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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永无止境

编号:C38·2150822·1206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1.80元
ISBN:9787533937959
页数:256页

巴黎,一种象征:幻想与现实,在寻找、探索,困惑、绝望中,“我就要重演《流动的盛宴》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了。”《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后现代版《流动的盛宴》,讲述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故乡西班牙,为追寻成为新一代海明威的美丽梦想而蛰居巴黎,专心从事第一部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以及他在巴黎与许多著名作家、知识分子、演艺圈名人、艺术家和普通老百姓接触交往的种种逸事和生活经历。在这场美味而有趣的宴会上,你会遇见杜拉斯、罗兰·巴尔特、海明威、贝克特,当然,还有马塔斯自己,本书形式新颖,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利用闪回跳跃的手法,妙趣横生,并加入了大量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点滴思考与入微分析,引人思索。
《巴黎永无止境》:讽刺就是离开自我 

流放者,你将离去,没有眼泪,没有坟墓。
你将在消失的时光附近漫游,从那儿
到更远,奔向天涯。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向朝着喀耳刻,死亡的美女。
你就在那儿静静地超越
没有太阳的城市,你会见到我。
我将是那艘失事的破船,
搁浅在徒有虚名的
朋友的海滩上。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对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说,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坟墓”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城市,甚至只是在一首诗歌的某个诗行里,可是当巴黎在某一个夜晚被激活的时候,那些眼泪便成为痛苦的象征,那些坟墓成为暴力的符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那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响起在塞纳河畔,响起在球场、剧场里,100多个生命似乎就在狂欢和愉悦中,被冰冷的子弹穿透了无辜的身体,整个巴黎宛如“一艘失事的破船”,搁浅在死亡的海滩上。

一个巴黎,另一个巴黎,小说中的巴黎,新闻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书写的巴黎,我看见的巴黎,他们仿佛都在一种书写和传说中成为现实,但是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对那些流放者和遇难者说起绝望,如何对那些暴力的实施者说起谴责,如何在小说和诗歌里遗忘悲剧?当巴黎的那个暴力夜晚被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从现实走向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甚至把这一首关于告别的诗歌当成巴黎最后的文本,“我认为我写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放进一首诗,就一首诗;那是我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但是那不是最后的巴黎,不是关于巴黎最后的文本,当我读到“整整六天,我一直在分析形势,到了第七天,我就回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巴黎还是陌生的,当我继续读到“当父亲问起我为什么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因为我爱上了胡利塔·格劳,另外还因为巴黎总在下雨,天气寒冷,晴天太少,雾天太多”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传说,当我最后读到“而且那么平庸灰暗,母亲这时插嘴道,我猜她是在说我”的时候,巴黎在最后的句子里被合拢。

一本小说无法虚构一个陌生的巴黎,一条新闻无法还原一个暴力世界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告别巴黎,而我则打开了真实的巴黎,从文本到现实,从流浪到死亡,从绝望到恐怖,巴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存,就像在身边,有眼泪,有坟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说:“书中隐藏的情节就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年轻人告别了诗歌,向粗俗的叙事低头。”但是当诗歌淹没在枪声中的时候,谁真正看见了死亡,真正看见了悲剧?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向美好的想象告别的符号,为什么会在《知识女杀手》中寻找到让读者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在苦苦寻觅之后又返回到当初离开时的巴塞罗那?巴黎永无止境,巴黎就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中,巴黎永远在流亡者的想象中,“我离开这儿是为了消解、分离、崩溃,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归根结底,讽刺就是离开自我。”可是离开自我,只是另一个不真实的巴黎,《知识女杀手》其实是无数个杀手,是文本里的杀手,是现实中的杀手,是新闻中的杀手。

合拢一部小说,打开一个世界,巴黎其实只是一个代名词,关于人类的悲剧,关于宗教信仰,关于种族和战争,即使不在巴黎,也会在历史的另一个时间点发生,在没有杀死知识女杀手之前,一切的解救都只是一种文本的游戏,所以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首诗歌解构对巴黎的怀念时,枪声响了,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部小说重建一个被书写的巴黎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自杀。”那些高级法语,那些文化和知识,那些写作风格,那些和巴黎有关的作家、作品,到底会虚构一个怎样的巴黎?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似乎也并不是那个西班牙作家,他是我,是躲到巴黎的一个流浪者,“我知道得不多,有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个有两副假眼镜和一个烟斗的西班牙人,一个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加泰罗尼亚青年,一个如果阅读路易斯·塞努达就变成共和派的作家,一个随遇而安、远离故乡、没有欲望的年轻人,这个人居住在一个恰恰不是流动的盛宴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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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巴黎永无止境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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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

编号:C55·2150822·1205
作者:【美】海明威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10元
ISBN:9787020095209
页数:246页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英国人阿什利夫人相爱,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什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从来没有人充分燃烧生命,除了斗牛士。”但是在战争之下,既没有持久的婚姻,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只有享乐和酗酒带来的痛苦,而夫人迷上的斗牛士成为解构激情的一种象征,所以当海明威在小说中开创了简约犀利的独特文风,小说也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开创了“迷惘的一代”作为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使其成为在一战中受到永久性创伤而颓废、堕落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人性中的爱、死亡、重生等深刻主题,在这个时代里,注定无法逃脱“迷惘”的命运,注定会在“惟有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里泯灭。
《太阳照常升起》: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就是这样,先送一个姑娘同男人出走,再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与他一道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并在电报上署名“爱你的”,就这么回事。

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一道出走,一起接回,对于无限接近情爱的故事来说,似乎从来不缺少主角,但是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行动到底指向何种结局?在他和她第三人称之外,谁又是第一人称?“我”就在这样的故事里,“就是这样”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讥讽,而当我站在这个故事边缘的时候,我既从来不是这场爱情的主导者,出走或者接回,其实都是在一种旁观的世界里,甚至电报里那个“爱你的”称呼,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象征,“就这么回事”,故事从来没有“爱你的”,也从来没有“不爱你的”。

我是看见了和布莱特有关的种种相遇,和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以及和其他男人的故事,但是那个“爱你的”似乎把一切有关的男人都撇向了和爱情无关的境地,这似乎是对于时代的讥诮,却也是一种自我的嘲讽,我或者也并不是我,一个叫杰克的男人,一个叫巴恩斯的记者,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一个因为战争受伤而失去了性爱能力的人,所以在爱情故事里,我永远不是主角,在布莱特“爱你的”称谓里,永远无法走向实质。所以当我一个人从圣塞巴斯蒂安赶往布莱特需要帮忙的马德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更是那种讥诮和嘲讽的见证,也把我推向了自我怜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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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太阳照常升起 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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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编号:B84·2150822·1204
作者:【美】马歇尔·伯曼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定价:46.00元亚马逊36.50元
ISBN:9787100095624
页数:525页

最后一句:“我相信,即便是在我们创造的家、现代的街道和现代的精神继续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后继者仍将继续战斗,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宾至如归。”战斗,只为成为世界的主人,只为在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之后重新确立一种秩序,只为在“暗淡无光”的学术背景下“复活19世纪那种生气勃勃的辩证的现代主义。”任教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马歇尔·伯曼,以十九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透过哥德、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主要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通过重新阐释马克思和深入思考罗伯特·摩西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作者标示出了二十世纪及其以后的发展轨迹,他得出的结论是,适应不断的变化是可能的,建设真正现代社会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大街上的现代主义 

现代化的过程,即便当它剥削和折磨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和想像,鞭策我们把握和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世界,并努力将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
——《第五章  在象征的森林中:关于纽约现代主义的笔记》

剥削和折磨,带来的是痛苦,甚至是毁灭,但是在其相反的一面,会滋生出某种力量和想象,而这种力量和想象并非只是一种幻觉,而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普通男女里,马歇尔·伯曼将痛苦式的毁灭和力量中的想象作为矛盾体放在一起,命名为“现代化的过程”,不是为了揭示其悖论性,而是要将他们统一为一个整体,发掘其中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的目的,是要变成“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里,以“战斗”的精神,创造一个允许我们安身的家,“让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宾至如归。”

归来是一次回望,却不是一次简单的转身,“现代主义者不能与过去分手:他们必定要永远被它纠缠,发掘它的鬼魂,乃在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时重新创造它。”也就是要在旧时代的矛盾呈现中寻找到生活中应该有的新图景和新表达,被改变的现实和社会不应都是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在一个转身返回的过程中,它恰是创造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在“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经济冲动和社会冲动”的同时,也应该改变着“这个世界上让世界前进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内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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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歇尔·伯曼 现代性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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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性的人(上、下)

编号:C38·2150822·1203
作者:【奥】罗伯特·穆齐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140.00元亚马逊108.80元
ISBN:9787532766819
页数:975页

“也许我们有理由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我们的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而开。”32岁的平行行动委员会秘书乌尔里希认识到,可能性比中庸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质看作现代现实的中心:“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他看到自己被迫面对时代的种种问题,面对理性和心灵、科学信仰和文化悲观主义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是1914年前的奥匈帝国,人们成立委员会筹备1918年庆祝奥皇在位70周年的活动,而在这同一年,德国将庆祝德皇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这个充满着仪式的“平行行动”却是将两个王国推向覆灭的年份。《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未完成的一部“精神长篇小说”。
《没有个性的人》:上帝最喜欢用虚拟语气 

“现在你必须想象,这座大海是一片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的事件。古代人曾试图设想人间就有这样一种生活:这就是千年王国,由我们自己所塑造,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王国!我们将这样生活!我们大家都将丢弃自私心理,我们将既不积聚财富,也不积聚知识、情人、朋友、原则、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意识将张开,对人和动物解开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自己,致使我们根本就再也不能依然是我们,我们将只纠缠于全世界,维护住我们自己的本色!”
       ——《第三部 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

如大海般的静止而孤独,如水晶般的纯净,却并不是我们知道的世界,它是无限,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吞没,无限的存在,无限地设想在古代人的世界里,而这种无限却由我们自己塑造,由我们自己生活,由我们自己拒绝——拒绝自死,杜绝财富,拒绝知识,拒绝情人,拒绝原则,以及拒绝我们的思想,在所有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被剔除的存在中,无限扩展成一个整体,把“我们”带向终点,带向没有我们的世界。

一段引语,也是一段隐喻,当自己塑造自己追求,最终是为了消除自我为了分开人和动物,那个“维护”我们的本色的千年王国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而我们是不是就在里面成为括号里的“罪犯们”——罪犯是对于道德的舍弃,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是对于美好的否定,是对于国家的解构,但这却恰恰就是我们的本色,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在这千年王国的理想世界里,乌尔里希是不是其中的引领者,是不是王国的命名者,是不是成为自己的“罪犯们”?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似乎从来不是在”我“的意义上,而是我们,是罪犯们,是从古代的理想到现代的现实而凝结的种种“要素”。

没有和有,否定和肯定,拒绝和接受,人和动物,在对立、矛盾中,千年王国其实不是在1913年8月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被打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罪犯们”而被纳入到第三部的括号里才发生的。它是在一种被书写的文本里确定了分开的基调,上下册,可以完全合二为一,但是当抽离出其中一本的时候,无论是叠加,还是分开,无论是继续,还是背离,它们都独立于自己的叙述,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成为两种“个性”。所以即使千年王国在那最后的半部里,即使以有限的页码打开无限的可能,即使在未完待续中走向永远的未知,世界已经无法归类为一个整体,无法被认知为一种事件,无法被合成为一些“我们”——在没有终结的结局里,可能性已经不是一种虚幻,而变成了现实,它是1913年的历史,是1918年的事件,是1942年的文本,是2015年的阅读。

只是这“精神的无实体”,是不是需要沉醉其中,是不是要当成经典,是不是必须窥探那一个千年王国?也是引语,也是隐喻,当“它竟唤起对放荡不羁的想象的兴致来”的时候,世界出现的是一种虚拟语气,“告知你我已经逝世。”一份奇特的电报,一个被预言的死亡,父亲从来不在千年王国里,所以作为一个实体,它是精神意义之外的,却以一种反讽和寓言的意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入口处。他是有个性的人,富有的人,为儿子指路的人,甚至给他安排好工作,在他看来,那扇门里必须有一个结实的门框,必须从这个门框里进来,“老教授过日子一直遵循着的这个原则,简简单单是一个现实感要求。”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触摸得到的现实,这也是从父权意义上打开的现实。可是在乌尔里希那里,那扇门是市侩的门,是物质的门,他也从那里成了家庭教师,成了大学生,成了律师,在六十九岁的父亲的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儿子,但是这种种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不是拥有,而是废弃,甚至是背叛,在他看来,“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也由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件的碰撞、穿插于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由道路和没有被开出的道路,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个存放在容里的沸腾的水泡,那容器由房屋、法律、规定和历史沉积的经久的材料组成。”城市都是一体的,就像某种人生,在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物的碰撞、穿插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泯灭的个体,是无法独立的自我。

所以,在父亲之外的乌尔里希看见了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看见了“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的自由,看见了像狗一样“出于依恋和忠诚”寻找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游牧时代的饲料厂,看见了现实感之外的虚拟感,“但是如果有现实感,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它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一定也会有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虚拟感的东西。”现实感是父亲,虚拟感是自我——不仅是独立的自我,而且是精神的自我,是神化的自我,爱父亲是一种尊敬,是对于权力的服从,就像爱祖国一样,并非是在祖国的十全十美中成为一个膜拜的影子,而是要在后面加上第二句话:“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那个自己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的虚拟性,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嘛。”

为什么乌尔里希要变成一个著名人物进行三次尝试?为什么他会喜欢奇思妙想的奇异算术?为什么他喜欢用体育代替神学?为什么他周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却从来不会想到结婚和生孩子?三次尝试是接近虚幻的英雄,喜欢算数是要在确定中偏离生活的本题,用体育而不是神学是因为上帝写下了第二句话,爱上女人是因为在美貌中获得了征服的快感和抛弃的准备,“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某种敌意,一种想激怒这个笑眯眯的女人的欲望,但是他不能完全无视狄奥蒂玛的美貌。”勾引而且调戏,他释放着天才的光芒,却总是不理睬道德的约束,他埋没着自己的个性,却建立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所以在虚拟、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里,乌尔里希变成了一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
 
父亲原本就存在的,就像关于国家的存在一样,是在现实里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和逃避的主题,所以在那个“平行行动”中,爱国就像爱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现实感的存在,莱恩斯多夫伯爵把平行行动说成是与“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四样东西一起的爱国行动,目的是要让“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和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祖国的和谐的幻象”,就像“卓越的表妹”狄奥蒂玛所说,“平行行动简直是一个实现人们认为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东西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乌尔里希成为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行动到底如何实施,如何成为象征,在沙龙聚会中,在会议讨论中,平行行动被赋予了思想,被赋予了精神领袖,被赋予了伟大目标,被赋予了固定组织“社交和才智”交相辉映的“沙龙”里的狄奥蒂玛,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追寻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的奥·菲舍尔经理,无论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知识渊博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呼唤目标产生于人民的人本主义者,也无论是欲罢不能的权力主义者,实施平行行动的群像都在那个现实感的世界里建立一种秩序,建立一种道德,甚至建立一种信仰,而这种种的秩序、道德和信仰,在乌尔里希那里无非和父亲一样,是一种象征,而经验、科学事业、经济,以及思想、目标、组织所建立的伟大奥地利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去除了虚拟性的假象,“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古老的文化,在前面加上修饰语而成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理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可是在恢复古老的奥地利文化的元气之前,是有那一个叫做德国的国家存在,所以行动嫉妒的锋芒指向普鲁士-德国,目标是呼唤一个弥赛亚,拯救或者重振,在国家强盛的理念里,平行行动却只是一个乌托邦,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保尔·阿恩海姆以一种统治者的方式进入和平行动委员会,以知识、文学、理想来构建一种文化,所以就是一种背叛的现实感,他提出的“他们会自动来的”格言像是为自己寻找一种理由,“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

其他的奥利地各民族,其他的背叛者,其他的爱国者,保尔·阿恩海姆将他们命名为“私生子”,就是要将这些私生子中建立一种废除强制的秩序,“这就是娇惯秩序;使人有能力成就大事”,而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概念,一种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种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一种弥撒亚解救的概念,那上帝明明在虚拟语气里写下了第二句话。所以身为平行行动委员会的秘书,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就是看见了野心家的幼稚和可笑,“长时间来一直把人类当作宇宙中心的、但自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渐渐消失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大概终于已经波及自我本身,因为在经历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经历这件事,在行动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这件事,这种信念开始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幼稚。”在他看来,只有正在经历这件事才是重要的,也就是只有“看得见”的原则下,才能回归到平行行动的本质意义,就像他看见女人的美貌,经历欲望的满足,就像在数学的迷恋中确定存在,即使是恶,也绝非只是精神意义的道德,而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物质性,“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上帝似乎正在开创一个保养身体的时代;因为唯一还可以撑住思想的,是身体,思想从属于身体,你作为军官在这方面本来就有一段领先的距离。”

身体的恶,是看得见的恶,就像那个杀死妓女的莫斯布鲁格尔,是以病态的暴力来释放生命中的恶,但是那个死去的妓女又何尝是一种必须活着的理由?“他的整个一生就是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如尼采一般,在精神的癫狂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而在杀人之后,他自认为神经错乱,却又像是一个悖论,这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合理性,还是将自己推向了恶的深渊?“在他为一种阴森森的嗜杀狂罪行打断的诚实的一生中,人们常常在精神病院里抑制或释放出他的情感。”所以在乌尔里希看来,没有恶和物质的帮助,精神和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而在这个平行行动中,如果没有虚拟语气,没有消亡和熄灭的世界,没有“精神的无实体”东西,何来重生,何来释放,何来看得见,何来现实感?

而被作为标本的卡卡尼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取自奥匈帝国正式名称Kaiserliche und Konigliche Monarchie的缩写字母,在这里,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这一切都是“墙壁在行驶”中发生的,“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声知道它们伸向何方。”一种虚拟而现实感的存在,这是天才认为是粗人的国家,这是的居民有着第十种性格:“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而在卡卡尼的民族政策中,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已是受压迫的民族。”
 
虚构的卡卡尼,虚拟的民族和居民,建立一种秩序,赋予一种思想,只不过是佯装人性的统一,只不过设计出一种现实,所以在上帝也喜欢用虚拟语气的世界里,伟大行动无非是一种讽刺,“平行行动只有唯一一项任务:为一次精神总盘点开一个头!我们必须大致去了解倘若世界末日降临在一九一八年,旧的精神将结束、一种更崇高的将开始而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末日般降临在一九一八年,现实感的一九一八年,而那个具有伟大目标的平行行动“却在一九一八真的走向了解体,不论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位七十周年,还是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三十周年,平行地走向覆灭,“现在他们在谈论战争!”看起来是战争的原因,将一切的恢复和解救都化作了一种末日般的存在,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状态“的开始,“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千年王国,就是乌尔里希的父亲发出“告知你我已经逝世”电报之后的世界,在这里,他和妹妹走向一种“向可能性边缘之旅”的爱,在这里,命运变成一种统计学的内容,在这里,道德自相矛盾,在这里,只有“一种好方式做坏人的人与一个以一种坏方式做好人的人”。矛盾和统一,悖论和和谐,物质和精神,伦理与背叛,道德和欲望,都变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这些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平行行动”的主要内容,矛盾是平行的,却是不被覆灭的,而这些平行的矛盾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才能从“精神的无实体”中解脱出来,才能在无个性的人中找到意义,这就是真正的道德,“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都是严肃的。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如果道德不可以从某种强劲有力的东西中派生出来,那就不会有道德。没有一种幸福不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所以当千年王国打开,罪犯们进入其中,是为了一种永恒的幸福,“乌尔里希预言这命运,却对此毫无所知。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他也毫不在意,他在为永恒的幸福而斗争。”

虚拟语气的上帝,虚拟存在的可可尼,虚幻打开的千年王国,带着身体的罪恶进入其中,带着父权的死亡进入其中,带着矛盾的平行进入其中,带着被分列成上下两册的文本进入其中,却是一个无限而悬置的世界,没有完整的出口,没有最终的命运,没有大写的句号,“然后乌尔里希才得知,阿加特已突然告辞并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这所府邸;人们向他转告,说是她不想他来扰乱她的决断。”谁也不知道“另一种状态”里,妹妹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乌尔里希自己会去向哪里,谁也不知道上帝会说出哪一句话——在添加的第二句之后,是一个再也没有合拢的省略号,在“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中走向未知。

Tags: 没有个性的人 罗伯特·穆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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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化危机

编号:B82·2150822·1202
作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9年11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20.70元
ISBN:9787208086760
页数:194页

“在医学中,危机是指疾病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决定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是否足以使人恢复健康。”而从医学概念变成人文概念,哈贝马斯将“危机”渗透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四种形式的危机倾向,由于现代技术的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全书第一部分引入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第二部分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第三部分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旨在探寻一种解决危机的模式。本书为“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系列丛书之一。
《合法化危机》:被压制的主体如何获得解放义

危机不能脱离陷于危机中的人的内心体会:面对客观的疾病,病人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只因为他是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
       ——《第一章 系统与社会生活》

“危机过程就是疾病,似乎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只有在身患疾病时才被命名为“病人”,病人具有某种客观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生病并非是自己想要生病,或者并非在自己主观意义上可以控制病情,也就是说,病人的意识不起任何作用,他只是遭遇到了另一个带有某种症状的自己。而当这种客观性降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被动也就意味着“无能为力”,意味着“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客观性剥夺了可能性,对于这个主体来说,是不是就在这“无能为力”中迎接死亡?

人只是一个微观化样本,或者只是比喻型样本,个体的人被剥夺了主体的可能性,他在客观意义上成为了病人,而以人作为一种类比指向的是社会,是晚期资本主义。对于具有主体地位的人和社会,以及晚期资本主义,面对的是客观性的自己,面对被命名的“病人”,并非真的在无能为力中走向毁灭,走向死亡,在哈贝马斯看来,他只是陷入在被动中,这种被动就是危机,但是危机并非是终点,就如对中文词语“危机”的释义一样,“危机”可以解析为“危”和“机”,“危”指向的是一种疾病,指向的是无能为力的现实,指向被剥夺主体可能性的状态,而“危”可以转化为“机”,也就是说,可以克服危机,而这样的克服在哈贝马斯来说,意味着“解放”:“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也就是说,危机作为一个过程,它是持续的,也是可变的,它是无能为力的,也是可以规范的——规范意味着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主体性,重新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也就是在陷入危机后获得解放。所以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赋予危机过程一种规范意义,是克服危机的主要方法,而这种规范并非是简单的如古典悲剧中的救赎,也并非从诸如环境等外部因素入手来解决,而是要通过系统化的控制,通过危机效应的合理利用,才能改变危机的性质,改变危机的过程轨迹,从而将主体可能性变成主体实践性,最终走出危机获得解放。

所以哈贝马斯的危机论其实就是系统论,系统论必须描绘出危机发生的原理,也必须找出系统控制的方法。“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这是社会科学提供的系统论危机概念,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并不止于此,一方面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出现了彼此不相容的状况,所以在混乱中造成了等级整合的失效,同时,在这样一种等级整合失效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系统内部的成员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社会认同受到了威胁,也就是无法再确认自己,无法确认主体,当社会失去其认同,也就意味着危机中的成员变成了“病人”。但是这种种,在哈贝马斯看来,依然没有逃脱其客观性,“危机是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危机的客观性其实将成因归结于系统整合的失效和社会成员的认同受到威胁,“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社会整合,就是“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而社会系统就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系统整合所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系统整合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在生产过程和社会化过程中理性重构能力,包括社会系统改变了理想价值之后对环境等因素的调节能力,包括理论-技术和实践对社会发展起到的学习能力。而在纵向来看,哈贝马斯将社会形态分成四种::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社会依靠亲缘关系组织社会,也就是说家庭结构是其最主要的社会整合系统,而传统社会里,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意味着权力和控制主要表现为国家系统。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则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形成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也就是说,阶级结构决定着对社会生产财富的占有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凸显出社会矛盾。

晚期资本主义是哈贝马斯研究危机系统论的一个最重要样本,在他看来,和原始社会、传统社会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晚期资本主义已经走向积累过程的高级阶段,它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随着全国性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先后兴起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经济出现了集中,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功能的缺口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了干预。在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复杂系统中,哈贝马斯的叙述模式将其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合法性系统和阶级结构等四种系统结构,而综合这四个系统结构,其复杂性在于经济和政治,民主与权力,投入与产出的制约与消长,控制和妥协,隐匿于参与的力量如何调整。行政系统很多时候控制着企业决策的边界条件,其目的是校正市场机制,避免功能失调,但是往往国家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需要的是结合,也就是是生产关系重新政治化,这就是一个合法化过程,合法化之后,公民可以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用实质民主“使人们意识到社会化管理的生产与私人对剩余价值的继续占有和使用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同时,在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安排上,通过合法化过程实现了独立于公民具体动机的行政决策,也就是说,合法化过程所诱发的是普遍化动机,“即内容各不相同的大众忠诚,但同时避免了群众的参与。”

但是这只不过是对于局部危机的反应结构,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关系被重新政治化是合法化的基础,但是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却没有恢复起来,甚至,“相反,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性被社会匿名性取代了”,系统危机只是暂时被政治压制下去而已,随着政治意识的“雾散化”和政治同盟的不断变化,各种争端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了阶级妥协,所以不管是阶级结构是否能够被消解,还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是否受影响,都取决于实际权力的大小。

晚期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划分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相对应,在高速增长中带来了经济危机倾向、政治危机倾向和社会文化危机倾向,尽管有系统危机,也有认同危机,其重点就在于生产关系的重新政治化,如何在系统中控制合法权力,如何用行政手段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如何避免投入和产出的失调最终导致合法性的丧失。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国家功能的一种变异,“就其非资本主义手段而言,国家限制着资本主义生产;就其功能而言,国家又维持着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当国家对经济进行补充的时候,国家才可以说是经济的工具。”但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国家的干预就进入了再生产过程,而且本身就变成了价值规律的一种执行机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行政行为强化了经济危机。而实际上,经济过程应该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内部运动,国家的功能是构建和维持生产关系,用法律保证资本的积累过程,将补充市场行为与取代市场行为区别开来,最后,则是“国家对积累过程的功能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作出补偿”。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影响到社会组织原则,准政治性的雇用结构出现从而导致阶级妥协,政治系统的合法性需求增加,与实现资本的需求产生矛盾。

经济危机的原理之外,哈贝马斯还重点谈到了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在他看来,国家机器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方面,它必须从利润和个人收入中来征集必要的税收,并合理地使用可供支配的税收,以此来避免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危机。而另一方面,有选择的征税,税收使用的明显次序以及行政运作本身,都应该满足随时会出现的合法性需求。“如果国家不能完成前一项任务,那么,就会出现行政合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后一项任务,就会出现合法性的欠缺。”实际上,哈贝马斯就是将政治系统运转的模式看成是一种投入产出的模式,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原料,产出权力机构的行政决策产品,产出的问题合理性危机,投入的问题合法化危机。

“根据这一概念,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是通过行政人员而非市场参与者的目的理性行为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所以,合法化危机是可以通过系统来进行弥补的,“只要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与广泛传播的专家治国论的共同意识结合在一起,并把公民的私人性维持在一个必要的水平上,对合法化的需求就不一定会导致危机;专家治国论的共同意识在遭到怀疑的情况下能够把责任推给没有受到影响的系统压力。”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合法化危机是一种动机危机,是“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的差异”形成的危机。动机危机更多体现在社会文化系统里,如果这个系统不能长久地再生产出“对于系统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私人性”,而且,在社会转型中与私人性相关的阶级意识也丧失了基础,这说明公民的认同受到了威胁,也就产生了无能为力的危机。

不管是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还是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都是系统出现的危机,一方面是经济系统丧失了自主性,另一方面政府为了避免危机而采取行动使得经济危机又转移到了政治系统中,而文化系统由于不能满足政治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系统而出现动机危机。危机的系统论,在哈贝马斯这里已经完成了原理、成因的分析,但这并不是终结,“合法化危机”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其实意味着两重意义,一个是危机的种类,是区别于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和动机危机的一种危机形态,而另一方面,面对这诸多危机,解决这些危机,正是需要通过对系统的合法化,也就是说“合法化危机”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理想,前者是出现的过程,后者是预期的结果。借用韦伯的合法化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就是要用一种”理性统治“来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合法性的信念,这就需要梳理清楚实践和真理的关系,需要认识到普遍利益的压制模式,需要维护世界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需要在复杂性中全面应用系统概念,这里有认知,也有实践,有分权,也有妥协,但都必须纳入到合法化的系统里,一个是重新将复杂社会进行规范的整合,维持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同,社会的再生产应该依赖于一种政治亚系统的控制,并激活系统内部的有效语言系统。

而在合法化危机的过程中,哈贝马斯重点表现了对理性的偏爱,理性在他看来,是一种“为大家所共有的交往生活方式中出现各种选择”,也就是说,理性的合理性是一种选择,是在公共领域里保证私人性、在私人社会中又凸显公共意义,在一种系统的整合里,在个人的自我认同中,在主体性的可能中,进行合法化的努力,从而使得“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并非是盲目乐观,哈贝马斯的决心在于不懈的批判和斗争,在于用“破”的力量来根除病人身上的疾病:

即使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不比我在概述中所揭示的多,这也不会使我们放弃对晚期资本主义所能承担的压力极限进行批判检验的努力;而且,这也根本没有麻痹我们进行斗争的决心:即反对置公民于不顾,也就是说,反对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古代欧洲的人的尊严,把自发的社会系统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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