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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奇侠传(上、下)

编号:C27·2160421·1291
作者:平江不肖生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亚马逊17.70元
ISBN:9787540766245
页数:1027页

“至此书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固为不肖生之能事。”在文学与武术上均有深厚造诣的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中国武侠文学中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物,一生共著有武侠小说十二部。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开始专心从事武侠作品的创作,而《江湖奇侠传》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处女作,书中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争赵家坪为引子,以昆仑、崆峒两派的恩怨纠纷为主线,围绕“侠”字,写出了多位剑侠的传奇人生与精彩事迹,并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正义必胜邪恶的观念,使得“侠”的精神初露苗头。本书首开武林门户之争的写作范式,对后世武侠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火烧红莲寺》、《投名状》等影视作品,均以本书为滥觞,更增添了本书的魅力。
《江湖奇侠传》:写不尽的奇人奇事

江南酒侠复说道:“便在你们二派之中,也何尝不有死伤者。试想,修道是何等艰苦的一桩事,不料,经上了不少年苦的修炼,却为了这么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伤,甚而至于死了去,这又是何苦值得呢?”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谠言严斧钺》

把争斗当成门派的劫运,并非是因为在打打杀杀中使门派之间陷入不停歇的死亡,而是在介入平民百姓的矛盾中,违背了修炼的本意,甚至破坏了所谓的“道”,所以当江南酒侠的水晶球上现出未来的征兆,便劝说各派退出争斗,重新回归到江湖的格局中,实际上,水晶球无非是江湖和民间的两种现场的分界标志,正如江南酒侠的意义,是“挽回这个劫运”,是将“一切都消灭于无形”,是干了“一件大功德”。

像是一次对于“道”拯救。本来到了打赵家坪的日子,无论是昆仑派还是崆峒派,都把这种民间的争斗当成是“天地大的一桩大正经”,所以双方在摩拳擦掌中各求制敌取胜之道,也想把自己的奇绝武功展现出来,但是在两派俱伤的结局面前,所谓江湖其实已经乱套,一年又一年,消损的不仅是各派个人的精力,也对于门派本身来说,也是违逆于道。水晶球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而使江湖遭受劫运?那里是赵家坪事件造成的死伤惨状,那是“水陆码头”之争出现的流血悲剧,而上面映照出的主人则是那些平江、浏阳二县的农民,也就是说,这本是两地农民之间的决斗,是无关江湖恩怨的,而正是因为两派介入到其中,使得争夺赵家坪变成了门派恩怨,而这种恩怨对于两派来说,陷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等待明年再来”的循环中,也就是江湖规则屈从于民间规则,而这种屈从看起来更像是盲从,正如江南酒侠所说:“须知道,平江、浏阳二县农民的年年打赵家坪,已是极无聊的一桩事,你们以极不相干的人,更从而助甲助乙,也年年地帮着他们打赵家坪,这更是大无聊而特无聊的了。”

大无聊而特无聊,这是江湖门派对于这场农民争斗的定义,所以在违背了修炼的本性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争斗中退出来,水晶球的幻象归于沉寂之后,现出的十二个大字表明了这样一种“无聊”的状态:“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退出其实是回归到原则,那就是江湖的意义在于修炼,而不在于争斗,在于保存门派的尊严,而不在于介入民间疾苦。水晶球是划出了一个终点的标记,这种退出的想法看起来是为了凸显江湖的纯粹,是为了各自的修炼,而其实,更像是一种避世思想。

“巨干盘空,奇枝四茁,豪情侠态,跃跃纸上”,这是赵苕生对于《江湖奇侠传》的一种概述,不管是豪情还是狭态,最关键的是“奇”,正是这种奇,才显出江湖人士的本性,也显出真正的门派不参与俗世的态度,所以在平江不肖生“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故事里,起着重强调的是“奇”,奇事、奇人、奇功,在他看来,奇是江湖最本质的特点,一开卷所写的柳迟,就是一个奇人,长到四岁,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甚至好几次已是死了过去,到了五岁也不能单独行走,而且柳迟的相貌奇特:“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鳜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喜欢号哭,哭时张开那鳜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出生和成长,让他契合了江湖的特性,七岁的时候猛然发现他能把《论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过了两年,练成了奇特的本领,凡是在一起的物件,只要被他看见,能够一个不差地说出来,而且他还不愿和小孩一起玩,只喜欢和六十七岁的老头子亲近,他在和叫花子在一起三年时间,就拥有了背上驼七个袋的资格。柳迟无非是一个标本,出生之奇,性格之奇,经历之奇,奇奇怪怪的最后便是孑然独立,超然于俗世之上,对于他来说,现世中的规则不适应他,所以他具备了超越民间的特点,所以与家人不辞而别,寻找得道之路,四处拜访高手,而在他看来,高手的唯一特点也是“奇”。

奇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当然,当告别了现实生活,奇的更大意义在于拥有超凡的本领,所谓奇高的武功,变成了江湖的一个标配。柳迟在千辛万苦中奇遇了黑茅峰调鹰的老者吕宣良,并拜他为师,而吕宣良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周易》。奇特出生、离别父母,其余高手,获得秘籍,在柳迟的身上,平江不肖生建立了一种“奇侠”的标配,而正是这种标配,江湖世界才渐渐打开了。不管是放牛童解清扬的千斤闸武功,还是智远师傅“八百罗汉先期白日飞升”的功行,都让江湖世界涂上了奇幻色彩,也使之脱离了现实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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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之书(1、2)

编号:C28·2160421·1290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5.80元
ISBN:9787549554591
页数:484页

“我们常说单一个体的记忆,比起一座城市的记忆,就像一滴水小时在大海中。但城市有时又年轻又无情地无法消化时间过于悠长的单一个体。”城市的记忆属于压挤逼仄的空间,属于贫瘠苦闷的情感,而那些个体的记忆里,却是青春、欲念、生命和爱。神光笼罩、梦幻蒸发的传奇少女;独守废墟古厝的老人们,把出租车当育婴房的女司机,他们生活在一个压挤的世界,他们都在演同一出戏,然而正因为如此,便有那相逢时的会心微笑——你会懂得他们,他们会懂你,虚无浸泡的夜晚,那些熠熠发光的诈骗挑逗短信,竟也懂得用“寂寞”这个词;而游泳馆置物柜随手可见的号码牌,原来是上帝作弊彩票给你中的摩斯密码……《脸之书》是骆以军《壹周刊》专栏文章的终极精选,它勾勒那些偶遇却难以忘怀的脸孔,倾听那不堪埋没的人间世情。浮生聚散、往事微茫,在一部令人目不暇给的城市浮世绘里看见自己。
《脸之书》:看得见的城市

似乎每一个“许多年后……”的句子都会成为一篇好故事。
       ——《多年以后》

Book1和Book2,脸之书的这一面和另一面:这一面是眼睛和鼻子的线条,另一面是嘴巴的轮廓;这一面是看见和闻道,另一面是说话和表达——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个简笔画的脸,如何面对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在题辞上,这是这一面的城市,重复而夸张,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而在另一面,一样是《看不见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却变成了记忆:“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重复而夸张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记忆,都是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就像原本分列两册的脸却分明合在了一起,那灰色的腰封从Book1的封面,绕过书脊最终包围在Book2的封底,它连接着Book1和Book2,甚至包容着这一面和另一面。是不是看见、闻到和言说可以合二为一?是不是视觉里的城市和被叙说的城市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在包围的腰封之外,却分明打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翻阅,允许进入,允许看见,也允许看不见,那里是压挤的城市,是密闭空间,是你来我往,是虚张声势,是重叠的情感,是模糊的记忆,是逝去的梦境,而最后依然在这面和另一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在腰封连接而包围的时候,看见其实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也是看见:城市是一个存在,它不会以看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消逝,也不会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状态中虚构。

首先或者是看见,睁开眼睛,也是从那一个留着的进口出发,是一条“末日之街”,那里有感伤的故事,那里有孤独的时光,那里有虚拟的存在,“我们活在一个蜂巢状全景像钟壳内部齿轮自主运转到这般地步的一个社会,或一座城市里。”蜂巢状的全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却是挤压而单调的,却是渺小而封闭的,但是在内部,齿轮却在自主运转着,它告诉你早晨和傍晚,它带你走进白天和黑夜,它经过年轻和苍老——这是时间赋予的原始状态?这是生活给予的存在方式?但是蜂巢状的全景世界里,在人们如幽灵穿过的广场之上,在不被知晓混在同类的成长之中,那自住运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

那个无声无息退出社团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讨厌社团里的“红夹克”,而是在喧闹的世界里独自面对消失的幻术,原本挤满人的广场,原本积极抗争的运动,最后剩下的是漫天飞舞的垃圾,是堆成小山的矿泉水空瓶,空空荡荡回应着一个出院的病人,“问题是,那整个过程,这些警察,像把我们当透明人或幽灵那样穿过我们。”人之存在和不存在,像是虚幻的一个事件,它的热闹会带向一种权利?它的消失会终结一种故事?无非是感伤而已,甚至当年广场权力核心人物成为金融操盘手之后,在婚礼那天却和相交数十年的情人度过了最后一次春宵,而完事之后,既没有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也没有进入说谎的“南部开会”议程,而是跑去另一个房间,“然后召妓”。

感伤的故事,因为那内部齿轮就在那里自主运转,情人和婚姻,事业和政治,都远离最后的那一个夜晚,轮盘如一家机器,是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付出,无非是回到物欲的状态。而留在那里的人呢,情人,妻子,还是那个从医院出院的她,似乎早已经被自主运转的齿轮所排斥,看起来是“孤独时光”,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但是那一对美丽的兄妹,身为私生子却混在人群中是融合的,看不出他们本和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成了“一群爬在一起悲伤的蜥蜴”,“无从分辨出其实是孤独到只剩己一人的那个……”

也是合二为一,却是荒谬的,而分开同样只不过是离开了那一个个齿轮,在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世界里被抛弃,所以十岁父亲去世、母亲和男友去了大陆的慧宁,生活是“对自己负责,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那一对兄妹,毫无隔阂的和那一班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其实都在末日之街里成为另一种幽冥可悲的风景:“我们总想讨好取悦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家伙,我们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

末日之街本就呈现着这个城市看得见的风景,而这也无非是“砸碎的时光”,作为工人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全新豪宅里至少两三百万的装潢,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打烂、砸碎,豪宅里的一切是城市看得见的存在,它或者代表财富,或者代表地位,或者代表权力,最后却是砸碎的命运,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底层的那些工人,通过暴力,通过破坏,将财富、地位、权力都变成废墟。像是一种颠覆,可是只是某个命令而已,站在高处的还是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权力,而带给工人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命运:“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腰脊、膝盖,甚至脸颊到脖子处的肌肉,全浸迷进一种无比舒畅的暴力狂欢。”

是那一幢两三百万的豪宅,还是那暴力狂欢的肌肉,代表着自主运转的齿轮?当破坏和颠覆变成一种命令,砸碎的无非是自己的时光。那老旧公寓地下室里都是给流浪汉、酒鬼或流莺偶尔借宿的大通铺,那平安夜的KTV里是像戴着某种仿佛面具的虚假美少女,那盲人按摩院里是像“十数只白色小生物窸窸窣窣静默地啃食着桑叶”的群盲,那暗街深处包围着荒凉艳丽、腴白芬芳的女孩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秃顶、皱脸、全身邋遢,有的戴了粗黑框眼镜的阿伯”,“岁月静好”在何处?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或者如幻灭的梦,或者是游戏一般的虚拟,美少女梦工厂、偷菜游戏、变形金刚,代表着永恒欲望,却又被岁月强压在世界的底端,连Q君看见桌子那边的妖丽娇媚的女子坐在男人身边,都会怀疑是自己的女友投身在别人的怀抱:“或许是我心魔投射的幻影,我内心底层,本就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撞见这一幕”。

只不过是幻觉取代了现实,只不过“砸碎”了真实,暴力狂欢也罢,欲望投射也好,城市的夸张,在于每一个人的夸张,城市的虚伪,在于每个人的虚伪,而现实在别处,“他知道当他走出那房间,站回那冷酷异境的水泥建筑车道时,那已是另一个和本来的世界并不相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是欲望,是权力,是政治,是暴力,而这个世界是伤感,是孤独,是虚拟,是想象,却又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犯错,又不想让自己陷入孤独,于是,在那辆车上,根本没有尿意,没有颠荡,没有膀胱的鼓胀感,没有塑胶瓶装芦笋汁,没有尿裤子还惨的尴尬,没有司机在后弧镜里恶戏的笑脸,只有端坐在开往山城的公路上,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从未改变的姿势。

城市终究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街道,被看见的夜晚,被看见的咖啡屋,被看见的男女,被看见的豪宅,被看见的地下室,夸张而重复,为的是最后确认一种存在。这是城市的一面,看得见的城市里看得见的那张脸。而在“咖啡时光”之后呢?在“巫云”这个曾经和许多人一起相聚一起聊天的地方,为什么只剩下故人“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头发、牙齿、父子、指甲,这是看得见的老五,却也是看不见的老五,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又去了哪里?甚至不过两百米的巷子里,全部变成了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

时光老去了,就像老五,而回来的我开始寻找的“那个我”,却“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是的,在咖啡时光之后,在看得见的城市之后,需要的是一种记忆。以及由你和我构成,是由我们构成,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像站在对面的两个人,还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忆一起说去三岁时妻子带过的安安。父母离婚,后来母亲又去西班牙学画,小孩子总是赖着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宛若家人”的感觉,但是却只是住在那一段时光里,现在连“巫云”都已经不再,安安又会去了哪里?“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反正很酷的样子……”现在时,却早已经沉浸在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中。

和安安一样,在记忆之中曾经还有在跌跤之后具有忍受痛苦意志的母亲,还有靠一群少年仔打天下的米哥,还有为家庭女教师梦遗的伙伴,还有从鼻子里喝下牛奶从眼睛里喷出来的二人转演员“侏儒”,还有腔调、气质是不折不扣的澎湖台妹却是外省人的阿咪……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也在城市的记忆里,但是当“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到来的时候,记忆也无非是一个重复而夸张的存在,母亲“忍痛的意志终于顶不住那重摔造成的内部坏毁”;米哥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在二十多年后从“他生命里被涂抹销掉”;电影院里用手肘去顶自己家教老师的乳房和在梦中预见一架飞机的空难的伙伴,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消失了;而阿咪呢,终于离开小岛双脚踏地地生活,“如人鱼换上套装、高跟鞋伪扮混迹于人类的城市”。

而在这些记忆之中的人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外,那些记忆之中的事呢,仿佛也逃不出重复的命运:和孩子在大年初七放烟火,“我们两造各自对着河面零星射出的小朵焰星,和一旁那整群人用各式装备以镇压随时从那坏毁建物中矗立而起的恐怖火神之妖魔相比,简直微渺得滑稽。”但却烧着了那一辆水肥车,留下的是开车老夫妇的谴责;想起三十年前的一盒金箔滤嘴的彩虹烟,“像那时代的西门町,反而是一种废弃游乐园般的怀旧、老派、蛾翅粉屑坠落般的陈年纪念物了。”想起“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的温州街……可是当城市再次被看见的时候,那些记忆留下的也只有影子,影子世界入魔术,如幻术,如不存在的假象,我作为一个“种树的男人”,终于在疯狂地搬了近四十袋土和各种植物到五楼之后,终于腰椎变形错位,那“空中花园”像是对于我最好的慰藉,却也是破碎时光最后的物证,而损毁的身体或如记忆一样,再也无法回来了。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真正过去了。”夏天过去,时光过去,记忆过去,城市也走向了看不见的现实,一觉入梦的感觉,但毕竟还可以留存那一些梦境,“梦十夜”仿佛是最后留存着的片段,幻术一般,启示着曾经存在、未曾走远的记忆,于是在我家对面和平教会被拆除的时候,我梦见了“极靠近幸福的时刻”:“一种浓郁的树干木材、树叶青草味、树根湿泥的芬芳将我们包围……”于是即使在嘶嘶嘶的瓦斯外泄声传来的时候,他也梦见了和前妻在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说了一句:“别回去了吧?我们找间旅馆过夜。”梦中有美好的气味,有美人儿,而一个梦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遇到了现实,许多年后遇到了变故,许多年后遭遇了变化,许多年后是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在梦中的许多年后,她却还在设想着一种在一起的生活:“许多年后,我如果被困在一个状态中,我是假设啦,变老了或是变丑了,更可怕是变傻了。不一定啦,总之变成现在的我也不喜欢的那种人……困在那里头出不去,也许是一幢豪宅,也许是精神病院,也许是一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你会不会来找我?”

“会的,我一定会的。”这是回答,梦中应答,梦中的许多年后,永远有一个“堆满我破烂什物的书房、我的卧室,还让我觉得安心、隐秘”的旅馆,“似乎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可能的旅行,而是旅馆。”是的,每一个梦都是“幸福又虚荣的时光”,每一个梦里都可以看见美好,每一个梦都在真实中看见自己,梦是另一个世界,梦中的我们是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重复而又夸张之后,是被看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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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书店

编号:C55·2160421·1289
作者:【美】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39971810
页数:271页

这是一座被各种荣誉装点的“书店”: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这是一座被编辑、名人、媒体推荐的“书店”:“一年之内,《岛上书店》畅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波兰、加拿大、土耳其、以色列、巴西、日本、韩国等25国,是感动全球千万读者的阳光治愈小说。”书店的招牌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所以热闹甚至喧闹的畅销背后,是一种“去孤岛化”的应景,而人到中年的A.J.费克里被一个神秘包裹所拯救,是关于书的一个寓言:“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如何重新找到牵挂,书,爱情,宴会和欢笑,以及一切美好生活。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岛上书店》:中篇属于灰色地带

关于政治、上帝和爱,人们都讲些无聊的谎话。想要了解一个人,你只需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
        ——《好人难寻》

谎言的对面是真话,好人的反面是坏蛋,“最喜欢哪本书”可以参考的是:不喜欢哪本书。红色的封面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硕大的腰封覆盖下,在漂亮的书签衬托下,在精致的折页点缀下,一本书是如何也不会成为孤岛的,这是“现象级全球畅销书”,这是“25位美国读者含泪推荐”的书,这是“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的小说,全球畅销、含泪推荐以及名列榜首,还有谁会让它成为孤岛?还有谁不喜欢这一本书?

可是,它仅仅是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它和现在手拿图书的读者无关,和此刻翻开第一页的读者无关,和没有去过孤岛的读者无关,实际上,阅读是拒绝先入为主的,甚至也无权把政治、上帝和爱,都称之为“无聊的谎话”,也不会把热力推荐的小说当成是人生必读,实际上,最喜欢和不喜欢构成的对立关系,只是一种阅读的两面,就如A.J.在奈特利出版社销售代表阿米莉亚推销冬季书目后,列出的是他不喜欢的书,在用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图书里,在书店、咖哩饭、死去的妻子的孤独生活中,他不喜欢的书也是一个长长的数目,不喜欢的是心情,书之于书,仅仅代表着阅读者的心情:

我跟你说说我不喜欢什么好吗?我不喜欢后现代主义、后世界末日的背景、已亡故的讲述者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对那些按说是机巧形式的设置、多种字体、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的照片——根本说来,任何一种花招——我都几乎没有共鸣。我觉得关于大屠杀或者世界上任何一种大悲剧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令人反感——拜托,这些只能用非虚构写法。我不喜欢按侦探文学或者幻想文学的路子来写类型小说。文学就是文学,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混搭很少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喜欢童书,特别是有写到孤儿的,我也不想让我的书架上有很多给青少年读者看的书。我不喜欢任何超过四百页或者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我厌恶电视真人秀明星请人捉笔的小说、名人的图文、体坛人物的回忆录、搭电影顺风车的版本、新奇玩意儿以及——我想这不用说——关于吸血鬼的书。我几乎不进处女作、鸡仔文学、诗集和翻译作品。我也宁愿不进系列书,可是钱包的需要让我不得不进。

这本被腰封、书签和折页包装起来的书,不是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多种字体、没有照片,也不是关于大屠杀或大悲剧的虚构作品,也不是给孩子讲述奇幻色彩的童话,也不是和名人、电影有关的回忆录,当然更不是处女座、鸡仔文学,不是诗集,也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既没有超过四百页,也没有低于一百五十页。这些不喜欢的书,是A.J.的趣味,而当A.J.变成加布瑞埃拉·泽文的趣味,变成岛上书店的趣味,甚至变成我的趣味,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目的论,也就是在一本被指定、被宣传、被畅销的图书里,还能不能看到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世界?

“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引用鲁米的这句诗,似乎在寻找图书世界里的一种终极情感:爱。对面的是“亲爱的”,动作是“相爱”,那么自然这个世界就是爱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着的人,爱是活着的情感,“尚在人世”的我们应该寻找爱,应该享有爱,应该保存爱,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应该喜欢爱。也就是说,所谓关于图书的喜欢和不喜欢,归根到底是关于爱与不爱的选择,当A.J.告诉阿米莉亚自己不喜欢的长长书单,意味着自己不喜欢她推销的书,不喜欢尚在人世却没有优秀的书。

潜在的情感表达是:有人死去,有人不爱,有人不再阅读。这是书和爱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某种排斥,在这个名为爱丽丝岛的孤岛,在这个几乎有些隔绝的世界,在这个失去了妻子的生活里,A.J.当然喜欢列出不喜欢的长长书单,就像他不喜欢这个失去了一种爱的生活。妻子妮可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因为要赶上回艾丽丝岛的最后一班轮渡而超速,或者是在冬季的道路上避免撞上一头鹿而急转,总之没有回到爱丽丝岛,没有会到岛上书店,没有回到A.J.的身边。

妮可对于A.J.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爱人,更是和书有关的爱人,在这个年销售三十五万美元的书店里,在这个六百平方英尺的书店里,在这个岛上独家经营的书店里,妮可像是唯一了解书和A.J.的人,也就是说,在A.J.看来,书店、妻子是对于爱的诠释,甚至是爱的全部标签,但是当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尚在人世”破灭了,爱也破灭了,生活剩下了更新了销售代表的冬季,剩下了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机械生活,剩下了咖喱饭的孤独,而最后,连喜欢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也丢失找不到了。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等经济有点起色后,就把这本书拍卖了。我本来打算关掉书店,靠那笔收入过退休生活。”爱伦·坡十八岁出版的诗集,首印只有五十本的图书,封面写着“一位波士顿人著”的作品,在A.J.那里却并不是代表着文学,代表着爱,它只是变成了A.J.收藏而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关掉书店靠拍卖过退休生活,一本珍贵的诗集最后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对于A.J.来说,当然是一种“尚在人世”的爱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也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挑战。

《帖木儿》的丢失是维持生计计划的破产,同样的困境是,为什么为什么阿米莉亚会对最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第三位约会对象没有信心?为什么玛丽安·华莱士会选择自杀而留下一个不知道父亲又失去母亲的孩子玛雅?为什么伊斯梅会在流产的痛苦中骂自己的丈夫丹尼尔在外面偷情?和A.J.对于阿米莉亚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在他眼里,她只是一个私利的销售代表,只为了推销那些劣质的图书,只为了和经营书店的人做业务上的往来。对于A.J.来说,这是一种“待宰的羔羊”的生活,妻子用冻羊腿打死了丈夫,警察吃了这条羊腿以处理这件“凶器”,但是问题是现实中的难题是不是就能通过这种毁灭证据的方式获得解决,警察兰比亚斯的质疑是:一位职业家庭主妇是否真的会以小说中描述的方式烹制一条羊腿,即不化冻、不放调料,也不用腌泡。

化冻、放调料,腌泡,这是对于一条羊腿的烹制方式,而这种烹制方式达到的是食物,而不是凶器,现实的锋利和无奈,有时候需要变成一种共享的食物,美味而富有爱意,“所以在散文以外的文字世界里,最雅致的就属短篇小说。”可是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摆在面前的时候,A.J.的注解是:“从技术角度说来,这是一部中篇,但是话说回来,中篇属于灰色地带。”为什么中篇属于灰色地带?长篇小说是人生的整体,是爱的整体,而生活太多是被短篇小说分割的,雅致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短篇小说,逆转的短篇小说,破碎的短篇小说,而当中篇小说属于灰色地带的时候,那一种尚在人世的爱,那一种让我们相爱的故事,如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里,变成一种生活?

玛雅的到来是另一个起点,这个被母亲用一张纸条留在书店里的孩子,这个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女孩,却在岛上书店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让她长大后爱读书,想让她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周围是关心这些事物的人。”母亲玛丽安·华莱士留在玛雅身上的纸条里清楚地写着被抛弃的目的,让她和书在一起,让她能够读书,让她伴着书长大,一个只有两岁零一个月的孩子,为什么被母亲抛弃?而母亲为什么选择自杀来逃避这个世界?被抛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自杀是一部长及一生的长篇最后的结局,在短篇和长篇的中间,却是一个只有一张纸条却要和书为伴的中篇小说。灰色地带,神秘地带,悬疑地带,最后却被A.J.带向了另一种生活,本来只是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寄养家庭,但是由于怕被无辜的孩子交到一个十足的精神变态者手里,所以最后A.J.担起了养育的职责。

玛雅叫他“爸爸”,对于A.J.来说,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爱,一个不知道自己爸爸的人把和书有关的男人命名为“爸爸”,这是一种从残酷现实走向诗意童话的开始,而A.J.成为他的爸爸之后,也开始了改变玛雅、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却为玛雅举行非受洗派对,不知道给她吃什么,便向伊斯梅讨教,而玛雅的人生开局都和那些书有关。她被取名为“玛雅·帖木儿·费克里”,中间是A.J.丢失的著作,后面是A.J.的名字,这一种组合里有自己的自然出生,有图书的重新回归,是父性的最后获得,而她最爱去的岛上书店里,书店的一切都打上了她的影子,“书店有十五个玛雅宽,二十个玛雅长。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次花了一下午时间,通过在室内一次次躺下而测量量出来的。”

岛上书店让一个孩子重新诞生,让一个孩子不断成长,让一个孩子收获爱,这是一种“世界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最喜欢的那本书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爱好,代表着一个人的目标,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而A.J.在命名和被命名的双重世界里,开始构筑一个不以单纯的书为喜好的爱的世界,那本《迟暮的花》是阿米莉亚推荐的,讲述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忆七十八岁时的一场婚礼,单身大半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所以迟暮也能开花,失去的爱也能回来,即使新娘在婚礼后两年去世,那种爱也停留在老人的心里,停留在一本书里。因为书而重新认识爱,因为爱而重新认识阿米莉亚,冬季书目无非是一个爱的理由,脚踝骨折也无非是相见的借口,于是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约会者退出了生活,于是“美国英雄”成了陌路,于是那和生活有关的婚礼取消了,于是和书有关的爱情发生了。

曾经书在阿米莉亚那里是一种食物,是一种欲望,大学里读《古拉格群岛》想象过面包和汤,读《纳尼亚传奇》想要土耳其软糖,而现在,书变成了一种爱的象征,“《迟暮花开》写的是不论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寻觅到伟大的爱情。”不在人世有爱,尚在人世也有爱,A.J.那张留给阿米莉亚的纸条里写着和书有关的爱情:“亲爱的阿米莉娅,如果你要一直等到奈特利的秋季书目出来才会再来艾丽丝岛,我真觉得我会无法忍受。”于是他离开了爱丽丝岛去看望阿米莉亚,于是他在派对上表达了爱意,于是他在秋天叶子变黄的时候和阿米莉亚结婚了。

书是生命,书是食物,书是爱,而其实不管是A.J.,还是阿米莉亚,不管是玛雅,还是兰比亚斯,他们是书的阅读者,也是书的作者,他们把爱写进书里,把生活写进书里,把美好的一切写进书里,甚至把悲伤、痛苦、疾病和死亡也写进书里。玛雅的获奖的作文《海滩一日》里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她游了出去,游过灯塔,她没有再游回来。”没有回来的妈妈,却留下了那一个灯塔,灯塔照亮的是这边的守望者。而在丹尼尔死去之后,伊斯梅遇到的兰比亚斯,给了他雅致的短篇小说,伊斯梅的长长伤疤在兰比亚斯看来,却是美好的一面:“对,我看到了,但它一点也没减少你的魅力。”

他们遇见了爸爸,遇见了孩子,遇见了爱情,遇见了书,而当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疾病终于降临到A.J.身上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书和爱排遣痛苦、告别孤独,“我就越相信这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跟人沟通,我亲爱的小书呆子。只有沟通。”其实这世界就是一座孤岛,但是只要有书,孤岛里都是爱,“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并不孤单的人会成为爸爸,并不孤单的人会有一种爱,并不孤单的人会把灰色的中篇小说变成真正的生活,“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兰比亚斯曾经这样说,当A.J.死去之后,他和伊斯梅开始经营这一家书店,书店不能没有主人,岛上不能没有书店,一种继承,是一种必然的生活,是一篇必然的小说,“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在这部作品集里,A.J.写下了关于爱失去之后的重新寻找,玛雅写下了关于母亲死去之后的灯塔,阿米莉亚写下了关于食物和爱的最原始表达,兰比亚斯用伤疤写下了雅致的小说,似乎是圆满的,似乎是幸福的,似乎是关于书的解救和超越,却也是和书有关扁平的爱,是的,这“一书一世界”里没有后现代主义,没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悲剧,不是侦探小说,不是童话,不是名人回忆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世界里,它是一个狂欢的乌托邦,是一个被硕大的腰封覆盖、被漂亮的书签衬托、被精致的折页点缀的小岛,而当人群聚集而来的时候,“岛上书店”看上去是一个和红色圆框的眼镜、红色圆包的水痘“相映成趣”的红色传奇,在冬季书目最终成为一种怀旧的时候,书店的命运是:“夏天来的人现在有电子阅读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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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编号:Z42·2160421·1288
作者:【德】彼得·布瑞克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01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63371129
页数:262页

德国历史学家、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教授、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彼得·布瑞克,于1975年出版的《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作品,阐述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结论: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纷纷分崩离析,一部由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525年革命》:普通人的大革命

考虑到革命的社会结构,是到了向“农民战争”一词告别的时候了,或者起码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谨慎,使它能够帮助而不是阻碍我们对1525年现象的理解。
        ——《第七章  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

被引用的“农民战争”一词谨慎地放在了副标题里,与主标题的“革命”组成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不断超越的关系,或者主副的标题模式正象征着一种过去和现在对于1525农民起义的定性解读,从1524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这场德国农民起义点燃了战争的烽火。对于这场起义,在事件发生之后同时代人对它的定义是:“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而之后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称之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之后,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以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从“伟大起义”到“革命之举”,再到“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到德国农民学研究学派布瑞克这里,便被称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不管是起义还是运动,不管是反抗还是战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强调的是“革命性”,而要从革命性变成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在起因、过程、目标和主体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界定,所以对于布瑞克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革命?“革命是社会政治变化的一种形式;它们对现存状况发动武力挑战;它们旨在打断发展的连续性。”沿用汉娜·阿伦特、萨缪尔·P·亨廷顿、汉斯·瓦斯蒙德的定义,革命需要的共同因素是群众基础、使用武力、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新思想,而考察1525年的农民战争,布瑞克认为,“1525年的起义很容易能够取得作为革命的资格”,他建立这样一个革命体系的目的,就是不仅仅将1525年的运动理解为某个地区的单个行动,“相反,1525年所发生的是为人类的自我实现而精心准备的、有着合理进程的、挑战道德准则的运动。”

自我实现的是人类,也就是布瑞克所说的“普通人”,普通人具有的群众基础,普通人运用武力打破原有的秩序危机,普通人需要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甚至兄弟之爱的社会理想,普通人建立的合作的联盟整体,所以在1525年的起义和战争中,就具有了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的意义,也就实现了从“农民战争”向“革命”的过渡和超越。

从历史中进行提炼,所谓就是研究的“新的方法”,布瑞克考察1525年革命,就是从“新的方法”中提出问题,找出这场战争的意义,而主要的问题有四个:经济方面的怨情陈述是不是就代表了农民的全部意愿?农民的需求和目标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如何体现内部的一致性?农民战争中建立的领地政府是为了自身的权利,那么这种本属于农民的权利何时被剥夺?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到底存在着何种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是在更大范围、更广意义上体现了普通人的大革命的意义?

这四个问题的提出,其实是在历史中找寻革命的本原,而在布瑞克看来,1525年农民起义会以烽火之势被点燃,其主要的纲领便是十二条款。被布瑞克称为“1525年革命的宣言”的十二条款由毛皮匠塞巴斯蒂安.洛茨编撰,首先上士瓦本地区流传,之后发行25版共计25000册,最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为传播。为什么这一册宣言书为引起农民们共同的反响,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集体声音?布瑞克认为,十二条款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和早起农业秩序危机的产物,特别是在农奴制问题上,随着农民境地的不断恶化,各种使用权遭到限制,劳役增加,是的税收的负担压在了农业经营者的身上,而另一方面农业市场的活跃,反而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在商品化现实里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农奴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和自由进行对抗的制度,贵族领地禁止农民自由流动、自由选择领主,自由结婚,这些权利的丧失使得农民的怨情陈述表达在十二条款里。而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方面的问题,农民权利问题,又在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形成了制约,农民在法律意义上也成为一个抱怨的集团,所以,十二条款在政治目标上,就提出了在农业秩序唱起稳定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建立领地政府。布瑞克将十二条款里内容分为三类,一类是农奴制、死亡税和劳役,第二类是打猎、捕鱼、伐木和使用公地的权力,第三类则是领主权及其附属的低级司法权和领主捐。

这三类其实明确了反对什么,需要什么,布瑞克认为上土瓦农民的这十二条款是怨情陈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三者为一体的文献,而这个宣言更是将全体农民和被僧俗贵族压迫的佃户团结在一起,统一了思想,也“促使1525年革命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成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不仅如此,十二条款在不断传播中,也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整体性,不管是莱茵河西岸的农民们对十二条款的改造,还是阿尔萨斯将十二条款变成二十四条款,不管是在提出地区变成了起义的指针,还是在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枣等地区受限,十二条款在农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开始了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甚至开始期望建立一个更认真、更公正、更实际的司法管理。

十二条款发出了革命的先声,而起最本质的意义不是农民单纯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上希望建立新制度,甚至在对农业秩序的危机和对近代早期国家的偏偏里,出现了建立领地国家这一现代体制的雏形。农民的怨情陈述或者只是一种公社阶段的合理要求,而在十二条款的影响下,对农奴制的攻击已经变成了对于农业秩序危机的拯救,“就其本性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可农奴制的建立却违反了这种本性”,而农业秩序的重建也慢慢超出了经济范畴,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经济条件的日益恶化,社会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领主压力的不断增强——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断加强了农民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的直接结果便是领地化运动,从外部来说,领主通过交换或者购买庄园地产、农民、政治权力来完成集中土地的过程;从内部来说,则是通过消灭在诸侯与农民之间的贵族、教会领主这些中介力量来实现政府内部的加强。也就是说,领地化运动使得领主与农民自建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领主属民的村民变得越来越多,而免于领主权的地区就越狭窄。

随着领地化运动的开展,领地会议诞生,它是整个领地的中介机构和合作机关,是顶底等级会议结盟反对领地诸侯的开始,实际上,领地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具有怨情陈述意义的公社阶段运动转变到了以合作管理为特点的领地议会阶段,而有了领地会议,“即使他们只能成为领地会议中最弱的底部成员,农民也是通过这种政治解放的行动使其政治构想准确无误地为人所知”,所以布瑞克认为,农民们的需求和成就被编撰进了领地会议的法令、官方的领地法和臣民可获得的敕令副本之中,也就意味着农民参与了领地的政治管理,起参与建立领地国家的意愿变得一致和明确,也为革命的下一步开展扫清了道路。

但是,这种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却是不彻底的,甚至和领主之间发生了冲突,布瑞克认为,领主的管理武器是“帝国的和教会的习惯法”,而农民则是用古代传统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双方之间的争斗其实是理性和道德的对立,在农民们看来,任何法律都是符合习惯和合乎理性的,所以法律需要证明其正当性,他们需要的是“帝国的和教会的习惯法”的对应物。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意愿表达,如何达到一致性,如何创造整体性?布瑞克认为,这就需要用一种普遍的“理性”,而这种普遍性就是福音主义,“他们最终于1525年在‘神法’之中找到了这一切。”

“无论上帝根据这同样的语言给予我们什么,还是拿走了什么,我们都将高兴地接受和忍受由此带来的欢乐或痛苦。”这是1525年2月27日,“基督徒大会”巴尔特林根军执行的上帝之言,当起义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当革命有了自己的目标,对于1525年的革命来说,就需要有一种经济社会、政治的一致性,那就是上帝之言,在十二条款里,就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布瑞克认为,“十二条款极力呼吁按上帝之言行事,实质上是要求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上帝之言的文本便是“神法”,而神法具有的动力表现在,只要能在《圣经》中找到的证据都可以提出来;农民和市民分开的合作障碍可以被消除;将来的政治秩序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神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其意义是为“普通人”的构建开辟了道路,在德国中部、南部的整个起义地区联合起来的“基督教联盟”和“大会”成为一种标识,成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模式的雏形,而在更广泛意义上,“神法”意味着革命“通过农民才回到城市的”。
 
市民和农民共同渴望宗教联盟,共同需要一种政治合约,1525年的巴塞尔,在革命影响下,牧师会成员和僧侣转为普通公民,与此同时,巴塞尔的农民和行会取得联系最终武装进军该城;而在海尔布隆,住在“新街”的城市的底层人士,在推进自己的要求和计划过程中加入了农民的队伍;罗腾堡、丁克尔斯比尔和诺德林根三个帝国城市的市民与农民订立了和约……布瑞克认为,正是因为农民不再以消除个人经济负担为目标,正是农民需要更开放、更革命的、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纲领,才使得城乡之间因经济结构不同而引起的障碍才会消除,也就是说,农民和市民拥有了共同的福音。而紧接着,除了市民,大量的矿工也加入到1525年革命的队伍中,正是在这一点上,革命具有了群众基础,才成为了普通人的运动,“普通人是农民,是矿工,是领地城镇的居民;在帝国城市,他是无法担任公职的人。就普通人构成了领主的对峙派而言,我们确实应当说出对普通人起义的看法。”

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福音和“神法”为国家提供了准则,它的伦理目标就是公共利益和兄弟之爱,它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合作的联盟政体,所以当领地议会加入了“神法”内容,就实际上提出了共同的政治宣言和目标:废除高级教士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以整个合作大会的部分合作组织形式将贵族和教士并入社区联盟,同时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改变领地议会的组成成分。布瑞克认为,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它指向的就是一种现代政治的发展:

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

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乌托邦?这是不是就只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考察当时的米夏埃尔·盖兢斯迈尔、巴尔塔扎·胡布迈尔、托马斯·闵采尔以及汉斯·海尔高特等人的设想,他认为,这些方案就是彻底拒绝以往的经验主义,就是否定调整革命目标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局限性,在神法体系里,加入新的政治需求,就是要截断中世纪法律和知识传统的连续性,同时又要为普通人提供建立联合政府的合法性。“1525年政治方案的基本轮廓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起义渐渐地超越了政治、经济、社会差别的结构限制。”也就说,其中的公社原则、选举、“神法”、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取消并彻底湮没了任何一个集团或等级的特殊利益。

随着1526年7月,上士瓦本最后一次战斗后的一年,韦塞瑙的农民和修道院院长达成一份协议,其内容便是建立了领地大会,“并不仅仅是提高领地一级的联合会议,它把这类会议以领地大会的形式制度化,领地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的团体,必要时可以上法庭使这些协议得以执行。”也就是说,领地大会成为全体属民的政治团体,而这个结果就成为1525年革命的产物 。

至此,这场起义最终走向了共和阶段,而这个阶段最后尽管起义者被镇压,但是却完成了“普通人的大革命”:因为封建主义的危机造成了农民的起义,而在起义中,农民和市民、矿工以及其他人一起提出了废除特权,实现“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在最后,建立了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和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完成了革命的目标。所以从公社阶段到议会阶段,再到共和阶段,就是普通人进行的一场革命。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布瑞克认为,“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体,是群众,而它的意义是超越历史,超越现时的,它是一种人类的自我实现,“只有认为革命这个概念只是当它本身以全部的、现代的含义出现在历史中时才恰如其分的情况下,才可以否认1525年革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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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编号:Z11·2160421·1287
作者:【英】斯蒂文·朗西曼 著
出版: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版本:2014年08月第一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16.50元
ISBN:9787807696834
页数:263页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敌基督终会出现

君士坦丁堡的确获得了重生,并成为此后若干世纪旅行者们探访的目标;但它已经是“伊斯坦布尔”,不再属于拜占庭了。
        ——《第十三章  辛存者》

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败东罗马帝国,当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坦布尔,当伊斯兰文明取代基督教文明,并不是静态的名称更替,也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一座城市的重生,其实更意味着它的死亡,甚至从此拜占庭也会从西方的记忆中抹去,所以尽管新生的君士坦丁堡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筑日新月异,各民族臣民共居一城共享秩序,但是在斯蒂文·朗西曼看来,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对于西方基督文明来说,1453年的历史履历上,永远刻着两个字:悲痛。

1453年5月29日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意味着古老拜占庭文明的终结”,君士坦丁堡,这座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城市,在过去长达11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延续并传承了西方文明,在这里,产生了独一无二的艺术流派,在这里,知识精英得到了尊重,在这里,经典著作得到传承,而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文明东扩过程中,宗教信仰带来了世界性影响:“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市民们崇尚自由贸易,不论种族,皆以希腊罗马继承人自居,并为自己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而自豪。”所以,面对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斯蒂文·朗西曼怀着一种遗憾的心情说到:“新的统治者并不鼓励他的基督教臣民钻研学术。没有了政府大方的赞助,拜占庭艺术也开始走向没落。”而其实,他像那些西欧世界的统治者一样,当伊斯坦布尔的重生变成一件再也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当强权以毁灭的方式中断一种文明延续的时候,他无非是站在“西方中心”的视角看待这场裂变,遗憾有之,不甘有之,指责有之,愧疚有之,或许从他的内心世界来说,他更期望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永远站着一个不倒的英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被西方盟友们背弃,可他屹立在城墙缺口,决不后退一步,直至被异教徒的大军所吞没——罗马最后的皇帝,连同他殉国的帝国,永远消失了。”

他是东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守卫者,他是1453年那场战争的殉难者,虽然最后的死亡成了历史悬案,虽然他的尸体在没有被发现,但是这种誓死保卫城市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西方式的历史符号,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最后结局中,成为一个英雄的传奇,就像他生前的为人一样,是个出色的战士和管理者,为人正直清廉、慷慨仁慈、亲民宽厚,但是一个英雄无法拯救一座没落的城市,君士坦丁堡的被攻占,连同拜占庭的陷落,都是历史长河的必然走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傲慢、内斗,以及对东方强权的轻视,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末日的到来:“即便没有土耳其的致命一击,随着帝国领土萎缩,人口锐减,财政枯竭——末日早晚也会到来。”

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似乎只是加快了毁灭的历程,而1453年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斯蒂文·朗西曼认为对于两类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对土耳其人来说,攻占君士坦丁堡让他们拥有了一座新城,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而对于希腊人而言,一段历史的终结意味着灿烂的拜占庭从世界文明的舞台上落幕,虽然在1453年之后它依然还在苟延喘息,但是作为历史坐标,从此西方基督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不再有十字军的东征,不再有东正教的辉煌,也不再有“普世大公会议”的共融仪式,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基督教世界的矛盾和分裂,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就已经出现,甚至希腊人为了安定生活甘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甚至统治者的卢卡斯·诺塔拉斯声称:“苏丹的头巾胜过天主教的教冠。”

这是一种末世的思想,先知们早就预言,罗马的国祚不可能永恒持久,而人们也相信,敌基督终会出现,末日审判无法避免。那么谁是终止基督文明的敌基督?看起来奥斯曼的崛起、侵占和攻陷扮演了这一角色。从11世纪开始,本来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在那些加齐勇士的征战中开始向外扩张,1071年曼奇克特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土耳其王公对拜占庭的蚕食开始,到13世纪,土耳其加齐穿透了拜占庭懂不防线,使得拜占庭亚洲部分领土萎缩至西部一隅及若干孤立的海港,小亚细亚几乎沦落到他们手上。而随着13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的出现,小小的酋长国成为安纳托利亚举世瞩目的强权势力,他们的疆域一直扩张大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大量的突厥移民进入欧洲,而到了巴耶济德统治时期,1393年消灭保加利亚,1394年征服伯罗奔尼撒,科索沃战役的胜利使得土耳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巴尔干的主宰,虽然1396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被西方联军打败,1402年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被帖木儿打败,但是对于君士坦丁堡以及整个拜占庭来说,已经成为最大的威胁。

当15世纪穆拉德二世去世后,穆罕默德二世继位,从此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变成了帝国征战中的一个具体计划,对于这位苏丹来说,“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便是征服君士坦丁堡。”1451年冬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一册构筑堡垒,并把拜占庭的世界投入狱中最终施以极刑,苏丹企图围攻拜占庭首都的计划已是昭然若揭,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了。而从1453年1月开始准备围攻,到4月复活节之后正式进攻,随着金角湾的失守,随着城墙被炮击,以及随着5月27日苏丹率领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终于在被攻占,随着土耳其国旗在科克波塔上方城楼被升起,随着土耳其全军发出“城市已经攻占了”的欢呼,随着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皇帝君士坦丁最后死去,面朝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而紧接着,1461年8月15日,随着最后一座希腊人的首都特拉布宗被土耳其苏丹占领,整个巴尔干的东正教地区也都落入了苏丹手中,拜占庭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日,这意味着自由希腊世界的终结,正如当时的吟游诗人唱道:“罗马世界已成往事,罗马土地被征服了。”
 
奥斯曼帝国从崛起到攻占,他们是征服者,他们是胜利者,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总是扮演着异教徒的角色,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按照第一位伟大圣战者奧马尔哈里发的传统,是要善待被征服者,但是如果城市是被武力攻占,那么市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而正是君士坦丁堡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抵抗,所以在陷落之后,摆在这些战败者面前的命运其实是毁灭,征服者的军队劫掠三天,在这三天里,土耳其军队的士兵疯狂搜寻战利品,他们随意屠杀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所以被攻陷的君士坦丁堡里,全部才不被抢夺,书籍和圣像付之一炬,教堂的金属餐具、祭袍以及一切可劫掠之物都被夺走,整个拜占庭最神圣的圣母像“赫德歌利亚”也被破坏,而很多年轻修女担心被俘后早扫侮辱,纷纷投井水自杀。据传言,土耳其人在这次战役中,共获得了5万俘虏,其中仅有500战俘,基督教军队的残部大部被歼灭,而拜占庭方面的死亡人数,包括平民在内,共计4000人左右。

毁坏教堂,屠杀教徒,破坏城市,甚至当苏丹骑马穿过奧古斯塔广场,走向旧皇宫的时候,看见凋敝破败的景象,也不禁低吟起某位波斯诗人的诗句:“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枭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挽歌。”也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竟将如此一座城市置于洗劫和破坏的境地!”在拜占庭文明的挽歌里,他们俨然就是罪恶的人,就是“敌基督”。但是这只是文明毁灭的一种解释,对于拜占庭来说,走向末日是外来侵略造成了直接后果,但是在内部,造成衰败的绝不是遥远的距离,而帝国迟暮所引发的也绝不是简单的衰落。

11世纪安纳托利亚的丧失,12世纪天主教会和东正教的分裂,13世纪十字军的危机,14世纪塞尔维亚、奥斯曼土耳其等的崛起,似乎为拜占庭绘制出了衰败的时间轴,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因为反戈一击所证明的是内部的矛盾和对立,甚至是分裂,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在神学理念、教会传统、教会管辖权限上的不一致,在长期的敌意中已经走向了最后的决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在彼此的心里,对方也是异教徒,也是敌基督。尽管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普世大公会议”弥合了这样的分裂,使得大家在一种强制的融合中走到了一起,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拜占庭来说,不管是在宗教,还是在思想上,都已经分崩离析,所以当“苏丹的头巾胜过天主教的教冠”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声音,作为罗马人皇帝的曼努埃尔二世前往西欧诸多进行求援的行为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而在奥斯曼渐渐崛起的时候,西方各国对于这位“无能”的新苏丹,是轻视的,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负,当时苏丹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奧尔汗王子支付一笔高达3000阿克切的年金,实际上他的真正意图只是为了在发起伟大战役时能够后方稳固。而在战争爆发后,不管是威尼斯的援助,还是热那亚的士兵,对于拜占庭来说,他们看起来是西方的朋友,但实际上也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1452年12月12日东西方教会举行的共融仪式其实已经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而在战役爆发之后,基督教世纪的战舰的确凭着自身的势力数次打败土耳其军队,但是在土耳其猛烈的炮火、先进的武器和准备充足的战略物质中,君士坦丁堡慢慢失去了招架之力,武器的补给日益短缺,食物匮乏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而在这无望的守候中,敌基督的预言再次出现,曾有人说,帝国将亡于和最初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同名的皇帝之手,并且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这变成了事实;也有预言说,帝国在满月渐渐成形时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在那次满月之后,当天夜里居然出现了长达三个钟头的月全食。而在那天,圣像突然滑落,天上下起了雷雨,还夹着冰雹,大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这从未有过的现象,在那些守将,那些市民,那些各怀鬼胎的援军,那些基督徒看来,就是一种末日的预兆——上帝将要抛弃君士坦丁堡。

上帝抛弃,意味着敌基督真正到来了,虽然在最紧要关头,人们也暂时忘却了教派的纷争,在一致对外中实现了真正的联合,但只是昙花一现,而其实宗教在苏丹军队中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最后攻陷的时候,苏丹提醒他们留意君士坦丁堡拥有的巨大财富,一旦攻陷该城,将为众人带来丰厚的战利品,而苏丹激励他们的还有另一个理由,几个世纪以来,占领基督徒的这一首都,一直是成为伊斯兰信徒的神圣使命,所以这一次是一次圣战,是为了伟大的伊斯兰教。所以在最终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作为“征服者”的穆罕默德,视自己为恺撒的继承人,并专注于作为继承人的使命——一种新的文明完成了征服,一个新的帝国首都也从此诞生。

对于西方基督教来说,君士坦丁堡落入的就是异教徒之手,但是和异教徒通商变成了现实,新的十字军再也无法组建,“罗马世界已成往事,罗马土地被征服了。”自由希腊世界的终结,更意味着基督教文明在拜占庭的真正衰落,而在此后的历史长河里,随着城市的新建,人口的迁徙,贸易的发展,拜占庭最终从那些西欧世界的基督文明记忆中抹去,“怀着长期形成的对拜占庭文明的羡慕与嫉妒,深信教皇对东正教派分裂基督教这一滔天大罪的指责,同时也对君士坦丁堡最终的沦陷抱有一丝愧疚”。这是历史的无奈,这是现实的悔恨,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斯蒂文·朗西曼来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的陷落,更是一种灾难:“新君士坦丁堡依然是座辉煌的世界大都市,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密布着华美的建筑。但它的美丽是为了表现苏丹的权威,而非基督教的上帝,它的居民因不同信仰而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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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导游

编号:C28·2160421·1286
作者:[台]张大春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0.30元
ISBN:9787549504619
页数:363页

“我们的原罪就是流徙,距离权力越遥远,中国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罢?”这是张大春在回复王克纯教授的电子邮件里写下的话,何谓流徙,何谓原罪?而张大春对于这个问题的自我回答是:“一旦我书写,就拥有了权力;而一旦我对书写有了自觉,便又处于一种厌弃权力的流徙状态。”书写是一种权力,还是厌弃权力?或者还是一个书写文本的功利和虚伪问题。《公寓导游》收录《走路人》、《旁白者》、《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透明人》等短篇小说十六篇,包括联合报第九届小说奖获奖作品《墙》,获科幻小说首奖的《伤逝者》,乡野童趣小说《蛤蟆王》,具有解读游戏的《公寓导游》等。这些小说多发表于八〇年代,震撼了当时的台湾文坛,是张大春最初的小说经典。简体字版重新编目,另附有新版代序《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
《公寓导游》: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

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
        ——《走路人》

走路人在前面,走路人在身后,走路人出现,走路人消失,走路人是敌人,走路人是朋友。可是那个跟踪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的?那支射来的箭是确定的?那块吃半熟的猪肉是确定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他们精于狩猎,他们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他们知道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个奥秘,可是,他们住在引号里,住在传说里,引号和传说,对于现实和现场来说,就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就是一种想象。

我和乔少校要去跟踪他们,自然是用现实来介入传说,那条棱线通路仿佛是进入的通道,耳边听到三公里外的歌声,听到夜晚中的交谈,但是只是如影子一般的闪现,所有看见和听见,在六个小时以及更长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有和无的游戏。本来是无恶意的他们,在这诡异的介入中,竟变成了一种敌意,一支箭射来,一把刀挡回,一种声音刺激,一种回声反击,是诱敌深入还是抗拒拒绝?而最后当任务变成了猜谜的传说,走路人像一直住在引号里,从来没有走出过他们的世界。

“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人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甚至种种的疑问不再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起被带进了虚构的传说里?后来我经营了农场,有时会跋涉十五公里去小镇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少校结婚了,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我们远离了任务,远离了传说,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现实里,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半熟的猪肉”我以为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而其实,乔少校根本没有吃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

不是现实介入传说,是传说带走了现实,“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相信而真实,其实和现实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却将传说涂上了真实的色彩,这种真实便成了假象的现实,假象的敌人,因为这本根就是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种种的诡异,种种的恐慌,种种的箭和刀,种种的半熟猪肉,都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住在引号里的“走路人”当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的他们,当变成假象世界里的敌人,就已经符号化了,就已经被虚构了,“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

记忆让假象变成真实,是相信之后看起来的真实,那么,真实和现实,也都住到了引号里。是的,在引号里有关于《印巴兹共和国事件录》,宗教狂热、军事戒严和事业发展的印巴兹共和国,为什么维持了十年近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迈向文明与进步中发生了政变?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革命事件是真实的吗?牧师遇刺刺客被害和焚尸是真实的吗?只是一种联想,只是一个报道?写在报纸上,变成新闻事件,是现实最真实的体现,而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假想敌,一个虚构的现实,“你的信任建立在对这种报道口吻习惯上。”而这样的报道口吻只是另一种联想,只是另一种记忆。在引号里也有《天火备忘录》,那一个工厂发生的炉心熔解灾变事件,在十五年后有人进行了观察、回忆,有人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八千零五十六页、六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手抄本的原件,标注有具体年龄、人名和职业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真实而具体的,都是可以还原历史的,但是在他们的回忆中,天火只是发生在被叙说的引号里,只发生在十五年前的传说里,甚至十五年也只是一个假象的时间,“核子和生命一样,都是我们还不了解,就已经全力去争取的东西。”当这句话注解这一场灾难,而不了解的何止技术和生命,还有显示,还有那些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的记忆。

记忆是岔开了现实,还是记忆弥补了现实?那些回忆之人也无非是“公寓导游”:“各位千万不要期待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故事,我只是个导游而已。”那一幢“富礼大厦”,英文名是Fortune Building,来自于两种命名,设计和建造者范扬帆,以及妻子林南施,英文不是对于中文的注解,就像记忆不是对于真实发生的现实的注解,它们各自在自己的传说里,所以林南施当有一天忽然抬头看见黑漆铜制大字的时候,竟有一种愤懑和不祥之感,“认为这大厦是一个疏离的象征。”名字的疏离,生活的疏离,时间的疏离,但是当公寓导游进入到大厦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中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拥有的却是亲密,面对各种矛盾,各种困难,各种变故,大家似乎都在维持着共同生活的这幢大楼,就像维护着各自的生活和现实,但是内部依然是疏离的,甚至他和她,他和他,她和他,也是住在引号里的一群人,引号里有充足的阳光,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有步行上学的孩童,有超级市场买菜的妇女,有公园绿地——这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一面,这是自由多元化的社群,而当导游说:“欢迎各位随时将宝贵的批评指教提供给您的导游。”那么导游是不是属于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带着记忆住在城市最美好的大厦里?

介绍而不介入,导游是游离的,游离状态其实是远离真实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叙述者,一个记忆的虚构者,和印巴兹共和国兵变的报道者、天火灾难的记录者一样,他们其实为现实制造了那个假象的引号,让那些记忆住在里面,看上去像是鲜活的,是在场的,其实是封闭的,是缺席的。用记忆去虚构,用记忆制造引号,这是一种假想敌,而另一种假想敌却在未来。

《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里的百无聊赖有着错资本堂保肤液的笑话,有着约吃饭刚好拉肚子的故事,芝麻小的事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简单、无趣,甚至缺乏自省,但是百无聊赖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普通人,他是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这是科学创造的奇迹,这是属于未来的生命,甚至他被我当成了气数派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他从来不在现实里,当然更不再记忆中——他靠科技受孕、成胎,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族记忆,历史是被抽空的,所以他的意义在于为未来提供一种标本,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病理学、宗教学,甚至灵异雪、经济学,所以,百无聊赖的原名“赖伯劳”也在引号里,他的一切都在引号里,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变成了杀母娶父的角色,这是气数理论,这是科学幻想,而我把他带进小说,只是为了把所谓的爱也放进引号里:“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

可是没有父母哪里来的爱?科技很伟大却也抽空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百无聊赖只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献祭,即使他对我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我还是坚决把他塞进了小说里,义无反顾:“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我写作,我虚构,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记忆的书写者,我是未来的虚构者。在试管婴儿百无聊赖之外,还有在政治中失去了社会良心被关在疗养院里的透明人,有纠结于自然人的一切权力、能力和隐私的“合成人”,还有在故乡的土地上忘记了家族模样的伤逝者,甚至,还有活在戏剧人生里的旁白者。种种人物,都像是虚构文本里的一个符号,他们被命名,他们经历故事,他们表达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被抽空的,他们的现实是被架空的,他们无非也是假想敌,只不过和记忆部分相反,他们在技术、在科学时代里,他们在被关注、被改造的生命里,他们一直就在虚构的剧本里。

“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每个人都是旁白者,那么谁是作家?作家是站在旁观者对面的人,是站在剧中人物对面的人,甚至是站在被制造的引号外面的人,所以那种找不到自己历史、家族和记忆的人,那些被放在未来的人,其实无疑是走到了现实的另一面,隔绝是天生存在的,就像那面墙,写着咖啡的价格,写着大幅的海报,甚至写着学运的口号,但是它一直就在两面的世界里呈现不同的人生,这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政治,这一面是台湾,那一面是美国,这一面是民主,那一面是破坏,“其实,何必弄两个墙呢?一个墙本来就有两面嘛,你写这面,他写这面,不就结了?谁也看不见谁。”可是现实并非是这么简单,洪离开去了美国,曹地衣不再写诗而争取民主权力,而她呢,在两面墙的前面,在一面墙的前面,终于不能“在一起”,终于不能安然喝着咖啡,终于不能在变化中看见自己。墙是分化的墙,也是阻挡的墙,当她以反抗的方式“打落了曹地衣暗红色的男用皮包和那卷录音带”的时候,却不小心撞上那座墙一下,“它摇了摇。”

摇动而动摇,墙却还是那面墙,它依然分化,依然阻挡,依然对立,也依然在病变的现实里——《病变》似乎就在历史和未来,记忆和虚构中寻找那两面可以打通的墙。一个总是在寻找病变病毒的科学家耿坚,似乎首先遭遇的家庭的隔阂,艾雪儿成为他的妻子看起来就像是身为“蛇头”的岳父设计的一次交易,所以她在生下大儿子耿直之后就离他而去,结识并爱上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像是在耿坚面前树立了一面墙,第二个儿子,艾雪儿对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但是出生的耿尔天生的暴力似乎是对于父母隔离的报复性隐喻,而其实,耿尔的疯狂,和耿直的歪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种病症的两面,身体之疾病是一种遗传式的病毒作怪,而耿坚身为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却硬生生在家庭生活里培育了致残的病毒。

只有有病毒,就会有绿色痘疮,就会有喷血柱,就会惨不忍睹,可是这些病毒都是在死者身上出现和繁殖的,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状态,现实是活着的,“它对活的动物丝毫没有感染力。你不会被它侵入,就算你闻它、吃它、注射了它,身体的任何功能都不会起变化”,那么“暴露尸体而下着倾盆大雨的所在”的病毒感染条件,是不是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在现实之外。现实之外,是传说,是虚构,是假想敌,“病毒是从雨水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样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而不是地球上的东西,虚构,而不是在现实里的东西,所以当找到了病毒的起点,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但是对于耿坚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化解病毒带来的科学难题,而是现实困境。为什么艾雪儿要离开他,为什么耿直会歪脖子?为什么耿尔会暴力和疯狂?两个孩子,两种爱情,就如是墙的两面,而这无疑是隔绝的代价,所以隔绝而病变,便是对于现实最大的问题。“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海洋、大气、自然的语言,它可能是地球对不断制造灾难和战祸的人类所发出的一些警示。”病毒是语言,隔阂是寓言,耿直收到“我已病笃,汝可返,父字。”的电报时,为什么艾雪儿的回答是:“告诉你,那么远我可不回去!”艾雪儿离开耿坚和安德鲁在一起的时候,她在床上喊的不是“God!”、“Go!”或者“Qui!”而是说中文。四岁半开始每天要戴上矫正歪脖子的塑钢支架的耿直,和耿坚博士用的是华语交谈,和艾雪儿却用英语交谈。耿坚做科学研究使用的是那些术语而艾雪儿喜欢的是文学作品,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三本诗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和一套讨论女性问题的评论……

语言是电报,是叫喊,是交流,是写作,可是种种都是隔阂的,甚至当耿直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想要发出遗言的他也距离电脑如此遥远,“有如在数以亿计的光年距离之外,而真正逼近他的却仿佛是整个不断膨胀的陌生宇宙。”所以最后是自言自语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孤独是因为不沟通,而不沟通带来的隔阂犹如病毒一样传染了他的孩子,传染了他的婚姻,传染了他的人生。遗言而成为语言,语言而成为寓言,在耿直的努力中,找到了那一种解决的办法,他翻译了耿坚的遗言,他翻译了艾雪儿的著作,同时也翻译了隔阂的寓言,从卷宗夹里抽出的复印电脑绘图里,写着一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字:“这是个中国字,读‘I’,意思是‘爱’。”

人死去,语言活着,不管是杰出科学家耿坚名衔背后隐藏的政治诡计,还是他的研究会被当成可疑的笑话,不管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醉鬼,还是艾雪儿最后被解冻、耿尔成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对于《耿氏王朝》一卷《病变》中记录的故事来说,没有了历史,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未来,没有了虚构,“没有人肯再相信有关病毒的事,活着的人没有能力了解。”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了解那个被翻译的语言,可以在被拆除的两面墙之外看见现实:“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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