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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情的终结

编号:C38·2170419·1386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9979410
页数:280页

第一部,第一句:“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任意的时刻,任意的故事,到最后为什么有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果:“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我说得出它开始的那个时刻,后来,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知道自己也说得出那最后的时刻。”任意时刻变成了最后时刻,这是不是“恋情的终结”永远的变奏?“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家莫里斯爱上公务员亨利的妻子莎拉,一次意外事件导致萨拉不辞而别,莫里斯在恨和嫉妒中度过了两年。两年后,他们再次相遇,当初那段感情中炙热的爱、恨、猜疑、嫉妒、信仰,再度折磨着莫里斯,而最后的结局就像莫里斯自己预言的小说一样,它只是一桩风流韵事。
《恋情的终结》:我们无法逃脱情节的束缚

最后是你赢了,这点用不着你来提醒我。但她背下垫着这个枕头,和我一块儿躺在这张床上的时候,可并没有用你来欺骗我。她睡觉的时候,是我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你。进入她身体的是我,不是你。
        ——《第五部》

绿色,破碎,尖利,以及一意孤行,一张封面似乎是一个故事的所有场景,她朝着向上的方向行走,他则以向下的方式离开,他和她,男人和女人,红色和黑色,在布满绿色的纸面上各自划出属于自己的方向和轨迹,似乎不再碰面,似乎不再缠绵,似乎永远走向陌路,可是这“恋情的终结”的题目下面,却分明是他们共同站立的那一块玻璃,破碎的玻璃,锋利的玻璃,以及如心形的爱情一样的玻璃——当在爱情中各自寻找方向,他们却始终无法走向那可以结束的故事?

The End of the Affair,一种结束标注在行走的过程里,爱情是容纳?恋情是束缚?可是那一意孤行的表情里分明在寻找那一个在别处的你——不同的字体,是对于天主的特殊标注,第一人称是我,第三人称是她,而第二人称的“你”又在何处?你是皈依,还是寄托?你在别处,还是在各自的心里?破碎却统一于一样的场景,锋利却无法走向别处,结束于未结束之处,相爱于未爱你之时,在终结的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听到了对于第二人称的那个并不是祈祷的注解:“噢,天主啊,你做的够了,你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太疲倦,也太衰老,已经学不会爱了。永远地放了我吧。”

最后一句话,最后的祷告词,却并不是一种终结,它在冬日里以复生的状态回到了破碎而锋利的场景中,和开头时的那句话一样:“我所记述的与其说是爱,倒远不如说是恨。”爱和恨共同安置在一张封面里,共同面对各自的方向,共同封闭在一本小说里,那么,恋情是不是如一个统一的文本一样:“故事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作者从自己经历中选择那个可以让其回顾以往或者放眼未来的时刻时,完全是任意的。”

没有开端,没有结尾,这是小说之一种,这是文本的封闭状态,即使可以从经历中任意选择一种时刻,在这个文本里,作者也主宰了一切,那么,在被作者左右的小说里,所谓的我,所谓的她,是不是仅仅是一种被安放在有开端有结尾而无法逃逸的封闭世界里?是不是意味着只在情节的束缚里选择爱和恨?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天主的“你”只是一种虚构?当时间变成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那个漆黑的雨夜,当地点变成那一个总是发生故事的公共草坪,当人物变成和婚姻、爱情有关的莫里斯、亨利和萨拉,其实在虚构中已经让故事拥有了一个开端,一个“关于爱情,我又想起了你”的开端。

开端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就像爱情,它从来不是从某一个确定的时间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一月的雨夜只是一个进口,当故事进入到这个进口,在打开的世界里完全可以发现另外的时间端点,比如一九三九年,我动手要写一部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从而认识了亨利和萨拉;比如一九四四年,当那枚V-1型飞弹落到公共草坪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从草坪南端传来的玻璃震碎的声音;比如一九四六年,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莫里斯。我要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爱情已经依次打开,但是当爱情在不同的时间端点被打开的时候,处处是起点,却也处处是终点。

一九三九年的相遇,却是另一种“愤愤不平”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看到萨拉吻了亨利的一个同事,这只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一九四四年的相依,起初的故事是浪漫的,甚至是肉体式的:“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萨拉上午来,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和我做爱,但是那炮弹留下的是被炸伤的身体,和一丝不挂被指责的肉体,以及那个“她为之而抛弃我的这个男人”,而一九四六年的呼喊,却在雪花路16号的演变成了另一种爱恋,那个像是X又像是Y的斯麦斯不是假设的未知数,而是对萨拉说出“我不管。我爱你,萨拉”的男人,而在萨拉的日记中清清楚楚地写着那一种痛苦:“我想自己正在亲吻痛苦,而痛苦属于你,正如快乐从不属于你一样。我爱痛苦中的你。”

其实,所有的时间端点都像是一部小说的情节安排,所有的开始都在走向一种无法保证的终结,所以那一个恋情的开始只不过是在进入小说,进入作者的世界,“我一直躺在这里想第五章的内容。亨利在出席重要会议以前,是不是要嚼嚼咖啡豆来去掉嘴里的味道呢?”这是我对萨拉说的话,因为小说,我寻找亨利,因为小说,我认识了萨拉,也是因为小说,我爱上了萨拉——“因为她说了一句曾经读过我的书的话”,一句话,让读者变成了主人公,一句话,让作者成为了我。还有那个“洋葱”,它在我的小说中被叙述,它出现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里,最终它成为我和萨拉在鲁尔斯餐馆的那一道菜。“我忘记了银幕上讲的是我的故事,影片中的对话曾经是我说过的话,而且真的被出现在某家廉价餐馆里的一个小小场景打动了。”从忘记到出现,到再现,这像是一个小说开启的故事,它总在里面,它无法逃逸。

“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这是有条不紊地工作状态,这是有开端有结尾的任意时间,即使恋爱、战争都没影响到我,而这每天五百个字的写作计划,当成为一种惯例的时候,也渗透到现实里,我要求侦探公司给我的每周跟踪报告,无非也成了小说的一部分,隐瞒着萨拉的丈夫而独自雇佣了跟踪者,我就是一个任意的作者,似乎我要将这一切的故事都变成文本,都变成我可以控制的情节,就像在那张床上,我用自己的身体进入到萨拉的世界,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主动的,才是爱的,才是真切的,才是没有终结的。

但是最终的问题却是:“从那以后,萨拉就开始不喜欢我的小说了。”她甚至说了一句“你不喜欢的人好像很多。”这是对于文本逃逸的开始,直接破坏的是我以作者的身份控制的一切,“我马上觉得自己是在被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作家来看待。”回到现实中人的状态,这是一次对于文本的超越,还是在构建另一部小说?其实在文本之外的现实里,时间的端点只有一个,恋情的端点也只有一个,“如果有能耐的话,我会用爱来写作。可是如果能用爱来写作的话,我就会是另外一个人:我也就根本不会失去爱了。”那就是爱,肉体的爱,它是进入唯一的方式,是真实的唯一证明:萨拉和亨利十年的婚姻,它是在肉体之外的共同生活,只有世俗和契约;帕基斯因为跟踪而对萨拉产生的暗恋,无法走近她,职业让他永远离开肉体;斯迈思对萨拉从精神引导走向爱恋的表白,也无从进入萨拉的身体,而当世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不是作者,不是朋友,而是纯肉体关系的情人,在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我们趁着空隙做爱;在布里斯托尔旅馆里,我们的肉体之间只有一片空气;在萨拉的家里,成亨利不在,我们的外套还没来得及脱掉们就开始相互亲吻着……

肉体打开了欲望,肉体发现了自我,肉体带来了嫉妒,肉体也标注了开头,当肉体超越文本,当写作变成空洞,是一次逃逸,却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欲望会有终结,因为快乐会有终点,因为进入会有退出,因为爱会有恨。因为写作,我会把萨拉同其他女人混合在一起,因为和亨利在一起,我会在梦中见到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因为被跟踪,我自己也成了那一个虚构的X或者Y,因为在一起,所以想要在爱情里走向永远的相守:“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

“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这是萨拉对我的承诺,这里只有开始爱的起点,没有爱的终点,但是当恋情以肉体作为起点,“嫉妒和欲望并存”,爱注定会变成嫉妒,对萨拉的嫉妒,对亨利的嫉妒,“以及对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踪着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忠诚之后,我对萨拉的问题是:“如果我同别的女人睡觉的话,你会为我铺床吗?”
在“也许会的”的回答里,分明是一种洋葱一样的圈套;这是嫉妒而预设的终点,而当一九四四年的V-1炮弹落下来的时候,我被战争推向一种无限迫近死亡的状态,萨拉也在一丝不挂中袒露肉体,肉体之于爱的意义正在消融,它变成了一种尴尬,一种不设防,一种意外,“在那之后,我记起了萨拉和亨利,还有对爱情即将终结的恐惧。”

肉体的萨拉正在死去,在嫉妒中,在战争里,我保留萨拉的唯一方式是想象:“大幕升起,开始演戏。演的总是同一出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同X在一起,做着与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做过的同样的事;萨拉以她特有的方式接吻,在性爱中弓起身子,发出疼痛似的叫喊;萨拉忘情的样子。”我的职业就是想象,当萨拉出现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其实我又成为作者,成为一个试图控制别人的人,而当我变成作者,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恋情里划上了一个终结的符号。

而萨拉呢?她是我肉体的对象,是我小说里的人物,但是她在肉体、婚姻、恋情中又如何存在?“本来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爱,一次只花掉一点,在此处和彼处,在这个男人或者那个男人上省着用。”这是肉体中的萨拉;“我一辈子都竭力生活在这种幻觉之中——它是一帖安慰剂,能让我忘掉自己是个婊子和骗子。”这是现实中的萨拉;“我要莫里斯。我要平平常常的、堕落的、凡人的爱。”这是理想中的萨拉,当爱情如小说一样开始的时候,当嫉妒和欲望主宰肉体的时候,其实对于萨拉来说,她渴望逃离那个小说中的世界,渴望离开我作为作者预设的世界,于是她在日记里记下了那一场爱恋,真实的时间,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心情,真实的痛苦,以及真实的解脱——那里有萨拉自己,有亨利,有莫里斯,有斯迈思,但最后却是一个没有名字却无处不在的“你”:你带来痛苦,“你知道我想要你的痛苦,可我不想现在就要。”你代表着质疑,“我爱莫里斯时,也爱亨利,而现在,当我是他们所说的好女人时,我却谁也不爱了,而且最不爱的是你。”你命名着爱,“如果我爱你的话,我就会知道怎么去爱他们。”不同字体的你,第二人称的你,是站在萨拉对面的对象,也是萨拉虚构的存在,“亲爱的主”,一个不信教的人,一个不是天主教徒的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日记里寻找一种精神的归宿?

“我在爱你以前是不是同样地爱莫里斯?抑或我一直爱的其实是你?我在抚摸他的时候,是否就是在抚摸你?如果我没有先抚摸他——用我抚摸亨利,或者任何其他人时都没有用过的方式抚摸他——的话,我会抚摸你吗?”像是一种替换,一种逃避,却也是走向终结的预兆。其实当肉体之爱发生,当嫉妒之情发生,当痛苦和伤害出现,对于萨拉来说,她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爱情,天主是生活之外的信仰,她以自己的方式命名。一旦进入到封闭的结构中,萨拉也变成了作者,那些日记是文本一种,只不过和小说开放供人阅读不一样,日记是私密的。但是私密的日记在嫉妒中也一定会有读者,会有和作者对立的读者,它被佣人拿来,被侦探公司获得,又被我看见——而当我看见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恋情必将在最后的时间里被合拢,合拢而封闭,便是最后的终结。

不想终结却走向了终结,这是宿命?就像萨拉的死一样,一场感冒夺走了她,肉体消亡,那么在已经命名的“你”的世界里,是不是还会有永恒意义的救赎?不是天主教徒,灵魂和肉体一起死亡,会入土,会焚烧,会成为物质意义的一缕烟一抔灰,但是死后的世界并不是走向终结,斯迈思希望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克朗普顿神父愿意给她天主教式的土葬仪式,而远道而来的萨拉母亲更是说萨拉早就是一个教徒了,小时候,她为了报复小气的丈夫,给萨拉做了洗礼。如此,这样一个死去的肉体是不是也在进行着各自的命名,是不是这样一个终结的生命也在寻找永恒的意义?

而其实,那时候所有人都变成了作者,无论是撒谎的神父,还是虚伪的母亲,无论是一直跟踪的帕基斯,还是痛苦的亨利,在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着萨拉,而我曾经在起点把萨拉带进小说的作者,才第一次感觉到恨的真正意义:“我想:恨萨拉只不过是因为爱萨拉,恨自己只不过是因为爱自己。”那个叫做莫里斯·本德里克斯的作者,那个写作了《野心勃勃的主人》《带花冠的偶像》《滨水墓地》等书的作者,甚至根本不值得我来恨,因为当萨拉作为一个人物进入我的小说之后,她从来没有逃脱情节的束缚,她从来只是被预设在文本里,“爱情已经变成了一桩有开始也有结束的风流韵事。”

战争也是一部小说,婚姻也是一部小说,信仰也是一部小说,现实更是一部小说,在这个被作者控制的世界里,在这个开端和结尾任意的传说中,把萨拉写满“你”的日记本撕掉,把“天主保佑你”的句子划去,把空荡荡的屋子遗忘,把没有完成的无聊小说终结,或者只有取消那个充满谎言、充满虚构的“你”,才是抵达没有终结的唯一办法:“你是一个魔鬼,在引诱着我们往下跳。可我并不想要你的安宁,不想要你的爱。我想要的只是一种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的东西:我想要同萨拉终生相守,但你却把她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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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恋情的终结 格雷厄姆·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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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

编号:C38·2170419·1385
作者:【英】安吉拉·卡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305141515
页数:307页

“我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原因只有一个:我挺过来了。我之所以能挺过来,就是因为面对如潮水般袭来的魅影,我根本就做不到举手投降。”《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将三部不同的机械,爱情、叙事、社会结构完全拆解,再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在一瞬间同时完成了对三者的解析。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幻想,读到了散发着颓废气息的绚烂,也读到了拼贴和戏仿,什么科幻、惊悚、后现代、流浪、寻根文学、历险故事、色情文学,外加种种政治和社会理论,统统一锅烩,“每一章的故事既伸向未知的未来,与此同时又在重复着已知的从前。换而言之,就是在遍地回声的古老文学景观中开拓出新的领地。”
《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我欲故我在 

“我明天到城里去,”博士说道,“时间将被彻底推翻……”
“所以,你将昨天到达。”阿尔贝蒂娜说道。
      ——《第八章 城堡》

就像安吉拉·卡特,一个“昨天到达”的名字,她写在2013年1月打开的《焚舟纪》里,写在2013年12月看见的《精怪故事集》里,当一个名字出现,意味着一种时间的呈现,于是从昨天开始,“禁止进入”的门再度开启,于是从昨天开始,“我讲完了,现在交到你手里”——在时间的序列里,2013年是一个起点,它打开了门,它指向了下一个你,在必然被拉入阅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返回而取消一个作者的意义?

但是,当2017年12月的文本打开的时候,它是不是和时间有关的“再次”?是不是写在必然到来的未来里的现在?或者说,安吉拉·卡特是不是一个重新看见的符号?过去的2013年是昨天到达的时间,现在的2017年是今天开始的时间,可是为什么放在括号里的时间又变成了明天,而且“被彻底推翻”?霍夫曼博士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把昨天抵达的时间颠覆成了未来的样子,而在“安吉拉·卡特”这个符号恒永的存在状态里,不管是明天还是昨天,都已经远离了此时此刻的今天。

被抽离的今天,不是仅仅意味着现在时的缺席,在昨天和明天,在到达和推翻之间,那个今天就是一个搁置的状态,而当今天被抽离,现在被搁置,时间就变成了一种错乱的开始,明天在昨天到达,昨天看见了明天的推翻时间,它们自动组成了一个闭合系统,没有向下运行的时间之流,也没有逆反而上的时间记忆,所以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的对话中,当时间被错乱地放进引号里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被禁止进入的系统,它依然是一个交到你手里的言说故事,它不真实,它没有秩序,所以,“最后,我感到,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中”无非是一个没有最后的死亡事件:它随时随地发生,它时时刻刻死去。

但是在霍夫曼博士和阿尔贝蒂娜对话之外,在他们引用之外,却有一个我,一个“一切我还记得”的我,一个看见死亡的我,一个拯救城市成为英雄的我,我到底是谁?如果从这个疑问开始,完全可以用时间来构筑一个完整的我,比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是和我的出生有关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的印第安的后代,当我知道母亲来自身世清白的中欧移民家庭,当她在贫民区成为低廉的娼妓,我的时间缺少了一种家族的序列;比如,“变化之前,城市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和我生活的城市有关的时间,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领受了一项秘密任务,我就成为这个城市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不知道城市变化之前的样子,我的时间缺少了在城市系统里的序列;而在我的家族时间、城市时间缺失的时候,我却总是记住别人的时间:霍夫曼博士的增增祖父踏上这片土地的时间是1867年9月18日,霍夫曼博士咋7岁时患上了脑膜炎,在16岁时有过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那个“大河之民”的阿妈,当她悄悄插上了厨房的门闩,把我当成欲望对象的时候,说:“上一次做爱还是去年的环割节,是去年四月,到现在也够久了。”欲望杂耍团的拉巴德女士,在梦里发现自己回到了出生的小村,躺在儿时的小床上,看见往日的天竺葵,“然后就与这个世界做永诀”的时候,却知道自己的“胡子和乳房一起长出来”的时候,她十三岁……

被放置在家族历史中的霍夫曼博士,能够想到欲望生活的阿妈,看到了记忆中自己的拉巴德女士,他们都生活在时间序列里,但是这样的时间序列是不是只因为被我言说,而变成了回忆,变成了过去,变成了曾经?就像我所说:“一切我还记得。”一切无完完整整记得,即使一辈子乱得像个线团,也意味着我可以从这团乱线中抽出最初的那根线头,“一针一针织出那个初的我,年轻力壮,阴差阳错就成了英雄,然后一天天走向衰老。”线团里有关于城市的过去,有关于我出生的事件,有我成为英雄的故事,有爱情毁灭欲望毁灭乃至所有的肉体毁灭的痕迹,似乎也只有我,能够在真实时间里打败霍夫曼博士发动的战争,能够击溃抽离了今天的“混沌时间”。

而对于我来说,关于家族,关于出生,关于城市,就意味着一种时间序列而产生的真实感,甚至是“城市看上去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机械感,它虽然曾经丑陋,曾经落后,但是它在欧洲文明侵入之后发生了改变,在商业兴起之后出现了繁荣,这变化,这繁荣,就组成了城市的历史,而历史就是时间有序流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城市里,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在秩序的世界里,部长成为城市的实际统领,在秩序的世界里,城市成为权力的代表。所以在权力世界里,部长的政治哲学就是“头衔和功能论”:“每个人都牢牢掌握着某个头衔,由此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环环相套的圆,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却又没有丝毫的变异。”人人各安其位,人人各谋其政,而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有伟大的“礼制”。这是现在权力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城市的理想,而这个城市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和秩序之下,才“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才是坚固和乏味的。

所以即使霍夫曼博士发动了战争,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也不无傲气地说:“条理分明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品。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是完美的对称,具有音乐的结构特征。”在他看来,秩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不可逆转,就是在条理分明的结构中自我成长自我毁灭,就是拥有出生和死亡,昨天和明天的完美对称。而其实这一切都是权力体系的呈现,无论是制度还是秩序,那个统辖一切的人才是最终的统治者,才是所谓的时间,而这样的规则、制度,在部长看来,就是一种理智,一种理性产物。无论是镇长,还是伯爵,无论是酋长,还是将军,其实这些被命名的人都只不过是部长权力体系的代表,都是城市理性统治下的产物。

但是霍夫曼博士要发动战争,就是要摧毁这样的权力,就是要消灭这样的秩序,就是要解构这样的时间,而所谓的反抗,其实就是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内部产生的。曾曾祖父曾经踏上这片土地,这是霍夫曼家族历史的写照,他曾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这是霍夫曼个人历史,家族历史和个人历史都在整个城市的体系里,所以面对博士的信使,部长不无讽刺地说:“可当初,他自己不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吗?不也是这个国家最精美的思想装饰吗?”他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城市权力制度下的产物,为什么要毁掉这个国家的社会肌质?因为博士在秩序中看见了堕落,在制度中体验了病态,当他在大学时卷入同性恋丑闻,当他两次被疾病所纠缠,当他最后被学校驱逐,这一切难道不是权力体系的危害?当他一把火少了自己的笔迹,当他带走了父亲神秘学中的古籍,当他进入了男厕所最终消失,他已经走到了制度、秩序和权力的反面,他已经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反抗,而对于城市最好的反抗方式,就是摧毁那些所谓理性的时间,摧毁物理意义的时间,摧毁拥有秩序结构的时间。霍夫曼博士制造幻象的基本原理是:“一座城市吧,本质上,它就是一座时间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一段段废弃的时间。这些时间属于城市昔日的居民,那些在城市中生活过、工作过、梦想过,最后倒毙街头的男男女女。废弃时间不断生长,犹如意志顽强的有机体;它缓缓舒展,犹如泥沼中绽放的玫瑰;它又没有办法消逝,于是,城市的往昔被胡乱存放在城市的不同层面之中。”

“往日用来约束时间的器具,如今成了他手中的玩物。”过去的时间里长出现在的东西,废弃的时间里钻出死去的东西,颠倒、混乱,完整统一的时间结构分崩离析。用时间来消灭时间,用权力来消灭权力,所以对于霍夫曼博士发动的这场战争,信使的解释就是:“绝对的权力,建造一个彻底解放的政权。”解放权力,需要用另一种权力的力量,在霍夫曼博士看来,世界本身是一种物理意义的呈现,它是由具有可塑性的泥土构成的真实世界,但是在物理意义之下,世界的本原结构具有同样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博士要把这座城市放逐在世界之外,要把它变成时间的禁足之地,“博士知道如何穿透表象,让真正的形式浮现出来,由透明的内部浮现于有形物质的表面。”

真正的形式是什么?在博士看来,权力制造了一种表象,而表象是一种看起来真实却是腐朽的东西,穿透表象发现真正的形式,那就是幻象,就是欲望——权力是一种欲望,但其实只是欲望的中介,部长、镇长、酋长、伯爵,无非是把自己当成了权力的中介,他们不让人们看见权力体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让人看见欲望。所以在部长和博士之间的这场战争,就是权力欲望的中介和真实欲望之间的战争,是一切规则下的表象和穿透现象之下的幻象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战争。

为什么我能阻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会成为英雄?“我根本没法加入魅影,同魅影打成一片,也根本没有办法像周围的人那样,把现实抛到九霄云外,走上自我迷失的不归之途,最后在非理性的一通狂轰滥炸之下粉身碎骨。我的血太冷,心肠又太硬。”但是这是不是反而是一种理性?反而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幻象,反而是另一种权力?实际上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一个从卑贱的出生走向城市统治顶端的人,需要的正是发现自己的时间,发现自己的欲望,而这种理性之中的欲望,非理性之中的冷血,却是把我推向了一个悖论的世界——当那些欲望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是应该成为部长的人击溃那些欲望?还是像霍夫曼博士一样,解放自己的欲望?

这个悖论清清楚楚写在那两句矛盾的话里,一开始我说“一切我还记得”,但是后来我却说:“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也记不清了。”当开始成为缺省的时间元素,那条时间之河就已经不完整了,幻象就出现了,欲望也无法遏制地降临。起初的幻象是透明的肉体,是美丽的诱惑,“那是一个女子,每次我见到她,她都是老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女子,却毫无变化,欲望的门即将打开,却还在部长一成不变的权力体系里,但是却看见了一个女人,一个闪发着欲望的人体,而且她说“去爱”,她说“不要想,只要看”,她说“一想就会迷失”。而当“城里的大教堂飞上了天”,一种宗教般的救赎被毁灭,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欲望之旅,而这个欲望之旅被标明了时间,那是我24岁生日的前一天,那是一个下午。

自己的时间出现,自己的欲望出现,自己的幻象出现,我看见的是那只黑天鹅,以及那个女人,“从天鹅喉咙中流淌出的是撩人心扉、让人心跳加速的女低音。”那喉咙的金环上刻着一个名字:阿尔贝蒂娜。这是一个启示,欲望的启示,命名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将使我踏上寻找欲望寻找时间的旅程之中,阿尔贝蒂娜是终极的目标,是真实的形式,是时间之外的存在。为了调查镇长的死亡,我在午夜凶宅遇见了镇长的女儿玛丽·安妮——镇长是城市权力秩序中的一员,他的死亡让我遇见了权力之女,而这个权力体系有关的女人会释放怎样的欲望?“她伸出若有若无的胳膊,抱紧我,嘴唇盖到我的嘴唇之上,那个吻,就如同吞下—口冰冻的水,却立即就撩起了我的欲望。那吻里,装满了痛苦的渴求。”像是幻象?最后却是一种消失,“死了,可她活的时候比死了更苍白。”而在这消失中,我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镜像般的存在,是让我看见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脸上的印第安印记都刮不掉,哦,我那可怜的老妈。”

而在我逃离午夜凶宅,来到“大河之民”的时候,和我有关的出生被激活,我知道了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家族,“您瞧,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回了家!”印第安,和欧洲的殖民者完全隔离的存在,让我在像是镜子的河水中找到了存在,但是那种欲望真的是真实的吗?我学习了他们没有固定单复数变化的语法,学习了没有“在”相应词语的语言,学习了缺乏抽象名词的句子,而所有这一切,都在远离笛卡尔的理性,远离欧洲中心论,这是一种自我的回归,我甚至把曾经属于城市的名字德赛得里奥改成了基库,“被遗弃的鸟”终于找到了家。

而欲望呢?当我用了新名字而杀死了德赛得里奥,当和那个9岁的阿娥订婚,就意味着我找到了“一个家,一个大家庭,一个未来”,但是在阿娥的身上我看见了那种遗存的风俗,“阿娥让我抚摸她细小的爱穴,我发现,她的阴蒂居然跟我的小手指一样长,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而竟然在阿妈那里,我获得了欲望的满足,“我把阿妈顶在厨房的木头墙上,听着她在我耳边喘息呻吟。”欲望乱了伦理,“刚刚与我皮肉之欢的可是我的女主人,更是我未婚妻的祖母,试想,这世上有哪个社会能容忍我这种行为?”更可怕的是,那根本不是正常的欲望,欲望背后是一个谋杀的计划,在睡梦中的阿娥手上拿着的那把刀,以及梦呓的“明天,明天动手”,将欲望推向了另一种权力,也彻底将一个家,一个未来解构了。而欲望杂耍团里的拉巴德女士,是进入了梦幻而产生了欲望,巴可欣小姐在和我观看女骑师和自己的爱马时拥有了欲望,以及鳄鱼人,以及摩洛哥人,在表演的世界里,欲望无非也是一种秩序,甚至它只是一种变形,就如那个老家伙所说,这是霍夫曼博士运用“现象动力学”的三个定律制造的欲望,这样的欲望看上去是情感,而其实只是一种技术,“欲望会释放出能量,用超物理学的术语说,这叫‘放射能’。”而时间呢,变成了门多萨手里的数学演算,“性高潮可以造成时间的裂变和延伸。他声称,射精的一瞬间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当下和未来,而是促使三者在各个波段上以指数方式融为一体。”

但是阿尔贝蒂娜却出现了,当情色旅行中那人摘下面罩露出令我魂牵梦绕的脸,我才知道她是我要找的阿尔贝蒂娜,“我俩相互追逐,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险阻,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投下高昂的赌注,只为一吻,熟然后又要硬生生地分别,各奔东西。”这是真正的爱?还是变形的欲望,变形的时间之下的幻象?当阿尔贝蒂娜在怀里消失,其实是一种物质的变形,“要知道,构成她躯体的物质极其柔软灵活,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把左手手套戴到右手上。”终于咋非洲海岸中再次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我扔掉手中的利刃,腾出手把阿尔贝蒂娜紧紧搂入怀中,另一只手举着滑膛枪,死死瞄着酋长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消灭权力,消灭原始,消灭技术,消灭存在的时间,我的努力是靠近那个幻象,也是靠近欲望有关的爱。但是这是欲望还是意志?或者说爱是情感还是理智?和我有关的悖论从来没有离开,而当它以如此突兀的方式改变我的一切时,那个所谓的时间变成了“混沌时间”——时间里,由志生欲,时间里,我爱上了阿尔贝蒂娜,时间里,爱尔贝蒂娜又被强奸。

“欲念绝不能强迫。”当我寻找自己的出生时,是不是强迫?当我寻找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部长的密探时,是不是强迫?当我成为博士的敌人是,是不是强迫?在诸多强迫中,还有什么欲念?在没有欲念的感情里,还有怎样的时间?在城堡里,我面对的是部长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武器,是理性,是权力,也面对博士的幻象、欲望、时间,当权力对抗权力,当欲望对抗欲望,我陷在了两面镜子的夹子中,就像阿尔贝蒂娜的双眼,“我在里面看到了我的全部存在,裂成一块块碎片,在无限的时间中模仿着自己的样子。”镜子在交合,镜子在延展,就是在这种悖论中,就是在双面的镜像中,世界被重新定义:“经过无限长的混沌时间,所有爱侣分解为两右种最基本的物质:纯能量和纯性,也就是气和火。到时候,将引发一起大爆炸。”

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所谓时间,所谓欲望,所谓爱,也是在这样一种理智和情感,权力和反抗,无限和有限,出生和死亡中达到统一,所以我用镜像的那些自我最后打死了博士,所以我用爱的方式让阿尔贝蒂娜死在我怀里,所以我在记不清的老年记起了一切事情,“混沌时间已成为过去,我像虫子一样从标准时间的泥泞地中爬过,四周树的枝梢上没有一片树叶,四处尽是单调沉闷的色彩和景物,仿佛季节已永久停滞于十一月当中,再也不向前迈出一步了。”昨天也是明天,明天早已从昨天开始,而当我最后闭上眼睛的时候,“还没等我呼唤,阿尔贝蒂娜已向我款款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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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编号:B82·2170419·1384
作者:【德】海德格尔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4年09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80元
ISBN:9787108050960
页数:518页

《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存在与时间》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的意义,把时间看成此在存在的境域,对“此在” 、“世界”以及“在之中”的阐释都是依据“时间性”来进行的。“在之中”不是一物现成地在另一物之中,不是空间上的在。他尽管也说“依寓” 、“逗留” 、“居住”,但其突出的是“在之中”的过程性。存在不是现成存在者的现成属性,而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它是此在在世界中的历史性、时间性的展开活动。因此,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空间或场所,而是此在本身的展开状态,它是此在通过现身、领会、言谈等生存机制组建、构成或开展出来的。
《存在与时间》: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

从前有一次,女神Cura[“操心”]在渡河之际看见一片胶土,她若有所思,从中取出一块胶泥,动手把它塑造。
    ——《第六章 操心——此在的存在》

整个过程是一种时间性的演变:存在着一片胶土,然后被“收入眼帘”,后来是塑造,再然后是命名,当这一系列的时间性演变将存在变成“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存在,是不是完成了“本质存在先于存在”的规定?而当这种本质被塑造而命名,会不会在改变其存在形式中改变其本质?

一个寓言,来源于布尔达赫的《浮士德与操心》一文,女神Cura是为“操心”,当她看见这一片胶土,并从中取出胶泥的时候,农神对这一行为的评判是:“操心”可以占有它,于是顺理成章可以塑造可命名:因为它是泥土造的,泥土便是“humus”,于是叫它“人”,因为人是“homo”。从泥土到人,不只是简单的命名,因为“就组成它的东西而言”,是其本质,所以被叫做“人”不是基于它的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对人的本质的先于存在论的规定”,而且,当Cura把人收入眼帘的时候,这种存在方式就已经是“始终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时间性演变的那一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借用这个寓言,更大的用意还在于女神Cura本身,就如布尔达赫所言,Cura的术语具有双重含义,“操心”不仅仅是“心有所畏的忙碌”,而且也意味着“兢兢业业”“|投入”。

收入眼帘只是存在的方式被揭示而已,而女神作为“操心”以组成它东西的本质将其命名为“人”,就是用“操心”占有它,并展示其自身,这一寓言似乎完美达到了海德格尔“由先于存在论的此在自我解释验证此在之为操心的生存论阐释”,也就是说Cura的操心双重意义在于:被抛的筹划本质上就是一个双重结构,其中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建构。如果只是把那块泥土叫做泥土,即使收入眼帘,或者也只是一种“是”,而在不被“操心”纳入生存轮阐释的前提下,很可能存在会跌入迈农悖论:不存在一种东西,但却可以“是”一种东西,比如,麒麟“是”一种动物,但是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动物,而在神话里“是”一种动物,所以明明没有麒麟,但是麒麟却是“是”,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有麒麟了——麒麟却是不存在的。

逻辑上的这个悖论,在柏拉图那里就变得有些焦虑,他在《智者篇》中说:“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感不安。”为什么困惑不安?似乎就是因为没有被“操心”收入眼帘而成为统治着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甚至没有成为本质上的“人”,所以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这是一个存在的意义问题,当我们不知道“存在”,而提前说到“存在”,就会变得困惑,“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

唤醒,是因为泥土早就存在,只不过需要“操心”出场,需要“人”的命名,需要塑造,只有这样在本质先于存在的意义上,才能唤醒而获得意义。而柏拉图的担忧是因为存在在那里是被教条化了,古代存在论或者把“存在”看成是一个“最普遍”的概念,或者使之为不可定义的概念,或者说成是自明的概念,正是这种任其沉睡的样子,才使得我们感到不安,感到困惑。而唤醒的最初动作是发问,而发问正是存在问题的一个起点:当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海德格尔说,“我们已经栖身于对‘是’的某种领会之中”,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到底意味这什么。发问是一种寻求,是在“其存在与如是而存在”的方面来认识存在者的寻求,而任何寻求都有了一个它所寻求的东西的事先引导,也就是说,在发问这个动作不仅具有问题之所问的意义,还有“问之何所以问”,而这正是使得发问本身就达到了目标。

海德格尔由此确定了存在,“只要问之所问是存在,而存在又总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存在问题中,被问及的东西恰就是存在者本身。”发问即目标,就像“泥土”而为“人”,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就已经透彻可见了,而他便用“Dasein”这个词来称呼这种存在着——此在。存在者存在,这是一种前提,而这个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要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它只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与它本身发生交涉,海德格尔将这一种存在称之为“生存”,“生存问题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事务’。”所以,此在的本质就在于“存在在世界之中”,它对存在的领会就关涉到诸如“世界”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存在关涉世界,存在是可通达的领会,由此,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就得以凸显:“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上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

但是,此在的存在建构并不是明晰的,它是遮而不露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达到可通达的可能性,就必须完成两个任务,一是让此在显示为“通常所是”的那个存在者,也就是在“日常的平均状态”中显示这个存在者,这里就需要在时间性中被展示出来,也就是把时间摆明为一种对存在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在这个任务中,要划清“赢获的时间”概念和“对时间的流俗领会”之间的界限,同时要把时间性放在历史性这样一种演历中,“此在这样就把自身带进历史追问与历史研究的存在方式之中。”而对此在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使存在成为“存在者的存在”,这便是现象学的方法——海德格尔在卷首的献辞中就说:“献给:埃德蒙特·胡塞尔——以示敬意和友谊”,借用胡塞尔现象学,存在问题就可以归结为“面向事情本身”,反对漂浮无据的虚构,反对偶发之见,反对伪问题,“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公开者”,所以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这种存在论就是对于可能性的把握,是对于“本己地、最尖锐地个别化于每一此在本身”的问题的追问。

确定存在的双重任务之后,海德格尔开始了对此在进行分析,他认为,存在者的本质是要“去存在”,在他看来,存在论造成的最大困惑就在于它是一种现成存在,而实际上此在是一种生存的存在论,也就是说,此在的本质是它的生存,一切“如此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它不是什么,而是表达其存在;而说到此在的时候,有两种存在,一种是本真状态,另一种是非正真状态,它们都是由于此在“向来我属”这一点来规定的,“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其存在中这样那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这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示范性说明,只有自身需要变成了规范,才可以对此在进行基本的建构,那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复合自造词,“在世界之中”也称为“在世界之中”或“在世”,它必须在现象整体的前提下来研究,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词不同于“在……之中”,当我们说到“在……之中”的时候,指的是某种空间的广延性,指的是一种处于某一个处所的存在关系,它属于范畴性质,而此在的“在之中”是一种存在建构,具有生存论性质,它是“居而寓于……”、“同……相熟悉”,是一种本质性建构,也就是说,此在在世界中被揭示开来,它接触存在在世界之内的东西,这就是此在的实际状态:“此在的在世向来已经分散在乃至解体在‘在之中’的某些确定方式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在和世界的“在之中”关系就具有了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等,而这便是“操劳”。

但是,在操劳之前,还必须明确的概念是“世界”,如果此在“首先”就有了它的世界,是不是世界就是主观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一个我们都在“其中”的“共同”的世界?海德格尔说,这个世界既不是指共同的世界,也不是指主观的世界,而是“一般世界之为世界”——“必须追索日常在世,而只要在现象上执着于日常在世,世界这样的东西就一定会映入眼帘。”它是为收入眼帘而准备的,与它相对应的是“周围世界”,而周围世界的物、物性、使用性、用具以及“上手”都为一般世界打开了通达之路,只不过它需要的是标志,需要的是指引,而指引的意义就是建立了因缘,它导向存在本身就是追求“为何之故”。

为何之故的发问揭示了因缘本身,即上手事物的存在,它照面的是“何所向”“和所在”,而这便是在关联中得到的“领会”,而那个关联整体便是“意蕴”,最终的结果是“以其自在宣布出来”,这种关联系统的关系方式,也就是世界之为世界——于笛卡尔的世界阐释不同,那种世界是一种物质实体的本真存在,不需要其他存在者而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实体的实体性是无法通达的,它的源始是未被揭示的,道理是未经指证的。而世界之为世界需要的是存在论的联系,它就是一种因缘,一种通达,一种建构,从而完成“在之中”的存在论存在。在这个通达的活成中,海德格尔还分析了一种丧失了自我的此在,那就是常人,常人是当用“他人”来掩盖自己本质的情形,是一种“谁”的发问,“因此常人实际上保持在下列种种平均状态之中:本分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认可之事和不认可之事的平均状态,人们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和不允许他成功之事的平均状态,等等。”所以常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庸庸碌碌,他所组建的是叫“公众意见”的东西,“公众意见使一切都晦暗不明而又把如此掩蔽起来的东西硬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通达的东西。”最后它反而造成了自身的遮蔽。

所以,此在只有“在之中”才能展开自身,而这便是去存在的方式,它是此在生存论的建构,在现身情态上,它被带到自己面前发现自己,是一种敞开状态,这种敞开状态的现身样式之一是怕,“怕而后才可以一面害怕一面明确观望可怕的东西,把它‘弄明白’。”所以可以展开,可以“在之中”,当建立了这种样式之后,此在的展开便是“领会”:它意蕴,它筹划,它透视,然后是言词,是语言,是话语。而在日常的此在,即常人的现身情态中,则是闲言、是好奇,是两可,是沉沦,“沉沦的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异化在它自己的动荡不定之中导致的结果是:此在自拘于它本身中了。”

展开状态的存在是由现身、领会与话语组建起来的,而展开状态的日常存在方式则是由闲言、好奇与两可加以描述。不管存在还是日常生活的存在,在展开的时候,世界就是被作为世界展了,“在之中”也作为个别的、纯粹的、被抛的能在展开了,于是操心便成为此在之存在——女神的寓言关键是被抛的能在展开之前,本质已经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僵持阐述为:“在已经在世的存在中先行于自身。”只有先行于自身的存在,才能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因为操心的规定即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中的-作为寓于…的存在”,这是操心的生存论阐释之链,在自身之内也在结构上都形成了环节。

操心是此在的存在,是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它无法还原为一些特殊的行动,无法还原为意求、愿望、追求、嗜好等欲望,只有先行于自身才能寓于世界之内,才能在世内照面,如此,海德格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外部世界”的实在和此在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和操心有什么关系?实在也是存在方式,它和世界、在以及上手状态构成的是渊源联系,一方面,“外部世界”的实在通过认识也可以通达事物本质,它也是“世界之中”的存在,也是根植于此在的基本建构,另一方面,实在也要回到操心这种现象,“不过,实在在存在论上植根于此在的存在却并不意味:唯当此在生存,实在的东西才能作为它就其自身所是的东西存在。”同样对真理问题也是如此,真理意味着命题是真的,它包含了领会、解释,甚至话语等“在之中”的展开方式,而此在作为展开的此在,作为揭示着的此在,本质上也是“真的”,所以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也具有存在论意义,“作为此在的展开状态,真理必须在,一如作为总是我的此在和这个此在,此在本身必须在。”

存在者的基本建构即在世,而在世的诸本质结构则集中在展开状态中,结构整体的整体性绽露自身为操心,此在的存在包纳在操心中。如此,对于存在的时间性阐释终结了蔽而不露的困境,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第一重任务的厘清,而第二重任务“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阐释,则重点在于当存在的时间被当成时间之内的存在,世内存在着如何完成这种“时间之中”的照面——当存在在展开状态中,在操心中向来我属,是将此在“在世界之中”照面,而要使得存在“就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公开者”,就必须“在时间之中”,“只有从时间性出发,操心这种此在之存在的区划勾连的结构整体性才能从生存论上得到理解。”

在时间之中,关涉到此在源始的存在论上的生存论结构,海德格尔先前就说过,操心是一种结构环节,它需要展开,就必然存在着某种东西的亏欠,这是存在的不完整性,就是“有着有待集拢的片段的不上手状态”,所以,“亏欠作为阙失奠基在一种归属状态中。”而死亡无论在经验意义还是此在个体意义上,都是一种亏欠,但是当死亡经验变成“共他人存在”,那就是一种可以经验到的存在现象,这也是“在之中”的具体体现,“一个此在可以由另一此在代理,这种情况无可争辩地属于共处世的存在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在之中”的共处世状态,使得死亡不再是存在的存在到头,而是存在着的一种“向终结存在”,甚至成为“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而在操心意义上,当生存作为“在先行于自身中“,当实际性“在已经在某某之中的存在中”,当沉沦“在寓于某某的存在中”,死亡就成为了向死而生的存在,“死作为此在即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

这是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死亡存在,从常人自己情况的揭露,到依靠操劳操持而成为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再到解脱了常人幻想而成为向死的自由,从死亡的存在论上也道出了时间性和日常性的关系,“源始地从现象上看,时间性是在此在的本真整体存在那里、在先行着的决心那里被经验到的。”海德格尔曾将向来我属的“我的存在”分为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在时间性意义上,本真的当前就是“当下即是”,非本真的当前则是“当前化”,但是不管何种状态,在时间性上阐释日常此在需要在领会、现身情态、沉沦和话语中展开,这便是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意义:“只有当我们把此在的日常‘演历’以及此在在这种演历中操劳的计‘时’收人此在时间性的阐释,我们的方向才足够广阔,从而使日常状态之为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义成为问题。”

这是时间性绽出的统一性,而时间性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历史性,死是此在整体性的一个终端,而另一个终端则是“出生”,在向前延伸的过程中,这个“出生”就完全回到里历史的“源头”——历史具有历史性,是因为“由时间性照明而且源始地只会由本真的时间性照明”,一方面,存在者并非是“处在历史中”,而是“时间性的”,所以它侧能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另一方面,历史在时间性上是指“着过去的渊源”,它贯穿着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种“在时间中”演变的存在者整体,所以此在的历史性是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历史的演历是在世的演历,而历史学只不过是历史性的一种建制的专题。

而历史之外,海德格尔也指出,自然进程也是“通过时间”得到规定的,这里就有了流俗时间概念中的时间内状态,这里似乎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把流俗时间的成形过程显现为一种“游移”,究竟应该把“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性质归属为时间?它是自在的存在着,所以它是心灵,它具有意识性质,所以是客观地起作用。海德格尔对于这个问题预设了时间的先行于自身的问题:“时间是否以及如何有一种‘存在’?我们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称时间‘存在着’?”这是对于时间性本身的“存在”问题,或者说,是“在何种程度上时间性本身在其到时的整体性中使存在之领会与就存在者而谈这回事成为可能”?时间作为存在,也需要之自身中展开,也需要领会和解释,也需要操劳,这里的时间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真正的流俗时间,它在日常的寻视操劳中显现,它被公共化了,甚至它成为被计算的时间——就像钟表,它在被使用中已经使得存在论时间性意义变成了指针的当前化,这是一种非本真状态的存在?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当前化尽管居持于“当时”,但是对“早先”之事敞开着,对“晚后”的视野也敞开着,所以对于流俗时间的领会,就是“一面逝去一面来临的现在”。

在每一个现在之中都有现在,在每一个现在之中,现在也已消逝着,流俗时间的描述源自此在的时间性,在心灵和精神相关联中,时间经验被通达了“世界时间”,就像存在本身在存在之领会中展开,在时间性本身的绽开中成为可能。似乎,海德格尔完成了对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依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依时间状态问题为指导线索对存在论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析。但是,当任务被解决,时间性本身似乎又成为了一个问题,就像此在,在悬置了“是”存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概念之后才开始对其进行阐释,很明显,是存在先于本质的方法论,而Cora将泥土命名为人,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本质先于存在”这条路,先行于自身而“在之中”而居而寓于……——这两者构成的矛盾性在逻辑上是相悖的,所以当任务完成,当时间性你被阐释,海德格尔似乎又站在了最后一个无解的问题前:

如何对时间性的这一到时样式加以阐释?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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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来晃去的人

编号:C55·2170419·1383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3943530
页数:210页

约瑟夫准备接受征召入伍,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他既不能当兵,又不能就业,两头悬空。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深深的陷入孤立疏离的状态之中。就这样,他的心情越来越坏,不但与亲友邻居渐趋疏远,而且与外界无法相处和谐。在1942年的日记里写道:“因此我非常孤独。我兀自坐在房间里,期待着一日之内微小的转变:女佣敲门,邮差露面,广播节目,以及某种思想的确实可靠、循环反复的骚扰。”《晃来晃去的人》写于1944年,是索尔·贝娄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代表作之一。一个终日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的人支撑起了整个经济大萧条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花园。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状态依然存在,现代都市人空虚的精神文明依然在等待着浇灌。”
《晃来晃去的人》:我不再对自己负责

从前,曾有过专烤面包的日子,专洗衣物的日子,事件开始的日子,事件结束的日子;而现在呢,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你很难把星期二和星期六区分开来。
      ——《一九四三年元月二日》

不是星期二,也不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第三种时间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区分了千篇一律的日子?坐在一路向西的高铁上,我的包里放在索尔·贝娄的《摇摇晃晃的人》,作为一种区别于高铁上其他人的行为,我的阅读似乎也在一种遗世独立状态下成为唯一,但是区别真的发生了,仅仅是一本书,仅仅是我的一本书,当一切都交给了速度,当我和其他人都在唯一的方向上去往陌生之地的时候,区别从来没有发生。

是的,那个作为终点的城市永远是陌生的,只是抵达,只是抵达的过程,她无法赋予我专一的属性,就像我无法逃离彼此雷同的存在,一样是乘客,闭着眼睛睡觉和睁着眼睛茫然有什么区别,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到达陌生的城市有何区别?带着一本书和不带一本书有什么区别?窗外都是一掠而过的景致,车内都是被方向定义的行走,甚至那本书从来没有打开认真读过——在塑膜的封闭中,阅读还没有发生,我如何把这唯一的星期天和星期二、星期六区分开来?

“我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索尔·贝娄在小说中这样说,约瑟夫在日记里这样说,我在高铁上这样说:即使在五个多小时的行驶之后抵达了终点,即使在五天的行程中完成了出行,我在千篇一律的时间里依然没有真正打开并且阅读过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开始的故事,直到我以相反的方向回到居住的城市,回到阅读的夜晚,我才像一种仪式打开了这本小说,才读到了索尔·贝娄和约瑟夫一起说过的这句话,可是这一切不是早就被定义了?在高铁一路向西的行进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另一个陌生城市的行程中,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在没有打开的阅读里,我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和“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的约瑟夫一样,即使我认真阅读这本索尔·贝娄的处女作,我依然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

“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或者晃来晃去。”这便是无法区分星期二和星期六,以及星期天的状态,这就是活着却是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生活。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八个年头的人却依然是加拿大人,一个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毕业的青年却在美洲旅游局工作,一个“和蔼可亲,尚能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却寄养在家里靠妻子艾娃的收入生活,一个要在文字中寻找启蒙哲学的男人,却在“尚未完稿,就撂笔了”的状态中一次次放弃,“一句话,我没有骨气。”当自己被别人定义,如何能找到一种突围的方向?如何能成为法则下的硬汉?如何在另有补偿的沉默中对抗世界?

自己被别人定义,其实是自己放弃了自己,“自离开学校以来,约瑟夫一直以学者自居。他周围摆满了书籍。在他对启蒙运动感兴趣之前,就已研究过早期的禁欲主义;更早一些,还研究过浪漫主义和神童。”这是“十二月十八日”日记里的记述,把自己放进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把自己称作是另一个人的“约瑟夫”,这是不是故意寻找区别的自我命名?仿佛“约瑟夫”是在约瑟夫的自我之外,是二十七岁的他,是身材高大的他,是“漂亮的小伙子”的他,是“还有点奇特”的他,是研究过禁欲主义、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和神童的他,是说出“谁相信世界绝对的好,谁就不懂得腐化堕落。”的他,可是,当约瑟夫成为他,自己又在哪里?

自己是不是可以旁观?当日记里的“约瑟夫”问道:“难道你们只能看见那些不好的人吗?”谁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只有自己看见的日记里,答案也只能作为读者的我回答,“世界又好又坏,因此,也可以说不好不坏。”时好时坏和不好不坏,其实也是没有区别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里变成了妥协:“一定的妥协总是要的,生活只有在某种妥协之中才显得丰富多彩。”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和世界妥协,这便是身为约瑟夫的读者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便是在自己之外表白自己的方式。晃来晃去的人,似乎只有在这种日记式的自我呓语中找到区别的办法,“眼下,我心灰意懒,很有必要记点日记一一也就是说,把要说的话讲给自己听——我毫不感到有放纵之嫌。”不是放纵,却也是一种独立的想象生活,而约瑟夫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和日记之外的那个世界区别开来,就是要将晃来晃去的自己区别开来。

但是,正是这种过分强调区别的自我呓语,正是这种把自己当成他者的日记式倾诉,才越来越凸显世界的残酷和茫然,才越来越凸显生活的机械和苍白。在约瑟夫之外,是“坐飞机、斗牛、抓鱼”的硬汉,他们奉行拼命精神、苦乐主义、严酷作风,他们遏制自己的感情、内心生活和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遵循这套法则。”所以他们会认为记日记是一种自我放纵、软弱无能和低级趣味的表现,所以他们会把晃来晃去的人看成是一种败者,所以当约瑟夫的朋友飞往非洲、去往巴西旅行的时候,被区别的他不仅无法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硬汉,相反在日记的生存里变成另一个虚设的自己。

“我开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跃,我的行动便越迟钝。”对于外面的世界的关注,是不是重新找到自己的方法?是不是改变晃来晃去生活状态的唯一出路?却还是在日记中,于是,世界和自我,在分裂中,在撕扯中,在对立中,“身体上,从赤身裸体到穿上衣服;心灵上,从相对纯洁到污秽不堪。”就像身体和心灵的割裂,自我和世界以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在日记里,于是打开窗户是一种妥协,考察天气是一种妥协,翻开报纸是一种妥协,认识世界也是一种妥协,一切的妥协根本不是为了进入这活跃的外界,相反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变成了一堵墙,更让自己在硬汉法则中成为永远无法摆脱的那个晃来晃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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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博物馆

编号:C39·2170419·138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01月第1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30.60元
ISBN:9787208089884
页数:567页

色欲沉迷开始的故事里有44次的做爱,但是当离去变成主题,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以及4213个烟头,都在数字的隐喻里走近那种回忆。“我建成了一座‘纯真博物馆’。这里就是我的家,能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书中所写芙颂家的住址——楚库尔主麻的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此地会以本书命名并改建为特色博物馆,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纯真博物馆计划于2010年起接待游客,凭书中所附门票可得到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纯真博物馆’中所有物件的故事,就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纯真博物馆》:我结婚了但依然是处女

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
      ——《幸福》

第83章的幸福,是最后的幸福,第三人称的幸福,是纯真的幸福,“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作为一个假设,在最后的幸福里,它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种后悔?当奥尔罕·帕慕克如此讲述自己和芙颂有关的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早就注定了最后一次,而不了解人生恰好是把那个口口声声说爱着芙颂的凯末尔抽离出了那八年的时光里,当我从经历者和讲述者变成了一本书的作者,其实就像那个假设一样,走向了一种纯真的可能状态:我们在别人的订婚仪式上相遇,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树下接吻,最后,“我们结婚了!”

一条沿着“如果”的道路走下去,是纯真的相遇,纯真的相爱,以及纯真的结婚,那么不了解人生就是一种纯真的状态,而那个作者的我也将在最终的幸福里。只有把凯末尔抽离出那段经历的故事,只有把奥尔罕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纯真的博物馆才有意义,但是,“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这样一种抽离和替换,仅仅只是名字的改写,仅仅只是人称的转变,或者仅仅只是一次“假如”?“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当凯末尔如此定义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抽离和替换根本没有发生,其实文本只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即使用八年的时间收集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即使15年里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即使把所有的人物都索引在故事的末尾,即使有地图和纪念的门票让人们记住,纯真博物馆也像是一个失去之后,“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的虚无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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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梦忆

编号:Z58·2170419·1381
作者: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63385393
页数:212页

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明朝灭亡时,张岱48岁,尔后他得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活得多姿多彩的辉煌明朝,被各种竞逐的残暴、野心、绝望、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终。他反复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雾笼罩的路径,于眼前重现,诸多以往的嘈嘈低语,也咆哮四起……个人历史与家国历史相互映照、无法切割。史景迁认为张岱不仅是史家,也是热爱历史的文人。他书写张岱的一生、内心转折及过往追忆的同时,更深层探讨张岱身为知识分子,是如何借由回忆以及修史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在得与失之间,唯有捕捉消逝的回忆,以书写对抗遗忘,才能坦然面对、甚或抵抗世事的变迁与生命的无常;这一点,无疑反映了历史与书写的本质与关系。
《前朝梦忆》:于是恨史之不赅也

他既嗜癖历史,也是史家,在旁观的同时也付诸行动,既是流亡者也是斗士,是儿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们一般,钟情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过他更是个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
       ——《前言》

历史是五十岁时的破床、病琴、残书和缺砚,以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的叹息;历史是六十七岁时看到梁鸿“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而发出“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的感慨;历史是近七十岁时安排好了身后之事,“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历史是最后自己写就的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合,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那历史是看见的,是经历的,是预知的,最后却是如隔世的寂然,变废人的颓然,要葬身的凄然,成梦幻的枉然。

对于张岱来说,不管是经历还是预知,不管是身前事还是身后事,都是个人的历史,都刻印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的个人标签,而当一切成梦幻的时候,却也是折射着“国破家亡”的宏大叙事。副标题: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不仅是一个落魄文人的浮华与苍凉,更是一个国家的浮华与苍凉,而在这个体与国家的双重转变中,张岱的意义更是为17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标本,史景迁在“中文版序言”中说到书写这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思考朝代之更迭”,而张岱的《陶庵梦忆》给了他一个方向,“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能帮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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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若望的疑问

编号:Z58·2170419·1380
作者: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3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7.70元
ISBN:9787549550753
页数:205页

十八世纪,广州人胡若望随傅圣泽神父来到法国,却被当成疯子囚禁在精神病院达两年半之久。是胡若望天生性格执拗乖张使然,还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误解?“为何将我囚禁?”这既是胡若望的追问,也是历史的追问——究竟是谁的问题?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的胡若望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胡若望最令人惊奇的一点,也许就在于我们竟然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胡若望的疑问》: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孩童高声叫着,眼里充满了期待,尖细自信的嗓音此起彼落。“胡伯伯,跟我们说说西洋是什么模样。”胡若望沉吟了一会儿,闭上眼睛。欵,”他说,“是这样的。”
——《第十一章 返乡》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之第三本,和之前阅读的《太平天国》《前朝梦忆》一样,竖排的标题,繁体的书名,以及取自“景仰司马迁”的作者,这些标签都带入了一个中国式的语境中,传统、古典,在未开卷之前就已经构筑了一个回归汉语的场景。但是那些人物,那些史实,甚至那些材料都是被塑膜包裹着,所谓的想象,大约是先入为主地穿透了精装的封面,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自动搭建了一个没有语言隔阂的阅读空间。

但是,被塑膜包裹,被封面封闭,那些历史难道不是仅提供了一个窥视的小孔?甚至当真正开卷而读的时候,这个小孔似乎也只是为那些非汉语世界的人而开。一种尴尬是,当史景迁用西方人的视角书写一个中国的传奇,却是用“The Question of Hu”来命名,汉语和英文,不是自动搭建了非隔阂的空间,而是自动阻碍了那种从汉语回归到汉语的通道,译者陈信宏无疑是为了打开这个通道而存在的,于是,在被打通的通道里, “The Question of Hu”可以是理想国的“胡若望的疑问”,也可以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远东出版社,陈信宏和吕玉新,以及《胡若望的疑问》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当打开的通道成为相异的通道,那个胡若望,那个史景迁,以及那段18世纪的旅程,还会成为历史中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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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比症候群

编号:C39·2170419·1379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80元
ISBN:9787208125131
页数:274页

巴托比症候群,得名自美国文学大师梅尔维尔笔下人物,症状是:一举成名便再无作为;以各种借口拒绝创作;热衷他业而荒废写作;躲避读者,甚至不以真名示人,行踪诡秘……用“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患上此症的人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打开“不”的迷宫,那一位“巴托比”患者会如何面对这一切: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巴托比症候群》:一脚踏进了“不”的迷宫

想一个数字,将它乘以二,乘以三,再乘以四。/然后,再将它从脑海中擦去。”
       ——爱尔兰诗人 麦克尼斯

麦克尼斯的诗句完全可以还原一种思维的过程,先要想出一个数字,然后用乘法的方式计算,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把它从脑海中擦除。想出然后计算,最后擦除,想出、计算和擦除的连续过程,就是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它从肯定开始,到否定结束,最后就是完成了一种确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其实从来不是确定的:想出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因的开始,然后一个数字被想出来的时候,这个数字也是随机的,它可以事,可以是8,也可以是26,或者378,然后乘数也是不确定的,无论是2,3还是4,它们被计算的目的是“从脑海中擦去”——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不确定、随机和偶然中被确定的时候,最后擦去的动作其实显得很容易,也就是说,在不确定的肯定中建立的否定,它的否定意义也是一种无意义,而这种无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用罗素在《数学哲学导论》中的话来解答就是:“2这个数字,是一个玄学实体。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是否真实存在,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数字2是一个实体,但是如何证明它?就像康德所说,它只不过是想象力建立的一种图式,它只是我们的概念,2具有有概念的普遍性?即使在罗素的数学世界里,我们也“不知是否已经掌握其踪迹”,而那个北爱尔兰的最伟大诗人麦克尼斯索性在从数字的计算中得出结论后,“从脑海中擦去”,一笔勾销,还有什么想象的图式,还有什么概念的普遍性,还有什么玄学的实体?

但是,包括那个数字,包括乘积,包括“从脑海中擦去”的叙述,都是明明白白写在那里,麦克尼斯把它写进了《秋日随笔》的书里,然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在拍摄《蚀》之前,摇头晃脑地细细品味着,之后连同罗素对于玄学实体的论述,最后都变成了安东尼奥尼电影里的灵感;如果再扩充,麦克尼斯的诗句、罗素的论述、安东尼奥尼的阅读,都写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里,那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小说中的“我”记起了安东尼奥尼的这个轶事,顺着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的思绪,最后想起了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在《自叹息中》的那句诗:“某些,确定性,必定,被赞颂。”

“我”在星期一的早上,想起了这些,就像麦克尼斯想起一个数字,那我会不会最后将它从脑海中擦去?当诗句被引用,电影被放映,小说被书写,还有什么是可以被擦去的?它就是一种“某些”确定性的存在,它就是“必定”被赞颂的文字,而最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进入到我的阅读世界里,也是在确定的日子,确定的地方,也是确定作者,确定的文本——再如何擦去,再如何否定,它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是具体的,一定是确定的:191页,倒数第9行开始,大括号里是56。

从被引用的诗句,到被论述的数字,从被激发的灵感,到被提及的情节,从被写作的小说到被出版的作品,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确定的,都是存在的,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当用这些素材来“追踪巴托比以及文学蚀现象”的时候,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迪伦·托马斯诗句中的“某些”和“确定性”,它其实是一个双重解构的过程,但是不管是肯定之否定,还是否定之肯定,最后却总是呈现在存在的维度里,也就是所有的巴托比症候,都在“不”的世界里走向了“是”。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在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用“我”的语气这样说,如果省去“于是”之前的原因,巴托比症候群的唯一症状就是走在“不”这个迷宫里,可以是已经走进,可以是正在徘徊,可以是走进而不走出,也可以是走进又返回,但是他们都看到了不,看到了否定,看到了不确定性,看到了2,那么首先一个问题是,那些走在“不”的迷宫里的人,为什么会看见“不”,而不看见“是”,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像麦克尼斯一样把计算的结果“从脑海中擦去”,而不留下关于数字世界最奇妙的组合?

为什么似乎是涉及到了巴托比症候群存在的原因,而在原因被剖解之前,应该先看到现象,也就是说,应该把2看成是玄学的实体,从而才有机会得出它并不真实存在,也无法掌握其踪迹的结论。按照“我”的观察,巴托比症候群走向“不”的迷宫有诸多原因,墨西哥抄写员胡安·鲁尔福在出版了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就走进了“不”的世界,他在此后的三十年里不再写作,而问及原因时,他给出的说法是“赛勒瑞诺叔叔的死”,的确,鲁尔福在叔叔赛勒瑞诺死后不久便放弃了写作,而这个理由成为那些活在“不”诗集里的作家用来为自己抛弃写作所编造的借口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一个,“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涉及的是一种外力的影响,一个亲人的死亡如何也构成了一个大事件,所以在死亡面前,作家们从此沉寂,从此完全封闭在“不”的世界里。

而菲利佩·阿尔法乌给出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英文和拉丁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差异,这种跨文化的语境对于菲利佩·阿尔法乌来说,比“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更涉及文本本身,“对拉丁人而言,则是迫使拉丁人丧失原有的种族特色,忘记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豁达,开始插手每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务,然后开始感到不安,开始在意之前根本不在意的琐事。”于是,在他创作完成了第二部小说《彩色的石印画》之后,便陷入了永恒的孤寂,他最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的那句话是:阿尔法乌在迈阿密。阿尔法乌就在眼前,就是本人,但是却被一句话抽离而到了别处,就像那个学习英文的拉丁人,从此再无法进入自己的世界——“萨缪尔·贝克特,他和阿尔法乌一样,最终在一家养老院里过世,而且,和阿尔法乌一样,他也进入了自己选择的庇护所中。”

最具原创的“赛勒瑞诺叔叔的死”和陷入跨文化语境的“学习英文的拉丁人”,构建了“不”迷宫一种外围的风景,而对世俗虚荣的鄙视,则成为巴托比症候群的另一个病因,瑞士籍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一心想要成为无名之辈,他极度渴望被人遗忘,而这种欲求的目的是远离顶峰,避开权力和荣耀之地,“如果有一天,一股潮流将我卷起,带到人生的最高点,我将自行消解这股帮助我向上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往回走,回到最低下、最卑微的黑暗之中。只有身处低处,我才能继续呼吸。”同样对世俗虚荣一笑了之的还有法国作家瓦雷里·拉尔博,看上去他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半身不遂,于是在轮椅上度过了坎坷的二十年,当朋友前来探望她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Bonsoir les choses d'ici bas.”可以翻译成:“晚上好,在这的,下面的那些东西”?但是这句话其实根本无法翻译,或者他故意在句子里设置里迷宫。

不管是瓦尔泽还是拉尔博,他们对于世俗虚荣的鄙视,让他们从此沉默,而另外一些作家放弃写作,是因为自己觉得太过渺小,贝宾·贝尤是西班牙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与加西亚·洛尔卡、布纽埃尔和达利等皆曾客居西班牙马德里“学生宿舍”,他被推崇是西班牙文学界“二七一代”的先锋,是历史创造者,是那个年代的先知,是众诗人之首,但是他却总是说:“我谁都不是。”——“我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我写作只为了朋友,只为了博君一笑,只为了开心。”同样抛弃我的还有意大利作家家鲍比·巴兹伦,他说过的话是:“我认为‘写书’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再也不写书了。所有的书几乎都只不过是页脚注解的膨胀而已。所以,我只写批注。”从著作到批注,那个我似乎是被缩小了,缩小直至消失,就是取消了我作为作者的意义,于是他说:“人已经不可能继续写作了。”

取消了我,看起来是扼杀了创作的欲望,而其实在内心来说,是因为对艺术本身进行了否定,雅克·瓦谢,现实主义之父安德烈·布勒东的好友曾说:“艺术就是愚蠢。”说完这句话,他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和瓦谢一样,加缪说出的是那句“永远的沉默”,尚福说出的是“我害怕还没有真正活过便死去”——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你不出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读者大众只对他们根本就不欣赏的成功感兴趣。”对于尚福来说,当那颗子弹穿过他的鼻子从右眼射出的时候,当那把锋利的到生生划过喉咙的时候,当最后拼命插进胸口的时候,他就是在寻找真正的死亡,而这种死亡足以让他在沉默中反抗被他们赋予的“害怕”。他们的沉默,他们的“不”,以及他们的死亡,都在证明这样一个道理:“拒绝创作恰好是一种新的有效方式,证明了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严肃态度。”
 
尚福极端的死,到达了写作的另一种高度,因为只有这种真正的死亡才是自己的,而这种永远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阿根廷的福格威尔所说的不被写:“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从写到被写,就是从作者到读者,当读者主导了写作,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一次扼杀,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说话,就是兰波所说的“艺术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拒绝被写,就是拒绝成为读者中的我,就是成为那一个沉默的我,于是,王尔德在巴黎的最后时光中说:“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而在他死后,巴黎一家报社为他写下了一段遗言:“当我不知生活为何物时,我便写作;而现在,当我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与欢愉时,我便无物可写了。”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写总比不写好

沉默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他们都通向了“不”的迷宫,而莫泊桑似乎和尚福以同样的方式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不可摧!我是不朽的!”这是莫泊桑认为自我不朽时喊出的话,因为不朽,所以要说话,不仅说话,还要制造传奇,当那颗子弹射中他的太阳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接着再次举枪射击,依然不死,最后他抓起了拆信刀,狠狠划过了喉咙,当血从喉咙喷出,他依然不死,但是从此他却无法提笔,无法写作,短短数日,莫泊桑走向了最后的死亡。尚福是要在真正的死亡中离开令人害怕的活着,而莫泊桑则用不死的传奇来证明自己不朽,而这种不朽除了文本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身体意义,只不过,莫泊桑最后读到的那篇文章是:“莫泊桑精神异常”,而最后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似乎也丧失了文本和身体的尊严。

诸多的巴托比症候群的病因,其实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在走向“不”的迷宫的时候,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文本会真正沉默吗?作者会真正死去吗?如果从“巴托比”的考证来说,这个症候群所涉及的首先就是文本,赫尔曼·梅尔维尔写过一本书,书里的主人公就叫“巴托比”:

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读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再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不阅读,不喝酒、不喝茶、不出门、不谈论自己,不做事,这是巴托比的典型特征,这一系列的“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巴托比的第一维度,那就是他们的“不”是文本中人物的“不”,瓦尔泽的小说《雅各布·冯·贡腾》里就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任务,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寻求进步”,这与巴托比所说的“我不想要改变”有着一致性。这样的巴托比人物还出现在安德烈·纪德的小说《沼泽》里,出现在罗伯特·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里,出现在保罗·瓦雷里笔下,他们都想要写出一本书,然后最后都没有完成,最终像巴托比一样,在“不”的世界里终老,甚至消失。

文本里的人物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第一个维度,而第二个维度则是作者自己的“不”,法国作家在写完了《佩德罗·巴拉莫》之后,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不再写作;兰波在他十九岁那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后,便彻底抛弃了一切,全心投入冒险旅行,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蒙特罗索写了一篇寓言故事《最聪明的狐狸》之后数年,不再发表任何新作……不写作是作者的隐匿,而极端的例子是荷尔德林,他的写作让他陷入到了永远无法康复的疯狂状态,在去世前的三十八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封闭在德国图宾根的=小城里,日夜待在木匠朋友齐默供他安身的小阁楼里,写着奇怪难懂的诗句,并署名为“斯卡达奈利”、“奇拉卢西米诺”与“博纳罗蒂”。除此之外,美国诗人哈特·克兰与瑞士诗人阿蒂尔·克拉旺,他们双双在墨西哥海域神秘失踪,成为一起“肉体”消失的事件。当然,费勒尔·莱林最后投入秃鹰的研究,德·昆西表现在鸦片上,都可以看成是“肉体”的死亡,都是将作者带入了“不”的迷宫。

看上去,文本中的人物的沉默,作者的“肉体死亡”,都在消灭说话,消灭写作,消灭文本,但是很明显,当“不”成为迷宫里的那个关键词,当沉默成为他们的态度,其实他们依然在延续着说话的权力,依然把“不”当成了和“是”一样的词语,雅各布·冯·贡腾说:“我不寻求进步”,就是为了进步;雅克·瓦谢说:“艺术就是愚蠢。”但是愚蠢的是不是艺术?福格威尔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被写’。”被写也是写作之一,于是那些否定就变成了肯定,鲍比·巴兹伦说:“所以,我只写批注。 ”兰波说:“我已经渐渐习惯眼前的幻象了。”而杜拉斯则说:“写作,其实就是‘不说话’,就是保持沉默,是无声的吼叫。”当不说:“此时此刻,已无话可说,只能重复。”而“是”的回答是:“殊不知,这种所谓的结论,语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甚至是让人不安的规律,而文字开始忠实地履行这一规律。文字最后被拯救了,因为它们放弃继续活下去。”

也就是说,在所谓“不”的迷宫里,他们依然在创作,依然看见了“是”,而在这个是“不”而“是”的世界里,巴托比症候群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终极问题:如何写?或者说,写如何成为可能?在写作中,于是那个叫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作者出现了,于是他笔下的那个作为抄写员的“我”出现了,于是从1999年7月8日开始的批注日记出现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另一个文本,另一个作者,以及另一种“不”,那就是虚构世界里的“隐形文本”。

书中的人物在创作隐形文本,“我”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其意义就是让这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不”的迷宫就转为了“是”的迷宫,于是,我有了一个在让人讨厌的公司里上班的工作,有了我爱的女人不爱我受到的伤害,有了朋友胡安之间的故事,有了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的现实,有了一个叫“巴托比”名字的老板,有了给《文学蚀》的编者德兰写信的经历,种种,都是在否定中建立肯定,都是在不中书写是,而所有这一切却在隐形文本中完成了作者的另一种命名:“这些极端自我封闭的文学灵魂,竟一一来到这里与我对话,我想,或许这沙发便是家里最理想的、最适合让我和他们齐聚一堂的地方吧。”

于是,那个在纽约大道上遇到的塞林格,便成为“我”书写的塞林格,他从文本、作者的身份中走出,在三年前的公交车上和我相遇,相遇而取消了那个真实的塞林格,他成为了我笔下的塞林格:他在我和一个女人之间,然后给了那个女人一个吻,然后一起站起来下车,最初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的是“他不是塞林格”,而后来我命名他就是塞林格,而且那个女人成为了塞林格的情人,并且也被命名叫“雪莉”——而其实这个在街上偶遇而被命名的故事,在真实的塞林格的小说《破碎故事之心》里也有叙述,小说中的情节,我遇到的情节,一种文本被重新改写,它就必然会出现原初文本之外的“我”,而我就变成了脱离第一文本,进入第二文本的那个人物,也就在“不”和“是”之间轻易完成了转换。

从隐秘文本到虚构文本,那个作者从消失到再生,或者才是文学“不”的迷宫里的自救,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新千年的文学提供了案例。神秘的托马斯·品钦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身”?当他说“那么,就要由你来决定哪一位才是真的了”的时候,是把自己放进了文本里;“妄想狂佩雷斯”为什么变异为萨拉马戈?作品已经被提前写完,即使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惩罚;那个署名叫B.特拉文的作者为什么从来不存在?“作者拒绝承认所有发生过的与正在发生的事,他根本上拒绝自己存在。”而正是他们在文本世界之外消失或匿名,他们才能在文本里成为真正的作者,而“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在文本里实验了一种消失的“复出”:“特拉文一生躲躲藏藏,我也决定要躲躲藏藏,明天,就连太阳也要将自己藏起来了。新千年之前最后一个日全蚀将在明日到来。”

文本中的瓦尔泽的小说《皮埃尔·梅纳尔学院》是不存在的,克莱芒·卡杜及其生平是假的,乔治·佩雷克的《永远看起来像件家具的作者自画像》是没有的,甚至“妄想狂佩雷斯”的作者鲁伊斯、马塞尔·马尼埃尔及其作品《香水地狱》、克拉拉·沃利采克及其作品《私密的灯光》也都是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文本里写出的虚构,是一个“不”的迷宫,而正是这众多的“不”,才能使得“是”成为可能,才能在作者意义上完成救赎,才能使写作越过文本成为自己,就像巴尔扎克在弥留之际向世人做的那个巴托比式的道别:Fais ce que dois,adv……——“无论发生什么,做你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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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鼠之间

编号:C54·2170417·1378
作者:【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2158690
页数:105页

莱尼身高两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像个孩子。乔治从小和他一起长大,是他唯一的朋友。乔治带着莱尼到处打零工糊口。莱尼单纯善良,可常常闯下大祸。莱尼每次闯祸,乔治就必须带着他逃亡,永无休止地流浪。乔治和莱尼有一个卑微的梦,希望有一天可以存够钱买一小块地。他们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种种菜,养鸡养猪,养莱尼最心爱的兔子。他们可以不必再流浪。当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这一次,永无休止的流浪终于到了尽头,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永远不需要再逃亡……善良,同情,以及为生存而奋斗的勇气,变成最后的生存力量。
《人鼠之间》:有时候一个人别无选择 

乔治继续讲下去:“咱们不一样。咱们是有未来的人。咱们还有彼此可以说话,互相关心。咱们不会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就坐在酒吧里把钱赌个精光。其他那些人坐了牢,在号子里烂掉也没人在乎。咱们不一样。”

未来在哪里?在乔治的计划中?在下游的农场里?在工作每个月拿到的五十元钱里?或者在莱尼想要的兔子王国里?不一样的未来又是什么?是区别于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出三百五十元合伙费的想象?是区别于“我不是南方黑鬼”的卡鲁克斯拒绝别人进入那间屋子的独立?或是区别于柯利老婆十五岁时要跟着剧团离开的演员梦?“每个人脑袋里都他妈装着那么一小片地。他妈的没一个人能实现。就像天堂一样。每个人都想要一小块地。”相同与不同,未来其实从来没有出现,不一样的未来是“人鼠之间”永远无法走出的那种死亡。

最后的最后,才是未来,才是不一样的未来,那把老式的鲁格手枪被拿了出来,它曾经射杀了坎迪那只又老又丑的狗,它被柯利用来寻找莱尼并且命令朝他的肚子上开枪,是的,枪口就指向未来,向前的未来,未知的未来,以及死亡的未来。而在未来到达之前,乔治再次说到了那一小块地,再次想起了莱尼想要的兔子,再次感觉到和别人不一样,当他颤抖的手又垂下去,他的未来就像枪口的方向,指向了自己站立的那块土地,“没问题,现在就去。我一定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他说可以走向未来的是“我”,然后是“我们”——我和我们,是一体的,是同向的,是有未来的大家,但是指向地面的枪口其实看不见开阔的世界,看不见活着的我们,更看不见有兔子的未来。

是因为有东西挡住了枪口的方向,“他看着莱尼的后脑勺,看着脊椎和头骨交汇的那个地方。”一个人的脑袋,一个不够聪明的脑袋,一个开玩笑说是小时候被马踢过的脑袋,一个总是朝着乔治所说的未来看见兔子的脑袋,所以要有未来,必须把这个脑袋移向别处,用一把枪的枪口去除遮挡物,“乔治抬起枪牢牢握紧,把枪口凑到莱尼的后脑勺前。他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但他的脸色坚定,手也逐渐稳定下来。他扣动扳机。”枪声在群山间荡开,似乎用声音抵达了未来,莱尼向前倒在沙滩上,倒在了自己再也看不见的未来,未来已远,未来未知,“结束了,上帝。”

未来是死去的未来,是上帝不再的未来,而在莱尼倒下之前,乔治似乎对着农场里的人说过:“哈,我骗他的。幸亏不是。我要真有你这么个亲戚,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那时候他带着一起逃跑的莱尼来到了河流下游的农场,在柯利的父亲那里赚钱,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和莱尼说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未来,说起了那一小块的地,那时候,乔治又以否定的方式把不聪明的莱尼放在了一边,也是在那时候,他说到了开枪,说到了死亡,只不过“干脆开枪毙了自己算了”的预言里却是对于不聪明的脑袋的一次否定,也是对于和莱尼成为“我们”的无奈。

“他是……我们是表兄弟。我答应他妈妈要照顾他。小时候脑袋被马踢了。这家伙没什么问题,就是不怎么聪明。但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是乔治对于莱尼的定义,当农场里的人打听两个人的关系时,乔治拆解了“我们”——一边是他,一边是我,所以那时候的死亡只是我的死亡,而这种我的死亡却把他的愚笨推向了另一边。我和我们,是两种语境下的人称代词,所以当一切可以被分离,所谓的“咱们的未来”也变成了一个脆弱的词语。

从威德那边逃出来,穿过树林,沿着河流去往农场,甚至在农场里开始干活,都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的未来也是不可分的,“行。将来某一天——咱们会把挣的钱凑起来,买座小房子,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然后——”这是乔治为莱尼构筑的一个未来,一小块地,几头猪和牛,小房子,这的确是一种理想,是对于奔波而苦累的现实的一种超越,也是乔治内心真正想要的未来。而对于农场的每一个人来说,心里都有着那样一小块地,只有一只手的坎迪在农场里扫地,每个月只有两百五十元的收入,但是他听说了乔治的未来之后,也成了“我们”的一员:“假如我跟你们合伙。我能出三百五十元。我干不了什么活,但我能煮饭,喂鸡,给花园翻翻地。怎么样?”而总是被柯利骂成黑鬼的卡鲁克斯,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管马厩的他和别人保持着距离,脊椎弯了的他却需要一种挺立的姿势,“我不太想让你们在这儿待着了。黑人也该有拒绝的权利。”拒绝不是让自己孤立,而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哈,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们所有人都很臭。”当所有人都一样都不该歧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

还有被农场里的人说成是婊子和荡妇的柯利老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在这些底层的工人之外的,甚至她也和柯利一样是权力体系的符号,就像乔治对莱尼的警告:“反正你离她远点。她要不是个老鼠夹子,这个世界上就没人是了。让柯利自己对付她去,他可是自愿上钩的。手套里涂满士林。”而且作为唯一的女人,她也是某种欲望的象征,柯利娶了她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被柯利怀疑和骡夫斯林姆在谷仓里,也无非是欲望的释放,“我看见她冲斯林姆拋媚眼了。斯林姆是个挺有本事的骡夫,可好了。斯林姆用不着穿什么高跟靴就能带好收粮队。我看见柯利的老婆冲斯林姆抛媚眼了。柯利没发现。我还见过她冲卡尔拋媚眼。”权力和欲望加在她身上,其实是农场里的那些底层人的自我保护,他们自动形成了对立,也自动让她远离“我们”。而其实,柯利老婆和柯利彼此寻找却始终寻不到的尴尬,却在证明她的生存困境,她不在权力体系里,也不是欲望的符号,恰恰相反,她有自己的梦想,15岁就遇到了马戏团,想要跟着他们做一名演员,“我要是去了,就不会像这样活着了,跟你打赌。”十五岁没有开启她的未来,相反却让她在被排挤,被误解,甚至在道德绑架中成为一个可悲的符号。

约翰·斯坦贝克:人鼠之间,最后的未来就是死亡
但是,柯利老婆为什么会把自己十五岁的经历讲给莱尼听?为什么要对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甚至为什么要满足莱尼摸她头发的想法?“我很孤独,你可以跟别人聊天,但我根本没人说话,除了柯利。不然他就会生气。你喜欢没人可以说话的感觉吗?”那时候她不是婊子,不是荡妇,甚至不是柯利的老婆,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着真切渴望的人,一个说着真心话的人,而她对莱尼这样说,是因为在莱尼的身上她看见了人的纯真。所以柯利的老婆需要的是打开内心的世界,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只有在真实的自己出现时,那个未来才是可期的,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弥补现实的一种渴望。所以她也是“我们”的一员,用向上和向前的目光构建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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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人鼠之间 约翰·斯坦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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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中的将军

编号:C65·2170417·1377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4371
页数:238页

“写玻利瓦尔是一项文学事业,对此我投入了所有的文献知识、技术知识和智力知识。《迷宫中的将军》具有超过我其他任何作品的重要性。它表明我写的全部内容都符合一种地理现实和历史现实。”就如其中的写作手法一样,没有了魔幻,以直接而准确的叙述介入到历史中,变成了一种关于1830年历史的知识。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在生命最后的14天,沿着马格达莱纳河走向自己一生幻影般的旅程:在被疾病困扰、心灰意冷和种种超出了他的控制的不利条件下,重访了河岸边的城市,重走了见证他起伏辉煌的战绩的河流,这趟旅程满载着他曾经的抱负、他曾经的同路人以及遭受的背叛,奔赴大西洋——迷宫中的将军“首次出场”,却是在奔向一种死亡……
《迷宫中的将军》:我不想听到行刑的枪声

“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唯一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将军说,“最悲哀的是,人们自以为是在改天换地,其实是在长期延续西班牙最落后的思想。”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波帕山麓的那所房子里,当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总管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将军:“殉道的童贞女圣克里斯蒂娜日。”将军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话:“四十七岁了,妈的,我还活着!”活着就是不死,就是战斗,就是激情,就是将军之为将军的存在——仿佛是第一次唤醒了他,就像二十年前他跨上战马,佩戴那把象征自由、主权、独立的宝剑,率领那些渴望独立的士兵,翻山越岭,冲入西班牙殖民者的阵营。

是的,二十年来,他四次横渡大西洋,骑马踏遍他比任何人都解放得多的山川,二十年来,他从西班牙统治者下解放了五倍于欧洲面积的土地,二十年来,他身兼玻利维亚总统、哥伦比亚总统、秘鲁独裁者三重职位。当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号五点钟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四十七岁的活着状态对于将军来说,是一种关于独立、权力的延续,还是像波帕的雨夜一样,在潮湿的世界里归于沉寂?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西马·特立尼达·玻利瓦尔-帕拉西奥斯,这是一个被南美历史永远载入史册的名字,它是自由的团结的象征,它是主权和独立的符号,当二十年的历史重新被唤醒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将军,而是变成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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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迷宫中的将军 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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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二午睡时刻

编号:C65·2170417·1376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44275606
页数:168页

“《礼拜二午睡时刻》入选中国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收入美国大学文学课本。”写在腰封里的话把“不容错过的马尔克斯经典小说”带向了教科书的境遇,这是一种褒奖,还是一种贬低?作为马尔克斯首部短篇小说集,收入其中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似乎才有限接近其之后成熟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希望“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的努力使马尔克斯开始在写实和魔幻中搭建了创作的桥梁。《礼拜二午睡时刻》共收录8篇经典短篇小说,包括《礼拜二午睡时刻》《平常的一天》《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巴尔塔萨午后奇遇》《蒙铁尔的寡妇》《周六后的一天》《纸做的玫瑰花》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礼拜二午睡时刻》:上帝的意志难以捉摸

小伙子想起了妈妈说过的一句话:“所有小镇的所有街道不是通往教堂,就是通往公墓。”
        ——《周六后的一天》

为什么是两条路?为什么是必须的两条路?“不是……而是”的选择,其实根本不指明一个方向,当所有的小镇,当所有的街道都在没有选择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教堂意味着救赎,公墓意味着死亡,救赎是信仰意义上的皈依,死亡是肉体意义上的寂灭,却最后在殊途同归中无法接近一个上帝,那时候所有的小镇都沉睡了,所有的街道都关闭了,所有的救赎都没有了意义,而所有的死亡却都指向唯一的死亡,那神父在“才躺下五分钟”的午睡中醒来时说:“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

就像一本书,当打开了所有的页面,当读完了所有的句子,当走向了所有的可能,即使听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2年发出的诡异叹息声,看到了马孔多格兰德大妈隆重的葬礼仪式,也发现了“哺育全体族人,垂死时仍然是个无儿无女的老处女”的封闭时代,但是1962年的上帝不指向可以选择的方向,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以合拢的方式完成一种结局,那个孩子,那个母亲,被搁置在陌生的小镇,在星期二午睡时刻,无助而无力地在一个封面的故事里,再也无法看见孩子的面容,再也无法发现救赎的力量,他们死去,遗忘了一个星期最后可以离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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