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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男爵

编号:C38·2170820·1408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80元
ISBN:9787544722803
页数:280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树上的男爵》通向自由的第三个阶段,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是不是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自由”?原始人与生物没有区别,是一种“不存在”,而底下的那些“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也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变成了与周围事物、历史不再有关系的人,变成了“也是不存在的”人,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回到了最初的母题:“不存在的骑士”。
《树上的男爵》: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
      ——《30》

逝去是最后的结局?当柯希莫活过了生命的六十五岁,当他的病情恶化甚至身体出现了僵硬,当神父和辅祭人员做好了迎接他死去的准备,可是最后的逝去却绝不是死去,他拒绝医生治疗,拒绝接受圣礼,当然拒绝从树上下来,当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在锚的身子靠近之际,一跃而起抓住绳子,踩着锚控制了气球,终于在海风中,他消失在大海那边,也消失在这个叫做翁布罗萨的小镇,当然他也彻底消失与这个时代。

当“我”凝视者空旷的天空,自问翁布罗萨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质问,而这种质问甚至让整个时代都变成了一种虚无,“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或许这种“写完”的状态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死去,而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寄托着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树上、大地和天空,就是柯希莫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三部曲”,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诗人,是探险者,是革命者,卡尔维诺说,《树上的男爵》就是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达到了完整,“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所以一个诗人、探险者和革命者意义的完整的人正是以“逝去”的方式表达着反抗,并在“升入天空”的最后结局中完成最后的自我命名。

这是一个寓言,当十二岁的柯希莫爬到树上开始了树上生活,他就是一个反抗者,而他那时所反对的是家庭的束缚,这是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突围。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男爵,他只关心家谱、继承权,以及与远近权贵们进行争斗和联合,而将军出身的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大炮,想得是儿子将来得到军衔——他们在家庭中就成为“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遗老”,当然,在家庭里还有把困难看成是“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的神父,还有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神秘却沉默的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土。而在柯希莫的兄弟姐妹里,姐姐巴蒂斯塔是住家的修女,她的身上有着和柯希莫一样的反抗精神,但是在父亲的强权下,曾经用枪打死了蜗牛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最后也嫁给了一个伯爵少爷;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尽管对哥哥有些崇拜,但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我也选择了沉默,遵守父母的规则,最后娶了一个贵族少女。

所以柯希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这种孤独的状态并非如巴蒂斯塔和“我”一样选择了门当户低的生活,选择了妥协,而是在父亲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中开始了反抗,那次在饭桌上发生的“造反运动”就注定了他一生的行走路线:他撞到了神父,撞到了那个为圣地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石膏像,作为“我们的祖先”的象征,它就是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结果迎接柯希莫的便是没完没了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终于,在拒绝吃蜗牛的饭桌上,柯希莫开始了造反行动,他爬上了门前的圣栎树,面对威胁自己下来有好看的父亲,柯希莫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像是革命的口号:“我决不下树!”

从榆树到角豆树,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从自己花园到仇家翁达利瓦家的花园,从此他的脚再没有接触地面,直到最后逝去,他开始树上生活的宣言是:“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这是“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的一个人的王国,在他看来,地面上有父亲母亲,有那一套虚伪的规则,有约束人的制度,有遗老的思想,就像翁达利瓦家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触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最卑贱的奴隶。你听懂了吗?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拒绝下地,就是拒绝成为奴隶,所以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王,而在一开始,柯希莫在树上跳跃,在树上生活,完全是生物意义的,甚至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如那只猴子一样,在人类之外变成了动物,他在树上起初就是为了生存,他让我在晚上拿了被子以抵御寒冷;冬天,他为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借助自然条件建造了“一眼悬空的泉水”;他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打猎,将猎物和农民换取水果和蔬菜;他杀死了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并且用猫皮替自己做了一顶帽子……生物意义上的柯希莫掌握了进化论,掌控了丛林法则,他是森林里的动物,但是具有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所以当她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凯旋的勇士。
 
这是一种悬空的状态,正如他在和我们吃饭时坐在高高的圣栎树枝头上,“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这种悬空状态却让他超越了大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这种上和下的矛盾突出在以父亲为代表的遗老派和追求自由的造反派之间,作为父亲的长子,柯希莫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当男爵变成一种动物,继承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被取消,这当然是一种制度化和世俗化的标准,“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没有皇室、首都、政治的操劳、责任和开销。”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父亲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废黜的君王,最后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当父亲终于为了继承人而妥协,终于“邀请”他到地面上来,换来的却是柯希莫的讽刺,“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他晃荡着两条腿在树上跟着草地上的神父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最后,父亲在痛苦和狂躁中死去,而这也预示了和家庭的对抗以柯希莫的胜利而告终。

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适应,但是当树上的王国打开了一个新奇世界,柯希莫也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和薇莪拉在橄榄树林里相互追赶,他向住在别墅里被叫做“吃冰淇淋的人”的那些贵族脱帽致意,他到农民翻地、撒粪、割草的地方去向他们致以问候;他把受伤的短腿狗当成了自己的猎犬,取名叫“佳佳”;他坐在教堂外的圣栎树上和我们一起做大弥撒;他帮助律师骑士一起分蜂,还帮助他建设水利工程……这似乎是一种融入,却也是还没有彻底摆脱社会规范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还带有既有社会的影子,但是他开始在这种影子世界里寻找自我。

遇到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贾恩·德依·布鲁基曾杀死过土匪头子,“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挽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这是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恶人的人,一开始柯希莫遭遇到底下经过的布鲁基,也是心怀恐惧,但是后来却开始了相互打量,并开始在相识之后对话,而他们对话的方式却是交换图书,那些书中的故事,故事里的传奇,深深吸引着两个人,而这也正是他们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写照,甚至在最后布鲁基被绞死之前,他询问树上的柯希莫关于强盗乔纳丹最后的结局,当听到柯希莫说乔纳丹最后被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那时布鲁基也感觉自己就是书中的传奇,是故事里的英雄。

从阅读开始,卡西莫走上了关于自我的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和深化,他在一场火灾之后学会了修建蓄水池,组建了消防队,建立火警警报制度,从而在制度层面成为了树上的主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三十棵栗对,二十二棵山毛榉,八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有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土去保护这些森林。”甚至开始以公爵的头衔去指由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组成的联合会——这不是对父亲那种贵族身份的继承,而是在自己开创了树上王国里建立秩序。而另一方面,在阅读打开的世界里,他又慢慢变成了思想意义上的人,由于不断丰富的知识,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柯希莫变成了老师,而因为触犯了教会的禁忌,神父被警察带走之后,柯希莫甚至还大胆地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有了书信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之死则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阴谋论,这个总是沉默的叔叔,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柯希莫在树上发现他偷偷向海盗发送消息,并且帮助海盗将穿上的货物藏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便告诉了那些烧炭工,结果骑士的背叛行为被发现,他逃离投奔海盗船而去,本来叔叔的存在就引发了猜测,这个在土耳其经历过战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逃离的时候,这种猜测到变成了一种带有温情的怀疑:“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女儿,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的消息。”但是这些美好的想象最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大海之上柯希莫看到了一个漂浮物,而渐渐接近,才发现那“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的被弯刀砍下的头。

他被海盗杀死,完全变成了杀人灭口,而在这种结果面前,那个经历了和异教作战的叔叔,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开始走出这片土地,到更远的远方探寻世界,而他在树上看到的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需要思考的世界,一个用理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他穿过森林来到了奥利瓦巴萨,在这里居住着一批流亡者,他们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在奥利瓦巴萨,他们用储备的大量金币做生意,也期待卡洛斯三世赦免他们,使他们能够返回故乡。在这里卡西莫遇到了乌苏拉,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西班牙的发生革命之后,那些准备返回西班牙的侨民终于选择了继续逃离,他们去了格拉纳达,也带走了乌苏拉,当乌苏拉被强行拉上了马车,柯希莫的爱情也终结了,但是在爱情之外,他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

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让革命风暴刮在自己身上,柯希莫参加了社会团体,出席会议,并且以年轻人的热情讲解哲学家的思想,指责君主们的过失,并希望用理性来统治国家。柯希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他书写了一份《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设想了一个由正直的人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乌苏拉的父亲伯爵和卢梭、孟德斯鸠通信,“我”去巴黎遇到了伏尔泰并且讲到了用理智创造生命奇观,无不是受到了柯希莫的影响。但是用理智创造生命,用理性建立国家,是不是就是柯希莫在树上的一种想象,甚至就像他的文章题目一样,只是一个“理想国”?

树上和地上,这或者就是柯希莫所遭遇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来规划和想象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建立在树上,而是地上,一种是改革者的思路,一种是社会的现实,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在一种启蒙意义上构建了未来社会,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柯希莫的世界里只能是失望,是悲伤,无奈。他遇到了曾经把名字刻在树上的薇莪拉,当她已经变成了寡妇,那种年少的纯真爱情就像理想社会一样,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他们在欢愉中体验了快乐,但是薇莪拉却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恋爱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于薇莪拉的“苦难”爱情观不同,“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力量。”当他看见薇莪拉还同时和另两个人在一起,希望他们“分享”苦难和折磨的时候,用理性来思考的柯希莫终于选了离开。

这是一种毁灭的生活,而受伤的柯希莫也在树上发泄,他弄光了树叶,他砍掉了树枝,他剥光了树皮,“看那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瑟瑟战栗不已,仿佛受了伤。”他变成了人们传说的“疯子”,而在疯子的世界里,他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寓言,写他们不愿看的文章,《画眉的叫声》、《猫头鹰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汇集成了《两足动物观察》一书,后来他又印刷了周刊,取名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他加入了野外共济会,制定了使用了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等在内的仪式……柯希莫混合在生物人和社会人之间,在理性的支配下却又变得疯狂,这种含混的生命方式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被现实折磨的无奈之举:他渴望变革,甚至渴望革命,但是在树上的存在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地上,就像在翁达利瓦花园里,曾经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一接触到地面就会变成卑鄙的奴隶。

革命的机会似乎出现了,在城里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之后,柯希莫变成了临时市政府的委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儿童、鸟兽虫鱼等一切家养及野生动物、林草蔬果等一切植物的双利声明》的图书,但是这个仿照法国革命而进行的变革似乎也遭遇到了最后覆灭的命运:他的书是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看,变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那些贵族只是躲在家里,他们把柯希莫当成了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而当他遇到征战而来的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说的是:“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拿破仑在他身上“想起了我见过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场革命之后,成功只不过变成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统治力,“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从十二岁开始树上生活,柯希莫从生物意义的人变成社会意义的人,又从社会意义的人变成思想意义的人,而其实,柯希莫在他自己的树上理想国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样本,所以个体意义上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从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饭桌上开始造反,到对于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思维上一系列的变革,柯希莫无疑是一个诗人,一个探险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这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来没反悔,“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也正是“生活在树上”是她的理想,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当十九世纪的复辟阴影笼罩着欧洲,当革新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当“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柯希莫却还是在树上,他拒绝医生,拒绝牧师,拒绝礼仪,在最后一刻还抓住了气球的绳子,消失在大海那边。

消失不是死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树上的精神,启蒙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更是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在树上的一生里完成关于“完整的人”的命名,而在升入天空作为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里,地面上的人却只能以仰视的方式寻找他,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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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两半的子爵

编号:C38·2170820·1407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9.90元
ISBN:9787544722346
页数:104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分成两半的子爵》追求的是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卡尔维诺说:这劈开的一半的“异化”,还是“压抑”?在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之后,最后却并不是消失,“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起点是完整,经过分裂,最后永远在矛盾中:“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
《分成两半的子爵》: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帕梅拉,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帕梅拉,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
      ——《07》

从上而下,排列的方式决定了我阅读的秩序:《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先拿下第一本,打开阅读,读完合拢;再拿下第二本,阅读,合拢;再拿下第三本,打开,关闭。但是当看到第一本的《后记》时,才知道,这样的秩序是一种错乱,至少在卡尔维诺写作时间上来说,是颠倒了叙述的顺序。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或者是完全写作完毕之后的命名,从1951年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到1959年完成《不存在的骑士》,卡尔维诺说,这是实现自我经验的三部曲,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在这个和祖先有关的谱系图里,《不存在的骑士》关于生存,《分成两半的子爵》关于完整人生,而《树上的男爵》则是展现了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所以三部曲代表着“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可是,在卡尔维诺的命名里,最后写作的《不存在的骑士》却又变成了第一部,“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

最后一部变成了三部曲里的第一部,而在我的阅读顺序中,第二部又被提前到了第一部——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式的颠倒?或者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他们都属于“你们的,我自己的”某些特征,并非是先有不完整的人生再去追求完整的道路,再以“不存在”的方式争取生存,也并非是先争取生存,再看到自己被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从而去寻找通向完整的道路。其实,三部曲都是关于人和人类,关于生和生存,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信念,如此,以偶然、可能和随机的方式选取其中一部,也并非是一种错乱,或者说,用这样颠覆书写时间的方式来阅读,反而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先搁下已经阅读完成的《树上的男爵》,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开始,进入一个“非个人主义”的世界,从那被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过程里探寻真正的完整性,“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完整的可贵是因为发生了不完整,“现在他活着,是个半身人。”当我的舅舅梅达尔多睁开唯一的眼睛,张开半张嘴,翕动一个鼻孔,这个泰拉尔巴人终于以“一半”的方式回到了故乡。

从完整的人到半身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再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毋宁说,他变成半身人之后干了什么?从结果出发回溯原因或许更能看清半身人的本质。他从海上回来,是一个阴沉的日子,那艘船上飘着帝国的旗帜,在他回来之后,他的父亲阿约尔福老子爵就死在了城堡里,那时,“所有的鸟儿都停栖在他的床上,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一个厌倦了世上俗务的人,最后的时光是在城堡里养鸟,这多少代表着一种避世主义,而且在把梅达尔多送出去之前,他就已经把爵位的特权让了出来。离开之前没有了爵位,到来之后脱离了俗务,他明显已经预感到梅达尔多回来之后的境遇,而这种境遇就是恶的开始。

阿约尔福老子爵死去,其实就代表着城堡、特权甚至土地都归属于梅达尔多这个“半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达尔多就控制了泰拉尔巴,而在半身人之后,统治也变得不完整。他审判了由城堡卫士抓住的一伙土匪,用彼特洛基奥多制造的酷刑机器杀死了他们——不仅是土匪,还有失职的卫士,二十多个人就死在了他的手上,“这一残酷无情的判决使我们深为震惊”。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处决了十个农民,因为他们没有缴足应向城堡交纳的收获物的数量;之后他又把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赶去了那个麻风病人居住的布拉托丰阁,仅仅是因为她的脸上有一道伤痕,而其实这道伤痕并非是由麻风病引起的。

审判,处决,杀人,并把健康的人赶进了我麻风病人的聚居区,这便是梅达尔多子爵实行的统治。而当他知道有一群胡格诺教徒之后,竟然要把他们召进城堡,““我被不可信的人们包围着,我要把他们都遣散,把胡格诺教徒召进城堡。您,埃泽基耶莱先生,将是我的大臣。我将宣布泰拉尔巴为胡格诺教派的领地,开始同各天主教君主交战。您和您的家人来当头领。”胡格诺教派从法国逃出来,因为法国国王要下令把他们剁成肉酱,当他们翻山越岭而丢掉了经书和圣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异教徒,“没有《圣经》读,没有弥撒做,没有颂歌唱,没有祷告念。”这便是他们的处境,而在这其中,老埃泽基耶莱最小的儿子埃萨乌又成为恶的代表,“我做假证,我忘记给豌豆浇水,不尊敬父母,很晚才回家去。现在我要干尽天下的一切坏,我还没长大而不懂得的坏事也要干。”当被埃泽基耶莱说成是“瘟神和灾星”的时候,其实梅达尔多想要的是像自己一样的埃萨乌,让胡格诺派教徒进入城堡,就是要将异教徒变成自己的统治力量。

其实,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了他,这其实是一种反转的开始,当梅达尔多用种种恶的手段统治这个地方,他其实已经是异教徒,而胡格诺派并非是恶的代表,他们是被法国国王驱逐出来的,在宗派斗争中他们更像是牺牲品,梅达尔多利用他们的力量为自己巩固特权服务,是想让恶统治着世界,但是在胡格诺派坚持“我们也永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计划告破了,而其实他知道自己身为半边人,已经缺失了完整性,但是他认为完整并非是真正完美的,“如果能够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在他看来,在完整的人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而混乱的,只是看见了“皮毛而已”,而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半的人,才能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失去了一半只是一半而已,但是留下的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贵”,这就有了一种“破坏哲学”:“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这里的逻辑其实代表着梅达尔多的世界观,他虽然身为半边人,却并不喜欢拥有一种完整性,因为完整在他看来反而是一种混乱,反而是一种形式意义,只有被破坏,才能体味生命的可贵,才能了解深层次的存在,而所谓的美好、智慧和正义也只有在破坏之后才能真正凸显。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而在半身人的世界里,他看到了什么?是杀死那些农民和土匪之后消除的正义?是把健康的人送去麻风病区域而拥有的邪恶?是热衷于异教徒那种力量带来的背叛?梅达尔多的半身人的确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的确在破坏的欲望中深刻领会不完整的意义,但是他也是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恶果。

再次回到导致半身人的原因,那就是一场战争,“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那是的梅达尔多刚刚成年,在这个年纪还不懂的区别善恶是非,“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这是一个完整的躯体,当他穿过平原,作为基督教军队的一员和土耳其人发生战斗,这是他的信仰?当然不是,他只是在体验生命,甚至为了体验死亡——在经过的那片荒原,他就看到了那一堆堆死去的驱壳,那些死尸身上竟长出了翅膀,而当他看见尸骸深处一个指头的时候,他还以为为自己指路,“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马夫库尔齐奥这样对他说。

不懂善恶是非,当然也不会理解战争带来的伤害,“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集成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所以是那一场残酷的战争造就了不完整的梅达尔多:既是让他的肉体一分为二,也是让他无法分辨善恶的心灵滑入了恶的深渊。但是在恶的深渊里,半身人的梅达尔多的意义不是制造了种种恶行,而在于他理解了不完整的意义,这种理解为他重新找到完整的自己提供了可能。

在制造了一分为二结果的战争之后,那另一个半身人又去了哪里?那就是被善所救起,两个隐修的人发现了他半个躯体,然后用香脂和软膏治疗他,等他恢复体力就辞别了隐修的人,走上了回家之路,“成年累月地走过许多基督教国家,回到了他的城堡这里,沿途他的善行义举使人们钦佩不已。”他起初加入了基督教军队,之后又走过了基督教国家,实际上他生活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宗教,胡格诺派的到来也只是一种“丢失了经书”的信仰存在,所以在半身人被救活之后,是用一种善来拯救那些人,也开始救治为恶的自己。

好人让森林中迷路的人回家,赠送他们无花果和薄煎饼,帮助寡妇运送柴火,为被毒蛇咬伤的狗治伤,还送给穷人神秘的礼物,将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无花果树重新种好;而恶人呢?劫走了孩子将他们光在山洞里,把树枝和石头撒落在老太太的头上,把刚成熟的南瓜弄碎……一半是好人,一半是恶人,一半是仁爱,一半是恐怖,一半和另一半,当他们都叫做“梅达尔多”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双重性格中,善与恶其实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麻风病人聚集的布拉托丰阁,由于好人的到来,他们放荡的生活结束了,于是他们责怪:“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

双重性格,都是一个人的所有,是完整的象征,但并非是完美的,而且也并非是个体现象,梅达尔多对帕梅拉就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所以关键是在完整的世界里,“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所以和帕梅拉的爱情成为医治的最有效手段。帕梅拉答应了子爵,当两个半身人都爱上了帕梅拉之后,他们开始了决斗,而在为爱决斗中,“他们各刺一剑,把全部血管再次切断,从两面再次打开从前将他们分开的伤口。现在他们仰面躺倒在地上,原本是一体的鲜血复归了,在草地上融合起来。”于是断裂的半身人合二为一,于是不完整的个体重新回归完整,而帕梅拉也终于有了“样样俱全的丈夫了”。

这是完整的结局,半身人和半身人,好人和恶人,仁爱和恐惧,合二为一——那场残酷的战争是一切的起因,最后的爱是回归的终点,在这个有始有终的故事里,分裂的个体经历了种种,到最后便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我舅舅梅达尔多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也就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与被劈成两半之前并无区别。可是他如今有了两个重新合在一起的半身的各自经历,应当是变得更明智了。”有好也有坏,有善也有恶,或许这就是一个完整但不完美的人,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回归的意义之一,而第二层意义是个体之外的启示,“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所以在梅达尔多“儿女满堂,治理公正”的生活之外,彼特洛基奥多不再造绞架而造磨面机,特里劳尼不不再收集磷火而治疗麻风病和丹毒,而我呢,“我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磷火的世界上了。”

大家都是完整的,但是在完整之外开始追求完美的生活,当个体变成集体,“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也变成了可能,作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从战争开始到爱情结束,构筑了一个从完整走向完美的人生样本,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先”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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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骑士

编号:C38·2170820·1406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544722797
页数:138页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模范军人阿季卢尔福,存在于一具空空的盔甲之中,却是完美骑士的化身,唯有他使铠甲具有意义,当他名扬天下的业绩被挑战、被质疑、将被抹杀的时候,他的存在还能成立吗?“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不存在的骑士事的真正主人公。”
《不存在的骑士》:我的名字在旅途的终点

“可是我,说实话,”托里斯蒙多忍不住说了出来,“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
       ——《10》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最后一部,这只是写作年代上的排序,而卡尔维诺却说:“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不是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最早的查理大帝时代,而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揭开了祖先的谱系,“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存在与不存在,并非是以名字,以身体作为标准,就像托里斯蒙多对圣杯团骑士所说,对于自我存在最显著力量的爱情,也不是占有和被占有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人,首先一定是从身体这种物质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存在的骑士是有自己的名字,但是阿季卢尔福真的就是这个身体下唯一的名字?当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中阅兵的时候,每个人都用言语、举动和名字让自己有一种存在感,谁将克敌制胜,谁将一败涂地,谁是英雄,谁是懦夫,谁可能被刺穿脏腑,水可能坠马落地而逃,每一个人都对应着“谁”,每一个谁也找到了自己的言语和举动,所以这是一种唯一的存在。

但是阿季卢尔福却只有一个名字,当查理大帝想要他露面的时候,他却告诉他:“因为我不存在。”那被打开的头盔里空空如也,饰有彩虹般羽毛的白色盔甲里面没有任何人。存在的人不存在,不存在才能证明存在,这像是一种悖论,而“不存在”也成为他的唯一标签,就像他去往寻找索弗罗妮亚以证明自己曾经保护她的贞操而获得骑士称号,在路上遇到小镇上的人所说:“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一个在奔跑的马上看不见的人,就是他。但是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有名字,名字的意义是不是也是存在?或者说,名字之存在是不是在消解不存在?

名字的存在其实也是一种不存在,那个查理大帝遇见的古尔杜鲁就是无名者,他与青草为伍,他和果木生活在一起,他就是自然,他就是一切,但是却没有名字,或者说世上的任何一物都可以作为他的名字,就像看果园的老者所说:“名字只是在他身上滑过,从来不能粘住。对于他来说,无论怎么样称呼他都是一回事。您叫他,他以为您唤一头羊;而您说‘奶酪’或‘河水’,他却答应:‘我在这里。’”他当然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活着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所以当查理大帝将他作为阿季卢尔福的侍从的时候,一个有名者和一个无名者,一个知道自己存在的不存在者和一个存在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恰好组成了一种互补的结构。

这种结构使得两个人趋向于一种联合体,他们就是从两种方式思索人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一具尸体面前,他们的感触不同,阿季卢尔福说:“死人啊,你有我从来不曾有过并且永远不会有的东西:这个躯壳。或者说,你没有躯壳。你就是这个躯壳。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当情绪低落时,我会突然嫉妒存在着的人。”而古尔杜鲁却想着:“死尸呀,你放出的屁比我的还臭哩。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你哀悼。……尸体呀,你看,你不是活得比我强得多啦?”古尔杜鲁觉得一具死尸都比不存在的自己强,因为他们虽然死了,却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但是,阿季卢尔福虽然也嫉妒这存在着的人,但是并不是想要一个驱壳,对于他来说,存在的人只是一种驱壳的存在,“你就是这个驱壳”含有某种不屑,但是他在死尸面前,却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存在的人存在。

其实,阿季卢尔福是知道存在的意义,他在回答查理大帝为什么要加入军队参加战争,阿季卢尔福说:“凭借意志的力量,以及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一个肉体上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驱壳的人,唯一存在的标志是意志,是忠诚,只有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一个对神圣事业忠诚的人才是有存在感的人。但是阿季卢尔福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其实只是知道,或者说和军队一起寻找存在感,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像对于死尸一样,他会陷入到某种关于生命的秘密的思索中,当他走进军营中最整洁最舒服的帐篷,当他整整齐齐穿着那身白色铠甲,当他蒙头入睡的时候,总是想到自我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闭上眼睛,失去自我感觉,沉人数小时的时间空洞之中,然后醒过来,找回与从前相同的自我,重新接起自己的生命之绳?”入睡而失去自我,醒来而找回自我,那中间的时间是不是变成了空洞的存在,在空洞的世界里,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在迷失的状态中?

阿季卢尔福就是在这种自我思考中开始寻找存在感,寻找在意志驾驭下自我的使命。无名者古尔杜鲁或者给了阿季卢尔福第一种启示,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命名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名字也是无意义的,扩散开来,那么在战争中为了争夺权力、等级、名誉也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身份属性,这种启示也在那个名叫托里斯蒙多的话里得到了证明:“权力、等级、排场、名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道屏风。打仗用的盾牌与卫士们说的话都不是铁打的,是纸做的,你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破。”所以在他看来,不存在捍卫也不存在攻击的战争也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打到底,谁也不会赢,或者说谁也不会输,我们将永远互相对峙,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就像阿季卢尔福在躺下思考前,那场战争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基督徒的巡逻队和异教徒的巡逻队向前都迈进了五百步,但是却又各自转身折回背向而去,在不碰头更不发生冲突的夜晚各自回到营地,“报完太平无事,就上床歇息。”

无名者不需要命名,这就是不存在的意义,而无名者却可以在自我的意志中实现存在感,这就是存在的可能。这是阿季卢尔福的第一个启示,而朗巴尔多则给阿季卢尔福提供了第二种启示,他是一名士兵,加入军队最大的希望就是亲手杀死哈里发伊素阿雷,为父亲报仇,为了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向“不存在的骑士”询问如何决斗、如何雪耻,而当他真正杀死了仇人的时候,他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的,但是他的疑问是:自己打哈里发的眼镜而造成他死亡这种方式是否算完成报仇责任?本来期望在追逐敌人的战场上像英雄一样杀死他,但是仅仅是打了眼镜而完成了复仇计划,似乎目标丧失了,似乎计划落空了,于是短暂的兴奋之外,他有感觉到了迷惘,“现在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就在这时他才感到恐惧和惊悸。”

实际上,朗巴尔多希望的是疯狂,当一切平平静静甚至歪打正着发生了的时候,心中一定会有空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让自己成为不存在的人,所以在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对于死尸的想法时,朗巴尔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死人呀,我跑呀跑,就是为了跑到这里来像你一样被人抓住脚后跟拖走。现在你眼睁睁地死不瞑目,你在石头上磕碰的脑袋面朝青天,在你看来,这将我驱使至此的疯狂劲头究竟是什么呢?这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又是什么呢?……死人呀,我眷恋我的追求。不喜欢你的安宁。”是的,这是一种复仇的狂人,随之而来的则是爱情的狂热,当他在树林里看见紫衣骑士,并发现骑士是女人的时候,他突然就萌发了爱意,生着金色细毛的光洁的小腹,粉红色的圆臀,富有弹性的少女的长腿都让朗巴尔多有了爱情的狂热,和战争中为父杀敌的狂热一样,让他难以平静。

表面上的名誉、地位和权力是一种不存在,战争和爱情狂热也会使人不存在,而托里斯蒙多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关于信仰的亵渎成为关于不存在的第三种启示。他为了证明当初阿季卢尔福拯救的索弗罗妮亚不是处女,而踏上了寻找圣杯团骑士的旅程中,因为传说他的母亲就是索弗罗妮亚,而父亲是圣杯团骑士。但他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圣杯团骑士的时候,其中的老骑士却对他说:“加入圣团的人弃绝尘世间的一切亲属。”也就是说,圣杯团的宗旨之一就是涤除一切的情欲,让圣杯的仁爱主宰自己,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不存在的,唯有圣杯的力量:“你看见那片枫树叶子了吗?一滴露水落在它上面了,你站着,不要动,眼睛盯住叶子上的那滴露水,忘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把自己与那滴露水化为一体,直至你感到失去了自我,而充满了圣杯的无穷力量为止。”没有自我,就是被圣杯的爱所占据,每一个成员都不需要吃喝,不需要运动,甚至不需要呼吸,“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

但是圣杯的仁爱在哪里?当骑士团进入库瓦尔迪亚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却少了房子,杀了人,这些口口声声具有仁爱的人却干了罪恶的事,这就是一种亵渎,而骑士团却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开脱:“不是我们在这么干,是圣杯,它附在我们身上操纵我们的行动!在它这疯狂的爱中寻找乐趣吧!”他们甚至告诫托里斯蒙多,“不要探问圣杯的意图。”这便是一种对宗教的背叛,是对于信仰的亵渎,他们看似存在,看似具有仁爱,其实就是一种不存在,甚至是欺骗。

所以从古尔杜鲁的名字开始,到朗巴尔多的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到托里斯蒙多看到的圣杯团罪行,他们构成了另一种不存在,是看似存在的不存在,所以为了寻找真正的存在感,他们踏上了证明之旅,看起来阿季卢尔福只是为了证明曾经护卫过索弗罗妮亚的贞操,而其实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的是真正的意志存在,关于事业,关于爱情,关于信仰,从背叛、诱惑、狂人中走出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现在才开始真正展开情节,也就是阿季卢尔福和他的马夫为寻找素弗罗妮亚的贞操证据而进行的险象环生的旅行,其中穿插交织着布拉达曼泰的跟踪,钟情的朗巴尔多对布拉达曼泰的追赶,还有托里斯蒙多寻找圣杯骑士的经历。”这像是一个相互追逐的故事,而在连锁发生的故事里,不存在的人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阿季卢尔福为了找到十五年前的素弗罗妮亚,也是为了自己骑士的资格,他在途中遇到了美丽的普丽希拉,普丽希拉开始引诱他,“在她们给他洗温水澡时,香气、雪白与粉红的肌肤已令他神魂颠倒了,现在他唯一的欲念就是要使自己融化进那一片芬芳之中。”但是面对一丝不挂的普丽希拉,阿季卢尔福还是拒绝了,他建议她拥抱的是穿着铠甲的武士,其实就是要告别,“我也深感痛苦,可爱的夫人,但是我重任在身,不敢懈怠。”他说的那句话是:“我的名字在我的旅途的终点”,这是属于阿季卢尔福的意志,当他找到了修道院,看到了那些残壁断垣的时候,继续按照线索去摩洛哥寻找已经被当成女奴卖掉的素弗罗妮亚,并最终找到了她,当素弗罗妮亚听说他就是曾经保护过自己纯洁无瑕的贞操的骑士的时候,她被阿季卢尔福从耻辱的异教婚配中救赎出来,也得到了自由之身。

这便是阿季卢尔福存在的价值,他之为骑士,他之所以思考,他之所以行动,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证明,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存在,“我们可以说唯一脱离了周围物质世界的是书中的阿季卢尔福,我不是说他的马、他的铠甲,而是那正骑在马上旅行的、那套在铠甲之中的独特的东西,那种对自身的担忧、焦虑。”这是阿季卢尔福所代表的关于事业的存在。而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托里斯蒙多发现了他们的伪善,于是在库瓦尔迪亚遭遇劫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他救下了百姓,百姓纷纷感谢他:“你是骑士,却见义勇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位骑士!你留在我们这里吧!你说要什么,我们一定给你!”而在旅途中,他离开圣杯团之后又去寻找自己的“母亲”索弗罗妮亚,一开始不知道面前的女子是索弗罗妮亚,他把她叫做阿齐拉,而且爱上了她:“阿齐拉,我好像早就一直爱着您……好像已经为您神魂颠倒了……”

但是当他知道阿齐拉就是索弗罗妮亚的时候,他终于知道所爱之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于是一种乱伦的罪恶感开始让他感觉到耻辱,但是素弗罗妮亚却告诉他:“其实,托里斯蒙多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兄弟,或者说是隔山兄弟更恰当一些。”道出实情才知道,他是被国王逼迫才做了母亲,她原来是苏格兰国王和一位乡下妇人的女儿,而托里斯蒙多是王后与圣团所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只有刚才在此两厢情愿地缔结的姻缘,我热诚地希望你愿意重结良缘。”当所谓的母子关系不存在,换来的是毫无血缘却有着真正情感的爱情,这也便成为不存在之存在,是在爱的意志中结下的果实。

而朗巴尔多呢,他因为追随那个紫衣骑士布拉达曼泰而踏上了寻找之旅,而那时布拉达曼泰爱上的却是阿季卢尔福,所以在这场追逐果实中,当阿季卢尔福终于离开,朗巴尔多得以有机会接近布拉达曼泰,但是当她知道面前的不是阿季卢尔福,便骂朗巴尔多是骗子,这便是在爱情狂热中不存在的结果,但是他却在修道院里找到了真正的布拉达曼泰,真正的爱情,那就是一直在写书的“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修女苔奥朵拉和女武土布拉达曼泰,我们是同一个人。有时我驰骋沙场,醉心于拼命和恋爱,有时我隐居修道院,思索和记叙我的经历,以求领悟人生。”

为什么布拉达曼泰会变成修女苔奥朵拉?这其实是另一个关于存在的故事。“我”是一名修女,是圣科隆巴诺修会会员,当院长让她撰写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拯救灵魂。这也是修道院存在的意义,但是当“我”写到了一无所知的战争,写到了想象的爱情,写到了寻找之旅,其实就已经从编撰开始了存在式的创作,“编写故事的技巧就在于擅长从子虚乌有的事情中引申出全部的生活;而在写完之后,再去体验生活,就会感到那些原来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其实毫无意义。”这便是书写的存在感,所谓的拯救灵魂就是用自我的意志让一个人变成“完人”的过程:“假如你能愉快地写作,既不是由于上帝在你身上显示奇迹,也不是由于上帝降圣宠于你,而是罪孽、狂心、骄傲作怪。那么,我现在摆脱它们的纠缠了吗?没有,我并没有通过写作变成完人,我只是借此消磨掉了一些愁闷的青春。”

“我”穿插在叙述中,既是故事之外的人,也是故事之中的人,这种跳跃感是不存在的存在,而“我”之书写的一个最大意义是痛击时代之病: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的意志消散在空气里。

查理大帝时代代表着一种懵懂的存在,不论是名字还是思想,不论形式还是制度,都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使得不存在变成存在,这种存在便是虚无的存在,而存在又变成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便是无知,便是贫穷,所以当“意志消散在水中”,需要的是拯救,需要的是命名,需要的是寻找。所以故事里的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朗巴尔多、托里斯蒙多,以及索弗罗妮亚、布拉达曼泰都在寻找存在的意义,也都变成了“我”的化身,在里面有事业,有爱情,有信仰,当去除了诱惑、背叛、亵渎,一个完人的存在感就凸显出来,所以最后“我”也进入了故事,成为了爱情中的主角,而这种意志力带来的存在感,也使得自我从虚无的过去走向了满怀期待的未来:“啊,未来,我从对于过去的记叙,从激动得双手颤抖的现在,向你走来了,我跨上了你的马鞍。你将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欢迎我?你将在我过去喜爱的城堡和花园里样燃起劫掠的硝烟?你安排了多少黄金岁月?你是难以驾驭的,你预报了须以昂贵代价去获取的珍宝,你是我要去征服的王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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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编号:B84·2170820·1405
作者:【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3.70元
ISBN:9787208119086
页数:331页

汤因比的宗教观从他的历史观引申出来,他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世界史由21个或26个平行的文明社会所构成,而社会的解体不是平坦的、直线形的,而是经过溃败、重整旗鼓、又溃败的交替过程,在这个垂死颠簸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新的宗教教会,从而产生了新的精神力量与新的社会。本书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集中概述了作者的全部宗教思想。全书分两部分,分别是“高级宗教的萌芽”和“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爱是永不止息

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自己可悲……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帕斯卡《思想录》

一棵树在四季的转变中变黄变绿,在时间的轮转中生长和死亡,作为自然规律之一种,即使树有着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没有思想和意识,体会不到自己必然的出生和死去,所以也不会有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一个人,他会强烈意识到自我,从而形成一个自我中心,而在这个自我中心里他会认为自己伟大,但是这种伟大在哲学意义上又是渺小的,甚至是可悲的,当人具有渺小的生物属性和伟大的人类属性,他就超越了树这种单一的自然物,而具有伟大的人性,但是人的这种伟大是不是折射着上帝的本质,是不是在体悟中抵达上帝的高度?

引用帕斯卡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似乎也在这种哲学化的启示中寻找人的生命本质,在他看来,伟大和可悲恰好就是人类本质上的“不相一致而且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两极对立”——人类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意识和潜意识,神性和兽性,理智的富有和道德及物质的匮乏,大公无私和自我中心,圣洁和罪恶,无限的能力和有限的体力和时间……它们是矛盾的,甚至对立的,但是却又是统一的,“人类本性中的冲突因素不仅在人性中统一起来,而且是不可分离的。”

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而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和统一,在汤因比看来,“它甚至是上帝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是上帝最初的形态,上帝是人格化的绝对实在,在人和上帝建立的这种对应关系里,人只有去除了自我中心,在同等对待矛盾和对立体系中走向本质,才会无限接近上帝,才能抵达至善。但是很明显,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统一人性中的二律背反,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向伟大的自己,甚至在凸显这种自我的伟大时,人无疑又进入了自我中心的樊笼,而自我中心在汤因比看来,是人最难以超越的一种局限,“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

但是自我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生命所必需的一种“本能”,人总是从自己所在空间某一点,从自己时间的某一时刻选择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它是片面的,主观的,它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而要摆脱自我中心,似乎也是简单的,那就是“人类精神对生活在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其他人发生兴趣”,也就是将自我中心进行转移,甚至投射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在精神意义上其实形成了人类的宗教,汤因比将人类的宗教看成是人类崇拜或探索的行为,它有三个对象:自然、人本身和“既非自然、亦非人而又存在于自然和人之中并超越它们之上的绝对实在”。

这三个对象所对应的是自然崇拜、人的崇拜以及高级宗教,“在文明时代,这三种宗教或精神途径一直在争夺人心的归顺,其中自然崇拜最为古老,最为根深蒂固。”自然崇拜是把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当成精神崇拜的对象,虽然最为古老,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化中,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然崇拜并没有彻底消亡,相反在现存的高级宗教中还残留着他的影子,印度教中对生命自我生殖能力象征的湿婆阴茎像崇拜、大乘佛教中曼萘罗潜意识心灵的结构图形,基督教中对圣母圣子的礼拜和圣餐仪式,都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反应,而在人类自身中,这种自然崇拜也没有消失,“人类仍须与之对抗的那另一半自然是在人类自身中。”那个自然即使作为牺牲者的自然,也是作为怪物的自然,而这种双面性也体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二律背反”——“自然崇拜这一极为对人和神的崇拜开辟了道路。对作为怪物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人自身的自弃性崇拜;而对作为牺牲者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神的赎罪性崇拜,神通过为他的崇拜者们献身而给他们树立了一个神圣的榜样。”

当然,在文明社会里,人在自然崇拜之后进入的是人的崇拜,汤因比认为,自然崇拜是一种力量的崇拜,它让人体验到人类自身的软弱,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我中心的崇拜,而当人类开始了人的崇拜之后,却在被神话的区域社团、统一社团和一个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过程中,又再次进入到自我中心里。“当多神教的范围从自然崇拜的王国扩展到以区域性的集体人类力量为其崇拜对象的人的崇拜王国的领域时,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有害的社会效应,对被神化的区域社团的地方性崇拜必然导致它们各自的皈依者互相争战。”区域社团的偶像化是以集体的方式替代自然崇拜,但是它造成的不和会引起战争,“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这样一种危险情况下,人的崇拜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更大区域内实现统一社团的偶像化,也就是一种统一帝国的崇拜,它消除了区域社团带来的崇拜危险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崇拜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统一帝国臣民忠诚的另一个对象是一个代替被神化了的制度的被神化了的统治者”,统治者只是一个被神化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也就是说,“统一帝国崇拜都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先前区域国家崇拜的自然结果。”而这种偶像化的潜在危险是用政治权威下的国家利益设置了人为制造的宗教,它的宗教性甚至只是忠诚性。而在这种情形下,“从崇拜人类集体的力量(区域性的和世界性的)的幻觉中觉醒的灵魂往往首先求助于有别于这两种形式的另外一种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人为的人的崇拜形式。”

于是,人的崇拜又产生了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他是独立的,只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偶像。”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为了拯救生命而决意放弃生命”,这是一种伟大,也使其成为偶像的条件和目的,但是放弃生命的伟大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在自我中心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教的问题:“他救了自己,却不能救别人。”所以汤因比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神化的产物,“在使自己脱离人而成为神的过程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并没有达到他们所企望达到的神圣高度,反而使自己降低到亚人的地步。”而真正的神是能够绝对地自我圆成,能绝对地自悲,他并不需要人的崇拜,不需要被偶像化,而这种崇拜就是对于那种绝对实在的崇拜,也就是人类所需要的高级宗教。

而其实,在区域社团的偶像化出现危险之后,人类的选择除了统一社团偶像化之外,也在摈弃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之后去依赖一个既超越于人和自然界之上,又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中的绝对实在,而这种选择在汤因比看来就是高级宗教出现的可能性。“任何灵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历史环境中都可能和上帝相遇。”而这种与上帝的相遇便是汤因比发现的高级宗教。宗教是人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崇拜者的结果,自然崇拜舍弃了人的自身意义,人的崇拜又创造了一个人为意义上的神,这两种崇拜的最大错误在于“妨碍了人的崇拜者找到对待痛苦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然崇拜还是人的崇拜,他们在崇拜中神化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容易衰落和解体,寄希望于这些崇拜对象,反而会加深人类自身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反而变成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的背弃。汤因比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痛苦是生物设法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本质冲动与对其他造物及所有生物生活、动作、存留于其中的绝对存在的本质依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因为痛苦而背离痛苦,这就是自然崇拜尤其是人的崇拜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正确的方式是“独自承受痛苦,并以痛苦为代价通过以对同胞的怜爱为重而对自己的痛苦作出积极的说明”,而这正是高级宗教的目的,“它使人类发现了集强权与慈爱于一身的神,这个神既不是人的神化,也不是非人的自然的神化,而是将这些及其一切造物从每一种造物都可能有的自我中心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黑暗中探索人类的爱

这是崇拜之后的超越,这是自爱之外的他爱,“既超越对自然的崇拜又超越对人的崇拜”的宗教就是高级宗教。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七种宗教划为高级宗教,它们是三种佛教型的宗教:锡兰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东亚、西藏和蒙古的大乘佛教;印度的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三种犹太教型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散见于波斯东南部和西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负有全人类的使命,它的共同任务是启示一些解决人生基本问题的手段,它们共同的目标是“集力量和慈爱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成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高级宗教的出现,并不是一种终极命题,汤因比不无忧患地认为,“高级宗教出现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也就是说,高级宗教在文明解体中出现,在新文明兴起时播种,但是播种者却遭受了挫折,甚至变成了灾难。这种挫折和灾难表现在高级宗教在和偶像化的统一帝国接触时,遭遇了人对于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从而变成了一种政教冲突;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产生中,高级宗教又容易从精神使命转向世俗使命,甚至变成了一种为政治目的实现统治而传播新福音;高级宗教在和哲学接触中,宗教福音被译为形而上学术语,从而在把握真理的道路上,从潜意识的诗歌语言变成了理智中的科学语言;甚至,高级宗教最后变成了宗教制度偶像化的工具,那些皈依者最终开始崇拜宗教制度,在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的过程中,人类又回到了自我中心的“原罪”上,“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最,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

实际上,高级宗教在出现之后遭遇的挫折甚至灾难,就是无法全面而正确地看待偶像化这个问题,或者说,当偶像变成人为的偶像化,它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人类自我中心的错误中,而这个避免自我中心、避免偶像化的任务落在了历史学家身上,也就是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总教观”的重建。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提供的职业视角,就是本能地可以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观点,因为自我中心是“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刻上选择一个方向”,而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异代异域时空中,同时又把历史的生活和“历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此时此地的生活”放在同一维度里,使其具有同样的客观现实性和道德要求,这就消除了自我中心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成为“心理学上的同时代人”。

虽然汤因比也赞同一个观点,“历史学家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因为作为一个人,历史学家“眺望历史长河上游的唯一的立足点,是他本人一直乘坐的沿着波涛翻滚的激流顺流而下的小船的不断移动的桅顶”,他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是局部的和不完善的,但是无论如何却能给宗教特别是高级宗教的重建带来一种视角,提供一种可能。所以汤因比从“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这一主题入手,站在“眺望历史长河”的那个立足点,从历史记录来考察高级宗教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

“西方文明在17世纪打碎了传统的西方基督教蛹体,从中抽取出自己新的世俗社会形态;技术作为西方人至上的利益和追求取代了宗教。西方这一内在的精神革命很快促使其他文明对待重压在自己头上的异己的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发生革命。”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体现,但是在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走过了复杂的宗教之路,从早起的世界性抵制,到西方自身的式微,在到西方人对基督教传统的反对,再到西方生活的世俗化,乃至世界对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接受,以及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技术革命,技术改变了自然,甚至控制了自然,从而影响人的生活,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变成人驾驭自然和自身的工具,在精神意义上就是对于宗教的代替,而技术成为主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人化的偶像和神,“被神化的造物是不能代替被废黜的造物主而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的”,而抛弃这种忠告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自我中心,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所要审视的问题。

他在“序言”中就说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而他对宗教的态度除了确定“高级宗教”的特点,除了分析历史学家的使命,在找寻绝对实在的崇拜过程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连生物分离开,当历史收获的不纯粹是谷子,我们的任务却是要“扬去谷物上的糠皮”,在他看来,高级宗教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本质性的劝诫和真理,一个则是非本质的习俗和说教,只有本质的劝诫和真理,才是一种人类共存的精神实在,“日间在云柱中领我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我们——人类不与它同行便不成其为人类。”所以考察七种高级宗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绝对实在具有非人格的一面。”佛教是涅槃,印度教是梵,琐罗亚斯德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抽象属性,犹太教型的宗教是神秘体验。非人格的一面成为绝对实在,是彻底地弃绝了自我中心,而当自我中心被弃绝之后,是不是人变得真正可悲了?

其实,对于汤因比来说,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在高级宗教面前,不仅可悲而且不可知,人不是宇宙的精神存在,他也无法创造宇宙,而宇宙本质上是神秘的,我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宗教观就是一种不可知论,他在1973年发表的《黑暗中的探索》这篇论文里,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永远在黑暗中的探索者,“当我合乎理性地思考时,我是一个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存不存在一个永生的上帝,他相信圣灵的实在性,却不相信它的全能,他也不知道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不可知论却为他打开了通向神秘中心的许多条通道,他援引罗马元老院议员奥勒留·西马库斯同圣安布罗斯论辩时说的一句话:“单循一条道路是永远达不到如此伟大而神秘的中心的。”这或者是汤因比现实生活培育的一种多元思想,他的父母是具有温和观点的正统基督教徒,叔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福音主义者,而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的浸泡”,却从小不相信童贞感孕,在大学本科时,他曾喜欢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而受他的第一个妻子罗莎琳德·默里的缘故,他差一点接受罗马天主教,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信徒。

这种种构成了汤因比的宗教态度,而这种多元的道路对于汤因比来说,却通往同一条路,那就是宗教的终极目的:至善。“万恶之恶不是痛苦而是自私,而爱,虽不免痛苦,却是至善。”所以他认为,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互为竞争,而是互为补充,“我们能够爱它而不必认为它是唯一得救的工具。”引用《哥林多前书》来说,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不是全能的,但是爱不屈服于暴力,人类会灭绝,但是爱却超越存在,“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的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只要我还有意识,我就将继续去爱,继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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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编号:C38·2170820·1404
作者:【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128.00元亚马逊63.30元
ISBN:9787532770083
页数:240页

“我的一本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实际上是一部塔罗牌小说,由与大阿卡纳纸牌相对应的22章组成。借助塔罗牌,可以预测未来,而《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包含着若干牌义,就像那些塔罗牌。”无限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不可能的世界如何走向“最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深入到欧洲的现实和历史中,寻找一个与现实类似的断片,来放置作者的思想。这个断片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塞尔维亚起义。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帕维奇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在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代表了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只是,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而这个事件却最后在文本中消失了,如此,仿佛听到了帕维奇的问题:“我们是否都在面对一种挑战,看到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或者略微悲观地讲,看到小说的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人类永远十七岁

身在雅典去想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堡;身在罗马去想,它则是另外一座君士坦丁堡。
     ——《20号牌 审判》

第一张翻出的牌无论如何也不是第20号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始审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善变的过程:首先你要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它早已经上市,摆放在某一个书品系列里,它的名字叫“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是一个名字上的“君士坦丁堡”;然后被人看见,被人选购,被人消费,当经历了某一个库房发货之后,才能在几天之后到达我的手中,于是可以看见那个蓝色如瓷器的封面,封面上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筑,这是一个可以感官的“君士坦丁堡”,但是仅仅是看见,甚至仅仅是抚摸,它距离十九世纪的故事还很远;当它在书橱里陈列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从容地撕去上面的塑膜,然后像轻轻地打开,宛如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的盒子,那种神秘是以前所有阅读体验中不曾有的,拉动红色的带子,是一本蓝色锻绒封面的书,上面写着“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底下的注解是:“一部算命用的塔罗牌小说”。

从名字意义的“君士坦丁堡”到被消费的“君士坦丁堡”,再到可以触摸的“君士坦丁堡”,是不是可以打开书进入阅读状态?可是你所购买的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本书,在那个宛如瓷器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盒子的盒子里,还存放着一张“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山上的房子,山下的河流,房子里的门和窗户,河上的船只,都囊括在一张长方形的图里,但为什么是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它和这个19世纪的小说故事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是一张出版于1493年的Nuremberg Chronicle,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占40年之后的情形。1493年倒退40年,就是那个著名的1453年,在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大爆炸之后几个月,处在火山灰阴霾下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出现了“巨大的火焰”,这个过去一年多年来处在东罗马统治下的城市终于在烈焰当头的几天之后,彻底陷落,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是西方时代的终结?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失陷?当4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水依然在流,到底是是文明压倒野蛮,还是野蛮压倒文明?甚至在300年后,当代表法国征战的奥普伊奇中尉来到君士坦丁堡,是寻找自己的身份,还是代表着另一种侵入?

“一四九三年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只是局部,正像历史也只是时间的一个局部,而盒子里那副塔罗牌呢?轻轻打开,是22张大阿卡纳牌,它们按照秩序从0到21排列在一起,而大阿卡纳牌也只不过是塔罗牌的局部而已,只有22张大阿卡纳牌和56张小阿卡纳牌合在一起,才组成塔罗牌,而最早的塔罗牌产生于1390年和1445年,它们现在收藏在威尼斯柯若尔博物馆——1390年和1445年的塔罗牌,都早于1453年的那场战争,也早于1493年的这张全景图,所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塔罗牌是不是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残留?而当300年后,生于塞尔维亚的奥普伊奇中尉和父亲一样加入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不是一种背叛?还有音乐天才帕霍米耶·泰柰茨基成为奥地利的神枪手,参加了1797年的威尼斯战争,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忠?就像君士坦丁堡,曾经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是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圣城,却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300年,变成了伊斯兰的城市,甚至它的名字也被叫做伊斯坦布尔,这是不是一种信仰的缺失?

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是局部的历史,22张大阿卡纳牌是局部的命运,当它们和一本用来算命的塔罗牌小说共同组成“君士坦丁堡”文本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整体吗?整体并非是不翻阅的静态,并非是不解构的合一,它其实保留了所有可能,就像那22张阿卡纳牌一样,“算命小引”中说,你可以按现有顺序阅读这本小说,从0号牌开始,到第一组七张牌,再到第二、第三组七张牌,一直到最后的第21号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按照牌阵来解义,塔罗牌阵法有三种,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你可以选择其中一种牌阵,然后根据牌阵要求的顺序去阅读相关篇章,当用阿卡纳牌的随机性来阅读小说,那么就创造了顺序的无限可能,而每一种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

但是,当用塔罗牌来控制阅读篇章的顺序,实际上就是让一本书脱离了它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塔罗牌侵入了小说的文本,在无数可能中,命运会走向何处,历史会走向何处,阅读会走向何处?这是复数的阅读,复数的结局,复数的文本,而当面对唯一一个读者的时候,其实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游戏,或者说是文本的陷阱——君士坦丁堡全景图、22张阿卡纳牌和一本书,从来不构成一个整体,它们只是在文本的多义性和互文性上构成了一种景观,而其实,无论如何,都难以逃离现实的掌控,而在这个唯一现实里,只有唯一的读者,只有唯一的一双眼睛和一双手,于是,把“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放置在一边,把22张大阿卡纳牌放进牌盒里,而只剩下一本缎面的书,一本215页的书,一本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的书。

从多个部分到一个部分,从多种可能到唯一现实,一本书或者只是一本书,一个君士坦丁堡或者只是一个君士坦丁堡,它不在雅典人的想法里,也不在罗马人的头脑中,或者也不在奥斯曼人的征服中,它只在君士坦丁堡自己的历史中。但是从阿卡纳牌开始,这种唯一性在战争、混乱、死亡中或许已经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在诸多的变化中,在可能的结局里,用算命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自身的存在逻辑?

引自《百科全书》的那段话是:“愚人通过21次启蒙,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象征愚人的纸牌同时有塔罗牌‘大奥秘库’中的O号牌、正当中那张牌和最末一张牌。”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靠的是21次启蒙,而启蒙的意义是赋予愚人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带来真正改变就涉及到三张牌:0号牌、当中那张牌和最后一张牌。不妨放弃所谓的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等三种牌阵的解读,从愚人的世界开始寻找抵达君士坦丁堡的那条路径。打开第0号牌,按照自然秩序,它也在第一组七张号牌的前面,谁是愚人?“父亲过去谈到他,经常说他像河岸上新起的风一样愚蠢,说他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父亲是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一直是法国骑兵队里的军官,而这个他称作愚蠢的人的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父亲的队伍里效劳,也就是说,他被父亲定义为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失去了自我定义。

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归宿意义的存在,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出生在塞尔维亚的的里雅斯特,他的家族拥有亚得里亚海的商船,拥有多瑙河畔的麦田和葡萄园,但是因为随父亲征战,他除了母语,还讲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他痴迷于骏马,把它们的尾巴编成辫子;他从维也纳购买银质餐具,他热衷于参加化装舞会、假面舞会,喜欢观看烟花表演;他总是置身于欧洲女人之间,“他总是感觉如鱼得水。”从某种意义上,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就是一个从小失去家的孩子,而他身上被浸润的欧洲文化,却让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甚至像一个魔鬼一般:他的一只眼睛像身为希腊人的外祖母,另一只眼睛则像他塞尔维亚人的父亲,所以,“出生于的里雅斯特的小奥普伊奇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斗鸡眼所见的世界。”他会窃窃私语:“上帝是上帝,我却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自己,这是小奥普伊奇对自己的评价,这也是丧失归宿感的一种无奈,所以愚人之存在,是因为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是因为“带着一副外国女人的笑容”,是因为“舌头底下像掩藏了一个秘密一样藏了一块石头”,所以对他来说,就需要找到智慧,找到力量,找到启蒙,而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到父母,“他一如既往躲在某个角落后面观察他的父亲,躲在另一个角落后面倾听他的母亲。他渴望与他们相会。他并不了解自己是谁。”而对于一个14岁时在乌尔姆战役中、22岁时在普鲁士战役中失去知觉的征战者来说,他却拥有另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第11根手指”,它一直挺直着,一直数着天上的星星——这是欲望的象征,他所需要的是可以满足欲望的女人,就像他总能听到地底下奇怪的声音,像欲望的潜流总是有着喷薄而出的可能。

所以从0号牌的愚人开始,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了摆脱“不是我自己”的命运,就需要寻找力量和智慧,而找到自己的最好办法则是知道父亲是谁,知道母亲在那里,知道自己出生的的里雅斯特在何处?这是回归的一个信号,也是改变愚人命运的第一步。按照这个目的,他就是按照大阿卡纳牌的顺序,从0号的愚人到1号的魔术师,再到2号的女祭司,再到3号的女皇。1号魔术师对他说:“假如你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而你的家已被战争摧毁,那么只消把你的钥匙扔进一口大锅里,我就可以重建你的家,连最末的细节也不漏过,因为每把钥匙都会制造某种回声,从而让耳朵获得有关那把钥匙所守护的房子的形状和尺寸的清晰描述。”这是和钥匙有关的房子,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可以进去,可以知道家,而那个钥匙,那个房子,那个想回家的愿望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君士坦丁堡,在那个圣殿里,有一根石柱,石柱上有一块紫铜盾牌,盾牌里有一个圆孔,“任何想许愿之人必须把大拇指插入那个圆孔,同时手掌紧贴在上面,绝不能让手掌离开那块铜板或是让大拇指离开那个圆孔,然后他的愿望就会得到回应。”

的里雅斯特是出生地,为何要去君士坦丁堡?要去圣殿?要插入那个圆孔?这仿佛是某种关于欲望的隐喻?那用手插入的动作正像他一直挺直的第11根手指渴望“星星”,所以当最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圣殿里插入了手指,小奥普伊奇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它只是欲望的一次空置,所以魔术师引导他进入到君士坦丁堡,就是让被欲望控制的蠢人在空无中回归到自身。但是魔术师却说出了另一个秘密,那就是告诉他,父亲还活着,但是有三次死亡,只有在第三次死亡到来之际才会真正消失,而让他消失的是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你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你会跟那个女人繁衍后代。就在同一个瞬间,你会从世界上完全消失,因为存在三次的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一个人因为三次死亡而变成吸血鬼之后不能生育孩子一样。”

关于父亲的三次死亡其实并非是魔术师的秘密,在剧院里舞台上正表演的就是那出名为《奥普伊奇上尉的三死》的戏剧,“说回来,你的每一位先祖都只有一个死。可你却不是这样。你会有三个死,这三个死都在这里。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这位可爱的妇人和这位姑娘,她们就是你的三个死。”父亲奥普伊奇的三次死亡,都背离了祖先唯一的死亡,也都和女人有关,三个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戏剧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于与熊的搏斗,第二次死于穿奥地利军大衣、拿着来复枪的男子,第三次则在黑夜中准备袭击敌人时被那个奥地利人的匕首刺中。

三次死亡出现在戏剧中,出现在魔术师的预言里,但是对于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却只是一个传说,“真相是什么?我父亲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是他质问魔术师的话,而魔术师对他说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两种过去,一种叫作‘慢悠’,这种过去随着一个人的出生而生长,然后向着死发展。另一种叫作‘哧溜’,它跟着一个人回溯到他出生的时刻。”一种是自然秩序的出生和死亡,而另一种是回溯到出生的时刻,“真相就存在于两种过去之间……”所以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在过去寻找真相,而过去的真相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在女祭司那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被塔罗牌算命,而且和父亲的命运都在月之处女的同一张牌上,她告诉他的是,父亲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大权在握,他们甚至发动了战争,所以即使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是胜利者的儿子,世界也永远不是他的,“你父亲会喜欢白天胜过黑夜,喜欢男性圣像胜过喜欢女性圣像。只要你为之效劳的国家还在追求权力和富裕,它就属于你父亲;也属于他那类人,他的兄弟会。”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喜欢的是小麦,懂得保持沉默,但是因为自己的11根手指,将长年累月和欲望搏斗,但是最后却会从一个具有两种性别的女人,即“第三只鞋”中得到问题的答案,“迄至今日,这些纸牌讲这些植物的语言已经长达千年,人类的命运就镌刻在这些植物上面。‘第三只鞋’就是那个不会踩踏这些植物的人。”

魔术师和女祭司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讲的话其实都纠缠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被父亲所决定了的,不管是父亲的“三死”,还是权力圈子,与其说是接近真相,不如说是远离真相,在两种过去之间,在“第三只鞋”那里,都是不确定的,都是谜语式的,也都在一次次远离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我自己是谁”的谜团。所以在这样的迷局面前,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不如直接回到的里雅斯特,回到母亲身边,回到哪所大房子——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一次回归。在这次回归里,他不是寻找父亲的线索,而是用回溯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个叫佩特拉·阿拉乌普的女人像是自己的姨妈,但其实安排他睡觉的她更像是欲望之神,“我积攒了很多绺头发,正在织一个阴茎保暖袋。”全身散发着扁桃仁芳香的她甚至和他裸身睡在一起,而当母亲掀起被子看见他的第11根手指挺立在那里的时候,发出尖叫:“我要杀了这个佩特拉!你这样子怎么能去教堂啊?”这当然是亵渎,因为欲望玷污了信仰,但是在的里雅斯特的家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看到的并非是纯洁的信仰,不管是头发缠住自己脖子的妹妹,还是把一杯酒倒在自己的双乳之间一滴不剩喝干的嫂子,甚至告诉他啃家里门柱和门把手的母亲,他们作为女人,也是欲望的代表,所以当母亲说出1789年的那头熊,说出那个屋子,说出父亲,他的第一次死,就是欲望之死,“我就看了,只见哈拉拉姆皮耶与一头活着的熊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当他用他的匕首杀死那头熊时,垂死挣扎的熊滋了他一身尿。我们无比开心,无比相爱,就在1789年当年,在深冬,我生了你,索福洛尼耶,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人之诞生,是用婚姻和爱灭除了欲望,但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11根手指,的里雅斯特淫乱的家,却又是另一种欲望的开始,甚至当帕纳·泰奈茨基成为“灵魂上的兄弟和肉体上的丈夫”的妹妹约瓦娜说起自己家族和泽蒙的泰柰茨基家族的恩怨,也完全是欲望之罪:“你不知道啊?这两个家族的关系是在上个世纪、上一次战争中开始的,也就是在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崩溃的时候。你父亲遇到了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是此刻正在操你妹妹的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就是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一直为奥地利征战,在与法国军队的战斗中,他吃了败仗,但是尽管如此,帕霍米耶·泰奈茨基的世界也是一个欲望的世界,只不过他靠的是自己的来复枪,“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来复枪射程所及的无人之地,如同在维也纳时一样。”而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

同样是塞尔维亚人,却同样被欲望驱使,所以奥普伊奇家族和泰柰茨基家族,在欲望面前都无法逃脱命运,而这样的命运无法使他们站在同样的民族立场,“他明白,在民族之间不存在爱,只有恨。他喜欢说,胜利有很多父亲,而失败永远只是孤儿;不过,他也会想,尽管从未说过,失败和胜利两者永远拥有同一个母亲。”不管是奥普伊奇上尉的权力观,还是泰柰茨基的杀人观,他们最后其实都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找不到自己的祖国,找不到自己的民族归宿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他们欲望所构筑的后代里,充满了乱伦,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对抗。

奥普伊奇和泰柰茨基在塔楼上的对决,让手持来复枪的泰柰茨基被化成马人怪物的奥普伊奇一枪洞穿,而这也使得那个“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成为了一个讽喻,而和泰柰茨基在一起的拉斯蒂娜却要和打死了泰柰茨基的奥普伊奇生孩子:“我想给你生个孩子。你给了我生命,我要把它还给你。一命还一命。”当奥普伊奇用象征权力的盲人权杖戳开拉斯蒂娜的下身时,他才发现她还是个处女;而当拉斯蒂娜告别战场回到卡尔洛夫奇,和丈夫生下了儿子阿尔瑟尼耶和女儿杜尼娅,后来又爱上了从椅子背部劈开而生下来的帕皮拉,竟然和他做起了情人;而在女儿杜尼娅的床上,拉斯蒂娜放置了一块山羊皮,第二天竟然发现帕皮拉的后背上有粗糙山羊毛磨出的印痕……

欲望总是难以遏制,而关于奥普伊奇的第二次死也在欲望中悄悄酝酿。当被赶出了家门的帕皮拉报名参加了奥地利的军队,和泰奈茨基的儿子帕纳·泰奈茨基在同一个军队里成为朋友,于是他帮助帕纳·泰奈茨基找奥普伊奇上尉报仇,结果在夜晚的对决中,那一盏马灯下,奥普伊奇用马刀杀死了帕皮拉——这是魔术师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说出他父亲三死的第二次死亡,而这次死亡之后出现的另一个女人,就是和帕皮拉一起被赶出来的杜尼娅,于是,获胜的奥普伊奇对杜尼娅说:我要让你怀上一个小孩,你可以生下你所希望生的那一个。你会有两次受精,而且要自己决定两个种子你想要哪一个:生命的种子,抑或死亡的种子。”而就在奥普伊奇和杜尼娅培育种子的时候,拉斯蒂娜却对儿子阿尔瑟尼耶说:“知道吗,我以前不敢告诉你。但现在我必须说出来。奥普伊奇上尉是你的亲生父亲。”

在和那头熊搏斗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成为了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父亲,在第二次死的时候和杜尼娅培育种子,而拉斯蒂娜的儿子阿尔瑟尼耶也是奥普伊奇的儿子,也就是说,奥普伊奇上尉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儿子,三次死亡的三个种子,是生命的种子还是复仇的种子?而在搏斗中得到的胜利,使他成为唯一的父亲,但是这个唯一的父亲就像唯一的祖国,唯一的民族一样,以一种复数的死亡、复数的孩子制造了混乱,所以,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权力和欲望,所以即使是胜利者,就像隐士所说:“胜利是没有孩子的,它只有一个父亲。相反,失败却有上百个孩子。想想吧。谁是更强大的一方?”

那时的塞尔维亚正和土耳其作战,但是不管是奥普伊奇家族爱是泰柰茨基家族,都为了权力和欲望跟随着法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你们为什么要在外国人的军队,而不是在你们自己的军队里服役?你们是在为了两个属于外国人的帝国——为了法兰西和奥地利——战斗并牺牲,而与此同时,你们自己部族的同胞却在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正为了他们的国家与土耳其人进行战斗。”所以对于寻找父亲的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改变愚人角色的真正意义不是找到智慧和力量,而是回到唯一的君士坦丁堡,回到由真正的过去启示的真相,而那个保护着植物的“第三只鞋”便成为他从0号牌愚人命运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力量。

“给我那条围巾,一只长烟管,这把椅子,一双手套和一枚戒指。”当泰柰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泰奈茨基在店铺里买来了这些东西,她便开始了自己的征程,那双鞋只留下一只挂在脖子上,那枚戒指上刻着“请记住我!这枚戒指重获了贞洁。我期盼你的手指,一如你的新郎!”的铭文,她踏上了寻找爱人的旅程,而她所遇到的第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第11根手指还挺立着,在遇到耶丽塞纳之前,受伤的奥普伊奇被杜尼娅疗伤,欲望找到的是她“双腿中那个让别人快活”的叶夫多吉雅,但是这“命运之轮”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当11号牌变成“正义”之后,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地走向它该有的正义,正如奥地利军队中的帕纳·泰奈茨基上尉所说:“我永远在中间。在两位基督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面包和葡萄酒之间;假如你喜欢,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此乃我希望继续待着的所在。我那死去的父亲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和“父亲”不同的开始,即使当他和父亲仇人之子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在战场上遭遇,那马刀所对准的也并非是敌人,而倒下的奥普伊奇则开始在受伤而“倒吊”中开始了新的旅程——就在那时,他遇到了“第三只鞋”,他被她呼出的气所救,他把自己藏在舌头下面的秘密给了她。

而父亲奥普伊奇呢,那座荒芜的城堡里,那个泥泞的营地里,这个生下了复数孩子的父亲,这个被权力和欲望控制的父亲,终于看到了“死神”——那一本名为《伊利亚特》的书已经不再是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史诗,而是记载了过去之死亡和预言了未来之死亡的书:他看见了1204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战,看到了罗马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看到了哥伦布停靠在新大陆海岸,看到了法国人进攻威尼斯,看到了莱比锡的战役:

他看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闪击战,以及四个男人在雅尔塔、斯大林在1948年;而且,惊恐不安中,拨开他罪孽的迷雾,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和哭墙以及阿拉伯人,看见了油再次从东方流出来,盎格鲁-萨克逊人登上月球,进入苏维埃俄罗斯人所在的太空,以及塞尔维亚人冒全天下之大不韪;他那预言家的眼睛的源泉都要枯竭了,谁知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以及看到了多远……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死亡,一边是儿子,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受伤,一边是胜利,但都和君士坦丁堡有关,和真相有关,和唯一的命运有关,“我之所以选了你,是因为你没有被你的母亲、姐妹或情人们所爱,而且你也不会被自己的女儿所爱,假如我们会有一个女儿的话。”这是耶丽塞纳对索福洛尼耶说的话,她是第三只鞋,既不是胜利者的妻子,也不是胜利者的女儿,她只是自己,“当我选择时,我选择我最爱的那个人。”而“最爱”也成为第11根手指一直挺立的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找寻的自我,也是这种自我使她变成了愚人,而愚人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幸福的人,“幸福和睿智不会同时存在,正如身体和思想不会共存,因为,只有痛苦才是身体的思想。换言之,幸福的人会变成愚笨的人。”

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往君士坦丁堡,因为那里有着圣殿,有着铜柱,有着秘密,“我们要跟着你的父亲前往君士坦丁堡。去找那根镶着紫铜盾牌的石柱。”而父亲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君士坦丁堡,因为在死神那里他看到了过去遭受蹂躏的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未来被权力控制的君士坦丁堡,而三次死亡之后的他将会带着最终极的死遇见最后的爱恋,这一次的爱恋才是唯一的爱,才是让自己归于一个人的爱。但是不管是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还是父亲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们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遇到的只有一个女人:耶丽塞纳,而第三只鞋的耶丽塞纳所代表的就是唯一的爱,唯一的世界,“什么是民族?瞧瞧我。我十七岁。我是人类的同龄人,因为人类永远是十七岁。这就是说,民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长,而它的语言、它的精神、它的记忆,甚至还有它的未来,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总是会显得过于窄小。”

实际上作为泰柰茨基家族的女儿,耶丽塞纳离开家,憎恨哥哥,都是拒绝一种身份上的认同,而她只活在自己的17岁里,活在“第三只鞋”的自我里,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爱,是让他从第11根手指的身体欲望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而对于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来说,则是在最后的爱恋中完成三死之后真正的权力之死,“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一个你能够与她生育后代的女人爱上了你。到那时,在那个刹之间,你将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因为‘第三个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被再次吸过血的人不可能有孩子……”而君士坦丁堡呢?一个遭受过不同民族蹂躏的城市,一个在欲望和权力的征战中遍体鳞伤的城市,一个信仰随时陷落的城市,也成为一种复数,但是在这个只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堡,它就是整个世界,而“世界”正是最后一张牌——从0号牌的“愚人”到11号牌的“正义”,再到最后一张牌的“世界”,无数次启蒙,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死亡之后,曾经被魔鬼控制的索福洛尼耶终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终于成为他自己:

经过了十七年,他的性器萎软下来,他右脚的皮靴不再让他觉得夹痈,他的听力变弱了,再也听不见地底下的声音。整个广阔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简直就像代表他命运的所有纸牌,他的全部大阿卡纳牌,一直都是反着摆放的,所以他的生活被翻转了,他的全部官能发生了倒错,并改变了从地底到宇宙的感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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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米洛拉德·帕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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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秘诀

编号:C38·2170820·1403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4.40元
ISBN:9787020123179
页数:192页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无标点的第一句,似乎要走向无穷尽的末日,但是没有停顿的世界里,哪里才是终点?哪里才有希望?随着乔治·佩雷克引人发笑的叙事和势不可挡的逻辑,读者如同在观看一场真正的障碍赛跑:一次次对会面的忐忑预想,一次次失约后的腾挪跳跃,焦虑持续加剧而希望越来越渺茫。《加薪》起先是乔治·佩雷克写于一九六七年的广播剧,其文本翌年以《加薪秘诀》为题在杂志上发表,不加任何标点;一九七〇年,该剧由马塞尔·居维里埃(Marcel Cuvelier)首次搬上舞台。
《加薪秘诀》: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

老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到底是谁……
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男子,声音同样压得极低:……我们所隐瞒的一切……也许我们彼此并非真的陌生……也许这里有一位丈夫和他的妻子……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巴氏口袋》

我们到底是谁,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是关于行为的质疑,像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但是这是两个疑问句?两个肯定的疑问句?“声音压得极低”里甚至没有问号,当用省略号取代的时候,他们的句子里是欲言又止的话,是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是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老妇人说的“我们”,妇人说的“这里”,以及男子说的“丈夫和他的妻子”、“母亲和她的女儿”都把一切带向了确定的位置。

以及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以及确定的舞台:时间是1974年2月12日,地点是尼斯剧院,舞台是罗伯特·康达曼导演《巴氏口袋》设置的剧场。铁幕升起,传来吸尘器强烈的噪音,那里没有门,即使有墙,上面的壁饰也只是伪装而已,一切都是舞台的设置,当观众走进剧场观赏一部剧作的时候,当演员面对观众表演的时候,这一切设置好的东西仅仅是虚设的布置,那么包括舞台上的六个人,也都完全没有必要问出那两个具有哲学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

一切都是形而下的?老妇人又怎样的打扮?妇人脱去服装会呈现怎样具体的样子?男子几岁了,他上台演出有几年经验了?回归到现实是不是就是形而下的开始?而且还有那土豆,一袋袋堆起来的土豆,一定是可食用的,一定是粒粒饱满的,一定是带着新鲜的色泽。可是,勒内·德·欧巴尔迪亚《无名将军》里的那句话被引用了:“即便是在现代,削土豆皮或许仍是最大的冒险。”为什么是一件冒险的事?是形而下解构了形而上?是现实冲击了艺术?还是具体确定的人破坏了“我们到底是谁”的终极疑问?

其实,舞台不是舞台,当引座小姐让入场的观众就坐,他们就对台上发生的一幕仿若未闻,他们只是坐在位置上,不是台下的位置,是像在家里一般关了门坐在里面,看看书读读报聊聊天或者打个瞌睡,都是和别人无关的现实;而台上呢,六名剧中人物早就在台上了,他们取消了观众“看见”的时间,也就是说,“给人感觉他们已在台上数小时、数日、数月之久……”而且,他们对观众席视而不见,目光永远在舞台上,在表演中,在“声音压得极低”的对话中。台上和台下,舞台和现实,就这样被隔离开来,一些不在剧场的观众,一个不在舞台的演出,就这样生生划出了两个世界,各自发生,各自始终,各自对话,各自在自己的确定的位置上。

这当然是已经发生的故事,“用意是营造出一个原本富丽堂皇却为光阴无情销蚀的场所。”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那一袋袋的土豆总是要倒出来,总是要每一个人都削起来,总是充满了“最大的冒险”。是的,正在发生的现实里有了三次敲击声,有了长时间的沉默,有了总是有人或没人的猜测——老妇人之后,是青年男子,是男子,是妇人,是青年女子,他们面对土豆,他们谈论土豆,他们对土豆充满了疑问,而每一次关于土豆的疑问就是关于“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的回答。男子说:“我们对土豆谈论得还不够!”,停顿之后说“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念土豆!”再停顿之后说:“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停顿,是允许时间插进来,当时间插进来,土豆就不是现在的土豆,土豆就不是我们的土豆。

土豆是战争期间的土豆,“战争时期哪来的土豆,那会儿只有洋姜和大头菜。”妇人说,然而男子纠正说:“错!!那会儿是有土豆的!就在战俘营!被他们用来做身份证,是的,夫人!”妇人的否认,男子的肯定,但是这个被插进来的战争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发生的?1970年的现实没有战争,正在现实里的男子和妇人没有看见战争,所以土豆之一种是记忆之外的虚构,当虚构进入时间,就必然是为了发生关系,所以男子说:“没有就去找啊,关系,把它找出来,想象出来,别没事儿瞎嚷嚷!”所以关于土豆的叙事,就一定是一种关系,和欧内斯特卖了版权换了菟头茎,阿基米德烧了亚历山大港,“还有藤生的或者曼声的菜豆、与村姑齐名的香菇!别忘了花菜!”都在一层层的关系里接近土豆叙事,接近虚构的战争。

“战争爆发了……”青年男子出来,说到了战争以及省略号,那欲言又止的话里,那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里,那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里,就有了女儿和女佣,就有了宅子,就有了把自己关在客厅14年的英国人,就有了两只在墙壁中发现的活蝙蝠,就有了烤箱、亭子、大池塘、小岛、冬天龙卷风、小船、钢琴等等,给有了火车和马车,就有了亲历的故事看见的人已经发生的场景,就有了阿诺夫人、居巴雍老爹、很多的孩子、很多的猫。是一种返回?虚构的返回?可能的返回,和土豆叙事有关的返回,以及寻找关系的返回。

但是充满了疑问,和肯定的疑问句不同,这里是有疑问的肯定句,英国人在客厅里关了14年,妇人问:“他们忘了关煤气?”男人说:“不,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梳子!”那两只活蝙蝠从墙壁里被发现,是当时故意被放进了墙里,还是仅仅是去实验而逃跑了?那个宅子里的人在战争之后已经去世了,男子为什么敲门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围着盆子削土豆?有疑问的肯定句,最后的疑问总是被叙述中确定的东西化解,确定的是战争,是宅子,是孩子和猫,是记忆。但是当所有确定的东西在各自的叙述中返回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当疑问变成肯定,当我们开始对话,其实一切都变成了正在发生,无法逃逸,无法躲避,就像在舞台上的封闭空间,从来都不允许有人敲门,从来都不允许观众看见他们。

孤立而隔绝,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在被一袋袋的土豆围起来的冒险故事里,谁能打开一个出口?青年男子说:“我们困在这儿,就像是老鼠一样,一辈子都出不去了。”老妇人说:“您说得不对!花园可不是虚构的,院子也一样,您知道的。”男子认为缺少方法,青年女子觉得“仿佛有奇迹来拯救我们”。而妇人则认为:“她……您……我们所有人……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因为那是我们曾经的愿望……因为我们现在仍想留在这里……再也要动弹……再也不要出去……”一辈子围着土豆,谈论土豆,“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又一种土豆叙事,真正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记忆,超越了舞台,超越了生活,土豆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土豆——不是政治流亡者,不是告密者;时间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时间——不是古老的历史,不是亚历山大和巴尔芒捷的时代;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女儿,甚至主人和仆人……

于是在冒险的土豆叙事中,在现在的时间里,在彼此认识的我们中,有人看见了“藏在后面的那些人”,有人被恶棍拖进了秘房,有人陷入了工程风波,在确定的位置上,不是不想逃离,而是无法逃离,“伴随着旧王朝崩塌的饥馑与粮荒到了年轻的共和国初年仍肆虐不止,这时惊愕莫名的世人才发现,救星就是土豆!”土豆是食物,土豆是工具,土豆是象征,土豆是让存在不存在,让死亡不死亡的符号,有人渴死,有人愁死,有人缠绵死,有人冻死,有人被别人的仇恨杀死,可使土豆的冒险故事还在那里发生,死了之后是复活,“长时间的沉默。死者一个接一个地爬起来,却仍旧在地上坐着,还稍稍有些喘息。”可是最后死去的是那个叫做“我们”的人,老妇人、男子、妇人、青年男子、青年女子,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在无名无姓的五个人之外,是第六个人,他叫“仆佣”——就像土豆一样,看见了发生的一切,站在“我们”之外,他在舞台之上却又在封闭之外,于是一切肯定的疑问句,一切疑问的肯定句,一切封闭的开放,一切开放的封闭,最后都变成了仆佣的独白:“他们被罚囚禁于监狱,但却没人瞧见他们的牢房;他们骑乘在马背上,但却没人看见他们的坐骑;他们把芦苇当做长剑去战斗;他们死去后却又随即爬起。”

他不是主人,却看着主人被囚禁,他在舞台上,却在封闭之外自由言说,“因为疯子的行为又怎么能为智者所料中呢。”那么舞台之下的观众是疯子还是智者?导演是智者还是疯子?一种内部的结构,就像独自存在的土豆,其实是一种见证和旁观,却和自己无关,无所谓道德审判,无所谓背叛和忠信,无所谓告密和囚禁,土豆在发芽,土豆在生长,土豆在收获,土豆被削皮被食用,土豆是土豆,一个确定的土豆,就是一个成为不确定故事的确定背景,一个从舞台回归到现实的真正道具。

而在《巴氏口袋》之外,那个《加薪》的舞台上是不是也有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土豆就是一切的故事?不是战争期间,是和平时代,不是“我们”,是“您”,不是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在敞开的环境中,“又即:如何撇开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营造最佳机会要求上司调薪”。这里的可能性因素包括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但是最终的目标是确定:营造最佳机会,以及要求调薪。于是在这个可能性因素环绕的世界里,就必须寻找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代表一切的土豆。

“剧中人物”是关于事件的步骤,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一是建议,二是非此即彼,三是肯定假设,四是否定假设,无是选择,六是结论。六段论的结构看起来是从“建议”开始,到“结论”为止的封闭结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总会有结论,任何可能都会有最佳机会,当然,每一个舞台都有充满冒险但最后一定是代表一起的土豆。如果完整地叙述六段论,则可以是这样一种结构:第一步:“经过深思熟虑,您下定了决心,去见您的上司要求加薪。这是建议;第二步,要么您的上司在他的办公室,要么您的上司不在他的办公室。这是第二步,非此即彼的情况出现了;万一您的上司真的在办公室,不妨敲敲门等他的回应。这是第三步,出现了肯定假设;假若您的上司真的不在办公室,不妨去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四步,出现了否定假设;我们姑且假设您的上司不在办公室。这是第五步,面临一种选择;要是这样的话,您就在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六步,是最后的结论。

可是,包括第五步的选择,也依然是否定假设下的选择,到了第六步,他也根本不是结论,而是继续开始可能性。从可能开始到可能的结论,这个六段论依然是一个循环,其中会出现上司在办公室的情况;上司不在办公室但是你找到了猫在办公室的李四小姐;李四不在办公室,你去了这家机构所有科室转了一圈……从可能开始,又否定也有肯定,肯定之后还有否定和肯定,再肯定之后依然有否定和肯定,六段论其实是理想化的结构,在种种变化面前,其实您根本无法选择,根本无法得出结论,于是在六段论之外,有了直接跳到否定状态的三段论,有了从否定跳到肯定又从肯定到否定的十段论——但是不管如何多的可能,如何复杂的结构,不管是上司的女儿是否得了有99.5%的机会可逃过一劫的麻疹,还是那个李四小姐变成了李斯太太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不管有人得的是猩红热、腮腺炎、黄疸病、小儿庶痹症、黏液瘤病、口疮、体虚气弱、肥胖贫血、第三心室肿瘤、感染性心内膜炎、扁平足等疾病中的一种还是多种,也不管这天是个星期五快餐部准备的是鱼还是蛋,真正的可能只有两种:加薪或者不加薪。

您作为一名雇员,可以向上司陈述作为丈夫的痛苦,作为父亲的担忧:“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鞋子得买新的;开学要添课本作业本;夏令营的费用还是不低的;初领圣体时的臂章也需考虑;药品、玩具、电影票都是花销。”而且作为公司一员,长期兢兢业业,完全可以得到上司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会颁给你一个劳动奖章:正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铭文,还有法兰西共和国象征的玛丽安头像,背面则是太阳、播种机以及写着“祖国向兢兢业业的劳动者致敬”。于是你为了回馈这份恩情,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和同事邻居,上司自然主持了宴会。但是这个可能的结局虽然得到了调薪,但是出现的又一种可能是:“欢庆结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您的预算雪上加霜,欠下各个供应商和饭店酒馆的老板一笔债务。”于是循环又开始了:为新债务所迫,还是决定去见上司,要么他在办公室要么不在办公室,肯定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最后的结论呢?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结果:欠债,招上司。

可能导致了不可能,而第二种结果则是更直接,上司对你说起了现实的无奈,这其中包括竞争带来的威胁、关税下调、共同市场条约生效、尼迪回合条款签订、以及英镑马克法郎芙元和黄金行情走势引发的不妙局势、投资计划同意对市场营销以及促销活动做出的倾斜、劳动力的问题、汇市的浮动、原料的供应、产品的包装、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技术专利的购买……最后上司告诉你:“短期内,恐怕是无法考虑工薪阶层加薪要求的,哪怕是再小的涨幅都不行。”但是可以等上六个月。六个月也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六个月后要么您的工资上调了,那自然不再有问题,要么您的工资没有上调,那么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还是回到了起点,非此即彼,否定和肯定假设,没有结论的结论,没有选择的选择:“是这样的话,您也只能从头再来。”一趟一趟去见上司,一次又一次去找艾美琳小姐(李四太太早就已经疯了),
“反反复复地去其整体构成了这家您为之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高贵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的各个科室转悠转悠……”一趟一趟,一次一次,以及反反复复,无限循环,指向的是永远的不可能,“一边感叹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在循环中走向了“正常”,那就是加薪只是一个假设,永无止境的假设。所以所谓的“加薪秘诀”就是无数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姑且假设”的可能,是“回应相伴的诸多示意行为传达着诸多信息”。

当然没有土豆,没有舞台,一切都在现实中发生,都在土豆的神话被消灭之后发生,“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为了摧毁一切可能的诱惑,为了解构一切选择的机会,为了破坏一种叙事的结构,于是真正的加薪秘诀在34页的文本里不再有问号,不再有省略号,不再有一二三四五六的结论,只有再无标点、再无停顿、再无可能的秘诀: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所以您去见张生要么张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么张生不在他的办公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张生真要在办公室里那倒也好说但很显然张生没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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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

编号:C38·2170820·1402
作者:【苏】布尔加科夫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8.70元
ISBN:9787533946777
页数:560页

“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布尔加科夫曾经这么说,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历来被骂作嗜血禽兽的“反动派”,和被歌颂为“伟大正确”的正面人物,都被还原为历史上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作品,既写出了白卫军军官、怀旧贵族、温和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的巨大风潮,感到的迷茫和痛苦、眷恋和彷徨;也披露了表面冠冕堂皇的“模范裁缝作坊”,私底下却是赌徒和官员狂欢作乐、灯红酒绿,甚至谋财害命之所;既讽刺为了贴合“思想正确”,不惜张冠李戴、胡编乱改的荒唐剧本,最后竟获得官员的批准和表扬;也惋惜有着伟大心灵和才能的艺术家,其成就和灭亡却始终攥在权力的指掌。内收《土尔宾一家》《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莫里哀》《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逃亡》《巴统》等七部荒诞而合理、梦幻又现实、滑稽中夹杂讽刺的戏剧作品。
《逃亡》:我看见了更可怕的时代

萨瓦  这些水手们,他们是什么人?
勋爵  无产阶级,萨瓦·鲁基奇,无产阶级,我真是该死……
萨瓦  可是怎么能这样?获得解放的土著们欢呼的时候,他们还是……
勋爵  还处于奴役之中,萨瓦·鲁基奇,还处于奴役之中。我是个白痴!
       ——《紫红色岛屿·尾声》

欧洲的爱德华·格里那凡勋爵和夫人死去,地理协会会员雅克·巴加内尔死去,船长加泰拉斯、仆人帕斯帕图死去,当一场在“无人岛”上的革命发生,当第四幕在基里的“剧终!!”声中落幕,代表着欧洲贵族的他们只是死在剧本里,就像第一幕之前的“序曲”一样,在土著人散开之后,一切又以活着的方式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尾声”的世界。

“萨瓦·鲁基奇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人群上方的王座里。他陷入沉思,脸色阴沉。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一部踏破了编辑部门槛的剧本,一部只预支了3卢布稿酬的剧本,当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为什么作者萨瓦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脸色阴沉?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突然说出了最后的结论:“不准上演。”因为这是一个“反革命剧本”——“问题在结尾”:结尾是企图征服小岛的欧洲人死去,结尾是革命胜利的土著人开始欢呼“乌拉”,结尾是大骗子基里被土著和黑奴们宽恕,结尾是夜之女神照亮这个历经考验的小岛,结尾是“全世界最光荣的小岛”成为革命成功的标志。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结尾却使剧本成为一个反革命剧本?

是因为那些水手是无产阶级,是革命者,他们却最终没有在落幕时得到解放,他们还处在奴役之中,也就是说,这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舞台上被藏匿了,在巨大的欢呼声中被忽略了,于是即使革命成功,即使新政权开始,即使迎来了民主,也不是世界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于是,在舞台上的“尾声”又变成了新的一幕,那些死去的欧洲征服者、窃取政权被宽容的骗子,又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勋爵,不是夫人,不是船长,不是地理协会会员,而是共同关注剧本的演员,是一起为无产阶级团结精神“再演一次”的创作者——“五分钟之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在革命中,邓肯号全体船员起义反抗暴虐资本家的压迫,在革命中船员们将巴加内尔、格里那凡勋爵夫人、船长加泰拉斯扔进了大海,在革命中,欧洲水兵们向土著人宣告再不会有人侵犯他们的自由,在革命中,土著们喊出了“革命的水兵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五分钟后的世界革命,在舞台上发生,在剧院里上演,于是剧本被批准,于是开始卖票,于是《俄狄浦斯王》被《紫红色岛屿》歹意,于是“直到永远,永世长存”。从反革命的结尾到发动世界革命,从无人小岛到欧洲,舞台上的变化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就像萨瓦最后喊出的“阿门”,仿佛上帝就在他们中间主宰了这一切,“怎么那人刚离开剧院,上帝就瞬间出现在舞台上了!”这是扮演格里那凡夫人的侍女贝特西曾在演出开始时问的话,剧院经理根纳季·潘菲雷奇在昨天的会议上宣布上帝并不存在,但是那时的上帝或者正在沉思,正在脸色阴沉地审查剧本,最后上帝终于把反革命剧本带向了世界革命,可是基里曾经说过:“文学审查官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自由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从高尔察克以及征服克里米亚时期被人遗忘的旧报纸上抄来一些意见……”对此根纳季的回答是:“萨瓦·鲁基奇对讽喻恨之入骨!他说,我知道这些讽喻!表面上是讽喻,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那么,这让大家欢呼的剧本还是“自有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最后发动的世界革命还是一个现代的讽喻?

一出寓言剧,一个幻想作品,从第一幕的无人岛到第三幕的欧洲,谁喊出了讽喻的声音?谁的骨子里是浓浓的孟什维主义?“无人岛”并不是无人,而是当土著人和黑奴还处在被统治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就被当成了无人,西吉无疑是那个岛上第一代统治者,他手握大权,竟犯下反抗主人罪人罪行的黑奴处死,反抗主人的罪行最后变成了“反国家罪”——主人就是国家,统治者就是法则,于是在这个岛上,“成千上万的土著人,被压迫的人民,在太阳神的照耀下从日出劳作到日落……”当黑奴叛徒法拉和卡伊被投入大海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是黑奴质疑的基里却没有死,因为他天生是个骗子,他花言巧语获得了国王的宽恕,而最后当火山喷发摧毁了整个后宫,基里却站了出来,接管了政权,甚至成为了近卫军的统帅。基里是第二代统治者,比起沙皇西吉,他更注重骗术,甚至将土著人变成了自由人,“我,基里—库基一世,向你们宣布第一号法令。为了表达喜悦,我们的小岛将由西吉—布吉时代的名称‘土著岛’改名为‘紫红岛’。”

不管是土著岛还是紫红岛,对于岛上人民的命运来说,其实都是不稳定的,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灾难总是无法避免,而基里作为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暴行的开始,就像没死的黑奴卡利所说:“你这个诸神创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大骗子。奸细、下流胚、宫廷小丑。弟兄们!就是这个败类,头上装饰着跟你们一样的羽毛,亲口在这里对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伪装成人民的朋友、革命者,在玉米地里欺骗了我们和你们。他其实是西吉政府的宪兵!”骗子攫取了政权,并且出卖政权,而当欧洲船队来到岛上,并发现了大珍珠的时候,他们起先和西吉签订了协议,他们答应勋爵今后十年的珍珠都给他们,前提是欧洲人付给他们钱。这是一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殖民的渗透,所以当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第二代统治者基里竟然率领船队来到了欧洲,投靠勋爵。

 

“亲爱的勋爵,如果没有外力帮助我们重返宫廷,您从小岛上什么也得不到的。”为了那些珍珠,勋爵决定再上小岛,并开始了对于黑奴等革命者的镇压,“让所有的黑奴都拿起武器!我们出发去小岛!我不在乎鼠疫!”当欧洲人带着船队,拿着武器登上小岛,黑奴和土著便开始了反抗,“听着,欧洲人。你们试图征服小岛的尝试一点都不成功,这是因为无数有觉悟的土著人,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黑奴和土著人渴望自由,他们不仅要杀死那些欧洲人,还要推翻基里的统治,于是在名誉被毁中,勋爵和夫人死去,船长死去,最后基里被宽恕,而再没有统治者的小岛变成了自由的王国。

 

这或者只是一个演出,即使最后“发动”了世界革命,将欧洲的水手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依然是一个被统治的世界,甚至从舞台之上扩展到了舞台之外,那个萨瓦,向上帝一样的审查者其实在第三幕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剧本,他是扮演其中小说作者凡尔纳的演员,当勋爵在第三幕中说要出发去一个小岛,萨瓦说:“请允许我和你们一起,在船上……我虽然老了,可忍不住想体验一下驰骋的滋味儿。”和欧洲资本家率领的船队登上小岛,是另一种征服,当他在船上发出“第三幕的结尾很出色”的时候,他就像一个上帝在俯视着舞台,而在小岛的革命中,“他手拿一份剧本,在从前的王座上落座。他变成了统治岛屿的沙皇。”

是的,一切在剧本中,剧本在他手中,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他才是法则,就像第一幕中死去的沙皇西吉所说:“我不说了。在法则面前沉默。严酷的法则……但法则就是法则。”而在拉丁文里,法则的发音和傻瓜相似,剧终那个鹦鹉于是就随着西吉说了一句:“傻瓜。”这个双关就是一种讽喻,上帝需要推翻沙皇统治,上帝需要土著人迎来自由,上帝需要水手们成为无产阶级,上帝也需要在五分钟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乌拉”声里,所有人都在落幕中欢呼世界革命,而萨瓦却一个人在“阿门”声中祈祷,“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

所以在设计好的剧本里,在编排的舞台上,审查者才是上帝,而那些革命者,那些自由,看起来更像是无法逃逸出舞台的梦境。在《逃亡》剧本里,茹科夫斯基的那句题诗更像是一种理想:“安宁、明净的永生之渚,/我们旅途的归宿。/安息吧,抵达终点的旅人!……”终点真的就在可以归宿的地方?真的能够让旅人安息?第一个梦里,“我梦见了修道院”,第二个梦,却是越来越沉重,第三个梦,一根针在梦中闪亮,第四个梦,“一大群不同种族的人随他走了出去”,而第五个梦,“亚内恰尔在乱跑”,第六个梦,是离别啊离别,第七个梦,“三张牌,三张牌,三张牌”,第八个梦,“从前有12个强盗”……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秋,从北塔夫里亚到克里米亚,从君士坦丁堡到巴黎,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所构筑的“逃亡”之路就是八个梦从沉重到虚无,从向往到失望的心路历程,整个世界仿佛成为一种虚拟的状态,那个化学家马赫罗其实是大主教阿夫里坎假扮的,那个巴拉班奇科娃是恰尔诺塔少将想象中的一位太太,戈卢布科夫是彼得堡打扮的年轻人,他是唯心主义教授的儿子,当他们“梦见了修道院”,又在战争期间走向逃亡之路的时候,谁也看不见未来,红军与白军,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上帝和撒旦,“欢迎来到诺亚方舟!”就变成了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诱惑。

革命总是伴随着现实中的死亡,火车站站长因为“怠工”要被吊死在信号台柱子上,“阁下,我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怀疑谢拉菲玛是共产党员,于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承认有妻子的科尔祖欣是否站在背叛的路上?12个强盗盗取了信任,盗取了信仰,盗取了有爱,就像戈卢布科夫所说:“一切都是幻影!忘掉它,忘掉它!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到了,回家,那时候就下雪了,我们的足迹会被掩盖不见……”这是肮脏的地方,这是龌龊的时代,这是如蟑螂一样的逃亡,“赫卢多夫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脑袋,脸朝下倒在桌边。灯暗。”合唱停止了,梦境结束了,逃亡也在死亡中变成了一种讽喻。

这样的逃亡起初就像在《土尔宾一家》里的那些人一样,看到了希望,后来却像在《卓伊卡的住宅》里一样变成了失望。1918年-1919年,是《土尔宾一家》的时间段落,当时的基辅有两股力量,一股是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之后扶植的傀儡政权盖特曼,另一股是乌克兰中央拉达组建者彼得留拉,他从1919年2月起任乌克兰之争内阁。在那个冬天,盖特曼傀儡政权由于德国人的撤退岌岌可危,叶莲娜的丈夫塔里别尔格是总参谋部上校,当盖特曼政权失去统治力的时候,塔里别尔格选择了逃离,甚至他撇下了妻子顾自逃命。而叶莲娜的哥哥阿列克谢曾经是炮兵上校,当内战爆发之后,他解散了军营,“乌克兰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突然的变化……所以我向你们宣布,我解散这个营。和彼得留拉的战斗结束了。我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军官,摘掉肩章及其他一切标记,立即回家躲藏。”让他们回家就是最大限度地免除内战带来的伤害,但是在誓死保卫盖特曼军官的威胁下,阿里克谢被打死了。

死亡变成了噩梦,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人来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如叶莲娜的表弟所唱的那样:“忘记了内战的一切恐怖。要知道我们备受创伤的灵魂如此渴望宁静……”内战两年之后,叶莲娜和拉里奥斯克正在装饰圣诞树,这时逃亡柏林的塔里别尔格走进来了,他对叶莲娜说:“盖特曼的事原来是场愚蠢的轻歌剧。德国人把我们骗了。但在柏林我搞到了去顿河流域克拉斯诺夫将军那儿出差的机会。应当彻底放弃基辅。”无非又是一种谎言,叶莲娜终于决定和他离婚,要嫁给舍尔文斯基,这是一个渴望宁静的女人最后的希望,那时彼得留拉已经消失,而大家期待的新生活就是乌克兰的新生,就像尼科尔卡说的那样:“今晚一—是一出崭新历史剧的伟大序幕。”

序幕拉开,是因为旧时代的尾声已经落幕,那便是告别了乌克兰内战的《土尔宾一家》,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卓伊卡住宅里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新时代,有卓伊卡的表格阿米耶基斯托夫从巴库来的时候拿着的领袖像,有卓伊卡客厅里悬挂着的卡尔·马克思肖像,有管理住房的苏维埃住房管理委员会,但是宁静生活在哪儿?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路亚对卓伊卡说:“苏维埃政权下不应当有卧室。”一个裁缝怎么可能有六间房?而他自己却是一个“拿着皮包”的公职人员,“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不可侵犯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耐火金属托拉斯商业经理古西的利益,当然,如果卓伊卡的利益不受侵犯,她只要塞给他一点钱贿赂就可以。而阿米耶基斯托夫为了自身利益,竟然可以将领袖像换成路费,“一路上20戈比1张卖掉换钱”,而为了混饭吃,他竟然要求入党。

卓伊卡的裁缝店里,其实混杂着各种从旧时代而来的人,而在新时代他们却依然带着曾经的旧毛病,拥有财富的古西是个势力的商人,一个吻值11卢布的丽赞卡会把诗人的诗集塞进长筒袜,而来自中国的骗子“天使”竟然为了钱财杀死了古西,于是“死尸”令人难受地唱道:“轮船开往港口,我们要用共产党员来喂鱼……”“死尸”无疑是一种隐喻,在死亡世界里看见的新时代,其实也是死气沉沉,这里没有上帝,连杀人犯“天使”也没有人去追捕,而那个胖子竟然对卓伊卡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到处乱跑是行不通的。每个人都得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能乱跑,却只是意味着“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新政权没有宁静生活,没有和谐故事,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里路亚以矛盾而迷惘的口吻说:“”耶稣基督!同志们,请考虑到作为沙皇制度遗产遗留下来的普遍黑暗和愚昧,以及……刑事判决……我在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谁是拯救者?到底谁是上帝?一个旧时代在枪林弹雨中落下帷幕,一个新时代在“乌拉”的喊声中“发动”革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宁静,所谓的希望,往往伴随着黑暗和愚昧,伴随着专制和压迫,伴随着谎言和敌意,有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在舞台上可以随意改编的剧本,是“规则”和“傻瓜”相似的发音,是戏里戏外无法摆脱的命运,阿列克谢曾经充满了战斗的力量,但是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他也看到了暴风雪和暗影:“先生们,有两股力量:布尔什维克和我们。我们会相遇的。我看见了更可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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