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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编号:W71·2180122·1453
作者:费孝通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10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37.10元
ISBN:9787208116023
页数:533页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书中,费孝通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他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他还希望终有一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全书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
《江村经济》: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可是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以我以上的思路来说,实质上并没有所谓“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这里只有田野作业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

1996年,对于已经86岁高龄的费孝通来说,1936年的调查已经成为了历史,《江村经济》也已经成为了某一份档案,当站在进行时的现在回望60年前的文本,“重读”变成了一种审视的态度,但是在这种审视里,那些过去的“田野作业”是不是还具有现实意义,那种“社会微型学”研究是不是还有里程碑作用?1936年的“江村”是不是还是一部可研究的“活历史”?

“重读”的意义是再一次回到历史的文本中,费孝通谦虚地认为自己是“愧赧对旧作”,因为“我并没有完成老师在这篇序言里表达的深厚的期待和明确的指向”,他指的老师自然指的是留学英国投与其门下的布·马林诺斯基,这位伦敦大学人类学习的教授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认为,费孝通的这本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其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作者不是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而是“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种结果在里程碑意义上就是离开了“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进入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即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大国,正是因为费孝通站在自己的国度上,站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站在中国农村的“田野”上,才能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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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江村经济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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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编号:B84·2180122·1452
作者:【英】卡尔·波普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12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60元
ISBN:9787208126725
页数:116页

“我试图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但我过去实际上并没有反驳历史决定论。在那时以后,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卡尔·波普尔如是说。《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卡尔·波普尔以逻辑的方式证明所谓的历史的“螺旋上升的发展阶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对哈耶克等学者有着很大影响。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尚未找到伽利略

对一个正在成长的毛毛虫进行最仔细的观察也不能使我们预见它变成蝴蝶。
       ——《第四章  对亲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一只毛毛虫的成长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毛毛虫变成蝴蝶是不是“整体主义”的规律?从幼虫到成虫的预测是不是类比推理?当卡尔·波普尔以否定的方式批判亲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时候,他是不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或者说,他把本属于动态社会系统的进化规律依然看成是静态的自然趋势,从而抹杀了其中的能动性,甚至,把自然科学的演变规律也堪称是科学上的假说,从而用这样的逻辑否定社会科学的历史预言,“用静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动态预测来证明非静态的社会系统的大规模历史预言的可能性,实属错误。”

这里的一个本质问题是:毛毛虫变成蝴蝶为什么只是单个的、静态的、无法预测的观察,而不是可以以类的方式推及到自然科学的动态规律,甚至成为社会科学预言未来的一个样本?考察波普尔的“纯粹的逻辑理由”,他认为既然要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那么必须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知识是不断增长的,甚至以后的知识会否定先前的知识,那么所谓的经验主义就可能是错误的,在历史的经验主义可能存在错误,在未来的知识超越我们的认知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从这个结论触犯,“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这是波普尔在序中提出的五个论题,看起来,这五个论题都是因果式的推进,所以当知识不可预见的时候,社会的未来也无法预测,所以他很简单地得出结论:“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便是他所说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一种暗示,而这种暗示就是把历史变成了不可知论,把历史决定论当成是一种迷信,而不管是不可知论还是“迷信论”,波普尔都是悲观的,尽管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是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但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得到的命题依然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进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做出历史的预见,波普尔对这种方法论的定义是:“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通过历史事件的考察、观测和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然后预言社会的未来,历史决定论的这一套逻辑在波普尔看来是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下定义,就在于他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物理学的方法并置在一起,从而进行批判,从而得出结论。比如他区分历史决定论的学派,就以物理学可用性的观点作为标准,赞成把物理学方法应用与社会科学的,称他们为“亲自然主义的”或者是“肯定的”,相反,另一派则称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

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反对的是物理学中的自然主义,他们认为,由于社会学与物理学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所以物理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与社会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重复的实验方法,得到的是一种排列组合的新,而不是社会学中内在的新,真正的新,社会科学的规律涉及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测的困难以及方法论本质主义的意义,它取决于历史,取决于文化上的差异,取决于特定的历史境况,所以,社会科学中的社会齐一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变的,是人为的,只有人的活动才是改变它们的力量,也就是说,它依赖的是人类的本性,这种“趋向于有所作为并反对任何暗自满足的倾向”就是能动主义。历史是会重复的,但是绝非如物理学一样是一种实验性的重复,它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递进,是对社会有着影响力的新,“没有比出现真正的新时期更为伟大的时刻。”

所以,历史决定论研究方法不是原子主义,而是“整体主义”,这种整体主义强调的是社会集团与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生命体的科学,关乎的是新颖性、复杂性、有机性、整体主义以及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的典型意义,所以从一个历史时期推出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类比推理,所需要的是直觉悟性,是在直觉之上的因果解释,所以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是一种“共相问题”,而这种“共相问题”与传统的“唯实主义”相区分,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它所关注的是普遍对象,即柏拉图所称的“形式”、“理念”,在这种本质主义下,历史决定论认为,科学和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而另一个方面,即使有变而成为历史,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表现,“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

卡尔·波普尔:历史无法预测,却可以构建

历史决定论研究的是“整体主义”,关注的是“能动主义”,强调的是“本质主义”,这些都是“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对这一种学说的批判当然是以自然科学甚至只以物理学方法论为参考体系。他认为,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技术,其任务是指出“什么是不能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重视的是“渐进的修补”,也就是不断通过技术的改进来修补提出的方法,而社会科学的渐进修补,其目的也是置于技术领域之下,从而像改造和维修机器一样,“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但是波普尔他认为,社会建构并非是人为有意识设计出来的,绝大多数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未经设计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渐进的修补就和“能动主义”不符,因为能动主义者所要描绘的是“整体主义”或“乌托邦”的工程,它的目的是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甚至是“夺取关键地位”,是“扩大国家权力”,“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

正是对“渐进的修补”的否定,所以能动主义的整体主义式历史决定论,在波普尔看来,就是一种不可知论:“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整体主义所想要的是彻底的改造,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方法论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乌托邦,甚至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但是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历史决定论:“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

历史是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抹杀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波普尔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存在着重复式的实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将整体主义覆盖在个别主义之上,只能产生错误的观点:“他们在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律性都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对任何社会都适用。”所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只是我们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而这正是历史决定论最大的局限,而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设定就是“应该寻求其有效性不受限制的那些规律”,也就是说,历史规律必须是普遍的,而反自然主义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去除了这种规律的普遍性,就是把变化当成不变的一种“奇迹”。

而在“规律说”中,亲自然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是“还要严重一些”的错误。亲自然主义否定了反自然主义的观点,它们对物理学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所以根据物理学的预测方法,亲自然主义提出了“大规模预测”或“大规模预报”,它就是把以往的历史事实变成经验,在经验主义下,通过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力——社会动力——来决定社会运动,来预测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这种历史决定论具有一种“能动主义”倾向,“社会助产术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唯一能以科学的先见之明为根据的活动。”

对此,波普尔在对这一学说进行批评时,直接指出:“对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也就是说,历史某一时期发生的某一事件是单一的,是静态的,它指向的不是规律,而是趋势,“趋势不是规律”。他认为,断言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只不过是一个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因为普遍规律不是断定存在的,它只是一种趋势,而趋势的持续性是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持续存在”,而规律是一种绝对趋势,它不依赖于原始条件,是无条件的预言,“并且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到未来。”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对于历史事实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学所研究是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是有规律决定的;另一种认为,历史事件有时候只出现一次,也不具有普遍性,甚至是别的事件引起的原因,而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因果联系来决定的。在波普尔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错误的认知,“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只是在理论科学之外,普遍规律通常不大引起人们注意罢了。”不被注意的规律后来被历史决定论者说成是一种时代“精神”,而波普尔从来不赞同这种所谓的精神,所谓的精神,和历史的方法、历史的观点一样,是不能检验的,它只是一种“历史解释”而已,而历史决定论的错误在于把这种历史解释看成是理论,而从指导实践,预测未来。

这无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规律“乌托邦”之中,甚至会成为一种极权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无论是反自然主义,还是亲自然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危害在于它以“能动主义”的方式把历史置于人为控制和改造之下,所谓的预言其实是人为力量改变的结果,所以在批判历史决定论的时候,波普尔理论真正有用性之一便是为这种能动主义提出解决方法,在看来,历史决定论依赖的是政治因素,如果真要创造所谓的精神,就必须依赖于思想自由,依赖于民主,“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而去除用所谓的科学“人性”来控制进化,其实也是走向了一种整体主义,只不过这种整体主义是一种全体的制度构建,是自由的思想构建,是民主的政治构建,是齐一的社会构建:

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如此不能合理地对待批评,要别人如此听从他们的教导,难道不是由于害怕变化吗?的确,历史决定论者似乎因为丧失了一个不变的世界而希望获得补偿,从而倾向于相信变化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它受一个不变规律支配。

Tags: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卡尔·波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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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弗的动与静

编号:S38·2180122·1451
作者:【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35.00元
ISBN:9787208145191
页数:298页

“闪着炭火的村庄,我看见你随时生,杜弗,/随时死。”杜弗的动与静,杜弗的生与死,谁看见了“你”,谁又决定了命运?“围绕这块石头,时间沸腾。触到这块石头:世界的灯盏转动,隐秘的灯光环行。”同名的“一块石头”似乎一次次地重重敲打着没有诗意的现实。博纳富瓦,一个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的后面,扬起象征主义大旗的诗人,又在现代主义中看见了我们时代的病。博纳富瓦的诗歌创作风格在整个20世纪法国诗坛上独树一帜。《杜弗的动与静》收入博纳富瓦早期的四本诗集,包括《杜弗的动与静》、《昨日,大漠一片》、《刻字的石头》、《在门槛的圈套中》,均为诗人代表作。此为“沉默的经典”诗歌译丛新一辑。
《杜弗的动与静》:就像火点着了火

而在第三张上,男人写下:“死,必不可少。”就这样,他走在时间的裂缝上,被自己的伤口照亮。
       ——《反柏拉图》

第三张牌之前是第一张,第二张;死亡之前,是永恒,是解脱;男人之前,是另一个男人,是再一个男人,在囚禁的房间之前,是建造的城市,是血的国度……当所有这一切成为时间的序列,为什么会有一道裂缝?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伤口照亮?为什么男人寻找必不可少的死?之前的之前已被陈列,那么之后的之后呢?是另一个国度,是另一种死亡,是另一种永恒,是另一个“人们叫做我的那个人”,以及“用它的牙齿重新找到一块石头”。

Anti-Platon,1947的诗集其实已经写明了关于石头之诞生的启示。“柏拉图”的世界里从来都是从男人开始,“一个男人,用木头和纸板建造了这座城市”,在它那里是有石头的,国度是柳树、裙子和石头的国度,是柳树和石头之上水的国度,是斑驳裙子的国度,但是那石头的柔性分明指向一个想象中的女人,水和柳树和裙子,然后是蜡做的妇人的脑袋,“头发蓬乱,转动留声机上的唱片”,而这办事一个男人在建造国度时赋予了女人一种意义:“一个男人用蜡和色彩形成个妇人的幻影,把她装扮得酷似真人,强迫她活着,凭智慧的光照,给她这份犹豫,甚至在她那微笑所表达的动作的旁边。”

这是完美?妇人成为幻影,并且强迫她活着,还给了她智慧和犹豫,以及微笑,这是一个国度创造者的阴谋,因为男人是“永恒的偷渡者”,是“脸部对称,目光空洞”的虚伪者,“在男人的头脑里,比完美的思想更沉,思想只会在它的嘴上褪色。”那只不过是一种武器,压制着这个国度的全部重量,“然后武装上一支火炬,在火焰的变幻中抛开整个身体,协助肉体的变形和分裂,一瞬间投射上千张可能的脸,用众多的魔鬼自我照亮,像一把刀感觉这阴森森的辩证,血的雕像在那里复活,分散,在蜡和色彩的激情中?”所以被创造的女人,变成幻影的女人,柔性的石头的女人,在蜡烛的火光中成为一个变形和分裂的恶魔,黑色的裙子在奔跑,夜的肉体被搁浅,血在流淌,而这一切便成为一个柏拉图的罪恶,没有灵与肉,何来灵与肉的分离,何来精神之爱的永恒?

“反柏拉图”像是一个1947年喊出的宣言,它印证在那三张牌里,第一张牌上写着“永恒,我恨你!”第二张牌上写着:“愿当下解脱我!”建造国度是为了一种永恒,却是武器之永恒,统治之永恒,幻影的罪恶是为了解脱,解脱那蜡烛的燃烧,解脱那裙子的压抑,而第三张牌呢,一定是无可逃避的死亡,死,必不可少,当伤口被照亮,当时间出现裂缝,反柏拉图就是“门自己打开”,就是嘴唇在水面之下蠕动,就是脸在牙齿的触碰中沉沦,就是死亡在手指经过时微笑,“我看着你深入夏天(像一只螳螂在黑草丛的画里),/我听见你在夏天的背面喊叫。”一些肉体,一些精神,都在这死亡的抵达中解构,而那便是最后的石头,从土地上出现,在人群中坚韧,它是“比真实的马头还要大的马头”,它装饰着整座城市的“街巷和城墙”,“围绕这块石头,时间沸腾。触到这块石头:世界的灯盏转动,隐秘的灯光环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去除那道幻影,抹掉那种武器,反对那种命名中,寻找一种在场感,“他寻求闯入的死亡的鲜活,他轻易就战胜了没有青春的永恒和没有灼伤的完美。”

“反柏拉图”是一个寓言,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方向,火、石头、死亡,或者男人和女人成为永远的意象,从1953年的《杜弗的动与静》到1958年的《昨日,大漠一片》,从1965年的《刻字的石头》到1975年的《在门槛的圈套》中,伊夫·博纳瓦夫就是在摧毁和建造另一个国度,在熄灭和点燃另一种火焰,在深埋和挖掘另一块石头,在死亡的死和复生的死中寻找另一种在场,就像他的老师巴什拉一样,构筑了火的诗意,火的精神分析。

“但精神的生命绝不在死亡面前恐惧,并且不是那种纯粹的生命。它是支撑着死亡的生命,并且在死亡中维持。”黑格尔的这句话写在《杜弗的动与静》的扉页上,生和死,精神和肉体,构成了一种生命的二元性,但是它们不是相斥的,而是在精神的力量中呈现出生命的死亡状态,就像动与静,水与火,不是永恒的矛盾体,它在自我的“戏剧”中不断地进行着“反柏拉图”的解构建构游戏,不断地探寻生命在精神意义上的在场。“死,必不可少”,那么死亡从来都在进行中,“我看见你突然折断,享用着死亡,比闪电更美,当闪电用你的血在白色窗玻璃上溅落斑点。”你在奔跑,你在搏斗,你在滴血,是的,所有的一切都从肉体意义开始,只有肉体的死才能抵达精神的生命,才能支撑起形而上的纯粹意义。

一切从命名开始,就像“反柏拉图”中的男人命名了城市和国度,命名了裙子和柳树,命名了蜡烛和女人,“杜弗”也是一个命名,在这个被命名的世界里,指甲被撕烂,手出现裂痕,于是杜弗的手势变成抵达死亡的标志,“你抬起的手臂,突然,在一扇门上,透过岁月照亮我。闪着炭火的村庄,我看见你随时生,杜弗,//随时死。”那是变慢的手势,是阴郁的手势,是沉默的手势——从动到静,肉体便走向无可逃避的死亡,这便是肉体的死亡,“我看见杜弗直躺着。在肉身空间的最高处,我听见她发出响声。那些金龟子急急啃噬,越过这个空间,杜弗的双手在那里生长,骨头从肉中剥落,变成灰布,被成群的蜘蛛照亮”。死是“不可战胜的生命聚拢溃败的生命”,死是“脸上的细腻表情崩溃”并被扯掉目光,死是“眼睛正在腐烂”而被土地照亮,死是“脸这个字不再有意义”,她躺着,在白色的房间里,她躺着,“眼睛塞满石膏,嘴巴令人晕眩,双手听命于茂盛的草,草从各个方向侵入。”她躺着,“在空气的猩红色的城里,树枝在她的脸上激战,一些根在她的体内找到了道路一她感到某种昆虫的尖利的快乐,某种可怕的音乐。”

但是杜弗的肉身之死,却在“我看见”中变成了一种在场,“现在眼睛在哪些死亡的行人身上刮起风,/是我们,在这风,这水,这寒冷中。”看见死亡是看见了“更美”:“你的笑声中浸透着死亡!”看见死亡,是看见了光,“杜弗甚至死后/仍将是光,尽管不代表什么。”看见死亡,是看见了词语,“透过你我听见她试图同狗/对话,和隐身的船夫一起”,看见死亡,是看见了手势,“就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手势复活,/但脑袋被否定我们喝一种冷水,/而几束死亡悬挂起你的微笑,/在这世界的厚度中试图打开。”

恍如一出戏剧,在死亡的演出中必定是有看见的观众,而观众之存在也证明了在场,于是死亡有了“唯一的证人”:“唯一的证人,唯一的野兽/被你的死亡之网捕获,这网是沙,/或岩石或炎热,你的示意,你说。”即使光在手上是暗的,即使她的身体被扔进了柳丛的深渊,即使“你的乳房最后一次/照亮这些宾客”,即使“你冰凉的头颅把白昼/弥散在可怕地点的贫瘠上”,但是一种死,在唯一的证人那里,必将重新被展开,“一个多泥浆的冬天,杜弗,我展开/你森林般低低而光明的脸。/一切都在溃散,我想,都在远离。”展开之后是“真正的名字”:“把你命名为战争,从你的身上/我获得战争的自由,在我的手里/我会有你阴暗而沧桑的面孔,在我的/心中,我会有这被暴风雨照亮的国度。”是“真正的身体”:“杜弗,我以你的名义说话;我抱紧你/在认知和命名的行动里。”是由BRANCACCI小教堂、战斗的地点、蝾螈的地点、鹿的真正地点组成的“真正的地点”:“给走近的人空出一个位子,/那个人没有房屋,感到冷。”

伊夫·博纳富瓦:从做梦的书中,火翻过书页
而在证人面前,死亡的杜弗开始说话,她说:“我几乎听见有人冲我喊/我几乎感觉到这命名我的气息。”她说:“在黑暗的道路上,/我分担石头的昏睡,/我像她一样是个瞎子。”她说:“确实,我是幸福的/幸福得想死。”死亡是寂静,死亡却也是动词,而在“杜弗说”之后,动词开始熄灭,风穿过干燥的土地,重新开启了一种意义:“愿寒冷通过我的死起身,抓住一种意义。”于是有了那些“低语的声音和凤凰”,一个声音说:“他让你在他平常的位置上重新躺下,/用你鲜活的眼神做成奇异的夜,”另一个声音说:“我开门,被抓住,我跌进雪中/我找不见我曾把火生旺的住处。”一个声音说:“她成了失去的月亮的牺牲品,/熟悉的屋子里一切就绪。”另一个声音说:“在同一个夜晚,凤凰重又生成。”在一个声音和另一个声音中,杜弗完成了一次在场的死亡,“她同我说着话,她的嘴唇闭着。/她起身,叫我,却没有肉身,/她走了,遗下她描画过的头颅,//她总是笑,在已经死亡的笑声里。”

闭着嘴唇而说话,没有肉身而行走,在笑声里总是笑,生与死,动与静,在杜弗的在场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命名,那一些在场者,那一些命名者,那一些声音和另一些声音,终于把杜弗带进了火的世界,“整整一夜,我梦见你是木质的,杜弗,你是为了更好地献身于火焰。”带进了石头的寓言,“杜弗将是你远处石头间的名字,/深邃而黑暗的杜弗,/低处无法缩减的水中,努力归于失败。”火似乎在燃烧,石头开始成型,杜弗被命名,死亡正在发生,这是不是“反柏拉图”的终极意义?
 
这只不过是一种序曲,在场的序曲,命名的序曲,火的序曲,石头的序曲,因为那死亡在被“真正的证人”证明在场的时候,它其实早就发生了,在“昨日,大漠一片”的孤寂和荒凉中,所以这个世界在重生的寓言里首先要面对失去的昨日,“你想要世界,狄奥蒂玛说。所以你有了一切。你同时一无所有。”世界如何在之前会一无所有,像是在追寻那个起始的原因,因为那里没有证人,只有目击者,目击者永远是旁观在昨日的毁灭中,甚至用声音制造威胁,他们喊出“你在哪里,你是谁?”他们质问“是你死了吗,是你迷路了吗?”一种昨日的命运是无法逃离的暴力,语言的暴力,质问的暴力,甚至是男人的暴力,“渐渐地清楚了,那久久观望的、/被我们不知道的词语说出的海岸。”而那个昨日有着一张“枯燥的面孔”,在火把的照耀下,它撕碎了时光,而石头也之不过是孤独的物,“而你,你往前走,天却不亮。”于是,整个世界只有“架向更加黑暗的彼岸”的铁桥,只有“由鲜血、喊叫和黑夜做成”的美,只有“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神意裁判”——没有彼岸,没有光明,没有美,所有昨日堆积起来的石头都无法达到完美的顶点,或者说“顶点是不完美的”。
 
但还是有着努力的捍卫,依然有着微弱的虔诚,依然有被照亮的树叶,依然有着一片可以燃烧的火,“它将燃烧。但是你知道,白白地/一片荒凉的土地将在火下出现,/黑色土地的星辰将在火下扩展,/死亡之星将照亮我们的道路。”在照亮之前即使是沉默,也比永远黑暗好,火是一种残缺的火,也比没有火好,“火/如何沉默,睡得比所有的火都沉。”睡着的火,其实不是死去的火,不是熄灭的火,而是一种永恒的最初状态,只要当土地在黎明前醒来,“黎明,起来,带着没有影子的面孔,/给重新开始的时间一点一点染上颜色。”从黑夜到黎明,从大漠到土地,从火之残到火之永恒,重新的时间里,有着“一种声音”,“让我重新生活,我把你带到/在场的花园中去,/夜间被抛弃的,有阴影遮盖,/你可以住在崭新的爱情中。”有着一种虔诚,“啊,怎样的火在揉碎的面包中,/怎样的纯洁的黎明在暗淡的星光中!”有着一种词语,“为什么要有词语?由于信任,/为了让一种火重新穿越/逃走的司芬克斯的声音。”
 
火的声音,火的虔诚,火的词语,黎明的土地已经醒来,而所有的火之燃烧,都是为了锤炼那一块石头,为了在石头上刻下永恒的字,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里说:“你遇见了死去的东西,而我遇见了刚刚诞生的东西。”昨日的大漠已远,刻字的石头已现,那是一个五月的梦,那是一个五月的花园,那是一个五月的面孔——夏天是诞生的季节,那夜里有天使的灯,“一片隐藏的光的/闪动抓住了全部的树。”灯是火之一种,在照亮的世界里没有焦虑,没有死亡,没有荒原,没有死亡,“微笑的,原始的,浸湿的,/绝不是一颗不动的星的反光,/在死亡的行动中。/在大海的叶簇中被爱着。”诞生而苏醒,苏醒而回忆,其实在昨日的那个世界里,那个呈现着的荒凉里,从黎明的灯火中是可以看见其中的真理,其中的美好,其中的词语和歌声,而这一切都是它本身,一个不依附于他者的自我,“你是谁?关于你我只知道焦急,/你的声音里有一种没有结束的仪式的匆忙。/桌子的上面。你分享着阴暗,/两手空空,只有它们被照亮!(《灯,眠者》)”

照亮的是石头,一块可以刻字的石头,一块石头是“紧紧地/他只保住了死亡”的石头,是“散发出我平凡力量”的石头,是“死亡在我的心中造成了夜的床”的石头,是“我来到一个没有任何太阳的地方”的石头,是“朝我们弯下身吧,我们不再有白天”的石头,一块石头,另一块石头,再一块石头,对应着无数种死亡,对应着无数个肉体,对应着无数个昨日,而每一种对应都是为了新的命名,新的词语,而刻字的石头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火,燃烧的火,不灭的火,炙烤的火,创造的火。火光在前,从“纯洁的手睡在不安的手的旁边”的房间开始,依次穿过树和灯3,穿过船和岸,穿过晚上,穿过水,火焚烧了所有手势,火照亮了黑暗的心,火映照出肉体的影子,最终,火开始说话,“火说着话,在我们身旁,在永恒的鼠尾草中。(《晚上》)”

“火是我们的火。而等待化作/这临近的命运,这时间,这居所。”是我们的火,石头才是我们的石头,肉体才是我们的肉体,精神才是我们的精神,死亡也一定是我们的死亡,所以再次听到莎士比亚说的“冬天的故事”:“他们好像听到了一个世界被赎回或者被摧毁的消息。”在昨日的大漠中迷失,在黎明的土地上醒来,在水的浸没中沉默,在火的燃烧中照亮,动与静,生与死,毁灭与新生,其实,冬天的故事也是春天的故事,只不过所有的故事需要的是一个书写者,就像从此岸到彼岸,需要的是一个引渡者,引渡者击开河水,穿越时间,分出河岸,“声音,结束,/从撞击泥浆涌浪的撑篙,/夜晚/从滑入河底的山脉。/别处,/我一无所知之处,我写作之处,/一条狗可能被下了毒,/抓挠这夜间的苦涩的土地。”

他必须寻找词语,寻找书页,寻找文本,寻找每一种被命名的火,而每一个词语都对自我而言具有意义,因为“我们/在众声之中,/我们/其中的一个”,所以。要摆脱自己,要挖掘自己,要扩大自己,要倒空自己,要染红自己,“因一种遥远的圆满增强自己”。词语是自己的词语,火是自己的火,在被抛弃的厨房餐桌上有“火焰杯子”,房间里有“里面缺上帝”的火焰灯泡,有“梦幻之刀做了大贡献”的火焰石头,加盐,食用,“看,/这里,在意义的荒原上,/离地面几米远,/就像火点着了火”。

火点着了火,火延续了火,火命名了火,火让火在场,火便成了另一个上帝,“上帝不在,但他拯救天赋,/上帝没有目光,但他的双手连接,/上帝是乌云,是孩子,他仍将诞生,/上帝是大船,为了容纳古老的痛苦,/上帝是拱顶,为了盐这不安的星星”。似乎找到了火,点燃了火,命名了火,而火的真正意义是在一种持续、流动和永恒中去除了那种割裂的现实,那种分离的灵肉,那种被分开的生死,“那零散的,那不可分的”的是精神之生命,是永恒的词语,是在场的时间——如石头在“反柏拉图”里的意义:“围绕这块石头,时间沸腾。触到这块石头:世界的灯盏转动,隐秘的灯光环行。”

是的,凭借断裂的拱桥
门槛
我们找到了丢失的石条
 
是的,凭借闪耀的窗玻璃
那里,经过重构,
单纯的手从外面伸向果实
 
是的,凭借这火,
凭借它在宁静水流上的反光,
凭借我们的地点,它前行,
凭借成熟果实下的火焰路。
 
是的,凭借这下午
是的,凭借身体
是的,凭借把虚无
是的,凭借孩子
 
是的,凭借词语,
几个词语。

词语在说话,词语在命名,词语在证明,词语的意义就是在一种动的世界里构筑意义,甚至那种诗意的美也不是静止的,“但愿美抓住水的手,穿越这些道路,/把此地的细弱之水,引向清澈之河。”而即使用词语完成了生命之书、精神之树、爱情之书的书写,完成也绝非是一种终极状态,就像死,必不可少,但是它在后面从来没有停止诞生,就像火,总是燃烧,但是它后面睁着一双水的眼睛,于是,“词语如同天空,/无限/但突然,整个天空在短暂的水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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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编号:C38·2180122·1450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3.50元
ISBN:9787532158546
页数:125页

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卡塔琳娜,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过着体面的生活,当她爱上风度翩翩的路德维希的时候,完美的爱情似乎变得不可预料,路德维希被警方以抢劫银行的罪名通缉,他逃走了,毫不知情的卡塔琳娜却成为媒体的靶子,遭到小报的肆意诽谤,个人隐私被披露,陈年旧事被挖掘,甚至连她的亲人、朋友都无一幸免地遭到骚扰。忍无可忍的卡塔琳娜,终于举起手枪,踏上了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小说的第一句话似乎就在非虚构的现实里拉开了帷幕。又名《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并能导向何方》。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而且果真开了枪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而幕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

台前是一把0.8口径的手枪像喷水枪一样打在了临时做成的酋长衣服上?是她在决定性的时刻“一刹那拔出了手枪”打向了摄影记者舍纳?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尼姑”最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被调查、被报道、被审讯、被记录,乃至最后被判刑,似乎都在公共的维度里成为一个女犯人,而当在司法、媒体之外,一个干净的女管家到底有怎样的生活?过去的一切可以在平静中被遗忘?

许多事情发生在台前,当然也有许多事情发生在幕后,当台前和幕后被一种可能的叙述连接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也变成了发生的事,而在这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最后都抹去了私人空间,甚至成了无关名誉的存在,像一种暴力,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台前幕后便提出了两个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它能导向何方?如何发生的当然是从台前看见的所谓幕后,而导向何方,则是从台前更向前的未来。

其实,不管是站在台前还是幕后,在整个叙述中始终有一个“第三只眼”,他看见,他评判,他叙述,他疑问,他是谁?“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在未展开台前和幕后故事之前,一个声音究竟出现了,他仿佛站在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一边,又仿佛站在司法和媒体一边,他仿佛独立在整个故事之外,又介入到案件里——中间状态的隐身人?那个代表“我们”的俯视者?以及看见事情前因后果的知情者?

其实,当他以“我们”的名义来叙述这个“不是故事,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故事,就已经把虚构变成了可能,就已经不是把勃罗姆当成一个个体,所以当最后勃罗姆成为一个杀人犯,在展开台前幕后故事的同时,就可以更加直接地回答那个问题:“它能导向何方?”而要回到这个导向未来的问题,则需要认真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聪明和冷静赋予勃罗姆,使之成为她的性格特征,当然是那把0.8口径的手枪没有打在酋长衣服上,当然也没有读到《日报》上关于自己名誉受到损害的报道,再往前,也没有发生和被通缉的匪徒戈顿一起跳舞,或者她还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更有甚至,她还没有和“绅士客人们”来往。如果撇除这些发生过的故事,这个在布洛纳家里的年轻漂亮女管家就会过着体面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发生了,而且一定会发生,它按照必然的路子将一个女人带到了最后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是她自己毁了这一切?

如果把事情的起点放在星期三,那么勃罗姆的生活是这样的:布洛纳给了勃罗姆二周工资,她在海彼茨那里工作两小时,然后用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送他们去车站,回到住处后,就去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在那里她和那个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舞,而据他自己所言,她一直“单独地、亲热地”跳着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戈顿是一个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被证实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不管那天勃罗姆是坐着电车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去舞会,也不管是戈顿有预谋或者偶然进入了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家中,戈顿是个嫌犯是无疑的,勃罗姆让他离开了也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两者之间是不是必然的?

或者贝克林咖啡馆主人凯蒂·贝克林所说的那一幕是真实的,那么勃罗姆说爱“这个人”也是真实的,就算是坠入了爱河,她怎么能够在四天之后拿起了那把枪,让自己的冷静都消失,从而在一声枪响、两声枪响,甚至更多枪响之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杀人犯?而且他打死的是那个从电梯里出来一直向他拍照的摄影记者,即使舍纳曾“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也构不成所谓的报复。在星期三的事情发生之后,对于勃罗姆的解读就从司法和媒体两个层面进行了解读。司法层面有警察局的审讯记录,有律师布洛纳博士的说法,也有检察官彼得·哈赫的材料,警察、律师和检察官,构成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但是在这主要来源之外,还有“次要来源”,包括律师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包括把戈顿带到舞会上去的十七岁的女售货员海塔·舒梅尔的证词,包括舞会上的成员所说的“讲下流话”的电话,以及那些塞满了邮箱的匿名信件,邻居对她的恶意态度、“您这只该死死的猪,该死的不中用的猪”的电话——当次要材料变得丰富,主要来源是不是就只是一种象征?

于是在司法而外,就变成了公众舆论,为什么勃罗姆会有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为什么卡塔琳娜一见戈顿就立刻把他占有了,同他跳了一夜的舞,“仿佛他们早就认识似的”?她的那把枪从何而来?而这些变成公共舆论的问题最后变成了《日报》上的报道,勃罗姆大幅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大字的标题是:“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回答关于绅士客人们的问题。”这里便带出了一种生活问题:她和“绅士客人们”总是在一起,后来还成为了“强盗的情人”。而其实从司法调查变成媒体报道,中间的转换甚至是同步的,就像她在被调查的时候,拒绝在“不礼貌”的记录上签字,因为她认为“不礼貌是单方面的行动”——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甚至为了获得戈顿的踪迹,盛怒之下可以向勃罗姆提出“他跟你睡觉了吗?”的问题。

所以在哪个层面上属于司法调查,哪个角度属于舆论关注?曾经“恶意离弃丈夫”是道德审判?和“绅士客人们”出入是人品问题?在双重评判之下,连沃尔特斯海姆和布洛纳都认为,“卡塔琳娜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帮助戈顿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她的住所逃了出去。”而司法对于媒体则是另一种方式的纵容,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警察或检察机关对于“新闻界登载的那些歪曲性的文章无权进行刑事上的追查”——新闻自由是不能轻易侵犯的,即使个人提出控诉是合法的,在这个漩涡里,勃罗姆还有什么可能自证清白?就像流水,在平静的生活中,做好的是“疏导”和“排干”的工作,但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便出现了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甚至地下水流变成了主流,慢慢涌出来,聚集成另一种力量,将一切都摧毁了,就像次要来源反而变成了对勃罗姆的道德审判:勃罗姆的母亲性格不稳定,而且还有酗酒的习惯,她的父亲曾在战争中变成了残废,一直生病而且总是抱怨,勃罗姆曾经离婚,而且还有一个不成器的哥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那个道德问题就被放大了,而《日报》为了搜罗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她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记者托特格斯溜进了勃罗姆母亲的病房,“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母亲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了,即便是生病的母亲。”

或者是刺激了母亲,或者是另外导致的可能,勃罗姆的母亲死了,在和海能医生对《日报》进行对质时,勃罗姆甚至完全没有争辩的权力,她只能接受一个现实:自己丧失了作为正常人必要的尊严:“她只是说,这些人就是杀人犯,他们毁坏人的名誉。她对此很藐视,很显然,她认为这类报业人员的义务,就是毁坏无辜之人的名誉、声望和健康。”而当戈顿在斯特劳布莱德这个企业家的寓所里被逮捕,其实对于勃罗姆来说,整个事件已经慢慢脱离了放走戈顿单一故事。就在星期日的《日报》上,事件的标题是:“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温柔情人在企业家别墅里被捕。”从头版转到七至九版,而且还附有许多照片,里面说到了他母亲的死:“人们现在可以认为,成为不易看透的、现在还自由自在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第一个被证明了的牺牲品的,正是她自己的母亲,由于被女儿的行为刺激,她断送生命。”里面说到了她帮助戈顿逃走:“她无耻地滥用了一位有极高名望的科学家、企业家的友好的信任和主动的帮助。”甚至还指出了司法审讯太过温和:“是不是我们的审讯方法大太温和了?难道对没有人性的人还应该讲人道吗?”

海因里希·伯尔:可怕的暴力“能导向何方”

媒体定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勃罗姆变成一个断送母亲的杀人犯,变成无耻的女人,变成没有人性的人,或者还只是在个体层面上对她进行攻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特劳布莱德住宅的那把钥匙,《日报》从“这类机关”获得的“连官方调查员都搞不到手的材料”,已经被窃听的电话,其实都指向了个体之外的制度层面,而布洛纳甚至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在勃罗姆父亲曾经去过的村子调查“伪装的共产党员”的事情:“唯一的证明就是一九四九年他在村里的七家酒店中的一家对农民舒曼尔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并不是太坏。’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了。”

事件发生在狂欢节之前,这一切就像是公共舆论的狂欢,似乎要把一个不信教,不拜金,不虚伪,更不欺骗的女管家送上断头台才足够狂欢,“人们当然会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好端端的年轻妇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一个很平常的跳舞会,四天以后她——我们这里不是在审判而不过是在报道,并且是以真实材料为根据的——成了谋杀犯。”是因为母亲被诋毁?是因为父亲成为“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所谓的幕后?就是把幕后变成了台前?在公共舆论狂欢的世界里,穿着酋长服装的记者是不是就是拥有生杀大权的暴君?

可是这根本不是最后的可悲,它将导向何处的问题在被响起的枪声里变成了另一种暴力:“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勃罗姆说,拿出手枪不清楚开了几枪,而在打响的时候,想到了父亲,相待了母亲,想到了离婚的丈夫,想到了哥哥,“想到她所过的令人诅咒的困苦的生活”,在冷静小时之后,射出的子弹不是为了打死一个记者,而是为了消灭没有名誉的生活。
 
所谓消灭,就是以暴制暴,“不需要任何证明就可以确认,使她死亡的人就是那个托特格斯,而他自己是遭到流血的暴力而死亡的。”的确,她是“冷酷无情的尼姑”,是“没有幽默感”的女人,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妖妇”,而所有这一切丧失了名誉的称呼都是社会和公众给她的,那么她拿起手枪,就真的变成了暴力实施者——那把手枪是巴特斯的,她拿走了手枪,在读完《日报》星期日版的文章后,便扮作阿拉伯女人到记者俱乐部去了——阿拉伯女人杀死酋长,反其道而行之,而年轻漂亮的女管家在丧失了名誉之后,就变成了和纳粹有关的射击手,“这涉及到康拉德·巴特斯的一次主动供认,他在那场合承认自己过去曾经是个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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