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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编号:B22·2170219·1370
作者:【战国】墨子 等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9.90元
ISBN:9787101107548
页数:583页

《墨子》是战国百家中墨家的经典,是由墨子门人后学记录辑集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略晚于《孟子》。《墨子》原为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家的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涉及哲学、逻辑学、军事学、工程学、力学、几何学、光学,先秦的科学技术成就大都依赖《墨子》以传。《墨子》批评儒家的礼乐和天命观念.揭示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人之言也”,肯定了“强力从事”的命题。但同时主张“明鬼”、“天志”,反映了墨家思想的内在矛盾。汉代以后,墨学几成绝学,直到清代,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墨子》:必择务而从事焉

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
       ——《杂守》

每一个人能发挥自己所长,能各司其职,那么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就能达到守城的目的,就能让“非攻”在防守意义上得以实现。这是墨子反对非正义侵略战争的实践指导,是防御战的正义性所在,而其实要打赢防御之战,墨子在战争的性质上就已经明辨了是非,就注解了成败。

他在对架了云梯进攻宋国的公输盘说:“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相对于弱小的宋国来说,荆国是一个强国,强国要“争所余”,看起来是为了荆国让老百姓得到自己的东西,但是“无罪而攻之”,就已经丧失了“仁”,而在抢夺过程中,即使得到了东西,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是不不忠、不强、不智的表现。所以在这场非正义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墨子的解读试图要化解这一种不仁、不忠、不强和不智的冲突,在云梯无法被撤出的情况下,墨子并不仅仅停留在论战的层面上,而是以自己的能力亲自指挥战斗,他解下腰带为主城池的样子,用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当公输盘多设计机巧多变的方法,却总是被墨子一一化解,直到公输盘进攻器械用尽,“子墨子之守国有余”。

这或者只是一种攻防的演练,而实际上,墨子的确做好了守城的准备,他告诉公输盘,似乎看起来这场战争是我阻止了你们,你们只要杀了我,宋国就能攻下,而其实,“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拿着守城兵器做好了准备,等到楚兵入侵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击退他们。的确,正如年墨子所说,守城并不仅仅是一次演练,也并非仅仅是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防御,而是在各个环节上都做好了充分准备。面对进攻时可能用到的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辕辐、轩车等十二种进攻方法,墨子提出了十四种守城之法,“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虽善,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在这个基础上,“备城门”是从大至城门机关、堑壕吊桥,小到一矛一矢,乃至后勤安排、士卒生活细节等等上做好准备;当敌军积土成山、居高临下发起进攻时,则以“备高临”的方式建高城、备强弩,将精巧的防御机关和武器协作使用,便可挫败敌人攻势;“夹而射之,重而射,披机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汤以济之”的“备梯”之法,应对敌军掘水灌城而采取的挖堑防水、掘井泄水、主动性的驾船出击、冲破敌军堤防的“备水”之法,牢固守卫城墙上“突门”的“备突”之法,在隧道里开展防御的“备穴”之法,化解敌人如成群蚂蚁般强行爬城的“备蛾傅”,以及守城战斗中各种旗帜的智慧、具体人事条例禁令的执行,都建立了严密的防守体系,以达到将侵略者挡在城外的目的。

这是守城从理论战略走向实践战术的努力,虽然在这场防御之战中宋人对于墨子采取的是“不内”的态度,使得墨子发出了“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的感叹,但是,墨子在抵御荆国的进攻最终化解宋国的外患时做出了贡献,而这一贡献不仅让他积累了他防御作战的经验,也充分展示了他“非攻”的思想,在“杂守”中,墨子尽管提出了守城战时若干零碎但不可忽视的细节,但是“使人各得其所长”的用人原则,其目的却是为了实现“天下事当”、“天下事得”、“天下事备”、“天下事具”,这一种各司其职的存在,是为了响应“天下”和谐存在,更是回响着墨家“尚贤”的思想的强音。

天下事当然是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却取决于天上之志,从天下到天上,是墨子对于天道法仪的皈依。墨子提出存在于天子之上的天,他认为天是比天子更尊贵和更有智慧的存在,“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是处处存在的意志,而天志的具体表现则是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而天的这种义,是必须通过天子才能得到实现的,“夫明摩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但是天子并不是天,“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如果把天子简单等同于天,那么人世间的灾害就未能免除,真正要让天志得到体现,就必须让天子顺天意,就是“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而不是“其事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顺天意者,“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而相反则是“别而恶之”,“交而贼之”。

很明显,所以天子的意义就是实行义,就是拒绝不义,就是顺天意,而不是反天意,墨子认为,只有天子顺天意,那么就可能“赏之”,否则就是“罚之”。墨子在天意的顺逆之中提出了两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一种是兼,一种是别,“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就是同样对待,别就是有所区别,而兼之为道就是一种义,别之为道就是一种力:“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义政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力政者则与此异,言非此,行反此,犹倖驰也。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贵者傲贱,多诈欺愚。此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三不利无所利,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

天之志,是义之经,义之本,是兼之爱,要想免除“鬼神之诛”、“鬼神之罚”,就需要遵循天意,所以实际上,天子的意义就是把天意化为兼爱的行动,播撒到天下之百姓身上。所以天子在墨子看来,并不是真正的权力统治者,他是天的代言人和实践者,所以在治理国家方面,要处处顺天意,处处实践义。“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这是天子“亲士”的表现,“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这是君子“修身”的实践,“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这是为政“尚贤”的做法。

墨子:遵天志而反天命

而凡此种种,墨子试图建立的就是一个“尚同”的社会。“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尚同就是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这是一种平等观,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样的态度下,墨子反对“天命”,一方面他从用本、原和用的“三表”来驳斥天命之存在,就“本”而言,上古时代,社会和百姓不改变,而汤、桀之时有治乱之别,可见是缘于统治者所采用的政令,而非得之天命;就“原”而言,如果有耳闻目见便可称为存在,那么,自古以来没有人见过或听过“命”,所以是不存在的,同时,先王的书中也都记载是没有天命的;就“用”而言,从“三代之暴王”,到“三代之穷民”,到“三代之伪民”,都不纠正自己的罪恶,反而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最终招致亡国杀身之祸。所以,对于有“天命”的说法,“不可不疾非也”。而另一方面,墨子认为,那些“执有命者”其实是违背了天意,“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天命是天道之覆,因为他们认为,“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一切都是注定的,而这种注定就分出了贫和富,分出了众和寡,分出了治和乱,分出了寿和夭,也就是说,这样的天命是一种“别”,而不是兼,区别对待,以天命为借口,当然是抹杀了天志的平等观,“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这种天下之大害终变成了“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的现实,而这就彻底否定了他提出的“兼爱”思想。

墨子考察天下之乱的起源,他认为就是“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不想爱就是别,别就演化为一种暴力的“力”,“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而天道法仪要求“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所以兼爱的意义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就是告别“别之”,就是“尚同”,所以人要做“兼士”,而不要做“别士”,君王要做“兼君”,而不能做“别君”。

分出了兼士和别士,兼君和别君,也就为他提出“非攻”创造了条件,非攻是墨子“兼爱”学说的具体化,在当时的霸权社会中,那些强国动用自己的力量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是得利而亡义,“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子墨子言曰: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所以仁人要拥有天下,就必须“反大国之说”并且要阻止战争,因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非攻”只是尚同思想的一种实践,是兼爱的具体体现,而其实对于墨子来说,在国家治理上,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也是体现着一种“尚同”的平等观。

所以他认为,一个国家需要“节用”,“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就应该节约,节约饮食,节约舟车,节约蓄私,只有节用了,“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节用的反面是过度,墨子反对厚葬,“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他制定了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甚至墨子认为,音乐也是一种浪费,一种过度,在他看来,制造乐器会花费百姓用于衣服食物的财用,演奏音乐会占用百姓从事生产的时间,欣赏音乐会使统治者疏于治理政务,所以音乐虽能使人愉悦,却上不利于天,下不利于民,完全是无用的:“乐之为物,而不可不禁而止”。

节用的目的是“利人”,利人是爱人的表现,爱人是兼明,是尚同,是一种平等观的体现,所以起初同为显学的墨家最后开始反对儒家,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所谓仁义其实只是一种“丧天下”的做法,墨子对程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儒家的婚丧礼节,是“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儒家的天命观其实是一种等级观,儒家的各种繁文缛节其实都是表面上遵循仁义,实则是谋利害世的行为,所以儒家实质上是“儒者实是“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把孔子家欧洲哦“孔某”,是墨子对于儒家学说的一种鄙视,同时也为自己的兼爱、非攻的“尚同思想”找到了一种反面典型。

无论是国强国弱,无论是民贫民富,墨子把“爱人”、“利人”归结为一种天意,从而消除差异性,建立一个尚同的社会,“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也。”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无论是兼爱,还是非攻,无论是节用,还是非乐,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防守抵御别国的侵害,其最本质的意义是一种实用主义,也就说一种选择,一种权衡,“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权衡的目的是公正,而这种公正性就在于一种主动趋利避害的选择,“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所以付诸实践的选择观在墨子那里就是一种灵活的处事态度,就是一种“择务而从事焉”的选取实践:“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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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编号:Z53·2170219·1369
作者: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53.00元亚马逊25.10元
ISBN:9787101092080
页数:736页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全书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国语》:君子能劳,后世有继

“劳”是什么?为什么“能劳”就能使“后世有继”,语出自公父文伯之母,这一句对季康子的话其实建立了一种关于君子德行的逻辑链条,在《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中,公父文伯之母进一步阐述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劳则思,思则善心生,也就是说,劳的间接意义是能够思考,而思考则带向了善的一面,这是一种积极的思维,而在相反的方向来说,不劳而逸,逸则淫,淫则忘善,没有善,当然会产生恶。

劳和逸是君子的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方式产生思和淫这两种态度,而两种态度相异,越走越远,并最终走向了善与恶的对立。一个普通妇女的善恶观虽然逻辑性并不严密,但是却指明了作为君子的取舍之道,所以孔子闻之而叹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公父文伯之母能爱而无私,能上下有章,孔子把这种品德称作是“知礼”,而其实季氏之妇并不只是简单的之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这种两分法道出春秋时期如何巩固政权的宏大叙事。

劳和逸,思和淫,善与恶,其结果是兴与不兴,仿佛每一个君子都应该站在这个两分法的分叉道路上审视自己,从而对于“邦国成败”有一个判断,《国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十二年西征犬戎,下至智伯被灭的五百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兴亡胜败似乎都取决于君子做出的判断,而判断之肯定与否定,就需要审时度势,就需要做出选择。在周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时身为司徒的郑桓公向史伯咨询逃死方略,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做出预测,建议郑桓公将妻子儿女和财产寄托在济、洛、河、颍之间。《史伯为桓公论兴废》中记载了史伯的分析,如果撇开对郑桓公私人性逃亡的建议,在剖析周王朝衰微的原因时,虽然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宿命论,但是他提出的“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的观点”,也很好地诠释了“君子能劳,后世有继”的思想,“天之所启,十世不替”,但是为什么周朝会走向衰亡?史伯认为,“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而这或者也是一种表象,实质上,他认为最重要的错误是“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就是取长补短,就是和而不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如果世界只有一种音符就不能谱成乐曲,只有一种颜色就不能构成绚丽的文采,只有一种味就不能形成美味,只有—种事物就不能集合众事。所以,同其实是不变,不思,当然最后“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的时候,君子也被淹没在这种恶之中,故而越来越衰弱,故而无法听进去别人的劝谏,当然最后也在“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中坠入失败。“去和而取同”的错误观,其实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境,当春秋时代诸侯纷争的时候,就是把历史推向了一个和而不同的阶段,如果还是不求改变,一意孤行,就只能走向毁灭之路。

而在三卷的《周语》中,这种“去和而取同”的错误随处可见,“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当周穆王准备征讨犬戎的时候,祭公认为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他认为,“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这种“耀明文德而不显示兵威”却并没有让周穆王停止征讨的脚步,而结果是“王不听”,征讨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却失去了邦国的朝见,“自是荒服者不至。”同样,《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中,密康公母认为,“小丑备物,终必亡”,而同样是不听,“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邵公谏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结果,“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虢文公谏周宣王:“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结果也是“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干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这样一种“王不听”,就是在变化的时局面前一意孤行,就是不善于“劳则思”,当然不善于生出善心。在《周语》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章”、“邵公谏厉王弭谤章”、“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章”、“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章”、“仲山父谏宣王立戏章”都是记载西周卿士大夫讽谏周王弊政,但最后这些周王都在“不听”中走上了另一条路。而其实,在周王的“不听”中,有着一种对于自下而上劝谏不理睬的君王作风,这种作风看上去是对于“夫政自上下者也”的实践,但是在统治的内在逻辑上,却犯了另一种错误。

“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这是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章的观点,敬王命是一种顺道,但是后半句则指出了这种顺道的道德要求,那就是“成礼义”,什么是德?“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提出了德的四种标准,那就是忠、信、仁、义,忠是用来分配资源的,仁是用来施行的,信是用来保证操守的,义是用来节制行为的,而这些德并不是所谓的一成不变,而是在世事变化面前做出判断。《单襄公论陈必亡》中,单襄公为什么会认为陈必王,是因为她贾道于陈的时候,看到陈国的道路上杂草丛生,不可通行,候人不在边境岗位,司空不视察道路,川泽未筑堤岸,河川上没有桥梁,野地里堆积着谷物,场上谷物尚未入仓,道路两旁没有排列的树木,农田杂草丛生,膳宰不赠送牲畜,司里不安排客馆,国家没有寄居的旅社,郊县没有客舍,民众准备在夏徵舒宅第周围筑台观。陈国的种种现象是一种变,但是变却是走向了相反,也就是犯了先王之令,“昔先王之教,懋帅其德也,犹恐殒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先王之令却正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体现,也就是在具体现象中把握根本,“懋帅其德也”,这种德在《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中有了更具体的体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十一种德行就是一种“不同”之令。

虽然周襄王拒绝曾经让他避难的晋文公提出死后赐予隧礼的请求,认为不能因私人恩怨而改变政令,“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虽然武公伐翼,杀哀侯的时候,止栾共子拒绝“以私利废人之道”最后“遂斗而死”,虽然楚国屈到的儿子屈建在祭祀的时候去掉了父亲喜欢的菱角,违背了父亲死前的叮嘱,“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只是为了“违而道”,这种种看上去都是对于先王之令机械地照搬和遵守,“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道,所谓的德,也在历史的转变中发生了改变。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这是非常明显的亲民思想,《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说:“民之所急在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内史过认为,治民所急的是两件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而要做成大事则要依靠众民,因此要纯洁自己的心灵,用和谐政治施惠爱于民众。内史过还从反面来论述,“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陵其民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曹刿问战》中曹刿对鲁庄公也有相同的论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他肯定“中心图民”的作用,在“臧文仲如齐告籴章”中也主张“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

把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要施惠爱于民众,要“必先诸民”,要“布德于民”,而且这种民本思想也是国家战略的考虑,《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提出了滥用民资的后果,“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在《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中也有相似论述:“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这种观点接近墨子的“节用”观,《楚语·伍举论台美而楚殆》中,当楚灵王建造了章华之台,问伍举美不美的时候,伍举认为,“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劳民伤财,破坏的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财富,更是违背了美学原则,也种下了亡国的恶果,“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可以看出,在《周语》中,周朝天子似乎对于劝谏普遍采取的态度是“王不听”,而在诸侯崛起的过程中,各国都将君子之德和亲民思想摆在重要位置上,也正是这种“君子能劳”,才使得“后世有继”,齐桓公为什么能成为春秋五霸?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重用管仲,桓公问管仲:“安国若何?”管子的回答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在齐桓公支持之下,对齐政治、经济、军事厉行改革,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前期最为强盛的诸侯国,齐人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成为华夏诸侯国的实际政治领袖,由此开创了春秋两百多年霸主政治的格局。在《齐语》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章”载管仲论强国之道在于“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管仲佐桓公为政章”载管仲教齐桓公选拔人才整饬内政;“桓公为政既成章”载齐桓公奖善罚恶整顿吏治;“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章”载管仲施行睦邻政策;“管仲教桓公足甲兵章”载管仲论“轻过而移诸甲兵”,最后齐桓公率领诸侯征讨四夷,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霸主地位得到周天子的承认。

而在《晋语》中,劳和逸,思和淫,善与恶的二分法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述,并且在实践中也成为兴亡胜败的分界。《晋语》从历史上的骊姬之乱开始,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欲废太子申生,终于导致了晋国五世的动荡,晋献公宠爱骊姬当然是一种淫欲,而政治动乱之中,晋国内外各派势力围绕着晋侯继承人问题展开生死大角逐,是一种贪欲,尤其是晋惠公夷吾通过内外贿赂而归国即位,得志后又恩将仇报,由此激化了内外矛盾,而在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中,晋文公重耳却在流亡十九年后,历经种种艰难最后归国继位,在这个过程中,“君子能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自狄适齐遇到一农夫,农夫竟然以土块为食,当时的重耳“怒以鞭之”,是子犯劝他:“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重耳是一个能够思考的人,所以“重耳拜稽首,受而载之”。到齐国后,齐国的国王将齐姜嫁给他做妻子,当他在安逸的生活中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重任时,齐姜对他说“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重耳从言而开始了漫漫回国之路。

从齐到卫,卫文公不礼重耳;从卫到曹,曹工公不礼重耳;从曹到宋,宋襄公赠重耳二十乘车马,后来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文公之后也对宋国进行了帮助;从宋到郑,郑文公不礼重耳;从郑到楚,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作为回报,重耳答应晋、楚治兵时会“避君三舍”,之后,晋文公即位四年后,楚成王讨伐宋国,晋文公率领齐、秦之兵讨伐曹、卫两国,以此解救宋围,他践行避退三舍,之后的城濮之战楚众大败;重耳到秦国,秦穆公将怀赢在内的五个女子嫁给重耳,并以国君之礼享重耳,并在晋惠公去世之后派兵护送重耳回国,晋国史官在黄河边迎接重耳:“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这一路下来,也是重耳从政之前的历练,而正是他善于分析,善于纳言,善于思考,终于回到了晋国,开创了晋国统治的新时代,“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萄老,礼宾旅,友故旧。”最后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于是乎遂伯。”而在晋文公开创霸业之后,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都缺乏晋文公那种雄才大略,而在晋厉公时期,晋国获得鄢陵之战的胜利,范文子告诫晋厉公,“夫德,福之基也,无德向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但是晋厉公显然不听,最后诛三郃,而厉公本人也被栾书、中行偃所杀。而晋国到了晋悼公时期,随即大刀阔斧地修治晋国内政,重用一批政治贤才,对外实施和戎的策略,遏制了楚国的争霸势头,使晋文公创立的霸业得到重振,“定百事,立百官,育门子,选贤良,兴旧族,出滞赏,毕故刑,赦囚系,宥闲罪,荐积德,逮鳏寡,振废淹,养老幼,恤孤疾,年过七十,公亲见之,称曰‘王父’,敢不承。”这一系列措施最后的结果是,“于是乎遂伯。”晋悼公也和晋文公一样,善于在变化中求不同,善于劳,善于思,善于明德,所以“善心生”。

作为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标志着“语”这一记言文体的建立,而其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鲁语》记孔子语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而且“语”的意义在于陈述,在于预测,在于劝谏,在于反驳,而且在《国语》中还详细记载骊姬、优施陷害太子申生的谗言恶语,但不管如何,把一国的兴亡成败寄托在语言的功用上,似乎有些夸大,但是“语”的体系所需要的是说者和听者,他们构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的取舍和判断就是一种选择,是“去和取同”还是“和而不同”,选择是一种态度,选择是一种变化,选择当然是一种必然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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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编号:C39·2170219·1368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208135505
页数:556页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个讲述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从乡村少年进入都市,麦夫鲁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贩卖钵扎,他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钵扎,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他,一个没钱没地位的钵扎贩子,既属于这个大都市,又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在他所构建的奇妙世界,伊斯坦布尔就是他的领地,他如同一个自由的精灵在飞舞,任凭时代在他俯身之下流淌。 ”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时的我,不是我

现在他想清楚了要对城市说、要往墙上写的话。这既是他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观点;既是他内心的,也是口头的意愿:“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麦夫鲁特自言自语道。
       ——《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这是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住在十二层公寓楼里的麦夫鲁特,这是看不到风景的房间,这是沉默的第二次婚姻。这一切的改变早在2009年铲车的一记重击下就已经改变了?在1982年那一道闪电照亮黑夜的时候就发生了?在1978年考尔库特的婚礼就已经注定了?或者更早,在1968年那村子里一只狗冲他号叫的时候就完成了一生的命名?几乎是人生重要片段的集合,当“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变成朝北看不到风景的不自在,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43年,最后却听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钵——扎。”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道回响,在不断重建的城市里回响,在离开而回来的世界回响,回响就是自己喊叫了自己的名字,陌生却没有遗忘,行走而不停止思考:世界就是自己的一句宣言:“我会永远卖下去的。”

永远会卖下去,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它打破的是沉默,是遗忘,是悲苦,甚至是仇恨,就像一个时间的点,停止在那里,当听到声音的那一刻,一定是有什么力量让他开始坚持自己内心的东西,然后行走,然后思考,然后像不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在变化的世界里更换了态度。对于麦夫鲁特来说,曾经的态度是离开,离开自己的村子,离开自己的童年,离开自己的父亲,甚至离开自己的忧郁,“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想,那年爸爸为什么执意让他留在村里,但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出生12年,对于麦夫鲁特来说,童年总是伴随着某种去除不掉的阴影,当伯父的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却在那个冷寂的村子里成为一个羊倌,那个冬天对他来说是孤独的,是忧伤的,他的眼睛里是那些行走的东西,路上的大巴和卡车,天空的飞鸟,一闪而过的杨树,他们在行走,他们在思考,而只有麦夫鲁特被遗留在这里,“村里所有的狗都认识麦夫鲁特,即便他在最寂静、最黑暗的夜晚出村,也不会有一只狗冲他号叫,麦夫鲁特也因此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村庄。”

这是离开的欲望,而离开是为了抵达,对于遥远的伊斯坦布尔来说,那里有父亲,有堂哥,有城市的生活,有向往的景致,他们在麦夫鲁特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欲望,在他给父亲的信里表达了这种想象式的欲望,但是只是想象,那个被虚构的伊斯坦布尔其实并没有让麦夫鲁特思考,“信件,是一种由1和2的灵魂培育出来,然而又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神奇文本。”神奇文本终究是需要被人打开的,即使是简单的数字,即使是简单的方向,甚至在那里他只是和父亲一起买钵扎,却也是她开始和世界说话的开始。当他看着窗外看见12年来陪伴自己的东西闪过,生命仿佛打开的只是单线性的方向,麦田、公牛、桥梁、毛驴、山脉、清真寺,拖拉机,以及文字、字母、星星,都在这单线性的方向里一去不复返。

在爸爸的肩膀上睡去,就是一个梦的开始,梦的终点是伊斯坦布尔,但是他能听到这个世界说话了吗?他听到的只是父亲穆斯塔法的那句话:“我指着山下的一些地方给他看,希望他不要被伊斯坦布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所蒙骗而以为生活很容易。”其实父亲将他接到伊斯坦布尔,并不是为了让他真正看见这个首都的风光,而是为了一种离开,和伯父不同的姓,因为矛盾而产生的纠葛,穆斯塔法其实是带着某种愤怒离开那个村子,而在伊斯坦布尔他需要的是证明自己。而麦夫鲁特呢?他虚构了一个伊斯坦布尔,但是当他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像伯父告诉他的那样:“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

他和父亲卖酸奶,卖钵扎,他跟随着父亲走街串户,他听说了那些发生在生活之外的东西:不停上涨的物价、体育彩票、对贩卖走私香烟和洋酒的人进行的突查、安卡拉的最新政治动向、伊斯坦布尔街道上警察和市政府的监视。听说的伊斯坦布尔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父亲穆斯塔法说:“慢慢地你也将学会这一切……你既要看见一切,又要做一个隐形人,你既要听见一切,又要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校长说:“良好的教育,可以消除贫富差距!”但是看见和看不见,贫和富的差距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到底是不是真实?那里有军事政变,有宵禁和戒严,有被投入监狱的人,有摆脱不了的政治,它们让麦夫鲁特看见,又似乎看不见,它们像是遥远的传说,却又发生在自己身边,当麦夫鲁特目睹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后吗,当他和考尔库特在清真寺的墙上张贴共产党海报的时候,当他看见“神灵保佑突厥人”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份子,变成了这个时代无法分离的自己。

坐在最后一排,无心上学,甚至开始藏起了卖酸奶的钱,对于麦夫鲁特来说,当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这个城市却也是狰狞的。但是在这个被不断传说、被不断虚构的城市里,麦夫鲁特毕竟在寻找和自己相关的存在,在埃雅扎尔电影院他看见了电影中的女人,第一次他释放出了内心的欲望,而那手淫的习惯似乎正和宗教习俗背道而驰,甚至在苏莱曼那里变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难道他的朋友费尔哈特没有告诉他,甚至在阿拉维派手淫也是禁止的吗?对于马利基派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手淫都是不允许的。对于我们哈乃斐派来说,只有在面临一个更大的罪过,也就是面临通奸危险时才允许手淫。”而当他看见那个经过的奈丽曼的时候,他的欲望投射到这个被自己命名的女人身上,“奈丽曼是他在电视上看过电影里的人物,是一个为了贞洁献出生命的烈女。”贞洁的烈女,电影里的人物,就像伊斯坦布尔一样,以矛盾的方式打开了麦夫鲁特的世界,而这种命名对于麦夫鲁特来说,依然是被虚构的一切:“他的两条腿将更多地把自己带去奈丽曼行走的街道。”

两条腿是欲望的展开,也是行走的开始,在考尔库特和维蒂哈的婚礼上,他的目光被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吸引,那一种猝然降临的欲望把奈丽曼变成了真实的人,这是一种坠入爱河的感觉,他们说她叫拉伊哈,是维蒂哈的妹妹,“我爱上了拉伊哈。”爱情以天意的方式降临,似乎是真主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面对这个再也无法忘怀的姑娘,他在21岁的时候公然反抗父亲的权威,自己大胆地离家出走,而在20个月的服兵役过程中,他不停地给拉伊哈写信,“从你眼睛里射出的魔力之箭”,射中并且成了俘虏,似乎再也无法逃脱,再也无法忘记,再也不是传说。

“事情很严重,因为见钱眼开的歪脖子想把女儿嫁给银行家,他又不听劝。麦夫鲁特,你必须和拉伊哈私奔。”当苏莱曼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那种爱情又像动荡的伊斯坦布尔一样,把他拉向了恐惧的边缘,而那时候父亲穆斯塔法也去世了,战争、刺杀、死亡,“一年时间,他对城市陌生了。军事政变后伊斯坦布尔变了样。”而当爱情也发生危机的时候,麦夫鲁特至少可以用私奔的方式拥有那个女孩,一个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即使两家有过恩怨,即使还会相互残杀,即使最后变成血仇,但是从奈丽曼开始的两腿间的那条街道已经打开,他无法停止,更无法倒退,他必须行走。

行走是和一个女孩私奔,私奔是梦想的实现,苏莱曼准备的车,米什代莱村的岔口,阿克谢希尔火车站的秘密接头,1982年6月17日的夜晚,变成了麦夫鲁特一生行走的开始,但是拿到夜晚的闪电能让他看清前面的路?“一道闪电划过,整个天空、山峦、岩石、树木,所有的东西瞬间如同遥远的记忆被照亮。麦夫鲁特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这个将成为他的妻子,并要和他共度一生的姑娘的面容。”是看见了,却原来是一场骗局,她不是那个在婚礼上向他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不是有着大眼睛的的可爱姑娘,她是她的姐姐,“麦夫鲁特再次确信,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真的叫做拉伊哈的女孩。”

为什么是一场骗局?那双在婚礼上看见的眼睛,那个写了太多情书的姑娘,那个麦夫鲁特坠入爱河的女孩,竟在被命名的故事里变成了别人,或者拉伊哈本身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在他命名的故事里,她已经被麦夫鲁特虚构了,就像12岁的时候虚构了伊斯坦布尔,就像在高中是虚构了消除贫富差距的教育,就像在当兵时虚构了同性恋的脂粉气,就像在埃雅扎尔电影院虚构了奈丽曼。可是当私奔真的发生,当两腿间的行走开始,他如何能够返回那个真实的起点?

其实,在行走的人生里,起点总是被用来抹除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头脑里才有的粗俗和病态,却震惊地在外面世界里找到了它们的踪影。”引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这句话,注解的就是一个找到了“踪影”的世界,头脑里的怪东西,是渴望和相遇,是粗俗和病态,是骗局和昏聩,是遗忘和坚持,但最后总是能在外面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拉伊哈是被命名的名字,他把情书写给她,他描述了那双不能忘记的眼睛,他和她私奔,他构筑了一种爱情和未来,但是即使她最后是她的姐姐,最后是一场骗局,但是在那个踪影世界里,麦夫鲁特却发现了幸福和爱:“拉伊哈信任麦夫鲁特,将整个一生交给了他,在尚未结婚,甚至还没有做爱的情况下就解开头巾,向他展示那一头美丽的长发。看着她那长长的鬈发,麦夫鲁特觉得,仅仅出于这份信任和托付,他将和拉伊哈相依为命,全心去爱她,在这世上他不再孤独。”

这是“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的誓言”,这是“爱情是一种病”的行走,这是“远离仇恨、冲突和分离”的祝福,其实这一场爱情和婚姻远比两腿间的欲望有更多的意义,它从虚构开始,它经历了骗局,但最后却是一种责任,“于是直觉告诉他,这种幸福具有更深层的根源:他感觉自己犹如一个尽管不配,却被误送进天堂的人。”而麦夫鲁特在私奔之后的做爱中,在爱情之后的婚姻里,在钵扎和酸奶的叫喊声中,开始了纯粹和天真的快乐,拉伊哈变成了真实的女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变成了幸福的源泉,“除了感觉仿佛早就认识拉伊哈,麦夫鲁特还不时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他的信就是写给像她那样的一个人的,甚至就是写给她的。”

这是一种对虚构的确认,甚至是在解构虚构,他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起维持卖钵扎和酸奶的生活,一起做鹰嘴豆饭,一起生下了孩子,一起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可是在本来就虚构的伊斯坦布尔,那些在外面发生的一切似乎永远不像麦夫鲁特的生活一样,变得真实。教派之间的斗争,民众自发的运动,“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过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甚至连钵扎本身,也带上了宗教有关的纷争,而麦夫鲁特的欣喜是不是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见那踪影?

那个真正让他迷住的女孩叫萨米哈,而萨米哈在遇到了勇敢向她表白的费尔哈特之后,也开始私奔——私奔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街道,都在拒绝一种命定的生活,萨米哈不喜欢父亲把自己嫁给那些送给他东西的男人,雷伊罕大姐不喜欢把自己卖给第一个丈夫的父亲,所以萨米哈私奔了,雷伊罕大姐大姐私奔了,甚至最后在拉伊哈时候,连麦夫鲁特的女儿菲夫齐耶也私奔了——当一种危险的事从自己身上演变在女儿身上,是不是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但麦夫鲁特的不同之处在于总能行走,总能思考,总能发现那个不曾消失的踪影,在菲夫齐耶的私奔故事里,他终于不以虚构的方式对待她们的生活,伊斯坦布尔是他们的伊斯坦布尔,爱情是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他们的婚姻。

但是谁能真正看见那个踪影?谁能真正行走和思考?或者谁能回答“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个问题?萨米哈私奔了,和勇敢向自己坦白的费尔哈特在一起,他们躲到加齐街区,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来维持生计,用自己的信心改变那场寒酸的婚礼开始的生活,但是在变化的伊斯坦布尔,他们却慢慢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和麦夫鲁特合办的连襟钵扎点疏于管理,在电力公司的工作中却以背叛的方式开始了“电力的爱情”,最后甚至死在了这和财富、欲望和情仇有关的纠葛中。而曾经和麦夫鲁特私奔而走向幸福的拉伊哈,却也从“拉伊哈”的名字开始怀疑爱情,在连襟钵扎店里,她甚至把妹妹萨米哈当成了敌视对象,“好个麦夫鲁特,你在店里做着小姨子的梦,无缘无故地咧嘴傻笑、装腔作势,可你看看,早上孩子们上学后,你在家里和老婆都干了些什么,这下全暴露了。”当拉伊哈试图用一种原始的办法威自己堕胎,却发生了不测,最后在三十岁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

似乎还是从那一封信开始,从那一双黑眼睛开始,从那一个被虚构的拉伊哈开始,“为了让维蒂哈把信传给你,我把信交给她时,随便看了几封。麦夫鲁特在信里提到的眼睛不是你的,拉伊哈。”苏莱曼对拉伊哈这样说,“因为麦夫鲁特给日后成为我妻子的女孩写了情书……而我因为诱惑抢走了麦夫鲁特爱上却没能得到的女孩。”费尔哈特曾经这样想,“如果我的信写给了萨米哈,而不是拉伊哈会怎么样?”麦夫鲁特这样问自己,“那些信你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我姐姐的?”萨米哈也这样问麦夫鲁特。因为一道目光的俘获,因为一封信的想念,因为一个名字的命名,“拉伊哈”最后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萨米哈的私奔,还是拉伊哈的死亡,不管是麦夫鲁特被重新唤醒,还是最后和萨米哈又走在了一起,对于这一个虚构的故事,其实谁都不是其中的主角。

就像伊斯坦布尔,其实从来就不是那个在麦夫鲁特12岁的想象的伊斯坦布尔,不是自己呆了43年的伊斯坦布尔,它永远以另一种方式打开了自己,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军事政变,那些学生运动,那些左派和右派之争,那些宗教的冲突,都在发生,它们改变了伊斯坦布尔,也改变了麦夫鲁特的行走方式,“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幻想,清真寺的墙壁、正被拆毁的木制楼房、墓地,这些都在提醒麦夫鲁特,这个世界的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只有在虚构解体之后才会出现,当1999年的那场地震之后,杜特泰佩被解构了,“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天空,麦夫鲁特愁肠百结。爬坡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走向天空。”童年、吃过的饭菜、做过的功课、闻过的气味、爸爸的呼噜声、无数的记忆,都变成了一种虚无;当麦夫鲁特俯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那里发生过的一切,那里没有发生的故事,都走向了终点,“他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反而对伊斯坦布尔越来越陌生了。”

包括和萨米哈曾经用眼睛、情书和名字虚构的爱情,“因为我不再是写那些情书的人了。”在沉默中麦夫鲁特这样说,而那场婚礼上的相遇多少也只是一个传说,萨米哈甚至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在考尔库特的婚礼上第一次相见,而是更早的1972年夏天,麦夫鲁特初三毕业前英语需要补考的时候。时间被置换了,人物被置换了,名字被置换了,爱情被置换了,第一次相见,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爱上,以及第一次虚构,在行走的道路上还具有什么意义?所以在十二层的公寓里,在看不见风景的二楼,麦夫鲁特说:“那时的我,不是我。”而萨米哈的回应是:“如果你现在更少地爱我,我那时也是更少地爱你。”

1982年的私奔已无意义,2009年的村庄已无意义,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已无意义,但是在这无意义的虚构里,只有一种生活是可触的,只有一种声音是真实的,“钵——扎。”被无数的狗追逐过,被陌生的人抢劫过,被苏莱曼歧视过,被费尔哈特嘲笑过,被城市里的富人谩骂过,但是却是永远不变的声音,“别放弃,卖钵扎的。别说在这些塔楼、混凝土当中有谁会买。你要一直卖下去。”一种精神,一种记忆,一种和城市的变化想抗衡的存在,这才是自己一直的行走方向,才是自己永远的思想方式,就像那个“拉伊哈”一样,当不再被虚构,当不再被怀疑,当不再被想象,它其实就是永恒的存在,“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Tags: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奥尔罕·帕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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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刊号

编号:C39·2170219·1367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18.00元
ISBN:9787532772858
页数:208页

“今天早上,水龙头不再向外滴水。”第一句里的否定状态,仿佛如埃科的生命一样,走向了被预知的终点,作为他一生完成的第六部小说,也是生前最后一部小说,《试刊号》通过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对现代新闻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1992年的米兰,几名记者加入一份正在筹备的日报《明日报》,《明日报》立志讲述“明日即将发生的事件”,通过深入调查,在新闻领域拥有某种“预见性”。他们精心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出编一份模拟的“创刊号”。“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而实际上,所谓的假设,最后都变成了现实:这份报纸不过是一个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试刊号》: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

玛雅仍旧天真,而岁月已经使我变得成熟。假如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当做失败者,包括那些赢家。
       ——《一八 六月十一日星期四》

从左至右是o、r、e、z,四个字母是已经排列完毕的字母,是需要被印刷的字母,但是当被阅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种背反的方式?应该从右至左,它们被书写在一张纸、一份报或者一本书上,就是zero,一个零。但是,只有在你翻开这一个封面,逆着光从背后逐字识别的时候,它才能组成一个单词,才能变成一个零,这是一种被印刷的目光——当从左至右变成从右至左,当正面看见变成背面组词,那一张《试刊号》才能正式变成创刊号。而这一本被印刷甚至被出版的书的封面,已经把这种背反变成了现实:一个大大的零,〇,椭圆,灰色,醒目,一本即将被阅读的书注解着那个“零和博弈”的结局。

从封面开始,〇是不是就是一种中和,左和右,又和左,顺光和逆光,在合一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完整体?那么当“我”面对玛雅把那些赢家都变成失败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完整体:是他们从赢家变成了失败者,还是我从失败者变成了赢家?失败和成功,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总是在一种整体中结合,看不出谁付出了失败的代价而郁郁寡欢,也看不出谁获得了既有利益而沾沾自喜,就像天真和成熟,就像像父亲的男人和像女儿的女人,在性和爱的暧昧中变成了自由之人。

但失败者总是首先到来。当年过五旬的科洛纳,也就是我,在单身公寓里发现自来水不再滴水的时候,才知道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昨天晚上还有水,但是今天早上却变成了空白,像一个梦,一个未醒来的梦,如果从因果论来看,当这个结果猝然而至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原因?房东说原因是阀门关了,但是这不是最先的原因,当我想到最先的原因时是害怕的,因为自己没有关闭阀门,那么一定是有人进入了房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今天早上到来之前关闭了。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在早上到来之前的晚上,当另一个神秘的人制造了这个结果,那么他一定不是“万因之因”的上帝,他更像一个魔鬼。

这仅仅是一次神秘事件?对于我来说,却是在我成为失败者的生活中加入了更多宿命的东西,两年的婚姻破裂,我被安娜抛下,这是一个失败者经历的事件;懂德语的我在迪·萨米斯教授的注视下无法接近费里奥教授,这也是一个失败者尝到的无奈滋味,“我是一个习惯性失败者”,这是我对自己命运的注解,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在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将我从人生赢家的定位中逐出,“在那里,不是孩子记恨父亲,而是父亲记恨孩子。”所以当早上的水龙头终于不再向外滴水的时候,我的失败体验已经延伸到了最微小的领域。

而这个微小的领域却是令人不安,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就在不久前,一起工作的布拉加多齐奥死了,死在那条曾经出现过连环杀手的那个路口,出现在战时沦为废墟的那条街上,而且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因为布拉加多齐奥经常和我谈起一些事,这些事在历史中已经盖棺定论,已经被灰尘覆盖,但是在他看来却并不是真正的结局,他在推测和调查中,发现了事实表面之外的秘密,和另一个人的死有关,和一群人的覆灭有关,和一个阴谋的掩盖有关,或者和谎言有关。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不明不白死去的时候,我对于失败者的理解似乎又多了一种阐述:我变成了潜在的被害者,将和布拉加多齐奥一样,会在某一个日子命丧在连环杀手出没的那条恐怖的街上,而自来水不向外滴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从结果推测原因,又从原因推测结果,似乎一切的原因和结果都已经写好。这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发生的一幕,如果时间向前,在那个原因之后的结果就会出现,那么对于我来说,可以选择让时间以背反的方式逆向而行,也就是说现在的“早上八点”回到和布拉加多齐奥在一起的时间,那个时间他是不死的,甚至我也不是失败者,因为西梅伊那天邀请我去做一件可以改变现实的事情,而这件事正像所有失败者的梦想一样,诱惑着我:“有朝一日写一本书,从而赢得荣誉和财富。”

从六月六日星期六回到了四月六日星期一,仿佛是从失败者的状态回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期盼之中,声誉和财富以数字的方式呈现:在一年时间里会得到每月六百里拉的报酬,之后的六个月里,会得到一千万里拉的现金,而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会赚到八千万里拉,“之后,您可以不紧不慢地再找工作。”只有金钱,没有后顾之忧,不紧不慢找工作似乎也成了人生赢家的写照。这是一种诱人的工作,这是摆脱失败者阴影的希望,而西梅伊提供的工作就是以背反的方式消解一种时间意义。

“一本书。是一位记者的回忆,讲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忙于筹备一份报纸,而这份报纸永远都不会面世。另外,这份报纸的名称应该是《明日报》。就像政府的一句格言:明日再说。所以,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明日:昨日》。”一份命名为《明日报》的报纸,一种永远不会面世的新闻,“明日再说”其实并不指向明日,而是把昨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发表在明日的报纸上,一种预测,一种揭秘,当新闻被以这样背反的方式出版的时候,它本身具有了一种消解意义:这是新闻还是旧闻?而在这种背反里,作者也被消解了,“等书写成之后,您就要消失。”拿着钱消失,作为人生赢家消失,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诱惑,而在新闻里,本来作者也只是一个工具,一种署名,他在某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存在于历史的价值。

而西梅伊似乎把这种消解拔高到一种关于追求自由的使命:“本书应该让人想到另一份报纸,它要展示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尽力实现一个独立于所有压力的新闻典范。要让人们明白,实验的失败,是因为不可能创造一个自由的声音。为此,我需要您编造、设计、撰写一部史诗。”用自由来书写历史,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是不是要和政府和官方的历史相对立?是不是在明日的借口中又回到昨日,甚至回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今天?

这是一种不顾现实的理想主义,还是和现实进行抵抗的自由主义?“我们会通过深度报道,外加调查,以及出乎意料的预测,来谈论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明天其实是对今天和昨天的否定,是以背反的方式来记录现在的历史,看起来这的确是一种新闻使命,正像布拉加多齐奥所说,“报纸会说谎,历史学家会说谎,如今的电视也说谎。”爷爷曾经作为游击队被关进集中营,父亲在现实里死于酒精中毒,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在这个说谎的世界里,他就需要这样一种担当:“于是,我努力成为一名记者,去发现各种阴谋。”

历史充满了阴谋论,而媒体总是选择沉默,为什么今年冬天的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电视台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为什么“空气污染正在影响几代年轻人阴茎的大小”的新闻会成为一种笑话?为什么只要预付一笔费用,就能够得到镶嵌在相框里的证书,徽章,以及各种小玩意。而成为马耳他骑士?为什么去自由妓院知识分子被他们说成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艺术史?每一个为什么其实都被掩盖在谎言之下,都变成了官方说法。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那个掩盖在谎言之下的“为什么”和历史有关,和墨索里尼有关:当一九四五年,墨索里尼在盟军突破防线之后,放弃了加尔达湖来到了米兰,躲进了市政厅,但是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到底做了什么?是命令瓦尔泰利纳的一处要塞进行抵抗?还是在最后的旅行中被德国人营救?或者是在那一场命名为“短剑行动”中他已经走向了末路?而对于布拉加多齐奥来说,关于墨索里尼最大的疑问是:那具在洛雷托广场的尸体是不是就是如历史所书写的就是墨索里尼的?

“注意:墨索里尼最后一次在认识他的公众面前出现,是那天下午在米兰的主教府邸。在随后的旅行中,他都是和亲信们在一起。在被德国人接到之后,他又被游击队逮捕。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只是在照片或者宣传片里见过他,而没有见过他本人。在最后两年的照片里,墨索里尼是如此消瘦和模糊,以致有人窃窃私语——尽管只是说说而已——说那不是他。”从质疑开始,到否定终结:“我将能够证明,洛雷托广场的那具尸体并不是墨索里尼的。”调查,寻找,发现,而最后的结论就是布拉加多齐奥对于谎言的揭露:“问题在于,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或者是经过了改头换面。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生活在欺骗当中。我对你说过,永远不能相信人家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他会在《明日报》上刊登独家重磅新闻?他会把历史扔进垃圾桶?可是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曾经遭受了谎言之害的人,一个经历了家族变故的人,当他的尸体在那条小巷里被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他以自己的死让墨索里尼的死回到里历史,是不是意味着一条已经成为废墟的街仍然会死气沉沉,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明日只是昨日的一个延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的调查涉及一百件事情,那么至少有一件他猜中了,所以才被灭口。”西梅伊如此解读布拉加多齐奥的死亡,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布拉加多齐奥也死在不自由的昨日,而明日报更只是一种借口,一个阴谋。

在我会见西梅伊的时候,就说起过这份《明日报》的幕后人物就是维梅尔卡特骑士,一个本身就控制着出版“帝国”的人生赢家,而他要办这份报纸,只是“希望跻身金融界、银行界,最好还有大型报纸的顶级沙龙”,那种“在一切方面讲真话”的承诺其实就是一种资本的积累,“印数很少,而且是私密的”怎么会成为一种公共读物?怎么能够变成改写历史的证明?特利乌左养老院事件最后变成了含沙射影的文章,环境会影响生育的文章也被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布拉加多齐奥的调查也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事,所以当他被杀死之后,这份明日报试刊号就停止了运转,“维梅尔卡特骑士确定,《明日报》这整件事对他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决定了结此事。”

这是一个阴谋之外的阴谋,而其实在《明日报》为试刊号所做的努力中,都在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寻找所谓的自由和真相。记者所写的语言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而美其名曰是“读者的语言”;新闻的根本原则是“事实与观点分离”:借助引号,在文章中插入一个目击者的生命,让他代表路人或者公共舆论者,而其实只不过是记者自己的杜撰,因为,“加上引号之后,那些声明就变成了事实,也就是某个人发表了某种观点的事实。”另外,还要反驳,不是反驳谎言,而是在反驳中证明“对反驳者可信度的质疑”;要建立所谓的档案,“这样,在撰写各种文章的时候,就能够掌握某个人的所有行为不当之处,也就可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去四处寻找。”要重新利用虚假的新闻,“一个丑闻总会令人联想到另一个丑闻,我们只需要影射坊间的某些谣言。”

像一种游戏,而这种戏谑的方式在那些所谓的星座运势、填字游戏得到了更多的阐释,而编辑部所选用的问答题几乎就是在一种既定事实中找出其“合理”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要从左向右写字?“因为不然的话,句子就会以一个句号开始。”为什么手指有十个?“因为假如是六个的话,摩西十诫就会变成六诫。”为什么上帝是完美的存在?“因为假如他不完美的话,那就成了我表弟古斯塔夫。”为什么妈妈总是妈妈?“因为假如她变成了爸爸,那么妇科医生就不知如何维持生计。”为什么指甲会长长而牙齿不会?“因为不然的话,那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就会吃牙齿了。”……

为什么的疑问,不是为了寻找答案,不是为了找出原因,而是在因果的必然性中制造戏谑的效果,而这种戏谑不仅解构了那些存在的合理结果,也把原因变成了笑话。而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正在发生
的一切,似乎都在这样的“为什么”和“因为”变成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嘲讽。而在编辑部里作为副主编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走到了这种尴尬的境地,婚姻失败的我爱上了可以做我女儿的玛雅,玛雅也在我的身上找到了父亲的感觉,这是一种不伦之爱,却比正常的爱更炙热,更激情,更疯狂,原因就在于两个失败者找到了一种自我证明的办法。我的失败是一个阴影,而玛雅呢?“我处在一个洞里,永远也不能成为,比如说报道海湾战争的特派记者。”处在洞里的玛雅,被布拉加多齐奥说成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她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那种走出洞里的感觉,而在我看来,这是失败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契合,“没有比两个失败者的愉快相遇更大的成功。”

这是一种两个人都渴望的爱情?但是,“对于这种疯疯癫癫的人,除了再开始做爱,又能说些什么呢?而在做爱的时候,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一个赢家。”除了做爱之外自己就是一个赢家,而爱情的意义最基本的不是做爱吗?当做爱被排除在外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失败?所以从不伦之爱来说,失败变成了成功,一种背反被合理化了。所以当布拉加多齐奥死去之后,我和玛雅匆匆离开了没有滴水的公寓,离开了那条有连环杀手的小巷,离开了关闭了的《明日报》——当一切又回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的时候,逆向回到过去已经完结,而面对明天似乎刚刚开始。但是,布拉加多齐奥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会放在何处?那些历史的谎言需要谁来揭发?我的离开和《明日报》一样,也只不过是一种谎言,就如那本英国纪录片上的最后字幕一样:“欺骗是思想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状态的思想。”这是对历史上的“短剑行动”的解读,也是对活在背反现实的一种注解。

理想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当逃离了自我设置的死亡威胁之后,玛雅向我展示了“明日”的生活:

我们可以置身这些游戏之外:我重新开始做德语翻译,你重新给那些放在女性发,或者牙医候诊室里的杂志工作。然后,我们每天晚上看—部好电影,周末到奥尔塔来。让所有人都见鬼去吧。我们只需要等待:一旦真正变成第三世界,我们的国家将充满活力,就好像到处都是科帕卡瓦纳。女人是王后,女人是国王。

当阳光下的圣朱利奥岛重又闪烁着光芒,我仿佛看见了明日的希望,我仿佛成为了人生赢家,但是明日和昨日,真实与谎言,失败与成功,以及生与死,父亲与女儿,怎么会成为一个整体?它是一个〇,椭圆,灰色,醒目,万因之因不是上帝,它是魔鬼,就像那个为什么的戏谑问题一样:“为什么双杠不会相遇?因为假如它们相遇,在上面锻炼的人双腿就会裂掉。”

Tags: 试刊号 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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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街

编号:C39·2170219·1366
作者:【英】V.S.奈保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3.30元
ISBN:9787544261654
页数:199页

“米格尔街和米格尔街上人,都像盐一样平凡,又都像盐一样珍贵!”米格尔街生活着一群有脾气、有盼头的小人物:“哲学家”波普,要做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艺术家”摩根,扬言美国国王会来买他的花炮;“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在写一首全世界最伟大的诗;“疯子”曼曼,频频参加议员竞选;“机械天才”巴库,百折不挠地改造一辆辆进口汽车……“生活在米格尔街上的每个人,都过得如此绝望,但全都兴高采烈地活着。”在V.S.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里,十七个平行展开的故事编织了“一成不变地活着”的状态,而那些米格尔街上的人,就像结构一样,他们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相互穿插,形成在纵横两个维度彼此交互的结构。
《米格尔街》:他们总爱编造传奇

几个月之后,哈特说:“你们猜我听到了什么?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
       ——《直到来了大兵》

几个月之后,其实爱德华早已经离开了特立尼达,离开了米格尔街。离开有时候是为了逃避,有时候是为了到达,曾经作为米格尔街的危险分子,爱德华喜欢画画,他似乎正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一幅和特立尼达相关的画作,即使在警察询问的时候,他也总不妥协地带着口袋,带着弯刀,带着铁锹,戴着手套,去抓螃蟹,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而这种不受干扰独立自主的生活,或者正是米格尔街人向往并为之努力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总是被“后来”所打破:“后来打仗了。希特勒入侵了法国,美国人人侵了特立尼达。有史以来第一次,特立尼达人人都有了工作。美国人付的工钱相当丰厚。”

战争爆发了,那一幅画或许会有新的内容,特立尼达人有了工作,而且收入会很丰厚,但是正是这“后来”作为一种开端,爱画画的爱德华为自己画的便不再是像自己的“自画像”,他像美国人投降,他传奇了美国式的衣服,他嚼起了口香糖,他的口音带着美国强,而且,他开始鄙视特立尼达人。这是爱德华的离开,在转身融入所谓的美国生活中,他再也不会去抓螃蟹,再也不会和警察对峙,当然,他再也不会画画,那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完全是美国化的一种标志。但是“身材很瘦,面色很苍白,总像有病似的”的妻子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写照,在特立尼达成为一种风景之后,却并没有改变爱德华作为米格尔街危险分子的属性,妻子自杀像是一个玩笑,而真正的情况是:她跟着一个美国兵跑了,“我还给那家伙喝过好多朗姆酒呢。”

从美国侵入特立尼达开始,后来的生活是病态的白人妻子,是背叛的感情和所谓的友情,而当爱德华最终将房子卖掉真的离开特立尼达之后,再无音讯的他便成为一个消失的符号,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真实的爱德华,他的兄弟哈特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告诉米格尔街的人,“爱德华的老婆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土著画家,白人妻子,这种奇怪的组合终于被一个“给她的美国佬生了个孩子”的生活所取代,白人似乎是以一种回归的方式走向了爱德华的背面,而“生了孩子”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投降故事的终结。

但是这只是一种传说,和米格尔街发生的很多故事一样,总是在第三人称的“听说”里变成像是真实发生的生活,“直到来了大兵”是爱德华生活的终结,是病态白人妻子生活的终结,也是米格尔街人生活的终结。而在“直到”之前,他们在米格尔街似乎都像“后来”没有发生的爱德华一样,用一种画画的方式来编织自己的本土生活。像一个谜一样的鲍嘉总是坐在床上摆弄着那七行的纸牌,虽然百无聊赖,但是却沉浸其中;总是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的木匠波普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他像一个诗人,充满着某种傲气;从不干活的曼曼,对写下来的文字特别着迷,“为了写好一个字,他会花上一整天的工夫。”而乞丐B.华兹华斯索性自称是一个诗人,他的裤兜里总是放着一张印着字的纸片,“这张纸上有一首最伟大的写母亲的诗歌,我打算便宜点卖给你,四分钱了。”当他躺在草地上,当他仰望天空,他仿佛看见了宇宙中那一行行伟大的诗歌;做花炮的摩根是米格尔街的第一个艺术家,“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追求美”,他的理想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让英国国王和美国国王付我几百万给他们做花炮,谁都没见过的最漂亮的花炮。”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还有巴库,尽管米格尔街的人都不喜欢他,尽管他会偶尔被千斤顶上的车砸中,但是巴库总是在摆弄机动车,终于在他手里制造除了一辆卡车,“这辆卡车简直是米格尔街的骄傲。是辆又大又新的贝德福德,巴库把它开回来的那天我们全涌上街去欢迎。”

摆弄纸牌而沉浸其中的鲍嘉,像诗人做没有名字的东西的波普,对文字着迷的曼曼,写着伟大诗歌的B.华兹华斯,艺术家摩根和巴库,他们不是传说中的人,他们以真实而具体的方式生活在米格尔街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生活,他们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但是这种艺术生活是不是米格尔街精神意义上的一个神话?他们会不会遇到像爱德华一样的“后来”生活?会不会让病态的白人妻子为美国佬生下一个孩子?实际上,诗人、艺术家只是一个特立尼达式的梦,“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大千世界很丰富,很多元,也很本土,但是当那些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而把它命名为“贫民窟”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无可逃避地发生影响。

“外人”其实是一种入侵,只不过在美国士兵和西方文化入侵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外人”的闯入中改变了命运。波普不再做没有名字的行为艺术,当她的妻子离开之后,当他不再用手指蘸杯里的朗姆酒,他失去了他的梦想,而当梦想失去之后,生活不再纯粹,那些新搬来的家具其实是从别处偷来的,波普终于以入狱的方式付出了代价,而在他出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你他妈的真烦人,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没有名字的诗意生活终结了,他成了小偷,成了罪犯,成了凶神恶煞的人。而诗人B.华兹华斯呢,每个月写一行好诗的理想终于也破灭了,“所有什么写诗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作,也都是假的。”就像那所曾经的房子,当它被推倒而被取代了两层的大楼,当那些芒果树、李子树、椰子树被砍去,这个诗歌世界就只剩下了“砖块和水泥”。花炮师摩根终于没有实现在天空中施放“最漂亮花炮”的理想,当那一场火灾发生之后,他犯了纵火罪,“花炮师被指控为纵火狂”,报纸上的这个标题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让摩根失去了梦想,或者消失,或者发疯,这便是他的可能命运。还有乔治,在被传说打死了妻子之后,再也没有回复正常,而当他娶了印第安女子作为新的妻子之后,那个“进去乐乐”的房子变成了颓败的世界,后来,粉红色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后来,他只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沉默着,再后来,他神色悲伤地不再理人,最后的后来,他死了。

成为犯人,成为罪人,以及最后死了,似乎也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或者爱摆弄机械的天才巴库最后在妻子卖掉了机车之后变成了梵学家,对文字着迷而因为一只狗被汽车轧死而宣称成为救世主,大脚比佛在获得“巨大成功”后成为一个拳击手,都比那些犯人、罪人和死亡的结局要好,但是梵学家、救世主、拳击手难道真的是他们必须的转型?难道是“后来”发生之后他们的自我救赎?其实当一切的梦想变成传说,当一切的理想变成神话,他们本来就生活在米格尔街的理想国里,而现实以巨大的摧毁力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安。

但是,和爱德华的传奇一样,在特立尼达,在米格尔街,在被命名为“贫民窟”的地方,这一切的改变是一种自我生活的蜕变有关,但是更多则是当“外人”对他们进行命名之后何去何从的疑惑和恐惧。对于这样的侵入,他们往往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离开,一种是适应。当鲍嘉放弃了桌上的七行纸牌,他以出走的方式离开米格尔街,“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所谓闯荡,却依然是一种边缘生活,而离开之后他又经历了不同次的回来,似乎在离开和回来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人生,就像他当初来到米格尔街一样,他其实也是“外人”,一只手提箱子,寻找住处,然后就是客居在米格尔街四年,所以鲍嘉的离开和他的到来一样,从来不是归宿,“我去上趟厕所”之后的消失,带着太多的戏谑,而米格尔街的人,正是在这种没有归宿的生活中不断边缘化,不断成为流浪者。

当然,那些“外人”最后都变成了入侵者,美国士兵在乔治粉红色小房子里开了“进去乐乐”的场所,就是一种外来殖民式的输入,在这样的输入面前,爱德华选择了妥协,甚至是背叛,当他鄙视特立尼达人,当他穿着美国衣服、嚼着口香糖的时候,他其实完成了一种异化,疯子曼曼也是这样,他说话时总是有着英国人的口音,“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尽管这位绅士说话时不那么注意语法。”而“传奇少年”埃多斯最初只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当“外人”进来之后,他却成为认识西班牙港重要人物最多的一个人;本来想做一名医生的伊莱亚斯,就是有着一个英国梦,要实现这个梦他必须进入英国,接受他们的教育,但是当一次次的失败降临的时候,当遭遇了挫折的时候,所谓的理想,所谓的融入,只不过是另一个神话,“在特立尼达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是请人剪个脚指甲也要行贿。”于是在面对现实中,他驾起了清洁马车。

曾经也有不妥协的人,“大脚”比佛甚至敢于怒斥那些美国兵,“喂,别碰那小家伙,听见没有。”美国佬服软了,他像他爸爸一样变成了英雄,但是这就像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英雄主义的世界里最后变成了一种讽刺,那个打败他的英国拳手是皇家空军拳击赛冠军,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皇家空军,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拳手,比佛的失败更像是一个破灭的笑话。或许中级文学学士泰特斯·霍伊特像米格尔街上唯一成功抵御了外来入侵的人,“好啦,别在意。有一天,孩子,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刮目相看,并让他们关注我说的每一个词,等着瞧吧。”他是我在西班牙港遇见的第一个男人,他让我给卫报写信,他让我思考战争的本质,他也在特立尼达的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瞧,你们这些人就是不关心祖国。你对乔治堡了解多少?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个地方。但是,伙计们,这是历史,你们的历史,你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你们必须记住,今天的男孩女孩就是明天的男人女人。你们知道吗,古罗马人有句名言,叫思想健康才能身体健康,我认为我们应该去乔治堡。”乔治堡是特立尼达的乔治堡,就像米格尔街是特立尼达的米格尔街,那些本来应该是诗人、艺术家的居民也应该咋自己的理想中生活。

但是泰特斯·霍伊特却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的一个人,而米格尔街的现实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向了“总爱编造传奇”的世界,“我发现大约有六条叫米格尔的街,但似乎没有一条上有我家那样的房子。”而实际上,真正在米格尔街面临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个人:我。也是一个外人,也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到这里,似乎也必定要接受离开的现实,当米格尔街以六条街的复数制造了迷失的现实,那么在找不到归宿的结局里只能选择离开,“自从哈特进了监狱,有一部分的我也随着消亡了。”可以去往伦敦,可以看到雪,可以看到泰晤士河,可以看到国会大厦。而在米格尔街的消亡面前,我变成了外人,“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母亲在家举办了一个小型聚会。聚会有点像葬礼上的守灵。来的人个个神情沮丧,都说会很想我的,但转身就把我忘了,只顾埋头吃喝。”

消亡的米格尔街,消亡的特立尼达,消亡的诗人和艺术家,消亡的自我,在“告别米格尔街”的巨大不安中,一切都变成了“后来”那个笼罩在影子里的故事,“我没回头看,只看着前面自己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

Tags: 米格尔街 V.S.奈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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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时刻

编号:C38·2170219·136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305145483
页数:112页

“当一个人经历了无法忘怀之事,他便为了缅怀它将自我和其一并封闭,或者他开始四处游荡为了找回它;这样,他成为了这件事的幽灵。”“一个永远再不会崭新的未来”的人是不是经历了死亡?一个“过去也拒绝坦承其自身的发生”的人是不是永在那一夜里?然而在时间形成的巨大空洞里,什么是“在适当时刻”,如何在试探、怀疑和接近中找到意义?《在适当时刻》是在莫里斯·布朗肖构建的独有的“死亡空间”中进行演绎的。这种将“死亡”在本体论(不是生物学)层面上进行演绎而形成的独特的存在场域,又衍生了其他诸如“诗歌空间”、“文学空间”等。换言之,布朗肖的一切艺术理念都是基于对“死亡”这一本体论概念的探讨而建立的……
《在适当时刻》:某些事情发生了

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在适当时刻,我认真拿出一本摆放在书堆里的书,在适当时刻,我努力看见了有一扇关着门的封面,在适当时刻,我仔细阅读从第一句话“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不在,门是由朱迪特打开的”的小说。认真、努力和仔细,都是适当的动作,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适当就是一种计划,一种有备而来的行动,所以在那个时刻也一顶被赋予了这样一种合理性。

但是,它为什么不是某个时刻?某个时刻也是拿起本书,也是看见封面,也是读到第一句话,但是某个时刻是消解了时间和动作的必然性,它更像是一种随机和偶发的事件,某个时刻变成了随时随刻,于是,即使拿着,即使看见,即使阅读,也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而第一句话开始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在场的缺席,为什么来开门的是朱迪特?而不是与她同住的女性朋友?为什么开门是迎向和她住在一起的我,而不是陌生人?

我是确定的,我的到来是确定的,在这种确定中,朱迪特是不是也是确定的?她来开门是不是确定的?或者说那个同住女性朋友克劳迪娅“不在”也是确定的?如果都是确定的,那么这样一个时刻是不是就是“在适当时刻”?“然而即便在这个我尚不能完全理解且不太喜欢的新环境里,她仍然完美得和从前一样,不论是线条、气质,亦或是年龄方面:某种青春令其奇异得和从前相似。”不喜欢新环境,完美和从前一样,青春的奇异和从前相似,这就是一种适当的时刻,就是一种在场。但是为什么在朱迪特在场的“适当时刻”,我仍然感觉到一种突然,一种缺席?

当我问“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没有回答,像是对于我心生焦虑的躲避,而且,“当她转过身瞥见我的时候,我有一种突然的感受:她只是现在才开始瞥见我。”转身是不是是当时刻?为什么只有在转身的时候才瞥见我?是瞥见而不是看见,那种不认真也不仔细,甚至是无所谓的瞥见,是把我放在一个缺席的位置?还是她在瞥见中被我放在缺席的位置?“关于这个我对她说过话并为我开门的年轻女子,她从过去到现在,在一个无法评析估量的时间内是如此真实以至于在我眼中始终可见。”是的,对于我来说,她是可见的,但可见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已经没有了必然性,它必定会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无意义,所以瞥见而看见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是她主动在制造适当的时刻。

所以在这种无意义中,我却是在场的,我在门槛处停驻,我强行进入,我在房间中走了两三步,我好奇地观察位于床尾的大沙发,在被打开门而被看见的世界里,房间、床、沙发和小家具表现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存在总是在适当的时刻,而当我看见这样的时刻,无论朱迪特是看见还是瞥见,是转身还是面对,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在场,而且我把她放在了一个缺席的位置上,“对于房间的某些方面我看得很清楚,它们已经与我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是她,我看不清。”

这是一种主动看不清而带来的缺席,但是克劳迪娅呢?她和朱迪特同住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对于房间的意义存在着一种同构性,也就是所有关于房间、沙发、床和小家具,在表现了世界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在一起的生活,那么当朱迪特缺席的时候,克劳迪娅是不是也是瞥见我而使我看不清最终导致缺席?关系的微妙在于,朱迪特是在场的,她以在场的方式被我缺席,而克劳迪娅是不在场的,她的缺席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缺席——在确定的那扇门打开后的缺席。

但是在我进入其中问出“谁是克劳迪娅”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缺席,在一种被念想甚至想象的世界里,她始终以悬念的方式出场。而且之后,她真的回来了,当她回到房间,是不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消除缺席而真正显现的“适当时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性格坚决的人,不太容易妥协,我觉得她和朱迪特年龄相仿。”我不认识克劳迪娅,在我面前被我看见的她其实是一种概念的存在,甚至她是存在于朱迪特的背景之下,她们自小就是朋友,“对于朱迪特而言,她更像一个站在身后有着强硬性格且充满才华的大姐姐。”

这是我和克劳迪娅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她的第一次在场,从缺席到在场,看上去更像是我的一种安排,而正是这种安排,在适当的时刻,她却以一种后退的方式制造了再次的缺席。“至少,如果她被我的出现惊呆,并且我确定她后退了,有一瞬间她试图退回后面,仿佛面对我的在场她已尝试引入一个逃生通道,后者本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在我之前到达这个房间的可能性,一个可以亲自给我开门并以她自己的方式迎接我的可能性。”她回来是有准备的,有准备的必然应该是看见我的时候,会伸出手然后礼貌地握手,或者和我打招呼,但是她却后退了,这种后退把一切的必然都变成了可能性。而在我看来,后退仅仅是“对其缺席进行补偿的尝试”,自我安慰?在被朱迪特瞥见之后,克劳迪娅的在场让我在惊愕和不安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第一次缺席而在场是因为她回到了房间,第二次缺席而在场是我在避难所中给了她一个位置,然而当这种在场到来之后,接下去发生的事似乎完全在我安排之外了,“当她将我安置在单式间时发生了一件同样令人讶异的事情:她没有让我一人留在房间里,但是将我们关在房间里。”在场变成了两个人,我和她,就是“我们”。在几乎封闭的房间里,我们都已经在场,我们都已经显现,我们都开始言说。我重复着问她:“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平静地说:“我来拜访您的朋友……”即使她从一开始表现出烦扰、忧虑,“一个不稳定的、轻微的动作和一种冰冷的欢快使她变得不可捉摸”,尽管在我这句话之后她颤抖地说:“我的朋友!”但是通过言语而在场的确打破了朱迪特式转身而瞥见的缺席感。

她开始要喊朱迪特,她参与到我的行事中,这是适当的时刻,就如我对她说的:“我担心对你而言我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比您想要承认得更加不讨人喜欢。但是现在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它了:某些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共同的房间里,我和她成了我们,成了“任何一个都不能抹去”的显现,所以某些事已经发生,已经发生的完成时,不是将要发生,不是正在发生,它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回应着那个适当的时刻。但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假象,通过言说而形成的假象?在适当的时刻而出现的假象?

因为,当我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您会离开或是最终地远离。”克劳迪娅却说:“您在撒谎。”为什么“永远不相信”的事情会成为一种谎言?谎言也是言说,当命名一种明确的事件之后,它其实已经在显现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谎言之于言说,就像一个个体之于“我们”一样,是一种包含在其中的属性,我无法逃离我们,谎言无法逃离言语,而这样无法逃离就是把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了毫无区别的共通体立场,“不论您是否在这里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我的生命只会为所有对它而言微不足道的事情改变,而对于所有重要的事情而言它是不变的。”这一段克劳迪娅的独白,是自己对自己说的,充满了某种戏剧性,但是我们的共通体却让这句话变成了我的想法。

言说变成了某种深渊,当我看见深渊的时候,其实看见了我和另一个我,“一个是分离的、放逐的,迷失在一个荒芜的远方;另一个是贪婪的,充满占有欲而不可动摇的”,但都是我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一个无法从其中逃脱的我的整体,我之整体也变成了我们之整体,不可分割,不可拆解。而当克劳迪娅走进门厅进入卧室,在把门关上的时候,看上去是对于我们关系的一种解构,是对于我在场的不介意,也是对于被跟随的不关心。

她再次完成了一次缺席,当退出我们之后,这种不可分割性又让她在场——因为她离开,我也离开,离开变成“我们”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动作,而缺席实际上再次成为在场,再次成为显现,“我也一样,我将会走进门厅,从那里走上安静的维克多路,沿着下坡走向在这个时刻会令我愉悦的歌剧院,我将会非常幸福。”看上去是从房间“迁徙”,是改变了我之存在的表象方式,而我的意义也在她的助力之下:“从此我将必须扮演一个角色,在她的助力下(不论怎么说我都是她的客人),一种理性生活的表象将以我为蓝本,即便这将是具有喜剧效果的。”我是一个蓝本,她是一个背景,我是一种离去,她是一种缺席,即使她用一种监视,我用一种逃离,在这个已经建立了共通体的关系中,谁也无法真正缺席。

似乎是安全的,克劳迪娅的三次缺席,最后都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在场,通过言语,通过迁徙,通过监视,甚至通过逃离,即使没有在可能性中相遇,即使她在看见的时候后退,即使在我们退出房间后都离去。但是这适当的时刻真的到来了吗?——而不是已经发生的某时某刻?为什么作为歌手职业的克劳迪娅会用歌声的翅膀保护?为什么特别的日子会成为“某个给定的时刻”?又为什么在十分明亮的白天会下起一场雪?是不是在我们之间还有那个“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朱迪特?又是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我对朱迪特的脸庞也见得同样多”,在新的我们里,言语不属于我,那种美丽不属于她。

“死亡!但为了死去,必须写作——终点!为了它,一直写到最后。”只有死亡,才能在我们之外变成可能,才能捕获“适当的时刻”,才能在朱迪特的在场中真正缺席,而死亡又不是终结,它是一个开端,一个从最后复生的开端,“某种程度上,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写作变成对于不死之死的最好注解,写作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重建,写作是遗忘,也是一种记忆,在朱迪特和克劳迪娅并不在一起的“她们”之外,寻找到那个真正的“适当时刻”,那个和雪一样在发生的时刻。于是在梦中完成在场,在命名中制造缺席,“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去睡觉了。她也需要她自己的夜晚。”

克劳迪娅回来了,不是缺席之后的在场,她已经变成了在适当时刻必须出现的写作者,是和我从死亡开始而被命名的我们:

在夜晚,当我起身,谁和我一同起身?在此刻,没有白昼也没有夜晚、没有可能性、没有等待、没有担忧、没有休息,然而一个站立的男人被包裹在这话语的寂静中:没有白昼,然而就是白昼,以至于这个在低处倚墙而坐的女人,这个半曲着身体,头部倾向膝盖的女人,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比我和她的距离更近,且她在那儿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在那儿,我也一样;我只表述这句燃烧着的话语:看,她来了,某件事情正在发生,结局开始了。

从结局处开始,从死亡处开始,从看不见的地方开始,从缺席的时刻开始,“一个人物?但没有名字,没有生平,记忆拒绝她,她亦不愿被讲述,也不愿幸存;在场?然而她不在那里;缺席?但根本不在别处,在这里;是真的吗?完全超越真相之外。”我和她,她和我,我和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和我,那些名字是谁,那些生平是谁,那些记忆是谁,那些言语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爱也不重要,在缺席和在场,在我和克劳迪娅、我和朱迪特之间,出现过和欲望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责任有关的爱?出现过和肉体有关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去爱是可怕的,而我们只能够去爱最可怕的。”爱不是去爱在场的物质,它在某种相似性中已经在“我们”中接近了真相。

离去而归来,缺席而显现,死亡而开端,曾经发生过,现在在发生,将来还会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单线时间里,它以反复的相似性证明着永远在场,所以在适当的时刻不再是一种需要寻找的确定关系,它就在那里,在写作,在梦想,在循环,在爱,“我能回想起这一切,而回想本身就是在这相同的空间里更进一步,在这里走得更远就越是和回归相连。然而,尽管这循环已将我带走,尽管我必须永远地写下去,我却是为抹去永恒而写:现在,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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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梦湖

编号:C37·2170219·1364
作者:【德】施托姆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158058
页数:320页

从青梅竹马到命运各异,从情人相见到远走他乡,在这一出爱情悲剧里,如何描绘“爱情的氛围”?如何表达“美好的激情”?被施托姆视为“德语诗文之明珠”的《茵梦湖》里,“是我母亲的意愿”成为一种被现实劫持的感伤,也成为这一出情感的主基调,而施托姆也希望这部成名作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本书除《茵梦湖》之外,还收入了作者其他六篇作品:《在大学里》、《来自大洋彼岸》、《三色紫罗兰》、《双影人》、《骑白马的人》和《汉斯熊》。这些作品弥漫着一种凄凉柔美的诗意,气氛的渲染、情节的铺排、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格外富于感染力。此书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茵梦湖》: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我禁不住要向高贵的女主人高声大喊:“消除这萦回于你脑际的幻影吧!这个幻影和你亲爱的父亲就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他曾误人歧途,又曾在苦难中煎熬过!”
        ——《双影人》

童年的美好时光是一种幻影,还是那留在记忆中父亲挥拳殴打母亲的记忆是一种幻觉?幻觉之产生是因为曾经故意掩盖了那些故事,还是现实重新让它们找到了出路?总是有一个岔口,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里,有人已经死去,有人还活着,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不拥有同样的记忆,于是不同的岔口指向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演绎着不同的幻觉。可是,这个岔口最终会走向同一个终点吗?

这个疑问在克里斯廷欣那里,其实是有意避开的,现在是林总务官夫人的她显然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选择了遗忘,高贵而优雅,无论如何她只在自己现在的生活里成为另一个女人,但是这种现在的稳定且固有的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在“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会依稀出现在眼前。我无疑是是那个把熟悉的故事唤醒的人,“这位夫人每次转脸对着我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竭力想在她的面庞上寻觅熟悉的特征。”表情,语言,以及那个可以回想起来的名字:约翰·汉森,但是林总务官夫人却把它称作是幻影,三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开,在漫长的时间中,存在于记忆之中的也只有幻影,而要把幻影唤醒为一种现实,到底是应该感恩还是一种残忍?

闯入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不同岔口最后的那个终点,但是这种寻找的意义何在?当克里斯廷欣已经完全变成了林总务官夫人,当她的生活变得平静而安逸,还有必要重新揭开埋葬在记忆之中的那段带着幻影的往事?“我不愿她在某个时候再知道这些情况,不然就会使她童年所尊敬的父亲跟她那幻觉中一再出现的怪影重叠,但遗憾的是这个怪影并非纯属幻觉。”而其实,当林总务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把幻影从夫人身上接触变成了必要的事——不是幻觉,不是幻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覆盖在心里的一段阴影。

“我常常觉得,在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过去还有个亲父亲。我很害怕那个父亲,他对于我、对于母亲不是大声咒骂便是出手殴打,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他。”这是林总务官夫人所说出的真实故事,一个亲父亲,一个使人害怕的亲父亲,一个大声咒骂母亲甚至出手殴打的父亲,一个只能远远避开的父亲,这一定是夫人内心最恐怖的记忆,或者三岁是的母亲之死,八岁时的父亲离开,都和这个记忆有关,这个记忆明显以选择性遗忘的方式放在了最角落里,但是这种遗忘不是彻底地去除,它只是暂时沉沉睡去,而当我闯入并且寻找,一定是会唤醒它,而且唤醒的真正意义不是面对,不是复原,而是消除幻影真正的虚拟性存在,从而回归到应该的终点。

那个叫约翰·汉森的父亲到底制造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怖的记忆?回溯而去,是那个名字背后的经历,是那些发生的悲剧的原因,为什么会参与那起破门抢劫的空前大案?为什么会在牢里呆了六年?为什么会拥有一个“约翰·交运城”的绰号?又为什么会把童年的美好时光变成了令人恐惧的幻影?一种出生似乎注定了这些“为什么”背后的故事,在底层的世界里,那些成长,那些爱情,那些生活,其实都变得有些艰难,就像那个许下誓言的枯井一样,其实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的隐喻,跌落,像极了正要发生的死亡,但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却是对于现实最原始的挣扎,“那我是不会欺侮你的——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想跟你结婚!”男人和女人,曾经坐过牢的男人,和脾气暴躁的女人,枯井里的那一幕爱情更像是他们隔绝了现实上演的一个童话,但是终归是要从枯井中上来,终归要接受被人注视的目光。

结婚,生下女儿,不是对于现实可能的逃避,反而是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是女的一味任性,还是他俩沉睡已久的躁性子在放纵的爱情欢乐之后又从深处爆发出来,越发不可收拾?抑或这男人心里的一种无可抵赎的负罪感突破禁锢,吐出郁积的肝火?难道确是因为前些时候老东家突然离开了人世,在痛苦与忧伤中仅仅为了抑制住难受的心情,他此刻终于坐在路边,敲着石子?”其实根本没有答案,造成一切的痛苦像是源于无法解决的天生的原因,终于,他失手打死了妻子,终于他背负了一种罪,即使履行诺言还清了妻子的棺材钱,即使得体地安葬了妻子,但是对于约翰·交运城来说,他根本无法改变这发生的一切,但是现实的意义不是提供了你无法改变的出生和性格,而是在可能的未来里,提供了最本质的爱苏醒的机会。

三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离开,都变成了已经发生的一切,而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前一种制造的死亡是无奈制造的悲剧,而后一种消失是寻找着改变的自我——不让女儿去讨饭,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属于她的生活,消失是为了给克里斯廷欣留出一个位置,那个位置里没有苦难,没有耻辱,甚至那些变成幻影的记忆,也只是一种想象。所以父亲的离开是一种自我牺牲,他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无法转身的岔口,而把女儿放在了可以望见未来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成为林总务官夫人的现在,“这不是约翰·交运城,而是一直活在他女儿心中的约翰·汉森,是他女儿昨天采撷不易枯萎的蜡菊编成花环献给他的那个约翰·汉森,这个约翰跟那个面目酷似的人的影子毫无联系。”

曾误入歧途,曾在苦难中煎熬,一个父亲是活在曾经中的父亲,被幻影覆盖的父亲,但是一定是唯一的父亲,一定有着最深厚的爱的父亲,一定是用自己的离开换来生活另一条道路的父亲,“就让那绰号的第一个音节——‘交运’这两个字眼留在你的身边吧!它是忠诚的,因为它也待在恰当的地方啦!”一个闯入者“我”唤醒了真实的情感,也让“双影人”变成唯一的父亲。“我”之存在,其实并非是一个外来者的介入,不是为相隔离的两个人寻找同一个终点,而是为各自的世界打开一个理解的窗口,他们能相互看见,能相互感受,能相互对话,能让双影的幻觉归于寂灭,让唯一的现实成为所有。

一样是父亲和女儿,《三色紫罗兰》里那个导向不同之路的岔口也是一种幻影,当女孩莱茜看到父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她叫这个陌生的女人“妈妈”,看起来像是一种和谐,像是没有必然的矛盾,但是在她来说,“妈妈”根本不是“母亲”,母亲是那个生她的女人,是那个以一幅画的方式存在的女人,是内心里无法撼动的形象,或者说,“她只叫死者母亲。”母亲是独有的称呼,是唯一的称呼,甚至象征着死亡,而妈妈,只是一个和“阿姨”一样的泛指,如此,这样一种隔离的关系便无形之中竖立起来了。

施托姆:如何迎向“庞大的开阔的世界”

当然还有那个从来不开放的后花园,“那里是一座坟墓!伊莱丝,或是你倒更加喜欢这过去岁月的花园。”这是莱茜的父亲鲁道夫对新婚妻子伊莱丝说的话,当伊莱丝以女主人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家的时候,她需要的是什么?她需要的是大家的友好恩爱,需要的不带偏见的生活,需要的是幸福,其实是简单的,但是当莱茜叫她“妈妈”而不是“母亲”,当鲁道夫锁上了那道门,甚至还在孤寂的时候回想起“业已不在人世但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无论如何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带有幻影的生活。

“叫孩子喊我母亲吧!”伊莱丝恳求鲁道夫,这样是不是可以将“妈妈”撇到陌生的世界里,这样是不是可以成为莱茜真正的“母亲”?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更换,伊莱丝的努力终于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一个孩子,也终于可以使自己真正成为“母亲”,但是莱茜的那句话却又像一句咒语,“她只叫死者母亲。”一种不祥围绕着她,“这像是阴森森的黑夜使她忐忑不安,从暗地里闪现的这一念头有如一条毒蛇缠成一团,昂起了头。”但是即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如死亡一样的命名中,伊莱丝的勇敢和智慧,也会让她可以去除内心的阴影,她把自己当成莱茜的母亲,真正从内心里呵护她的母亲,而且她也要努力去除鲁道夫对于亡妻的记忆,让活着的自己取代那个“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所以她对鲁道夫说的那句话是:“我得分享你过去的欢乐,你得把全部幸福跟我谈谈。还有,鲁道夫,你应当把她的那幅惹人喜爱的画像挂到我们两人的卧室里。在你跟我讲述过去的事情时,她也一定要在场!”

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个“母亲”的位置上,“鲁道夫,我发现一个情况!你把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移到字尾拼拼看!它读什么来着?”字母位置的更换,伊莱丝变成了莱茜,或者说,莱茜变成了伊莱丝,这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游戏的本质意义就是消除那种隔阂,在共同参与中体会美好和快乐。字母的更换,名字的组合,以及“母亲”角色的重新定位,伊莱丝不仅勇敢,而且是完美,而这种努力所要证明的是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对于爱的一种最本质的追求,就像鲁道夫从她的作为中得到的启示,现实是什么?“活着,伊莱丝,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活着不是妥协,是用爱来消除误解,而这种爱似乎早就以符号的方式注定成为生活的必然,《双影人》中的约翰·交运城象征着忠诚,《三色紫罗兰》的伊莱丝和莱茜字母变化的一体性,还有《骑白马的人》里的“白马”,毫克为了那一个需要改造的沟渠,为了那一道海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大家的生活,却在一次洪水中和家人一起淹死,大自然像是那匹被魔鬼控制的“白马”,但是却在他爱的作用下成为最好的朋友,“没过几个星期,白马的饲养改善,渐渐地,粗硬的毛消失了,闪着蓝色圆斑点的毛皮显现出来。”还有《汉斯熊》里的母熊,汉斯被从小母熊喂养,成了“汉斯熊”,而当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成为国王之后,再次找到母熊的时候,它已经濒临死亡了,但是汉斯还是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它,最后,“它朝国王和他的美丽的妻子投去一瞥感激的目光之后,摊开了四肢死去了。”

无论是白马还是母熊,其实他们在爱的世界里,慢慢去除了动物性而具有了人性,也是在这种消除了隔阂的努力中,无论是毫克还是汉斯,也都成长为一种英雄般的人物,“国王汉斯熊与他美丽的妻子治理这个国家好多年,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宁。”像是一个童话。无论是和名字有关的象征意义,还是和和动物有关的命名,其实关键是如何去除那道幻影,如何取消岔口,又如何消除隔阂。《来自大洋彼岸》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文本,还是关于父亲和母亲,还是关于一种阴影,来自印度尼西亚小岛的燕妮为什么要离开母亲而被父亲送到欧洲?“他往往只在晚上来,他住在城里的一栋大房子里。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没去过那里。”这是一种空间上的隔阂,但是在最本质意义上是文化的隔阂,因为父亲认为母亲是那个小岛上落后种族的代表,而燕妮呢,“你因为有你母亲的血缘关系,永远也进不了你父亲的社会。”

和种族有关,所谓的家,所谓的爱被打上了烙印,于是父亲生生地把她从母亲身边带走,于是母亲生生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种隔阂,“是谁给了你权利,让你用我母亲的痛苦换取我的未来!”而另一种隔阂是,当燕妮冲破父亲的阻隔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反而也变成了隔阂的制造者,她要把燕妮嫁给那个有钱的混血儿,也就是说,这样的婚姻依然是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甚至依然是母亲悲剧的再次重复,而父亲的那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应验:“这个种族是改造不过来的。该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对于燕妮来说,她承担了一个自我突破的角色,她在和阿尔弗雷德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就找到了那种爱,就如她写在纪念册上的那首诗歌:“我是一朵玫瑰花,快快把我采摘;我的根儿已经露在外,风雨好厉害。”

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为的伤害,一朵玫瑰需要的是有人采摘,而那枚送给我的镶嵌着玳瑁的金戒指就是这种爱的呼唤,还有那只只给阿尔弗雷德握的左手,“左手我是没有必要给别的人握的。”诗歌、戒指和左手,这都是唯一的写照,也在书写着那个唯一的爱,所以在燕妮离开之后,阿尔弗雷德终于奔向了唯一的爱:“同燕妮在一起,无论如何也要一起回来!”是燕妮对于爱的呼唤让他们在一起,而这种呼唤去除的正是所谓的“人类的原罪”,就是去除母亲“压根儿产生不了高贵人的苦难的卑贱的所在”。

何来原罪?何来卑贱?何来隔阂?其实是一种种族的差异,是一种文化的不同,甚至只是社会阶层的相异,但是这种差异和不同,造成的是爱的缺失,造成的生活的异化,《茵梦湖》里的伊丽莎白和赖因哈特本是两小无猜的孩子,在他们童年时代就种下了那萌初的爱,“赖因哈特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在这儿用草皮搭了一个房子,他们要在夏日傍晚住在里面。”但是正如赖因哈特在讲完那个童话故事之后的感叹:“根本就没有天使。”当童年远去,他出去求学,当两年之后回来,他发现了陌生的伊丽莎白,而当他再次离开,当十年后再次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这是我母亲的意愿。”这是伊丽莎白写给赖因哈特的信里说出的话,“从前我的所爱,都要从心里忘怀。”虽然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另一个男人的妻。而这种错爱并不是因为时光带来的分离,而是一种隔阂,伊丽莎白嫁给的是拥有茵梦湖的埃里希,埃里希曾经是赖因哈特的好朋友,但是这种纯真的友谊在所谓的财富面前,似乎也变得脆弱。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爱情的隔阂其实从曾经的陌生感就开始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身份的差异,所以在伊丽莎白的目光中,赖因哈特的离开反而是坚定的,“没有回顾,他疾步直行。寂静的庄园在他身后逐渐地隐没,而他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不是悲伤而离开,而是奔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随后他把椅子移到书桌旁,拿起一本翻开了的书沉浸于研究之中,从前他把他青年时代的力量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是他的生活,而那个错爱的故事放在了身后,它的意义在于回归到童年时那种纯真,就像茵梦湖里的那朵睡莲,它是美好的,它是纯真的,它是在记忆之中不死的,“我从前熟悉它,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赖因哈特那里,只有睡莲才是他永远不会有陌生感的爱,才是永不逝去的青春。

这是对诗意生活的呼唤,但是睡莲只留在记忆中,童年只留在影子里,茵梦湖只留在故事里,“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又会带他到何处去?像是没有岔路的人生,或者是岔路在最终极意义上回到了诗意的终点,不管是对于名字的再次命名,还是是和动物有关的隐喻,不管是消除隔阂的勇气,还是走向更开阔人生的信心,它们似乎都是美好的,都是走向了幸福,而唯有《在大学里》却传递出一种无奈而死亡的悲剧。一个裁缝的美丽女儿罗拉,似乎注定了人生的方向,当我在跳舞中爱上她的时候,她对我的拒绝是:“找你那些高贵的小姐去吧!我不愿意跟你往来,不跟你,也不跟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当“拉丁”孩子克里斯多夫爱上她的时候,似乎是一种属于共同阶层的爱,但是爱好舞蹈的罗拉却又不甘心这样的婚姻,最终她骑上了“野伯爵”的人那匹马,甚至成为了伯爵夫人,而这种命运的不合理性又变成了障碍,正如瘸腿的玛丽所说:“那些漂亮的高贵的少爷毕竟不是为她而生的。”她不是高贵的小姐,高贵的少爷又不为她所生,如此,这种隔绝变成了无法改变的宿命。

宿命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即使有岔口,最后也走向一个确定的终点,所以罗拉最后以跳湖自尽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或许是她对于宿命的最后一种阐释,“苍白的面孔静静地挨在海岸的沙滩上,那双跳舞的小脚现在从裙下露出来,一动也不动,马尾藻和贝壳挂在那滴着水的黑发上。那朵白玫瑰已经不在了,它也许飘到大海里去了。”跳舞的小脚是一个符号,黑发上的白玫瑰是一种象征,它们是罗拉一生都想要的自由与爱,也是纠缠在自我世界里无法摆脱的宿命,而最后当它们都以死亡的方式走向终点的时候,也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告别:

在大学城教堂墓地上,长着很高的杂草的一边,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写着:“莱诺拉·波莱佳——三个生活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同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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