自己就在其中。所以三十六岁的艾丽丝会成为“拉普拉德的美妙情人”,让-保罗·拉普拉德这个在“好学校”教法语的老师成为德雷伯欲望的取代者,也仅仅成为德雷伯这个男人身体的代替品。但和艾丽丝也仅仅只是床笫之合,甚至只是赤裸裸的欲望,“到今年夏天你就会忘了我的,”艾丽丝在六月里这么预言过。而得到的回答是:“那会再次激起我想要拥有你的欲望。”在他身边有着更多的女人,在这些女人身上他有着更多的欲望,性爱取代了情爱,对于艾丽丝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男性征服的空洞等待。

而拉普拉斯的归宿似乎不在这里,这个“更愿意回纽约去”的法语老师就像他执教的语言一样,象征着某种无根的飘荡。战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恐惧的存在,而对于拉普拉德来说,却是实现另一种可能的机会,当他了解到他或许有资格进入O.S.S.的时候,他便渴望能争取到那份工作,抛弃艾丽丝,离开多塞特,走向另一个和征服有关的权力体系。后来真的被任命为上尉之后,却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耀和幸福,在时隔多年之后给艾丽丝的那封信上,他说纽约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这里只有斯帕姆午餐肉、奶粉、开得慢吞吞挤得吓死人的出租车……”而这封信并非是为了向艾丽丝倾诉离开之后的落魄,反而想再次回到艾丽丝的身边,“艾丽丝,那我们怎么还能做朋友呢?”在他看来,“除非包含了友谊,否则爱毫无意义”,这像是一种回归,但其实是男性对于欲望的可怜觊觎,是对于自我的可怜乞讨。

艾丽丝把信撕成碎片,对于她来说,像是她对于和拉普拉德畸形欲望的一种彻底舍弃,是将自己重新拉回到家庭中,拉回到丈夫身边,而身体残疾的德雷伯似乎一生都无法恢复关于男人的自信,他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房间大声说道:“好吧,宝贝,我爱你。”但是即使他想在愤怒的时候踢掉桌子,也无能为力,在艾丽丝的讥笑和讽刺中,更加深了一个男人的痛苦,虽然最后艾丽丝鼓励他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哦,我知道你讨厌这么说——你以前常说残疾人讨厌别人说他‘勇敢’——但我的意思不仅仅指那个。你那种一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态度;你每天面对着这个糟糕的、糟糕的小地方时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勇气——一哦,杰克,你知道孩子们有多爱你吗?”这是站在家庭立场,站在孩子角度的鼓励,更是对于自己的救赎。

身体残疾,欲望受阻,妻子出轨,权力虚幻,这就是一个“好学校”在表面制造和谐却在内心几近崩溃的可笑故事,男人在哪里?征服在哪里?梦想在哪里?而那些招收进来的学生呢?在这个“好学校”里,有着一张天使的脸和运动员身材的“肌肉男”特里·弗林,有英俊的英国男生理查德·爱德华·托马斯·里尔,有整洁的孩子吉姆·波莫罗伊,但也有肥胖、精瘦,以及自卑的孩子,而在这些孩子中,威廉·格罗夫是是拉普拉德四年级法语班里最笨的孩子。他穿着土气,性格内向,学业平庸,常常被拉普拉德批评,而在老师之外,他也被同学看不起,盖恩斯叫他“吉普赛人”,有人讥笑他肚子里有老蛔虫,甚至他被一群人围起来,用安全剃刀挂掉了阴毛,“可是,他没有想到剃毛只是第一步行动。——随后就开始了有节奏的手淫。”

被刮掉阴毛,被手淫,对于格罗夫来说,他的男人特性几乎是被阉割了,这是一种羞辱,不仅在生理意义,也在人格上,让他在示众中丧失了男人的尊严,所以对于受到伤害的格罗夫来说,男性的复活是他对自己的拯救,在躺在黑暗中思索着一辈子的方向时,他想到了要扭转乾坤,“他也许在学校里仍旧能做个声誉良好的人”,就像战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是一种要么被阉割要么有声誉的选择。但是对于这场战争,格罗夫并非用身体来抗击,他在“战时的美国”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继而进入了学校《多塞特纪事报》,用自己的笔获取那一份声誉,而且他学会抽烟,像一个成熟的男人进入了学长俱乐部,十七岁的他让自己过早地成为男人,成为战争的胜利者,而这样一种战争对于他来说,更是消除被手淫带来的心里阴影。

这个喜欢马克斯和弗洛伊德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强的革命意识,有着对于新事物的接受欲望,但是在这样一个存在着以阉割作为闹剧的学校里,弗洛伊德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而且最糟糕的是,根据他读过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它们的根源都来自性焦虑。”性焦虑无非也是张开了欲望的毛孔,对于格罗夫来说,更像是受辱过去的一种弥补,甚至是报复。认识的巴基告诉他不要把性爱当成是爱情,而可怜的巴基将女友波莉·克拉克介绍给格罗夫之后,格罗夫却取代了巴基成为克拉克的男友,这是一种置换,却也是对于性爱欲望的讽刺,“我很喜欢巴基,但我并不属于他。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想要告诉你的……”巴基的女友给格罗夫的信不仅让巴基失去了所谓的爱情,也让格罗夫意外收获了关于一个男人的尊严。

但是正如巴基所说,性爱不能当成是爱情,而所谓的爱情在这个时代,也变成了一种充满嘲讽的故事。布莱克女子学校的伊迪丝仅仅在和多塞特男生的舞会上认识了拉里·盖恩斯,便开始疯狂地爱上了她,这种爱是她对于单调乏味学校生活的反抗,更是对于死气沉沉的学校秩序的颠覆,“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头发两边各梳一百下,而那时候她往往会用无奈的眼神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这样的生活里,她需要有一只手,将她从里面解救出来,所以当看到更成熟更有男子气的盖恩斯的时候,她的内心是狂喜:“我恋爱了,她想。哦,上帝;哦,上帝;我爱上了拉里·盖恩斯。”疯狂的爱恋让她品尝到了兴奋,让她献出了自己的初吻和初夜。爱情在这个时代会存放多久?艾丽丝和德雷伯的婚姻里有长久的爱情?格罗夫和克拉克之间的信件里有永远的爱情?在树林里表达一生一世誓言的盖恩斯和伊迪丝又有怎样的爱情让他们品尝幸福的滋味?“这是一段真正的浪漫,两个真正的恋人,他们的出现是对发生在这里的其他该死故事的绝佳嘲讽。”

像是一种完美的爱情,像是对于现实的拯救,但是这样一种幸福却并非可以长久,拉里·盖恩斯离开学校,“奔赴他自己选择的命运,穿上水手服去纽约就职。”他被战争带向了另一个现实,虽然是自我选择,但是却意味着永远的别离,拉里·盖恩斯被塞上一艘开往北非的油轮之后,在离纽约港十英里的地方,凌晨时分油轮突然起火爆炸,“船员无一生还”的结局是一场悲剧,对于伊迪丝来说,不仅意味着爱情的消逝,也意味着自己走向疯狂,嘴里的“哦!……哦!……哦!……哦!”甚至不是对于命运的抗议,不是对于战争的谴责,如此柔弱,如此可怜。

爱情死去,是源于像盖恩斯这样一个男性主体的消失,而在“好学校”里,聚集着来自不同地方的男人,但以不同的方式上演着男性被阉割的故事,身体残疾而遭受婚姻危机的德雷伯,被当众刮掉阴毛被手淫的格罗夫,因为战争失去生命的盖恩斯,这是一种嘲讽,也是一种悲剧。就像在《序》里,当“我”被和父亲离婚的母亲送到多塞特学校的时候,父亲叹息地说:“事实上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你知道——据说那是一所好学校。”“为绅士阶层的孩子们所造的学校,却满是那些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所以父亲说到的这所好学校,其实就是对于命运的无奈——”父亲,那年夏天他并不老——他五十五岁——不过再过十八个月,他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就是一种象征力量的男性主体的缺失,所以多塞特学校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因为男人的梦想而建造的学校,却因为男人力量的不断被消灭而最后走向没落,拉普拉德当上了上尉,盖恩斯在游轮爆炸中死去,理查德,爱德华·托玛斯·里尔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皮特·吉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带走了男人,对于一个“好学校”来说,也在战争中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校长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在职工大会上提议,“学校里每个职工都自愿同意减薪百分之二十五”一,以渡过这次财务危机。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实际上,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危机,也无法躲避这打破了他们美好向往,甚至破坏了虚幻理想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在更大意义上就是关于男人这一臆想的可怜终结。

“如果我们失败了呢?一我们失败。只要你鼓足勇气坚持下去,我们就不会失败。”格罗夫修改戴夫为校长写的演讲,引用的是《麦克白》的剧本,但是勇气在哪里?“好学校”变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梦魇,就像战争。当多塞特学校宣布倒闭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逃出了学校去派对,去喝酒,而当英语助理教师和学校里的纪律监督员德里斯科尔找到他们的时候,他看见的其实就是一群失去了信仰的孩子,“这辆卡车上的孩子们还没有做好服兵役的思想准备,他们坚定的意志,没有骄傲的感觉,也没有挑战的精神。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哦,圣母马利亚啊——他们的歌声听上去还像小孩子。”似的小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庇护之下,他们的命运就只能自我沉浮,所以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男人,而这种小孩子的悲剧却也是德里斯科尔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他的儿子鲍比像格罗夫一样,被学校里的孩子“被手淫”,他受辱地躲在暗处,躲在被子里,却不敢告诉父母,实际上这种阉割只是孩子们对于德里斯科尔所代表的制度的反抗和报复,德里斯科尔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监督员,他代表的就是秩序,就是规则,就是对于个性的约束和抹杀,他的心里总是装满了这样的希望,“希望能有一个最终的权威、一个裁判官、一个上帝”,所以孩子们对于他的儿子鲍比的戏弄,就是一种反父、反权威的抗争,只是这样的抗争,并没有获利的一方,并没有取胜的一方。

就像战争,没有输赢,没有胜败,只有失去,失去爱情,失去力量,失去幸福,失去个性。对于“好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派对喝酒之后,他们的歌声不是“昨晚我喝醉了/前晚我也醉了/今晚我还要喝醉/就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而是“我们开开心心地唱歌,开-开-心-心地,来一桶啤酒啊,我们四个分着喝……”喝醉是成年男人的故事,而开开心心是孩子们的向往,战争无辜地把他们变成了大人,变成了男人,却注定是被阉割、被想象的男人,所以最后作为父亲权威的德里斯科尔,“他把头趴在了方向盘上,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他睁着一只眼睛盯住路面,然而其余的一切都在他的心里炸开了花,他哭呀哭呀哭个不停。”

为自己哭泣,为儿子哭泣,为学校哭泣,为时代哭泣,却“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在未知的路上行驶,最后通向下一个未知的出口。

Tags: 好学校 理查德·耶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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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波2

编号:H79·2150721·1191
作者:乌力波中国编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61.30元
ISBN:9787510442742
页数:430页

关于“乌力波”介绍:直译“潜在文学工场”,是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等组成的打破文本界限的松散的国际写作团体,1960年提倡于法国,其成员至今活跃于世界文坛。关于“潜在”:“潜在”一词最初指“一定时间后起作用的方法”,后延伸出“有力量的,理论上的”等意义。除了“具有精神同质趋向的文学思维方式”,除了“被认为是21世纪实验文学的曙光”,在封面之上最显眼的则是“雷蒙·格诺”的名字,乌力波的创始人,所以这一集全面介绍格诺的写作,和译介了《风格练习》全文。另外,则首度连载刊登罗池译《芬灵根守灵》、贾勤译《云使》、丘成桐之数学与文学等重要作者之重要作品。七格、霍香结、恶鸟、芬雷、戴潍娜等也奉献最新译著和作品。
《乌力波2》:这种情况下,故事同样结束了

暗号是伦敦广播电台的一条“私人信息”,如今不停地在他耳边回响:“今年的五月有53天,重复一遍,今年的五月有53天。”
       ——(法)雅克·鲁博《昔日之旅》

五月已经远去,冬日还没有到来,在一个从白天顺利抵达夜晚,从夏天过渡到秋天的日子,如何破解这一个属于“私人信息”的暗号?如何在听到的时候会把日历翻到不存在的53张?我在一种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的时间里打开了《乌力波2》,找到了雅克·鲁博的《昔日之旅》,知道了乔治·佩雷克的《冬日之旅》,也看到了题为《雨果·巍尼耶的诗》的诗集,甚至还若有其事地从书柜里取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看是不是在巴黎发售第一版。

一个文本关乎的是另一个文本,另一个文本牵涉出另外的文本,文本和文本组成了集合,就像时间和时间组成的集合,竖排而站立,横排而堆砌,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呈现方式里,我试着按照时间的序列排列出和文本有关的线索:1854年,标题为《冬日之旅》的书在瓦朗西纳市出版;1857年6月25日,《恶之花》在巴黎开始发售第一版;两天之前,是《雨果·巍尼耶的诗》原定出版的日子;1939年9月,文森·德格瑞尔被征召,在敦刻尔克执行与德占区抵抗运动联络的任务;1966年,在文森·德格瑞尔还没疯的时候,佩雷克去拜访过他,知道他曾经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读过巍尼耶的书,书中包含了上世纪末法国诗歌创作的精髓;1980年,丹尼斯的父亲带来了那本有关五月有53天的书……这是和数字有关的序列,这是被记载的序列,这也是和文本呈现相关的序列,可是,为什么丹尼斯·伯拉得在图书馆看到的佩雷克的《冬日之旅》里,竟然有自己的名字,以及父亲德尼·伯拉得?为什么佩雷克关于1939年八月最后一个星期的叙事里,会出现同样名为《冬日之旅》的雨果·巍尼耶诗集?为什么1864年初版的图书会提前包含十九世纪末的法国诗人精髓?为什么佩雷克初版中错误的《冬日之旅》最后还是没有恢复成《昔日之旅》?

我在还没有到来的冬日之前,却站在了“昔日”的过去时?有意的“偏斜”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为的谜案?有人死去,小说销毁,是一种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昔日之旅的内容,而在眼前的《冬日之旅》却只打开了将来的窗口,是时间被颠倒了,还是时间原本就不在里面?“今年的五月有53天”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还是将要发生的故事?我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数过五月的天数,不是53天,只有31天,而冬日在我眺望的时候,却远远没有露出身体,它被隐没在时间的端点,“为了证明作者对真相的预知”。过去而变成将来,远方而在身后,在被不断改写的时间里,我其实只是一个可怜的读者,而我以为时间都是具有物理状态的,都是不变的参照系,不变的旁观者,却不想在耳边听到了那一句“私人信息”,那一个暗号,于是,我变成了自己文本里的人物,在一本被打开而又合拢的《乌力波2》,把“如若往昔将吞噬我们晴朗的翌日”的句子永远关在了五月已逝冬日未来的时间里。

“过去的未来”,对于时间来说,永远不是为了被发现,而是为了书写——书写的文本里,只存在一个人,那就是作者。《乌力波2》本来是在我作为作者的时间里出现的,一篇评论而已,是在电脑的字符里编排成阅读感想,然后传输,然后接受,然后下载,然后便被印在了书里,最后一篇的“读者平潭”自然把我又从书写者变成了读者。这是一个和文本有关的身份,作者的前提就是做一个读者,就像《乌力波2》便活在《乌力波》的时间之后,先是读者,在成作者,最后还是回到读者,而在《乌力波2》阅读之后,是不是还会成为一个书写和评论的作者?读者-作者似乎在构建一种无限循环的体系,文本的读者,读者的作者,作者的读者,会一直在“乌力波”未完的系列里,演绎出一个如“庞加莱蛇”的圆圈,“造物的奥秘,造物的大能,终究由他来启示。”丘成桐在目录前的那一首《庞卡莱之梦》,就是表达一种破解猜想的渴望心情。

但是在过去而变成未来的时间里,在作者而为读者的循环里,那个造物的奥秘究竟在哪里?那个造物的大能如何发挥?那个梦境的启示怎样被破解?《昔日之旅》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文本“提前抄袭”的可能,那么所有的时间数字无非是雅克·鲁博随意改变的结果,他是作者,他掌握着词句的结构和顺序,掌握着故事的怪异线索,当然也制造了五月53天的事件,所以在这个作者主宰的世界里,偏斜就是正确,迷雾就是真相,私人暗号就是公共信息,甚至真实存在的波德莱尔、佩雷克、马拉美都变成了一种虚构,而那条庞加莱蛇明明就是一个自己编织的梦境。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谓的“宇宙规律”是不是作者在自己的宇宙里设计的规律?那种客观性、开放性和无限性,是不是在作者意义上就会变成唯一的可能?那么“潜在文学工场”而被命名为《圣经》,是不是上帝就是作者自己?雷蒙·格诺说:“唯一的文学是自愿的文学。”自愿其实不是指向阅读的作者,而只在书写的作者那里,他是上帝,他是文学,他是世界本身,“不是已经写成的文学,而是仍然在写的文学。”谁在写?上帝在写,作者在写,自己在写,他是自己建造了迷宫的老鼠,又渴望从迷宫中逃脱,而在这建造和逃脱的过程里,每一个门,每一个文本,都朝向作者。

那个名叫“盖世无双”的APP为什么有无限大的字节数,为什么有无限远的更新日期?无限的长度,无限的时间,以及无限的网络,而在这无限的集合里,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作者,中国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孟根布拉格苏木曼德拉山里太有创意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设计者我和老挺,就站在无限的原点上,其实不管是中国文人画的题跋,还是猜谜一样的藏头诗,不管是米芾的草书,还是回鹘文和于阗文的双文注解,一个APP的入口里设置的这些似乎是为了让用户体验一种猜谜而找到线索的获得感,而其实一旦进入其中,根本无法在无限的世界里成为一个驾驭文本的读者,他们进入这个入口,就是陷入在一种迷失的状态中,“别人的愤怒小鸟,可以让玩家越玩越快乐,而我们生产的快乐小鸟,玩家玩到后来,无不咬牙切齿,因为我们把关卡设计得无比复杂,你要不明白量子物理学里关于角动量算符的对易规则以及希格斯玻色子的生成方程,你甭想在我们的游戏里前进一步。”无限的APP,无限的羊,无限的沙子,只有站在起点的人才能够从迷失中退出来,而这一切无非是作者的一个陷阱,一种游戏。我和老挺其实不是普通的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大熊星座NGC2787银河系,“离地球两千四百万光年”,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遥远的存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往无限,而他们前来地球的目的就是杀死在地球上的人类,引诱和屠杀,在这个无限的世界里,只有作者才能实现这个“盖世无双”的梦,才能消灭一批批试图寻找返回之路的读者,而消灭并非是让他们真正死去,而是读者变成作者,以一种裂变和异化的方式延续作者的无限之链,“游戏者可以在和本来世界完全一模一样的镜像世界里,根据自己的愿望,重写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且,改写完毕后,可以储存并完全覆盖本来世界,从而改变本来世界的事件进程。”

改写时间,覆盖世界,他们成为另一个作者,他们创造另一个入口,他们消灭另外的读者,而这种无限循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死亡童话”,对于生命的最本质疑问是:“人为什么而活?”答案是死亡,死亡是被时间抛弃,死亡是肉身的覆灭,死亡是从有限到无限,而死亡变成童话之后,是不是会从无限走向有限?是不是可以对抗时间?“不如设想还存在着一个生命童话之后的童话。一个高级于生命童话,即高于活着时曾沉溺过的所有童话的童话,才可以连接生命童话与死亡。”被制造的童话,其实也是被修改的死亡,而当死亡童话出现的时候,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象?真实度为1的时候是真实,为0的时候是虚无,1和0就像计算机的符码,它组合成新的序列,而0的意义就在于1的存在,而1的无限也依靠0的扩张,所以说,真实和虚无本就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让一个童话在死亡面前变成无限,才能在不受时间序列管控的世界里存在,才能在大脑和人体复制之后进行的数字化复制中走向复活,“在最微观层面,不存在死亡,亦没有存在的概念,可以看做数字化。”而数字化无非是另一个App,无非是那些沙,无非是那些羊,无非是作者:“在那很久以前,人们只能借以想象与语言文字来制造童话,如今,人们以科学技术和丰富的艺术技巧来制造童话。那众人在线共同参与的网络游戏,将童话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童话就是一个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就有一个无限的入口,入口的顶端永远站在制造规则的作者。所以生成的艺术,无非就是从机器作家到数码文学,就是将那个“词语磨坊”变成现实,就是在电脑里成为故事编造者,成为吟游诗人,成为BRUTUS,于是有了避讳的规则,作者省去了一个或更多的字母,于是有了俳句化的创造,可以从现存某首诗每行之末的韵语生成新的诗歌;于是有了S+7的文本,将其中的词语用任何词典中位于其后7位的词语取代,生成新的文本;于是有了组合学,有了分歧,有了九十九则的“风格练习”,有了百万亿首诗,有了超级质数。

一条公交线上,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伙子,一次乘车经历,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当作者出现的时候,它变成了“风格练习”:它可以在“复式记录”里这些书写:“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我注意到一个年纪稍大的青年人,他长得非常古怪,他长得非常荒唐……”它可以在“荒芜的城市沙漠里,同一天内,我再次遇见了它,因为一颗位置偏低的纽扣,它正吞下羞辱的苦酒”里寻找隐喻;它可以在“你应该在你那件大衣上再多加一颗扣子,他朋友告诉他”完成倒叙;它可以在惊叹号里“惊呼”,在问号里“犹豫”,在“不”里否定,在“噢”里感叹;它可以提供主观视角以及另一个主观视角,可以转换为官方信函和简介的形式;可以用审问、喜剧和旁白,可以用泛灵论、拟声法和逻辑分析;可以在限定词里作文,可以精确描写,可以字母移位,可以使用遁词;可以使用过去时、现在时、被动语态;可以拼音声母省略、拼音韵母省略、拼音词中元音连接;可以2个偏旁为一组重新排列、3个偏旁为一组重新排列、4个偏旁为一组重新排列或者独立成字后的重新排列;可以运用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听觉来书写,可以从植物学、医学、动物学、几何学角度来阐释……

四年时间,九十九则“风格练习”,在文本的模仿中演练,在词语的互文中书写,一切都是雷蒙·格诺的安排,那么作者创造的九十九种可能是不是就是指向读者,或者创造和互文的目的是为了读者阅读?这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显然这个假设是幼稚的,在互文世界里,看起来有作者,而其实作者的目的是把更多的读者带向迷途,然后在迷途中成为作者,带入更多的读者,成为更多的作者,如此循环,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所有的读者都变成了作者。公交车上的年轻人,大衣上应该多加一个扣子,其实根本没有原始的文本,甚至“刚要”也只是一个放在读者面前的文本,而那个真正的作者在哪里?他在无限远的地方,在看不见的地方,甚至它不是一个叫格诺的人。

似乎,朱琺的《安南故事集》可以看成是读者的一次僭越,那些已经成文的越南民间故事自然是一个静止状态的文本,自然有一个不变的“作者”,所以朱琺在这些文本面前,成为了阅读的读者,但是他对于这些奇怪的民间故事,显然要加入另外一些东西,这个加入的过程叫做“从拣选到改写”:“旨在继承从叶芝、小泉八云到卡尔维诺、安吉拉·卡特一脉相续的现代写作传统,回到元气淋漓的民间叙事,从中凿虚汲深,为小说寻求不同于既有精致而充分的格局、技法与动力。”无论是叶芝、小泉八云、卡尔维诺、安吉拉·卡特,还是朱琺自己,都是从读者变身为作者的一次主动出击,是为了颠覆一种书写而阅读的规则。主动出击,是读者的能动性体会,自然那个通往无限远的入口被读者所掌握,无论是“南阿Q做皇帝,还有史前飞行器”,还是“神的私生子 擅长私通始末”,无论是“多出四个儿子,免却一场官司”,还是“你们说,我就把脑袋抱在手里好不好”,都是在读者意义上完成了文本的改写,而这样的改写也是参照另外如中国民间故事的文本,都是在阅读之后的状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读者取代了作者,提供了另一个自我控制的可能,提供了潜在性的文本。

但是,很明显,在读者取代作者的主动改写中,身份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新的文本背后依然站着一个作者,甚至这个作者带着读者的面具更具有欺骗性,安南故事有母本,读者有主动权,而读者取代作者的更深意义,便是重新拥有一种权力:“而南方,丛林蓊郁,气息氤氳,意味着边缘、狂妄、不经以及性力乱神的故事。”就像那个“逋也”的词具有的双关意义:“既是流亡者(逃犯),又是父亲。”逃亡者是迷途的读者,而当改写了文本之后,他自然变成了一个掌握权力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延伸系统的作者。

“潜在的文学等待读者,渴求读者,需要他来完整地实现自身。”这是乌力波对于潜在文学意义的界定,一种等待,仿佛就是张开了那一个通往无限的入口,那里有百万亿首诗,有超级质数,有无数的沙子,有九十九则练习,当作者制造了文本的种子,当作者站在无限的起点,为什么读者必须在百万亿首诗的可能中阅读,为什么读者在无限的字节里迷失,为什么读者要在风格练习里死去?作者和读者,是一个文本的两面,是一条链条的两端,当作者打开口子期待读者,当作者制造文本淹没读者,当作者在一颗种子的繁衍里制造无限,读者其实就是对象,就是目标,就是被俯视的人,“我们提出去建立一个诗歌装备库,诗人可以随时取之所用,当他们想不依赖于灵感的时候。”

而其实,这种不对等对于“潜在”的状态来说,实际上意味的是显露,乌力波是朴素的,却是暴力的;乌力波是有趣的,却是机械的;乌力波是反或然的,却是偶然的——种子文学只属于作者,原作品只属于作者,十首十四行诗只属于作者,而读者在被设计的APP里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死亡童话里掏空了身子,在瓦匠芬尼根的世界里“坠落(吧吧吧嗒嘎喇噶哒咔暍咪嗱隆轰复隆通而隆咜嗡咤哆哇吼呶嗯喀嗯咄畎吵噔呢吐尔哪!)”在《昔日之旅》里进入再无法从时间里走出的53天的五月。

“庞加莱蛇”变成“庞卡莱之梦”,“弗朗索瓦·勒利奥内”成为“弗朗索瓦·勒利奥内内”,“次属阶级”而为“次数阶级”……当这些错字出现在文本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作者对于读者的调戏和压制,是不是也是“偏斜”的真相,是不是也是潜在的文学,是不是也是风格的练习?本来读者渴望的是一个“喜欢的故事”,可是当树形的文学在不断出现的可能里走向不同的方向时,喜欢有时候却变成了戏谑,可能性永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三个活蹦乱跳的豌豆,三个皮包骨头的大竹竿,总是寻找着和读者一样的突破口,韦伯词典上的“ERS”提供了一个选择之外逃逸的通道,而其实,无论是“接下来没有了,故事结束了”的提示,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故事同样也结束了”的结果,在读者世界里永远不趋向于一个终结,它其实是返回,其实是引诱,其实是折磨,因为每一个喜欢的故事都是百万亿首诗,每一个读者都是逃不出迷宫的老鼠。

不如重重地合上书,连同那个“读者平潭”里才成为作者的我,也都被压在四角方方的文本里,从此不再说话,不再书写,没有可能,没有无限,“如若往昔已经吞噬我们晴朗的翌日。”

Tags: 乌力波2 乌力波 潜在文学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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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空地

编号:S55·2150720·1190
作者:【美】弗罗斯特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66.00元亚马逊49.60元
ISBN:9787532155620
页数:588页

博尔赫斯说:“弗罗斯特能够写出看似简单的诗歌,但你每一次读它们,你都会挖掘得更深,发现许多盘曲的小径、许多不同的感受。所以说弗罗斯特我对于隐喻有了新的认识。他给出一个隐喻,我们以是一个简单的直截了当的陈述。可是随后,你发现这是一个隐喻。”简单如句子,11岁丧父迁居新英格兰、养过鸡、在工厂做过零工、长年经营自己的农场、四十岁时才出版首部诗集《一个男孩的意愿》的弗罗斯特即使在这样的人生故事里发现另外的隐喻,《春潭》、《雪夜林边》、《未选择的路》、《见证树》的语言和意象里,是尘世的秘密,是日常的故事。“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睡前我还要赶上几英里。”前者是自然状态的睡觉,后面则是不再醒来的死亡。
《林间空地》:所有的启示都属于我们 

就这样,死亡之时留下的有意义的名字,
导致了一个女孩的婚姻,统治了她的生活。
虽然这意义不怎么清楚。
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可以养大一个孩子,
把这孩子从父母手中夺走。
要我说,最好取一个无意义的名字,
更多地交给自然和幸福的偶然来决定。
给孩子们取取名,看看你会怎样。
        ——《枫树》

她的名字叫玛贝尔还是叫美珀尔?以一棵枫树而被命名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被养大的女孩却只有叫她美珀尔的父亲,叫她玛贝尔的老师,而母亲呢?一个生下了她的母亲呢?给她取出有意义名字的母亲呢?在她的脸上摁出三个酒窝的母亲呢?寻找有时候只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唤醒”,因为“你和她只是/在楼上的房间彼此擦肩而过,/一个向这边走进生活,一个/向另一边走出生活”,走向两个不同方向,走向两个不同人生,离别有时候只是一种想象,离别有时候只是让人解读另一个有意义的命名——关于美珀尔的名字,只是一个“好姑娘的吉祥话”,当被自我唤醒,何处去得到一个确定的印证?

夹在圣经里的枫叶是一种理由?看见十九层窗外的飞行是一种理由?踏上父亲家的朝圣之旅是一种理由?可是被名字带去的地方没有枫树,“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连一棵遮阴的树都没有”,与母亲有关,与父亲有关,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事”有关,但是“和我无关”的命名为何又降临到一个女孩一生的找寻中?像是一个和失去、和死亡有关的故事,在女孩的成长,女孩的婚姻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和自己无关的生活,有意义的名字却并不带来有意义的生活,“即使现在可以,我们也不愿揭开秘密:/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它了。”不寻找的意义是躺在林间空地里,是看见孤独竖立的树桠,是紫色或淡粉色的叶子,是“交给自然和幸福的偶尔”,有意义的名字被解构成自然和偶然,在无关“枫树”的象征中建立另一个关于自己的秘密。

所以,林间空地是一种容纳,是一种宽容,是一种自然,是一种无意义的意义,是一种对于缺省关系的弥补和复合,那种种和离开甚至抛弃有关的人伦都化成了一种“自然和幸福的偶然”,美珀尔只是美珀尔,当去除了一个“危险的自我”,带回来的是另一个自我。可是人如何能在这种偶尔中“进入我自己”?带着新英格兰标签的弗罗斯特似乎就在寻找出生之外的那一个自我意义,“他们听任我们选自己的路,/已被证明寄错了希望的两人,/有时候我们坐在路边角落,/带着淘气的、流浪的、天使的表情,/试一试我们能否感觉不到被弃。(《被忽略》)”似乎从来就有这样的担忧,从来就有着无法摆脱的担心,那就是在自己选择的一条路上,是否有“他们
”的态度。路边的角落里,既有淘气的想法,也有流浪的欲望,既有天使的表情,也有被弃的不安。《傍晚散步》里有着刚割过的草地,有着半掩的花园小径,有着一棵光秃秃的树,有着树上残留的一片发黄的叶子,“我往前走没多远就停下,/捡起还没落的最后那朵/紫菀花褪色的蓝,/再一次捧去,给你。”这似乎是一种自己走的路,那里只有我,只有你,只有“紫菀花褪色的蓝”,走过去,停下来,捡起,似乎都是没有阻碍的,就像《求玫瑰》里“她带着雾蒙蒙的闪光出现在我们面前/默默赐予我们以她玫瑰的恩惠”的爱情,就像《我的蝴蝶》里“我在屋檐下发现了它,混在/枯萎的树叶里”的生命意义,都呈现在一种没有“他们”的状态中。而在我进入我自己的欲望中,在和自己有关的路上,似乎永远有“他们”的影子,他们是巨大的阻碍,我和“他们”形成的紧张关系里有一种执着,但也有一些迷离,有一些坚持,但也有一些无奈。

关键是,“他们”有时候就是那些关系我,“渴望了解我是否还亲近他们的人”,就像美珀尔的父亲,就像“在楼上的房间里彼此擦肩而过”的母亲,一种无意义的书写必须带着命定的意义机缘,所以在“他们”面前,我所走过的路是这样,首先就如《启示》里所言:“我们把自己隐藏在/冷嘲热讽的轻浮言辞后”,接着便是在《暴风雪的恐惧》里那样:“我的心里升起一个怀疑/光靠我们自己能否熬到天亮/而不需别人帮忙”,接着就如《魔神的嘲笑》:“之后我把我自己靠在一棵树上坐下。”但最后却还是在《瞭望点》的那种状态:“厌倦了树,我再次寻找人类”。

弗罗斯特:走在未选择的路上

如此反复,如此犹豫,对于我自己来说,似乎就是一个被“他们”隐藏的主语,对于弗罗斯特来说,这种种的曲折也只是作为一个男孩遭遇的“成长的烦恼”,他只是一个男孩,那些意义也只是“一个男孩的意愿”:“A boy 's will is the wind 's will,/And the thoughts of youth are long. long thoughts”男孩的意愿如风一样,有时候是坚定,有时候又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长长的记忆换来的却是“我失去的青春”,所以在1914年的《波士顿北》这辑诗歌里,我面对的是一堵墙的隔阂,是一个小镇的未知,是战争带来死亡的悲哀,是五百块一双脚的官司。“在我修墙前,我想知道/我的墙把什么圈进,把什么圈出,/有可能得罪什么人。”《补墙》里呈现的是两个世界,圈外和圈内,那裂缝是“造成两人肩并肩都能过去的裂缝”,却破坏着“不再垒着石头”的石头,“石头落在哪边就归哪边负责”,似乎一堵墙可以用好邻居的规则将其弥补,但是裂缝的外面,却依然是林子的黑暗和树荫的黑暗。而同样的黑影出现在小镇卢何珥,“山把小镇裹在阴影里”,所以那个过客对我说,山上有人上去,有人找到了泉水,有人值得一看的景色,但是这上山是从另一条路,是另一个人,而我和山之间就隔着一堵墙,“把我挡在后边吹不到风。”关于遇见,关于方向,关于泉水,其实都变成了一种未知,当“他用细长的刺棒轻触牛鼻和腰/把公牛朝自己的方向收拢,/发出了让它们往前的命令,移动了。”的时候,山只是一座山,山只是包裹了小镇阴影的山。其实没有道路,一切看上去只是听说,只是传说。那带来“恐惧”的黑房子,会有钥匙插进去,但是却像是“在警告什么人”,我们在进入其中的时候,一定有人从另一道门跑掉了,而在黑暗中只留下了那个“什么都不要”的声音。

声音就像一堵墙,就像弥漫着的阴影,在阴影里,只有生与死的隔阂,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异化,一个男人在《家葬》中体会的是生对于死的无奈,“什么东西让你把失去初生儿的的痛苦弄得这样”,挖他小小的坟墓的时候,他只体会到“世界是恶的”,“如果我能改变它/我就不会这么悲哀。噢,我不会,我不会!”不会是一种被隔阂的巨大无奈,是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在《黑色小屋》里,这种悲伤的情调变成了对于战争的诅咒:“走出去的人,先是父亲,/然后是儿子们,最后就剩她一个。”而仅剩的她,“认为这都是战争决定的。”而那个被标注为“五百块一双”的脚的“自我寻找者”,却也是Self-Seeker(自私自利者),只想把生活稳定下来,而拒绝和老板打官司,“公司保证提供所有我可以钉的木条”或许是唯一的安慰,所以即使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个自己也是没有巨大恐惧的自己,在自我安慰中寻找消除隔阂的办法。

似乎太过于悲哀,山是未知的山,山是不抵达的山,而在这个山的阴影里,林间空地又会在哪里?《山林之间》似乎是这样一种尴尬的隐喻,也是走进我自己的另一种选择性努力。那黄色树林里有两条分岔的路,一条是很多人在行走,但是并未可以安全抵达山顶,而还有一条是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行走,两条路,是两种选择,是两个世界,“但既知路如何一条通往下一条,/我怀疑是否还有返回的可能。”在怀疑中,我必须选择其中不能返回的一条,所以即使造成了“此后一切的不同”,即使是“未选择的路”,也必须是自我承担种种结果,但是仿佛总是迷失,迷失在路上,迷失在时间里,迷失在没有结束和开始的“中间阶段”——“结束是一个阴郁的词。”没有结束意味着延展,意味着继续,意味着“未选择”,意味着“因一件事/太高兴的同时/却因另一件事太悲哀”,意味着“一只眼睛/在睁开时被枝条甩到而流泪”。压弯的枝条下是“必须生长的延龄草”,爬上石墙,是为了在播种中“迎接一个友好的访问”,在“一个女孩的菜园”里是“理想的单人女孩儿农场”,但是这并不是结束,并不是选择,而是陷于“山地之间”的无奈,那个“采树脂的人”需要把剥下的树脂拿到市场上去,那些森林在“架线人”的砍伐中只有死掉的树,“采树脂的人”是一种选择,“架线人”是一种选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走向完满的结束,他们永远在中间阶段。

就像弗罗斯特自己的行走,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似乎总是在“未选择的路”上,似乎总在中间阶段,似乎永远不走向结束,而在离开“林间空地”的命运选择中,在“新罕布什尔”的记叙中,那种“危险的自我唤醒”总是被当成了通往最后终点的那条路。“在新罕布什尔这些都不可能发生。”这里有可批量生产的宝石和苹果的阿肯色来的旅行者,有从来没有人自然死亡的加利福尼亚人,有满脑子多变幻想的狂热分子,有加州来的诗人,而南方来的女士有总统、政治家、殖民时代之前定居的家族、带稀有品种母鸡的费城人,以及一些金子、一个女巫,对于她来说,面对新罕布什尔依然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只有样品,/像展览,每件东西都只有一件,/很自然,她不会花力气去卖”的经历中,新罕布什尔或者只是一个象征,一个标本,一个安慰,或者只是一个必须行走而离开的地方。而在南方来的女士之外,投射到我自己的选择上,“新罕布什尔提供了/距离最近的可逃离的州界。”而且山还不够高,那些人也没有更好,但是必须选择的路上,我或者能够成为一个普通的新罕不什尔的农民,有一千块的现金收入,有人找我出版图书,但是这只是一种幻觉,一种未选择而选择的意义,“想一想新罕布什尔也会平静。/目前我住在佛蒙特州。”

我自己在佛蒙特州,是不是就是走进了我自己?其实是一种拒绝,弗罗斯特的“新罕布什尔”是另一座山,是另一个阴影,是另一条未选择的路,而在一种地理意义的抵达之后,或者心中的那块“林间空地”还在,那就是看见的“西溪的小流”,那就是“一道更远的山峦”,从1928年到1936年的诗歌之路上,弗罗斯特似乎就在那自然的世界里遗忘人类,在睡觉时唱歌的鸟里看见意义,“上天赐给的一瞥,只给那些/没有处在可以就近观察位置的物体。(《短暂一瞥》)”只是短暂一瞥,其实能看见树林,看见花朵,看见融化的雪,看见光和微风的游戏,无人关注也无妨,“比海水拍碎更可怕的事发生”也好,只要“把这些花朵一样的水和水一样的花朵/从只是在昨天才融化的雪里/抹去、喝光、扫去之前,三思”,就能找到一种信仰:“去关掉一条路,丢弃一个农场,/减少人类的生育,/让大自然回来占据人的地盘。(《乘法表》)”

当大自然占据人类地盘,就是对于人类自身隔阂的废除,“犯错是人类本性,不是动物的。/或者我们太过称赞本能,/这称赞太慷慨大方了/以至于更多的是拿走而不是给予。/我们的崇拜、幽默以及责任心/早已给了桌子下面的狗。”向下的是狗,向上的是信仰,向下的是树叶,向上的是花朵,向下的是被猎取的鸟,向上的是唱歌的鸟,一道更远的山峦划出了界限,而在这样被划分为向上和向下的世界里,我们得到了“见证树”的机会:“寻求酿睛回应的眼睛/带来了星星,带来了花朵,/因此浓缩了地和天/任何人都不害怕体量的大小。/所有的启示都属于我们。”这启示是发现每一颗星每一朵花,是“幸福用高度弥补长度的短缺”,是“肯定有一点点对人类有利的地方”的大自然,是“从房舍来到林间”换来的孤独,即使有撕裂的世界从面前经过,即使有“灵魂深处的帘幕”被当做衣服穿在外面,即使锄头作为第一件工具“变成了一件武器”,那种“交给自然和幸福的偶然来决定”的意义已经写在了那里,所有的启示不是生命最初必须解读的“美珀尔”,而是什么也不寻找的所有。枫树没有发芽,枫树在楼梯里,枫树被母亲带走了,枫树不在父亲的朝圣之旅上,枫树其实早已经被砍倒了:

我不认为砍倒一棵树
就是大自然的失败
也不把我的撤退看作失败
而是对下次打击的迎接。
——《在冬天在林子里……》

Tags: 林间空地 弗罗斯特 巴别塔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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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中的骗子

编号:C55·2150720·1189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30元
ISBN:9787532754168
页数:256页

“她太聪明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漫无目标的人,就像她过于诚实,不能跟她不再爱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一样。”恋爱和骗子,在矛盾的组合里窥见着一种背离,躺在怀里喃喃地说“我爱你”,而背后则是松开手掉落在垃圾堆的音乐盒。对于耶茨来说,这矛盾,这背离无非是另一种孤独,是另一种“失败人生”。作为继《十一种孤独》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七个短篇依然如拼贴般将美国“小人物”及其生活片断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失败的艺术家、生活艰难的单身母亲、疏离的亲情、劳燕分飞的婚姻、叛逆的女儿、转瞬即逝的情事、不可靠的梦想……耶茨在另一条“革命之路”上,发出人际的纠缠、现实与期望的反差和人性之弱点的哀歌。
《恋爱中的骗子》:如果说自欺是一种病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问家人好》

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是一个假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也是一个假如,戏剧或者爱情,以这样一种假如的方式出现,充满了梦幻色彩,也变成了对于现实的一声叹息,假如之外,艾琳是一个工厂的打字员,是不情愿削土豆的女人,是一个在熨衣板面前皱着眉头的妻子,是一个质疑”你能负责什么”的爱人,从戏剧的世界里被拖出来,当爱变成了“不喜欢”,理由被简单地说成是“我们不是理想得一对”。

是那个叫比尔·格罗夫的“我”说的,一个父母离婚的男人说的,一个错过了“大兵权利法案”机会的退伍士兵说的,一个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的小职员说的,一个认为“结婚时太年轻”而生活在假如里的爱人说的,其实,男人和女人,艾琳和我,也几乎在一种同病相怜中“谈情说爱”,一样的父母离婚,一样的没上过大学,一样的在艰难谋生,可是为什么分手而结婚,结婚而隔阂会成为两个人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九四九年春天,这是纽约,这是迷宫般的十一楼,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在这个从爱到不喜欢转变的世界里,永远不是两个人简单的爱与不爱是的矛盾,不是简单的现实与梦幻的冲突,还有我靠离婚赡养费生活的母亲,还有和我一样在玻璃格子间工作的丹。

母亲一直对艺术有着不懈的追求,在童年阶段,在我看来是一种鄙视金钱的勇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立,但是在家庭的变故,婚姻的解体,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艺术变成了一种遥遥无期的梦想,在喝酒的醉态中,在牙痛的折磨中,她变成了“艺术游民”,用艾琳讽刺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很难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这就是艺术的尴尬,也是梦想的尴尬,但是说出这些嘲讽的是自己的媳妇,对于一个叫母亲的人来说,也只有无奈的喟叹,虽然之后开始自力更生,开始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但是这样一种尴尬似乎从来没有可以真正解决的办法。而对于我来说,在母亲那种尴尬之外,也有着婚姻的无奈,爱变成了不喜欢,艺术变成了争吵,甚至艾琳开始对于自己最好的朋友“丹”有了那么一种暧昧,那么生活在游民状态的就不止母亲一个人,失去了“美国大兵权利法案”的机会,是一种战争游民,在婚姻中只看到假如是一种爱情游民。那么那个和气的丹呢,他生活在怎样一种游民状态中?“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即使有过那么一种暧昧,也只是另一种虚幻,而且丹似乎也不会知道,所以在我决定去巴黎的时候,和丹分开走向不同的路口,也是走向不同的人生,“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重重阴影并不是只投射到丹的身上,当然也投射到我的身上,投射到母亲、艾琳身上,投射到大萧条时期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艺术游民,是战争游民,是爱情游民,是政治游民,总是在现实的底层,总是在尴尬的生活里,看见微弱的梦想和爱,最后却总是被阴影覆盖。在《哦,约瑟夫,我很累》中,艺术游民的母亲形象更具体呈现出来,“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离婚后开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母亲海伦从何我父亲离婚之后从事雕塑,对于她来说,艺术代表着高贵,代表着神圣,代表着不同流合污,但是这仅仅是她自己可怜的想法,他希望自己的雕塑作品能够装点别人的园林式花园,希望和那些品位高雅有贵族气的人做朋友,甚至她想给刚当上侯任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塑像。但是她只是一个从俄亥俄州铺主的女儿,只是听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的女人,只是遭受了婚姻失败而贫穷生活的女人,住的房子天花板很低,厨房里蟑螂肆虐,离婚的丈夫也拒绝了支付子女上私立学校的费用,所以现实对她来说,不是艺术,不是贵族气,“我崇尚贵族!”,崇尚上帝,崇尚长相英俊的埃里克 ·尼科尔森并自称是自己的情人的海伦只能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中生活。

自欺的生活总会遇到谎言破灭的那一刻,四十一岁的她青春已经逝去,“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所以那个为总统制作雕像的伟大计划变成了一个笑话,通过邻居和教师,她将头像送进了白宫,可是没有记者采访,没有高贵地接见,“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而且在白宫的查理·海因斯说来,那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甚至就是自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可是看出来又如何?反抗又如何?在艺术游民的状态中,被定义的身份已经无法摆脱,就像她的好友斯隆·卡伯特一样,始终生活在一种假如的生活里,一个私人秘书,一个离婚的女人,却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则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命名是为了自救,却也是一种自欺,那些金鱼不是被重新命名,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名字,可是最后不是也死了?尴尬的现实总是可以找到隐喻的源头,斯隆将的那个耶稣出生的故事,不是一种命名的开始,而是一种结束,玛利亚知道孩子快要生了,但却感觉到极度的疲劳,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对于她来说,未来无期,“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我很累”就是游民的生活写照,这样一句喟叹从宗教故事里走出来,一定会走进现实里,《本色女孩》的苏珊就在和曾经离了婚又和她结婚的戴维争吵之后说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一个曾经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说成是发烧时做的梦的女孩,曾经在照片面前问“我知道我是谁”的女孩,一个“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的女孩,是观点鲜明、独立思考的本色女孩,甚至会在父亲面前告诉他她不再爱他的女孩,却找不到自己,爱上离过婚的历史老师,离开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对于苏珊来说,这种种的选择似乎是义无反顾的,可是她依然成为一个爱情游民,一个恳求着“上床睡觉”的女人,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丈夫戴维在现实中成为了一个政治游民。“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一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是完整的句子,是一个破折号,也是政治生活无法完整的注解,他想从政,却没有机会,而在不如意的政治生活中,戴维只有愤怒:“这个世界差不多好得像屎一样。这个世界是争斗、强奸、屈辱和死亡。”而这种愤怒最终成为婚姻死亡的导火索,“这个世界他妈的极不适合一个从圣路易来的爱做梦的富家小女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回家吧,岂有此理。如果你想找到‘挺好’,你就得离开这儿,回家,回到你操蛋的爸爸那儿。’”苏珊说她累了,也就把婚姻拉向了终结,离开戴维时,她说的一句话是:“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的为什么。大多数聪明的人不是都能明白吗?”

爱上有时候并不一定有原因,而不爱一定有诸多的理由,这就是在爱情游民状态中的无奈,而他们,不论是政治游民,艺术游民,其实最后都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都在自欺中构筑一个虚幻的梦。离开了妻子和女儿的沃伦·马修斯似乎在离开美国来到英国的生活中摆脱那一种游民状态,但是最终得到结果是妻子卡罗尔在忍无可忍中离开了他回到了纽约。对于沃伦来说,英国是一个避风港,但是酒吧女人对他身为美国人的鄙视,似乎又让他回到了游民的尴尬状态中,“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所以到皮卡迪利广场去寻找妓女,成为他宣泄的一个出口,也是游民的克里斯汀似乎爱上了沃伦,但是这种爱渗透着欺骗和自欺,渗透着调情甚至欲望,格雷丝和丈夫阿尔弗雷德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似乎是一个反面的背景,但是在慢慢趋向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爱情”中,沃伦最后发现这也是一个谎言,不管是克里斯汀,还是艾米,似乎都在这样一种寻找爱情的自欺生活中,而对于沃伦来说,不管是想占有艾米的欲望,还是和克里斯汀的缠绵,所抵达的终点依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不拒绝求婚,他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而阿尔弗雷德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千万别太相信女人的话。”

无论怎样的爱,肉体还是灵魂,对于游民来说,永远不是归宿,甚至在沃伦的世界里,克里斯汀永远无法摆脱妓女的身份,“毕竟,她只是个愚蠢的的伦敦街头小妓女而已。”再重新打算回到纽约,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艾伦听到了克里斯汀那个小音乐盒的声音,它唤起的情景是: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喃喃地说:“哦,我爱你”。我爱你是动听还是刺耳,对于一个要离开的男人来说,对于一个恋爱中的骗子来说,记住其实就是遗忘,“然后他松开手,让音乐盒掉进垃圾堆。”

美妙的音乐响在垃圾堆里,这是一种抛弃还是自救?离开而抵达,是一种告别还是回归?到至少沃伦是放弃了自欺的生活,而在《探亲假》里,19岁的一等兵保罗·科尔比在巴黎街头就完全是一种战争游民的游离状态,因为战争而离开美国,因为战争似乎也在讨厌美国,就像科尔比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战争没有结束,他只是在申请探亲假的时候在巴黎街头生活了四天,这四天里他遇见了俄罗斯姑娘,在缠绵中他只是以一种姿势和她保持着身体的接触,“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但仅仅限于此,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情欲,六个避孕套,5分钟20元钱的费用,似乎都发生在皮嘉尔广场一带,发生在灯红酒绿的世界深处,对于科尔比来说,只有那一张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最后一张床,也是在唯一的一张床,当全欧洲只剩下他一个“在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的男人,对于科尔比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其实也像是一个自欺的故事,在探亲回来之后,他看见了离婚的母亲又有了自己的丈夫,有了另外的孩子,而曾经的妹妹玛西娅向他展示了追她的军人照片,却跟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一个二十三岁的轰炸机腰部机枪手,一个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的男人,却是一个神经出了点毛病的人,所以这样的说法自然只是一种谎言,而在谎言面前,科尔比的想法是:“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对爱情充满了遐想,却也是在自欺中生活,在大萧条的现实里,在隔阂的生活中,在各种艺术游民、战争游民、政治游民、爱情游民的世界里,谁能够把假如变成希望,谁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切?悲观或者讽喻,叹息或者无奈,在这“我很累”非圣经故事里,他们似乎都活在重重的阴影里。可是,这自欺之外,还是能看见一些温情,我和丹分手的时候,他腼腆地对我说“嗯,问家人好。”只是当我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向他回应得时候,其实对于来说是充满自责的,而在《哦,约瑟夫,我很累》里,海伦被嘲讽之后,至少我们还能把妈妈当成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而苏珊的父亲在苏珊失败的婚姻面前,只说了一句话:“听着,保持联系,好吗?”苏珊说,“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而其实,在不爱面前,爱有更多的为什么——爱可以抵达梦境,爱可以结束游离,爱可以问家人好,爱可以说出“保重,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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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诗选(1956-2013)

编号:S29·2150720·1188
作者:[台]杨牧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6.00元亚马逊33.30元
ISBN:9787549562824
页数:352页

1956—1966,1966—1976,1976—1986,1986—1996,1996—2006,2006—2013……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是不同的句子,是不同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人生,“然而我还是决定,这一刻的体验悉归我自己,我必须沉默向灵魂深处探索,必须拒斥任何外力的干扰,在这最真实、震撼、孤独的一刻,谁也找不到我。”杨牧的诗创作,主要累积于原刊诗集十四种。各集收特定阶段长短作品数十首,又以辑分,鱼贯胪列,略识其时代先后,突出外在语境之表情与命意,则主题风格也可能随时浮现,外加完稿年份各别注记,背景形迹更见显著,则所谓诗集之为阶段性创作之反省,或对未来的展望,其理自明。台湾洪范版《杨牧诗集》共三种,按此《杨牧诗选》(1956—2013)即根据以上三集总汇五百余首外加新作若干选编辑成,五取其一,改订次第,概以时代先后排列,十年一期,隐去辑目与完稿年份,减低具体或主观色彩,重现诗的归属于思维感受取舍之间。
《杨牧诗选》:届时都将在歌声里被接走 

在西方是狮(ESE3/4S)
龙是传说里偶现的东。这时
我们只能以完全的裸体肯定
一座狂喜的呻吟
——《十二星象练习曲·辰》

西和东,狮和龙,十二星象和十二地支,徘徊且徘徊,狂喜且狂喜,在必然的时间流转中,那些偶现的意象如何安定一种命运?完全的裸体如何接近宇宙的真谛?NNE3/4E的坐标世界里,万象更迭,世界有广张的谷底,有破裂的春天,有多足的邪亵,有死亡的床褥,却必须寻找一种定位,在崇拜、忏悔、倾听、犹疑中,寻见“霜浓的橄榄园”。

十二星象练习曲,是对着露意莎的倾诉,是站在虚空的练习,是烂死后的疗伤,一种轮回,却总是以裸体的方式呈现生命的起落和荣辱,健康的肩胛、悬空的双股、沉重的发胡,掩盖的长发,即使有感官的愉悦,也是在屠杀,呕吐,哭泣,睡眠中体验一种“凯旋暴亡”。而站在虚空中的露意莎,却也在沧桑和困苦中挣扎出一个异样的符号,作为“蚂蝗座里/流血最多/最宛转/最苦的一颗二等星”,在这一种宇宙的空泛和时间的流逝中,一样寻找着生命的意义,“露意莎,请以全美洲的温柔/接纳我伤在血液的游鱼/你也是璀璨的鱼/烂死于都市的废烟。露意莎/请你复活于橄榄的田园,为我/并为我翻仰。这是二更/霜浓的橄榄园(《十二星象练习曲·亥》)”

或者,“我们只能以完全的裸体肯定/一座狂喜的呻吟”,就是在困苦的交织中寻找彼此的命名,完全的裸体,狂喜的呻吟,身体是另一个宇宙,童年似的钟声是消失了,断续的车灯在扫射,直升机剪破晨雾,旧大陆留下阴影,剧毒的星座,应该悔罪的不是我们,是这个世界,当“驰骋的射手仆倒”,对于他来说,牺牲时依旧“拥抱一片清月”,所以在这星象的转移、过度和偏位中,“或者把你上午多露水的花留给我”,遗忘也是一种态度,当以死亡的方式最终走向终结的时候,也需要用一种赤裸的方式回归:“你将惊呼/发现我凯旋暴亡/僵冷在你赤裸的身体(《十二星象练习曲·亥》)”

“请你以感官的欢悦为我作证”,需要的是一种对应,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唤醒。其实,对于杨牧来说,星象世界一直以恒定的方式存在着,这是宇宙中的运动,这是宇宙中的自我,时间飞逝而过,但是有一些东西却以永恒的方式呈现着,1955-1966的时间序列里,杨牧似乎都在一种“星象的练习曲”中寻找自己的命名,“你惊扰着自己,咬啮着自己/而自己是谁呢?大江在天外奔流(《星问》)”惊扰着自己,咬啮着自己,当自己变成自己的客体,自己的主体又在何处?在无边的空虚里,谁轻叩沉沦的大地?在无尽的黑夜里,谁是那亮着自己的星子?拥抱和追问,最后其实自己的就是“沉没簪花的大地”的星辰,就是“在雨中渡河”的星子,而在我的世界被确定之前,必须有一个“你”作为衬托,作为背景,甚至作为目标,我之存在是于你才有意义,就像星子在虚空中才能成为一种恒定的象征,所以,当我“在这树下躺卧”,是为了“让你来寻我”,“因为我的孤独就是那颗星/你就快快渡河来寻我,渡河来寻我(《行过一座桃花林》)”寻找星子,寻找我,也是寻找自己,“在遥远的岛上,钟响着/你坐着读信/并且倾听马达的声音/井水/涌动你的影子(《在黑夜的玉米田里》)”孤独的星,遥远的岛,井水里的影子,是在一种叫做记忆的地方找回自己,就像时间,在被埋葬在永恒的黑暗之后,点亮一盏灯,所以在你并着我,时间连着记忆的星辰交错中,在“穿过环环的岩石,听着遥遥伐木的声音”里,“我们在高处,拥抱着/生火,狩猎,沐浴,而且苍老……(《崖上》)”

杨牧:始终朝向“一首未完成的诗”

山中有着待过的独木桥,所以像爱情一样,在“焚去你一只胳臂,一双鞋,一本童话书”的黑暗之后,希望能看见那永恒的光,在时间的流转中认识自己。这是杨牧的第一时间序列,以宇宙的虚空方式呈现,而在1966-1976的又一个十年里,杨牧显然转向了另一种时间序列:历史。是历史的本体论还是虚无论?是自我的主体论还是客体论?《延陵季子挂剑》里,那延陵季子的“这手臂上/还有我遗忘的旧创呢/酒酣的时候才血红”,旧创使历史的一道痕迹,也是自我的一种伤痕,那宝剑并未赠与徐国国君,遍访列国看起来是为了追寻自身的价值,但是最后却只是一种幻灭,“只有箫的七孔/犹黑暗地诉说我中原以后的幻灭”,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宝剑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物件,赠与变成了遗憾,“所以我封了剑,束了发,诵诗三百/俨然一能言善道的儒者了……”这是对幻灭的救赎?这是在黑暗中的寻找?非侠非儒只不过尴尬地推向了一种非自我的境地里,徐君已死,宝剑悬于松树之下,而这一种充满信义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自己一个新的命名:“你死于怀人,我病为渔樵/那疲倦的划桨人是/曾经傲慢过,敦厚过的我”

曾经的我,回来了便是治愈那手臂上的旧创,便是寻回那在流转中遗忘的自己,《武宿夜组曲》为的是“落水为西土定义一名全新的孀妇”,战争带来的是遗言和哭泣,在宗庙里祝祭也只是一个仪式,而让孀妇从此“莫为布归的队伍酿酒织布”便是救赎;而在《流萤》里,仇家的独生女,或者误杀的妻子,在废园旧楼出的一点流萤不是为了报复,只是让流落在外地的人看见方向,“有的打铁,有的卖药”亦是回归;所以不管历史里发生多少战事,经历多少仇恨,变化多少季节,“你也曾经兴革如好文化的唐/而我是你的演变:/焚烧的五代(《预言》)”,最后的终点就是回到自我的世界,回到生命的意义:“当季节遁走/你知道果树林的呼声?/在错愕的斧斤声里/我们即将进入/水蝇一般琐碎而且/短暂的生命情调”。

短暂其实是永恒,延陵季子的挂剑典故,《武宿夜组曲》里的征伐者和孀妇,《流萤》里的仇家,甚至《雨意》里断落的雨也变成奔向我的武士,都不再是时间序列里的历史,而是融进生命情调的自我,杨牧用典故的方式进入时间和历史,其实是为了返回自身,所以在时间的第二序列里,杨牧在沉重的典籍里寻找生命的本真形态,给自己另一种命名。致敬经典是杨牧诗歌中的一种态度,但是这种致敬的最后路径却是当下,不管是“遍撒落雨湖中”的玄学,还是“施舍那些不信主耶稣的外邦人”的神学,不管是“有色与无色  有想 无情/如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禅理,也不管“呜呼杜公,哀哉尚飨”的对祭颂,对于杨牧来说,都可以“这且按下不表”的一段传奇而已,而真正需要的是从历史的回应里听见呼声,看见自己。

“有一个人,有一个动作”,这是杨牧设下的一个棋局,被杨牧看成是一种凸显主体意识的诗歌模本,通向无限,四折的《林冲夜奔》副标题是“声音的戏剧”,声音是风声、偶然的风雪混声,是山神声,是偶然的判官和小鬼混声,但一定是林冲自己的声音,他是一条向火的血性汉子,却被围困在风雪山神庙,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却在生死的边缘寻找最后的突围,声音里是对话,对话中的是你,“你是今夜沧州最关心的雪”,“林冲命不该绝——今夜是/那风那雪救了你”;声音是描述,描述中的是他,“当窗悬挂丝帘幕/也难教他回想青春的娘子”,“他在/渡船上扶刀张望/山是忧戚的样子”;声音是独语,独语中只有我,“我林冲,不知投奔何处/且饮些酒,疏林深处/避过官司,醉了/不如倒地先死”。而这最后的我才是真实的,具体的,现场的,有着生命的温度,有着一个动作的那个人。而在《郑玄寤梦》中,只有一个我,“扶风之于我/毛诗一端而已/再造了我的心志怀抱/我放弃韩婴诗云子曰内外传/转学毛诗二十九卷,辅之以鲁齐遗说/训诂扶风之所不及。”为什么放弃?七十岁里有“饮酒一斛,奚落博学的汝南应劭”的故事,而七十四岁那一场梦,却将他带向了一个“圣贤不利”的迷乱中,“‘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岁至龙蛇贤人嗟。以谶合之/知我当死”一场梦,像是一个现实,那一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会战,郑玄抱病随军,到了元城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寤梦仿佛是命运的一种预演,在经历了不乐为吏、折节向学、壮年去国、游学关西、隐修经业、独创郑学、守节不仕、隐居授徒、颠沛流离、鞠躬尽瘁的人生阶段之后,郑玄作为一个意向,在杨牧的诗歌里含着悲怆而无奈的味道,而其实这“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的寤梦对于一个人一个动作的人生来说,却也是无法超然的宿命。

《林冲夜奔》是逃离后的自主,《郑玄寤梦》是预演后的宿命,有一个人,有一个动作,成为一生的注解,而对于杨牧来说,此一生或者也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动作”而贯穿其中,这个结构在自己的人生中无非写成“杨牧写诗”,“早年是有预言这样说,透过/孤寒的文本:届时都将在歌声里/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稳定的气流/微微震动的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云舟》)”也是一种预言,也是一种声音,但是那预言和声音只是抵达的是“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这灵魂是自我的那颗星宿,“允许我以破晓时分目睹/那启明一等星的光度为准/既知短时间里众宿合弦罢/都将纷纷熄火,灭去,如贤愚不肖/各取归途,在午后细雨中分别/赶路:零乱的脚程踏过彼此仓惶/多风的胸次(《与人论作诗》)”。一等星的光亮会驱散所有的黑暗,而那已经陨灭的星宿都在熄去灭去中消失在宇宙中,所以凸显那自己的星子,就是在空寂的黑暗中,在虚无的宇宙中重新定位自己,重新在灵魂中品味喜悦。

一定首先是身体的离开,“当我继续前行,甚至淹没于/无人的此岸七尺以西”《瓶中稿》里写下的都是漂流的颠簸,都是一种猜测和担忧:“不知道六月的花莲啊花莲/是否又谣传海啸?”所以在1976-1986的时间序列里,出发的方向已经完全写在杨牧的第三种时间序列里,出发是离开,肃穆冷冷的观察,暗淡隐晦的方向,却有一颗作为向导的星,“在覆压及肩的风声雨色中”也能听到如弃婴小小的哭啼,这是一代人的写照,离开台湾,奔波于海上,最后在异域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个故乡,“在梦和鲑鱼的家乡,雪霁的山谷/在下一代的哭声中听这犹豫风雨渡(《风雨渡》)”所以在风雨的渡行中,在黑潮汹涌中,在流浪的经历中,却始终有一颗星照亮那条路:“并且我们惊喜地发觉/在一个黑潮汹涌的海岸/有生命比阳光还亮,比白雪/清洁,比风雷勇敢。这一切/北极星是这一切的见证(《海岸七叠》)”而即将成为异乡人之后,杨牧在卢照邻《行路难》“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中寄托那一份对故乡的思念:“然而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行人彳亍欲晓天,昔日/干骑骄骁处,惟今寒/雾藏野烟。君不见”。

而离开之后必定是抵达,在1986-1996的时间序列里,杨牧书写了一个异域,却在陌生的地方享受那一份独居之美,“然则/植根于北寒带一岛屿有这庄严的林木/他是悲情的异议分子在这林木/阴凉的深处/倾向独居(《蛇的练习三种》)”自喻为一种蛇,是有着一颗心,有着等待轮回的劫数,有着“盘坐卵石上忧愤自责”的情绪,但那蛇却也是雌雄同体,“如天使”,在天地蜕变中以自我为出发点和回归点。所以对于杨牧来说,独居是一种雌雄同体式的自我分享,这里有诗歌:“但或许入秋以后我们/就渐渐熟悉这样的旋律/有细微的蚊蝇在林间空地/斜照的阳光里背诵四行诗(《戏为六绝句》)”;这里有记忆,“老去的日子里我还为你宁馨/弹琴,送你航向拜占庭/在将尽未尽的地方中断,静/这里是一切的峰顶(《时光命题》)”;这里有独立的姿态:“我长年模仿的气象不曾/稍改,正将美目清扬回望我/如何肃自起立,无言,独自/以倏忽蒲柳之姿(《仰望》)”;这里也有“虚拟寂寞的星座”里饮茶的快意,有“飘摇如坠地的衣带”的青烟,有“无声的久违心事,像细雪”的纯净。所以这离开与抵达,熟悉与陌生,却也都是一种辩证,都是一种禅理,“光始隔绝无以界定有,微弱而增强/至于永远。(《蠹蚀——预言九九之变奏》)”

生命的变奏曲,其实就是在孤冷中寻找温度,在异域中创造宇宙,那个宇宙中有一个人,有一个动作,听到一些声音,看见一些梦境,在时间的不同序列中,在人生的不同转折中,在诗歌的不同意境中,甚至在十二星象的变异和转折中,只有一种裸体式的对应,在时间的漫漫无期中找到最亮的一等星辰,“在森林的一角/如此好奇兴奋/抽芽生长并且参与/时间的循环。昨日昨日/昨日今夕明朝(《挽歌一百二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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