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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危机

编号:B82·2171020·1427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9.90元
ISBN:9787208106819
页数:195页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汉娜·阿伦特这样说。《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阿伦特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示“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其中,《论暴力》尤为著名。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等著名论断,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共和的危机》: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不管中心化在管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总是一样的: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
       ——《论暴力》

当然,中心化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阿伦特说“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权力是“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是“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直行动的能力”,她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已经正当化、需要合法化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行本质就是多元并且相互制衡。但是,权力会一直是强力的吗?权力一定意味着权威吗?当民族主义转向分裂主义,使得政府的中心化变成一种反作用力,当国家形成了权力分立推进的是“去中心化”,当实际权力丧失了最基本的控制力,那么,这种已经显示了所谓“进步”的力量,会不会使得权力最终走向解体,甚至导致暴力的产生?

“权力的无力”,这是阿伦特对这一现象进行悖论式的概括,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1968年进行的“检验系统”运动似乎更在内部暴露了这个“诙谐的悖论”,当参议院里的对立和街头的对立联系起来产生政策变化,当青年造反派变成“亲近”的力量,当传统的系统被重新运作,甚至当一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代替总统,这些矛盾如何用权力本身来化解?而在美国,当科学技术逐渐发展,当让我们在丧失了做可能的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做“不可能的事情”,权力已经和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就像瓦雷里所说:“人们会说,所有我们所知的,也就是,所有我们有能力做的,最终反过来反对我们所是的。”

我们有能力做的,是反对我们所是,这就是一种悖论,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科技,像奇境妖术一样发出诡异的色彩,使得权力无力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变成了正在迫近的现实。但是,当阿伦特说“这些发展将带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她其实有了转身的机会,当下一场革命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前,这种转身却可以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现实中的种种,用《共和的危机》概括之,就是在这个权力还没有完全无力的时候,在危机内部寻找另一种机会,分析中心化管理的优势和劣势。

“反思五角大楼文件”是关于“政治中的谎言”,它涉及的或许是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只不过这个言说的主体是美国政府,是中心化管理的中心。1971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美国从“二战”到1968年5月在印度支那地位的记录,后来作为47册的《美国对越决策史》闻名于世。文件公开发表,在越战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不是解密,当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似乎就是为了“以正视听”的目的,阿伦特指出,“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问题是:不仅是谎言政策几乎不曾指向敌人,而且它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宣传(虽然不是全部),尤其是用于欺骗国会。”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会“信服”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而且明显带着消费式的商品特征。

“这些文件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欺骗。”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她看来,这是将一种已经萌芽的“诚信破绽”推向了谎言的深渊,“各种谎言,包括欺骗和自我欺骗,都像流沙一样很轻易就吞没了任何希望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近十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结构。”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当政府以“保密”的方式处理政府机密,当用欺骗和谎言的方式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有意地否定事实真理”和“改变事实”的做法,前一种是说谎的能力,而后一种是行动的能力,两者相互关联,而共同的来源则是想像。

谎言似乎一直以来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他们甚至以改写历史的方式,或者以删除不符合意识形态的材料,使过去适应当前的“政治路线”,而现在说谎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品种,一个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是政府公共关系中的管理方式,阿伦特认为,这种谎言起源于消费社会,对于通过市场经济分配的货物有着“异乎寻常的欲望”,也就是可操控性的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商品,“它在共同意见和有学识的意见市场上被叫卖。”第二种则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问题解决专家”,为了所谓的“形象”而编织谎言。“问题解决专家”是这样一种身份,他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以理性而自豪的人,他们渴望发现法则,也就是说,通过专家说出谎言,就是用理性来消除偶然事件,已达到“事实真理”,所以这样一种说谎方式是一种“彻底的毁灭”——“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即,杀手说史密斯太太已经死了,然后去杀死她。”

理性的说谎,彻底的毁灭,这个“让世界信服”的谎言用以欺骗国会,其目的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要用声望、形象来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说谎的逻辑出发,谎言最后变成了自欺:“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让人们越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欺比秘密和有意的欺骗更危险,因为自欺者不仅丧失了和观众的关联,而且丧失了和实际世界的关联,到最后在不断重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变成了“全能的神话”。

欺骗、自欺、制造形象、意识形态化和去事实化,一步步将政治中的谎言变成了事实的真实,而通过所谓的自由媒体公开这些文件,其目的就是保障美国《第一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这一政治自由——“不受操控地获得事实信息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媒体的诚实和权力”比披露文件本身更加有力,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危机”变也是机遇质疑,“政府似乎有意阻止实现宪法保障的东西,威胁那些决心不受威胁的人,而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这些还不足以,或许将来也不足以毁灭共和国。”而这个转折似乎也是需要美国人民经历一种“民族性格”的变化阶段。这种需要的变化在《公民不服从》中也切开了一个口子,那就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尽管要将公民不服从纳入到美国法律体系之中,并且遵从纯粹的法律依据来为其证明,“这里的困难着实令人生畏。”

到底有怎样的困难?是应该保障“公民不服从”的权力,还是应该遏制这种“对法律破坏”的行为?阿伦特从1970年春纽约律师协会庆祝百年华诞的那个议题出发提出问题:“法死了吗?”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这里有几个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一致同意的社会”,另一个是法和道德,这个主题引出的两个著名人物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和康科德的梭罗,他们的行为“看起来证明了只要违法者情愿甚至渴望为他的行为受到惩罚,不服从法律也可以是正当的”。但是尤金·罗斯托却认为,这是法律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公民不服从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法权”,所以他认为,““把违法行为看成不服从法律的行为,这是普遍的误解”。当最高法院拒绝裁定越战的合法性时,公民不服从似乎就成了“毫无障碍地容忍”的一种违宪行为——因为,民权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最后发展成为了反战运动的抵抗者。

阿伦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必须区分良知的反抗者和公民不服从者,她认为,苏格拉底从未挑战过法律本身,他反对的仅仅是不公正审判,甚至认为是降临到他头上的“事故”,所以他针对的是法官,而不是法律,而梭罗说:“人们必须停止蓄奴,停止对墨西哥的战争,虽然这会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付出代价。”反对的是法律本身的非正义性,也就是成为“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这个论题。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梭罗,都只是一种“良知的劝告”,是一种纯粹主观的表达,不管是一开始具有的宗教内涵,还是之后的世俗化,良知的劝告都是基于道德的决定。但是公民不服从显然面对的不是个人,也不是道德上的决定,而是一种公共舆论,“尽管这一群特殊的公民不服从者或许仍然坚持最初的信念一他们的良知,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

如果说,公民不服从这种违法行为在道德角度进行宽容,那么它所带来的是对法律的破坏,会成为法律权威“眼中缺失的征兆”,他们甚至掌握法律,以公开反抗的方式“违法”。但是阿伦特并没有将公民不服从看成是一种洪水猛兽,她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以群体的方式“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当它挑战法律秩序,挑战权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变革的力量,甚至会形成一种观念性改变:“法律可以产生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就凸显了和法律的相容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好决定了诸项自由制度是否足够灵活,能够经受住变革的冲击而不至于导致内战和革命。”而且,阿伦特认为,就其起源和实质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回到1970年论文的议题,这其实是“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的另一种解读——“一致同意并不是在仅仅默许这一非常古老的意义上——它区分了对自愿的国民和非自愿的国民的统治——而是在对所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都积极支持和不断参与的意义上,这正是美国法律的精神。”

所以公民不服从的争议其实凸显了最高的宪法危机:“行政部门常常冲击宪法,结果是人民丧失了对宪法程序的信心,也就是撤回了一致同意;同时,一部分人愈发强烈地不愿意认可普遍同意,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所以要解决最高宪法危机,就应该重新审视公民不服从,甚至需要将其以美国法律精神的方式纳入到法律体系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迫切需要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并且也值得为与之相伴的麻烦付出代价,那当然就是公民不服从。”

无论是政府中的谎言凸显的是话语权,还是“公民不服从”所折射的法权,阿伦特所看到的“共和的危机”,其实就是权力的危机,而在权力的危机中,最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暴力。当超级大国间的棋局总是指向“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的规则,当军备竞赛成为一种理性的威慑,当国际间的战争成为政治领域的最后仲裁者,暴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确定,而在本国事务中,暴力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吗?引用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在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推翻旧有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是阿伦特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一方面,当马克思说到暴力的时候,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助产婆”,也就是它只是一种催化的力量,所以暴力不是产妇,不是能够迎来生命的诞生。而另一方面,暴力只具有工具特性,它不是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权力也不是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无力,所以阿伦特批判了萨特的暴力论,批判了新左派的观点,批判了学生运动对暴力的赞誉,也批判了教科书上关于革命是“干出来”的错误观点。

暴力是工具,是永远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他是非人性和毁灭性的力量,“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极权统治者(他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严刑拷打)也需要一种权力基础——秘密警察及其情报网。”所以她认为,暴力能够摧毁政权,但是枪杆子里永远不会出现权力。实际上,阿伦特在分析暴力和权力关系时,把暴力看成是一种工具式的毁灭力量,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统治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暴力和权力并不在同一种体制,同一种社会形态里,也就是说,暴力和权力是不同纬度的,暴力可能产生的权力一定是一种新的权力,而阿伦特显然强化了暴力的工具特性,而取消了其破坏之后变身为权力建造的力量性质。

但是阿伦特否定暴力的合法化却是在反思权力,它认为暴力和权力是对立物,当暴力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权力就缺席,也就是说,当权力出现危机的时候,暴力就会出现——如何会出现暴力,阿伦特认为,暴力行为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也就是一种本能驱动的攻击性,同时,非正义、伪善导致的愤怒,会变成非人化的存在,从而产生暴力,另外,种族主义等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暴力。分析暴力的根源,阿伦特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找到遏制暴力的方法,而在暴力和权力的对立关系中,只有权力不分散、解体,那么暴力就一定能被遏制,也就是说,必须解决“权力的无力”这个悖论,才可以让暴力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其实不管是话语权、法权,还是政治权力,阿伦特都在一种反面的样本中寻找权力的中心化管理方式,谎言、公民不服从、暴力或者都是一种弱化中心化的手段,都成为了“共和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中寻找的机会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概念”:“我所看到的新的国家概念,其惟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这是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而在国内事务中,则要形成议事会体系的新政府形式,“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让我们的声音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让每一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这就是“一致同意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政府说谎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暴力存在的国家,权力不会流失,不会干涸,不会分解,当然也没有垄断。这当然是一种阿伦特的理想主义,所以这是可能,这是期望,这是下一次的机会:“不过,或许,毕竟——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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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

编号:Y23·2171020·1426
作者:【西班牙】布努埃尔等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802259621
页数:370页

《一条安达鲁狗》中刀片割开眼球,《欲望的隐晦目的》中,两位女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在布努埃尔的影像世界里,超现实的怪异变成了一种语言,而背后的布努埃尔来说,他所经历的故事是不是都应该是真实而具体的?“但凡电影记者都知道,要从布努艾尔的嘴里撬出几个字来是多么困难,而且,就这么几个字还往往是在嘲弄和打趣。”当何塞·德拉·科利纳和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以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布努埃尔的世界,这本对话录涉及布努艾尔从《一条安达鲁狗》到《欲望的隐晦目的》的所有作品。布努艾尔在对话中坦承了自己的叛逆和对写作的畏惧。但是,他同自己塑造出来的大多数电影人物一样喜欢自我矛盾,因此到最后也不忘添上一句:如果不搞电影,他倒也挺愿意当个作家。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想象是自由的

对,我们所有人都闭着眼睛,女人在中间,一行标题写道:“我看不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头伸进去,然后是张开眼睛,可是当一个女人被藏在森林里的时候,伸进去和张开眼睛是不是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寻找?路易斯·布努埃尔甚至一开始就消解了意义,因为“所有人都闭着眼睛”,而这种闭着眼睛的状态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打开了“女人在中间”的世界,那个被眼睛看见的现实关闭,在另一面却可以自由打开想象:想象有一个女人,想象有一片森林,想象一种藏匿的方法,最后是想象一个“我”。

我应该是被想象的,即使去掉了引号,去掉了说这句话的具体情境,我也只是一个已经打开了这本书的读者,打开就是把头伸进去,就是张开眼睛,就是看见“布努艾尔谈话录”,在1975-1976年的叙说中接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导演,就是抵达布努埃尔在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那里是一个封闭且开阔的房间,有《物种起源》的书,有侦探小说,有酒或者咖啡,当然还有他最喜欢的那只叫特丽斯塔娜的可爱小狗,据说,小狗死去的时候,布努埃尔还认认真真地哭了一回——如此种种,真的是我伸进头去可以看见的那个世界?

其实,我对于布努埃尔是陌生的,甚至对他的电影也是陌生的,在我有限的观影记录中,有《一条安达鲁狗》,有《白日美人》,有《维莉蒂安娜》,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有《朦胧的欲望》,五部电影不能组成布努埃尔的影像生活,当然更无法形成一个导演的完整轮廓。所以这个被看见的世界本身就只是一个局部,布努埃尔把这种“把头伸进来”的状态叫做危险,危险是对视觉语言进行解读带来的迷失,危险是深入超现实主义者内心时的误读,危险甚至是“把头伸进去”这个动作本身——如果动作是“把头伸进去”,那么主体一定是我,是读者,是观众,而现在是“把头伸进来”,那么在把头抬起,张开眼睛的刹那,看见面前站着的就一定是布努埃尔——说这句话的主体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从小失去信仰、在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者、同情广义的人、文化上的基督徒、无政府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布努埃尔。

他在你眼前大喊“危险”,让你不要把头伸进来,就是一种拒绝,而拒绝之后是关闭,一个讨厌被采访,一个害怕叫做“录音机”的电子设备,一个把话筒称作“阴茎”的人,他把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关闭了,把自己的电影关闭了,把内心世界关闭了,所以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说:“或许是由于腼腆,他常常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完全不让我们探究他的内心。”所以何塞·德拉·科利纳说:“在时光乃至历史长河的岸边,他像鲁滨孙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岛屿,并在沉默中与之对话。”但是这绝不是封闭,长达五十多小时的谈话为什么能够断断续续进行?为什么要从童年谈到1977年的《朦胧的欲望》,其实当布努埃尔说出“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只不过用一种诗意来解构现实的规则——《一条安达鲁狗》起初就是用这个带有拒绝口吻的片名,“与贴在火车车窗上的提示标语‘切勿把头伸出窗外’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有文学味。”但是后来达利建议用布努埃尔那本诗集的名字,于是有了一条狗,一条安达鲁狗,一条超现实主义的安达鲁狗。

其实,这个片名根本没有诗意,它只是一种命名,和地名有关?地名指向的当然是现实,而把头伸进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正生活在现实的2013年,当我在2013年的时间里打开布努埃尔1929年的诗意,到底有多危险?那个女人的眼睛被一把刀切成两半,特写,刀就这样从睁开而看见的眼睛里切过去,“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睁着明亮的眼睛,然后男人锋利的剃刀轻轻滑过,特写的眼球被割成两半,血从里面流出来,宛如月亮被浮云切成两半。”我在2013年的时候写道,即使知道电影里的那只眼睛只不过一只牛眼,但是被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那种残忍、暴力、血腥以及传递到身体里的痛感,变成了最危险的观影体验,但是当一双眼睛被切开,就宛如“所有人闭着眼睛”,那么这个“藏在森林里的女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她在中间,却只在标题里。

所以重要的不是女人看不见,也不是看不见女人,而是谁制造了危险?是那把剃刀,是拿着那把剃刀的手,“用手可以打开房门,抚摸乳房,握紧拳头,扣动扳机,没有手的时候是摔倒、昏迷、死亡,或者像一件血淋淋艺术品被围观被拨弄被丢弃——手解放了和动物一样的的兽性,手满足了人被压抑的欲望,手同样也把一部电影带向一个无法解读的超现实主义世界。”电影里那个被惩罚的男人手上原先是两本残破的书,最后变成了两把致人死地的左轮手枪……手枪和剃刀,都变成了工具,而真正的手是一双超现实主义的手,它在摄像机后面,它的主人叫布努埃尔。

“影片结束时,我准备用向观众扔石头的方式做一次超现实主义式的表演,但掌声响起,我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拍电影叫做表演,手一直在那里,手里有石头,可以扔向观众,但是当“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的时候,是不是缩回了手?缩回的只是拿着石头的手,真正那双操控电影的手则把最危险的剃刀朝向了每一个把头伸进来的观众。其实,这个过程中完全是布努埃尔在面对他人、面对世界时做出的一种选择,起先是拒绝,是封闭,然后是主动出击,是制造危险——只有在消除了那一双眼睛理性的解读之后,他才能住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见想象,看见自由,看见欲望,看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从童年的卡兰达开始,“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这种死亡的味道”,学校里的阶级划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萨拉戈萨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十九世纪的省会。”所以才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才会失去信仰,对《物种起源》着迷,偷偷看侦探小说,以及对昆虫迷恋,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之后在马德里加入“二七年小组”,和极端主义运动成员、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和达利成为朋友,对安德烈耶夫的著作感兴趣,甚至达业务拳击赛、排练戏剧《皮埃尔师傅的祭坛装饰屏》和观看弗里茨·朗的《三生记》,让他在逃避之外有了新的选择,而正是这种新选择使得他开始“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他不需要用石块进攻,就能固守自己那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就能使一双手控制《一条安达鲁狗》。

西班牙混乱的政局是布努埃尔面对的最大现实,当他去往好莱坞似乎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那已经是30年代了,似乎是内战让他选择了这条路,但其实布努埃尔的一生都在战斗,从对信仰的怀疑到成为文化上、而非宗教意义的基督徒,从对阶级划分不公平的仇视到成为自由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加入超现实主义小组,布努埃尔似乎都在肯定、否定和再肯定、再否定中进行选择,仿佛就是人生无休止的战斗,而与达利决裂可以看成是从信仰到美学的一场战斗,“但创作《黄金时代》时,达利决定奉行一种绝对美学。”以致在西班牙内战时,他们的合作和友谊已经走向了终结,“布努艾尔拍完了《黄金时代》。我很失望,这部影片完全是在讽刺我的观点,而且它还首当其冲地攻击了天主教。”达利这样写道,而布努埃尔却回忆在雪莉·尼德兰酒店见到达利时对他说:“你看我现在,都是你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太卑鄙了。”达利告诉他:“我写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又不是为了捧你。”一段话里是我和你的分裂,也是两种信仰和观点的对立,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冲突,于是,“我们的友谊算是彻底完了。”

布努埃尔当然没有提及和达利在情感上的某些矛盾,实际上无论是地理上的改变,还是和达利友谊上的终结,都让他开始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加危险却封闭的世界,一个更加极端却只有的世界,那便是电影带来的想象,萨德无疑是布努埃尔打开的另一个世界,“在萨德身上,我发现了一个颠覆了的不可思议的世界,那里什么都有:昆虫、人类道德、性、神学。总之,他让我极为着迷。”《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就是一个危险、邪恶的世界,但是这种危险和邪恶往往是对那些把头伸进来的人而言,对于布努埃尔来说,却是丰富的,是颠覆的,是自由的,“萨德只在想象中犯罪,借此释放他的犯罪冲动。想象是自由的,而把想象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人可以自由想象,却不能随意地采取行动。”

在关于1952年的电影里,布努埃尔谈到了萨德,他说:“我的确崇拜萨德,但不是虐待狂。”在1953年的电影《呼啸山庄》时也说到了萨德,萨德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萨德会在想象中做任何事,但仅限于想象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它带来何种自由?其实萨德的想象世界无疑和性有关,而布努埃尔也在这样的想象世界中看到了自由的性和欲望,他在《邪恶的苏珊娜》中说到苏珊娜敞开衣领去引诱男人,就是以魔鬼现身的方式去摧毁那个体面的世界,破坏道德的秩序和规则,“每当我听到道德一词,就会露出我的胸脯。”而透过这种魔鬼的诱惑,苏珊娜其实展示的是一种纯粹,所以布努埃尔说:“一个身穿蕾丝花边的黑色衬衫、系着袜带的丝袜和脚穿高岛跟的女人,要比一个裸体的女人更加性感。彻底的赤裸往往是纯洁的,而非色情。”布努埃尔甚至也不反对色情,他反对的是色情的普遍化和流行化,“我并不反对色情,条件是像过去那样将其限制在某个秘密团体中。”就像发现藏在森林里的那个女人。

所以布努埃尔说起自己的少年性幻想,“那时的我对西班牙皇后维多利亚·欧亨尼娅很迷恋,她是个金发美人。我曾想象自己悄悄地溜进她的寝宫,晚上她独自回来就寝,我在她的牛奶里下了迷药。皇后喝完牛奶,脱掉衣服,上了床。等她睡沉之后,我走到她身旁把她抱在怀里,等等。一个十四岁中学生的性幻想。”说起自己的偷窥:“有一点儿。所有人都有一点儿。”说起自己的乱伦欲望:“在想象中,我甚至可以乱伦。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的道德观禁止我这样做。”说起占有熟睡的女人,“任意支配一个熟睡中的女人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刺激。我可以在想象中这么做,却不敢付诸现实。”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因为,“在想象中,你可以触及无穷,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你必须受到自己的意识、法律、朋友以及家庭的制约。你自己或社会总会强加给你某个枷锁。”

所以,布努埃尔所建立的想象世界就是他的电影,“电影就是制造奇迹的机器。”于是《维莉蒂安娜》里有了占有的欲望,于是《鲁滨孙漂流记》里有了性幻想,于是《野兽》中有了乱伦,于是《沙漠中的西蒙》中有了偷窥,于是《朦胧的欲望》中有了变态的欲望,甚至想象而犯罪在布努埃尔那里也变得合理,“我也很想当个独裁者,下令处死几个人。但只是在想象中。”而同样在想象之外的恐怖主义则是危险的,“恐怖主义和炸弹也是如此,如今炸弹可以放在任何地点、针对任何人:教堂、私家轿车、某个路过的年轻人。”是的,在自由的想象中,布努埃尔颠覆规则,解构道德,满足欲望,破坏秩序,所有一切可能的东西都是梦境,都是想象,都是电影,都是超现实主义。

但是,电影作为只有之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或者说并不是制造欲望,它的畸形表达方式其实在构建一个自我世界,一个和现实无涉的世界,那些盲人,那些动物,那些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奇幻,都在破坏所谓的理性,“我怀疑理性和文明。在我所有的电影中,包括那些最合乎常规的影片中,都有这种非理性的趋势,有一些无法用逻辑解释的行为。”而其实布努埃尔所反对的理性是那些披着文明、道德外衣的理性,所以《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有枪和荒诞,有死亡和复活,有缺席的食物,在《朦胧的欲望》中有恐怖袭击,但是一切在反理性的逻辑中发生,便是自由。

但是布努埃尔却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那些自由便是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的想象世界,所以不管是《女仆日记》中蜗牛爬在死去的小女孩腿上,还是《被遗忘的人》中小女孩腿上的牛奶,不管是《邪恶的苏珊娜》中碎了的鸡蛋沿着女主角的大腿往下流,还是在《阿奇博尔德·德拉·克鲁斯的罪犯生活》里血沿着阿奇博尔德的女老师的腿流淌……布努埃尔都否定它们的象征意义,“当你在一本小说中读到:‘温特尔于是看着蜡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熔化的蜡慢慢滴落。’如果你脑中总想着性之类的事,肯定会马上作出这样的联想:蜡烛象征阴茎,熔化的蜡是精液……这未免太荒谬了!”非现实在现实的另一面,却是现实的投影,这不过这投影是畸形的,是超现实的,甚至是梦幻的,而是唯物的,“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想象、梦幻,否认存在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

布努埃尔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在电影中制造现实无达到的奇迹,欲望的奇迹,死亡的奇迹,暴力的奇迹,孤独的奇迹,所以布努埃尔不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不喜欢慢镜头,对政治电影不感兴趣,在一个充满性幻想、有着偷窥欲、乱伦欲的世界里,作为枪支爱好者的布努埃尔终于用双手拿起了另一种武器,对着所谓的理性、文明、宗教进行射击,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他拒绝阐释,拒绝对话,拒绝合作,像一个幽灵,将人类看见理性、文明和信仰的眼睛切开,“在我看来,自由就像是一个我们试图抓住的幽灵,但我们只能抓住某种雾状的东西,在指尖留下一些潮湿的痕迹。”

Tags: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 路易斯·布努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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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托马

编号:C38·2171020·142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305103568
页数:149页

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部“虚构作品”,此书的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其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性,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黑暗托马》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地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但这些没有形象的意象却又如同恶梦般让人难以舍弃。“在与他凝视中的亵意奋战的同时,每个人都只是更深地陷入一股孤独感里,而在其中,无论想去到多远,结果都只是迷失而且将继续迷失。”这是一种表象的凝视,但是在看见的世界里,迷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然而,托马拒绝就这样被简单的印象说服。他甚至故意转向那年轻女孩,尽管他的视线其实可说是未曾从她身上移开。”
《黑暗托马》:无限地比死更死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他绕着她转”,她在说“住口”之前是“你究竟是谁?”“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他绕着她走”,还是“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所以“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被俘获”的感觉,“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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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我爱上了她”被删,“在一起而幸福”被删,“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我”一样,和米拉“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我需要见您”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另起一行”:“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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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他”的一系列问题:“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月亮”词条:“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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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异的书写

编号:B83·2171020·1422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305173356
页数:183页

《灾异的书写》是布朗肖晚年思考的“奥斯维辛”,一个共通体:“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灾异的书写》: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灾异”,用“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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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编号:B83·2171020·1421
作者:【法】居伊·德波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90元
ISBN:9787305175299
页数:197页

居伊·德波把《景观社会》看成是一本“完美的作品”,他不允许修改一个逗号,当意大利版本的编辑用一种错误态度与他进行理论的时候,居伊·德波对他们动粗,差点将唾沫吐到他们的脸上。完美而不能修改,是不是也是另一个“景观”?而樊尚·考夫曼认为:“德波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拒绝而累积: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简言之,即一切融入我们生活的后来很快被他称为“景观”的事物。”既然在拒绝“景观”,又为何让它完美?这或者是德波用一种游戏化的思维展现一种“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的社会形态。本书是德波转型为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人物之后的代表作,除序言外,全书共九章221条。
《景观社会》: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
      ——《第八章 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第131页,第208章节,第1句,“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明明确确地写在那里,明明确确地被引用,这当然不是一种异轨的表现,可是翻过去一页,在地132页逆光的反面凝视着,那留存着的位置上也是一个空白。那么,如何抵达“引用的反面”?如何抽取语境中的碎片?如何确定一种反叛的风格?整体而引用,总体而碎片,在异轨和引用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否定精神,甚至找到一种“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那个东西。

但首先是引用,131页之前,208章节之前,居伊·德波不是引用了黑格尔的那句话:“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在找到工具的痕迹”;也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的碎片》上的那句话:“这句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酱要回到食品柜,但是那一小句话就是你自己加进去的,看起来那酱和原初的分别不打,但是正是加入了其中一小句话,即使不是你的,但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酱,于是异轨在这一种加入中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

一小句话就是“从引用在内部参照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就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碎片混合,其实以一种反叛的风格解构那种叫做“理论权威”的东西,克尔凯郭尔不是说了:“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岩石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这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某物,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真正的名字来命名,却是以历史的服装来装扮,是似是而非,是刻意的造假,却抹去了引用的总体参照,却建立了异轨的表现。

所以,居伊·德波故意说:“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么做。”但是所谓的抄袭就是“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但是“抹去一个虚假的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那么在131页、第208章节的异轨中,那个在理论权威的反面,在引用的反叛中,异轨是不是就达到了“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的要求?是不是就开始了“用其真正的名字来明明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假扮问题”的目的?是不是就形成了“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是不是就完成了“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的使命?

异轨,detournements,可以看成是反文本的书写,它要在反面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就必须是反叛的,必须是否定的,必须是颠覆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种引用,而真正的反叛风格是要“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所以抽取的碎片一定要解构那种总体参照,并且要建立“自身真理”,所以,引用是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商品的积累。”而异轨是:“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引用是黑格尔的《逻辑学》:“真理自我检验。”而异轨是:“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引用是弗洛伊德的《释梦》:“睡眠的欲望……是形成梦的动机之一”,“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异轨是:“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那一份引用和异轨的长长清单就在章节的末端,就在附录里,如果不从这份清单里查阅,你或者并不知道异轨正在表现,不知道引用之外还有异轨的存在。

因为它其实不在引号里,在取消了引用的标志之后,它看上去就是自身真理的一部分,像一瓶酱,又回到了总体的食品柜里,那么,这种反叛风格的异轨,这种否定精神的真理,是不是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才能被凝视?一本书忽然就在翻阅之后回到了封面,第131页湮没在整体里,第208章节就消失在文本深处,一种不看见的异轨在内部,既不唤醒记忆也不让人忐忑不安,却在图像呈现的封面景观里被凝视:他们坐在那里,男人和女人,戴着帽子和不戴帽子,横的一排和竖的一列,却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凝视某物——某物在别处,但是从他们的举止中分明看见了那个让人忐忑不安的东西。透过了他们的眼神?可是每个人都戴着一副眼镜:白色的镜架,黑色的镜片,像是在技术时代的3D眼镜。当取消了眼镜的直接观看和凝视,眼镜一定是某种取而代之的工具,它制造了和真实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效果,那么这种凝视是更真实具体了还是变成了一种幻影?

以封面的凝视图像为符号,就是进入了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戴着眼镜的男男女女凝视了什么?那种在封面之外的某物一定是他们借用工具看见的“某物”,还有一层含义是,作为读者,面对封面时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必然会成为我凝视的某物。这是一种双重的凝视,那么何种凝视会变成一种景观社会的表现?何种凝视是在引用中走向了异轨的反面?他们戴着眼镜,我也戴着眼镜,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工具,是不是一种双重的凝视反而就只是一种景观?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居伊·德波说,一样不是引用,异轨自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并非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事物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景观是一种关系,图像是终结,那么凝视和被凝视,双重的凝视,只要在图像的集合建立了关系,而且是取代了真实甚至真理,就变成了一种景观表现,“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德波·居伊对于景观社会的一个定义,景观的聚集很明显是以一种离心的方式取消了“直接经历过的一切”,正如费尔巴哈所说,“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神圣之物变成了幻觉,世俗之物变成了真理,时代并没有从费尔巴哈那里远去,在居伊·德波这里又成为循环的一部分,于是幻觉还在扩大,神圣之物被凝视而不再具有真理性的一面。

这便是“完成的分离”,一方面在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完成之后,进入的是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开始自欺欺人,普通意义上的所谓景观,成为了生活的具体“反转”,而另一方面,用景观完成的图像世界里,原本被部分看到的现实却成为“边缘的伪世界”,而这个世界“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自欺欺人制造的虚假物,现实变成被凝视的客体,这便是分离的世界,“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这种分离是相互异化的,现实出现在景观中,而景观又成为真实,相互异化成为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景观是将现实哲学化,景观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景观是对话的反面,景观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居伊·德波分析景观社会,是把那种关系剖析开来,“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这种关系当然是分离的,甚至是隔绝的,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客体变成了“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主使和客体被分离,那么这种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统治”,而这种统治便是权力,“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曾经的权力表现在宗教上,现在通过景观技术则实现了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与国家密不可分,与统治阶级密不可分,和社会劳动分工密不可分,所以,“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

分而视之,“作为景观的商品”是在景观社会中被凝视的客体,但是当物化发生之后,这种凝视就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只不过异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成为景观的商品,“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自动化让劳动力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导致了剥夺行为,消费变成了幻想,而景观就是一种伪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本身就是金钱的另一面,是“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意义中的商品不仅扩展到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也在改变世界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它是一种强权,“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这是商品拜物教变成景观拜物教导致的后果,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当景观社会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统一,当表现为一种强权,甚至当商品开始自我凝视,景观的主使就成为“被物化的人”,他在与商品的亲密关系中也变成了“无用的商品”,“景观的主使被搬上舞台成为明星,便成为个体的反面,个体的敌人,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人身上显然也是这样。”

这是考察景观关系中主体的开始,也是对于景观社会权力体系的凝视:“景观所宣告的非现实统一是阶级分化的面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统一。”居伊·德波将将官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的景观,“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景观,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也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危机时刻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景观则是弥散的景观,这是景观的一般形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势及其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仅仅是个幸运的统一形象,被包围在忧伤和惊恐中,就处在不幸的平静中心。”

幸运的统一形象,意味着会有一个“不幸的平静中心”,甚至意味着平静也可能被颠覆,当资本主义完成了集中的景观和弥散的景观构建,谁来推翻这种景观拜物教?“作为主体与表现的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那是在一个历史的斗争中,劳动和革命成为一种实践;那需要一种历史的思想,在革命意义中变成操作世界总体的历史意识;那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规划,“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历史占有。”当然最主要是要有历史的主体,“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但是在考察无产阶级的革命时,居伊·德波发现了另一种权力,那就是在工业化中建立起来的极权:“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

不仅仅是继续,而且还是强化,甚至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不协调中的真理”:“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极权是一个人的权力,甚至变身成为恐怖主义权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除了官僚制度本身的景观化使得权力专业化,而从无产阶级的性质分析出发,那种主体其实早就变成了分离物,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那种历史的斗争、历史的思想、历史的规划、历史的主体在哪里?它当然应该在自己的历史里,而这种历史就是不可逆的时间,“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实践和斗争,是时间的运动,它构成了时间本身,只有它是向前的,是不在循环的,是不可逆的,“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

“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而在取消了历史的时间里,时间不仅可逆,而且变成了“伪循环时间”,变成了可消费的时间,也变成了景观时间,“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而另一方面,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历史环境中的都市,这样的都市是社会权力的集中,它构建的是一个“伪乡村”:“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而在文化层面上,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幻想,又变成了文化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有两种方式可以被终结,一种是在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成死亡物,这是分离而否定自身,否定而变成消费的商品的一种异化,其命运和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在总体历史中实现超越,而这种超越就必须和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也正是这种社会批判,在否定精神的培育中,在实践思潮的重启中,进入到一个异轨的表现世界里。

“异轨是反意识形态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居伊·德波如此构建一个异轨的世界,就是要打破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景观中解放出来,“从颠倒的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解放就是将“压扁的世界的囚徒”,从景观的银幕所限制的世界中,从“镜像符号”的虚拟中,发现真正的意识形态,以建造“在历史冲突进程中的思想基础”。

打碎银幕,打碎镜像,打碎图像,打碎景观,打碎取代了宗教的权力,在一种非分离的统一中,用抽取的碎片来组建自身的真理,于是当马克思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居伊·德波在第131页的反面,在第208章节的背面,用异轨的方式写道:“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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