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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与现象

编号:B83·2170319·1375
作者:【法】雅克·德里达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0年10月第1版
定价:13.00元亚马逊7.50元
ISBN:9787100072083
页数:134页

对于符号,德里达说:“如果一个事件就是指不可替代和不可逆转的经验统一性的话,那一个符号就永远不是一个事件。”“一个‘只此一次’发生的符号不是一种符号。一个纯粹惯用的符号也不是一个符号。”对于声音的权利,德里达说:“在表述的交流中驱逐我自身中的与他者的关系。”“驱逐作为后面的、最高的与外在于意义的层次的表达。”可以说,德里达是在《声音与现象》中,用自己的符号学来解构胡赛尔的现象学。《声音与现象》共七章:《符号和诸种符号》、《指号和还原》、《作为自白的“意谓”》、《“意谓”和再现》、《符号与瞬间》、《保持沉默的声音》、和《根源的补充》。
《声音与现象》:我的言语是“活的” 

形而上学的历史是绝对的要自言自语。这种历史,在绝对无限显现为自身死亡时,它是关闭的。一种没有分延的声音,一种无书写的声音绝对是活生生的,而同时又是绝对死亡的。
       ——《第七章  根源的补充》

67.1公斤,当这个夜晚的健走结束,当体重秤上显示这样一个数字,我是带着一种惊喜开始了说话:“终于瘦了,离减肥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说话其实是内心的自我言说,或者只是写在一张月度体重表上,甚至只是发在了某一个群里,即使言说,即使书写,即使宣告,其实一切都是自言自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只有我一个人说话,只有我一个人书写——他们没有反应,他们没有对话,他们没有交流。

和他们没有交流,却在对自己交流?这是不是如胡塞尔所说,是“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或者说是不是如胡塞尔所强调的是一种“灵魂的孤独生命”——一种“无指示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指示,取消了意义。他在《逻辑研究》中似乎也举证了同样的一句话:“你瘦了,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也是某人对自己说,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和自己说话的“孤独的话语”,其实并不对自身指示任何东西,因为“主体于自身一无所获”,他所进行的举证是:在内心话语中,我与自己毫无交流;我佯作交流,其实意味着我并不需要交流——因为它没有任何目的性,也就没有说话,也就只能自己再现说话者和交流者,“在独白中,各种词无论如何不能在心理活动的此在的指号功能中为我们所用。因为,这样一种表述在此没有任何目的性。有关的活动实际上在同一时刻被我们自身所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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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1-3卷)

编号:B72·2170319·1374
作者:【德】卡尔·马克思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4年01月第2版
定价:135.00元亚马逊78.30元
ISBN:9787010041155
页数:2989页


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百科全书,同时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被奉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资本论》首版出版于1867年9月14日的德国汉堡。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之上,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现实中得以实践的最大的思想体系,一个影响到地球50%以上人口的学说体系。 《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它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证明了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Tags: 资本论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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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教会

编号:C38·2170319·1373
作者:【法】埃尔韦·巴赞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7月第1版
定价:40.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765027
页数:238页

在美丽的卢瓦尔河谷,猎人们无意中击倒一位“森林之客”。陌生人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身上也不携带任何证件,连衣服上都没有商标……他是在已经开化的大自然中扮演原始人,还是潜逃的罪犯,盗贼或精神病患者?他要抛弃社会,返回自然,过没有财产,没有规矩、没有安全、没有野心、没有回忆、没有名字的生活吗?法院焦头烂额,报纸众说纷纭,全国为之轰动……巴赞的这部小说代表作体现了后工业社会疗救社会和人性痼疾的一种追求,一种崇尚自然生活、厌弃后工业文明世界的精神,一种对“只属于自己、属于自然”的原始、朴素、健康的生活和天真、纯朴,勇敢、勤劳品质的向往。他甚至将这种精神与追求上升至宗教的高度,称其为“绿色教会”。
《绿色教会》:我们也保持匿名

“一只乌鸦真有运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道,“它是那样缺乏自己的特性,是那样具有乌鸦的共性,第二天它可以回来栖在另一树位上,也可以消逝得无影无踪,都没有任何人发觉。”
        ——《第二十八章》

一只乌鸦,是单数的存在,当它飞向无数只乌鸦这个复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真有运气”?一只乌鸦,是缺乏自己特性的乌鸦,是具有共性的乌鸦,当它消逝得无影无踪,或者飞回来栖息在一棵树上的时候,它和所有的乌鸦一样,成为集合名词之一种,但是这种集合取消的只是单数的存在,但是它永远无法取消一种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只乌鸦成为众多乌鸦之一只,它不再是“一只”乌鸦,但它却永远是乌鸦,黑色的乌鸦,会飞的乌鸦,栖息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可以在人类发觉之前消失的乌鸦。

一只乌鸦没有了特性,但是乌鸦的共性有必定把它归结在乌鸦这种和人类区别的物种身上,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不幸运的事,而对于在森林里出现的那个人来说,他也一定努力在取消“一只乌鸦”的单数特性,但是从来没有脱离人类的视线,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回森林”的生活。当他在森林的“酒桶塘”中出现而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存在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别人都没有个性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反而变成了人类视觉的中心,反而强化了自我的特性,反而无法从人类社会中脱离开来。

狠狠扔掉了那只手表,这是他追求森林生活的第一步,手表之存在,当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它固定了时间,它物化了时间,甚至它控制了时间,所有的时间都变成了人类的时间,这是一种脱离自然的强化方式,所以他以消灭的方式,否定了人类的时间,从而让自己进入到自然时间。“好,对,是,必须把这个也消灭了!”对那只狗所说的话,是一种消灭的意志和行动,但是狗能听见吗?与其说是对狗说,不如说时对自己说,而作为一个能吹笛子的现代人,他这句话的潜在意义是,用人类的反抗方式去除人类的特性,而这几乎变成了一个伪命题。

因为,这一句话不仅自己听见,在森林中的“观察者”戈迪翁也听见了。听见说话,看见扔掉手表,构成了他森林生活的一部分,而当被看见被听见的时候,他又自动从森林中返回到了人类世界,又以“一只乌鸦”的单数方式被别人发觉。“那个人赤着身子。如果他的手表不计算在内,他确实一丝不挂。他金黄头发,金黄胡子,从胸脯上部直到阴部,汗毛也是金黄的。他身体偏瘦,肌肉一道道鼓起,完全晒黑了——就连不穿衣服的度假人穿短裤那部分皮肤颜色较浅,他也没有。”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的行走,如此特立独行,他甚至连一只乌鸦也不是,它是必须被注意甚至必须被猜疑必须被解读的乌鸦,无法逃离,也无法回到森林中去。

作为一种发现,他成为了一个目标,一个赤身裸体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森林里?他是谁,他在干什么?当他被纳入到人类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些疑问就成为揭露他生活的一种必要,也让他以反向的方式拉回到人类中心里。拉回到人类中心,其实经过了两个步骤,一个是重新寻找,第二个是与他对话。重新寻找是在森林世界里找到“一只”乌鸦,一只存在的乌鸦,一只单数的乌鸦,以镇长乔治·维洛尔热和宪兵队长波莫涅为首的寻找人员在森林中寻找他的踪迹,而这种寻找似乎并不费力,当马兰·拉代尔用枪打伤他的时候,他以森林中动物身份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成为射杀的猎物之一,是和人类的一种敌对状态。“裤子右侧已经撕破,露出一条光腿,腿上沾满鲜血,一直到大腿跟。”被打伤,而且在流血,最终被送到了医院,在这一种人为制造的伤害里,他的确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人类有着某种威胁的动物。

寻找被发现,发现而捕获,“一只”乌鸦失去了它自己,而在寻找之外的对话,则使他可能失去一只“乌鸦”的特性。从外表看来,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人,除了胡子和头发浓密之外,除了一丝不挂地出现在森林之外,他会说话,他有思维,他懂得笛子的吹奏,这些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虽然他没有姓名,没有证件,没有纹身,甚至没有依恋,没有财产,没有房屋,“一个从任何地点出发而又没有任何目的地的人,可能正好与你相反:那大概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诸多的“没有”是他消灭一只乌鸦个性的努力,是他“回到森林里去”的准备,但是这种种的无,并非是天生的具有动物特性,而是他刻意离开人类世界为自己构筑的另一个自我。

“此人便是你们发现的那个人吧,是不是?我们怎么也没法叫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来,你想想看!”现在的问题是:他是谁?这是最需要确认的一个问题,只有有了名字,他便有了身份,有了身份,便有了社会关系,有了自我的历史,有了经历,甚至有了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然条件。为什么他必须是谁?因为从太多的证据显示,他根本无法像扔掉那块手表那样消灭自己的社会属性,他会吹笛子,甚至会吹奏波尔代尔的《索莱的手帕》或《德·凯尔加里翁先生》、巴赫的《A小调奏巨鸣曲》、拉罗的《纳木娜》等名曲;他有广博的知识,会背诵封波尔的诗,知道如何不让猫够着那些猎物,知道“山雀攀在枝上,头朝下吃食一点没有问题”;他很懂礼节,喝酒之前和之后都用餐巾擦嘴,一直谨慎持重,“丝毫不畏畏缩缩,不眨眼睛,那漂亮的高卢—一属gallia comata族———头既不高仰也不低俯。”当戈迪翁和女儿克莱尔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道歉:“小姐,请您原谅,那天我衣裳穿得很少。”他蓝色司炉服口袋反面的制造商标签,作为女权时代男性奇异标志的胡子,光滑的拉丁人皮肤,以及上衣口袋里藏着的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无论如何都让他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当有人冒充是他的父亲来找他的时候,他甚至在情急之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父亲?这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他死了三十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遗腹子……”

父亲死了三十多年了,自己是遗腹子,这是最重要的信息,他根本不是森林中的人,根本不是在众多乌鸦中缺乏自己特性的人,相反,所有这一切都明显打上了现代人的标志,甚至更凸显了他存在的无可逃避性,“但是他刚才吐露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可以限定调查的范围:一是他差不多什么年纪,一是出生的特点,可以说是罕见的特点。”所以对于他来说,那些“没有”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人为的掩饰,甚至是刻意而为之的举动,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一种弃绝,但更是一种创造,否定的弃绝作为社会人的自我之后,肯定地创造作为自然人的自己,就如戈迪翁人为的那样:“在我看来,他不是一个寻求自我的人,而是在切除了自己原来的那部分之后,进行自我创造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他进行的自我创造,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扔掉了手表在森林中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他却终于被发现,甚至被打伤,从而成为一个病人在医院里救治;他不提供自己的名字,从来不写字,也拒绝玩猜名字的游戏,就是把自己的社会属性隐藏在无名的状态中,在报道这一事件的《西部共和报》上说:“一个人,会说话,而在所有的词当中,对他来说最基本的一个词,就是他的名字:这个专有名词使他有别于一个动物,动物只有种类名,而且自己不知道。我们的名字肯定了我们的存在……”名字是一个区别于动物的专有名词,是人类特有的属性,但是他却认为,弃绝名字,就是彻底的否认,“他们再也抓不住你了。失去了应该称呼你的那个词,失去了社会身份,你就成了非真实的东西,在语言之外,习俗之外,法律之外。”在他看来,尽管懂艺术,知礼节,有知识,身上也有钱,但是这都无法真正确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无法把自己真正纳入到语言、习俗和法律之中,没有名字就变成了一只“真是运气”的乌鸦,可以回到树枝上,可以消逝的无影无踪,但是谁都无法察觉。

但是这种没有名字、赤身裸体、在森林中生活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一种对人类真正的逃避?是不是真的是回到自然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可以像他所期望的称谓自己的上帝?“据我所知,上帝一直是独自一人,他习惯了。而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在森林中,他会被发现被捕获;在说话中,他会不自觉地透露出自我的信息;而没有名字,当然也可以进行命名,在医院里小大夫用他的床好号叫他“三十号”,那些女士借用阿斯特里克斯的名字,给他取了Mutix(拉丁文:哑人)的绰号,而在戈迪翁和女儿担负起他的生活的时候,也叫他“我们的客人”——不管是“三十号”还是“Mutix”,甚至是礼貌性地称呼“我们的客人”,这些名字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命名,更是将他纳入到整个社会既存的体系中,以名字的扩散渗透到他的方方面面。

更可怕的是,当他无法脱离人的属性,他必然会成为人,而且是一个充满怀疑论的人:他为什么出现在森林里?他为什么赤身裸体?他来自哪里?他是谁?“无论如何,即使这不是一个潜逃的坏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一个闲荡的人,一个可疑的外国人,一个可怜的千方百计要引人注意的人,甚至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好也不要相信‘返回自然’的神话。”所有的可能都在否定“返回自然”的那个神话,而且在这种否定中,他无形之中变成了社会秩序意外的坏人,就像代表社会秩序的“灰太太”所说:“如果他是正常人,如果他有罪,就要对他进行审判。如果他失去了理智,就把他送到疯人院去。如果他是正常人,很清白而又一直没有身份,这个,直截了当地说,我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确实还有乞丐收容所……由检察署去考虑吧!”他会被审判,被当成疯子,被关进乞丐收容所,不管正常与否,当他取消了自己的名字,取消了作为人类一分子的自我,就是对他的某种“惩罚”。

也就是说,“三十号”自动站在了人类秩序的对面,而这种所谓的文明秩序也是“三十号”力图要摆脱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始和文明之间存在的矛盾引起的。这样的矛盾,这样的悖论,戈迪翁以“观察家”的身份一语中的:“可以试试……特别是到了一个名字已经变得那么沉重,必须放弃它才能继续活下去的时候,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是否能成功并没有保证,而且也不是太平无事的。我绝不向任何其他人建议也采取这样的决定。太费劲了……”弃绝了名字,弃绝了身份,甚至弃绝了社会,并不是彻底的弃绝,“您在您自己的名册上:人不会忘记自己!”这才是最本质的问题,人在自己的名册上,人是自己的人,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社会的投影,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实现脱离,无法真正回到森林社会。

而戈迪翁自己,也完全认识到了“在自己的名册上”的尴尬,体会到了“人不会忘记自己”的忧虑。戈迪翁认为自己是观察家,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旁观者而存在的,“我所说的‘观察家’,是指善于看到东西的人。”看到东西,其实分成好几个层次,有些人从各种东西身边经过去视而不见,有些人则像静修修士派,“他们像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内那样行事,从不干预,也不收集任何东西,也不拍照,他们只是以辨认出一百种蝴蝶、鸟类、啮齿目动物为乐”,当然还有人,“只以在一片寂静中观察一头牝鹿怎样掩饰它那红棕色,一条水蛇正在吞食一条脆蛇蜴,戴着红色圆帽的啄木鸟怎样在为自己的伴侣凿出的洞旁敲敲打打举行婚礼为乐……”无论是视而不见地“观察”,还是细心地观察,甚至融入到动物世界里,他们都没有侵害到自然,没有打扰到动植物的生活。而在这些观察家之外,却是另一些人,“对于以海豹油脂为食,以其皮为衣的爱斯基摩人,应该彻底宽恕!但是对他们的羽毛“画”大量拍照,以自己猎物袋为荣的人,是可耻的!张网捉拿云雀的人,用白鼬行猎的猎人,用烟熏兽洞的人,布置陷阱的人,爱好兽角、兽牙及其他“屠宰物”的人,观赏给猎狗吃猎物或熟野猪肉的人,以观看将野兽剖肠破肚、猎狗争夺其五脏六腑的情景为乐的人,都是可耻的!我们甚至要将画家也囊括在我们反对的人之中”,这些人在戈迪翁看来,都在表现“死之美”。还有甚者,自诩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却在借口猎杀野物之后又在自己的领地上养殖人工饲养的动物,“我们的利齿迫使我们仍属于食肉类,靠烤肉、香肠、鱼子酱或鹅肝酱所提供的死动物蛋白活命。”

所有种种,几乎都把自然当成是人类文明的征服对象,而观察家的意义是一种保持距离的看见,是不打扰地存在,所以戈迪翁在远离小镇拉格莱里五公里的树林中观察,以“我只响了一下舌头”作为回答,恪守“在森林中必须尽量少说话”的原则,而在自己的世界里,则营造了一个“绿色马戏团”,“你喜欢自由生长。你不养家禽,你那只母猫只不过是个流浪婆娘,有时到你家光顾。”所以当那个“三十号”出现的时候,他也把他当成是“绿色马戏团”的一员,“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绝对的游牧民,他甚至没有不固定的住所,例如吉卜赛人的那种篷车。”甚至当开始担负起“三十号”的生活的时候,也尊重他的选择,“用不着再进一步作自我介绍了:我们也保持匿名,这是一种迹象,一种方式,表示接受他的匿名。”这是一种尊重,是人类对自然的呼应,也是自我追求的相应。

可是当把“三十号”变成“绿色马戏团”的一员的时候,作为“观察家”,戈迪翁却又成为矛盾者,“不管怎样,面对着他,你是个绝对定居者,扎在一所房屋中,一个村庄里,一座森林中。”自己是定居者,是文明世界的成员,是有名字、有身份的人,他拒绝那些秩序和所谓的文明法则,但是却把自己也放在了名册上,也无法忘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我一辈子没挪过窝,死后,我也不会远走到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去。教堂就在对面,四周便是墓园,我依稀望见我的坟墓就在那里:一块长方形的花岗岩。”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和“三十号”弃绝一切的积极举动相比,戈迪翁更可以看作是不与文明为伍,却又找不到真正方向的人。而当女儿克莱尔和“三十号”发生恋情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观察家”:“现在有了世界上最有名字的东西:一场恋爱。”恋爱意味着肉体的欢愉?还是以为着一种占有?“怎么啦?是我的女儿啊!在他还是个漂亮的无名氏,不改变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他跟我的女儿在我家发生了、而且反复发生过肉体关系,也就算了!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现在是要把女儿拐走了。”一种恐慌,是因为把女人早就放在自己的名册里,是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我如饥似渴地要女儿留在身边,宁愿女儿有情人,也不愿有人来将女儿娶走。难道我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慈父吗?”

所谓的文明和野蛮,在自我的名册里是被定义的,所以对于矛盾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社会制造了诸多的规则,不是赋予了每个人身份,而是弃绝都变成了一种目的,创造都变得刻意。当“三十号”终于在一次洪水中救出了那些在危险中的市民,他终于洗脱了种种怀疑,而变成了一个英雄,而这种英雄主义的命名更让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即使最后督察员查到了“三十号”所有的背景,对于一个已经成为英雄的人来说,他根本无法走向一种真正的自然,赦免了他的一切,给了他最后的自由,“三十号”依然带着那张和家庭拒绝发生关系的文件,带着无法隐藏的个人历史,带着和克莱尔经历的肉体关系,带着对舅舅贪欲的谴责,坐上了十二点二十的长途汽车,去往了专区火车站——所有的而一切都不是将他推向人类之外的森林,而是在自身无法消除的人类烙印中走向另一种文明。

而戈迪翁呢?和女儿克莱尔在一起,和没有父亲母亲的列奥那尔一起,以“观察家”的身份再次走进森林,而这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走进的是象征意义的“绿色教会”:“拒绝登记造册的生活,放弃同类,向社会挑衅,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事情的实质,恐怕还是选择粗野的、朴实无华的、孤独的、隐姓埋名的生活,以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以只属于自己、只属于自然而感到自豪。”只属于自己的上帝,只属于自然的绿色,在这个“绿色教会”里,一半是野蛮,一半是文明,一半是无名,一半是被命名,在弃绝而创造,在匿名而自我的世界里,一只乌鸦的消逝,也仅仅是一种单数的消逝,被察觉的乌鸦还在,人类还在,文明的规则还在,梦也还在,就像克莱尔低语着说:“告诉我,咱们没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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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

编号:C54·2170319·1372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40.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154913
页数:152页

《圣殿》情节黑暗狂暴,描写二十年代美国禁酒期间,南方小镇有一帮以金鱼眼为首的私酒贩子。女大学生谭波尔被男友抛弃后混到这帮人中,惨遭强奸,后又被金鱼眼送进菲斯城的妓院。金鱼眼杀了人,嫁祸于戈德温。律师说服谭波尔出庭作证,但她已被金鱼眼的变态性行为磨得精神失常。戈德温还是被判死刑,被群众劫出私刑烧死。出逃的金鱼眼也终因一桩他并未参与的谋杀案而被判死刑。《圣殿》是福克纳所有长篇中唯一开始就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但也是一部广受批评的作品。福克纳认为写该书是为了“庸俗的想法”,制造的是一个“最为恐怖的故事”。在这幅被败坏了的南方社会的场景中,福克纳揭露和抨击了美国南方丑恶的现实。
《圣殿》:我父亲是位法官

“老兄,帮我把头发捋捋平。”他说。
“好吧,”治安官说,“我来帮你捋一下。”他揿一下弹簧,打开绞架下的活板门。
        ——《第三十一章》

当活板门打开,绞刑架上的金鱼眼一定是垂直而掉落下去,那一刻他的耳边一定响起了风声,那一刻,风一定会把他的头发捋得笔直,那一刻,他一定以自由落体的方式抵达自由,可是,一刻只是短暂的几秒,那根绳子会突然拉直,他的身体会突然停止,突然而必然之后,是一种死亡,仪式上的死亡,法律面前的死亡,对于恶的惩罚的死亡。

对于金鱼眼来说,头发一直是他活着的标志,甚至是他作为一个不被抛弃的正常人的符号,五岁才长头发,是迟来的生理现象,而在金鱼眼的生命中,这种迟来的生理现象杂夹着太多的奇异感觉:圣诞节那天他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像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眼睛始终没有睁开;当母亲和外祖母以为他是个瞎子的时候,他却睁开了眼睛;他四岁才开始说话,五岁开始长头发,而如耶稣一样的降生却被当成了死亡——是因为那场大火,当房架子坍塌下来的时候,外祖母大喊大叫的面孔在浓烟里消失了,而在没有母亲保护的现场,已经摆抛弃的他被另一个女人抱起,“她没有一丝力量来承担惊吓,因此有时候,即便她手里抱着孩子,嘴里在对他低声哼唱,她仍然认为孩子已经在大火里烧死了。”

以为烧死了而没有死,以为是瞎子却睁开了眼,以为头发捋平了而走向了死亡,从死亡开始,又到死亡结束,就像从头发开始,到头发结束一样,金鱼眼就像一个错乱的寓言,所以当他从嘴里说出那句“看在上帝份上”或者“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一定是祈祷,不一定是庇佑,而很可能是一句诅咒,诅咒自己的出生是的死亡,诅咒自己瞎眼的命运,诅咒自己长了头发的背反,以及诅咒最后错乱里的审判。

八月在去往彭萨科拉探望母亲的途中,金鱼眼在伯明翰被捕,罪名是在阿拉巴马州的小镇上杀死了一名警察。谋杀在六月十七日晚上发生,那名叫雷德的警察死了,而正是这天晚上,金鱼眼把车停在郊区的夜总会门口,那个叫谭波儿的女人走过这辆车,相遇从来没有必然的情节,却在死亡的现场成为必然,于是只要有一个时间,只要有一种死亡,任何可能都变成了必然,而当金鱼眼在被捕之后朝着治安官说出那句“去你的”,诅咒的声音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被宣判的死亡,最后时刻的那支烟,才成为金鱼眼表达自己活着的符号,“那只自由的手摸索着从外衣里找香烟。”

嘴里总是叼着烟,口中总是说着“耶稣基督”,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把枪,金鱼眼无疑是独立在法律之外的象征,作为贩酒集团的头子,他用暴力来对抗法律,就像他瞎眼、没头发和不会说话的幼年生理特征,都在正常的体系之外,甚至犯法的人生也独立在自己之外——他在禁酒令期间贩酒,却从来不喝酒,“他不肯喝酒,因为他说一喝酒胃就难受,会跟狗似的反胃呕吐;他也不肯跟我们呆在一起聊天;他什么都不肯做:只是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嘴里抽着烟,像个不高兴的病娃娃。”用烟代替酒,就想用活着的人生代替狗似的病态,就像用枪来对抗法律,“你可以感觉到他身上有枪,就跟你知道他有肚脐眼一样有把握。”

枪是最后的保护,它通向那一条暴力的路,当霍拉斯·班鲍说起这句话的时候,作为一个金斯顿的律师,他似乎代表着法律,在环绕泉水的屏障似的灌木丛中相遇的时候,两个人就仿佛是暴力个法律之间的遭遇,“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们这样隔着泉水面对面地蹲了两个小时。”对面而对峙,两个小时的持久战,金鱼眼的口袋里有一把枪,霍拉斯的身份是一个律师,但是他们的相遇其实就是喝水和不喝水之间的区别,就是离开和不离开的差异,霍拉斯说:“我现在正要上那儿去。这个县里,人人都会告诉你我从来不伤人。如果是为了威士忌,我才不在乎你们酿了多少,卖了多少是买了多少。我只不过在这儿喘口气,喝点水。我没别的目的,就是要进城,去杰弗生。”一条河分开了他们,而其实在所谓的法律面前,他们都是被审判者,他们都需要诅咒错乱里的审判。

“上帝啊,要是我有办法的话,我就要把所有做酒、买酒或喝酒的人统统绞死,一个也不放过。”这是霍拉斯对于贩酒者的观点,当时的禁酒令本身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对于金鱼眼等人设立了绞死的标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说“我要有办法的话”,也就是说,霍拉斯不是站在一个律师的立场来谈贩酒的金鱼眼,谈从戈德温那里买酒的高温,而是从自我的意义上说到酒对于人的伤害,那时他面对的是戈德温的情人鲁碧,一个和自己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人,一个曾经出卖身体的女人,一个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孩子的女人,当露比在戈德温杀了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无疑是一个堕落者,“他在菲律宾当兵的时候为了个黑种女人杀死了另外一个当兵的,他们把他送到莱文沃思去坐牢。后来打仗了,他们放了他,让他去参军。他得了两枚勋章,等战争结束了,他们又把他送回莱文沃思的监狱里,直到那律师说服了一位议员把他放出来。那时候我才不必再跟人睡觉了——”但是监狱之于戈德温,并非是救赎,当他出来之后却又加入了贩酒者的行列,而鲁碧无疑再也无法脱离自身的命运,而当戈德温被控杀死了汤米的时候,鲁碧只能抱着孩子睡在监狱里,所以对于她来说,被改变的命运最后却只剩下被关押,被驱赶,甚至被谩骂的地步。

“不许进我的家。”这是霍拉斯的妹妹娜西莎对霍拉斯的怒吼,曾经暧昧的女人,对于霍拉斯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救助,但是在鲁碧身上,永远留着被世俗看成是邪恶的血,“不过我不能让我哥哥跟一个大家在议论纷纷的女人混在一起。我不指望你会想到我;可我请你为我们的父母着想。”这是道德的绑架,所有在杰弗生的人都知道,鲁碧是一个跟男人没结婚就抱着孩子的女人,在他们那些“无所不能的圣洁之口”里,她根本没有资格在“圣洁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而只有监狱的门为她开放,而妹妹娜西莎,一个守寡十年的女人,无疑恪守着所谓的道德,而她的咒骂,她的拒绝,无意成为另一种审判者,一种道德绑架的审判者。

甚至,在道德秩序下,身为律师的霍拉斯也只能把怨气发泄到那些做酒、买酒或喝酒的人身上,而他成为戈德温的律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证明鲁碧的清白,为了解除道德的压制。但是,霍拉斯在错乱中诅咒的不是法律本身,相反他必须在法律的世界里寻找正义和公平,然后把这种正义和公平放在一个女人身上,如此的曲折努力,使他在寻找戈德温没有杀死汤米的线索中,发现了金鱼眼的暴力,发现了高温的颓废,也发现了谭波儿的堕落。

真正的案子其实是从守寡十年、总是张着圣洁之口的娜西莎开始的,她的男友高温经常在奥克斯福的大学里,而离开她的那晚,他就是去了大学的舞会,“他跟一位年轻小姐有约会。”谭波儿并非是以另一个圣洁女人的身份在那个晚上相遇的,一个被学校处理的女生,也是一个被道德惩罚的女生,“人们最后的惊鸿一瞥也许是她跳进等候在那儿的马达尚未熄火的汽车并迅速转身坐下时所露出的短衬裤之类的东西。”和那些在镇上的年轻人鬼混在一起,谭波儿需要的是什么?无疑是放荡中的欲望。她坐上高温的车是欲望的驱使,她落入金鱼眼的手上也表现着无法泯灭的欲望。

高温是一个酒徒,为了买酒而进入金鱼眼的世界,而当他喝醉了酒,意味着某种意识的丧失,而在只留下谭波儿的房间里,玉米壳轻微而持续的响声,仿佛正在激发谭波儿的那种欲望,起先是保护着自己,“两手在胸前交叉,两腿并拢,显得端庄稳重,像古时坟墓碑石上镌刻的死者像。”当戈德温把胳膊伸到谭波儿腿下的时候,“她感到自己被一把抱了起来,接着便仰天躺在床上,就在高温的身边,随着玉米壳越来越弱的窸窣声而上下颠簸。”是被侵占还是享受颠簸,玉米壳是柔软的,是刺激的,而当一个肉体被置于柔软而刺激的世界里,她其实在释放着自己。

“噢,对,我还干了件怪事。”用“怪事”来形容自己欲望释放,多少是一种借口,当在玉米壳发出声响的时候,他的身边不是戈德温,而是金鱼眼,“她听见自己血管里血液奔流的声音,听见眼角的肌肉轻轻地在撕裂,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感到鼻孔内时冷时热。接着他就站在床边了,她暗暗地说来啊,摸我吧,摸啊!如果你不摸你就是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那是一种呼喊,那是一种渴望,那时一种需要把自己袒露出来的欲望,“我看上去很可爱——你明白吗:浑身上下一身白。我还戴了块面纱,像个新娘,我在哭,因为我死了,或者因为我看上去很可爱,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戴着面纱的新娘,死去的自己,在一种圣洁和邪恶中,谭波儿命名了自己,而在自我命名中,她甚至也命名了金鱼眼,她叫他“爹爹”,而这个“daddy”就是女人对供养他的有钱情人的爱称,“我等不及了。你必须干。我浑身火烧火燎的,说真的。”当自我开始命名,当他人被命名,当欲望无法阻挡,一个“爹爹”其实把她带向了肉体的另一种深渊。

对于金鱼眼来说,那一种欲望其实只是某种利益,一种用枪制造的利益,一个不喜欢喝酒却在卖酒的男人,就是生活在邪恶的错乱中,所以当谭波儿的欲望被满足,她就再也无法逃脱那把枪的控制,汤米被杀死在谷仓,很明显也是那把枪制造的血案,戈德温被控杀人,也是利益上的纠葛,而谭波儿坐上金鱼眼的车离开,对于她来说,不是走向自由,不是逃离黑暗,而是成为新的牢笼,她被卖到孟菲斯的妓院,从此在肉体的完全满足中成为一种性工具。

这是关于欲望的邪恶转变,而谭波儿是一个牺牲者?“她听见自己在说我希望已经发生了。我希望已经发生了。接着她相信事情已经发生了,于是被一阵失落感和肉体的欲望所攫住了。”希望发生,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肉体的欲望控制了她所有的时间,而对于一个堕落者来说,她丧失了道德,却希望用法律来拯救自己,而所谓的法律,在她那里是另一个父亲,“我有四个兄弟。两个是律师。一个在报社工作。还有一个还在上大学。在耶鲁大学。我父亲是位法官。杰克逊的德雷克法官。”四个兄弟两个是律师,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法官,谭波儿在男性的世界里应该被保护,但是当她被自我欲望放逐,却又在男权意义的律师和法官中寻找庇护,“我父亲是个法官”,就像当初叫金鱼眼“爹爹”一样,她从来就需要父性,不管是欲望意义上的变态者,还是象征权威的法官,一种父权思想构成了她逃避自我堕落的法宝。所以她会不加思索地坐上金鱼眼开往孟菲斯的车,会在检察官面前说“他朝汤米开了枪”,会把戈德温推向了错乱的终点,而在这种丧失了最后尊严的父性面前,霍拉斯作为戈德温的律师,也完全失去了意义。

“他想象把她、金鱼眼、那女人、那孩子、戈德温全都关进一间屋子,一间光秃秃的、致人死命的房间,直截了当而又寓意深远:处于愤慨与惊讶之间的抹掉一切的一刹那。连我也一起抹掉;想到这倒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谭波儿之于欲望,鲁碧之于道德,孩子之于生命,戈德温之于邪恶,在一间屋子里,他们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是当作为律师的自己也被抹掉的时候,法律的尊严又在何处?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法律是“父亲”,是正义,是公平,而其实在这个错乱的世界里,法律是邪恶,是不公正,是泪水,甚至是直接的死亡。

娜西莎说必须有一部法律,将做酒、卖酒和喝酒的人绞死,金鱼眼说,真该有法律,“不该让他们整夜坐着那该死的迷魂汤”,珍妮小姐说,“霍拉斯,你永远赶不上去对付不公正的事情。”而当地议员斯诺普斯对霍拉斯说,“你要是没兴趣的话,我就去跟另外那个人做这笔买卖。我只不过先给你个机会。”法律似乎无所不能,但是法律却早已变成了某种交易,成为了某种工具,就像霍拉斯对戈德温说的那样:“我听了觉得他认为应该用火烧死戈德温和那女人来给那孩子树立独一无二的榜样;而养大那个孩子,教他英语的唯一目的是要让他知道他是两个人作孽犯罪生出来的,而那两个人由于生了他而受到火刑。”一种被审判的死,是为了惩戒,是为了道德的圆满,所谓法律,“只有上帝知道陪审团会作出什么样的裁决”,上帝在别处,公正在别处,它甚至变成了歧视。当那个杀死妻子的黑人杀人犯在最后的时光里高声唱歌的时候,楼下只有放慢脚步的行人、衣衫褴褛的孩子和马路对面加油站的工人对着他大喊:“还有一天了!天堂里没有你的席位!地狱里没有你容身之处!白人的监狱里也没有你容身之处!黑鬼啊,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黑鬼?”对于他来说,死的时候没有仪式,埋的时候也没有排场,就只有审判后的死亡,就只有死亡本身。而身为议员的斯诺普斯,更是一个种族歧视者,他在高喊着“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渴望的就是用严厉的法律来处理那些最低贱的犹太人,“天下最卑贱的生物就是犹太人。”

金鱼眼的暴力是罪恶,戈德温的贩酒是罪恶,但是他们却在所谓的法律世界里,成为另一个牺牲品,那场大火被烧起,没有杀死汤米的戈德温被投入大火,霍拉斯看见了火光中的凶恶;那个警察被杀死,而只在六月十七日出现过的金鱼眼成了替罪羊,“春天真长。你简直会认为其中有一定的目的。”霍拉斯对娜西莎说的时候,关于欲望,关于美好,关于生命,似乎都在“有一定目的”的道路上,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把世界推向了邪恶、不公正和泪水,推向了另一种的暴力、道德和死亡,推向了“我父亲是法官”的父权体系中——爹爹和父亲,在谭波儿如此相异的世界里,成为自我堕落的借口,也成为自我逃离的庇护所:

她父亲坐在她身边,两手交叉放在手杖头上,呆板的八字须上落满水珠,犹如结了霜的银锭。她关上粉盒,精美的新帽子下,她的双眼仿佛追随着乐波,溶入逐渐消逝的铜管乐声,越过水池和水池对面呈半环形的树木一在那儿阴暗的树荫下,每隔一定的距离便有一尊死去的王后的污迹斑斑的大理石雕像宁静地伫立着,正在沉思默想——升入在雨水和死亡季节的怀抱里平卧着的、被征服了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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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编号:E32·2170319·1371
作者:【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100115629
页数:350页

“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我戴着我的枷锁,还感到死亡的甜蜜,我害怕脱身,拒绝别人的忠告,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创伤。”作为“世界三大忏悔录”之一,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阐述了他的原罪思想,也以他人的苦闷为自己的苦闷,用无比的真挚尝试解决其苦闷。一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个被罗马天主教系统被封为圣人和圣师的思想家,看待“原罪”而实施忏悔更主要是从承认、认罪之外,发现另一种救赎,他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并在重大神学和哲学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影响深远的《忏悔录》也使得“忏悔录”这个词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本书共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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