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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与玫瑰

编号:E38·2161109·1351
作者:【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2014年08月第一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1.50元
ISBN:9787553448121
页数:375页

意大利文书名《LETTERE 1908—1926》,直译为《1908—1926年书信集》,是《狱中书简》的姐妹篇,收录葛兰西自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的189封书信。葛兰西从卡利亚里、都灵、莫斯科、维也纳和罗马,写给家人、恋人、战友共计189封书信,它们是火——一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成长历程的生动写照:艰难困苦的学生生活,积极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同法西斯作艰苦卓绝斗争;它们是玫瑰——一位撒丁青年丰富情感(亲情、友情、爱情)的自然抒发;尤其是写给朱丽娅的50余封情书情真意切、动人心弦:“我想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甚至找到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奋力斗争,仿佛以往从未这样斗争过,运用我们从未有过的智谋,不屈不挠,竭尽全力,清除一切障碍。” 
《火与玫瑰》:像历史飓风中的小小树枝

真理是:在历史上一个政党从未最终定型,永远不会。由于党一旦定型,它就变成全民,即是说党就消逝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直至它的消逝,它会历经一系列暂时阶段,并且一次次地以两种历史上可能的形式吸收新成员:以个体加入或以或大或小的集团加入。
       ——《1924年2月10日 致泰拉齐尼》

1924年,是葛兰西已经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1924年,是正在维也纳从事革命活动的1924年,是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的1924年,是和妻子朱丽娅·尤尔卡分离而想念的1924年,是患了严重的神经疾病和贫血而依靠药物减轻痛苦的1924年——对于葛兰西来说,1924年正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中间阶段,虽然没有看见明天却坚持未来会迎来胜利,虽然不知道两年后会被捕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而在一个从未定型的政党建设时期,葛兰西就是在“暂时阶段”,面对内心的那团革命之火,面对已经开放的爱情玫瑰。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和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写下的189封书信,不仅是他在革命生涯中逐渐看见了革命的“真理”,同时也见证“火与玫瑰”的人生,党没有定型,党没有消逝,党还在暂时阶段迎来她的发展和壮大,而对于人生来说,也在“永远不会”的状态中持续着,生长着,革命着。

但是从那些书信里,分明看见了一个痛苦的个体,一个艰难行走的人,甚至是一个挣扎在疾病、孤独中的苦难者。1895年,因女仆的一次不小心,他被跌落在地,造成了残疾。这是疾病在四岁的葛兰西身上留下的永远印痕,也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而离开家求学似乎是他摆脱苦难的一个起点,也是对于命运发起的挑战,但是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活中,家境的贫困依然让他无法远离痛苦,一方面,物质的匮乏使得生活难以为继,从1909年到1913年写给家里的信可以明显看出,他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我走出屋门,冻得发抖,穿过城市,回到冰凉的屋里不能暖和过来,两三小时牙齿还一直在打战,你想想会是乐事吗?”1911年12月20日写给家里的信她这样说,寒冷,贫困,无助,他只能向家里求助,他需要付房租,需要买衣服,需要上课,甚至他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催促家里寄来钱,而当钱迟迟没有寄到的时候,他甚至充满了抱怨,“为什么你们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仿佛在家里那样,而我在这里不得不在恐怖之中等待。”1911年11月17日写于都灵的信,最后的落款是“亲爱的父母之情万岁”,但是那种恐怖生活却像一种阴影包围着他,在无助之下他只能抱怨,甚至愤怒。

葛兰西当然是想通过学习来改变生活,这种欲望变得迫切,而在渴望面前,他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痛苦,4岁时留下的身体残疾,或者已经成为过去的伤痕,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似乎也在不断被身体的痛苦折磨,“过错在我,我感到了;我本应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我不应当脱离生活,像我以前所做那样。我有两年生活在世界之外,有点儿在梦中。我让把我同世界和人们相联系的所有连线一根又一根地掉。”1916年,他从都灵寄给“最亲爱的戈拉吉艾塔”的信中这样说,脱离生活,是为了忘记自己的身体苦难,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梦想,但是却又给他带来了新的苦难,梦想也变成了一种噩梦,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两年来我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生活,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痛苦生活”,他变成了穴居的狼,当知识、思想不停地装满大脑的时候,他却发现“大脑受到了痛苦的折磨”:“整个头都疼,最终只能想到头。”

从思想回到大脑,从精神回到肉体,这一种苦痛只是一种形而下的身体叙事:因患支气管炎卧床不起,采用远足疗法减轻痛苦,剧烈头痛难以消除。在1913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是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亲爱的爸爸,因为我顽强地学习了一个月,只是导致我眩晕,头疼欲裂并患脑贫血症,使我的记忆力衰竭,脑子里空空如也,使我不时地发疯,靠散步、卧床或在(如同发怒者)地上打滚都不能恢复平静。”而这些疼痛、疯狂、自我解脱,在葛兰西的身体里几乎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以致在1924年写给妻子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疾病:“今天我服用了含铁和砷的药剂,我患了神经疾病,但比神经疾病更严重的是贫血,因此需服后种药剂。”

身体的疼痛仿佛是一场噩梦,而在他求学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看见了社会的疾病:自己的贫困从而何来?“我的造反本能从孩童时就针对富人,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阶级的分化使他和家庭处在社会底层,所以那种对立自然成为他革命的原动力,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却也让他在疾病加剧、处境艰难中选择了一条革命道路,1911年在卡利亚里被警察带走也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次实践,“由于爆发了一次罢工,而纳纳罗又是地方工会的会计,警察想要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资金并制止罢工。”罢工、逮捕,以及自我的逃离,变成了葛兰西1911年的主题词,也从此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两年后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让他用火的力量来反抗社会,来寻求救赎,也让他看见了那个“从未最终定型”的政党如何在暂时阶段中一步步走向强大,一步步形成自己的阵营,一步步团结更多的群众。1914年他在写给民族青年团的信中强烈谴责了“某位无耻狂妄的骗子”:“显然,这个人肯定既心怀恶意又极端自私,他旨在利用这种或那种古怪念头的表现(靠报刊传达),把令人尊敬的民族青年团体变成城市门房里长舌妇的无聊谈资。”所以他呼吁捍卫阻止的名誉和尊严,捍卫社会主义文化团体的纯洁,而这种捍卫在葛兰西看来,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在给《前进报》编辑加莱托的信中,葛兰西翻译并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都在运动”来表达这种想法,运动就是“打倒世界语,正如打倒一切特权、一切机械货色、一切生活的最终及僵化形式、败坏并侵蚀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死尸”,运动就是把自己称作是革命者、历史主义者,运动就是“那些自发出现并通过社会自由活力活动得以实现的(语言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活动形式是有益和合理的”,而“一切的都在运动”的唯一形式就是团结群众,唯一过程就是开展群众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争取最大广大群众。

这是葛兰西的“群众路线”,1923年他在莫斯科写给“最亲爱的同志”的信中说:“……这样的前景提出革命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存在唯一共产主义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写给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帕尔米罗的信中说:“我们确信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被我们所吸引和吸纳。”在写给陶亚蒂的信中说:“群众是围绕着各个政党组织起来的,他们根据所追随的政党的‘标记’,位移并列队。”所以他提出了要在区分首领和群众的基础之上,“提出实际建议并为群众指出行动及组织的实际方向”,所以他反对社会党内部的分裂,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能持续地、系统地争取最广大群众的合法讲坛。”——1923年他建立创办《团结报》和《新秩序》杂志,用刊载贴近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最紧迫最根本问题来团结他们。

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最根本目的是让党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斗争,1924年已经到了维也纳的葛兰西在写给乌尔巴尼的信中说:“一个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不能设想成议会性质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不同派别起着由其不同渊源决定的作用,就像在议会中不同政党的作用一样,而不同政党由社会不同阶级决定。党只代表一个阶级,而党内一次次地变成思潮和派别的不同立场,是由对发生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决定的,因此不能固化为持续性结构。”三年前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创始人之一,并在第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对于新成立的政党,葛兰西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并把它看成是永远的事业:“今天,我们走到群众面前,进行讨论,并建立群众队伍,不是只存在几小时而是存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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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火与玫瑰 安东尼奥·葛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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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编号:Z55·2161109·1350
作者:吕思勉 著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5.90元
ISBN:9787560975757
页数:160页

《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吕思勉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本书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国史话》:为公家谋乃真

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
       ——《历史与文学》

历史是谨慎的,历史是少言的,历史却需要真相,站在“现在时”的吕思勉似乎已经距离历史有些距离了,当以回首的方式“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时候,这一条史学的原则又如何体现?吕思勉面对历史的时候,其实他设置了一个参考背景,那就是文学,而对于三国来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文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文学,“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文学。

可以说,文学里的三国在给人们带来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历史本身,吕思勉回忆自己教授历史多年,很多学生对历史知之甚少,但是“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在他看来,这自然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作为中国行销最广的书籍,《三国演义》几乎成为了通俗教育的一种范本,而在他看来,这只是文学之一种,并非是史实的记载和评述,“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说书的在通俗教育中的作用,而口头的说书变成书面的平话,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升级,而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闲”:“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这其实就指出了小说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文学是用以消闲的,所以在演义中,重要的一种手法便是假设,而它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感情,那些离奇变幻的情节,那些拍案惊奇的故事,都是表达一种文学趣味,所以既可以洋洋洒洒来叙述发生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评析那些人物,这是文学的一种自由。但是这种创作在吕思勉看来,却是一种“浅薄”:“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很明显,吕思勉把文学归类为“浅薄”之学,称之为幼稚,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为了满足一种私欲,“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满足自我的感情当然和满足私欲,所以在“私”层面意义上,文学离讲述“事实的真相”的历史很远。

获得无意义的知识,是一种私,刺激并满足感情,是私,这甚至不只是文学的趣味,在历史中同样有一种要不得的私,《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作为中国历史学著作之一,《汉书》的地位很高,但是在吕思勉看来,这无非也是班固满足私欲的一种表现,“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这是一种有功利性的私,因为和汉朝有家族利益这种私的存在,所以班固在写作《汉书》的时候,掺杂了太多个人的主观,而这种主观把作为国民的公物变成了“一家的私物”。

这是吕思勉的破,“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而私的反面当然是公,所以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公”,撇出私的目的和趣味,导向公的作用,吕思勉在驳斥文学的浅薄的同时,也慢慢建立了自己澄清谬误的历史观。而在纷纭变幻的三国时代,吕思勉以“史话”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来谈三国的人和事,其实也是对于三国通俗文学作品反唇相讥的一种手法,演义取得了特殊的教育效果,那么通俗的史学作品是不是也能起到另一种澄清谬误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谬误在哪里?宦官真的只是阉割的人所做的官?亲戚二字是在古代就是指异姓而言,从而变成了诟病的“外戚”?董卓的扰乱仅仅只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政治问题?在种种的问题中,吕思勉其实侧重于对曹操进行评述,侧重于在魏武帝的史实中阐述“公”的意义。

在“褒刘贬曹”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奸臣,是奸贼,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对他最不齿的事情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吕思勉认为,《三国演义》的这种说法全来自于流行于民间的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在吕思勉看来,曹操能够击败各路群雄,在北方立足,也是一种“相当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方面当时的天子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对于一个傀儡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挟不挟的必要性?而从曹操本身来说,他也根本不需要“挟天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后来做了济南相,在政治上应该初露锋芒;后来辞职之后,他的想法甚至是出世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是一种高尚的志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当他出兵讨伐董卓、破降黄巾军三十余万,才是他政治生活真正的开始。

为了汉室,他讨伐了董卓,为了大局,他扑杀了伏皇后,为了稳定,他征讨吴国和蜀国,种种都使她成为汉末的政治领袖,“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所以在最后,他执守臣节,不肯篡汉,这一点吕思勉认为是一种道德:“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三国演义》说他是汉贼,就是一种低级趣味,而在和“狭天子以令诸侯”无关的成功中,她考的是“政治清明,善于用兵”。也正是因为如此,吕思勉认为曹操是当时的英雄,就像他引用明朝王阳明说的那句话:“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

而这样一种英雄完全是建立在公的基础上,吕思勉在《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的《论“魏武帝”》中说:“夫惟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惟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不为私之利,只为公家谋,所以曹操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吕思勉对他的评价是:“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在从两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确走向了一种大裂变,究其原因,吕思勉认为这种政局降落的原因就是道德的沦落,让那些狡诈之人得势,在他看来,应该对这种政治道德沦落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对比明显,一个是坚贞坦白的真英雄,一个却是满足私欲的窃权者。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光明面,而另一个则是黑暗面。

而在评述这段封面时代尾声的时候,吕思勉在魏武帝之外,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诸葛武侯,“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他认为,当历史进入到封建尾声的时候,他们却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光荣。而在诸葛亮的身上,最大的体现也是一种为公思想,在《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中他引用给出师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献给国家,也是对于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而这种“读史者以为美谈”的故事所传递出的“公心”其实也并非诸葛亮独有,夏侯惇又“陛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的想法,徐邈有“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的实践,邓芝也有“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的品德,吕岱有“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的做法。,“其所为皆与亮同。”甚至,陈表说:“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而朱桓则立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的志向,种种做法,却更是牺牲自己,“则尤有进焉者矣。”

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很明确,当吕思勉读《三国志》中曹操的故事,“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当谈及诸葛亮为公的举动,“读史者以为美谈”。这种包含个人感情的抒发,也是为了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虽然吕思勉反对“前车之鉴”的说法,“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史事绝不相同,失败者只在历史本身之中,但是在历史真相中启示后来,却也是一种史学观,所以在谈到“外戚”的演变时,他说:“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在谈及曹操的用兵时,引用他的说法:“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吕思勉提出的问题是:“自清末孕;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并非映射,只是期盼,期盼一种“为公家谋”的人,期盼一种坚贞坦白的真英雄,期盼一种平定天下的好首领,“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

Tags: 三国史话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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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的教训

编号:Z58·2161109·1349
作者:吴晗 著
出版:台海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一版 
定价:33.8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516810866
页数:288页

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恢弘建国、气势逼人、一统天下走到最终的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三百多年的明朝历史会给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吴晗说:“三百年前,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本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秉着对历史严谨公正的态度,简单叙述了明朝政治、制度、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出明初的恐怖政治、卫所制度、科举情况,以及晚明流寇、农民起义等表象下隐藏的真相,揭开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明朝历史的教训》:“两个轮子”的亡国论

我们回顾这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无论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而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稳,于是大量引用戚族,举全国人的血汗,供一家之荣华富贵,荒淫奢侈。自今而后,我们需要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
        ——《第十二章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被回顾、被研究,以及被追念,都写在那腰封之上,只不过从历史已经发生的被动状态进入到面向未来的主动迎接。“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实是提供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和往事兴衰有关的史实研究,注解在下面这句话里:“武汉三十年心血铸就,历经多次删改,终成传世佳作”;另一种是和当今“现在时”的发展有关的借鉴,注解在再底下的另一句话:“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历史学家武汉讲述明朝的兴衰与个人的得失”。而这样的“继往开来”的主旨在腰封另一面则注解得更为明确:“勿忘昨天的历史教训,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服明天的伟大梦想。”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使命和梦想,构筑的三段论更像是一本契合当今政治宣传的小册子。

而对于历史教训的审视,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以否定的态度驳斥了所谓的“前车之鉴”:“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不同为同,是察之不精,其实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误读,而偏偏就是这种误读把教训变成了经验,试想,往事之兴衰完全是一种“历时性”的现象,它和史实有关,是完全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发生的一切,如何能以“共时性”的态度移植到活生生充满未知的现在和将来?

但历史的意义或者真的不在于总结教训,提炼经验,而是以考察的方式看见我们未见的东西。而作为“明朝奠基者”的吴晗,其研究中心也一直在明史研究方面,《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朱元璋传》等经典著作也都是围绕着对历史的考证上,都和往事兴衰有关。而这一本《明朝历史的教训》并非是吴晗的专著,甚至只是吴晗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汇总:《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章节是“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旧稿”是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而写的专稿,《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则写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刊载在《中国建设》五卷四期,《明代之农民·苛政猛于虎》一篇原载于天津《益世报·史学》第十二、十三期上,《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则原载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六期。

时间上没有承续性,体例上没有系统性,当然各篇章之间也没有统一性,如此杂糅在一起,可能也非吴晗自己本人的意愿。甚至书名《明朝的历史教训》看起来也并非是吴晗亲自确定的,它很可能来源于最前一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演化而来。在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文章中,吴晗把明朝亡国的历史的教训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皇帝、宰相、兵部尚书和军队将领的不作为,弘光帝“还是满不在乎,人生行乐耳,对酒当歌,南京沦陷的前夕,他还在排演当代有名的歌剧燕子笺!”宰相马士英则“凭了一点拥立的私恩,独擅朝权,排斥异己,摈史可法于江北,斥刘宗周、黄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溜方多似狗,都督满街走!”而阮大铖则勾结马士英、奉承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书”,“综全国军政,负江防全责”。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则按兵不动,坐观兴亡。在朝廷之外,则是麻木的人民,“后方的都市,后方的乡村,却像另一个世界,和战争无关,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在这样一副国家图景之下,“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

清兵入关,明朝沦亡,三百年前的这一幕在吴晗心里是完全的痛恨,而他的目的当然是指向三百年后的现在,“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所以,“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明朝走到最后一步的死亡论,而要论述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出现的教训,则完全是另一种思路,而从在各个时期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中,虽然大致可以总结出明朝历史的那些教训,但是却丧失了学术著作最主要的系统性,所以,对于《明朝历史的教训》,并不应当成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对于历史史实和人物的一种简单陈述和梳理。

明朝是从推翻元朝统治开始的,作为开国皇帝,吴晗更多笔墨在于朱元璋时代,从他起兵到建国,其实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作为起义者,朱元璋是从反抗开始的,一方面是对于社会压迫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异族统治的抗争,吴晗将这种“划时代的转变”称作是“民族革命”:“这一鲜明的划时代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旧秩序的维持和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在各阶层支持之下,这一新兴势力在十年中便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民族革命成功了!”政权重新回到汉族人手里,这种民族的解放是成功的,但是在解放之后,朱元璋的矛盾性便体现出来,一方面当他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当他具有了独立行动能力的时候,“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从下层爬到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是和朱元璋一样成功的领袖的社会属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带来的一个危害,就是“为胜利之杯所炫惑”,吴晗认为,他们“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可以说,明朝的建立“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最严重的失败。”

失败似乎从建立明朝就开始了,于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来说,他把皇帝的正殿命名为“奉天殿”,把皇帝诏书的开头规定为“奉天承运”,就是表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明朝是承方兴之运的,“谁能反抗天命?谁又敢于违逆兴运?”他禁止一切邪教,他规定十年一次的劳役,他建立里甲的组织,他实行独裁,都是他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反过来开始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在各种制度中具有了合法的性质,所以吴晗认为,专职独裁的统治术在本质上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就中华民族本身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特权,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所以为了维持政权,朱元璋用两套法宝来巩固皇权,一是军队,用武力镇压,二是官僚机构,用公文统治,“皇权假如是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这两个轮子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皇权之外的一切,都可以用这两个轮子,在统治阶级内部,非淮人和淮人之间、相权和皇权之间的斗争,都通过镇压的方式来化解,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胡蓝党案,相关联的人被杀大约在四万人左右,还有开国功臣被杀系列案:“洪武八年( 1375)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 1380)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 1394)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宋国公冯胜。”而对于贪官,朱元璋更是用了极刑:“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十八年( 1385)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朱元璋的统治术,其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任何对皇权有威胁的力量,军事镇压和残酷统治或许是一时的极刑,而在长远利益上,朱元璋更是通过兴起文字狱、兴办国子监等手段,从禁止和提倡等两方面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 1384)到二十九年(1396 ),前后达十三年。一开始是和自己有关的禁忌,之后却变成了广义的禁忌,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等名字,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洪武二十七年,还特别敕命组织了一个《孟子》审查委员会,将里面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篇章删除,“刻板颁行全国学校”。而这种文字之禁和处罚相结合,在国子监,一大批违反规定的人被处死,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学校变成了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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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

编号:C55·2161109·1348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一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44749466
页数:225页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是唐·德里罗出版的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德里罗从1979年至2011年创作的九篇作品。书中的九个故事,是关于欲念与执着、失落与悔恨、狂喜与伤痛的人性时刻,这些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小岛、地球上空的飞船、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在小岛度假的爱侣无法离开;两名宇航员在太空俯视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地球;两位修女在南布朗克斯区确证了社区里的一个奇迹——死去的女孩埃斯梅拉达的幽灵出现了……九种独立的生命体验,定义了“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经验。这些故事写在不同的年代,但却模糊了时空界限,《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完全地展现出德里罗的“预言家”视野和文字的魔力。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阿门,一个古词隐士

在图书馆里,我一口气读完了一百多页,字体又小又难认。我离开时,就把那本书留在了桌上,在我读到的那页摊开放着。我第二天回到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桌上,还是翻开在那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

书留在桌子上,只不过是图书馆的一种状态,当空无一人的时候,如何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夜?在一本被写好的书里,在一个有着人物的故事里,翻开和不翻开其实允许着两种可能,进入的可能和退出的可能,虚构的可能和现实的可能。子夜在2009年到来的时候,是在美国的一个书桌上,是在唐·德里罗的故事里,翻开在那一页,其实是要把一个不存在却真实的子夜包含进去,它叫伊尔戈斯卡斯,它叫俄罗斯。

为什么第一天摊开的那一页,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还是翻开在那一页?翻开的人是伊尔戈斯卡斯还是罗比?空无一人,其实是取消了名字的意义,不论是谁,翻开就是一种进入的过程,而翻开在那一页,就是把进入的状态放在一种永恒的状态里;而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也是取消了时间的差别,进入就不再有终点,它就在那里,无始无终,没有了国别,没有了日期,没有了主人,什么没有了所谓的作者和读者。

但是总是被联系在同一页里:他是一个1990年从战争中出逃的人,他是一个穿戴兜帽的男人,他是一个说着“假和非假”逻辑的老师,但是这种统一,仅仅是图书馆里那本一百多页的图书被翻开在被阅读的一页,它是虚构,它是命名,它既无法走进2009年的文本,也无法离开1990年的战争,“世界终结之处就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当逻辑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尽可以让那本书保持在国定的一页,于是2009年的今天,不再有帕维尔,不再有米哈伊尔,不再有阿勒克西,甚至不再有带字母k的维克托,而1990年的那时,也不再有克罗地亚,不再有塞尔维亚,不再有波斯尼亚,只有一个伊尔戈斯卡斯,只有一个俄罗斯。

“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是一种叙事的牢笼,一种虚构的囚禁,假和非假构成了逻辑的二元性,二元性却恰恰解构了可能的真实,所以假和非假都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就像和我在一起的托德,当我们把剩余的时间花在找出我们之间的差异上面,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纯粹无力世界的层面逃脱,我和托德,带兜帽的男子和“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以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假和非假的逻辑命题里,根本没有了差异,他们一起走向了世界的终结之处,逝去的时代,就只有消失了的边疆,那本书被打开在昨天和今天的时间里,却再没有人能够合上。

“在这个语境里,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活在一种被命名的语境里,逻辑当然已经走到了尽头,最后只有那个穿着连帽大衣的老人,甚至连他也转向他住的街道,周围一切都是空白,而我自己则完全置身在世界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永无2009年的现实,永无1990年的战争,永无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里的俄罗斯人,也永无在那片冻住雪地里的美国人,永无写下笔记的作者,永无不再翻过那一页的读者。

其实,在2009年被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之后,那一页是被人翻了过去,这是时间的序列,2009的下一页是2010年,2010年的下一页是2011年,它们都有战争和现实,都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甚至都有作者和读者。像图书馆一样,2010年是一所监狱,而2011年是一个电影院,封闭世界里,只有作者和读者在一起。起先出来的是读者,我,一个被围在石头砌成的高墙内,被围在密布的铁丝网里,所能阅读的故事是关于两个女儿的电视节目,她们在一档儿童节目里,在监狱之外的世界里,但是电视节目也像是被封闭的牢笼,也像被围住的高墙,也像被囚禁的铁丝网,我的婚姻生活去了哪里?我的事业去了哪里?甚至我希望能够自由出入物理界现实的幻影去了哪里?

那一刻,渴望成为幻影的我,其实是想成为一个自由命名的作者,而狱友诺曼却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作者的范本,“我怀念我那些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墙当成了艺术品展示的地方,那些收藏的艺术品似乎只有在一面隔绝的墙上,才能保持自由独立的品质,怀念那些墙,就是怀念一种自由的时光,怀念艺术的生活,甚至怀念身为作者的身份。但是在监狱里,一切都在被解构,那个渴望成为《圣经》研究学者的人,那个在四处跑步的人,以及确定播放儿童节目的最年老犯人,他们都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观念化的本质,激进的范围,一个如此随意却又如此行为,导致已在这里待了一年的诺曼,还要待上六年,忍受上下铺、诊疗室、排队吃饭、厕所里干手器发出的尖锐噪声。”只有身为作者,才能不被另一种现实所影响而失去自由。

作者必须制造词语,作者必须虚构现实,“新的旗帜,新的横幅。”“锤子和镰刀。”那一句句口号里,都是一个个的词语,锤子是词语,镰刀是词语,“就像阿布扎比。”而锤子和镰刀,本身指向的是一种政治或者革命,它起初是在现实的反面,其实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沦陷在现实的巨大困境中:财政赤字、巨额债务负担、可能出现的违约……词语沦陷,现实变异,作者看见的或者只有归于寂灭的死亡,“我们信赖新闻终会消失,我父亲说。然后我父亲成了新闻。再然后他消失了。”找不到自己的父亲,那么背着词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消失?只有“消失”这个正在发生的词语,在2010年的现实里,没有艺术,没有自由,没有可以逃离的虚构,“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她是我的妻子,非常奇怪,萨拉·梅西,慢慢地在脱掉她的衣服,束腰长袍和宽松长裤,一套奥黛。”我在自己的梦里成为作者,而其实,这一个和胡志明有关的城市之梦里,和站在吊扇之下的她有关的梦里,消失是必然的结局,一场战争正在发生,一个故事正在解体,幻影过后是死去的作者和死去的读者。

女人站在吊扇底下,是一种危险的存在,而在2011年《消瘦的人》里,女人总是出现在一个黑暗的电影院里,也是一个梦,一个虚构的梦,一个像是幻影的现实。在幻影之前是另一个女人,我生活中的妻子弗洛里,苗条的女人,但是那只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为什么好几个月了都在那里摇来晃去?好几个月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它和十几年后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一种现实的描述,而更为真实的现实是,弗洛里有了叫阿夫纳的男友,有一个在华盛顿的儿子,以及总是裹着黑色的衣布,把一个让胸罩挂在壁橱把手上的女人离开了我。另一种生活而已,弗洛里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或者只是为了寻找另一个作者。进入是为了离开,我一个叫利奥的男人,无非是在此处的世界里,让她感觉到一种禁欲而死去的生活,于是不再吃肉、不再投票,不再在社区协会戏剧表演,对于弗洛里来说,就是要永远离开一种此处的生活。

她创造了一个阿夫纳的男人,她是自己的作者,而利奥在“她的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摇来晃去”的日子之后,也希望成为另一个作者,一个女人,一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一个进入大型电影院的女人,女人其实在利奥眼里就是一个词语,一个新造的词语,也是一个复仇的词语,用词语编写的故事里,他们一同在街上,一同进入影院,一同回家,可是街上只有她露出消瘦的背影,电影只发生在黑暗中,而那个房子只有一扇门在她进去之后被关上。所以利奥的故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我老是想起一部我大约十年前看过的日本电影。深褐色的色调,像发灰的褐色,时长三个半小时,一个下午在时代广场那边放映的,那家电影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对她说,他把她放在虚构的情境里,他甚至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像弗洛里一样,开始另一种生活。

其实只不过是幻影,虚构另一种生活,可那壁橱门把手上的胸罩总在眼前摇来晃去,“所有的人类存在都是由光引起的幻觉。”作者是幻觉,读者是幻觉,故事是幻觉,另一种生活里的“消瘦的人”也是幻觉,她或者就是弗洛里,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符号,“如果他眨一下眼,她就会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就必须把她命名为“消瘦的人”,而那个在壁橱门把处的胸罩必须永远摇来晃去。幻影总是扩大到现实之外,2010年的监狱里有幻影,2011年的电影里有幻影,包括2009年图书馆里的那本书,幻影世界总是以介入并且虚构的方式去除了现实的影子,但是从2009年往上回溯,其实和时间一样,隔着遥远的距离,幻影终究无法产生一个陌生的作者,产生一个孤独的读者。

更为现实的2002年的《巴德尔-迈因霍夫》,一个死去的人,一个在墓地里举行的葬礼,为什么会进入到《被枪杀的男人》的画作里?一个二十五年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在一个名字的启示中走向恐惧?“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还有他们之前的乌尔丽克,也是恐怖分子,并不是不可饶恕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制造了爆炸,而且将现实的一切都解构了,婚姻失败不是一个借口,甚至在那场葬礼之后,她看见的男人也无法消除她的恐惧,“交个朋友”的邀约背后,却是“你必须得走”的拒绝,抱起了她又怎样?那个世界一直没有放进二十五年后一个幻影的位置,只有一个人,只有一幅名叫“葬礼”的画,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

更为现实的是1988年的《跑步的人》,一个跑在前面的女人,说着关于一个孩子的遭遇,被男人抱上车,男人是他父亲?可是母亲又在哪?或者在经过的路边,在偶遇的事件中,男人仅仅是从梦幻空间里冒出来的陌生人?谁会相信梦幻会在一个现实事件中成为可能?谁会相信一个过客会记挂一个小孩的安慰?又或者,她对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谁是真正的作者?谁又会阅读故事的读者?“她脸上挂着奇异而痛苦的微笑。他往后退了一点儿,然后倾身去跟她握手。他们就这样互道晚安。”看起来是和谐的,是互助的,但是现实只是一扇冷漠的门,当电梯滑向两边被打开的时候,那一个夜里,全部的故事是:“他独自一人从大楼的中心上升而去。”

2002年的现实提供了一种死亡的范本,1988年的现实提供了冷漠的风格,而1988年的《象牙杂技师雕像》里偶尔出现了幻觉,却是一种更为残酷的现实:地震。地震的时候,大地在晃动,天空变得阴暗,而所有的人都在逃命,对于女人凯尔来说,地震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在她和所有人一样逃离的时候,她其实把自己带向了一个二元论的困境中,就像2009年的那个“假和非假”的逻辑一样,走向的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世界已被缩成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凯尔的逻辑在这里被展开,她害怕地震来时的室内恐怖,却在室外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没有自己可想象的作者,也没有自己可以面对的读者,那个叫埃德蒙的男人,似乎正在她孤寂的夜晚帮助她寻找词语,然后用词语保护自己。

词语其实就是一种幻觉,那个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神像,是力量的象征,但是在地震中却粉碎了,神而成碎片,词语在哪里保护?埃德蒙的那一个象牙雕像复制品,似乎是在灾难中找到的新词,一个公牛跳跃者,一个女性,在扑面而来一跃而起的瞬间,超越了恐惧,超越恐惧就是超越现实,超越地震,“让你记起你以前活泼、乐观的自我。”可是,这依然是幻觉,埃德蒙去北方了,地震在第八天却发生了最严重的余震,于是她只在那象牙雕刻品的世界里,在幻觉中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书写的自己,一个自己阅读的自己:“灵巧、年轻、乐观、现代;咆哮的公牛和震动的大地。没有什么可以将她和那个艺术品里面的心灵、某位象牙雕刻匠联系在一起,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被离她如此遥远的力量所感动。”

对于幻觉的最直接体现,仅仅是“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灾难的现实里,“带着它”仅仅是幻觉一种,而当“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幻觉就是一种被现实改变的幻觉,1983年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遥远,它不再现实里发生,而我和福尔默在执行轨道飞行任务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谁都没有经历过的幻觉时刻,那个时刻称之为“人性时刻”,而其实只是“战争时刻”的变异,和199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一样,根本没有被虚构的胜利。在这个“人性时刻”里,被确认的现实是我包里1901年的银币,是福尔默的毕业照、瓶盖和小石子,甚至是在太空中被听到的那些广播节目信号。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甚至地球也不再有盘旋的风暴、明亮的海洋、呼吸热气、烟雾和色彩,只是凡人的栖居之所。但是一个经理了战争的人,如何能把地球设想为另一种生活?

“每到星期日我还是会沮丧。”战争中的武器,战争后的全球战略,都变成了福尔默口中的话题,远离地球其实根本无法远离记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在地球上发生,却在一个人的“人性时刻”里发生,福尔默是曾经的读者,是现在的作者,“过去是,现在也是,战争时刻。”没有远去的死亡,没有远去的伤痛,没有远去的地球,渴望一种人性时刻,却只能在太空的虚幻中忘记自己,“他全部的时间都待在窗边,俯暾着地球。他话很少,或完全不说话。”不说话,就没有了词语,就没有了作者,在飘荡的太空里,地球最终会去往哪里?

逃离地球,一种是科幻的方式,另一种则是神话的模式。《天使埃斯梅拉达》里的那个画在墙上的天使,只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明,在非法居留者的地方,在满是涂画的地方,竟然变成灵魂升华的救赎之地,这无非是一种讽刺,甚至还有那些修女,那些修士,谁能为死去的人建造一个归宿之地?“每次当这里死了一个孩子,他们就在墙上喷绘一个天使来纪念。蓝色和粉红色的天使几乎占据了那面高墙的一半。”可是当那个名叫埃斯梅拉达的女孩被人强奸而从屋顶上被扔下去的时候,天使的画像在墙上绘制完成,可是却只有母亲的哭泣,救赎只不过是幻觉,最底层的现实里是没有信仰和希望的空荡荡的街,连修女说出的那个“阿门”都在现实之外:“一个古词,源自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实在地一手触到她的腹部以完成用身体形的十字架。”

“它根本上的虚假性会让你感到羞愧吗——所有的微妙之处和渴望的剪影?或者超验的力量会延存,某事件违反了自然力量的感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火热的地平线跳动,你渴望异象因为你需要一个神迹对抗你的怀疑?”被玷污的神迹?被虚构的救赎?天使埃斯梅拉达只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死者,她的名字只不过写在“受护”的墙上,而信仰也只不过在早晨、中午、黄昏,“都向你吟诵”。不被救赎,其实也不被降生,一切的战争、死亡、现实,一切的胸罩、雕刻、电影,一切的男人、女人,其实在“阿门,一个古词”的祈祷中,纷纷告别作者,纷纷远离读者,而所谓的“创世”无非是一个在“航班延迟”之后虚假的伊甸园。

从多巴哥群岛乘船到机场,为的是离开,而当飞机满员到航班延误,从待定人员到无法离开小岛,这曲折的过程,越来越将两个陌生的男女固定在隔绝的世界里,“创世之梦在庄重的旅行者探寻的边界露出光芒。一览无余。”离开变成不离开,克丽斯塔和我甚至在欲望的世界里开始寻找一种刺激,不是神圣的感觉,而是拖入到一个不再出去的幻觉世界里,创世,是逃避而已,“外面他们说那架飞机坠入该死的海里了。”即使只是一个延误的消息,当接受了现实之后,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幻觉中离开,在幻觉中变成不是自己,“她完全封闭了自己,浑身一动不动。”这是创世的开始?还是末世的沦陷?男人和女人,欧洲和美国,以及离开和逗留,当不再是自己的作者和读者之后,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一个词语:“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仅此而已。而且你可以跟我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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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的诗

编号:S29·2161109·1347
作者:韩东 著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一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539972299
页数:445页

“我一直在努力,不是为了一两首好诗,是为了与诗歌结合。多半是幻觉,但这却是一个根本的幻觉,我愿意被它指引。”“第三代诗人”韩东在“根本的幻觉”里写下了对现实的而态度。韩东的诗歌充满现代感,充满对人性的深切的悲悯与洞察,以民间的立场崭露于诗坛。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韩东诗歌集,是其此前三十余年诗歌写作的系统性的总结。作者对所选作品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审订,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流传版本进行了认真甄别。本书为“做天下最好的诗集”系列之一。
《韩东的诗》:我想后面应该是海水

一条水蛇游了过来,昂着头
撑船人一篙打在它的七寸上
怎么可能呢
两件事都不太可能
        ——《在水上》

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不太可能的是一种死和另一种死,不太可能的是一种动和另一种动。水蛇昂起头是否看见了船上的人,达下去竹篙的人是否看见了水上的动静?它们其实都在同时发生,却并不是走向同一个结尾,作为一种“不太可能”的叙事,船和水其实都在后面,都在并不看见的睡梦里。而在眼前的其实是那个对岸,那里的草又青又黄,那里的白云是白色的,那里的一棵树和所有的树在一起,总之在看见的岸上,一切都是美好的,“我无限向往岸上的生活”。

岸上和船上,构成的都是必然的关系,都是看见的一切和唯一, 在水上看见岸上美好的东西,在岸上却“向往这条绿水”,看和被看仿佛都是另外的风景,那么又青又黄的草是不是“不太可能”?白色的白云是不是“不太可能”?一棵树和所有的树“不太可能”?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水上”和“在岸上”构成的只是看和被看的双重想象,于是水蛇游过来,穿过一艘船又游过去,于是一篙打下去仅仅是溅起了水花,于是从午后到黄昏落日,“我在竹排上/像在房子里一样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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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演义

编号:C26·2161109·1346
作者:蔡东藩 著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14.70元
ISBN:9787514609844
页数:596页

“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在《后汉演义》中,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的蔡东潘依旧实践着其“演义救国”思想,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刘秀光武中兴至三国混战这一段历史,蔡东潘以正史为经,轶闻为纬,体例特殊,写成一部自批自注的演义作品。而在汉史演义中,蔡东潘也独创了编写体例,那就是将秦朝附在《前汉演义》之前,三国附于《后汉演义》之后,首尾相对也是一个无独有偶的创格。  
《后汉演义》:妇寺原为乱国媒

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甚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从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到刘秀起兵南阳重建汉室,从曹魏披着汉禅假象,到司马氏篡魏改元,后汉二百数十年的历史,有多少是所谓的正统?有多少是天道使然?陈寿的《三国志》事事回护曹操,那么,“操得为忠,王莽如何为逆乎?”而最后司马炎燔柴告天,其实和曹魏当初受汉禅故事一样,也无非是“天道之循环”,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报应而已。所以蔡东藩“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地演绎后汉演义,只不过是为了揭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本质,这并不是为历史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是在所谓朝纲紊乱中发现其必然性:阉祸何来?兵争何起?甚至朝代覆灭何因?“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

蔡东藩其实从一开始就绘制了后汉二百多年的兴亡路线图,“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无论是君主专政,还是外戚擅权,无论是宦官横行,还是最后乱党交讧、方镇纷争的“三国演义”,其实在后汉一开始就显露了端倪,“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

而这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混乱秩序,也正是西汉灭亡的根本,当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前汉后汉的人为分界也是一种乱世的必然。王莽新朝踩着西汉灭亡的尸骨前行,所谓改朝换代,却并不是结束汉朝的腐败,而是加剧矛盾,制造纷乱,王莽无疑是一个寡头政治的代表,“莽不问民生疾苦,只知遣兵征剿,百姓外遭胡寇,内受兵灾,除死以外,几无他法。”他课税民间的做法,他毁坏帝王庙室的举动,他横征暴敛的作为,以及年老时依然酒池肉林的享受,无不是把自己推向了欲望的深渊,六十八岁还用黑墨染须毛虫壮年男子,最后将一百二十人添居宫内,想要轮流召幸,甚至当年老体衰的时候,还征召方士入宫制合仙药,无不反映着篡权者荒诞的权力。

王莽之衰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强大的西汉王朝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又为什么他的个人权力达到极致的顶端?而在这荒诞的权力更迭中,是不是就是实践着“败为寇,成为王”的规律?王莽自然不是汉室正统,但是当王莽篡权的时候,汉朝官员龚胜说:“我受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旦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绝食24天最后气绝身亡,这是不是正统论的一个牺牲品?而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翊,这些因廉直而得名的官员,齐人栗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这些洁身自好的儒生,他们用托病辞官的方式消极对抗王莽新朝,是不是也是一种忠诚?而在王莽后期,从南阳兴兵的刘秀,是不是作者光复汉室的伟业?

蔡东藩把“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的刘秀称作“汉朝龙种”,称作“真命天子”,看起来也是寻找一种正统论,汉景帝七世孙、长沙王嫡派,这种出生似乎为讨灭王莽寻找了合理的解释,但其实刘秀起兵,在某种意义上是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他的神勇,他的权略,他的指挥,也只是在历史中看见了际遇,也为自己找到了位置。作为汉家后裔,刘秀在哥哥刘縯的倡义下一起起兵,但是在后期显露了自己的才华,“遵时养晦,一飞冲天,秀之才实过乃兄,宜乎兄无成而弟独得国也。”乃至昆阳大捷,最后奠定了汉室光复的基础。而这种光复论,也并非是要延续一种正统思想,强华的“赤伏符”像是一个策划好的剧本,从天道意义上为刘秀继位找到了合理性:“大汉本尚火德,赤为火色,伏有藏意,故名赤伏符。所云四七之际,四七为二十八,自从高祖至今,计得二百二十八年,正与四七相合。四七之际火为主,乃是火德复兴,应该属诸大王,愿大王勿疑!”而最后受朝之举,则是在这种合理性中更多了一种仪式意义,“届期这一日,巧值天高气爽,旭日东升,萧王刘秀,戴帝冕,服龙袍,出乘法驾,由诸将拥至南郊,燔柴告天,禋六宗,祀群神,祝官宣读祝从。”

合理性和仪式感,看上去是一种正统论的实践,而蔡东藩也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而已,“少康复夏,宣王绍周,历史上传为美谈,若汉光武之中兴,亦夏少康周宣王之流亚耳。自鄗南即位,而帝统有归,当时之盗名窃字者,至此始逐渐湮没。盖明月出而爝火无光,理有固然,亦何足怪?必假强华之呈入谶文,资为号召,得毋犹迹近欺人乎?”但是不可否认,汉朝还是在王莽建立新朝的断裂带中,再次得到了延续,而刘秀的意义在于在纷乱的世事中建立了一种秩序:“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退武臣,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并且崇尚气节,讲求经义,耳不听郑声,手不持玩好,与王侯等持盈保泰,坐致太平,比那高祖谩骂儒生,诛夷功臣,纵吕后祸刘,实是相差得多哩!也是确评。”

而这种盛德对于后汉初期的统治来说,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在位十八年的明帝、在位十三年的章帝,“承袭祖考遗业,国势方隆,事从宽简,朝野上下,并称乂安。”尤其是明帝在位时,谨守建武制度,使外戚不得封侯干政,即使馆陶公主求郎,也是加以拒绝,““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一或失人,民皆受殃,所以不便妄授呢!”所以当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成就了后汉初期的繁荣。但这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从和帝开始,似乎就慢慢进入了历史循环论,不到十岁的和帝就是由窦皇后临朝训政,而窦氏家族的窦宪等把持朝政,任所欲为,等到和帝欲除窦氏,却为时已晚,“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而外戚专权之后,当时最荒谬的一个现象是,后宫生子多殇,宫中竟视为凶地,遇有生育,都到宫外,寄养民间,当时邓后在后宫生有两子,长子患有痼疾,而少子生才百日,就是在宫外寄养。

这就是汉安帝,十三岁继位,也是由邓后临朝,虽然她以贤德见称,但是最后也是专顾私亲,而安帝本人确实沉湎酒色,等到亲政时也是委政于外戚内阉,“听信群小,黜逐正人,汉之纲纪,自此紊矣!”而在三十二岁时南巡殒命之后,顺帝继位,十一岁的皇帝也是太后临朝,阎太后构废济阴王、迎立北乡侯,也是专欲的表现,虽然顺帝“退乳母,责阉人,宫禁肃然,其与乃父之庸暗不君,似不可同日语矣”,但是“一时之明察,终不敌群小之欺蒙,虽有直臣,挽回无几”。之后的质帝竟然只有两岁,又是梁太后临朝,而这个幼主竟被外戚毒死在宫中,当时的梁翼把持朝政,包括桓帝在内,都由他掌控,而在梁后、梁翼的独断独行中,汉室完全走向了失统的地步:“惟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女得为皇后,六女得为贵人,父子俱为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又有七人,子尚公主又有三人,外如卿将尹校,共五十七人,真是一时无两,备极尊荣。”这种失统也最终导致党祸之起,桓帝延熹八年,竟缉捕至二百余人,而桓帝本人朝夕纵欢,在三十六岁时德阳前殿瞑目归天。而之后的汉灵帝也是在皇太后临朝中登位,乃至亲政的时候,竟然提出了一条敛钱的方法:“就西园开张邸舍,卖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阶,定价二千万;四百石官阶,定价四百万;如以才德应选,亦须照纳半价,或三分之一;令长等缺,随县好丑,定价多寡;富家先令入钱,贫士至赴任后,加倍输纳。”

皇权更迭,是如此的怪诞,如此的残暴,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荒淫,所以所谓的正统,也无非是将祖宗的基业尽将毁灭,所以这是一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必然规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而当黄巾军解揭开了汉末乱世的序幕,谁又是正统?当汉室王朝在这个特殊时期,却还在那一种荒诞的故事里,“少帝于四月嗣位,九月被废,相距仅五月间,改元两次。至献帝既立,又复改元,一岁中有四个年号,也是奇闻。”于是在这种式微的背景下,群雄逐鹿的格局慢慢形成,他们自称讨贼,却是各怀心志:“董卓为汉末乱贼,人人得而诛之;关东各路之兴师,名正言顺,谁曰不宜?独惜各牧守有讨贼之举,而无讨贼之才;且推袁绍为牛耳长,使主齐盟,绍固一引卓祸汉者,奈之何以门望相推也?”

蔡东藩将董卓称为“乱贼”,把曹操称为“汉贼”,而群雄也成了群贼,“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至如李乐韩暹胡才,则固以贼自鸣,更不足道矣。堂堂天子顾委身于贼臣之手,尚有何幸?其所以间关跋涉,苟延残喘者,贼胆尚虚,未敢公然篡逆也。”而身为汉室宗族的刘备,蔡东藩自然在与曹操的对比中将其视作是一种希望:“刘先主起自寒微,以一贩履织席之贫民,独能具有大志,交结英雄,为国讨贼,较诸曹阿瞒之已为朝吏,奉遣出兵,其难易固属不同,其忠义亦自有别,正不特一为汉裔,一为阉奴已也。”这种褒刘贬曹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表明着一种苟延残喘的正统论,甚至蔡东藩完全以罗贯中《三国演义》为线索,开始书写自己的“三国演义”,从六十回《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到最后第一百回《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在四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详尽叙述了群雄争霸的汉末格局,而他的书写,针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

“虽曰小说,亦不应穿凿失真,一至于此也。”这是蔡东藩历史小说的观点,也就是不应“穿凿失真”,所以在赤壁之战中,他认为将战船锁上铁链,并不是庞统献计,而应是周瑜;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候,都是罗贯中“褒扬失实”的表现,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诸葛亮三气周瑜,“亦属无稽,尽信书不如无书,况燕谈郢说乎?”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蔡东藩认为,诸葛亮祈风之说太过荒诞,他根本没有这种神奇的本领,而且与刘备长坂坡被曹操所追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他说,“予幼时阅《三国演义》,至赤壁一战,联篇叙述,多至七八回,每叹罗氏演写此役,最为刻意经营之作;及年稍长,得见陈寿《三国志》与各种史籍,乃知罗氏所述,多半附会,虽未始不足餍阅者之目,空中楼阁,总觉太虚,且反足滋后人之疑窦,毋亦所谓得半失半欤?”罗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到了蔡东藩这里,就只剩下短短的一回目。

这或者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分歧,“事必纪实,语不求深”是蔡东藩所追求的写作风格。回到所谓的正统论,当蜀汉政权最后失去历史机遇,曹魏统一,蔡东藩却感慨:“汉事已完,墨干笔秃。”不免有一种落魄的感觉,而当汉宗绝祀之后,曹魏并没有被单列而演绎一部新的历史,也没有纳入到《晋史演义》中,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汉贼”的一个小插曲,所以当最后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也不免嘲笑曹魏,“若夫司马氏之篡魏,实为天道之循环,不有曹操父子之作俑于前,何有司马昭之效尤于后?故篡魏者晋,实则魏自诒之也。”

王莽建立新朝是一种篡位,曹魏让汉宗绝祀也是一种篡位,而司马氏建立晋朝,当然也是一种篡位,如此循环,看上去是群雄扰攘的必然,但是内中却有着深深的正统论影响,这种正统论也为蔡东藩的历史小说找到了一种真实论,批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荒诞神术,就是为了回归历史本体,回归历史正统,“中国小说,往往谈仙说怪,酿成近世义和团之乱;救国不足,病国有余,罗氏其流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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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编号:C55·2161109·1345
作者:【美】大卫·范恩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9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0.70元
ISBN:9787532152827
页数:258页

由五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构成的《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并非是不同主题的组合,六个故事形成了一条主线:叙述者罗伊·费恩的父亲与别人有染,家庭破裂,两度离婚,后来他在阿拉斯加的一座无人小岛上买下一间木屋,请儿子罗伊去那里住一年。大卫·范恩希望的就是在真实故事里产生出某种和现实的碰撞,“我把发生在我家庭里的故事、我家族的过去和我喜欢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并融汇我所学的语言,这三者在无意识形成的转化中发生碰撞,创造出真实的笔下世界,让人物生动逼真,具有行动力。当这种碰撞发生时,激起的火花给人以真实感,就像原子碰撞发出的光,读者能察觉到实际发生的事,能置身其中,受到感染。”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我需要和它有关系

有时候,在高空的气流中捕捉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持续不断的拍打声时,我差点以为我的父亲最终又重生了。
      ——《飞上青天》

高空气流其实只是那根滑翔机背带悬挂在天花板时制造的眩晕感觉,那时,他穿着黄色的荧光防风衣,戴着无带的运动头盔,而且还竖起了大拇指,于是在哪一种眩晕感觉中,“然后飞了起来。”这是一个夜晚必然发生的故事?这是没有人在场必然的死亡?可是不被看见的时候,死亡又如何成为如此具体的一种真相?

其实,那一个夜晚发生的死亡叙事就在传说里,小区大门外的杂货店,每天都很早就开门,店主是一个略胖的中年男子,在我曾经看见的日子里,他总是面带微笑,那眼神在眼镜后面传递出某种友善。匆匆经过,或者付两块钱买一瓶矿泉水,如此而已,便是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关系。但是当那高空气流制造出一种眩晕乃至窒息的效果时,我并没有看见——而且和他发生关系的世界也没有看见。一种死亡就降临了,一种传说就诞生了,在某个小区的群里,大家都在说着那晚发生的事,或者是凌晨,万籁俱静,一个人的他用绳子结束了生命。

没有看见的传说,只是传说,没有铺垫的死亡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后来那扇卷闸门就再也没有拉起过,我还是匆匆经过,只是瞥了一眼就走开了,好像和死亡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口袋里的钱包或许还有在死亡之前找零给我的若干纸币。现实里的死亡叙事,其实无法纠结于原因,也无法更正传说的诸多版本,但至少在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男人,在一个看起来平常的日子,选择一种死亡,一定是必然的行动。

必然或者距离真相很近,不用猜测它也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向终结。但是当现实的必然拉上那扇铁闸门的时候,在黑暗中,在痛苦中,那悬在天花板上的背带是不是能承受生活之重?而在必然的现实之外,当“我”的父亲“然后飞了起来”之前,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那是一种欣喜,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欲望?那是一个被我看见而且不是传说的真相:“我应该从更贴近真相的地方讲起。”是的,在面对我,在朝我竖起大拇指的时候,父亲一定是看见我的存在,当父亲告诉我他曾经相当一名画家的时候,我在那里;当父亲迷上意大利甜品萨白利昂的时候,我在那里;当父亲穿着皮大衣看见北极光的绿色阴影时,我在那里;当然,在父亲把自己绑在背带上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我就是父亲需要和世界发生关系的见证者,那一间坐落在山顶附近小丘上空荡荡的屋子,那一个带着应急用的糖的下午四点,那一片一片寂然的树林,都是父亲和世界开始对话的证明,但是过着独居生活的单身汉,用罐头和饼干盒计量人生的男人,偶尔还能看见白天光线的父亲,却让我看见了他生命的最末端,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编织“飞上青天”的故事,而我呢?为什么我看见,我证明,我被带向他的世界,“尽管心里有点抗拒,但这里还是有一种家的感觉。”为什么最终一个男孩活了下来却并不在“更贴近真相的地方”?当飞上青天的父亲最后坠落在地上,变成了一小块大理石板,长在母亲农场附近的原野上,那时的世界,其实没有我,只有自杀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我母亲喜欢有他陪在身边,还号称他们的交谈比往日更好了。”

生命的最末端是被我看见的场景,死亡的飞翔姿势是我制造的传说,“有时候,在高空的气流中捕捉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持续不断的拍打声时,我差点以为我的父亲最终又重生了。”这是不是父亲所需要的那一种关系?和我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而在“飞上青天”之外,那种关系也是和鱼类有关潜游在那里的关系,在不幸运的一年,在见面的四天里,是我游向了父亲,还是父亲游向了我?“三年后,在我和我母亲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我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鱼缸,并决定成为一名鱼类学家。当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鱼缸是礼物,离婚是不是另一种和世界发生关系的证明?丑鳅鱼、银币鱼、彩虹鲨,它们应该生活在水里,甚至海洋里,不论是我出生的埃达克岛,还是我乘坐上的船,其实他们都和水有关,都被海围绕着——埃达克岛上的那只白色澡盆,是我活下来的证明,是属于母亲叙事的一部分,“她将我放在一只普通的白色澡盆里,里面注满了凉水,我活了下来,甚至变得更强壮。”而那只船呢?是我走向海的世界的一次努力,和父亲有关的叙事却走向了摇晃的感觉,“这让我分心;然后我忘记了是什么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也失去了对鱼类的兴趣。”

两种叙事以离婚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母亲和父亲,表面之上和表面之下,陆地和船,但都有一个无法逃离的我,无法逃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让我成为我,“留下了我母亲和我。因为从未飞到任何高度,我们也无处坠落。”当父亲最后在头痛病的折磨中开枪自杀的时候,那种悬在天花板上的感觉变成了我的眩晕感觉,就像我在鱼缸之外看见了炸碎、溅落的鲑鱼内脏,看见了喷水鱼的钩状嘴唇,一种是死,一种是生——当钩状的嘴唇射中那一只疯狂飞舞的苍蝇,生与死的关系变成为了另一个关系:“然后是那只苍蝇,落入水中,释放着数百万道、传达它的痛苦的细密涟漪。”

飞上青天的终结,苍蝇死了,像一个传说一样跌落在水里,但却不是一条鱼。即使当我在父亲第一次走上歧路的凯奇坎寻找那些死亡真相的时候,依然像一个传说。在阿拉斯加的父亲的朋友希利是不是遁入了父亲体内,成为了另一个他?歌厅里的歌莉娅·希尔斯和比尔·道格拉斯结婚之后,是不是让父亲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这是幽灵之城,这是自杀、出轨和谎言遍布的地方,这是生命归于尘土的地方,当我走向它的时候,我在寻找父亲的真相,还是传入了一个孤独的传说?“我整个人都站在水里,试图告诉自己,要放逐掉原来那些感觉,也许多年以来我想象出来的、长久塑造着我的生活的那些悲剧、离婚和自杀,都是另外一种样子,至少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但是,然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依然像一尾鱼,红绸鱼的眼球凸出,嘴里喷出鱼鳔,“它们像是来自一个重力和空气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归根结底,一个被虚空承载的世界。”

父亲,一个和鱼缸、岛屿有关的名字,一个和离婚、自杀有关的男人,一个和飞翔、坠落有关的死者,那么另一边的母亲呢?也是一个传说,一个关于“好男人的传说”,父亲之外他叫安吉尔,叫莱恩纳德,叫艾米特,叫帕特,叫梅瑞尔,叫约翰,“你不会和任何人结婚了。”这是母亲在那个叫梅瑞尔的男人录下自己和女儿的朋友性爱过程录下来之后,说的那句话,她把父亲之外的这个男人叫做“愚蠢的男人”,但是在梅瑞尔之后为什么约翰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第二次出现,不是为了和母亲约会,是因为我用点22的手枪射掉了家里的窗户和门,作为一名警察,约翰看见我挥动了双手,就像他和母亲约会的时候,我欢迎他的姿势。

好男人是一个传说,母亲的身边只有愚蠢的男人。而母亲之外的罗达呢?这个父亲曾经离婚之后再结婚的女人,这个曾经和父亲又一次离婚的女人,他的右眼皮总是无法抬起,“她毕竟只有一只眼睛。”就像这个传说,总是不能看见全部的真相,她的左眼和右眼里有不同的父亲,当然也有一个不同的我,而我的世界里呢?父亲会飞上青天,母亲会骂愚蠢的男人,而罗达在我看到他闭上可以闭上的那只眼睛之后,世界就变得有些扭曲了:“我看到她的脖子往后拱起,划过空气,翅膀从她身上升起。我听到枪响,尖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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