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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大学

编号:S64·2171120·1433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168.00元亚马逊134.40元
ISBN:9787208139411
页数:1120页

“未知大学”来自科幻小说家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小说《被谋杀的穆罕默德》,小说的主人公在“未知大学”里任教,这里有着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式人物,这是一个荒诞风格的学习中心。“未知大学”里的人有着典型的共性:他们是天才,为了他们的天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的思想是超脱世俗的。天才就是一个另辟蹊径来抵达真实的人。波拉尼奥的这套诗集包含主诗集《未知大学》,及另三部诗集《安特卫普》、《浪漫主义狗》和《三》。《安特卫普》由56个短小章节组成,是波拉尼奥在25岁以后写的,直到2002年才出版。《浪漫主义狗》大部分诗散见于《未知大学》的几个部分。《三》共包含三个部分,分别为《赫罗纳秋天散文》《新智利人》与《文学散步》。《文学散步》未收录在《未知大学》中。
《未知大学》: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

我梦见自己回到路上,但这一次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我只有一本书,装在我的小背包里。我正走着,突然那本书开始燃烧。
——《文学散步》

一本书是出发时的一本书,小背包是离开时的小背包,当一个人,一本书,一个小背包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它们都是孤独的,它们都进入了一个孤独的梦里,但是,这一个散步式的梦会进入哪里?谁在那里行走?离开去往哪里,为什么必须回来?

1994年的《文学散步》已经走到了尽头,第148页,第53章节,短短的几行字不是为了消灭梦境,而是为了扩展——扩展到整个人生,扩展到整个文学,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而最后,当一本书在黑暗里燃烧的时候,不是照亮了迷失的雨夜,而是以拒绝的方式毁灭了回家的方式:天亮了,没有车辆经过,我扔掉了烧焦的背包。一本书燃尽,一个小背包丢弃,而我,以及梦,是不是在53章节的梦里变成一种虚无?

但是 ,“同时,感觉脊背灼痛,好像长着翅膀”。当一本书烧焦而丢弃在水沟,火却让身体长出了翅膀,那么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可以跨越这“文学散步”,而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命名?那时背着书包出门是十五岁,书是巴列霍的《特里尔塞》,塞进背包的时候是晚上前,然后我离开了南半球。“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如果这是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梦是为了逃离。而其实,我进入自己的梦早于十五岁,或者,我梦见的自己比十五岁更年轻:“我梦见自己十四岁,是南半球最后一个读龚古尔兄弟的人类”——十四岁,龚古尔兄弟,以及南半球,是我梦中出发的起点,从十四岁开始,我梦见了自己的十五岁,“去尼卡诺尔·帕拉家告别”,为的是“远离南半球”,“我梦见自己十五岁,而且,真的离开了南半球”;我还梦见了自己十六岁,“跟马丁·亚当上钢琴课。”那里有一个老头的手指,像“神奇先生”里橡皮人指头那么长;我梦见自己十八岁,“看见我那时最好的朋友,他也十八岁,正和沃尔特·惠特曼做爱。”

梦见自己的十四岁,梦见自己的十五岁,梦见自己的十八岁,每一个梦里都有别人,即使是一本书,也让我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到了朋友,而且,“我梦见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进入梦的地道,用两种小棍叫醒我们”,即使她生活在疯人院,即使她“渐渐变得越来越疯”,但是在梦中和我一起进入地道,我也是不会孤独的。梦编织了一切,梦创造了一切,梦里有冷盘和被遗忘的海滩,梦里有“尸体骑着一大群电动公牛回到应许之地”,梦里有塞满尸体的大巴,但是在梦里,最多的是“他们”:梦里的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自己的宅邸里,梦里的曼努埃尔·普伊格走在纽约的海滨大道,梦里的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在纽约的天空中以云的样子出现,梦里的埃多拉因·韦尔塔坐在一块岩石上,在梦里我到非洲小镇找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找到了罗克·达尔顿“为一个狗屁幻象而死的勇士之梦”,甚至我还梦见了一个中国老头把我引向一间地下室,“这个样子,也可以是李白,我回答。”

他们是诗人,是小说家,是写了一本书的作者,他们在我的梦里,让我不感到寂寞和孤独,而且他们几乎都在北半球,和我一样,“远离了南半球”,而且最主要的是梦见了我,我在十四岁离开,然后用一块石头翻译维吉尔,走在非洲的路上,而且还爱上了爱丽丝·谢尔顿,尽管她当时不爱我,但是后来在纽约滨海大道上他打了个手势“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梦里有我的十四岁、十五岁、十八岁,梦里有维吉尔、弗朗茨·卡夫卡、马克·吐温、阿尔封斯·都德、萨德侯爵、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梦里有诗歌、女人、爱情和死亡,但是我问为什么要梦见自己回到路上?

因为我梦见我在做梦,因为我不断地死去,因为我没有机会成为侦探,而最重要的是:我不再是十五岁而是四十多岁。十五岁是可以梦见诗歌的年纪,而四十岁是现实,只能回家,当那本书烧焦,当小背包扔进水沟,即使我的背部长出了翅膀,梦也成为一种制造伤痛而非“远离南半球”的虚幻之地,“我梦见我在做梦,我们在发动革命前就已经失败,我决定回家。”所以,梦只不过是暂时让我离开,最后还是要在四十岁的时候回来,回到失败的现实,回到黑暗的雨夜,回到南半球,回到拉丁美洲,回到智利。

所以当梦以回来的方式在四十岁终结,其实答案就在另一个问题里:我为什么要做梦?那时有父亲,我的父就像我的国,我的智利,他应该给人一种安全的感觉,但是,“在这些荒凉中,父亲,你的笑只剩下考古遗迹。”父亲却成了另一个古老的梦,在那里有水晶和泥巴的迷宫,有电影里喊出的“龙卷风”,有像井底之蛙的幽灵,“父亲,都迷失在你乌托邦之梦的悲苦,迷失在你声音和深渊的丰富,躁狂抑郁在地狱无边际的病房里,你的体液在那里被烹制。”所以在现实里,“我们都是半成品”,就像这国家一样,永远没有走向自己成熟的品质,所以在革命为发动就已经失败的现实里,只有那些斑斓而诡异的梦,才能使我们离开父亲,离开拉丁美洲,离开南半球,“让我们跳舞,在拉美侦探/模糊的倒影中,/雨水坑里倒映出我们的脸/每十年一变。”

每十年一变是拉丁美洲父亲的脸,也是身为拉美侦探却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真相的我们的脸,所以从一开始,现实就是梦,无法逃避的噩梦,“我梦见无人死于前夕”,一切都在现在发生,不管是十四岁还是十五岁,不管是十六岁还是四十岁,其实都是那个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时的样子,“我梦见乔治·佩雷克三岁,哭得很伤心。我试着安慰他。我把他抱在怀里,给他买零食、图画本。随后我们去纽约滨海大道,他玩滑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虽然什么都不行,但还可以照顾你,没人能伤害你,没人会杀你。”乔治·佩雷克,先锋文学家,当他进入到我的梦中并且只时三岁时的样子时,他或者提供了我真正想要离开南半球的原因,但是这个下雨的拉丁美洲,这个布满了模糊倒影的现实之梦里,“但我们的家在哪里?”

家在哪里?不在智利?不在拉丁美洲?不在南半球?不在梦里?所有的梦都遗失且迷失了,连回家的路都在烧焦的书本里变成了一个虚无,所以,那天下去砸了我家门的恩里克·林恩带来的东西就成为我的一个最后梦想,他带来的是一瓶葡萄酒,一包吃的,和一张未知大学的支票。酒和食物是满足身体的欲望,但是未知大学的支票,是为了什么目的?或者说,未知大学到底是什么?那时是1994年了,而在这些梦出现之前,未知大学早就进入了我的世界,并且成为我的一种理想:在《坏事不会找上我》里,我在巴塞罗那的晚上“一个人喝醉”,“把我的钱花在未知大学/的某一边界。”在《你远走的心里》,我对“亲爱的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说:“至少/我找到了未知大学/殿堂中的一座!”在《赫罗纳秋天散文》里我说:“这希望我不曾寻找。这未知大学的无声殿堂。”

未知大学在某一边界,未知大学是殿堂,无声的殿堂,它是隐藏的秘密,它是内心的圣地,它是神秘的去所,所以当恩里克·林恩砸开了我的门,未知大学的支票似乎就成为一个看得见的希望,可是这还是一场梦,甚至当这个小心呵护的意象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噩梦般的严酷事实变得更加残忍,而所有的梦,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离开,都无法找到自己的未知大学——这53章节的梦就是一个隐喻,它写在那篇《文学散步》的小册子里,薄薄的小册子是“别册”——它被排除在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合集里,而那本合集就取名叫《未知大学》。

这似乎就变成了波拉尼奥命运的写照,1994年写作《文学散步》,那时的确已经40岁了,他必须回家,必须把书扔进水里,必须忍受背部的灼痛,而未知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远,就像那张模糊的脸,在每十年一变的拉丁美洲历史中,也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但是在四十岁之前,波拉尼奥的确离开了南半球,离开了拉丁美洲,离开了智利:1973年,他20岁,开始穿越拉丁美洲的漫长旅程,就在奥占斯托·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前几个月,他抵达智利,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于是在去康塞普西翁的途中被捕,但8天后因在拘留中心偶遇两位做警察的童年时代的同学而被释放;1975年,在返回墨西哥城途中,他与马里奥·圣地亚哥、布鲁诺·蒙塔内及其他墨西哥诗人共同创立了“现实以下主义”;1977年,他抵达巴塞罗纳,短居于格兰大道的一处公寓中,随后搬进塔耶尔斯街的单居室;1980年暑假时,他在卡斯特尔德费尔斯的“海之星”露营地做守夜人,接着搬家去赫罗纳;1981年,他遇见卡洛琳娜·洛佩斯,他们于1985年结婚……

这是波拉尼奥的现实,20岁抵达智利,24岁去往巴塞罗那,以及27岁回来,似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了离开和回来的历程,但是在这个如梦的过程里,波拉尼奥一直在寻找那个未知大学,而被烧焦的书,被扔进水沟的小背包便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境,那时他一直写诗,在诗歌里寻找殿堂,却最后发现那只是另一个梦境,一个混合着孤独和痛苦的梦,一个迷失在异域的梦,一个永远找不到未知大学的梦。“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那出没在所有的诗里。”这是波拉尼奥对于诗集第一部分的注解,这七个单元的诗歌写于1978-1981年间,当巴塞罗那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一个回忆,那个噩梦般的模糊的脸却始终无法去除。

那里有巴塞罗那的街道,但却是等待某物或某人的“废墟”,是“新旧大陆的屠场”,是一所“花瓶们伪装成”的地狱之门,而生活在巴塞罗那街道的那些人是谁?是穿着制服的警察,是跨上摩托车的姑娘,是长着雀斑的长腿姑娘,是吻着女人脊背的长发少年,他们都是噩梦的一部分,“噩梦从那儿开始,从那一点。/更远处,从上到下,都是噩梦的/一部分。”而在巴塞罗那的波拉尼奥呢?行走在正在下雨的奇特公路上,“雨:我只希望/焦虑消失/我正全力以赴”,期待的却是让雨来浇灭焦虑;坐在“自己的房间的中央”,一个人写诗,其他人看电视,而写诗只不过是为了“等待下雨”;生活没有钱没有爱也没有眼神,“我自己的哑/包围作品。或许只有瞎了,/才能抵达目的地,在那里‘我的才华’/表现为可燃的撕裂/我自己的脖子没入小说一雪。”口袋空空四处游荡,于是我总是期待“坏事不会找上我”:“我工作了十六个小时在野营地/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有2200比塞塔虽然挣了/2400我不知道那200哪儿去了/很幸福因为好久没有/这么多钱在兜里”;而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连身体的欲望都变得空无,“我只想写那些女人/在第5区小旅馆里的女人/用一种真实亲切诚实的方式/这样当我母亲读到/她会说的确是这样/那时我终于能笑起来/打开窗户/让假发进来/让颜色进来。”

女人似乎成为诗人的一种排遣,但是在一种身体呈现的欲望里,女人带来的无非是另一种沉没,“见鬼去吧,罗贝托,记住你再也/不能插进去/她有一种特殊味道/雀斑长腿/桃心木色头发和漂亮衣裳/实际上我现在想不起太多/那时她永远爱我/那时她让我沉没”欲望是直接的,是赤裸的,它只呈现为一种“插入”状态,但是这个陌生而模糊的城市,只有恐惧,只有孤独,只有被身体劫持的想象,“我是静止和骨头。/我是被注视的阴茎。/我是一切。/被她注视的阴茎。”被注视而失去自我的欲望,这像是一种阉割,但并不仅仅是新阉割,为了抵御那个噩梦般的现实,或者可以在文字里寻找一种安慰,那里有狄更斯的孩子们,有爱伦坡,有“帮过我的不仅是你的好意;还有/那种庄严的诚实,你的天真”的埃夫拉因·韦尔塔,有陶醉“在他的城市,/奔逃在雨中”的特奧菲洛·席德先生,有在佩尔·卡德纳尔这位法国游吟诗人那里得到的自由,“在你的词语前/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环。/躲藏在巴塞罗那的阿尔比派。/无论如何有歌与酒。/一只白色烟灰缸盛满指头。/在漫画中我们找到自由。(《想写什么写什么》)”波拉尼奥还专门献诗给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吉罗·德·博内尔,“已消失的游吟歌手/的笑 月亮在上弦期/75度旋转/愿你的词语忠实于你”^

但是,诗人、写作、自由,无非是梦境的另一面,那声音说:“而你的诗在腐烂”。而腐烂的不是自己的诗歌,因为那里的阅览室就是一个“地狱阅览室”:“在奇特的牲口棚深处,/书或肉块。/骷髅的肿胀神经/或印字的纸。/花瓶或门/通向噩梦。(《爱伦·坡的书房》)”阅览里有噩梦,有暴力,有颤抖,有嘲笑,所以即使写诗,也只不过是一种荒漠地存在:“杂耍艺人说:这里是荒漠。/诗写成的地方。”而荒漠之于巴塞罗那,不是诗歌和爱的缺失,而是“祖国”的迷失,1958年生于墨西哥的埃德娜·利伯曼,有过和波拉尼奥短暂的恋情,当她最终离开,留给波拉尼奥的是无尽的伤痛,而《献给埃德娜·利伯曼》里他喊出的却是:“我的祖国。”一切似乎都在寻找归宿,无论是一个女人,还是一种欲望,一种爱,一种革命,波拉尼奥来到巴塞罗那,其实并不是离开,而是为了回去,而当一切都被淋湿,一切都变成了恐惧,一切的身体和心灵都迷失,就像心中的爱人,“我的祖国”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荒漠。

“我写了一首叫《空女孩》的诗……/我生在四月,在一个灰色城市……(《铁桌子》)”这是一首有着“荒原感”的诗歌,四月、灰色和空心人,组成了波拉尼奥的荒原意象,而组诗之名《特洛伊的圣罗贝托》就是一种陷落:陷落的诗歌,陷落的爱情,陷落的欲望,以及陷落的祖国,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在记忆里,她总是在碎石路上跳舞,而且还拨开树枝对着在洞穴里的我微笑,但是在陷落的特洛伊,女孩变成了空心人,那里只有性爱,只有金钱,只有枪,只有梦,“我的格律我的直觉/我的孤独在旅程最后”。而一切的陷落就在于找不到那个智利女孩,无论是“在精华中生活着切丽塔”,还是美丽的萝拉,其实都已经异化为“空女孩”,他们“手里拿着匕首。/街上将一片空寂”,而最后的结局是:“会有一天人们在街上喊你:/智利人。/而你将三级三级地下楼梯。”
 
谁的手里拿着匕首?“那个混混二十岁,乡巴佬,小折刀在/智利人脖子上,二十五岁,此刻唯一的游客。//年轻人的黑色手臂,然而他的折刀并不闪光/因为在智利人脑中已经是钥匙。(《弯》)”没有归宿感的巴塞罗那,一间地狱阅览室,陷落的特洛伊,离去的“空女孩”,这便是被构筑起来的异域,而这个异域折射出那个叫智利“我的祖国”那种虚无感,“暴力就像诗歌,无法修改。/你无法改变一把折刀的旅行/或永远残缺的黄昏形象。”所以在这里靴子陷进雪里,一只苍蝇嵌在一只苍蝇里,一辆卡车从空森林驶来,而最终,“我们将抹掉/智利人在其中迷失的黄昏/在纯粹的巴塞罗那 雪/马群 孤独”。

这是“让我惊异也教我成长的巴塞罗”,这是“出没在所有的诗里”的巴塞罗那,这是找不到“未知大学”的巴塞罗那,而1980年的巴塞罗那就是一场梦,一场二十七岁时做的梦,而当波拉尼奥以回来的方式烧毁了那本书,并且扔进了水里,梦却依然没有醒来,依然没有让他找到家,梦却以另外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了“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个请走唯一的那条路,从A点到B点,避免在空虚里迷失……”A点到B点,不是离开和回来的距离,不是巴塞罗那和家的距离,不是北半球和南半球和距离,不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距离,它是唯一的路,却依然是迷失的路。小说《三文本》、《远走的人》,以及《赫罗纳秋天散文》,似乎都写在这样一种迷失里。那个十五岁的男孩挎着小口径步枪,那个驼背带着轻微汽水,那个英国的男人坐在贫民窟的露台上,那个红头发的女子看见了强奸案,还有检察官,还有警察,还有看营地的的人,他们制造了从A到B的距离,但是却不是出路,它永远通向未知,通向死亡,通向远方。

“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似乎只有幽灵可以逃逸时间,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是不是一种幽灵的存在?无政府主义者不需要只有正面的房子,不需要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格子,不需要恋爱的诗歌,当六人死于近郊,当女人不再是证人,当有理性的人和无理性的人都不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其实看见的是自杀者,“苏菲·波多尔斯基自杀已经很多年了……否则她现在应该有二十七岁了,和我一样……巴塞罗那被人遗弃的高楼,几乎就是平静自杀的邀请函……”又是巴塞罗那,又是二十七岁——1980年如幽灵又出现在20年后,于是这个梦不再醒来,于是A到B不再有距离,只有二十七岁定格成永恒,“唯一可能的场景是那个男人在树林的小路上飞奔。不知是谁眨了眨眼睛,眼前浮现出一间蓝色的卧室。此时的他二十七岁,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他现在二十七岁,走下公共汽车。前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曾经有个姑娘十八岁,“十八岁,已经很遥远了。她回到浴室。支离破碎的姑娘。”当A点到B点只剩下二十七岁,当上车和下车都在二十七岁,当或者和死亡都定格在二十七岁,其实一切都没有了悬念,“这个人很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而自己的所有梦想,所有激情,所有革命,所有回家的可能,都在1980年那个永远的二十七岁成为了“远走的人”:“8月渐盈的凸月。9月,我将孤身一人。10月和11月,我会去捡松果。”就像《二十岁自画像》里所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像我,没胡子/或有胡子,但都是拉丁美洲人,/把自己的脸挨上死亡。”

二十七岁自杀,二十七岁无政府主义,二十七岁下车,二十七岁长出了胡子,而当在《远行的人》里写下这个二十七岁的梦,波拉尼奥是为了让自己有限一次的醒来,“在我所失去的,无可挽回地失去的东西之中,我只想恢复日常写作的闲暇,那一行行的文字能够在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时,揪住我的头发,将我拽起来。”但是被“拽起来”而醒着,和自杀死去有什么区别,那里折刀的旅程还没有结束,那里的刀子还亮着光,“智利人被抢劫?不,是智利人遇到了强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剩下的故事完全遵从两个人物的自然反应:一个攻击,另一个望风。而这另一人,智利人,则甘拜下风,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蜕变。”

用自我牺牲完成蜕变,或者也在无限接近“未知大学”的神殿,于是复活:“诗歌进入梦/好像死去的潜水员/在上帝眼中。”当1980年的巴塞罗那已远,当十八岁的梦带着自己回来,当“我的祖国”不再是革命的梦想,也许只有诗歌才能完成“一个圆满结局”。1992年,波拉尼奥刚从巴塞罗那的巴列·艾博龙医院出来,当他见证了那些濒死病人的痛苦,当他目睹了艾滋病患者和过量吸食海洛因的姑娘们的死亡,当他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当他感受了病房里五花八门的布道,无政府主义者似乎找到了上帝,“一个诗人请求那些他爱过也曾让他不安的书,在将来的日子里保护他儿子。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反过来,请儿子在将来照顾这些书。就是让他去读。互相保护。就像某个常胜帮派的信条。”所以,面对正在慢慢长大的儿子劳塔罗·波拉尼奥,他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个时候他叫“父亲”,和那个梦中半成品的“父亲”不一样,这是回归个体的亲情,这是父子相关的影子,这是诗歌延续的希望,“你要读以前的诗人/珍惜他们的书/这是你父亲能给的/少许忠告之一(《给劳塔罗·波拉尼奥的两首诗》)”

“最终诗人像孩子和诗人的孩子。”没有十五岁的梦,没有二十七岁的死,没有四十岁时的灼痛,没有巴萨罗那的地狱阅览室,没有拉丁美洲的荒漠,只有诗歌,只有孩子,只有亲情,只有未来,像未知大学一样存在:

我儿子,代表所有儿童
在这片被缪斯遗弃的海岸,
今天兴奋而执着地满了四岁。

Tags: 未知大学 罗贝托·波拉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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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狼在放哨

编号:S47·2171120·1432
作者:【伊朗】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20元
ISBN:9787508675893
页数:224页

让-吕克·戈达尔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家》、《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如沐爱河》让阿巴斯在影坛上树立了地位,而在电影导演之外,阿巴斯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承接于古老的波斯诗歌传统,诗歌创作也早于他其他的艺术创作,被誉为“他那一代,或者那个世纪中最激进的伊朗诗人”。《一只狼在放哨》收录了阿巴斯全部优秀诗作500余首,呈现出对当下的冥思和关怀,阿巴斯从不写冗长的诗歌,他的诗句短小精悍而优美天真;他不写宏大的命题,只抒写平凡生命中的真与爱;他也从不给每一首诗歌确定标题,仿佛信手拈来,每一首都自成一个世界。他的诗既温暖又感伤,既迅疾又永恒,既抽象又细微,折射出诗人对世界的专注凝视和细致观察。”
《一只狼在放哨》:别夺去我你的在场

狼嚎。
狗吠。
我冷。

狼在嚎叫,狗在轻吠,而我感觉到冷。三个主体,三种动作,三个句子,以及三种状态,当诗句干净地出现,我们是不是应该还原一种场景?是不是想象一个背景?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大雪之后山川被覆盖,村子安静,或者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万籁俱静中忽然传来狼嚎,声音扩展开来,仿佛唤醒了一切,于是村子里的狗开始吠叫,一种对于狼的抵御,抵御中又带着某种惊恐,而我在听到了狼嚎和狗吠之后,感觉到分外的冷,仿佛世界沉寂着,只剩下动物的声音,毫无阻挡。

还原一钟场景,想象一个背景,似乎才具有某种故事性,但这种阅读中的构筑是不是违反了阿巴斯的本意?三句话六个字,是干净的,是短促的,但是却有着被忽略的意境,诗意简约或许就是阿巴斯追求的目标,同样描写狼,另一首诗说:“雪中的/饿狼。/睡在羊栏里的/羊。/门口的/看家狗。”一样是三个句子,三个主体,三种状态,但是却赋予了一个场景,果然是雪天,果然是村子里,果然是制造了一种紧张:饥饿的狼,觊觎着那些羊,而狗在家门口看护着羊,抵御着狼——当三个主体从各自的句子里走出,它们似乎构筑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景,但是在这寒冷的雪天,在这即将上演的争斗里,为何没有我?我到底去了哪里?

寻找我是不是一种徒劳?和狼有关的诗还有另一首,和书名一样的诗句出现在第一辑中,“一只狼/在放哨”,A wolf on Watch,黑色的字体就写在封面上,底下是一片橙色,而被切割的照片是一片雨雾,那里有苍茫的天,有滴落的雨珠,有排列成行的树,但是绝对看不到一只狼,一只放哨的狼,一只嚎叫的狼,当然刚看不到吠叫的狗,感觉到冷的我。当我不在,当狗缺席,当狼消失,这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场景是不是变成了一种不在场?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阿巴斯似乎也是一个不在场的符号,电影世界里我只看过他的《樱桃的滋味》,2016年的观影体验中有诗意,有哲理,有死亡,但是对于阿巴斯则是陌生的,是模糊的,而当这一本诗集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镜头后的阿巴斯和作为作者的阿巴斯是不是如那张封面的照片一样,是被切割的?作为导演的阿巴斯是不是和作为诗人的阿巴斯也是分离的?切割而分离,其实就是阿巴斯的存在的状态,当他在拍电影间隙写下这些诗作,当有着古波斯诗歌和俳句影子的三五句诗作构成了他的态度,当这些简单干净的短诗没有题目地存在,他是不是就在那个不在场的世界里寻找在场?

他不在场,在场的是自然,是意象,那里有一棵榲椁树:“榲椁树/在一座废弃的屋子里/开满了花。”那里有一棵老榆树:“一棵老榆树/一点儿一点儿/消失到/暗夜里去了。”那里有酸橙树的花:“酸橙树花盛开/在雨后/流动的河里。”那里有日出,“日出。/五时十五分/三十秒。”那里有烟雾:“来自/泥屋的/白烟/在蓝天里。”那些树,那些景,在诗歌里安好,还有那些意象:黎明是“黑母马”,它生下了“白驹”,日出的时候,变成了“白驹的尸体”,变成了“老鹰金色的眼睛”;意象是“灯笼光”:“挑水者长长的影子/投在开满樱花的树枝上。”意象是龙卷风,“龙卷风/卷走/牧羊人呜叫的水壶/越过山峰。”意象是天空撕裂“在破镜中”,是春天吹灭“神殿里每一根蜡烛”,是蛇“滑过它脱掉的壳/冷漠地”……

写实的自然,虚化的意象,当它们变成诗歌,真的没有了诗人的影子?那张书签夹在某一页和另一页的书中,也是一场雨,也是一棵树,也是一种苍茫的天,以及冷风冷雨中的自然,“秋天的第一道月光/射在窗上/震颤玻璃”,可是,这秋天,这月光的背后,却一定有人,一定有人看见,他在窗户的这边,他感觉到震颤的力量,同样在自然和意象中,谁看见了日出,谁注意了天空,谁把长长的影子写在夜里?一个人站在那里,似乎是不动的,似乎就在镜头后面,但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在背后变成了一只在放哨的狼,守着那片天,守着那个自然,守着诗歌的意象。

但那只是一只狼,A wolf,一只单数的狼,一只孤独的狼,一只叫“我”的狼:“从我的孤独/我寻求分享更大/份额的你。”于是,我从高山上,“捡走了/三个麻雀蛋/下山的路/好艰难”,于是,“下雪的早晨。/我出去/没穿外套,/怀着小孩的热情。”无论是下山还是出去,我总是一个人,像一只狼一样,独自守望,独自嚎叫,却也是独自冷。所以在没有题目的那些短诗里,阿巴斯却让自己走进了那片天地,而当他走出来走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不在场了。

阿巴斯:最终/剩下的/是我和我自己

“当我回到出生地”似乎形成了一个系列,那里父亲的屋子和母亲的声音已经消逝了,那里河流变成了小溪,没有儿童在水里游泳,那里童年的游乐场覆盖着废金属和生石灰,而更为缺席的是那里被改变的人,童年的理发师已经认不出我,年轻的面包师已经老了,“学童们/在工作和做买卖。/老师们/是贫困的顾客。”已经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大家很不耐烦地排着队,“向前扭来/拐去。”甚至那个她,也只是徒劳地问候。榲椁树已经不再结果,白桑葚已经被出卖,大西克莫槭树变小了,桑树正被人砍掉……一切已经改变,人和物都在我曾经的世界之外,那么当我回来,我是不是一个不在场的人?

孤独或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陌生,“最终/剩下的/是我和我自己。/我自己冒犯我。/没人来调解。”自己和另一个自己,才能确认在场,但是这种在场只在诗歌里,只在句子中,只在一只狼的嚎叫里,“今天/我的信仰是/生命美如斯。”回来而陌生,孤独而富有,或者陌生而回来,富有而孤独,也许正是阿巴斯在现实遭遇中看见的矛盾体,而这些矛盾体也构成了思想的在场。“犹豫,/我站在十字路口。/我唯一知道的路/是回头路。”十字路口是一种选择,而选择提供的是唯一的路,阿巴斯就在这辩证的世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失去/我得到的。/我得到我失去的。”失去也是得到;“我屋子的阁楼/充满我很享受的/无用的东西。”有用也是无用;“午夜。/我日记里记录的/一部杰作。/日出。/彻底的垃圾。”杰作就是垃圾;“要抵达天堂/你得穿过地狱。”苦难即是幸福……哲理de 世界里,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释然,是一种缺失,也是一种得到,所以不在场也是另一种在场:“在最黑暗的夜里/死胡同尽头泥墙上/盛开着一朵/茉莉花。”

像一个希望,在没有路的尽头变成了新的方向,而在这个新的方向里,“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她,看到了他们,以及它——就像站在镜头之后,阿巴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存在,看见了不同的人,那里的樱桃树林里有老修女和年轻修女,老修女独个儿吃早餐,她听到了水壶的鸣叫,年轻修女是六个矮修女,她们走在高高的西克莫槭树中间,听到了乌鸦的叫声;一个男人沉睡,一个女人醒着,他们之间“没有充满爱意的抚摸的希望”;五个孕妇在候诊室里,一个孕妇默默流泪;小孩睡在自己的小手上,疲倦的男人在行走,老村民听到了少年的呼喊,发烧的孩子望着雪人,两个妓女在离开教堂后争吵,掘墓人吃面包和芝士,三个少年的坟头雪已经融化,煤矿工人的眼睛被雪的白色刺痛,村民和受伤的动物走在一起,背着一驼棉花……而它们呢?蛇过街的时候“不望望左右”,铁轨上有一只沉睡的蝴蝶,饥饿的乌鸦凝视月亮周围的庄稼,鲑鱼不知道河流的终点,蛀虫放弃了苹果寻找新的目标……

他们在奔波,它们在忙碌,他们在生活,它们在生存,他们和它们组成了一副真实的场景,但是这真实的世界里,却有着悲苦,有着无奈,有着唏嘘,有着茫然,而当我用镜头看见他们,是不是也看见了我自己?“在一百个过路人中/只有一个驻足/在我的牲口棚前。”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出现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忘记他们,“原谅和忘记/我种种罪过。/但/不致于使我自己完全忘记它们。”没有忘记是为了存在,但是这何尝不是和我一样的孤独?和我一样的现实?当那些人离开,雪后的土地上只留下过路人的足迹,“他还会从同一路线/回来吗?”这样的疑问其实也在问我,而即使回来,在一只狼的嚎叫中,我也无法坦然面对那个我的出生地,所以这与其说是一种期盼,不如说是一种感叹: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

所以当从《一只狼的嚎叫》到《随风》,两辑诗歌里都是回不去的现实,都是孤独的存在,而在《风与叶》中,这种孤独就变成了“我”的离开,变成了真正的不在场,月光下的葡萄酒杯空了,两封信找不到收件人,一首叫《冬天》的诗歌冻结在挡风玻璃上,穿黑衣的人向遗体告别,野草不认识老树,幼树对斧头一无所知,司令的制服在衣柜里被蛀虫吃掉了,我去那个农场,没有农事没有农民,只有一个无头的稻草人。当冻结的地面上没有过路人的踪迹,当人行横道上“躺着/某个人的纽扣”,当溺水者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世界/献出泡沫”,当在大炮开火时士兵“失去他的手指/和耳朵/和眼睛/在眨眼间”,他们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我在他们中间,也是缺席的,也是不在场的,“我向树/致以最大的/敬意。/它掉下一片叶子/也许是作为回应。”

走上去是十级台阶,是一个楼梯口,再走上去,是十级台阶,是一个楼梯口,再走上去,也是十级台阶,一个楼梯口,循环,持续,最后是“没人开门”。世界没有了呼应,他们在哪里?她在哪里?存在成为一种茫然的状态,而爱情呢?似乎也变得空洞:“我屋子/有四间卧室。/其中一间卧室里,/靠边,/在一张双人床上/我独个儿/睡。”我的房子是寂静的,我在等待一个女人回来,但是我最后成了自己的客人,最后成了自己世界的“不速之客”,虽然我一直希望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左边/或右边,/前面/或后面,/跟我在一起吧。/别夺去我你的在场。”但是“你的在场”在空着的半张床里,永远是一个童话。

实际上,阿巴斯在宛如一只狼的守望中,看见了这个世界的权力畸变,看见了欲望的变异,看见了社会的放逐,这或者才是不在场的根源。“在词典里/社会主义/紧跟着/香肠。”但是在这个没有同情的人身上,只有掌权的快乐,演木偶戏的人总是被吵醒,非凡戏剧的高潮由临时演员决定,打破沉默的只是一个聋哑人……这样的现实“抽干我们”,而真理“不路面”,于是通往善的一条恶的道路,于是一种微笑总和一把匕首在一起,于是整夜思考不如整天睡觉,于是“狼嚎。/狗吠。/我冷。”——一只狼不再放哨,一只狼不在守望,于是世界变得可怖,变得冷寂,而最后连可以写的诗歌都变得面目全非:一行诗遗失在海滨,一首诗被人从邻居晾衣绳上偷走,一首诗被铸造厂打造成硬币,一首诗换来一把弹簧刀,于是,“诗歌商人/在没有帆的船里/走私诗歌。/海员/把过剩的诗/倾倒进海里。/药房用诗歌作零钱/找给顾客。”而真正的诗人变得无名,人口调查员却宣布一共统计了十二万四千个青年诗人。

一首诗和另一首诗,一个诗人和另一些诗人,前者的孤独变成了后者的批量生产,前者的单数变成了后者的复数,所以诗歌何在,诗人何在?风在凛冽地刮着,雨在冷寂地下着,雪覆盖了村庄,村民死在了无言中,那个时候或者听到一声狼的嚎叫也是一种活着的证明,“在我童年的旧鞋里/永远藏着/一两首未完成的诗。”只是写下,无题地写下,短促地写下,只要是一个诗人,只要是一首诗歌,那也会像那只狼一样在山谷中,在雪地里,在黑夜中嚎叫,一种声音的宣言,是孤独而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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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岛

编号:C38·2171120·1431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ISBN:9787532773251
页数:450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情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日记,这些属于翁贝托·埃科的神秘标签在《昨日之岛》上再现。一六四三年的炙热夏天,一艘负有寻找一百八十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阿马利丽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遇难。船上的幸存者罗伯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被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达佛涅号”,罗伯托依靠船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埃科为读者交代了罗伯托的前半生——牵动全欧的卡萨莱城争夺战,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教会悉数登场,各国以寻求经度的秘密为目的的间谍战,在那个世纪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交锋……
《昨日之岛》: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我”之存在,就没有了“我思故我在”,所以“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他”还是“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侏儒”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我”:当罗伯托从“阿马丽利斯号”爬上“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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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梦之结

编号:C54·2171120·1430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544754712
页数:414页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春梦之结”:“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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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的闯入者

编号:C54·2171120·1429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532158089
页数:204页

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被杀,黑人路喀斯受到怀疑,被抓入狱中,曾得到路喀斯帮助的白人孩子契克不相信他是凶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小伙伴及一位白人老太太卷入案子中。他们从死者的坟墓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为排除路喀斯的嫌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契克用事实说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律师舅舅,帮助路喀斯洗脱了罪名。依然是黑人和白人,依然是南方和北方,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晚期的一部“侦探小说”,其主题仍然是种族歧视,“要是他(路喀斯)先就当个黑鬼,只当一秒钟,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秒钟,那该有多好啊。”小说中对南方种族矛盾的分析以及种族融合的争论,体现了福克纳的种族观念,成为表达福克纳种族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坟墓的闯入者》:他们早就判他有罪了

总有一天路喀斯·布香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而且跟白人一样免受私刑的绞索或煤油之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跟白人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投票选举,把孩子送到任何地方白人孩子上学的学校,像白人一样到任何白人旅行的地方旅行。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
        ——《第七章》

黑人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黑人可以免受私刑之苦,黑人可以投票选举,黑人可以送孩子到白人学校上学,黑人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不管是“可以”还是“任何”,彰显的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平等,可是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的黑人面前必须站在白人,或者说,为什么黑人不可以去除白人世界这个背景?所谓自由,是不是还是一种黑与白的对立?甚至还遥遥无期。

因为那是“总有一天”的事,它指向那个看得见却遥远的未来,指向最终的终点却不是现在,所以列文·史蒂文斯律师在对外甥契克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转折:“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句号之前的“可以”和“任何”,句号之前的“总有一天”,句号之后的“但”,它们没有因为句号而隔开两种状态,句号和句号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星期六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它们中间可以插入白人的错误,插入那一座空空的坟墓,插入被关押和被释放的囚犯,插入言说中的希望,但只要“总有一天”不发生在下星期二,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也还是黑人。

史蒂文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确定的星期一,星期六之后是星期日,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但不会是紧接着的星期二,更不是是下个星期二,星期二永远是未来时,永远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关于白人,关于大地,永远在发生的是那一种象征仪式:“但最主要的是,空旷的田野本身在今天五月第二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刻里每一块都应该具有千篇一律的不断重复的大地的生命的象征———组宗教典礼似的几乎具有神秘意义的千篇一律绝无二致的形象像英里里程碑那样把县城跟县的最边远的地方连结起来:”千篇一律、不断重复,大地的生命象征和宗教有关,和历史有关,当县城跟边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是不是会取消自由的意义?大地之北的北方,大地之南的南方,也可以在这个确定的、仪式化的星期一联结起来?

其实是充满着疑虑,斯蒂文斯说到的自由,说到的和平,是需要一种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的问题,而且它从来不指向个人自由,“我们不抱任何把握地希望我们的原子弹足以保护一个跟诺亚方舟一样过时的观念”,那是群体,那是民族,那是国家,但是当自己的自由强行交给“第一个出现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也会摧毁那自由,个体的存在意义反而在所谓的群体世界里变成虚无,而他即使幸存下来,也只是有一个叫“桑博”的统称,在这个对黑人带有贬义的统称里,“他们置之不理的根本不是一个死亡甚至也不是对路喀斯而言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一个路喀斯,上万个桑博之神的化身中的路喀斯”,看热闹的人群似乎正在经历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冷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代表,一个桑博之化身,一个杀死白人的黑人,一个名叫路喀斯的人,“也不仅仅是一个路喀斯而是路喀斯:桑博”。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星期二的星期一,斯蒂文斯说到自由与和平时,用模糊的方式回应着遥遥无期的“总有一天”,回应着“这不会是下星期二”的否定:“谁知道呢?”——谁?知道什么?缺乏了主语,缺乏了事件,在一个充满了大地的象征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斯蒂文斯所谓的同一性又在哪里?“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捍卫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的生活方式,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同一性,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只是出于单纯的绝望只好自愿地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间的自由以便使之继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距离星期二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另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他的对面站在另一个听众,在说者和听者组成的对应关系里,其实是看到了目标,至少他们是站在了一起,站在同一性面前,而且,他们都是白人:舅舅斯蒂文斯和外甥契克。

他们站在同一性面前,这个同一性是他们站在南方的土地上,是他们同样是白人,是他们面对同一案件,以及他们同样是“坟墓的闯入者”。当星期六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当星期天会有葬礼,当星期一举行仪式,当星期二遥遥无期,那个坟墓注定关乎着生和死,关乎着黑与白,关乎着南方与北方,关乎着自由和道德,甚至关乎着打开和合上。里卡多尼亚教堂的坟墓里应该有一个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管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荣耀,不管他以前遭受了什么样的困苦,在死亡的那一刻应该是最后的终点,可是死去的是文森·高里,臭名昭著的高里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一群全国上下都闻之色变的“好斗分子和打狐狸的猎人做威土忌酒的人”。“随便哪个白人都可以从背后枪杀可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一家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已经因为当逃兵而又武装拒捕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一年还因做威士忌酒在州立劳役农场服过刑,还有一大堆堂兄弟表兄弟和姻亲们占了县里整整一个角落他们的总数恐怕连老奶奶和没结过婚的姑妈姨妈们都没法随口说出来”。那不带标点的句子必须一口气念完,长长的词语组合会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高里家族本身的象征意义一样,“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

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死去的高里代表着不可侵犯的家族利益,二是他代表着白人,三是从背后杀死他的人是路喀斯,是一个“黑鬼”,桑博的路喀斯,四是,“处以私刑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对于同一性最大的蔑视,无光是白人和黑人建立起了对立,而且私刑之惩处和公开判决形成了另一个对立,“事实上真正要问为什么的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危机以至不从背后枪杀一个白人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白人中他偏偏要挑一个姓高里的人来开枪又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偏偏要在第四巡逻区干这件事。”还是没有标点的压抑,在舅舅对契克说话的时候,契克听到的就是这样不允许插入一种舒缓和停顿的语气,而且也不允许在案件中插入县治安官,插入律师,插入法律,“甚至连县治安官汉普敦先生他们都并不完全相信高里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晚上不打算把路喀斯从监狱里拉出来”——处以死刑,就是活活烧死,以死偿还死。

但是对于契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传闻,当他从操场的那场球赛回来,当他穿过广场,就听到了路喀斯杀死了文森·高里,而这个听说的意义就像舅舅对他说的那样:“他们总算在他这一辈子里让他当了一次黑鬼。”不是他杀死了一个人,而是他作为黑鬼杀死了一个白人,这是和肤色有关的谋杀,和种族有关的对立,所以路喀斯成为一个“黑鬼”,甚至成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桑博”,完全是一次命名,“他们”的命名。在这个县里,几乎每一个白人都在期待这样的命名:“我们得首先让他像个黑鬼。”这是第一次命名,仅仅是“像”,而在“像”之后是第二次命名:“他得承认他是个黑鬼。”而第三次命名就变成了:“那时候我们也许会按看来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方式去接受他。”这是白人的合理逻辑,这也是南方的理念,就像白人女人必须称为“夫人”,白人男人称为“先生”或“老爷”一样,命名就意味着被命名。所以在被命名的世界里,谁来帮助保护一个从背后枪杀白人的黑鬼?“在整个南方都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了。”但是当返回可能的枪杀现场,那把德国鲁格尔自动手枪真的在路喀斯手上?他站在尸体旁边口袋里有刚发射的枪,即使他否认开过枪,即使在两分钟内被抓住,即使被押到监狱的时候没做任何说明,甚至对律师也缄默不语,这沉默的背后一定是那个符合他们命名的谋杀案?当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一切的真相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是黑鬼,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黑鬼,因为整个南方都没有帮助他的人,“黑鬼表现得像黑鬼,白人表现得像白人,一旦泄了愤双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恨”。但是契克只是听说,他所认识的路喀斯是曾经在冬天的小溪里救过他的路喀斯,是曾经送给他一加仑高粱蜂蜜的路喀斯,那时的路喀斯是“当了黑鬼”的路喀斯?六岁的孩子,是白人的孩子,他一定无法逃避上一代建立的认知体系,所以当冬天的第一场寒流里路喀斯从小溪里救起契克,而且把食物给了契合,那时契克和他卷入的是一场特殊的“胜人一筹游戏”,他闻到了屋子里属于黑人的气味,“他一直在闻这种气味,他还将永远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他作为南方人所接受的传统中的十分丰富的一部分;他甚至不必去排斥那气味,他只是不再闻到它就像长期抽烟斗的人从来闻不到已经成为他的衣服和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一部分的冷漠而呛人的烟油”,所以为了不欠人情,他要将硬币给路喀斯,路喀斯拒绝了,于是那硬币叮叮当当地掉在了地板上,对于契克来说是蔑视,而对于路喀斯来说,则是侮辱。

金钱偿还人情,这或许是白人世界建立的逻辑,而面对六岁的契克,路喀斯说出了一句话:“捡起来!”是命令?而当契克和艾勒克·山德“在靠近地板的阴影里俯下身子乱转起来”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执行,而其实当他俯下身的时候,那种上一代建立的逻辑体系慢慢在解构,在一个黑人面前低下身去,对于契克来说,仅仅是关于人情的偿还问题,所以他把几个月省下来的钱给路喀斯的老婆莫莉买了连衣裙,以为相互扯平了,但是路喀斯却又送给他一瓶新鲜的高粱蜂蜜,“他走了有多久?他为什么不等我?”这是契克问妈妈的话,那香甜的蜂蜜曾经也是外公麦卡斯林送给他们家的,所以在这种续承的关系里,契克体会到的不是分歧,而是一种童年生活的同一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喀斯和他的那个“胜人一筹游戏”结束了,“就是这样了因为他自由了,那个三年来使他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心神不安的人已经走出他的生活。”走出生活其实就是走出上一代人的认知,就是走出白人的命名,所以关于把钱扔地板上的回忆,路喀斯问的是:“那是我吗?”而即使反过来,契克也会问:“那是我吗?”

疑问意味着消融,所以当那个杀死白人的案件被听说的时候,当看见路喀斯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契克成为一种唯一:“因为在所有的白人中唯有他是路喀斯从现在到他被用绳子绑着拉出牢房拉下楼梯之前可能有机会说上话的人唯有他可能会听见对方眼睛里没有声音没有希望的迫切恳求。”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读懂,所以当他提出打开坟墓看看文森·高里身上的子弹孔的时候,契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种抵达真相的同一性。“请他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十七英里(不,九英里:他记得他至少听到这句话的)在黑夜里冒着被人抓获他在亵渎死者坟墓的危险而死者的家人已经箭在弦上一心要发泄那绝对的疯狂而血腥的愤懑,”不是句号,是逗号,一场冒险开始了,但是契克不是“独自一人”,成为“坟墓闯入者”的还有其他的人,黑人,白人,男人,女人。

他们是和契克总在一起的山德,童年的同一性当然在山德身上的到了体现;还有哈伯瑟姆小姐,她和路喀斯的妻子莫莉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的姐妹;还有舅舅,没有参与行动,但是一直没有组织契克,而且告诉了契克什么是同一性,而且在坟墓打开之后发现没有高里尸体的时候一起进行了调查;还有县治安官,当坟墓闯入者发现了死亡悬案的时候,治安官也一起深入调查,从而彻底解开了这个坟墓之谜——他们所做的是两件事:“亵渎该地区一位子弟的坟墓以便挽救一个黑人杀人犯免遭报复。”当坟墓打开,当闯入者进入,星期天下葬的高里根本不在里面,躺着的是从克罗斯曼县过来的买木头做小本生意的蒙哥马里。

真相在哪里?谁真正死了?“不管是谁,那个非得杀害文森·高里的人还必须把死了的他挖出来然后另外再杀一个人去放在他腾出来的坟墓里以便使那个杀害他的人得以安宁;而文森·高里的亲人和邻居们又不得不杀死路喀斯或某个人或随便什么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以便他们能躺下来,平静地呼吸甚至平静地悲痛从而得到安宁。”其实当他们成为坟墓闯入者,所谓的动机,所谓的理由,其实都从这个奇异的结局面前退去了,即使县治安官下令挖开前一晚盖上的坟墓发现第二次打开的坟墓空空如也,即使在远处流沙区发现了高里的尸体,即使最后凶手身份揭晓是文森的亲弟弟克劳福德,但是“坟墓闯入者”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还原个案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同一性”。

“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有同一性才能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持久永恒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科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最低限度的政府与警察,也许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种在危机时刻难能可贵的民族性格——”这是舅舅对契克说的话,作为律师,他其实一直在某种道德前徘徊,他说“我不替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杀人犯辩护”,但他却不阻止契克成为“坟墓闯入者”;他问路喀斯:“你,一个黑鬼,拿把枪去纠正两个白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行为。你指望什么?你还想指望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第二个“坟墓闯入者”,他和治安官在高里父亲的阻止下依然打开了坟墓并且在流沙区找到了尸体;他像“他们”一样称路喀斯是“桑博之神的化身”,却又指出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错误:“我们必须自己来惩罚自己来废除,完全由我们自己,不要帮助,甚至不要建议”;他认为一切的自由不是在下星期二实现,但是却提出必须通过“立法来给路喀斯·布香以自由”……

所以契克的成长,舅舅的转变,以及那些“坟墓闯入者”的加入,使得这个白人之死的案件慢慢走向了“下一个星期二”,走向了同一性:“他无所求只希望跟他们不可更改地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同一个耻辱如果必须有耻辱的话,同一种惩罚因为必定会有惩罚的,但高于一切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持久的坚不可摧的同一性:一个民族一颗心一片土地:”最后是冒号,就是保留希望,不是遥遥无期,是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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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血家园

编号:C28·2171103·1428
作者:廉声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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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33943011
页数:403页

小说故事发生在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江南小镇金城,主要描写开茧行的罗家三兄弟罗安文、罗安国、罗安本在撤往浙西后与日军展开抗争的经历。战局急迫,为躲避战祸,各怀心事的罗家三兄弟同一天乘车撤往浙西山区。老大罗安文受省主席重托,要组织当地民众破坏公路,以阻挠日军长驱直入;老二罗安国积极组织敌后抗日队伍;老三罗安本则带着蚕桑学校的学生及教具,欲坚持敌后办学……罗氏三兄弟在与日军的抗争中,或相与携力,或互有交锋。亲情、友情、爱情,在多年的战乱与流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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