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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诗选:1948-1973

编号:S38·2160720·1317
作者:【英】W.H.奥登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68.00元亚马逊27.20元
ISBN:9787532770793
页数:520页

爱德华·门德尔松在评价奥登的诗歌时说:“从1948年到1957年,每年夏天他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期间所写的诗歌,开始试图理解风景的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关系,其书写方式与地中海文化和罗马天主教文化保持了一致。”这部诗选包括了奥登从四十一岁到他去世的六十六岁之间所写的诗歌作品,与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好成为合璧。随着年齿日长,奥登深信其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必须与他本人发生同步的改变,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发现适合其年龄的新的写作方式,而无须去迎合他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代环境。他并不纠结于这样的问题:“我在1967年应该怎么写?”只会自问:“我在六十岁时该怎么写?”而对于诗歌的读者,奥登曾经说过,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即便他那些看似抽象而非个人化的诗歌,也都在尝试与读者建立某种交流;他认为他的读者都是独立个体,他可以倾吐衷言,也可以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
《奥登诗选:1948-1973》:所有人必然都是隐士

无需任何标点符号
他的思绪在诗歌、性事
和上帝之间不停游走。
       ——《页边批注》

不仅是思绪的游走,起先一定是脚步的游走,对于一个离开英国来到美国、皈依基督教的诗人来说,奥登的生命其实一直都在游走状态里,那是他必须经过的不同城市,那是他必须看到的不同风景,那是他无法安身的命运选择,甚至,作为感叹的标点,作为逗留的标点,作为终结的标点,在游走的状态中也无法以一页纸的方式去除,因为,他进入的是“后维吉尔的时代”,因为,他到达的是“城市的废墟”。

“城市被理性和背叛所割裂”,理性是知识?理性是文明?理性是人类自我的解放和自由?可是那里只有“落停在火葬场的烟囱上”的乌鸦,只有在燃烧的村庄和市镇,只有“沉入了冷漠海洋”的油轮,在城市废墟里,时间和空间无处存在,在此时此刻之前是过去,过去是士兵们在开火的过去,是镇长痛哭流涕的过去,是俘虏们被带走的过去。而在此时此刻之后的未来呢?“我们的过去已成一堆乱坟岗,而铁丝网一路向前延伸/已抵近我们的未来,直至在视线中消失”,一样被呈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废墟所连接,而在指向未来的地方,探照灯在逮捕着迷失的人,扩音器在叫嚣着离开的人,很远很远的过去,很远很远的未来,都在此时此刻,呈现为一种背叛的现实。

此时此刻是1945年5月的现实,“美国战略轰炸调查”让奥登站在德国这片经历过战争的土地上,达姆施塔特、慕尼黑、纽伦堡等城市里到处留下被轰炸的城市残迹,而当城市成为废墟的时候,那些人又在哪里?他们在背后,在时间的背后,在事件的背后,在探照灯的背后,在扩音器的背后,甚至在摄像机的背后,当奥登站在城市面前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不是看到1945年的现在,而是看见了背后的他们,甚至看见了指向了更可怕地方的未来。

“而我酷爱游赏的地方,它总会招来一大群的摄影师;/但我会死而复生,聆听对她的裁决。”世界是以某种镜像的方式存在的,一台机器仿佛在原谅和救赎,可是在罪恶之城里,背叛导致的割裂就像“一道裂开的深谷”,“任何仪式都无法超越”,分歧成为城市的常态,结论里包含了怀疑,即使爱元刘昂了恐惧,那也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采取的忍受。城市已成为废墟,战争已然落幕,而肉身当然也早就已经死亡,而肉身死亡并不意味着消失,每一个城市都变成了精神上的背叛者,崭新之城里的圣徒,合理之城里的逻辑学家,罪恶之城里的邪淫恶徒,理性之城里的革命者,光辉之城里的传播福音者,以及意识之城里的孤独者,他们表达着《城市的纪念》,但却把人类带向了理性的反面。

理性的反面不是非理性,就像肉体死亡的反面不是腐朽,而是自我的吞噬,《喀迈拉》里的那头喀迈拉将“某人一口吞食”,消失而消逝,“他,这个可怜的蠢汉,/被吃得干干净净,连名字也没留下。”没有留下名字,却留下了废墟,离开了此时此刻,却影响了未来,所以当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德国离开,奥登在四年之后依然没有走出那段记忆,依然没有看见人性的希望,依然面对着喀迈拉。但是在时间的流转中,奥登还是在诗歌里留下了一个离开的标点,“城市的纪念”是一页破烂的纸,终究要在自己的时间里翻过去,而翻过去,意味着离开城市,离开废墟,离开现实的未来。

一片石灰岩,听得到海洋的低语,看得见风化的痕迹,但绝非是另一种废墟,“阳光下/斜倚在石岩上的浪荡儿,有那么多缺点,/却从不怀疑自己仍受宠爱”,却是一种爱的隐喻,抚摸、拥抱,像一个孩子,在母亲和兄弟的身边自由行走,却不走远,又要回到这个“方位明确的区域”。而其实,这是一种孤独下的自由,这是一种妒忌中的爱,“有福的人不会在意自己如何被人品评,/没有什么要去隐瞒。亲爱的,我对此也一无所知,/但是,当我试着想象一种完美无瑕的爱/或此后的人生,我所听到的是地下溪流的/潺潺声,我所看见的是一片石灰岩风景。(《石灰岩颂》)”

“以前我并不知道意大利和我的故乡——奔宁山脉的相像。事实上我开始动笔写一首新诗,《石灰岩颂》。它的主题是,只有岩石创造了真实的人类风景。”奥登在此后回忆这一片石灰岩风貌的时候,这样说,这里的大海,这里的风浪,这里的岩石,其实都是自然的一种杰作,都是生存的和谐状态,自给自足,“我就是孤独,我不会要求什么,也不作任何许诺”,而这正是生命的本真,正是在城市废墟之外的另一种风景。所以对于奥登来说,石灰岩是一种寻找的终点,远离人类受伤而自食的城市,远离象征贪欲的平原,在孤独的异域获得一种平静和和谐的风景。这风景是石灰岩,是《伊斯基亚岛》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是《坏天气》里“战胜地狱”的人类机智,是《岛上墓地》里去除“鱼一般欲念”的平和,当告别了“哺乳动物的发情期”,当告别了“肉胎凡躯的粗粝本质”,“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好运气:/爱一骑绝尘必会抵达它的终点,/一座孤峰并不需要什么友伴。(《岛上墓地》)”

离开战争废墟,离开城市记忆,从1948年到1957年,奥登每年夏天都住在那不勒斯的离岸岛屿伊斯基亚岛,对于他来说,离开,却意味着一次重返自身的过程,岛是一种隔绝,却也是一种新生,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这是一处人性的田园,这里的风完成的是“语言的仪式”,“大地、天空、几个珍爱的名字/也依然有形可见。”这里的树林“在祈求圣母的恩典”,“乡间漫步者与树木的偶然相逢
充分揭示了一个乡村的灵魂。”这里的山脉呈现着“一种散漫的风格”,“对一个曾误入歧途的生灵来说,/即便在这座最美丽的山上,五分钟/也已经够长、够长。”这里的平原充满诗意,这里的溪流展现自己的光彩形象,这是灵魂之地,这是信仰之地,这是生命之地,而每一处风景都在说着属于自己的话,就像诗歌,必然在远离尘嚣、远离城市中说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奥登在这里感受到的是人类最后的语言,当“蔬菜和鸟儿说不出任何字词”,当未受洗的知更鸟的“赞美诗只能自我确认”,只有人可以选择用自己的语言,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

从现实返回自然,从自然认识人性,对于奥登来说,这是一种孤独的状态,在孤独中只有语言才能抵达自我,“语言只属于那些信守诺言的人。(《孤独的高等生物》)”“说出一个句子就会让一个世界呈现(《言辞》)”,即使无言之物,也会被赋予语言,也会超越辞令,也会让时间变得丰美,而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一种存在的必须,“怀着感激,我睡到了大清早上,这并不是说/它对我解读的暴风雨的言语有多么地信任,/只是平静地将我的注意力移向收到的结果/——我的贮水箱存了那么多立方的水/足以抵御这个酷夏——正所谓要事优先:/很多人无须爱也可苟活,但没有水则万事皆休。(《要事优先》)”

会说话的诗人,也是在言语中也看到了爱,“桥上静静站着的一对恋人/对你们的思虑毫不在意:/沉浸于喜悦的力量,/这是专属他们的时光。(《谣曲五首》)”这是自我度量的世界,这是自我浪漫的时刻,而这自我其实是人类真正的本性,真正融入自然的爱,真正去除丑恶的灵魂,奥登所理解的是自然物理世界和人类身体的一种对应关系,而在这种对应关系里,他试图归于一种信仰,一种仪式,一种“牺牲者终将获胜”的救赎。

从“充满了平静的喜乐”的晨祷,到“呈献给那些敢为人先的无名英雄”的午时经,从“溪水在哪里流淌”的午后经,到“迫使我们去追忆我们的罹难者”的夕祷,从“合奏出美妙的卡萨欣组曲”的晚祷,到“上帝保佑这个王国和它的子民”的赞美经,奥登在《祷告时辰》里重新建立了宗教的仪式,而这种宗教仪式是解救,也是融合,“我最初有关宗教的记忆,是那些宗教仪式,它们充满神秘色彩,令人兴奋不已。”每一个仪式都在唤醒自我,唤醒沉沦者,唤醒迷途者,它让我忘掉了姓名和来历,它让罹难者重新拾起了希望,它让亡者的魅影得到解脱,它让我们的替身忏悔,这一切,是为了赎罪,是为了挣脱,是为了皈依,“太阳和月亮为他们提供了相似的面具,可是,在文明衰退期的这个钟点,每个人都必须以真面目示人。”而在并非是仪式本身的意义,对于奥登来说,宗教世界其实就像那岛上的风景一样,它抵达的是一种自然,一种文明,一种告别现实的孤独,一种理解人性的机会,“上帝保佑这个王国和它的子民;/上帝保佑这个绿意盎然的俗界:/孤独自处,期待友伴。(《七、赞美经》)”

自然和宗教仪式,当然是背向那个废墟世界的城市,而在1958年之后,奥登离开了伊斯基亚岛,来到了奥地利基希施泰腾的乡间小舍,对于他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三只猫、两头羊、一头猪、两只母鸡、一百七十三条金鱼,他已经告别了海岛的风,海岛的石灰岩,海岛的语言,那些动物对于来说,是构建了另一个家园,从自然到家园,其实是奥登的一种自我皈依,一种家的感觉让他成为这里的主人,引用《诗篇》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是上帝的声音,而在这个家园里,奥登要让自己成为上帝,自己救赎灵魂:“世界不会如它应该的那样历久弥新,无论它/是否会消亡,仍需予以重建,/因为不管如何,我们能在窗外看到的/那个不朽的联邦/仍在眼前:它品位高雅,/从来也不乏味”。

从“请给我们以安慰”的创作洞穴,到“唤醒了我们对某个不断返回的地方的感知”的地下室,从像“—座高山城堡”的阁楼,到“所有的艺术都源自这自发的‘嗯嗯’声”的卫生间,从水流瀑布体的排列诗行的浴室,到“更深刻地改变了平凡人的生活”的厨房,奥登赋予每一个地方以诗意,普通的家园生活散发着一种浪漫的气息,而这种浪漫并非是他孤独状态下的享用,而是在自由世界里接纳诸多的朋友,这朋友是曾经迷途的自己,“它不是摇篮,/不是时钟消失的奇幻伊甸园,/也不是没有窗户的坟茔,只是/我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地方。”是逝去的友人,“身处孤独书斋中的我们,是多么需要/已故好友的陪伴,当自我变得无足轻重/虚耗在一大堆琐事上,沉闷的日子里,/请给我们以安慰”;是远道而来的同行者,“晚安!或许,你们马上就会进入/甜美的梦乡,并且确信/管之前谁在这张床上睡过/定是我们喜欢的人,/而在我们友爱的小圈子里/你们也会是独一无二。《友人专用》”

这里有真正恒久的沉静,这里有鸟类管弦的歌声,有丰盛美食,有慷慨自然和圣灵恩典的创造物,一种归宿,一个家园,其实对于奥登来说,这归于“平凡生活”的地方却是爱的世界,“一间起居室,这包罗万象的区域/你和我/不敲门就可进去,离开时也无须鞠躬,/以同一种姿态、长久的信任,面对了/每一位来访者”,“你和我”是奥登和切斯特·卡尔曼,从1939年开始,两个人坠入了爱河,但是这段同性之恋最后却给奥登带来了伤害,对他来说,卡尔曼的离开也是一种背叛,所以在双重的背叛中,他最终选择的是和卡尔曼保持亲密友情关系,而不涉及肉体。从1958年开始,奥登常和卡尔曼来这里度夏,这是没有肉体的平凡生活,这是指向心灵的独立,共有的世界,共有的爱,在奥登看来,仿佛是一个奇迹,一个抵达真实的奇迹,一个创造另一种生命体验的奇迹。

但其实,这种柏拉图式的爱造成的奇迹并非是永恒状态,平凡生活与其说是一种和谐,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其实在卡尔曼离开奥登之后,在相互独立的性关系上,奥登却陷在苦恼之中,“有些时侯/你需要钱,/而我需要性。”这是奥登发出最直接的声音,他甚至一度把爱称作是一个“非常俗烂的词”,他鄙视“戴上寡妇帽”的基佬,他痛恨一个人的孤独,他甚至希望找应召牛郎来凑合,在痛苦折磨之后,奥登对于爱的疑问是:“触目所及皆荒凉,/照此类推,/我如何才能构想出/一种永不弃绝的爱?(《爱的场域》)”

所以在“平凡生活”里构筑的非肉体之爱,看上去只是奥登的自我虚构,而那个真切却残酷的现实只能放在自己身后,那三首和性有关的诗歌一直到奥登死后再发表,而在生前,在那些被生命之中的标点注明的情感世界里,岛屿、家园、自然,其实都是他在真实世界里游走之后的另一种想象生活,它们是异域,它们是另一个王国,“身处典型的异地环境/你的名声恰如自我的镜面反应”,就是在这样一种“镜面反应”的世界里,他是自己的上帝,自己的主人,自己的爱,甚至渴望在孤独的现实中留下一段空白,“你旅居某地的经历,会在你喋喋不休的/自传里留下一个无言的空白时段。(《异地疗养》)”

1948年至1957年的城市记忆和岛屿风景,1958年至1971年的乡间小舍“平凡生活”,对于奥登来说,这些时间标记清楚地成为一生中的标点符号,而诗歌、性事、上帝之间的游走之后,他终于在最后的时光里,开始感悟生命,开始了哲思,你和我在矛盾中和解:“手掌平伸表示了欢迎:/看!因为你/我已松开了拳头。”人和人在斗争中失去自我,“在舞台上,剑、战马/部是神圣的,而人呢,/又穷又蠢的乡巴佬。”诗歌和诗歌在游戏中死去:“天生就能把轻体诗写着玩,/他死于行刑人的刀斧下,/死得很勇敢。”那些暴君,那些屠杀,那些没落王朝,那些篡位者,在奥登的世界里获得即失去,活着便死去。而当这些感悟当成为《页边批注》的时候,对于奥登来说,一本厚厚的人生之书终于合拢,没有了战争,没有了废墟,没有了背叛,没有了逃离,世界就是一座“没有墙的城市”:“今天,所有人必然都是隐士”。1973年8月,成为诗歌世界隐士的奥登在最后一首诗里,终于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善恶,超越了肉体,“事实上,正是我们/内在的恶创造了它:/善是超越时间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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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诗选:1927-1947

编号:S38·2160720·1316
作者:【英】W.H.奥登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35.20元
ISBN:9787532764198
页数:560页

“更离奇的今天/更离奇的今天,我们忆起了同样的暮晚,/并肩漫步在一个无风的果园,/在那儿,溪水漫过砾石,远离了冰川。”1927年12月,奥登写下了这一首诗,对于今天来说,成为一种充满回忆,却远离过去的存在。W.H.奥登,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自1927年初出茅庐到1973年魂归诗国,近半个世纪里,奥登的作品从政治写到宗教,从城市写到乡村,华美词章俯拾皆是,街谈巷议亦可入诗。本书是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的上卷,文本获得过他本人的首肯。此书连同尚未出版的诗选下卷包括了此前各版奥登诗集的全部内容,并且涵盖诗人后期的所有短诗集,可以说,奥登诗歌的精华已尽数裒辑于此。纵览书中篇什,令人不禁赞叹奥登诗艺之精巧,情怀之广博,而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他笔下,一次又一次重现往日的荣光。
《奥登诗选:1927-1947》:呈现一支肯定的火焰

但那些家伙可不是孩子,不会睁着
我们已失去的不加辨别的大眼睛,
他们占据了我们狭小的空间
伴随着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
       ——《他们》

他们不是孩子,他们占据了空间,他们带来了怨恨,他们肆意妄行,而他们却始终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用畸形的翅翼袭击了我们,他们将自己的仇恨对准我们,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哭泣。在我们每一次的恐惧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感受中有他们,在我们每一次的流浪中有他们,他们和我们如影相随,却几乎把我们带进绝望的深渊,我们是门徒,而他们却是敌人。

但是,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来自何方?1939年的天空中,到处是恐惧,到处是敌人,曾经那里是故乡,曾经他们是朋友,曾经他们和我们一起漂泊,但是当森林以盲聋,当牧场已贫瘠,当我们已哭泣,当流浪中刻下了怨恨,还有什么是我们皈依的终点,还有什么是我们最后的归宿?过去不存在,而未来呢?站在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站在已远离故乡的异域,奥登看见了“而我们作为其门徒/已然失败”的现实,看见了无政府主义的肆意妄行,看见了漂泊生活的可耻标记,一种被他们影响的生活,一种找不到自己的困境。

“危机,即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也就是说,理性与心灵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低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野蛮而实际的煽动者之间的分裂。”奥登写给好友道兹夫人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而《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就是《危机》,他们制造了危机,我们承受了危机,在分裂的状态里,1939年似乎在奥登的个人世界里,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转身回到由他们存在的过去,一种作为门徒被他们保护的生活,而另一种则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的泪水从我们未曾放弃的/爱里涌出;我们的城市比我们的希望/预示了更多;甚至我们的军队/也在被迫表达我们对宽恕的需求。(《他们》)”

爱、希望和宽恕,当然是一种精神的需求,当然可以弥补裂痕,可是未来对于奥登来说,仿佛只是一个虚构的词,那种寻找的主题看起来更像是在神话故事里,金羊毛或者圣杯,远离了一切的战争,远离了城市和工业,远离了他们,是精神最后的归宿,当那扇未来的门打开,里面或者有彼此拥抱的朋友,或者有重新拾起的母语,或者有闪烁的日光,或者有乡村的美景:“到了午饭时分/会在太阳底下围着喷泉排排坐,/见了进城的乡下孩子就嘲笑取乐。”但是那扇门里面的也都是和未来一样遥远的“神秘物事”,一样不可捉摸的规则,一样走向错误的道路。未来是对于现实的否定,可是这插入的否定是不是就是真理?那允许自己虚构的瞬间会不会就变成真实?甚至,当出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让我们甘心成为门徒?

其实是逃离,“他满腹疑虑,瞪看愉快的官僚/在那串名单里写着自己的名字”,在未来的探寻中,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当神秘、惶惑的那扇门打开,或者将会发现“他们的意志中枢已转移”,而更为不安的是,连我们也不见了,我们中的我也没有了名字,甚至我就变成了他,他大声惊叫起来的时候,说出的就是那一句:“这不是我,”依然是否定,却依然不是真理,而我只是“抬脚跨过了一位前辈的头盖骨”,我“只不过写了一首无聊诗歌”,所以当我变成他,没有了名字,没有了身份,没有了诗歌,甚至会慢慢变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和他,是客观和主观,却也是危机和迷失,而在这样一组踏上美国土地之后的《探索》组诗里,奥登仿佛看见了已结束的旅程:“希望和负累已终止:/某个老处女的孤寂时常萦绕盘桓,/玫瑰褪尽了华美如丢弃一件披风”。结束是一种终结,被终结的未来里,奥登看见了双重否定的世界:“乌鸦飞来的时候,知更鸟不见了。”“钥匙能开门,也会生锈。”

这是《童谣》里的悲观,这是返回原点的哀叹,1940年的《探索》里其实更多是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寻找一个只有我的王国,所以探索也是回归,而精神的故乡,爱的怀抱到底在哪里?那在1927年至1932年的诗歌里,是明明有一个鲜活的我,“今天,/蹲在羊圈后面,我听到/一只突然掠过的飞鸟/迎着风暴大声呜叫,且发现/年岁之弧已连成了一个整圆,/而爱的陈旧电路再度运转,/永无休止再不会逆向改变。”而在我的身边也是一个“你”:“你的信已寄到,如你一贯的口吻,/说了那么多,人却不来此处。”即使不来此处,却还有散发着你的温度的信,所以在那时,奥登生活在一个“信史时代”,信里讲述思念,信里表达情感,信是沟通,信是交流,即使“总担心说得太多而词不达意,/也不会如这般欲言又止。”却也是像手指一样“未麻木”。

信史时代是今天,有暮晚散步的果园,有溪水漫过的砾石,有鸟儿带来的自由,有黎明时的安宁,有“脸颊贴脸颊,/情话对情话”的爱,而对于奥登来说,这一种没有距离的爱却是走向自我世界的一种寄托,“而爱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望见的惟有他自己的田地。”《谣曲》里有自己的田地,根本不是那知更鸟不见、钥匙生锈里的“童谣”,而是看见了只有自己的那个世界,所以,“爱,你应如他—般/成为真正的传奇。(《传奇》)”爱的传奇里,是一个人格化的对象他,克鲁爵士中了魔咒,却为为恢复原形而陪伴主人一同冒险。所以这个他是自我原型的外化,而“爱“也成了信史时代奥登拟人化的精灵,同时也变成倾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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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陌路的时刻

编号:X38·2160720·1315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2月第一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19.60元
ISBN:9787208132290
页数:305页

“当人们还年轻的时候,生命是那么的漫长,无法度量。人们总认为面前有太多的东西,而自己才走了一小段旅程。所以,他们把这个或那个推到一旁,打算以后再重新捡起。可是当人们把它捡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老去。”对于人生来说,年轻和年老,构成了不同的时刻,而在这样一个舞台里,我们何时进入未知的田野?我们如何能看见衰老的蝴蝶?《形同陌路的时刻》是彼得·汉德克60年代末所开创的实验戏剧的延续,而他又一反所有的传统规则,让读者和观众领受到一出没有言语别出心裁的剧,一出只有“叙事者”在叙事的剧。其中包含汉德克三个剧本《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形同陌路的时刻》和《筹划生命的永恒》。各种人物在这个中心相互碰面,相互妨碍,共同组成群体,然后又使之解体。在作者充满寓意和讽喻的笔下,这个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最终变得昏暗的世界舞台或许就是汉德克所感受的现实世界的微缩。
《形同陌路的时刻》:死亡是你唯一的法律

他只能在世界的边缘像鬼魂一样出没,从一个边境被驱逐到另一个边境,这个犹太人意义上永久的国王,昨日还是电影里的群众演员,今天却成了一个鸡贼。
       ——《筹划生命的永恒》

国王变成尸体,思想变成碎片,王权成为纸牌,一个国家的土地在哪里,国王的臣民在哪里?当白痴开始成为叙述者,当囚犯成为人民,一个国家如何成为永恒意义上的象征?当首领说出“随着这具尸体的消失,地球上最后一位国王也消失”的时候,仿佛在眼前的都是自己叛乱下的世界,仿佛在混乱中能找到一种维持的秩序。

秩序是不是就是王国不可更改的一部分?永久的国王对于飞地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统治的象征,他代表的是对于永恒之物的追求。犹如在荒原之上,仿佛是搁浅的小船,飞地却在自由的天空下,变成空荡荡的存在,覆灭或许是缺少了祖先的庇护,缺少宗教的救赎,那个末代国王的母亲,似乎也没有了家族的传承,父亲在哪里?只不过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外祖父,他是家族最后的象征,是飞地孤独世界的守护者,但是一丝不挂也是飞地现实的反应,它被包围,被孤立——处在别人的语言中,“外语”正在消灭飞地,正在将这个小船变成一具尸体。但是对于外祖父来说,飞地却存在着自己的一切法则:“飞地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它拥有自己的源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真诚,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在经历了旅途的不真诚之后,先是心灵上为之一震,可是接着又会焕然一新。”

并非是一种守旧,在外祖父的世界里,飞地在被包围现实里需要的是一种突围,“复仇!复仇?正义。”是他挂在嘴边的话,三种状态,一种是强烈的渴望,一种是不确定的质疑,而最后却是平缓的语气,复仇不管有多少困难,其最终指向的一定是正义,带句号的正义,是飞地最后的目标,当一次战争发生,当第二次战争发生,对于夹在在其中的飞地来说,正义其实和外祖父一样,成为一个虚拟的目标,成为一个象征的符号。

对于飞地来说,不是战争摧毁了秩序,而是自我世界里的颠乱,穿着传统飞地服装的姐妹俩,都有着隆起的腹部,在她们的身体里存放着飞地未来的希望。新生命,必须承担起复仇的计划,必须承担起正义的希望,可是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即使一个是被暴力所胁迫而带来的生命,一个是欲望满足而生成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父亲都在这场战争中失踪,他们是“逃跑的英雄”,在这个被“外语”围困的世界里,没有了父亲和父权,仅凭一丝不挂的外祖父,他们如何能成为新的国王,如何能带领飞地重新获得焕然一新的秩序?

战争摧毁,父亲失踪,而当姐妹生下这两个孩子,也完全带着病态的身体和意识,菲利普·维加二世和巴勃罗·维加二世,曾经在外祖父的期待中,要成为复仇的英雄,“挣脱胎盘出来吧,娘胎里的小子们,你们听着吧:你们应该成为这里的首批起义者,要将矛头对准那些暴政的罪魁,而不是指向自家人。”但是当外祖父最终被追击陌生人的两个宪兵杀死的时候,他最后一句话变成了诅咒:“千疮百孔的小船!千疮百孔的大门!千疮百孔的马车!千疮百孔的世界!你们别打扰我,所有的人!”

这不是充满阳光的时代,这也不是生命的永恒,姐姐遭遇了强暴,而巴勃罗的出生,变成了又一个被强暴制造的符号。而妹妹在生产菲利普的时候,却想到了和孩子的父亲在一起的夜晚,当夜晚全部沉淀为欲望,生命的永恒意义也被解构了——对于飞地来说,这变成了一种宿命,一种没有父亲的宿命,一种被抽取了永恒的宿命。而成为人民的囚犯,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为什么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没有战役,没有缔结和平,没有从窗口坠落。我们这个地区甚至连一个土生土长的传说都没有。”在白痴看来,曾经的王国里有国王的统治,有如梦一般的秩序,甚至当沉入地下,也是为了告别那种虚荣的表象,为了告别不满弹坑的历史。

而这一切都已经灰飞烟灭,和被包围的飞地现实一样,所有人都开始胡言乱语,如白痴一样,解构了关于秩序的叙说,而兄弟俩在追寻那一种秩序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攻击他们吗的孩子,甚至最终戴防毒面具的人逐出舞台。在找寻的过程中,巴勃罗和菲利普,似乎也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理,一个像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都在流动,流动的世界当然没有永恒,而他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公平的法律体系,而菲利普却想着那个缺席的父亲,“他创作了《战争与和平》一书,画了蒙娜丽莎的乳房,谱写了‘雪地网舞曲’。我将来要和他赛跑。他最终将会换掉灯管里坏掉的灯泡。他将会保护我,免遭敌人的入侵。”

两种不同取消现在的表达,法律和父权,真实的法律和虚拟的父权,强有力的法律和仅仅保护自己的父亲,都要通向永恒,却在被包围的现实里,那个拯救的上帝又在哪里?那个“背上也长满了毛发,屁股上还有一颗胎痣”的父亲在哪?“我干吗非要为了见到自己的父亲,去国外找他呢?他应该到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到他的亲人身边。如果要来的话,那他别再像当年那样,作为入侵者,而是以客人的身份。”呼唤逃跑英雄,呼唤战争,呼唤返回宿命,甚至呼唤一种虚拟的统治来维持秩序,可是对于一个王国来说,对于残疾的国王来说,飞地是不是仅仅是一个把自己的父亲当成敌人而入侵的乌托邦?

那么臣民在哪?是囚犯而换下衣服变成的人民,是曾经作为叙述者的白痴?但是父亲缺失又制造的父权,对于王国来说,则意味着在面对另一种入侵的时候手足无措,那些空间排挤帮门野蛮地打砸、踩踏、火烧飞地的物品,他们的首领不让叙述者说话。对于飞地来说,需要的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永恒法则,自己父亲意义下的生命。所以到来的女叙述者,法律的渴望,以及消灭了天性的敌人,都成为新秩序建设中的力量,因为对于飞地来说,重要的不是过去,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从上一次战争到现在,再到将来”标注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战争、混乱,残暴,甚至死亡,都在过去中让飞地走向了覆灭,而叙说之于语言,成为夫妻之于生命,以及巴勃罗之于父亲,都在向着未来的某一个方向前进:“从今天起,这里不再是一个飞地,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已承认了我们是独立区域,是独立国家,是如今世界上1007个国家中的一个新成员。”

但仅仅是独立的国家还不够,这不是在舞台上的演出,未来不是写在开头的一句注释,对于飞地来说,需要的是永恒的秩序,永恒的生命。“我要为我们的国家创立一部宪法。一个在这里适用的法律,一部又一部全都是新的。没有这样一部新的法律,阳光、色彩、图像、舞蹈、音乐、声音和幽静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只会是偶然的,缺少活动空间和基础。一部法律,它不是限制生存,而是替代生存,或者既限制又替代生存。”国王巴勃罗把法律看成是永恒的守护者,其实是要把所谓的天性,所谓的出生,所谓的秩序,都归结在一种不变的现实里,只有不变,才会永恒。

所以首领的破坏,叙述者的肮脏,陌生人的迷惘,都以一种破坏的方式逆向构建了不被破坏的永恒法律,“那些新的人权:向往远方的权利,天天如此。审视空间的权利,天天如此。享有夜风拂面的权利,天天如此。一条新的基本禁令:禁止忧虑。这个法律的主导思想是:省去,彻底省去,省去任何信息和宣告。由渴望和审慎构成的法律!”省去,彻底的省去,省去王权,省去父权,省去土地的争夺,省去臣民的投靠,只剩下法律自身,只剩下永恒自身,“这将意味着:永久的和平,人类的长生不老。来吧,现身吧,蝴蝶,像风筝一样大。”

但是,永恒是不是不死?但是首领却说过,“死亡是你唯一的法律”,就是说,唯有死亡才是永恒的,“筹划生命的永恒”却最后走向了死亡的永恒,这悖论的后面就如语言的巴别塔一样,飞地曾经也保留着属于自己的语言,可是为什么女叙述者会用呼唤的方式编织新的语言?新的法律是对于旧秩序的颠覆,还是将回归到宿命的循环之中?其实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法律和语言,生命和死亡,在具体呈现中,它其实也远离了永恒意义,而真正的永恒是:“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在口中,在心里,这是语言的终极意义,这也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所以一部关于王国的戏剧,告别“电影里的群众演员”,告别了各式的“鸡贼”,甚至告别了巴别塔,重新走向了没有疾病,没有历史,没有死亡的永恒状态。这仿佛是一个重归理性的寓言,就如另一个标题所说,“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指向的也是一种死亡,那么这样一种人是不是也是“”电影里的群众演员”?群众演员在舞台上,在电影里,甚至在自己的回忆中,是不是就是一个被遮掩的自己?奎特作为一个企业主,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城市里,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社会里,如何看见不是群众演员的自己?如何抵达永恒意义的理性?

生产大众产品,制造“被偷商品名单”,压低价格,这是一种竞争哲学,这是一种生存规则,奎特能够在这样的社会里立足不倒,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社会,甚至他自己也成了规则的制造者。“我总是把我的产品放到最显眼的位置。这个活动我一直在做,直到把卢茨打垮为止。”而奎特的朋友和企业主哈尔德、冯·武尔瑙、贝尔托德·科尔伯-肯特、卡尔-海因茨·卢茨呢?甚至那个叫弗朗茨·基尔布的小股东,也在这样一种商品社会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天主教堂下属公司的神甫企业家科尔伯-肯特不穿神甫袍,“只是套了一个白色的假领”,企业主卢茨则利用便宜的妇女劳动力,在他看来,“她们会故意怀上孩子,而不是因为必须生个小孩。”而基尔布,则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他的格言是:“支持我的人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但是反对我的人,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寡廉鲜耻、刻薄吝啬、令人讨厌,欺诈工人,这便是这个社会的群像,“他们只想着钱。我早就说过,在他们的脑袋里,除了钱和荤段子,就没别的了。”在他们看来,只有利益,只有财富,甚至把这都说成是一种公众利益:“没有公众的利益,又哪里来的个人享受呢?”公众利益和个人享受,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在奎特身上,却变成了感性和理性的分裂,他看见穿着睡袍的太太,看见涂着指甲油的脚趾,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就会产生可怕的孤独感。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厌恶和孤独,是奎特对于自我世界的维护,是不容于社会规则的逃避,甚至他会在电车拐弯的曲线里发现一种伤感,这种伤感让他具有艺术的气质,而他的理想似乎是是将感性的一切化解商品世界的残酷:“难以想象,没有诗歌,我们将如何做生意?”

在感性里伤感,在感性里惆怅,在感性里孤独,却仿佛在感性了找到了自我,但是这种自我却也是疯狂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他在基尔布面前就说,“气氛,我要的就是气氛……”于是他摔破了一个又一个杯子,于是他叉开了双腿摊开了手掌看奇怪的电影,于是他渴望被别人问及而在保拉面前用头撞地,“爱情来了”,这是他在保拉面前说的话,疯狂、激情,把广告看成是创意世界的一部分的保拉,的确让奎特找到了一种表达感性情感的方式,正如他所说:“我宁可忍受最残酷的现实,也不能容忍最愉悦的非现实。”

用头撞地当然是一种残酷现实,甚至是一种绝望中的发泄,对于奎特来说,把自己放在回忆中,放在想象中,放在感性的艺术里,就是找到了在社会中失去的自我,“幻想一般是从解开某个陌生路人的鞋带或者扯掉他的鼻毛开始的,而在公众面前拉开裤拉链则是幻想的尾声。”就如他的心腹审视自己的时候所说,“我想不起来任何跟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了”,那个在手册里的我只是一个面对“尊敬的大人”的渺小的自我,他给奎特朗读的小说《老鳏夫》就仿佛是两个在理性社会里失去自我的人的自我呓语:“可是当人们把它捡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老去。从起点眺望,生活是一片未知的田野;从终点回望,生活竟然不如两个脚背宽广。”

残酷而趋向于疯狂,奎特是真的能够告别理性走向感性的自我?感性的自我是不是奎特摆脱现实的另一个乌托邦?而其实,奎特所要蔑视的并非是只存在于理性世界的自己,“不,我也许会蔑视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一个镜像,他在脱了头发的梦里,在无声的电影里,在弯弯的曲线里,在保拉“爱情来了”的虚幻里,“最主要的是,我这张被伪装的脸已经坐在了观众席中。我期望在舞台上看到其他毫无伪装的脸。还有,我去剧院是为了放松自己。”一个我,一个被看见的我,一个被想象的我,却是一个永远无法逃出理性世界、无法走进自由世界的我。城市的轮廓在幕布后面隐隐约约,那一个真正的自我在悲剧的商品时代,也永远隐藏在身后。

所以,奎特所建立的也无非是一个残疾的王国,所建立的无非是一个巴别塔,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奎特看到的是一种永恒意义的死亡,“我的死期已近”的预言并不能让他找到摆脱的办法,他看见的还是地狱里的另一个理性,“地狱就是那些所谓的廉价物、便宜货。我想,只有奢侈的生活才让人舒坦。只有极其奢侈的生活才是人应该过的,简朴低成本的生活完全没有人性。”而当他紧紧抱住基尔布的时候,是想终结一种符号化的理性悲剧,基尔布倒在地上不再动弹,是一种残酷法则的破灭,而奎特自己却也终于奔跑着撞向岩石,一次一次,终于完成了最后“死期已近”的愿望。

世界的尽头是灰色的地毯,是展开的水果箱,是群蛇蠕动的画面,而这一切又像回到了那个只有“电影里的群众演员”的世界,再没有自我,再没有疯狂,再没有死亡,只有演员——他们是五个人、六个人,他们从左边进入,从右边钻出,他们是钓鱼人、老妪、消防员、球迷,他们是轮滑的人、地毯商、牛仔或牧马人、赤脚女人,而每一个行走在舞台上的群众演员,各自“表演着自己拿手的东西”。

他们是个体,他们却是“他们”,或者是彼此邂逅,或者是擦肩而过,或者是朝着同一方向,或者是纵横穿梭,即使舞台上变得空空如也,即使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他们中的她和他,也都从来不曾离开这个形同陌路的世界,有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人摘掉了面具,可是所有人都在问:“我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谁是自己,而当舞台成为唯一的世界的时候,当群众演员成为他们的身份的时候,台下的观众起身,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无数的人走上舞台,无数人汇入人流,无数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在来来往往,在往往来来的状态中,进入到“形同陌路的时刻”,而可悲的是,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以为看见了自己的他,“他立刻融入其中,并且随着这个川流不息的队列扭来摆去,十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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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编号:B83·2160720·1314
作者:【法】让-保罗·萨特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6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532758012
页数:113页

萨特自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这就是说,他既否定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又否定了先天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在他说来,先是有人,然后通过人的自由选择的行动,人才成为他那样的好人或者恶人。英雄或者懦夫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的主动选择使他成为英雄或者懦夫。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基本论点。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即把人当作人,不当作物,是恢复人的尊严。本书由两篇构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前者发表于1946年,后一篇发表于1980年去世前不久,其中萨特一再强调,他的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仍旧在形成中语言

不管怎样,这世界似乎显得丑恶、不道德而又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老人的平静的绝望,而他将在这种绝望之中死去。但是我抵制的恰恰就是绝望,而我知道我将在希望之中死去;但必须为这种希望创造一个基础。
         ——《今天的希望》

“他人即地狱”是不是一个丑恶的世界?“存在先于本质”是不是一个绝望的人生?“人是无用的激情”是不是一种悲观的认识?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他是不是把人生指向了宛如“老年人的平静的绝望”?是不是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是不是在“人类现状”和“存在”之间再次建立了一个悲剧色彩的劳雇关系?是本体论上的“焦虑”,还是认识论上的“虚无”?

最后的结果是丑恶和不道德的世界中死去?人之死去,那些革命的力量就会寂灭,那些人的自我就会取消,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似乎又在地狱般的挣扎中渴望上帝的救赎,而其实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基督教理,死去都将意味着人之存在的“去主体化”,当然不再有希望,不再有自由,不再有行动,不再有道德。所以当萨特在1946年喊出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时候,他不想在人生最后看见那个平静的老人,不想在悲观主义中取消人的希望,不想在丑陋的现实里看到他人的地狱,根本来说,人从来不是死去的目的,“存在主义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

一篇演讲,应景的演讲,无非是要把存在主义从左派或者右派,共产主义或者基督教的责难中挣脱出来,重新找到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表达。“本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进行辩护。”责难来自于人们在其中读出的“对人生的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责难在于被共产党人指责为“另一种资产阶级哲学”,责难因为“描绘卑鄙、肮脏、下流的事情”而是人性光明一面被忽视,责难也在于否认了上帝救赎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所以种种责难,并非是对萨特著作的误读,而是对于人存在的一种本质否定。

萨特区分了两种存在主义,一种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一种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两者的共同点是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哲学是从主观开始的。但是同样是主观,基督教那里,人的存在是上帝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和之后的意志,都披上了神圣性,它的存在是神圣理性中的某种改变的体现。而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也就是说,没有上帝,或者上帝的神圣理性被取消了,那么当上帝消失的时候,先天的所谓价值不存在了,那个“十全十美的心灵”也不再思考了。而“没有”其实意味着新东西的出现,“一切都是容许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本体的存在,人的实在就变成了先于本质的东西。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没有上帝创造,没有上帝提供的人的概念,“人就是人”,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意味着人碰上了自己,在这世界上涌现出来,人开始为自己下定义,“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所以这种取消了神圣理性的存在,在萨特那里就变成了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人的实在意义,那么从这个第一原则出发,什么都不是的人必定会碰到人如何成为自己的命题,萨特给出了一个词:选择。一方面人选择如何成为自己,也就是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这是第一原则的第一个后果:人要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选择、成为自己、负责,这就是萨特所认识的人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解决了自己是怎样一个自己之后,则要进行另一个选择,“为所有人做出选择”。

“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为什么人还要对他人负责?对他人做出选择?萨特认为,“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也就是说,人的选择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立法者,不仅和自己有关,还和全人类有关,只有成为立法者,才能摆脱那种虚无感,才能找到存在的意义,而这样的立法者无疑是一个行动者。

所以,在萨特那里,人的主观性是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行动,“我们所考虑的是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在人只为自己的阐述中,传统的人本主义认为人具有一种天生的本质,“如果你天生是个懦夫,你就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因为你对此毫无办法可想,而且不管你怎样努力,你将终身是个懦夫;而如果你天生是个英雄,你也可以安安分分活下去,你将终身是个英雄,像一个英雄那样吃吃喝喝。”但是在存在主义那里,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也是自己不再让自己成为懦夫,让自己不再成为英雄,所有的行动都是有担当的行动,所有的行动都趋向于自由。

所以萨特的人是一个被自己“参照”的人,人参照自己才能选择成为自己,人参照别人才能进一步选择自己,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他人即地狱”,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参照,而所谓的参照,是一种主观性的体现,更是一种道德的体现。什么是道德?“尽管道德的内容是变动的,但这种道德的某一种形式却是普遍的。”萨特和基督教的宗教道德相比较,指出了这样得道德更具普遍性和本质化,而在《今天的希望》里,他进一步指出,道德是和精神相并列的,“道德形式的意思是指我们停止,至少是在那个水平上,把存在视作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再希望成为上帝;我们不再希望成为causa sui;我们寻求别的东西了。”道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合理性,就是合法性,就是主观性,就是寻求真理的本质。

“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作出一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选择而行动,道德而行动,自由而行动,一切的落脚点其实是行动,行动不仅仅是让自己在没有上帝的时候成为一个人,而且要成为一个“仍旧在形成中”的人,也就是要不断发展不断行动的人,“一个存在主义者永远不会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旧在形成中。”选择、行动、自由都是动态的,也都是在超越的,萨特认为这主要隐含着两层意思:“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

首先在自身之内,使人成为人,再次人在自身之外,在道德和真理、行动和自由中超越自己,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才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因为我们提醒人除了他自己外,别无立法者;由于听任他怎样做,他就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还有,由于我们指出人不能返求诸己,而必须始终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才能体现自己真正是人。”这是一种途径,一种方法,让人成为自己,才能超越自己,才能成为立法者,才能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萨特在回击那些责难的言论时指出,存在主义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乐观主义,不是看见绝望,而是存在希望。

而其实,萨特作出这篇应景的演讲,实际上众多的责难让他处在左派和右派的交火中,基督教指责他的无神论论调,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者,而共产主义者又宣称他根本算不上唯物主义;前者抱怨他“随心所欲地把自我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后者则批评他的主观论。所以萨特重新提及道德概念,重新提出行动理论,重新阐释自由法则,就是在“处于左派与右派的交叉火力之下”,能更好地认识存在主义,认识自己。在1980年发表的《今天的希望》中,他和法国无产阶级左派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莱维再一次谈到了人道主义,谈到了自由和行动,谈到了道德和真理。

存在主义里是有一种绝望的气氛,但是在萨特看来,绝望背后真正存在的是失败信念,是人的状态的一种清晰表现,但是这种本质并非是趋向于绝望,正像希望是一种必然性一样,他们构筑了人在主观性里的道德形式——寻求真理的目标。而不论是抛弃了一切的左派,还是卑鄙的右派,当他们背离了道德,就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泯灭,而萨特指出的背离,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党,“我发现每个政党都是愚蠢的,因为主意都来自高层,并且影响下层的想法,那是提出愚蠢的主意的最好办法。”高层影响下层,就像上帝影响教徒,这是一种权威,这是一种束缚,这是一种神圣理性,而真正要选出的机构是让那里的每个人都将成为人,也就是将单个的person变成一种类别的man,“一切集合体都同样富有人性”,也就是说,在萨特看来,政党式的等级就是抹杀了人的自由,人的选择,人的人道主义。

当政党制度变成左派的死亡,当民主变成权威,当政治变成图腾,萨特却需要寻找一种真理的样式,他认为犹太人就具有这样一种联合的理想模式,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而散落又为了某种联合,这种独特的关系便是人和道(Word)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神向犹太人讲,犹太人听他讲的话,通过这一切,实在( reality)就是犹太人与上帝这种原始的超自然的联系。”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为何在犹太人的神论中找到联合的模式?萨特对于这个疑问的解释是:“本质的问题是犹太人活着并且他现在仍旧超自然地活着。”这是来自宗教的超自然的特性,但却并非是神性意义上对人的控制,犹太人的联合是“由于行为,由于文章,由于那些并非通过一个祖国的观念而产生的联系,或者是不多几年以来一向与个故乡有关的联系。”而在死亡的态度上,犹太人除了坟墓,没有其他的符号和仪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死亡之后还会复活,回到世间,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新的世界。

超自然的活着,复活的希望,这是犹太人对于萨特存在主义的启示,对于联合机构和行动的启示,“犹太人的目标没有那种东西。可以这样说,它是人们为了彼此而存在的开始。那就是说,道德的目标。或者更恰切地说,它就是道德。犹太人认为今生的终极和来世的出现,意味着人的道德的存在就将来临。”实际上在犹太人中找出理想模式,对于萨特来说,无非是对于一种政党化行动的鄙弃,在他看来,政党是终点,而真正的人道主义事业需要持续的行动,需要看见希望——“”犹太人的实在应该继续存在在革命中。这个实在应该给革命带来道德力量。”

首先是绝望,当萨特看见了法国被德国占领,看见了苏联入侵阿富汗,那种绝望仿佛又一次会到来,人类的悲惨历史又将重演,所以他急于寻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急于用自己的存在主义构筑一个自由的世界,所以犹太人的模式变成他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映射,死去而复活,就如在绝望中看见不灭的希望:“我们现在必须设法解释,这样可怕的世界何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希望又何以始终是革命和起义的支配力量之一,而我又何以再一次把希望视为我对未来的概念。”人成为自己,希望成为希望,或者,这是存在主义的自由,这是人道主义的选择,这是萨特式的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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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使

编号:C38·2160720·1313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5.70元
ISBN:9787532144297
页数:275页

“我就快五十了,但我的脸基本上还和以前上学时一样:放学归来的路上,女人们常常拦住我亲我。如今,我的头发白了,但银发衬托了我晒黑的肤色;二十年来,我的体重没有增加一公斤。我还穿年轻时在伦敦买的那些西服或旅行外套。”对于出身佃农家庭的加布里埃尔·葛拉戴尔来说,早年丧母是一种爱的缺失,而少年时代先后被美丽而虔诚的妇女佩鲁耶尔夫人和村子中的行善女子深深吸引,也仿佛是为了弥补这样一种缺失,但是当他们用金钱资助他上学,他却想摆脱这一切,但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加布里埃尔·葛拉戴尔笔记本上的内容构成了心路历程的变化,这是他对神父的吐露心声和忏悔,也是莫里亚克对追叙和内心独白技巧的另一种运用。作为莫里亚克创作后期代表作,小说提出了“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在莫里亚克那里,作品中的人物的“自由”,源于他们身上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神秘”。
《黑天使》:我爱的人在另一个世界时间

人自身除了谎言就是罪,爱上帝是上帝给人的恩赐,爱上帝就是上帝出于爱给予我们的奖赏。善始于上帝,而恶则始于人类。每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心里做工,与我们同在;相反,每一个恶行只属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是罪恶之神……
        ——《十四》

谎言和罪从何而来?爱又如何找寻和获得?人类站在我们这一端,总是通向那罪恶的深渊,而向上仰望,我们能看见将我们拯救的上帝吗?上帝是在高处,他在另一端,但是当我们不向上仰望的时候,是不是只有罪恶和谎言?是不是永远无法接受那种爱?是不是必然会成为罪恶之神?可是爱之存在,恶之存在,都源于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和召唤,也就是说,当上帝成为唯一的起点,唯一的源头,我们该用何种力量抵达和他同样的高度?

“所有的灵魂都属于他的”,惩罚一种灵魂是为了拯救,施爱一种灵魂是为了奖赏,一切仿佛归结于唯一的善,当上帝让我们经历那些生活的时候,我们在何种方式上把灵魂交给他?那个“岩石地”里是不是能看见灵魂?那个翻滚的“据点”里能不能找到爱?那个城堡里是不是存在着谎言?那本画着横线的练习本里是不是有着皈依的信仰?或者,当葛拉戴尔写下“神甫先生,我毫不怀疑您对我的厌恶”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自己本在门外却希望进入门内的灵魂。

“一种异常的恐惧渐渐控制了他混乱的思想。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压迫着他。”这是葛拉戴尔体验到的谎言,早年丧母便是失去了那完整的灵魂,父亲、佩鲁耶尔老妇人,以及村子里行善的女人,似乎都为他打开那一扇告别孤独和混乱的门,作为佃农,葛拉戴尔的世界里似乎有着难以逃脱的宿命,而当金钱资助他上学之后,他似乎开始摆脱这一切的存在,那里有一个神秘的向导,有一个阴险的声音,有一个给他建议的相随者,把他带向另外的地方,“这孩子的眸子里有圣光。”佩鲁尔老夫人在修道院的幼儿园里这样说,他变成最优秀的学生,变成最宠爱的学生,甚至开始拥有一种爱,以及一种婚姻。

而其实这种宿命的出生,在别人的资助和帮助下,却开始离开葛拉戴尔的灵魂,他喜欢的是那个叫玛蒂尔德的女孩,而他却的婚姻世界里却走进了阿迪拉,表姐和表妹,被同一个男人联系在一起,却意味着走向不同的人生。“随着小玛蒂尔德一天天长大,我越来越喜欢她。我对阿迪拉的推心置腹都是假天真。”一种是爱,一种是仪式,一种是灵魂,一种是物质,听从神甫和杜·比什家夫人们的请求,葛拉戴尔就一定要走进婚姻的世界,走进婚姻的世界,意味着可以获得家族的财产,意味着可以免除兵役,当然也意味着从自我的灵魂世界里走出来。

自我灵魂曾经是纯洁的,曾经是充满爱的,一棵树,一片月光,以及一个叫玛蒂尔德的女孩,“她怀着一颗纯洁的心,把头靠在这个男人瘦削的肩膀上,闭上眼睛;她还记得暴雨在他们周围噼啪作响……这种感情,她一生中再也没有过……”一生中再也没有过,预示着某种唯一性,爱上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是不是就是一种唯一的生活,是不是皈依于上帝的善?可是葛拉戴尔不信教,他的上帝被那些人遮挡住了,三十年前他睁开眼睛看见的却是一种丑恶。

丑恶而结婚,丑恶而剩下孩子,丑恶而远离善,对于葛拉戴尔来说,在丑恶面前,不是寻找拯救,而是尝试堕落,“不,可怜的姑娘,这个警告不是针对你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信徒,信徒的天使是可以直面上帝的。我从来也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他对阿迪拉说的话,没有直面上帝,他甚至没有直面自己。在灵魂和婚姻之外,在纯洁和仪式之外,葛拉戴尔进入的是另一种生活:和妓女阿莉娜在一起。这是和肉体、欲望有关的生活,甚至是一种逃离。离开巴黎和阿莉娜鬼混,在他面前的是床,是佩尔诺红酒,是侦探小说,是不洗漱的生活,是又脏又烂的丝绸衬衣——甚至肉欲最后也不存在了,他只是逃离,只是背离,只是在恶的世界里回击要把他带向丑恶的婚姻。

可是终究是无可逃脱,阿迪拉生下了安德烈斯,葛拉戴尔成了父亲,父亲的身份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约束,似乎也成为另一种权力,他回来了,他告诉阿迪拉“你完全属于我”,他也把安德烈斯称之为“唯一的所属物”,没有唯一的“据点”,没有唯一的爱,却有唯一的孩子,唯一的权力,“我透过孩子的眼睛,观察我在你的肉体和心灵上唤醒的欲望。”而真正看的是阿迪拉的可怜、恐惧的灵魂,他是“这个世界的君王”,实际上,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属于上帝,而是,所有的灵魂都属于葛拉戴尔。从丑恶开始回归丑恶,从权力开始回归权力,从不爱开始又回归不爱,“丑恶的一生和一场噩梦的时间一样长。”

和阿迪拉的婚礼,对于安德烈斯的抚养,战争的爆发和停歇,以及最后阿迪拉被流感夺去生命,而玛蒂尔德呢?在葛拉戴尔和阿迪拉举行婚礼几个星期之后,她嫁给了桑福里安·德巴。两场婚礼,两种婚姻,以及两个孩子,当丑恶的一生和噩梦的时间一样长,是不是注定趋向于不同婚姻的生活又走回到一个终点?玛蒂尔德抚养了小安德烈斯,女儿卡特琳娜又会和安德烈斯结婚,而这样一场婚姻只有一个结果:“就这样,德巴确保稳住他的妻子,逐渐得到属于我本人的所有产业。安德烈斯现在还掌握着塞尔奈斯和巴里祖的田产,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遗产,没我的份儿。”

还是回到遗产,回到产业,回到葛拉戴尔宿命的起点,回到作为一个父亲的安排——不管是老德巴还是葛拉戴尔,似乎都经历了丑恶,却也要把下一代一起带往丑恶。但其实,对于葛拉戴尔来说,他是矛盾的,他是痛苦的,回到自己宿命的起点,就是回到里奥热,他看见了神甫居住的破烂、阴沉的房子,也就看到了自己破烂、阴沉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来说,他那被一堆堆鹅卵石割裂的影子就不会比那个年轻神甫的更丑恶——他想对他掏心真是疯了。”五十年前,就在同一个角落,同一个夜晚,他出生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而当宿命返回的时候,他既是受害者,又变成了刽子手。

刽子手的身份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两种意义上的,一方面他扼杀了自己内心的爱,扼杀了灵魂,那个他曾经迷恋过的、尖刻的、身材像燕子一样纤细的姑娘,现在变成了成熟的、近乎笨重的女人,那个充满纯真记忆的镇子,现在却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他以父亲的名义扼杀了孩子的爱,扼杀了他们的灵魂,安德烈斯不爱卡特琳娜,卡特琳娜不爱安德烈斯,让他们结婚无非是为了那些财产,“你应该留意留意安德烈斯的账目:他可是一个佃农的孙子。其实,他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和我作对。“老德巴已经半身瘫痪,而病态的身体里总是藏着一个病态的欲望。

葛拉戴尔身上何尝不是藏着病态的欲望,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矛盾的,因为他丑恶的一生就是在另一种权力支配下开始的,所以在欲望世界的背离中,他却开始了第三种扼杀,那就是子啊那个深夜,他曾经设想掐住阿莉娜脖子的一幕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用一种惊人的力量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个动作。杀死阿莉娜,“无非是一个无耻的女酒鬼进入了虚无世界,一条水蛇吞食了一只蛤蟆。”也是对于自身病态欲望的扼杀,也是为了走回那条路,走回“据点”,走回最初的灵魂。

而走回的时候,他也终于看到了儿子安德烈斯的爱,一个名叫多塔的姑娘,走进了安德烈斯的世界,但是这是一个和丈夫分道扬镳的女人,一个有着孩子的女人,甚至是一个和上帝接近的女人,他的哥哥就是神甫阿兰。所以对于多塔来说,她争取着属于自己的爱无非是闯入了恶的禁地,而她在被拯救的哥哥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回归者:和丈夫和好,继续在瘾君子和疯子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妻子。所以,安德烈斯其实陷入到和父亲葛拉戴尔一样的丑恶世界中,父权、神甫、婚姻,成为主宰的一切,“我爱的人在另一个世界。比死了还糟……他是个囚徒。”

爱人在另一个世界,灵魂被隔绝在丑恶的世界里,葛拉戴尔看见了安德烈斯的一切,仿佛就看见了自己的过去,一个扼杀了妓女阿莉娜,扼杀了自己的欲望的男人,是不是应该让安德烈斯争取自己的爱?寻找医生希望加快老巴德疾病加重,回到玛蒂尔德身边共同回忆“据点”的故事,对于葛拉戴尔来说,就是要打破一种宿命,就是要把真正的灵魂解救出来。而这种解救的最大可能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罪恶者的位置上,在忏悔中发现爱,在沉思中埋葬罪——那一本画着横线的练习本,就是要把自己恶的灵魂救赎出来,而他面前的上帝就是神甫阿兰。

“神甫先生,只有您,只有您……”他在神甫面前讲述自己的过去,希望拯救自己的灵魂,找寻和上帝有关的善,在他看来,阿兰是上帝面前的天使,阿兰拥有着一片净土,“有一个无限的、隐秘的国度在他身后展开,有无数的撤退的路线。”那个隐秘的国度便是上帝之城,而且,阿兰在葛拉戴尔看来,就是“一个既为天使又是兄弟的知己”:“这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人。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无论是您的美德,还是我的恶行,即便是您穿的教服(我曾经也差点穿上它)、您的信仰也不能。”为什么会看成是天使和兄弟?因为阿兰作为神甫,指导过玛蒂尔德的灵修,作为哥哥,承受了多塔给他带来的痛苦,在葛拉戴尔看来,他既在俗世的世界里,和自己一样是一个可怜的无辜者,也在善的世界里和自己一样渴望接近灵魂,接近爱,“尽管我不了解您,但我是怀着一颗坦诚的心揭开您的面纱。”这种共同点使得格兰戴尔渐渐走向了真正灵魂的救赎。

关于人类的爱,关于人类的堕落,关于人类的罪恶,关于人类的谎言,一本练习册把两个灵魂陷入迷途却希望救赎的人连在一起,“人类一代一代堕落的速度持续加快,从而形成了今天人类堕落的节奏。”的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反人类”的,而这种反人类让他们像上帝一样俯视,葛拉戴尔在和玛蒂尔德的对话中唤醒两个人的爱,勇敢地站到了“强盗”的一边,也第一次不同意女儿卡特琳娜和安德烈斯的婚姻;葛拉戴尔用自己的双手扼杀了妓女阿莉娜,就是扼杀一种诱惑,让灵魂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而阿兰终于在多塔事件中感受到了一种解救者的力量:“这一刻,阿兰几乎不由自主地感到了灵魂之间的相似性,感到了我们所有人因为罪和圣恩而结成的神秘的同盟关系。他因为对罪人的爱而流泪。”

罪恶不是走向深渊,而是为了最后走向善,甚至罪恶就是一种善的必然过程,上一代人的罪是权力,而下代人却从这种罪恶中发现了堕落的根源,于是扼杀恶,于是返回到善,“自从人类犯了原罪以来,祖上留下的遗产足以让每一代人毁灭:这种令人费解的疯狂犯罪意识源于人类的本质,深入最后一个活人的内心,罪恶被有些人扼制,也把有些人征服,罪恶之花在人类的子孙身上盛开……现在,有一个神秘的人物获得了唤醒罪恶的能力——他是一个大天使!”那句话“有些灵魂是属于他的”其本质的意义是:所有灵魂都是属于自己的。

“您只需跪着,怀着悔罪和悔过的心态,向我重复这本小练习本里的一切内容,压迫你的巨石便会荡然无存,你和一个小孩子的灵魂之间就只有几个伤疤的区别了。”这是阿兰给葛拉戴尔的信,像是上帝写给他的信,没有罪,如何充分显示价值,不掉落下来,何以知道还可以上升?杀死了妓女的葛拉戴尔终于看见了自己一直带着的罪,也看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在这里,那些被召唤到名字的人必须站起来,舍弃一切。”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罪恶的葛拉戴尔反而获得了自我和上帝的救赎,反而找到了通往善的天使。

肉体被审判,肉体遭受疾病,肉体会走向死亡,而玛蒂尔德获得自由的力量来自哪里?甚至已死的阿迪拉得救去往天国的力量来自哪里?那就是一种爱,一种扼杀自己又返回自身的爱,一种遭受痛苦却又获得自由的爱,一种消灭欲望却又皈依上帝的爱,“爱是胜利者,这种爱的真正面目,这个世界是看不到的……”而在为葛拉戴尔守灵的夜晚,安德烈斯作为铭刻了罪恶却拥有属于自己灵魂的下一代,也终于在亲吻父亲的头,在和阿兰的凝视中,走向了一种永恒之爱:

他们面对面站在被岁月磨损的台阶上,月光照亮了台阶上的每一道皱纹。这时,一个简单的眼神,—个握紧手的动作,就足以表明他们是多么敬爱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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