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红楼别样红

编号:C29·2160227·1269
作者:周汝昌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8年04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06342599
页数:287页

“《红楼梦》之红,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别样’的红,简单无法形容,没有一个切当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不断地追寻这个‘别样红’的各种缘由、因素,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奥妙,竟使得这部‘小说’如此地夺人眼目,更令人叹为一万部书也比不上她这个‘别样’?”周汝昌认为“别样红”概括了《红楼梦》这部著作异乎寻常的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迈俗的鲜活之气,那一种人间的情缘和诗词境界——远远望上去,就全与众不同。”《红楼别样红》是当代学者、红学家周汝昌重读曹雪芹《红楼梦》的新感受、新思量,全书分十二个小章节,内容是以感悟为主的新收获。 
《红楼别样红》:聚散无端湘水云

只因要读懂《红楼梦》,特别是那其中之须先研究破解“荒唐言”、“辛酸泪”各各何指,而又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一件事的“反正面”。这就是“红学”。
       ——《骥尾篇——说说“红学”的热闹》

反正面,却是正反事,先是那“一把辛酸泪”,再是“满纸荒唐言”,辛酸泪是实录,荒唐言才是创作,这一前一后,一实一虚构成了《红楼梦》真正的意义,是调和两方的矛盾才形成了“红学”,所以红学不是因红楼为“梦”而成为虚幻,周汝昌说,这其实是“古语的反词,名为梦幻,正是真实,而这种真实就是“真事隐去”的真实,而真事才是“辛酸泪”的全部构架——“‘红学’者,目的就在力图弄清曹雪芹用‘荒唐言’写出的‘辛酸泪’,既见其外形,又晓其内在,合起来方能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懂了的同时也就领受了那个难以言传的‘味’。”

周汝昌说自己研究红楼整整六十年,也标识“说我是个‘考证派’,无容置疑”,这“无容置疑”的背后就是把“满纸荒唐言”以逆构的方式考证“一把辛酸泪”的实录意义,不是一种关于谜面和谜底的互文关系,而是从梦幻的文本中寻找历史的证据。所以首先是这“伟大”的作品,然后才是和曹雪芹有关的证据,是谓“别样红”,就是在与众不同中找到其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周汝昌看来是无所倚无所待的,“一生爱好是天然”,是内在而外照的,是不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的。

但是,很明显,“别样红”的红学在周汝昌那里是唯一的,所以在曹雪芹所做前八十回之后的《红楼梦》,已经预兆了最后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并非是最固化为高鹗后四十回的那种家族衰落末路,爱情分崩离析的结局,甚至在周汝昌看来,高鹗的续作乃是“伪作”,那无非是令人作呕的“扭捏”和“堆砌”——“总以为高续伪书是‘对’的,一部书除了林黛玉就什么思想艺术都不存在了。这个错觉很难难解脱匡救。”也就是说,这根本就违反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学脉络。

一生爱好是天然,“扭捏”和“堆砌”当然是造作,而在否定之中,天然的“别样红”到底红在哪里?周汝昌最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红楼梦的归宿应该是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最后相会,也就是说不管是兴衰说,还是爱情说,真正的女主角应该是湘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成见和偏爱,而在周汝昌看来,却正是一把辛酸泪的真事和满纸荒唐言的审美的结合。为什么主角是湘云,传统所认为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又去了哪里?周汝昌也说,在很多人看来,史湘云是和薛宝钗被划为一党,与林黛玉“旗鼓相当”,甚至“排营对垒”,而实际上这种分类自然是走向了高鹗式的布局陷阱里。周汝昌认为宝玉对宝钗和黛玉的态度是“平起平坐”的,“一无扬张抑李,二不贬瘦褒肥”,最明确的便是那一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玉带林中挂”即写黛玉,“金簪雪乡里埋”便将的是宝钗,所以部分先后,都在宝玉的世界里成为可叹可怜的过客而已。

查看更多...

Tags: 红楼别样红 周汝昌 红楼梦 红学

分类:散文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30

王蒙谈红说事

编号:C29·2160227·1268
作者:王蒙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30211410
页数:354页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不同于刘心武的剑走偏锋,也不同于李国文的常规解读,作家王蒙对红楼的解读独辟蹊径,虽不成系统,却也灵光频现,点出了诸多疑团。《王蒙谈红说事》收录了王蒙关于《红楼梦》的文学人生评论文章。在王蒙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本人生的大书,值得我们用一生经验细细品读,“黛玉开始很乖”、“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王蒙认为,《红楼梦》是一个特别好谈的话题,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补充。所以《红楼梦》不是政治斗争史,不是宫闱秘闻,不是猜谜游戏,它只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文学的大书。
《王蒙谈红说事》: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红楼梦》果然是百科全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可以在《红》中找到雏形、例证,至少是可以找到类似参照事物。例如夺权——秦显家的夺取柳嫂子的厨房管理权;智力引进——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小报告与特殊补贴——袭人向王夫人报告而获额外月例;扫黄打非——宝钗劝诫黛玉不要看“少女不宜”的书与绣春囊事件;大小字报——揭发贾芹胡作非为的揭帖,等等。而且《红》中有“包产到户”——著名的探春兴利除弊的新政:——《一四〇 探春搞包产到户》

雏形、例证或者并不需要苦心去寻找,甚至在文本编辑上是显而易见的,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在封面正中央,而这无非是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本的一次新包装,而新包装对应的是旧酒,此前的版本书名为《不奴隶,毋宁死?》,副标题是:王蒙谈红说事。虽然这次新版版权页上标注着2011年9月为第一版,而翻过那如词牌的封面,里面的篇目却是一模一样,甚至每一单页的页眉上还赫然迎着“不奴隶,毋宁死?”这几个字,加上双页页眉的“王蒙谈红说事”,当单页双页合上的时候,无非又回归到历史——从2008年6月版本到2011年9月版本,从“不奴隶,毋宁死?”到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同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样是354页,无非是一次简单的翻版。

雏形、例证,当被改头换面的时候,它像新的一样,而回到历史的时候,那页眉仿佛就如爬行的“现实主义”,让人有些不快。还好,这只不过是文本的一个陷阱,没有读过2008年6月的《不奴隶,毋宁死?》,翻开第一页,阅读第一篇,看到第一行,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当忽视了页眉,抛却了虚无的“不奴隶,毋宁死?”,回到“王蒙谈红说事”,却也看见了里面的人生。算是一种弥补,那雏形和例证倒不必过度解读,在内在的世界里,翻阅到的果真是一个既有阔达终极,又有诗意灵动的现实世界。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王蒙的说法也是跳出《红楼梦》文本的一次经历,从书名开始,便寻找那关于现实意义的雏形好而例证,比如各种书名里,《石头记》是最好的,“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石头可以直击宇宙,又可以直通宝玉,既可以登高望远,又可以具体而微,登高望远的宇宙观指向的是哲学命题,具体而微的个体观,则是一个人生课题,所以由石而玉,也是找到了最原始的雏形,找到了最终极的例证。

那块玉,当变成宝玉身上的关键性部件的时候,它是一种重构,构筑的是一个符号,一条主线,一种哲学,一些情节,而最主要的是构建了另一个“自我”,在王蒙看来,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就是其物格化的标志,他的命运似乎就是玉的一种象征,而当宝玉戴着这块玉,它又在相反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格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件的玉和作为个体的贾宝玉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来源于石头,归宿于石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无论是丢玉还是送玉,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互为主体,也互为反射,看起来是一种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爬行当然是呆板,甚至是静态,它总是缓慢地走上一个统一的路线,走向一种规定的结局,但是在王蒙看来,《红楼梦》的通灵宝玉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它是发生学,它是未来学,它是终极关怀,而每一种发生、未来和终极关怀,都和人有关,它是具体而微的,它是平静本初的,它是有雏形有例证的,它也最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安排一个刘姥姥?进来而出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客类型,实际上在家族兴亡的大历史中,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段落,而这种另类在《红楼梦》的家族变迁中,扮演了一个“进步与可爱”的类型,在“越来越有本领、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讨嫌”的主体线索之外,刘姥姥是“越来越可爱”,而这种可爱在宿命的结局中,自然是一种“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在个体人物的分析中,王蒙着眼于那些另类的个体,比如他说妙玉带着极其明显是变态特点,她是排他的,孤独的,居高的和震慑性的,是一种“雅妙逼人”的态度,雅的反面自然是俗,所以她对于俗的痛恨变成了一种变态,“她的变态的特点是自己受虐后变本加厉地施虐于人,干脆仇视一切俗人尤其是劳动人。”而这种变态在王蒙看来,却也是令人同情的,两个世界彼此隔绝,彼此痛恨,到最后却像大家族一样换来宿命的悲剧结果。所以,无论是“宿命地不可理喻地疏离着他人、疏离着家族、疏离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一个”的惜春,还是“过分强势为自己掘了坟墓”的晴雯,都映射着某种现实的宿命感,而殉主拒嫁的鸳鸯,被很多人认为是抗击封建婚姻观的精神体现,为她大唱赞歌,而其实,鸳鸯的拒绝是为了为主子服务,甚至要一身殉主,这何尝不是封建时代的最生动注解,其身上的荒唐和残酷对于那一个现实来说,则是一首无声的挽歌。

这是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雏形和例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放大的社会,在事件上,有夺权之争,有智力输出,有特殊补贴,有扫黄打非,有大字报,有包产到户的新政,无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在情节的演进中,既有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非一日之寒,露出了下世的光景”的长期性结局,也有如金钏投井自尽这种天有不测风云的突发性事件,更有自四十回起“不祥之风渐渐起于青苹之未”的渐进性发展,所谓人情世情,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没有大决战,没有高潮,没有全景的世界里,却依然有命运和现实的大转折,王蒙认为,《红楼梦》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悲剧意义是从七十四回开始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涉嫌淫秽的荷包,于是便有了搜检大观园,晴雯遂死、司棋自杀、宝钗迁出、芳官等人全部被逐,“这是一次扑杀青春的歼灭战”,当青春不再,便在铙钹齐鸣、鼓号皆响、天翻地覆、雷电交加中开始了大转折,“由吉而凶,由福而祸,由开端与发展而走向结束,由制高点而降落,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走向下世、没落、分崩离析。”而到了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个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过程便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你甚至会想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王蒙按照黄金分割点的美学理论,将七十四回放在了分界点上,虽然有些对于数字的过度解读,但也明晰了《红楼梦》大结构的衰败没落。一个家族的盛衰,是现实的折射,而王蒙认为,真正折射的是关于青春自由和放诞的终结。青春和爱情有关,和自由有关,甚至和诗意有关,而青春的代表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在女性世界里的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际上是将青春做了一次定义,这里是平等,是交合,但是宝玉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有一种逆反心理,甚至率真、任性、贪玩、笃情,但并非如评论家所说,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实际上这种性格正是青春的典型,唯美主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淫偶像”,都使他具有了某种自由和放诞的特点,而在这种自由之外,宝玉的“兼容性”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可以规规矩矩地去谒见北静王;他可以乖乖地作贾母的好孙子王夫人的好儿子;他可以与花袭人或不止是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同时乖乖地听袭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训,像对待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与黛玉互为知己,心心相印并张扬另类叛逆情愫;他可以与秦钟一见如故,发展准同性恋的关系;他可以与晴雯共同任性而为,胡闹一番;他可以与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他可以与众姐妹一起结社吟诗;他也可以与薛蟠、冯紫英、伶人蒋玉菡和妓女云儿等为伍去吃酒鬼混,与蒋玉菡交换贴身汗巾,与他们一起唱艳曲。”

而黛玉,有着强烈的个性,重感情、轻功名,一方面显示其清高,孤独、痴情是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却恃才、多疑,而这正是将她列入了弱者的范畴,她脖子上没有所谓的玉,她总是和诗歌、泪水、哀愁相伴,她是众姐妹里最单薄的人,正是这种弱者的形象,她“对于某某人出现、居住、享用于这里的合法性问题、资格与身份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在乎”,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便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弱势中,她唯有抓住那根爱情的稻草,“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但是,在《红楼梦》里,爱情似乎并非都和青春的自由有关,在黛玉葬花之后,宝玉欲与黛玉交谈,黛玉不理他,而后来宝玉对她说的话却不像是青春的宣言,看起来更像是生活的叹息,什么陪着顽笑啊,好吃的千干净净留下来呀,亲不亲谁谁是外路呀,“完全是低水平语言:无诗情画意,无浪漫情怀,无激情浪花,无火焰喷射。”而这“不像宝玉说的”的表达在王蒙看来,却是爱情世俗化的注解:“呜呼,爱情使人超凡脱俗,使人如人仙界,飘飘然,飒飒然,云里雾里,乘扶摇而上九天,逐星月而迷五色;但爱情也使人变得现实,变得想过好日子,想过董永的而不是七仙女的生活,一句话,爱情使人如此地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

而最后爱情在惊天动地之外,终落得悲剧下场,其实在彼岸世界里就注明了这种非世俗性的宿命性,子啊太虚幻境中,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之泪的奇绝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所以黛玉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从个性意义上,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主义,就是弱势者的最无力挣扎。但是在黛玉的孤独和痴情之外,在某些诗作里却有着关于政治的见解,元妃省亲时,代宝玉题诗中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如果说,在王蒙看来,这是黛玉的应景文学代表,那么在“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却以古代政治风云中的女性为题,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西施》中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白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这是对于效颦东施的理解与同情,《虞姬》中说:“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把虞姬与汉室被诛功臣的命运放在一起比较,流露的是一种胜败得失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明妃》《绿珠》《红拂》里,也都有关于哲学、政治的观点,所以王蒙发问:“林黛玉怎么了?《红楼梦》怎么了?曹雪芹怎么了?”

或者并非是反抗,只是哀叹,或者并非是政治,只是人生,女人,悲剧,何不是历史在自我身上的投影?何不是情感最终缺失的悲剧预见?何不是青春被歼灭的宿命表达?而在诗歌中寄托情怀终究无法逃脱所谓的现实主义,雏形也罢,例证也好,现实就在那里,绝非爬行,也在伤心、疑惑、悲哀中一步步走向终点。

Tags: 王蒙谈红说事 王蒙 红楼梦 红学

分类:散文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81

冲积期化石

编号:C27·2160227·1267
作者:张资平 著
出版:上海书店印行
版本:198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60元 15.00元
ISBN:J149·1
页数:246页

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有感于自己的留学生活,遂通过文学形式将其表现出来。最初他将其定名为《他的生涯》,郭沫若认为太俗,作者便改为《冲积期化石》,1921年11月脱稿后寄郭沫若,郭转交郁达夫,郁将其列为“创造社丛书第四种”,1922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种,据创造社出版部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版影印。

Tags: 冲积期化石 张资平 古旧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679

第三次世界大战

编号:Z48·2160227·1266
作者:【英】约翰·哈克特等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25元 15.00元
ISBN:统一书号3017·259
页数:421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以什么方式,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和什地方进行?”这是“一部未来史”,英国约翰·哈克特上将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预测了1985年开始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北约军队和华约军队在欧洲中部拉开战线,世界各地也被卷入,而最后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一美国和中日共荣圈诞生,“美国和中日将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我们希望它们能和睦地隔洋相望。”但是约翰·哈克特对于新出现的超级大国保持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态度,并且希望和平时期重建的欧洲不要成为一个易于发生“部落战争”的欧洲,而是希冀建立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应该成为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Tags: 第三次世界大战 约翰·哈克特 古旧书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330

中國新文學史講話

编号:Z32·2160227·1265
作者:蔡仪 著
出版:新文艺出版社
版本:195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5900元 18.00元
ISBN: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许可证〇一一号
页数:176页


“不是叙述一般新文学运动的史实,只是考察几个新文学史上的问题;却想通过这几个问题,去认识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情形,并且进一步去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导方向,解决了当时新文学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指示了以后新文学发展的必然道路。”《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的序言指明了自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到抗战文学后期,中国新文学所要承担的任务,而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四个:(一)新文学运劝和革命运动的关系;(二)新文学运动的团结和斗争;(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四)大众化的倾向。

 

Tags: 中國新文學史講話 蔡仪 古旧书 中国新文学史讲话

分类:史传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880

唯物主义与辯証方法

编号:B78·2160227·1264
作者:【英】康福斯 著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本:1956年08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42元 15.00元
ISBN:统一书号2002·52
页数:147页

“每一种哲学都表达一种阶级观。一切剥削阶级力图用种种掩饰和伪造来维护和辩护它们的阶级地位;但是与此相反,工人阶级从本阶级的地位和目的出发,所关心的只是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理解它们,用不着掩饰和伪造。……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哲学即唯物主义的性质。”英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康福斯在《党的哲学》中如是说。本书是作者1950年10至12月间在共产党伦敦区委员会主持下所作的讲课,所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的基本观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唯物主义》,下编为《瓣证法》。

Tags: 唯物主义与辯証方法 康福斯 古旧书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13

痖弦诗集

编号:S29·2160220·1263
作者:[台]痖弦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著  
定价:59.00元亚马逊42.60元
ISBN:9787549574209
页数:344页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痖弦在1959年5月的代表作《深渊》中这样写道,似乎也是在叙说着某种愤怒,而笔名“痖弦”,“痖”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痖”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翻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这个笔名其实是对戒严时期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在痖弦的诗歌里,似乎从来就不缺少这样对于重复的愤怒,“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说来,大概只有诗了。”《痖弦诗集》收诗人创作以来所有作品,并收有英文的译诗,由痖弦自己翻译,曾于1968年5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过,在“庞德式的美丽的错误”中构筑一种语言的新意。
《痖弦诗集》: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

当一年五季的第十三月,天堂是在下面。
       ——《深渊》

一年只有四季,一年只有十二个月,这是一年所呈现的自然计时,可是那一种用四季和十二个月组成的一年终于不再是写在历史里,终于不再活在现实里,终于不再和自然的生卒有关,我们到底会滑向哪里?是上帝挑选了这样的时间?是上帝制造了这样的日历?还是上帝在考验着下面的每一个生灵?是的,上帝应该在我们的上面,天堂应该在人世的上面,而在被颠倒的生命里,死去是必然,生存却在深渊。

一开始总是四季分明,一开始总是生死有序,一开始总是童年的“野荸荠”,一开始就有上帝的召唤,不管是“赐男孩子们以滚铜环的草坡”,还是“赐女孩子们以打陀螺的干地”,不管是太阳晒着“老婆婆的龙头拐杖”,还是掀开“那花椒前的流苏”,一切都能感受暖暖的太阳,总能听见动听的唢呐,总能看见春日坐在里面,即使秋天什么也没留下,却也“只留下一个暖暖(《秋歌——给暖暖》”,即使一切都是忧郁,在春天也都是“没有忧郁的/只有忧郁(《忧郁》)”即使男孩子和女孩子发出“妈妈为什么还不回来”的疑问,生命的历程中海油那些美好的记忆:“这样我便忆起/昨天的昨天的昨天/我用过的那个名字/面向着海,坐在露台上,穿着丝绒睡衣/把你给我的爱情像秋扇似的折叠起来/且试图使自己返回到/银匙柄上的花式底/那么一种古典(《早晨——在露台上》)”

昨天的昨天的昨天,无非是构成了一种时间的过去,在过去有用过的名字,有面向的大海,有坐着的露台,有折叠起来的爱情,而这一切都是一种古典而永恒的回忆,从早晨到晚间,从白天到黑夜,都是最值得怀念的岁月,都是自然而然的生命体验。而时间却突然老去了,甚至回忆都变成了虚构,那道一九八〇年的太阳光从蓖麻树下漏下来的时候,诗人瘂弦突然就看见了将来时——晚于那个战时的一九四二年,却把那老太阳推向了无限远,推向了虚无,推向了之后的回忆和缅怀。

起初是光明,是温暖,但一定是带着阴影的,所以当一九八〇年被照见的时候,它的背面却是那个把母亲埋在过去的一九四二年,“细脚蜂营巢于七里祠里/我母亲半掩于去年/很多鸽灰色的死的中间/而当世界重复做着同一件事/她的肩膀是石造的(《战时———九四二 洛阳》)”时间和地点,人物和事件,清清楚楚地写在一九八〇年的背面,写在生的背面,石造的肩膀是一种永恒,却把四季、十二个月,却把童年、野荸荠,却把阳光、一九八〇年都解构了,所以在春天,“我在菩提树下为一个流浪客喂马”,在夏天,“我在敲一家病人的锈门环”,在秋天,“我在烟雨的小河里帮一个渔汉撒网”,在冬天,“我在古寺的裂钟下同一个乞儿烤火”——所有的我,都不在自己的故事里,不在自己的时间里,都在为那些孤独者、病人、乞讨者提供帮助,都在用一种挣扎的方式去除时间里的阴影。是的,这就是“战时”,是土地公默然苦笑的战时,是土地婆婆“死于刈草童顽皮的镰刀”的战时,是有“很多黑十字的夜晚”,是藏有“灰鼠色的核分裂的焦虑”的食盘。

查看更多...

Tags: 痖弦诗集 痖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428

斯通纳

编号:C55·2160220·1262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著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10元
ISBN:9787208130500
页数:336页

这是一部被7家出版社退稿的小说,在作者约翰·威廉斯43岁时,终于被一位年轻的编辑慧眼识中,却因为销量不济,很快绝版。但50年来,这本在书店难觅身影的书,却疯狂流传于二手书店与地下文学圈。蒙尘50年,重新出版,《斯通纳》一年销售超20万册。在美国密苏里州,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在他生命的尽头,或许他可以坦然面对这个问题:你的一生,还要期望别的什么吗?《斯通纳》讲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爱,认同,怜悯,志业,傲骨,信任与死亡:“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斯通纳》: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

他觉得这是一种公共悲剧的力量,一种恐怖,一种如此无所不在的仇恨,连私人悲剧和个体不幸都被转移成另一种生存状态,而且被那种宏大强化了,这一切都在这种宏大中发生,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坟墓带来的冲击力可能会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得更加突出。

公共对应私人,宏大对应微弱,当两种力量交错而对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强化和影响,而是覆盖和取消,甚至那种自我的孤独感也在所谓的宏大叙事中变成了一种讽刺,那是战争,无法逃避的战争,置人于死地的战争,而即使被改变了生存状态,对于斯通纳来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6年的叛乱,都在把生命可能的状态带向一种虚无,仿佛是被抹去的命运,剩下的只有那个完全符号化的名字,不指向身体和欲望,不指向爱情和孩子,不指向我和你。

“可怜的埃德。他真是个倒霉蛋。我利用了他,你知道。”斯通纳的女儿格蕾丝把自己的丈夫叫做“倒霉蛋”,是因为在和战争有关的宏大叙事中,他只是那个生出来孩子的父亲,一种血缘关系的承续性丝毫不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他只是进入了格蕾丝的身体,只是用纯生理的关系构筑了一种婚姻,结婚,生孩子,在完成了个体的一系列转变之后,他却还是那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之后的参军,之后的上战场,之后的牺牲,对于格蕾丝来说,他只是为她带来了一个生命,没有真正的爱情,没有相守的婚姻,他始终在这一个个体叙事之外,而战争的宏大体系取消了他作为一名丈夫和一个父亲的所有意义,“我想,是我害了他。他是个多好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埃德,只是被称为丈夫,被称为父亲,他的个体悲剧甚至变成了被遗忘的荒凉。但是在格蕾丝说出这个悲剧的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斯通纳又具有怎样的一种个体属性?他是格蕾丝的父亲?他是伊迪丝的丈夫?他拥有过完美的爱情和永恒的婚姻?他享有了个体在伦理意义之外的全部幸福?当1941年12月的那个寒冷凄凉的下午到来的时候,当他和伊迪丝出席了在法官杂乱书房里举行的女儿婚礼的时候,当他看见头发灰白凌乱的女人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斯通纳或者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像埃德的自己,一个被利用的自己,一个只有符号化的自己,一个被宏大叙事取消了自身意义的自己,是的,当埃德成为格蕾丝口中那个“倒霉蛋”的时候,自己何尝不是看到了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的孤独——甚至那种孤独也在个体的不幸中,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哀叹,而从来不是某种宿命的注解。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是在密苏里大学里,朋友马斯特思对斯通纳说的话,那时他进入了大学,他选择了农学专业,他认真学习,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命运改变的开始,1910年进入密苏里大学,对于斯通纳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在他面前被打开了,这是19岁的斯通纳,这是对世界开始好奇的斯通纳,这是感受到一种孤独状态的斯通纳,但是斯通纳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却并没有进入,他站在门口,按照里面世界的规则改变自己,而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斯通纳的自我想象,而这种想象把他和真正的世界隔绝开来,他无法找到其中的意义,他只是像一个符号标明了自己的存在。

查看更多...

Tags: 斯通纳 约翰·威廉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1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626

英烈传

编号:C24·2160220·1261
作者: [明]郭勋 编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著  
定价:11.00元亚马逊8.30元
ISBN:9787101093803
页数:266页

《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皇明英烈传》等,章回体小说,共八十回,作者不可考,一说为郭勋。现存刊本很多。该书系明代民间流传故事改编而成,讲述元朝末年顺帝失政,朱元璋率兵起义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政权。其中一些小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卖乌梅、取襄阳、战滁州等。至于那些英雄似的人物如常遇春、胡大海、徐达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今天流行的评书《明英烈》就是据此而加工所成。《英烈传》对人性在权力名利冲击下的转变,瓤画细致,戏味浓郁,其中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因爱成恨的畸恋。深宫喋血,争权夺位,情节诡秘出奇,动人心魄,配合精彩的武打,扣人心弦。
《英烈传》: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

这几年间,也有时改筑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的坛宇,上答乾坤的生化;也有时创四代祖宗的太庙,并同堂异室的规模;也有时教民间栽种桑麻,开衣食的本源;也有时量天时,蠲免税粮,溥无穷的惠泽;最急的设立学校,养育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至紧的钦定律令,爱惜蝼蚁微命、草木残生。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封王》

“这几年间”却也是未来,不管是筑坛宇,还是创太庙,不管是种桑麻,还是开衣食,不管是设学校,还是定律令,也不管是惜微命,还是免税粮,在一个已经被预言的世界里,已经变成了国家治理的范本,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从起兵反元,到统一中原,这种种的出生入死,也无非是为了顺应天道,无非是回应真命,所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三语,无非也是一种对于太祖圣明的写照,而当登基立国,弘开一统,那未来也是早已被书写:“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万几无暇等闲的过隙几时光。”

“臣生于淮甸,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一派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倚天之威,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忝为天吏,以治万民。”在登基时,刘基所诵读的祝文,既是一种对于创业一统的回应,也是开启盛世的写照,而在这其中,最主要的暗示,是一种“天之德”,天之德是救万民困苦,是诛肆毒枭雄,也是造福苍生。所以时势造英雄,更是“承天之基,即帝之位”的安排,是将圣名变成现实,是将天德化为新朝。

这或者就是一种宿命论。“太平无象谁能说,只有家家清酒香。”家家清酒香的盛世是因为“天下有象”,象是一种预兆,更是一种安排。当元朝陷入末代,是荒淫失政的现实,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盗贼蜂生,无论是挖运河毁拆民庄,还是专朝政群奸肆乱,顺帝都已经将一个朝代带向了深渊,而种种的覆灭迹象也早已经显露,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穴,贼兵也反了一十四处,甚至脱脱也被奸臣所害服鸩而死。“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石碣上的二十四字就是一个预言,而顺帝的南柯一梦,更是将这种预言变得具象化:“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

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无非是一个“明”字,而这个“明”字也是上天的安排,在第四回《真命主应瑞濠梁》中,玉皇闻得世间的混乱,便问大臣如何是好,大臣的理由是:“连年战伐,只因下界未生圣主,明岁辰年,应该真龙出世,混乱乾坤,肃清世界。”所以真龙出世是为了肃清世间魑魅,“几几世修行阴德的,付他圣胎,以便生降。”但圣胎所付的选择,似乎也是一种随机,近旁的金童玉女恰好拿着日月掌扇,合在一起也恰好是个“明”字,于是玉皇下令:“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脱生下世,一个做皇帝,一个做皇后,二人不许阻推。明年九月间,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罢。”

这一幕预言的戏便开场了,太祖降生之时,是天上八音齐振,诸鸟飞绕,而在五色云中,“好似十来个天娥彩女,抱着个孩儿,连白光一条,自东南方从空飞下,到朱公家里来。”而在朱家门里,两条黄龙绕住,里面火光冲天,生下孩子,却也是异端,三日内不住啼哭,弄得居家不安,而十七岁那场天灾,却也是夺去了朱公夫妻并长子朱镇的姓名,而那南柯一梦里,仙鹤一只,朱红色高台,以及两个金刚念念有词,也都是一种预兆,而及至成人之后,预言力量似乎越发明显,太祖说:“如我果有此分,明神可再还我三个立筄。”向天空再掷,几次三番,都是立筄。

不仅是太祖,是被预言的真主,连手下的群臣将士,也都有着不同凡响的预兆,徐达出生时,合乡老小也是望见北斗右弼星光从瓦上坠下,“豁喇喇如霹雳一声,满空中如火的焰焰不息,不移时便生他下来。”而刘基闯入石室,那上面早就写好了七个大字:“此石为刘基所破。”将大石捶裂,毫光万道中是一个石函,而石函中就存放着日后随太祖征战的兵书四卷。这是开启的预言,而最后当太祖登基,建立明王朝的时候,刘基隐退,也是因为看到了那一句诗:“南北红罗一样名,只将神变显清声。大明明大胡边靖,妙玄玄妙匣中兴。卯金刀头角蛟精,未头一角尔峥嵘。须念机关无尽泄,角端见处一身清。”首句与末句的应验,也让刘基终于离开,所以当太祖赐券与众人的时候,唯独刘基拜辞不受:“臣命轻福薄,若今日受恩,必折寿算,伏乞陛下俯从臣请。”

刘伯温归回,“自在逍遥”的生活最后是“不题”的结局,但是不管是曾经的石函兵书还是最后的诗句应验,出山和归隐也都是被预言的。虽然这大明江山的开创早就是玉皇预言,但是在一统天下过程中,肩负真命的太祖还是有国家治理的文公武略。让徐达出山时,太祖就问他,如何才能治理国家,徐达说:“合天理,应人心,爱众恤物,敬老尊贤,人自乐而从之,虽小而可致大;倘奢淫暴虐,或柔而无断,或刚而少仁,或愚昧不明,或好杀不改,未有不亡者也。”而太祖在这过程中,也几乎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整治军队。天下英雄归附太祖,当兆先投降的时候,太祖说:“大丈夫存心至公,何思报复。尔果同心协力以救生民,他日功,富贵与共。”而这一番话使得“五百个人人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当良臣纳降太祖不杀的时候,他说:“久慕仁德,多缘迷谬,归顺无阶。今幸宽宥,当效死力以谢不杀之恩。”太祖不仅不杀他,还将部下士卒,散与各将调遣,说的也是一种宽宏大量。而当军队出征常州府及宜兴、广德、宁国、镇江等处的时候,临行之前太祖告诫众将说:“尔等当体上天不忍之心,严戢将士:城下之日,毋得焚掠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

当太祖率军击败劲敌陈友谅之后,太祖便趁秋收之际恢复生产:“及时种麦、种豆、栽桑、插竹,尽力田亩,毋得扰害民生,以养天和。至于远近税粮,俱因兵戈扰攘,一概蠲免。所有罪过人犯,非是十分难赦的,俱各放释还家,并不许连累妻孥,羁縻日月。文书一到,大家小户,那个不以手加额,祝赞早平天下……”当徐达攻克元大都的时候,就严格遵守当初太祖的要求,“急令军士,不许扰害良民,擅离队伍。”而在此期间,太祖在民间遇见几件事,也是对他治理的一种考验,一是看见有人家“杀子以祭”,母亲生病,孩子用孝心祈愿,而当母亲康复之后,按照习俗却是要杀三岁孩儿“为母亲还愿”。太祖听了便喝骂道:“父子是天伦极重的至情,古礼原为长子服三年之服。今手刃其子,绝伦灭礼,惨毒莫此为甚,还认是孝子!”于是发令刑官把伯儿重杖一百,着南海充军。太祖不许有逆理惊骇之事,而当人要送美女给太祖的时候,太祖大怒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耶?可即选佳婿配之。你做父亲,不令练习女工,反事,末务!”

太祖有德,也是对于预言的一种实践,是为了“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万几无暇等闲的过隙几时光”的未来。而身为真明天子,太祖在统一过程中也是出生入死,但是在描写过程中太过于程式化,而在语言叙述中,多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痕迹,甚至多是拼凑。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国政》里,顺帝无道其宫殿大震,地陷一角,下出一穴,派人下去打探,里面黑气冲天,这情节与《水浒全传》中洪太尉上山进香相似。五十五回所述《常遇春辕门三射戟》中,降将吕珍直接说“闻听古来降服,有以力服,有以心服,今我等见三国中吕布能射戟上红缨,不知将军可否”。然后常遇春就命小校竖戟而射,三矢三中,吕珍等遂服。这种直接引用《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在文中出现,足证其有很大部分内容是得自罗贯中;五十六回《张豹所摆八门阵》与《封神演义》中闻太师所摆十绝阵相仿;第三回写朱元璋插竹为旗,喝令众鹅,青者归东,白者归西,众鹅立刻就分列两旁,唯独一花鹅不知所从,往来与二旗之间,就是来自冯梦龙所编《古今笑》一书。

全书共八十回,主要叙述太祖从起兵到建国,有一半以上笔墨描写他和陈友谅、张士诚开战,其叙述战场情景几乎是翻版于《三国演义》,比如访贤徐达是“三顾茅庐”的影子,鄱阳大战的水战火攻颇似“火烧赤壁”,最后是“可惜五十余万雄兵,俱丧于此!”陈友谅逃亡,就明显是曹操败逃华容道的一种移用。文中“白猿献书”、“铁冠道人返魂”、“金童玉女下凡”则杂取明代传奇话本中的一些情节。所以,《英烈传》仿佛是杂烩的大拼盘,而这一杂糅之书在清代却遭遇了另外的命运,“系传奇小说、语句混杂,又多邪说,应销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莱说,《英烈传》以正史野史杂史缀连成篇,到是后来为评书、戏曲提供民间参考文本,或者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Tags: 英烈传 郭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983

左撇子女人

编号:C38·2160220·1260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著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50元
ISBN:9787208113688
页数:377页

彼得·汉德克说:“要让这个有梦想的女人活着,永远活下去。”他以饱含着渴望女性解放的艺术之笔把一个女人的生存有意识地移植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这个名叫玛丽安娜的女人,似乎毫无先兆突如其来地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要过上一种独立自主的日子,她好像神秘地幡然醒悟了一样。她独自承受着寂寞、忧虑、考验和时间的折磨,竭力保持独立,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理念。“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变成一个凶手,是不是意味着解放和重生?但是之前一定是毁灭。《左撇子女人》为小说集,由三部小说组成,包括《左撇子女人》、《短信长别》和《真实感受的时刻》。彼得·汉德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左撇子女人》:我要尽可能地与人为敌

她站在镜子前说:“你没有暴露自己。不会再有人贬低你了!”

出版商说:“那我们也互相拥抱吧!”弗兰齐斯卡说:“我有我的间谍。”丈夫布鲁诺说:“所有我们剩下的人都用不着内疚。”只剩下女人,却把那个相互拥抱的“我们”,那个和自己在一起的间谍,那个不用内疚的“我们”放弃了,三十岁,有八岁的儿子,有爱自己的丈夫,有翻译的工作,可是却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喜欢孤独的女人,一个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女人,以及一个翻来覆去听《左撇子女人》唱片的女人。

从夜晚传出的歌声,从唱片里传出的歌声,并非是女人对面安慰自己的东西,也并非是他们所说的“我们”,左撇子女人是一个她,单数的她,怪异的她,甚至带着病态而疯狂的她,在那些公共空间里,她和“别人”在一起,和别人从办公楼里出来,和别人挤在市场摊位前,和别人坐在沙地游乐场边,甚至当她被“我”看见独自下棋,她也不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而在另一面,当“别人”离开,她便成为她,一个呗“我”定义的“你”:

我想在地球上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你
因为在那里我将看到人群中孤独的你
而你将在千万人中看到我
我们终将走向对方

她变成你,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是因为第一人称的“我”建立了一种隔绝的秩序,那里没有别人,那里只有陌生的地方,那里只有孤独的人,但是在“我”的秩序里,“走向对方”到底是回到了和别人一起的公共空间,还是在某种想象中完成另一种孤独?唱片被反复听见,歌曲被反复吟唱,而女人终于成为了左撇子女人,终于成为“我”,成为“我”之中的“你”——这一种人称的完成,是因为最终站在了镜子前,面对面,看起来是相同的自己,却是一种反射,一种镜像,一种虚拟,没有暴露自己等于没有贬低“你”,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就是把自己异化为一个真正的孤独者,一个远离了我们的左撇子女人。

住在别墅区里,和丈夫儿子在一起,和谐的家庭,美满的生活,但是却轻易被一个“奇怪的念头”击败,“你要离开我;你要留下我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些:走吧,布鲁诺。让我一个人吧。”是因为要逃避什么,还是因为要获取什么,布鲁诺说:“别老一个人待着。否则你早晚会孤独死的。”甚至在她独自开始翻译的生活里,有健壮的女友弗兰齐斯卡,又对她有好感的出版商,但是他们都不能把她带进“左撇子女人”和别人在一起的生活,甚至连“我愿意在白天见到您”的出版商都在女人的眼里变成了对于单数自己的一种干涉,而她对女人生活的定义完全是别人无关:“我不想幸福,最多只是满意。我害怕幸福。我觉得我脑子里承受不了幸福。我会彻底疯掉,或者死掉。或者我会杀人。”

幸福变成一种伤害,彻底疯掉,或者死掉,或者杀人,都在一种极端的方式中保持着自我,女人选择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的唱片,一个人的镜子,仿佛就是进入一个梦,没有拥抱,没有安慰,没有间谍,只有自言自语,只有我的世界里的你,只有重新定义的日常生活,所以布鲁诺在被拒绝的生活里,内心的痛苦就像一把螺旋桨,“却不能把人带向任何地方/只有螺旋桨在空转。”原地,空转,既离开不开某个地方,又抵达不了另一个目的地,是婚姻的比喻,还是生活的叹息?而站在他对面的女人,其实也完全撇除了妻子的角色,她是一个没有暴露自己的女人,一个不会再被人贬低的女人,可是,她也变成了一个像螺旋桨空转的人——取消了女人的角色和定位,世界就只剩下一个单数的第二人称,就像歌德写在《亲和力》里的那种生活状态:“大家就这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日常生活,有人反思,有人不反思;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连一切都处于危险时的极端情况下,大家也继续这样生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种引用,而这样的引用,是不是就是自己的方式“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唱片里的“左撇子女人”也是一个引用,它和女人似乎隔着一个人称代词的距离,而那个在《真实感受的时刻》的里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呢?他也是在一种引用里生活,也隔着一个人称代词的距离,一个在巴黎的奥地利官员,一个专门搜集媒体关于奥地利形象的工作人员,他不是面对一面镜子,而是面对一个虚假的自己,不是没有暴露自己,不是不被人贬低,而是自己暴露了自己,自己贬低了自己。

从报刊杂志中圈出与奥地利有关的文章和报道,然后向大师作总结报告,大众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是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的东西不是对真实现实的反射,而是修饰,他需要的奥地利形象是美好的,是高大的,甚至是伟大的,而版面上却经常出现了负面的“越来越多”的字眼:“越来越多的婴儿有营养过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自杀行为。”越来越多是一种进行时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种如镜子平面的形象早就变成了一个虚假的神话。而格里高尔自己呢?当他在一个悠长的梦中杀了人之后,那一种平常的日常生活就变得可怕而可悲,就像某个乡村的朝圣地,取名就叫做“玛利亚·可悲”。

这是一种悖反,格里高尔将这一切命名为“双面生活”,甚至没有生活,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是伪装,都是泯灭。那房间里是沉睡的妻子,是可爱的孩子,可是他却找到了那个失去了丈夫的情人贝亚特丽斯,“她不喜欢困境,却把困境看成是好事的兆头。”或者这是一种对双面生活的补救,是对悖反世界的改变,与她在一起对于格里高尔来说,是可以暂时忘记那个万念俱灰的梦境。梦里出现了什么?一个被杀害的老妇人,被装进一个木箱,但是在结尾的时候,那个木箱却竖起在自己的公寓门外,有路人打开了它——杀害没有抛弃,而是回来,而是被发现,而这样的结局带给父母的是一种羞辱:家里出了一个凶手。

他变成了凶手,变成了杀人犯,变成了耻辱,梦境过后,所以他找到了情人贝亚特丽斯,希望从困境中找到安慰的办法,安慰是肉体之间的慰藉?可是为什么到高潮时,他却体会到了一种冰冷?还有贝亚特丽斯转动卷笔刀时的声音,让格里高尔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另一种陷落,是另一种危险,“我也需要一种次序”,格里高尔的目的仅仅是掩盖没有体系的事实,因为在梦里,在肉体里,他感觉到自己的丑陋,感觉到自己站错了边,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不断地异化:“一次复杂的灵魂塌方,他想。一些零星的思想突破了外壳,他永远地僵化了。”肉体不是为了解决灵魂的问题,它甚至连肉体自身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所以对于格里高尔来说,需要的是扭转,用现实来扭转梦,用死来扭转异化,用自我来扭转他者。杀害老妇人的梦不再,而是有关母亲的梦,在故乡的母亲和他跳舞;他用“辞世”来代替死,写完了那一封遗书;他不再收集有关奥地利形象的报道,那仅仅是一个讲述“连载故事”的国家,单调的装饰取代了真实的体验,而使得祖国和英雄变成了“历史的无人之国,无历史的小人物”;他开始和作家打架,告诉妻子:“今天下午,我在使馆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子一起睡在地上。”扭转了梦境,扭转了观念,扭转了历史,扭转了国家,也最终要扭转自己,而所有扭转的出发点都是一个疑问: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世界只是在故作神秘的意义上被发现了,有些人以这种神秘性来对抗别人,维护自己的安定,这种人为的秘密已经不存在了,不会有人再向他们逼供,不管是神圣同盟的秘密还是宇宙的秘密:任何一个高尚的秘密本质上都是黑蜘蛛的秘密,或中国围巾的秘密——恐吓的工具。然而这些躺在他面前土地上的神奇物品不是恐吓。它们让他充满希望,激动得难以自抑。”被发现的世界是另一个被命名的世界,是另一个被梦涂写的世界,是一个丧失了真实的世界,所以在“真实感受的时刻”,独自一人的格里高尔终于把自己当成了敌人:“他突然想到,自己从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没有一个他想毫不留情地毁灭的人。我要尽可能地与人为敌!他怀着一种奇特的快乐想。”

与人为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对立面,是为了告别一个不真实的自己,是为了在镜子里不被自己贬低,就像左撇子女人一样,是为了告别和别人在一起的生活,告别公共世界里的“奥地利形象”,所以自言自语,所以不要幸福,所以梦里清醒。但是与人为敌的乐趣仅仅在于建立一个敌人?或者仅仅在于进入敌人的世界,在分崩离析中体会真实的感受?《短信长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的词组,短信里有不见面的问候和信心,长别离面对面的告别,而矛盾的世界却也从此打开。“我在纽约,请别来找我,找到我,不—定会是好事。”这是“我”收到妻子尤迪特的信,内中是一种拒绝,甚至是一种恐吓。但是短信是一种隔阂,地点是在纽约,找到真的不是好事?是的,那封信的背面印着纽约的字样,邮戳却是“费城”,而当我前往费城的时候,那一封电报却是从罗克希尔打来的。

游离式的寻找,其实寻找根本不是目的,而是在寻找中感受那种与人为敌的刺激,我想象着尤迪特死去,也想象着自己被惊吓,想象着对面的黑人发疯地扑向我,想象是一面镜子,可是镜子里其实空无一物,我只能在一种空洞的世界找到最低级的欲望:“我抓住自己的阳具,先是裹着毛巾,然后直接用手开始站着自慰。”即使我找到了曾经和我一起上床过的克莱尔·麦迪逊,也只是为了寻找肉体的另一种“真实体验”:“我从这些恐怖的梦中醒来,阳具勃起,立即挺入熟睡的克莱尔,全身瘫软,接着又睡着了。”

刺激之后是瘫软,瘫软之后是梦境,而梦境又是恐怖,恐怖又让我醒来,仿佛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轮回,所谓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背向了自己:自己物化了自己:“我暂时把固有的环境抛到了身后;在眼下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不过是一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一个乘坐汽车的人,一个住酒店和光顾酒吧的人。”所以在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之后,所看见的一切都变成了矛盾。我和尤迪特就是争吵连着争吵,争吵重复争吵,“并不是争吵本身让我觉得可笑,而是在说着话的时候,什么东西突然对我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当我收到那个写着“最后一次”、画着一把手枪的生日贺卡,当我收到电击了我的手的急件,我就是站在和尤迪特互为敌人的境地。而克莱尔对于“可爱的一对”的恩爱夫妻的解读,也是在制造敌人,她认为那只是一种折磨,无论如何也不会带来自由,而我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快乐而甜蜜的异化。在这其中,仇恨时我视尤迪特为物;释然时,又把她当人。”

视他人为物,是一次主观式的异化,是建立了敌人,“这个生物,我这样说尤迪特,这个东西:他,她,它。”很明显,在短信之后的长别里,在隔阂之后的见面中,敌人也依然存在,异化为生物还在发生,而我之所以在异化的敌人中感受到刺激,就是因为生活从静止状态变成了故事状态,从概念状态变成了内容状态:“当我让人在舞台上说话时,他们说不了几句就没词了,永远成为一个概念。所以我也许更情愿去写故事。”和七十六岁的导演谈起那一个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我还是尤迪特,无论是自己还是敌人,其实都是为了去除生活中的概念,都是为了激活真实的体验。

舞台下其实都是观众,观众是复数,而这些复数在导演那里就是“我们”,尤迪特问:“为什么您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呢?”导演的回答是:“我们美国人,即使谈论我们的私事,都说‘我们’,这也许出自于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于一个人代表所有别的人的地方。”“我们”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是纽约,是费城,是罗克希尔,是离开故乡的真实体验,而曾经的国家,曾经的故土,曾经的奥地利,或者早已经是一个异化的概念,他们在报纸上成为修饰品,他们在梦境中成为想象物,他们甚至变身为敌,最终就是那一个没有意义的“我”,所以真正的真实感受,真正的孤独体验,真正的异化解救就是找到开放的我们,找到自然的我们:“我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树叶永远这样摇曳下去,橙子永不被采摘,总之,一切保留这样不变。”

Tags: 左撇子女人 彼得·汉德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61

10½章世界史

编号:C38·2160220·1259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7.50元
ISBN:9787544752596
页数:339页

“方舟上只有企鹅才穿燕尾服。要记住这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航海,哪怕事先订好了一些规则也仍有危险。”漫长而危险的航程中,为什么规则也会变得?朱利安·巴恩斯或者在这个“偷渡客”的故事里设置了另一种可能,而这个可能为的是改写一部世界史,所以在世界末日,一只木蠹混进挪亚的方舟中,它目睹挪亚的所作所为和书中记载大相径庭。“偷渡客”并非是要达到另一个目的,它只是冷眼看着历史如何被歪曲,歪曲的又如何成为“真实”历史。《10½章世界史》以十篇故事和半篇随笔组成朱利安·巴恩斯的一部“世界史”,这当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世界史,但人类历史的种种虚构和被虚构的过程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巴恩斯坚决认为:虚构、歪曲、掩饰,这才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10½章世界史》:如何把灾难变成艺术

真说起来,我更认为爱情会使你不幸福:要么马上就不幸福,因为夫妻不合而陷入窘境,要么日后不幸福,等到蛀虫不声不响地啃咬了多少年之后,主教的宝座坍塌陷落。但是,你可以既这么认为,而又仍然坚持爱是我们的唯一希望。
        ——《插曲》

一本正经,以及奇思妙想;幸福爱情,以及无人回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字排列成的序列里,对应着从第一页开始的页码,对应着从诺亚方舟到从古老的梦里醒来的现实,对应着从灾难拯救到物种灭绝的历史,可是那236页开始的《插曲》为什么像一只很大的甲虫,开始咬啮着洁白的纸页?为什么那个“我爱你”的爱情宣言,无法传递到大西洋彼岸?为什么奥登诗歌里的命题是从“必须”的相爱最后抵达的是死亡?

本来是完整的七天,以及和七有关的倍数,可是在星期三遇到的那个部落,就把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变成了电报里的唯一的一个回答:“十五日,星期一回伦敦。请在此之前连人带东西搬出公寓。留下钥匙。结束了。”插曲总是以一种意外而另类的方式改变一本书的结构,星期三,十五日,每一种时间都和七无关,那么爱情似乎就必须和幸福无关,不断的信件写在书本插页之前,“亲爱的”的称呼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生孩子的想法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那么所有关于幸福的定义也都在236之前?可是从印第安部落到大西洋彼岸,一定比236页的书本隔着更远的距离,一个电话,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得到的回答是“此号无人回答”,三次的沉默,以及像沉默一样的回绝,最后都变成了十五日的那个电报,只要有回答,那就证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现实的另一端,甚至在236页的另一端,一定还有人在,那就意味着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外一定会有另一个不结束的序列。

可是并不是那一端必须要有人回答,并不是在序列之外还有新的插曲,三次电报其实是回环之外打开的一个缺口,它允许有人承认错误,允许有人正视不幸福的爱情,允许有人在失望中保留希望,其实,每一次电话都有人接听,大西洋彼岸传来的声音是:“即使爱情令我们失望,尽管爱情令我们失望,因为爱情令我们失望,爱情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那么好了,为什么对于查利来说“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会在星期三发生?为什么五年的感情最后会留下钥匙而结束?查利用一封最传统的信件代替电话的时候,说到的是在印第安丛林中遇到的所谓冲突,这是克制和宽容的冲突,这是按法律条文办事和按法律精神办事的冲突,这是手段和目的的冲突,这是错误动机办好事和好的动机办坏事的冲突,每一种冲突都站在对立面,对站在矛盾方,就像和平和暴力,救赎和罪恶,共产主义和革命颠覆一样。但是查利说到的种种冲突,他似乎是想告诉大西洋彼岸那个叫皮帕的女人,可以用一种爱来化解,但是仅仅是信件,仅仅是可以像写到236页的爱情宣言一样,其实只是一个自然的序列,在里面却充满了欺骗。

查利,或者实际上是费明,“只不过有时假装成这个叫做查利的白人。”而那种缠绵的爱情,到最后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也变成了“听着,贱货,你干嘛不滚到一边,别再碍我的事,干脆滚开,滚到一边去”的咒骂,实际上,化解一种对立的矛盾,最后采取的却是建立矛盾的方式,整个颠倒了过来,还有什么是必须遵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还有什么必须沿着七和七的倍数开始历史的讲述,还有什么是在大西洋彼岸来的电话里回答“我也爱你”的回答?只有插曲,才给爱情一个合理的定位,爱情不是为了通货和股份交易,不是为了获取利润,不是为了生孩子,不是为了永远的幸福,“我一生已爱过两次(这在我看来够多的了),一次幸福,一次不幸福。”它们同样是爱,可是却岔开了不同的方向,而不同的方向到最后又会合在一起,而即使没有爱情,也可以像渡渡鸟一样作为一个物种而灭绝——也就是说,爱情不是永远的活着,它的死亡,甚至是不幸福的死亡,都会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就像插曲变成序列的一部分。

而爱情重要的不是去获得,去拥有,成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幸福存在,就像历史,不是总写着传奇,总写着意义,总写着超越,总是在递增的数字序列里变成进步的阶梯,一四九二年那一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而一四九二年之后是一四九三年,一四九三年是不是更远的探险,是不是更有意义的航行?而其实,一四九三那一年,他漂洋过海回家转,也就是我们在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四九三年,不是看见新的希望,不是抵达新的目标,而是回到出发的地方,“让我们庆祝一四九三,而不是一四九二;庆祝回返,而不是发现。”于是历史变成了另一种称谓,就像236页开始的“插曲”,它不是程式,不是计划,不是运动,不是扩张,不是织锦挂毯的民主进程,不是相互关联的一连串事件,不是一个好故事接着另一个好故事,“我们是历史的解读者,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审视历史程式,为的是发现给人以希望的结论,找到前进的路径。”

历史有的是时间,在时间里它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发现希望,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发或者返回,甚至会以自己的理解看见对立矛盾,从而去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所以在插曲里的回答不是为了一种星期三宣称的伟大爱情,不是为了必须从一四九二年到一四九三年的进步,它只需要真实:“性爱讲究的是真实。你在黑暗中怎样偎依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就这么简单。”10½章世界史,插曲作为一个附加者却改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它不是“赘疣、畸变、正题之外的牵强附会”,而是像半个门牌的号码,像一半认可的房子,它以然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性爱的真实,历史的真实,需要有回返的勇气,需要有插曲的注解,可是那么多人总是把一四九二年之后的历史叫做必须前进的一四九三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的下一句总是被忘记的时候,她想到的是那一对驯鹿,成双成对的幸福夫妻,像进入方舟的动物。可是驯鹿属于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属于节日,节日属于幸福,这是一个关于进步的逻辑,可是那一对驯鹿吃了有放射性的地衣,放射性达到了四万两千贝克勒尔,终于那些驯鹿被有毒气的云团埋到了六英尺以下。事物是相关联的,一种是通向幸福的方舟,一种是通向死亡的深渊,所以在一四九二年之后,再次回到被改写的历史之前,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就变成了一场性爱的梦,那两只猫终于怀孕了,终于在距离一四九二年遥远的现代成为幸运者,“第二天,在托雷斯海峡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小岛上,凯思·费里斯醒来后发现琳达生产了。五只小小的玳瑁猫蜷缩在一起,娇弱无力,闭着眼睛,但却毫发无伤。”

和一四九二年有关,和航海有关,和幸运者有关,如果寻找这个历史源头的话,那种被想象而关联的幸福感就和七有关,就和诺亚方舟有关,就和人类的救赎有关。但是当所有关于真实的“插曲”被取消,历史终于变成了一个“偷渡客”:“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活着是历史的形态,而在这活着的偷渡客眼中,方舟的救赎意义完全被颠覆了,那个叫诺亚的人承担着把人类从灾难世界救出来的伟大使命,可是他却是一个嗜酒成性、歇斯底里的无赖,只是一个堕落的怪物,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昏君,只是一个一丝不挂躺在那里的老人,而当灾难发生的之后,他把动物分成两个等级: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然后依次上船,那么那一对幸福的驯鹿呢?那不该被灭绝的物种呢?把动物区分为两个等级何尝不是一种冲突,而在这种带有上帝意志的冲突,使得“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有时倒更像囚船”,而诺亚的真正目的就是:“方舟的使命:他想着在洪水退走后得有东西吃。”

诺亚方舟已经被写进人类的历史里,那是一种伟大的救赎,而当历史经过了偷渡客的改写,在经过了一四九二年般的遗忘之后,当人类终于开始探寻历史的源头,才终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是在一四九二年之后,都柏林以外的那间正方形房子里,弗格森上校的女儿阿曼达读到了关于方舟的经文,但是也听到了头顶上甲虫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这是报死窃蠹的求爱叫声,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就这么简单。”这是真实的现实,可是诵读经文的阿曼达却要去寻找方舟,寻找上帝创造世间万物的明证,弗格森说,自然也是神的创造物,所以更需要尊重,而那些像是木蠹的虫子发出的声音难道不是上帝的声音?但是阿曼达认为父亲只看到了危险、混乱和邪恶,她亲自前往亚洲地区的阿里古村,因为那里是诺亚方舟停靠过的地方,“但又是谁创造了水蒸气,谁创造了天?谁在所有的山岳中唯独让挪亚的山上每天都有云的光环熠熠生辉?”是上帝,但是那个古村根本没有方舟的遗迹,诺干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地震,所有的居民因此丧生,那么在方舟停靠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另一场灾难?为什么这座圣山之上还有大罪恶?

寻找诺亚方舟的除了阿曼达之外,还有斯派克·泰格勒,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作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赛历史上最远一次传球者,斯派克·泰格勒实施的是一个叫阿勒的计划,“上帝叫我去找挪亚方舟。”这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的两年,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且以一架F-86喷气机,阻止共产党的米格飞机飞过鸭绿江的斯派克·泰格勒开始了这个计划,而实际上精神病医生对他做出的检查报告表明:“斯派克有点失常,比臭虫还荒唐,像五十克拉的水果蛋糕那样疯癫。”像阿曼达听到咔哒咔哒的甲虫声音一样,斯派克·泰格勒也变成了战争年代的一只臭虫,在那座像是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他们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头盖骨,斯派克·泰格勒认定,这就是九百五十岁的诺亚的头盖骨,“在上帝眼里,他福分不浅。如果说,他的骨头强壮到能支撑他奔波了上千年,你总不会以为它们也按平常速度腐烂,对不对?”但是当斯派克·泰格勒把这块头盖骨带来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头盖骨大约是一百五十年前后的遗骨,而它并不属于什么诺亚,它肯定属于一个女人。

上帝没有作出某种示意,阿曼达在圣山上看见了地震灾难留下的印记,斯派克·泰格勒在像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遗骨,那么诺亚在哪里?方舟在哪里?历史又在哪里?而那个“偷渡客”又逃向了哪里?“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或许从三个简单的故事里,或许可以让这个历史变得更真实。一个故事是关于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据说他作为幸存者保存着一条毛毯,上面绣有救援轮船的船名,而其实,这件毛毯是假的,而这个八十多岁的幸存者也只是个异装骗子,但是当他在那部名为《冰海沉船》的电影里的时候,他仿佛又走进了历史,但是这历史一样成为一个骗局;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叫詹姆斯·巴特利的水手在福克兰海域被一条巨头鲸吞吃,他的遭遇会让人联想到约拿,一个欺骗上帝的人,当上帝惩罚他时就是让他被鲸鱼吃掉,但是在被吃的那一瞬间,约拿忽然悔悟,他在鲸鱼肚子里向上帝祈祷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后一定唯命是从,于是上帝将他从鲸鱼肚子里放了出来,“因为巴特利就是现代的约拿。有一天,会发生一个水手从鲸鱼嘴巴里进,又从肚子里出的事情,连你都会相信。”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从汉堡出发的圣路易斯号班轮驶载着的是纳粹国家的难民,但是当船满员无法载上更多的人员时,问题出现了,如何让这些人下船?何处下船?而其实正值大战时期,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下船的地点不同而迥异,“他们的运气是好是坏取决于他们被分派到哪个国家”。

三个故事都和航行有关,都和灾难有关,都和历史有关,但是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一样,一种是艺术地虚构,一种是神话的联想,一种是现实的偶然,而其实这三种对于历史的理解方法都不是真正的历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所谓的艺术,所以当历史经过了一四九二年的航行之后,他很可能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一八一六年六月十七日特内里费出发向塞内加尔进发的舰队,在绕过菲尼斯特雷角之后发生了海难,在海难中,有人幸存了下来,但是幸存者之间发生了叛乱,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悲剧,“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分开,就像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一样。”但是这不是那条诺亚方舟,这里只有灾难,只有死亡,而那只落在风帆上的白蝴蝶像是一个趋向美好的象征,“这只平常无奇的蝴蝶是一个征兆,是来自天堂的信使,和挪亚的鸽子一样白。”最后这些幸存者在十三天之后被获救,这个被称为“上帝插手”的奇迹后来被描述在一幅名为《海难景象》的绘画作品中。海难是一段历史,而当这个被上帝插手的奇迹发生之后,那幅关于海难的绘画上却看不见那些惨烈的景象,作者籍里柯没有画梅杜萨号触礁,没有画拖绳扔掉、木筏被抛弃的瞬间,没有画夜里的叛乱,没有画迫不得已的吃人,没有画为达到自我保护目的而集体谋杀,升职也没有画蝴蝶的到来……没有画这些内容,籍里柯的原因是,他不会画有关政治性、象征性、戏剧性、震惊效果、刺激性、伤感性、记录性、非歧义性的内容。

而实际上,这种对于内容的抽取和改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嘲讽,画作斩断了历史的锚链,而变成了艺术,“我们不只是想象那致命木筏上的凶残和悲惨;我们不只是变成受难者。他们变成了我们。画的秘诀在于其力量模式。”但是当灾难变成艺术,是不是历史必然要走的一种模式?而实际上,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灾难,就是为了不让历史变成传说的历史,变成被篡改的历史,变成必须进步的历史,“灾难变成了艺术:说到底,本来就该如此。”

本该如此,就意味着圣山上只有发生过的地震,意味着大小阿勒山的遗骨属于一个女人,意味着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不是幸存者,意味着被鲸鱼吞下去的水手在无法生还,意味着犹太难民在战争中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也意味着上帝从来不插手那一场海难,而艺术改写的历史里,只有那木蠹栖居其间的画框是真实的,所以在阿曼达抵达圣山而见证了地震的灾难之后,她发现迷失的是自己,就像从教堂的椅子上一头栽下去的主教。由于“那条像耶利哥城墙一般倒塌的座腿里木蠹积聚成灾”,所以主教跌下了圣坛台阶,摔得不省人事,此事发生在一五二零年,收藏在贝藏松市政档案馆的这场“宗教战争”是关于居民和木蠹之间的诉讼,主教被木蠹所蛀的凳子上掉落,所构成的是关于邪恶的罪,所以居民要求“极其紧迫地请求法庭铲除罪恶分子对吾辈的恣意骚扰”。木蠹何罪之有?木蠹作为一种生物,是不是上帝所造万物的一部分?“木蠹是上帝的造物,因此像人一样有资格生存;而且还应承认,正义应兼备宽容;我们提议,法庭令这些缴纳什一税如此拖沓的马米罗勒居民为上述小虫指定并留出另一块牧地,它们可在那儿安详地吃草,不再妨害圣米歇尔教堂;法庭有权命令小虫移至上述牧地,但这不影响上述各点。”这是出任昆虫代诉律师的申辩,而居民的答辩是:《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木蠹登上或者走下挪亚宏伟的方舟,因为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的吗?所以,“方舟上没有木蠹,木蠹是一种非自然和不完全的动物,洪水泛滥之时并不存在。”最后的判决是:“我们告诫前述木蠹这些面目可憎的害人虫,并命令它们七日之内离开贝藏松教区马米罗勒村的圣米歇尔教堂,并毫无延误或阻碍地移至由居民们为它们提供的牧地,以此作为其栖居地,再不许侵扰圣米歇尔教堂,违则处以谴责、诅咒乃至革除教籍。”

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没有木蠹,所以不是上帝要求诺亚拯救的生物,既不属于接近的吗,也不属于不洁净的,既不属于健康的,也不属于不健康的,当然,既不属于幸存者,也不属于偷渡客,而实际上,这种戏谑式的审讯和判决无非是把所谓的历史带向一种解构的边缘,主教栽倒,和阿曼达栽倒何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木蠹在那画框里才是真实的,而艺术对于想象的历史也在不停的解构,那么当一四九二年的故事以回返的方式找到了源头,也就完成了历史的寻找和发现,也就完成了对历史的书写,就像偷渡客在诺亚方舟上说的那样:“我们偷渡,幸存,逃脱——全没有和上帝或挪亚订什么靠不住的契约。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就是一个撇除了神话意义的历史,就是回归到真实的历史,就是打乱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就是安放了插曲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从最古老的梦里醒来发现“葡萄干饼干里没放够葡萄干”,而最后的意义就是把在如梦境的历史中的“你们”叫做“我们”:“我们?哦,我们跟你们异常相似。实际上,我们本该是你们。或许我们就是你们。”

Tags: 10½章世界史 朱利安·巴恩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07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编号:B11·2160212·1258
作者:徐崇温 著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6年12月第1版
定价:2.20元
ISBN:统一书号 3090·832
页数:341页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仅是一些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影响的思潮,而且是一些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密切接触的思潮。”作为一部“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加以考察、剖析和回答的”介绍性著作,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之下:“它忽而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忽而又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忽而在诸如阶级、国家、权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解释,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86年的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这一思潮的著述。”全书共为五章,分别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人物进行了述评。本书为“面向世界丛书”系列之一。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人之消亡”于何处体的性质

结构主义从其反主体性原理出发,否定了人本主义,认为不是人赋予世界以意义;而是相反,是结构赋予人以意义。
        ——《第一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

意义是被结构赋予的,还是人赋予的?赋予和被赋予对应于意义,仿佛是存在和打开,一本书,起先是沉默的,只是一种存在,即使在关键字词上面标注着加粗的黑线,即使在翻过来一页中已经获得了知识,可是当时间覆盖了这些标注,然后合上只成为存在的一个文本,遗忘便又变成了沉默,知识又走向了死亡。但是人却总在那里,当“从深处拖出来”的时候,黑线重新被看见,知识重新复活,阅读里便安放着一个叫做读者的人。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已经陈旧,它“从深处拖出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陈旧,一本出版于1986年的书,如何在现时代里又成为知识?图书被出版的时候,人在哪里?显然它是无法找到他的对应物的,而在那一次,人找到书,继而以消费的方式购买的时候,它还是一本沉默的书;再往后,它被人打开,在上面标注着加粗的黑线,然后让人暂时获得了知识,但是当被扔进抽屉的时候,它依然是没有意义的;再往后,从抽屉里被发现,然后被编号,可是在没有打开阅读的时候,它还是无法被赋予意义;只有当在现时的时间里,正式开始阅读,开始摘录,开始标注知识,它才对人开始说话,才开始活着走向知识。

从1986年到2016年,30年的时间,这一系列的变化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历史?而在历史里,从消费到翻阅,从编号到阅读,是不是找到了属于它的某一个人?而当历史走向现在,人是不是就像《S/Z》里的那样,发现了“一篇文,我们抬头之际,此文我们写在自己的头上”。抬头而读,是人的一种在场,而那种系统化的过程也仅仅是为了掌握“一切阅读的总形式”——“便是:唤起一种阅读理论。”阅读理论之于福柯,探究的不是人物的心理学,不是文的主题学,不是轶事的社会学,也就是说,摒弃了阅读的工具化模式,而在场之于我,似乎也只是在被打开中听到那一句话:“你不曾抬头而读吗?”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具有内部的和谐,没有运动和矛盾,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否定世界的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可是,结构主义听到了那一句话了吗?当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爆发的时候,当存在主义变成左翼激进主义的时候,结构主义却保持了沉默,不是听不到,也不是不回答,而是他们在同时态的结构里不向外面的世界说话,不以人道主义的方式体现人的主体意义。当索绪尔给普通语言学定义了能指和所指,当统一了概念和声音-映象,当给了语言一种任意性的解释,当结构取代了主体而具有了自主性,物和名词的固定关系便开始解体,而在外部世界里,知名知足取代了对自由的追求,中庸之道取代了革命斗争,纯理论思辨取代了社会实践,保守取代了激进。

把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当做是一种抨击的目标,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就是把曾经作为主体的人进行了否定,把从笛卡尔以来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解构,“结构主义之所以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反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对‘人’、‘主体’概念的这种抨击,就在于它的这种反主体性、这种‘主体移心’论。”从语言学发轫,到人中穴、人类学、精神分析,乃至到社会思潮,结构主义确定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也就是在可以认识的表层结构之外,还有一种具有内部联系的深层结构,它无法通过经验的感念去火的它,而只能通过理论模式去认识。

这种理论模式是反经验主义的,它依靠的是先验,它的根源是“无意识”,也就是说,用“无意识”的模式结构加于现象使之带有条理化,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主体性消失,人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消失,人本主义消失,甚至意义也消失,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它似乎指向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其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却总是和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它忽而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忽而又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忽而在诸如阶级、国家、权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解释,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里是不是有革命?而对于五月风暴采取沉默的结构主义为什么在自足的结构中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发生密切接触?

文本选择的是亚尔都塞(后来翻译成阿尔都塞)和濮兰查斯作为理论个案的分析,而这两人本身就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尔都塞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后甚至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心驰神往,被称为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濮兰查斯是一名希腊共产党员,他提出的“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似乎也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寻找一种解答。而不管是谁,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阐述,甚至决裂,就是希望用一种结构的方式去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有现代化,从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方面更具时代意义。

亚尔都塞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是一种经济主义,是一种伦理唯心主义,它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统治,一种人道主义,而在深层次原因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走向一种原因/结果和本质/现象的模式中,这种模式只能解构理论的专门性和自主性,只能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到诸如“斯大林主义”的歧义实践中。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是在哲学中贯彻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实践,它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加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到在未来的意义。

虽然声称自己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述时,亚尔都塞运用的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他认为,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阅读中,要通过“依据症候的阅读”,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加深的办法,理论框架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无意识结构,而要发现这种结构,就需要找到它在理论框架中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在其同现实的关系里。这种关系不是显明的,而是“沉默”的,是埋葬在原文中的,必须通过无意识的症候,比如无、空白和沉默连接起来,这样才能把一种学说的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

在亚尔都塞“依据症候的阅读”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意识形态“认识论上的决裂”,是一种不同于机械因果观、表现因果观的结构因果观,结构“只是作为一个结果,以其决定性的存在,出现在那里”;在历史观中,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经济具有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所以是一种多元决定论;在认识论上,由于和意识形态的决裂,所以是一种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反经验主义,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从而构筑了一种“理论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因为人道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是反人道主义的,而在反人道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

通过症候的阅读,将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而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结构主义的自主性、整体性和差异性建立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从一种独自自主而不相互联系的结构中,发现理论横断片上的“排列组合”,而实际上,这种排列组合也是反历史主义的,甚至是抽空了历史的发展,而陷在一种孤立的结构中。而之后,亚尔都塞宣告马克思主义存有危机,实际上也标志着他长期以来鼓吹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最后亚尔都塞的发疯,似乎是根本没有从深处拖出来,而是在自设的结构里无法让自己走出。

相对来说,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似乎更具有开放性,虽然他认为,政治和国家也都是一个相对自主性的问题,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国家权力机构所固有的一种特点,所以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把国家当成维持生产条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统一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国家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凝聚,一方面是开展内部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各种机构和国家机关之外的平行斗争,两者结合起来,“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国家是一种结构,社会阶级是一种结构规定的东西,所以濮兰查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相对自主性的国家成为力量关系的凝聚,是免于权力陷入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中。但是不管是亚尔都塞还是濮兰查斯,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述中,虽然强调了结构的整体性、自主性和系统性,但是不可避免地在寻找主体的意义,所以在结构主义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明显“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主义,从而忽略甚至抹杀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当巴尔特说,分析精心制作了作品的一个拷贝时,必须把它理解为作品本身已经是一个拷贝,把所分析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结构的模拟物,重新发现结构则是构造模拟物的一个模拟物,这种允许把阅读和写作混淆起来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从传统的模型观念得来的”。马谢雷抨击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主义,实际上也把矛头指向了结构主义的二元论批评。

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并不是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质疑和否定:结构主义崇尚的是一种理性,而后结构主义则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种恢复世界秩序和形而上学传统的力量,从而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试图恢复结构主义所忽略的非理性事物和伦理性事物;结构主义严格追逐一种逻辑探究,而后结构主义则不信仰逻辑,甚至把这种非逻辑性渗透到语言和文学的本质中去;结构主义把语言学当成一种模式,试图在文学作品中推敲出元语言以元语言下的本文,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语言模式产生的文本是一种自相矛盾;结构主义以同质事物的集合体为结构,而其实一种封闭的模式,而后结构主义则异质事物,主张将封闭的结构改为开放的结构,通过引进异质事物创造出多层次事物;结构主义相信系统的知识,而后结构主义以则主张这种系统知识的不可能;结构主义强调总体性,而后结构主义则反对总体性,而在文学作品中,也认为没有一个内在的中心或结构,也没有决定作品着重的绝对真理,而是在一个“无中心的系统”中展开,在一层一层中看见所指,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一个新的所指即表意系统,“因而诠释过程严格地说来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实际上,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的质疑和否定,如德里达所提出的一样,是一种“解构”,而起解构的本质是取消总体,取消逻辑,甚至取消隐藏的人的主体。不管是德里达还是福柯,他们认为结构主义依然根植在形而上学之中,依然具有“存在-神学”体系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存在标明结构的内部是先验的,是理性的,是出场的。如何消解,德里达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书写方式,而福柯则是在权力的配置中生产知识。

“语言和写作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第二(指写作)只是为描述第一项(指语言)的目的而在着。”这是德里达对于传统结构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就是说,当言语成为语言的现实,写作只是一种象征,只是在试图描写语言,是一种附加品,“是言语的一种外加的衣裳”。所以在颠倒说话和写作顺序的努力中,德里达消解了出场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写作打断了出场,然后通过“物质的铭刻”,在空间上进行组织,这便是“铰合”;而在颠倒之后,便是改变,在差异性中让符号发生作用,产生出现在/出场的所指,并最终以游戏的方式取得意义。
 
德里达的“写作”和游戏,使得语言变成了一个绝对自主的自我关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所指转而又是一个能指,如此等等,以至无穷。而在福柯的体系里,则把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倾向引向了而极端,在尼采思想的影响下,福柯提出了“人的消亡”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谈论人、人的统治和人的解放都是无意义的,从而人道主义变成了一种虚无的改变,这种“人的消亡”在本质上取消了人的理性,人的主体性,从而为权力体系扫平了道路。
 
什么是权力?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惩罚制度,但不仅仅是一种惩罚,它还是一种生产性的东西,通过权力的配置、激动、策略和技术作用,使得权力变成了一种装置,“权力不涉及使公民服从国家的那些制度;权力不构成一般的统治体系,权力并不是暴力征服的法律对等物,权力并不代表一种权威。”权力在“国家机器、法律表领导权”的制度领域得到体现,而在更广泛意义上,权力“从高度机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内所固有的不平衡中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造就了一种知识,也就是说,权力和知识是共生的,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了作为实在客体的知识对象,“权力/知识”成为一个自主性的系统,和人的主体无关,和形而上学无关,和理性无关,甚至和逻辑无关。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结构的整体性到权力的生产性,从理性到非理性,从逻辑探究到非逻辑本质,从封闭模式到开放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形而上学的彻底否定,而人的沉默到人的消亡,就是人这种主体的最后终结,历史不在时间里,黑线不在记忆中,文本会走向无穷,而抬头而读的也无非是让此文“写在自己的头上”。

Tags: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徐崇温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080

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编号:B11·2160212·1257
作者:张汝伦 著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6年12月第1版 
定价:2.40元
ISBN:统一书号 3090·829
页数:372页

“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批评理论出现的。它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和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天地,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重视。”本书以哲学释义学为主线,系统阐述了释义学的起源和古典形式,以及它在本世纪的重要发展和种种表现,分章介绍了狄尔泰、贝蒂、赫施、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的释义学思想,并对释义学与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本书也有专章论述。本书为“面向世界丛书”系列之一。
《意义的探究》:能理解的“在”就是语言

普通语言,科学思维和逻辑使我们远离了这个世界,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文本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自我回归,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的过程。
       ——《第六章 追求释义学的统一》

1986年被出版,某一年的某一天被购买,2016年被翻开,1986年、某一年的某一天、2016年,是一个时间的序列,是一种单线的秩序,它们都指向一本有着页码、价格、版次和字数的书,时间是固定的时间,图书是固定的图书,即使最后被翻开,时间和图书也只是一种物,但是当这个物被标注着“面向世界”的时候,是这一本书可以承担面向世界的使命,还是需要一个我在阅读和评论中“面向世界”?面向世界当然是从被尘封的过去展望未发生的未来,当然是从封闭的书本打开一个广阔的世界——当2016年10月,我翻开这一本书,我获得了知识,我似懂非懂地完成了阅读,并且在博客上写好了笔记和评论,是不是就是一种自我面向世界的阐释?

似懂非懂,似乎也早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的阅读多大程度上和作者的文本保持了一致?多大程度上理解了释义学的发展历史和内在意义?作者张汝伦,一段介绍,一张照片,以及行文的方式,都包括在这本书里,所以看起来作者也成为固定时间、固定图书的一个物,而我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实践着,在阅读过程中,在阐释世界里,是不是可以认识作者,甚至是不是可以唤醒作者,从而唤醒整个文本?而在唤醒作者的过程中,似懂非懂的意义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也当成一个作者?是不是也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文本?是不是也在发现一个没有显现的自己?

尘封而沉默的世界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所以面向世界的意义就在于用一本书打开、阅读和似懂非懂的阐释中看到了这个世界,回归了自我,认同了自我,也理解了自我。但实际上,这可能会先到一种经验主义的怪圈中,甚至会在相对主义的阐释中远离了客观性和真实性,那种无家可归之后的找到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临时的家,还是一种漂泊的状态,而临时和漂泊,不指向作者的经验,不指向文本的客观,就像一场游戏,我不是终点,只是让游戏发生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游戏只不过是通过游戏者得到了表现。”

游戏没有开始之前,在我打开这本书,摒弃阅读的时候,却早已经被定义了,我定义了我自己,我定义了文本,我也定义了意义,于是,“我思故我在”让我成为了主体。这便是古典释义学,甚至一般释义学中对于释义者的解释。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释义”就是关于神谕的解说,所以它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某种神学的主体性,所谓解释便具备了两个意思: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如何显现,如何清晰,古典释义学的施莱尔马赫给出了两种方法:语法解释和心理学解释,语法解释体现的是语言性和整体性,心理学解释体现的是和作者有关的生活整体,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站在作者写作这一前提上,作为解释者,只是用租后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却理解作者,“理解别人也就是在理解自己。”而在这种条件下,自己也无非是别人的一个影子。

狄尔泰被称为“释义学之父”,他反对的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而要战胜它们,需要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经验哲学,也就是一种结合了历史与哲学、人类经验和人类心灵的学科,它是“精神科学”,是人文科学,而精神科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经验,就是历史理性,就是一种文本,也就是在经验意义上,人才是独立的,才会有自己的方法论,才能摆脱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才能改变科学实验或逻辑思维的单一意识来源,才会让知识变成对人有用的知识。所以在他看来,释义的本质就是再体验,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同化话”,就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情境中,想象历史人物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会有怎样的喜怒哀乐。这种想象编织了一个文本,而这个文本就是在经验和行为中展开阅读。

释义学区别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在人文意义上具有了经验性,所以解释中的解释者便成为一个主体,他是积极的,思维的精神,他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并且将它对象化,从而在自己的经验中赋予它一种意义形式,所以在这样的释义学中便产生了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在主体的现实性和对象的他在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法。在贝蒂那里,这种辩证法拥有四条原则,一是对象的自主性原则,二是意义的整体性原则,三是理解的现实性原则,四是意义的释义学相符原则,贝蒂的目的是要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所以文献学要素、批判的要素、心理学要素和技术-形态学要素共同构筑了解释过程中的理论要素,甚至他认为,在解释的过程中会出现意义的缺乏和意义的过剩,所以需要“补充解释”,需要“寓言的解释”,而不管具备何种理论要素,不管做何种补充,其实他所要求的是在解释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就是让两者“志趣相投”。

实际上,贝蒂的释义学就是一种解释,即使解释者具有主体、积极的思维,他也必须认同作者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是客观性的,解释必须在“志趣相投”中达到和客观的一致性。而在赫施看来,这种客观性只是一种“解释的通天塔”,在他看来,这种通天塔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文本的意义并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向,而解释者当然也在“志趣相投”中容易走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中。所以他认为,解释具有可再生产性,同时也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作者在文本过程中指向解释的意义,就是要体现意义的共有性和自我同一性,它是一种意向,是指向要说的意义,指向被解释者理解的意义,所以作者是“被解释的作者”,他不是传记的人,而是一个说话的主体——意义渗透在词语中,词语被唤醒具有了活力,便成为作者意向性意识的产物。

意义的可再生产性和确定性,似乎是在寻找另一种“解释的通天塔”,但是不管是贝蒂还是赫施,不管是一般释义学还是古典释义学,不管是解释的客观性还是作者的主体性,其实都只是把释义学当成一种解释的方法论,从作者到解释者,建立的那种释义过程就变成一种方法,在哲学意义上,它只是“我思故我在”形而上学的一种静态实践。所以释义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开始了本体论转折,“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更具颠覆意义的“我在,故我思”。

“从古到今以至将来,一个永远使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在是什么?”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在”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本身就陷入了一种先验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把在当成了确定的东西,当成了现成的东西,在的意义已经被明确了,而其实,“在是什么”本身就带有方法论的元素,而要从本体论上确定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变成“在为什么在?”以及“怎样在?”也就是说,本体是“在”而不是“在是什么”,在是什么其实是在者是什么。所以当在变成一种本体,那么在就不能归结为任何现成的、确定的东西,只有在者才是现成的、确定的东西,由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在并不是一种实在,在者的在不是实体本身。”也就是,在的不确定需要在者的确定才能被确定,这就意味着在的意义,必须从分析人这个在者开始,而在者的在就是“存在”或者是“此在”。

在者的在而成为此在,所以此在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这样的在者的在都是我的在”,就是说,永远只有具体的单个的人,没有一般的人,所以“我在,故我思”,而思的过程要有意义,就必须在此在意义上被揭示出来,“与此在相遇”,这个相遇而投射到世界的过程,就是“筹划”。在海德格尔看来,筹划的前提有三个部分:前有,指我们预先已有的东西;前见,解释存在的一个特定的度和观点;前设,就是用一个观念来弄清结构,“无论何时,只要某事物被解释为某事物,解释就将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和前设的基础上。”

前有、前见、前设,在解释的本质上,就是把在变成了在者的在,变成了此在,所以意义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的能在的模式,意义也完成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折,释义学也从一般释义学变成了哲学释义学。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意义涉及此在的条件,而不是词或句,意义从可能的世界而不是现成的世界中获得它最终的根据。那么如何获得?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就沿着哲学释义学的本体论方向,指出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需要在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中发现,也就是在人的世界经验中具有知识和真理。海德格尔用“筹划”来让前有、前见和前设进入到解释世界里,而伽达默尔的模式便是:游戏。

“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游戏只不过是通过游戏者得到了表现。”游戏是一种发生,游戏者不是主导游戏,他只是让游戏得到体现,甚至游戏者在游戏中失去自己,取消先验的本体意义,才能使游戏实现它自己的目的。所以在作品中,读者就是一个游戏者,他的作用是让游戏表现,让游戏发生,让游戏本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所以读者的经验在游戏中建立了一个对话模式,而这种对话就是通过语言理解了“在”——不是说在就是语言,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理解在。
 
哲学释义学给了意义一种本体的地位,从本体论出发,才能建立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真正阐释作品,“一切实体的或本体论的理解首先并总是在语言中获得表现的”,利科在伽达默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释义学的统一,他借用了“属于”这个概念,属于意味着唯心主义自我构造的主观性的破灭,意味着主体不再是意义的唯一源泉,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成为派生的形式,他的本体就是在,就是文本的此在,所以释义学就是“同文本解释联系在一起的理解操作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解释文本,只是使文本在属于过程中显现,而文本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自我回归,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的过程。

文本不是静止在作者意义上,而是在解释者的筹划、游戏和属于过程中向自己敞开,从而接受一个扩大的自我。所以哲学释义学解构的是历史主义中的文本,解构的是历史语义中的“文学批评”,它指向作品本身,指向读者,指向阅读的过程,姚斯的接受美学就此运用而生,在他看来,如果作品本身不经过阅读,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是读者在阅读中赋予了它意义;作者和作品的价值是随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接受意识而浮动的;文学的接受过程是从作家进行创作构思前就开始了;读者的解释具有差异性,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作品的潜在意义;读者的能动性影响作品的再生产;读者能动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效果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学具有一种潜在的引导力量,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能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作者和读者,写作和阅读,其实对于文本的释义来说,是一体的,他们都在打开那个在的世界,都在实践此在的意义,都在解释中显示自己,都在寻找那一个本体论的自我。而从打开到翻阅,再到阅读,再到释义的终结,“面向世界”其实已经告别了一本书四角方方的状态,告别了理解和引用的派生动作,阅读就是创作,就是发现,就是显现另一个文本,所以不是还原本来的意义,不是建立“志趣相投”的关系,而是似懂非懂地“误读”,就如布鲁姆所说:“没有解释,只有误解,因此,所有批评都是散文诗。”

Tags: 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张汝伦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