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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

编号:S55·2190719·1585
作者:【美】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98.00元当当49.00元
ISBN:9787532779871
页数:487页

1987年,布罗茨基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以及“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卷,上册。内中收录《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及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是洛谢夫结合自己与布罗茨基的交往和对他的研究所做,对布罗茨基的人物生平、文学创作、思想变化都介绍得非常详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旷野扎营》是布罗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在美国以俄语出版的六部诗集,内容为他的早期作品,本卷中收录了七十首短诗和叙事诗《伊撒和亚伯拉罕》。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一·上)》: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

在这里,我想到的
不是诗歌,而是:罪孽。我写诗
越来越少了。
    ——《寄语诗歌》

写诗越来越少,是因为那条路足够漫长,是因为可能被岁月淹没——连同诗人,在“罪孽”的世界里,一种诗意的心被遗忘,悲痛会像死亡一样降临,而其实真正痛苦的事,不是死亡,而是未死而死,而是还走在那条名为诗歌的路上却没有了言语。布罗茨基以“寄语”的方式回望诗歌之路,不是寄语诗歌,而是寄语不忘记诗歌的人,是从诗歌里获得爱的人,“我相信,人们会因为这一切而爱/你们,胜于爱现在的/你们的创造者。”诗人作为创造者,在诗歌之后被记住,在返回本体的体验中,或者真的不再有被岁月淹没的悲痛,不再经受漫长道路的罪孽。

可是,真的可以在诗人这个创造者之外阅读诗歌?“我写诗越来越少了”似乎又将一切置于矛盾之中:创造者隐匿在诗歌之外,谁来书写被阅读之后的下文?布罗茨基木刻的肖像,是作为创造者而存在的标记,但是在这《第一卷·上》的孤立版本中,布罗茨基所说的“我不为你们担心”还是成为了某种担心:是全集,却分割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是整体的卷集,却又分离为上册和下册——在“第一卷·上册”已经出版之后,其实远远看不到后续的下册以及第二卷的上册和下册,一种被悬置的感觉,总是无法抵达总体的完满性意义——它只是在封底被标注在那里。没有总体的完满性意义,或者只是阅读者追求整体文本的一种主观感受,但其实,这提早抛却出来的第一卷上册更像是在漫长的路程中自我迷失的拙劣行为艺术。

LESS THAN ONE,布罗茨基的《小于一》被译成了《小于本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被翻译成《裤子里的云》;叶芝变成了耶茨;有时是帕斯捷尔纳克,有时却是帕斯特纳克……如果这一切还可以用翻译的可能性来解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这样低劣的错误?如果这也只是校对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娄自良的前言完全是摘抄了洛谢夫为布罗茨基所做的传记《佩尔修斯之盾》?7万余字的《佩尔修斯之盾》作为理解布罗茨基的背景材料,只是一种补充,但是在这里完全变成了重要的文本,而译者娄自良根本没有自己花心思去撰写这一篇“前言”,这里摘录一段,那里复制一段,拼合而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的介绍——再加上文后几十页的注释,使得布罗茨基的诗歌在第一卷、上册中完全成为了“夹缝中”的存在。

“于是将会出现多么混乱的局面啊。因为最可怕的莫过于死后的注释,无法想象。”布罗茨基曾经这样对“注释”存有不满,而他也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注释者肯定地说,对现象的正确理解和不正确的理解是互不排斥的……作品本身是不变的,因而对它的注解乃是绝望的表现。”布罗茨基的“无法想象”和卡夫卡的“绝望的表现”,都是一种“去注释化”的努力,而在诗人作为创造者极力还原诗歌本体意义、让阅读者自己扩展诗歌阐释空间的时候,7万字的传记、几十页的注释,以及拼凑而成的前言、带有硬伤的翻译,却将这一切带入到混乱的境地,而被悬置在整体之外的第一卷和上册,又让“全集”变成了分裂的存在,仿佛真的听到了布罗茨基的预言:“要是它/被岁月淹没,首先感到悲痛的是我。”

出版意义上的混乱和割裂,如此真切地传递过来,也许真的需要一个在完全阅读意义上的布罗茨基,“我在自己的生活、行为中的出发点向来是——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来什么结果吧。”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是对诗歌以及诗人最起码的尊重,于是,封存了那些注释,于是保留了中间地带,于是在让创造者回归的状态下读一首首诗——即使布罗茨基在诗歌的世界里创造了割裂,也完全是一种对于生存、信仰、语言的探寻,也都是自我心路历程的审视和反思,那一句引自《李尔王》的题辞已经说出了布罗茨基在曲折人生道路上的终极向往:“人要像忍受出世一样忍受离世。全部问题在于成熟。”

出世和离世构成了一种矛盾,或者说这两种人生状态构成了两个端点,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是起点,死是终点,而用生和死作为起点和终点构筑起来的人生无非是肉身意义的,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后面“成熟”支撑起了全部。什么是成熟?如何才能成熟?要走上成熟,必然是要审视死亡,“死神——这是和我们同在的一切”,因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布罗茨基说,死神是一切机器,是我们的力气,是我们的血管,一个人被斧子劈死了,鲜血流了几个小时,另一个由于心脏破裂,当场丧命——无论是鲜血和心脏,都是在肉身意义上抵达了死亡,而且布罗茨基假设“凶杀发生在结婚的日子”,那么“牛奶就会变成红色?”——当死亡代替充满爱的婚礼,当牛奶变成红色,它已经是一种毁灭让“什么也看不见”的恐怖存在。这样一种死亡,需要还原的是“事件性”意义:是两个人,“沿着不同斜坡走下丘陵/沿着不同的斜坡走下去,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正是因为两个人的空间在扩大,所以之后每个人面前都出现了两个人,他们的“手里微微摆弄着铁器”,于是死亡发生了。

分开的两个人,两个人各自面前的两个人,这一种割裂制造了凶杀,“灌木丛猛然分开,/灌木丛突然分开。/灌木丛仿佛被惊醒,/而它们的梦境可怖。”凶杀而死亡的“事件性还原”之后,布罗茨基开始审视这“猛然分开”“突然分开”的夜晚,从斜坡走下丘陵,而丘陵“是我们的青春期”,是苦难,是爱,是呐喊、呼号,甚至是梦想,它永远在一种疾驰的状态中展开,“有人在丘陵上飞驰,披着月光,靠近天穹,/沿着结冰的草地,驰过黑色的灌木丛。森林渐渐临近。(《你将在黑暗中疾驰,沿着一望无际的寒冷的丘陵地带……》”披着月光疾驰,是在黑暗中被光亮照见,是奔向一个目的地,即使寒冷,也勇往直前,“那个人回来了,他曾在黑暗中沿着丘陵飞驰。/不,别以为生活就是——虚构故事的循环,/因为成百的丘陵——是惊人的母马的臀部,/骑着母马在夜间而有月光的时候驰过沉寂的周围地区,/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们在梦境里急切地向南方飞驰而去。”疾驰而唤醒沉睡的人,疾驰而打开梦的境界,甚至疾驰而回家,是可以击败黑暗和“摇摆不定”的梦想,但是正是丘陵是一种苦难,丘陵是被驱逐以及我们“不了解”的爱,所以在丘陵变成青春期生活呈现的一个隐喻中,平原便在其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死神,“死神——这不过是平原。”一望无际,而又不可逃避。

约瑟夫·布罗茨基:谁能与我们共死?

丘陵和平原构成了如被灌木丛猛然分开的两个人,但是这一种矛盾之构成并非仅仅是疾驰和死亡之间的对立,在丘陵本身存在的隐喻里,也是两个人:“就这样,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穿过小树林和林间小径,穿过没有水的池塘,/不像车站哨兵那样骑马同行,/仿佛在他们之间没有成百的灌木丛!(《傍晚他冻僵在门口……》)”没有灌木丛,两个人似乎不再像从那个斜坡走向丘陵的两个人,“他们之间的空间在扩大”,而是“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但是在夜色中他们本身成为了如幽灵一般的存在,他们只是回归自己,他们只是听见自己的名字,他们只是在自我世界中驰骋,一切的苦闷和安宁都沿着各自的方向,当然,“驰往他们能飞向天堂的地方”的美好也在各自的路上,所以布罗茨基将这种“他俩从来不待在一起”而“并辔而行”的状态看成是自己的两个灵魂,“我的灵魂将以两个面孔出现。”也正是这种灵魂意义上的双面性,使得疾驰在丘陵中的青春期变成了一种分裂状态。

一男一女在夜色中并辔而行,青春期里有爱,它是《蜜月片段》里“像鱼儿一样跳动着”的生命,“呈现出我们/两人生活的细节”;它是《预言》中自造的灯,大陆在那边,这里只有惊涛拍岸中的隔绝,甚至还想好了生下的孩子的名字,他们有着有皱纹的小脸蛋,他们不忘记俄文字母表,他们甚至在重回旧地后“越过堤坝”;它是对未来的希望,身影是门,门始终敞开,“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走出暗道,奔向未来。(《六年后》)”;青春期里也有道路泥泞时的歌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在投身大自然的半路上/歌唱。(《在道路泥泞的时期》)”即使寒冷,雪从棚顶下的缝隙落在杆朝上,也是一种温暖,“在黄昏的雾霭里/只有我们两个。/我的手指很暖和,/宛如七月的天气。(《黄昏》)”——这是一种美好,如“雅尔塔的冬日黄昏”一样,是可不重复的存在,是永恒的瞬间。

但是,这一种温暖,这一种美好,这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却是在无法逃离的对立面展开的,爱是两个人的细节,其实也是分化,在隔绝的海边,堤坝永远在,走向未来的门是现在的影子,而那冬天里的歌,在春天却切开了血管,“是呀,静脉里的血/太满了:刚一切开鲜血便潮涌而出。”1964年布罗茨基说这是《幸福的冬季之歌》,其实那时的他已经离开了“冰天雪地的乌斯季-纳尔瓦”,为的是躲避警方的迫害,而切开血管听到的幸福之歌,其实是走向一种决绝的死亡,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约瑟夫曾想割断自己的静脉”。冬天的歌里是,空气抽打着灌木丛,枝条在战栗,一种隔绝成为活着的主题,所以布罗茨基说:“学会与人群隔绝以后,/我想与自己隔绝。”

与自己隔绝,所以离开那片土地,所以逃离那种现实,所以成为漂泊者,“倘若我们不能有别于失败者,/上帝会剥夺一切奖赏,/避开欢腾的民众的视线,/也命令我们保持沉默。我们只好离开。(《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因为这里有审判之剑,因为这里将诗人带入“耻辱”中,因为“继承者和权力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船舶停航,所以大海结冰,所以云端的飞鸟都变成了乌鸦:

一只乌鸦(有成群的乌鸦,
不过傍晚它们都躲进了赤杨树林)
选中了电线杆的顶端,
另一只选中的是——雪白的绝缘子。
这么说吧,彼此是相反的
(正如勿忘草指令所要求的那样),
对电话的监督设立在
不想造反的荒野,
它们安置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方
高悬于灰白色栅栏之上,
针对被流放的歌手,
针对他的长发伴侣。

一群乌鸦中的一只乌鸦,一只沉默的乌鸦,一只被流放的乌鸦,所以在布罗茨基诗歌中出现了39次的乌鸦就是诗人的写照,“这时,被活活埋葬/的我在暮色中徘徊于庄稼地。”徘徊而终于离别,当这样一种心情投影于自然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仿佛看不见了自己,“是的,这里好像真的没有我。”如被上帝砍掉了手,是听不见话语的人,是纷乱爬着的蚂蚁,“我步履艰难地从土堆走向土堆,/没有记忆,只有脚板/踏在石头上的什么声音。/俯向黑暗的溪水,/我惊恐地看着。(《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这样一种异化的存在,即使回来,也是一种流浪,“城市/对它的居民而言,/通常是从中央广场和塔楼/开始。/而对漂泊者是一—从市郊开始。(《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回来看见了工厂、半岛、乐园,回来“跑着穿过一千个拱门”,但那只不过是和“贫穷的青春年代”重逢,甚至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谢天谢地,我留在地球上而没有祖国。”回来的青春,回来的祖国,都变成了一种虚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看见了真正的死亡,“我们四散奔走。只有死神在召集我们。”没有回忆的故土,没有爱的孤独,没有冬季的歌,一切都如平原一般是一望无际的存在,无遮无掩。

但是在布罗茨基那里,丘陵并没有在平原的存在中消失,或者说丘陵/平原的对立存在,恰好为布罗茨基在“两个面孔”下变成成熟的诗人创造了条件,就像那一匹马,“它是黑的,感觉不到有影子。/那么黑,不可能更黑了。”没有遮掩的死亡存在,却还在等待一个疾驰的人,“它是在我们当中为自己物色一位骑者。(《那天晚上我们看见……》)”马“不可能再黑了”,但是昏暗的苍穹比马腿亮些,不能融入夜色却可以在骑者的世界里创造一个驰骋的意象,而这个骑者便如语言中的动词。在布罗茨基看来,围绕着的是一些沉默的东西,是别人的脑袋的动词,是饥饿的东西,是赤裸的动词,是耳聋的东西,甚至是没有名次的动词,“全都住在地下室”,而天是一个隐喻,“浮动在我们上空!”所以要激活这些动词,要开始说话,言语,以及让诗人成为创造者。

没有真正动词的语言只是一具肉身,“以撒”这个词少了一个元音,便是“蜡烛”,就是“空有一张嘴”,就是仅有一具肉体,它是“一滴,一点,微不足道”——布罗茨基从词语本身切入,讲述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作为一个词语出现,他“迟迟不答”,即使说出“马上”,也总是隐匿在那里,而亚伯拉罕“情况完全不同”,“丘陵、灌木丛、敌友聚集/成群,墓地、细细的树枝、教堂——/然后迫使它们诉诸于它——”他总是说着“我们快点走吧”,他总是在丘陵中行走。平原和丘陵,隐匿和行动,缺少元音和完整的语言,构成了以撒和亚伯拉罕的对立存在,但是在他们走向献祭的过程中,一场梦似乎在对立世界中建立了联系,字母在跳动,在说话,在开启一个更大更宽的世界,所以最后即使一只手是匕首一只手是亲骨肉的献祭,也在“上天也很高兴”中结束,“列车在无休止地飞快穿过数字8。”数字8,倒卧而成为无穷,或者就是苦难之后的救赎,就是牺牲之后的得道,就是肉身之后的信仰。

所以在死亡的“哀歌”里,布罗茨基看见了天启的光,死人已经睡了,生者已经睡了,地狱睡了,天堂睡了,上帝也睡了,“如果说可以与人同生,/那么谁能与我们共死呢?”在这个多恩的哀歌里,从卧室开始,房间、街区、伦敦以及整个孤岛和大海,都不只是世界,而是从外部对世界的观察,作为布道者,多恩其实让可见的天堂乃至所有的等级都变成了他所关注的苍穹,都是天使般的境界,所以在《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歌》里,布罗茨基也找到了自己的苍穹,“诗句入睡了,躺着。/所有的形象、所有的韵脚。强弱/难辨。恶习、忧伤、罪孽,/一样地沉寂,睡在自己的音节里。”睡而复活,睡而醒着,睡而为生者。

平原/丘陵、离开/回来、沉默的动词/行动的动词、以撒/亚伯拉罕、肉身/信仰、地狱/天堂,在布罗茨基的诗歌里,他们都是两个面孔,是两个路人,是两步之遥,但是在睡而醒着的诗歌里,二元对立的世界被破解了,诗人成为灵魂的造物主,种种的罪恶,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放逐,在“对半平分死亡这个同义词”之后,在“亲爱的诗歌”里,成熟为一种真正自我创造的灵魂,“噢,我的上帝!/这湿润的空气——只是灵魂的/肉身,灵魂放弃了自己的使命,/而不是你的神的新创造!(《致A.A.阿赫玛托娃》”也是一种启示,在第一卷、上册的隔离中,在被语言制造的断裂中,在“无法想象”的注释中,宛如一种光,照亮那些强有力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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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诅咒的部分

编号:B83·2190719·1584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38.70元
ISBN:9787305209819
页数:288页

本书收录法国鬼才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力作《耗费的概念》与《被诅咒的部分》。“在某些特定学科之外,触及了每一个研究地球上能量运动的学科的关键问题……从地球物理学到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甚至那些可以被认为属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领域都首先与过剩能量的运动……相关联,这一运动体现在生活的沸腾之中。”在这本书中,巴塔耶就人和世界的观念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他提出的“普遍经济学”为传统经济观带来了哥白尼式的转变。在巴塔耶这里,读者会遭遇墨西哥的活人献祭、 路德的宗教改革、“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巴塔耶的见解是素朴却惊人的:作为万物之源的太阳不求回报地给予,因此“过剩”永远存在,积聚起来的能量只能在丰盛和沸腾中被浪费。对他而言,世界,以及他的个人生活,都被沸腾所鼓舞。
《被诅咒的部分》:让生命进入沸腾状态

当然,对普遍经济的阐述要求介入公共事务。但首先也更为深刻的在于,它以意识为目标,从一开始就关注自我意识,人类最终将在对其一连串历史形态的清晰视野中实现这一自我意识。
    ——《第一章 理论导言》

九品书库的第1584本,单纯从数字意义上来理解,在它前面是一种物的累积:不同的书被挑选被购买,不同的书又在阅读之后回归摆放的位置,横的、竖的,站立的,倒下的,物的累积是在静态中产生的,如果单纯回到这一本被打开的书,撇除五个月前购书那晚的心理,撇除原价49元的图书打折之后是多少价格,当乔治·巴塔耶的名字和著作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阅读是不是趋向于一种有用?是不是产生一种愉悦?当它在阅读之后和物的累积一样被弃之于角落,是不是也是一种耗费?

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阅读是不是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甚至可以扩展之,对于图书的购置,是不是接近于一种财富的拥有,从而在越来越执着于阅读的状态中,产生了一种物质之外的象征性获取?甚至,把图书购买和阅读变成了对于自身不足的弥补,从而在奢侈意义上达到了富有?不管是象征性获取的精神意义,还是弥补自身不足式的知识积累,都是一种向内的过程,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将意识转化为了一种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纯粹的内在性,它摆脱了书作为一种物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不再以任何物为目的,它的获取性意义,它的奢侈和富有,都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给定”,而是在自我意识中“呈现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中”。

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去除了一劳永逸地被给定模式,实际上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一种“耗费”,而且是非生产性耗费,而且是在一种损失原则中建立的耗费——它与结算差额的经济原则相悖,“重点都是损失,损失必须尽可能最大化,以使活动获取它真正的意义。”当巴塔耶将损失最大化看成是活动获取真正意义的原则,那么它所针对的一定就是经济学中的生产和理性原则。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产生和保存将成为最终的目的,而在这个目的论中,“有用性”将成为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效用原则,而效用原则的目标就是“愉悦”,在物质生产中愉悦,在财富获取中愉悦,在生命繁衍和保存中愉悦,甚至在与痛苦的斗争中愉悦,在暴力的病态中愉悦——不管是有用还是愉悦,都是在物质意义上的一种效用普遍化,甚至是一种在让步意义上的“辅助性消费”。

但是,就是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有用目的和愉悦原则,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非成熟的人类活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获取、保存与合理消耗的权利,但他们原则上排斥非生产性耗费。”在他看来,活动获取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和保存,而在于耗费,而且,生产和获取是作为耗费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耗费才是真正的目的,才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真正根本性的变量:原始的经济制度中,物物交换在出让物品时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奢侈性损失,也正是有了这种损失最大化,才使得生产活动获取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耗费的过程中,获取才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古老的交换形式在一种称之为“夸富宴”的仪式中耗费被凸显出来,这种在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那里的形成的交换机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量摧毁财富来挑战对手。它排除一切讨价还价,在公开馈赠数量可观的财富中,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而对手也不会轻易服输,他会用更大规模的“馈赠”来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夸富就是财富的不断对比,在对比中他么进入的不是物物交换的古典经济学世界,而是在耗费中获取一种权力,“权力总被富有者获得,于是财富就表现为一种获取,但这一权力意味着损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则完全被引向损失。唯有通过损失,光荣和荣誉才与财富相连。”

这种非生产性的耗费带来的是挑战和竞争,而这种耗费并不只是社会意义的,它在本质上是生命的一种意义呈现,“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种群体,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这种耗费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过程中,摆脱了对于物的拥有的目的论,而进入到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意识到增长将转化为纯粹耗费这一时刻的决定性意义,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自我意识。

如果说,1935年写成的《耗费的概念》只是提出了耗费的内容定义和价值取向的话,十八年之后的《被诅咒的部分》则成为巴塔耶对于普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纲领,为耗费这个“被诅咒部分”正名的一份宣言。题辞上引用的是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丰盛即美。”而在前言里,巴塔耶将这句话演绎为这样一个观点:“向生物和人类提出根本问题的并不是必要性,而是与之相反的‘奢侈’。”这个断言从何而来?从“耗费”的概念跳出来,这一次巴塔耶进入到的是“普遍经济”的意义中,进入到的是总体人类活动中,而他切入到这个普遍意义的“奢侈”便是从凯恩斯的“装钞票的瓶子”这个著名例子开始的。为什么要将钞票装入瓶子里,为什么要把瓶子埋入地下,为什么要让后来的人挖出瓶子?装入和挖出作为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在炒票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意义何在?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游戏?

“装钞票的瓶子”从来不是单纯的物,当它被埋入再到挖出,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行动的“奢侈”: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原先装进钞票的瓶子挖出来,是不是看上去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效用的浪费?巴塔耶认为这种“令人疲惫的迂回”其实折射出耗费的真正奥秘,和人作为生物体一样,吃、死亡和性生殖就像是“装钞票的瓶子”,它用一种丰盛来体“令人疲惫的迂回”,而这种迂回却走向了生命意义的美,如此,则是“丰盛即美”的生动阐释:“我强调一个事实,即从精神自由来说,寻求解决方案是一种丰盛和多余:这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丰盛即美,就在于为了丰盛,为了对于,必须拥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驱动了行动,所以这个关涉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体,就是巴塔耶所说的“普遍经济”。他从基本事实出发,地球上的生命体所获得的的能量,比维持其生命所需更多,当这些能量过剩,一方面可能被用于系统的增长,但是如果系统达到了饱和,那么过剩部分就必须被毫无利益地损失、耗费——无论是否乐意,无论以光荣的还是灾难的方式出现,总之,能量必须被挥霍,而这种挥霍完成的是驱动地球能量的运动——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在过剩-被挥霍-驱动能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永无止境地创造。

所以,巴塔耶设立了普遍经济的意义,那就是推翻有限有用的经济原则和道德,用“增长的扩张”实现一次哥白尼式的转变:从有限经济观转向普遍经济观。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如何会发生?首先,巴塔耶从生命意义来建立普遍经济规律,他已经指出,生命物质的原则本身就要求,耗费能量才能成为盈余的创造者,这与太阳这个能量之源的规律契合在一起,太阳能是生命蓬勃发展的本源,一切的能量都是在太阳辐射中被给予的,而且“不计补偿地施与能量”,这就是人类的财富,生物吸收能量,然后积聚起来,当用于自身生长的能量不再需要,它便开始挥霍,“因此,真正的过剩只有在个体或群体的生长受到限制时才开始。”不再需要当然是生长达到极限的标志,但是如果把这种能量封闭在锅炉中,那么它一定会爆炸,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生命就将进入到沸腾的状态,就会在极端的丰盛中、在接近爆炸的状态中,达到奢侈性的挥霍。

这便是一种普遍性意义:“地球上的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是奢侈的发展和越来越耗费巨大的生命形式的产生。”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奢侈有三种形式:吃、死亡和性生殖。相互捕食是最简单的奢侈形式,在生物链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中,耗费所产生的巨大生命形式不断出现,而这种巨大生命形式又需要更多的耗费;死亡发生,意味着将必要的空间留给新生命,死亡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耗费之后的创造;性生殖也是在个体与母体分离之后得到了生命,这一种延续也是耗费的结果——在丰盛中产生的“令人疲惫的迂回”,就是一种普遍的运动,“处于扩张中,这向生命打开广阔的可能性和新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压力将过剩的能量燃烧,而这个燃烧也和太阳来源相符。

财富在消耗中,消耗带来了行动,行动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自由不可避免地遭遇有限经济观,遭遇“正义”——正义要求必要性,拒绝奢侈的挥霍,当财富的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照正义的要求,所谓的耗费,所谓的挥霍,便是一种非正义,甚至是“被诅咒的部分”。巴塔耶认为,所谓的正义服从的必要性是一种“平庸而中立的表象”,它以生产和保存的方式,以效用原则将自由的界限减缩至最低程度。为什么要诅咒?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在巴塔耶看来,诅咒的氛围是以焦虑为前提的,当生命的丰盛压力缺失,当自身对过剩没有强烈意识,焦虑便产生了,进而在焦虑意义上把耗费看成了被诅咒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焦虑出现,又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化解威胁性灾难的办法,无疑是相当失望的——但是,当焦虑出现,当诅咒开始,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机制中,却恰恰为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建立诅咒的运动没有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那么诅咒就不会形成。”也只有意识变成一种自我意识,诅咒才会消除,被诅咒的部分才会一种成为普遍经济。

建立普遍经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构建,所以巴塔耶建立普遍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阐述普遍历史观,只有从历史的切面介入公共事务,只有普遍经济适用于现时社会,才能在丰盛和多余中寻求解决方案,继而赋予这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力量”。从第二部分开始,巴塔耶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普遍历史中的意义,而这个历史它分成“消耗社会”“军事行动社会”“工业社会”和“现时社会”。把第一种历史称之为消耗社会,似乎就是巴塔耶耗费式普遍经济的原型:阿兹特克人的献祭和战争、以“夸富宴”为代表的竞争性馈赠都是是消耗社会的典型代表,当阿兹特克人用战争的俘虏用于献祭,一方面把人类看成是“为了向太阳献祭人的心脏和血液”而被创造出的:祭司在金字塔顶将被献祭者杀死,他们令被献祭者平躺在石制祭台上,用一把黑曜石制成的刀剖开其胸膛,他们将仍在跳动的心脏挖出并举向太阳,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战争的征服意义:战争就是为了献祭,“一旦被选中,牺牲者便成为被诅咒的部分,将被用于暴力的消耗。”而这种献祭在“消耗社会”中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当这种仪式变成信仰,将消耗发挥了极端价值,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甚至成为了内在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的意义在摧毁中被赋予,摧毁的本质在于毫无收益地消耗诸多有用成果中可能留存的一切。”——被献祭者在献祭仪式中不再是暴力的牺牲品,他们作为一种牺牲,甚至彻底摆脱了现实,也拥有了内在的自由。

夸富宴的意义也是在挥霍中获取一种权力象征,当巴塔耶再次提及夸富宴,显然已经从十八年前的《耗费的理论》中提炼出了更具理论阐释意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夸富宴具有的馈赠权力,是在损失中获得的,在表面上看起来,馈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挥霍只属于赠予人,但是赠予也是损失,只有在损失的基础上,主体才能加入到夸富的行列,才能用挥霍形式占据主动,才能成为另一个赠予人,所以从被赠予人变成赠予人,表现的就是地位的获得——所以这个夸富宴的理论就具有了首要根本法则,那就是只有坚决挥霍,才能获取资源,才能拥有地位。这个过程制造了矛盾,但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出现了,“一般来说,献祭从世俗的流通中提取有用产品;夸富宴的馈赠原则上使最初无用的物品进入流通。”这种流动是一种奢侈和苦难,里面有谎言,有不幸,有让占有财富的人变质的嘲讽,“在军事剥削、宗教欺骗和资本主义侵占之外,如果没有破衣烂衫的光辉和冷漠的阴暗挑战,一切都无法找回财富的意义,那被财富显示为爆炸、挥霍和漫溢的东西。”

但是在军事行动社会里,甚至这种谎言和苦难也不复存在,巴塔耶举例伊斯兰教的圣战,是用军事秩序取代部落竞争,从而成为一种扩张式的征服,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意味着顺从,穆斯林也是顺从的人,所以它只服从于纪律,“伊斯兰教是与变化无常的男子气概相悖、与多神教部落中阿拉伯人的个人主义相悖的纪律。”而且作为一种宗教,“挥霍、执拗、野蛮的战士,女子的爱慕者或情人,部落诗歌中的英雄,让位于虔诚的士兵,教律和礼仪的恪守者。”在工业社会里,巴塔耶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必然联系,加尔文主义的新教的确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他承认贸易的道德性,是对于路德教义中对耗费体系彻底否定的一次回归,所以他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转向了新的经济形式,这也促使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人被物所主宰,“我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格拉尔圣杯,实际上却只得到了物,留在我们手中的不过是一只小锅……”马克思对于物化的揭示,是让人摆脱异化的结果,是走向内心自由的一个方向,是转向自我意识的一个起点。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苏联模式,并不是真正物的解放,它在进入工业化的过程中,在一种个人崇拜统治的政治生活中,生产变成一种权力,“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进入。”在美苏争霸的现时中,巴塔耶的选择性倾向是明显的,在他看来,苏联模式对于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拒绝,恰好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创造了耗费的机会,在他看来,马歇尔计划对抗克里姆林宫,不是军事强国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斗争,纠正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贸易结算逆差,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将产品转移至欧洲,从而在“损失”中加快耗费,也意味着,“世界的沸腾将加快”。

这种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或者是避免战争爆发的有效手段,巴塔耶将之命名为“动态和平”,“只有当经济运动给予产能增长一条战争之外的出路,人类才能和平地走向其问题的普遍解决。”动态和平的形态能够维持,其中有一种叫做意志的东西,一方面是苏联的革命意志,一种则是美国的民主意志,他们相互对抗,对抗中力量又相互损失,而损失在普遍经济的体系里,又维持着世界的本质运行,所以在这样一种走向现时的“普遍历史”中,巴塔耶认为对内在的完全拥有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从内而外解决问题,便成为一种神圣之物,“神圣之物使内在显露:它使实际处于内部的东西在外部被感知。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最终要求,在内在的范畴中,一切都不再发生。”

从普遍经济到耗费原则,从耗费原则转向内在自由,从内在自由到自我意识,再从自我意识变成神圣之物,巴塔耶绝不是为了建立所谓的经济学说,而是用自我思考的方式抵达被耗费之后的“主体沸腾”。在《耗费的概念》完成十八年后,巴塔耶提出了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种普遍经济学,当他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客观上他知道“这样一本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被诅咒的部分”来看,巴塔耶的阐述也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当把耗费变成一种伟大的权力和原则,实际上就是把生产放在了其对面,但是耗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造,而这样一种创造何尝不是生产?也就是说,一切的耗费其终极归向依然是生产。但是当巴塔耶知道计划过于宏大,知道自己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知道这本书写完也没有任何人关注,但是,他毅然走上了这条路,毅然付诸实践,这就是一种精神自由,就是内在的纯粹,就是要完成主体的沸腾——或者说,种种的不利就是一种巴塔耶自身的损失状态,正因为不足才能给“耗费”留下机会,才能用丰盛和多余来寻找方案,也才能激发无与伦比的力量,宛如那只“装钞票的瓶子”,在令人疲惫的迂回中,巴塔耶用自我献祭的方式找到了那一个神圣之物,耗费着,创造着,丰盛着,也散发着美,“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造或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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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游戏

编号:C38·2190719·1583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8263
页数:336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眼睛游戏》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三部,叙述了作家从1931年到1937年的经历。不到30岁时,卡内蒂已经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迷惘》,但这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得到严肃的对待。对于文坛巨擘托马斯·曼、罗伯特·穆齐尔等人,卡内蒂的评价刻薄而犀利,而对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松内博士,则推崇备至,敬若神祇。这一时期以卡内蒂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母亲——的葬礼而画上句号。
《眼睛游戏》: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

每当我走进理发店,让人给我理发的时候,总是看到对面镜子里的自己,就已经让我讨厌。总是面对自己,让我感到受到强制和束缚。
    ——《天赐一个孪生兄弟》

“获救之舌”是打破沉默的开始,“耳中火炬”点燃了关于群体的革命激情,一种身体的寓言,无论如何都是从身体出发,又返回到身体,所以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在德语的世界里开始寻找另一个全新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获救之舌”和“耳中火炬”所刻印的身体属性,而当那些创作的剧本、关于群体的理论成为一种文本,自我又如何成为一个标志而融入其中?

说话,听说,之后是看见,“眼睛游戏”里是自己看见一个扩张的外部世界?而是外部世界纳入到自我的视野里?镜子放在对面,镜子里是自我的虚像,所以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受到“强制和束缚”的感觉让他想要极力摆脱,所以镜子世界成为自己的一条禁令,但是当从镜子世界逃离,个体其实在返回自我身体寓言的时候,其实变成了某种避难所,甚至是一个乌托邦——一部分的自己安放在文本深处,另一部分的自我则被分解为禁令里的条文,从此在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中,看见和被看见都变成了无法逾越的“眼睛游戏”。

《康德着火了》关注的是焚书事件,是一种“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卡内蒂所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来恐惧的时代,这是目光向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卡内蒂的“看见”是自我构筑乌托邦的一种游戏,“它比任何从外部发出的批评以及对自我所作的批评都更重要。”把现实放在“自我批评”的上面,其实真的是一种恐惧,“慘烈的毁灭是联结它们的纽带。”尤其是当经历了“七月二十五”的所谓革命事件之后,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群体的激情其实真的需要面对“狂热”,也正是在德国焚书事件之后,政治制造的群体热情导致的却是一系列禁令的颁布,这正如一面镜子,不是看见了自己,而是自我被强制和束缚了——群体也一样,他们实际上不是成为了革命的力量,反而在那个时代制造了恐怖。

但是,对于卡内蒂来说,德国形势的急剧变化并没有真正对他产生一种“阴森恐怖、莫测高深”的感觉,焚书事件、希特勒上台,以及一系列的禁令,仿佛都是镜子里发生的故事,而走进理发店讨厌镜子里的自己,不是对于时事发表针砭时弊的看法,甚至不是对群体进行进一步思考,反而避而谈之,从自我的镜像又返回到自我的身体,于是,那双眼睛只是个体的眼睛,那个游戏只是个体的游戏——关于“我”的重新定义。就是在《康德着火了》这部剧作问世之后,卡内蒂并没有针对“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而提出批评的看法,他只是思考“七月二十五日”事件之后自我的定位,甚至只是在焚书事件中开始逃避——那一本《康德着火了》是不是也会在着火了之后毁于一旦?

恐惧需要的是救赎,大开本、大字号体印刷的毕希纳文本成为卡内蒂转向的一个标志,在他看来,《沃伊采克》里所具有的是一种称作“自我谴责”的东西,自我谴责之前是自我陶醉,是自我躲避,而这一思想来源于卡尔·克劳斯,在《康德着火了》的“一所精神病院”一章中,卡内蒂对精神病人发出了爱情宣言,而这正是他跨越危险的界线的所为:“离群索居的倾向、对完全另类东西的欣赏、与卑鄙无耻的人断绝一切来往的愿望”,也就是说,自己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下,制造一系列“毁灭幻灭”——把所有的东西都毁灭了,是不是可以拯救?这一想法甚至把自己所爱的薇莎都排除在外,而已经从卡尔·克劳斯神话中出来的薇莎也对卡内蒂的这种自我陶醉式的毁灭给予了回击:“你书中的他死了以后,就附体到你身上,你就跟他一样。这大概就是你悼念他的方式。”

如此,自我谴责在哪里?卡内蒂的“自我谴责”其实是另一种镜像,一种在自己眼睛里看见的世界,一种自我制造的“眼睛游戏”,在撇除了那个镜子里的自己之后,又创造出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不在镜子里,却在文本里,在剧作中,在乌托邦里——郑重其事地说出全部的“我”,不把“我”放在括号里,而且必须本人说出,“其生命力是惊人的,它比任何法官的判决都更具说服力。”所以卡内蒂的真正任务是寻找一面镜子,把这个不放在括号里、自我虚构的“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虚构一个“攻击性”的形象,“除了在卡尔·克劳斯身上发现的令我赞赏的攻击性之外,我又发现了雕塑家的攻击性,他每日的工作就是敲凿坚硬的石头。”

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布洛赫,给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婚礼》,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不为人察觉的东西”,甚至盲目地认为,“在他那双迷人的眼中,我看到的完全不是算计:他身上的一切,在我看来无不高贵而崇高,而我的行事是多么的幼稚和鲁莽,竟然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仿佛看见了自己,即使卡内蒂看到了那个幼稚和鲁莽的自己,但是从那个文本制造的眼睛游戏中,卡内蒂当时甚至认为是自己提供给了布洛赫一种返回的路径,布洛赫把《婚礼》看成是一种毁灭性的作品,“您正走在一条歧途上。您不可能为群体找到规律,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规律。您所花在上面的时间定会枉然无功。”而卡内蒂对他的解释是:“它研究的是一个个个体,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那里,它也许能得出点什么,但对群体,它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而最重要的,恰恰是对群体有所了解。因为,今天所有新兴的力量,都有意识地从中吸取养分。”个体的心理学已经漏洞百出,所以需要从群体中吸取营养,尽管目前无能为力,但至少是孕育了“新兴的力量”——就像卡内蒂所推崇的“狂飙突进运动”,它在成为新兴力量之前,是群体性运动的一次压抑,“没有过渡,没有先兆,我突然跌落到了十四世纪:通过研究群体性运动,我了解了这一时期,我开始思考这个充斥着鞭笞派、瘟疫、焚烧犹太人的时代。”

从布洛赫的圈子,卡内蒂认识了赫尔曼·合尔辛,认识了沃特鲁巴,认识了松内,认识了穆齐尔,认识了托马斯·曼……那些活跃在德国文坛的著名人物,对于卡内蒂来说,都是进入到自己眼睛里的人物,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卡内蒂都仿佛第一次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有点,接着沉迷在某种崇拜之中,再进而看见了镜像,并以某种狂妄的方式将他们从“眼睛游戏”里清除出去,于是,矛盾,冲突变成了这个游戏无法改变的结局,而在其中的卡内蒂似乎都体会不到自己的自负,以致当五十多年之后他才从自我的经历中发现那个在镜中、在眼镜里的幻想,才在一种真正的“自我谴责”中回到了个体意义上的自身。

“难道好人只是一个形象?这个世上真的有好人?他在哪里?”布洛赫介绍的松内成为卡内蒂眼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松内是一个有着自我判断的人,讲究完整,知识丰富,而且独立,“他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用第一人称说什么。他几乎从不正面与人说话,一切都用第三人称来表达,从而保持距离。”所以他不会盲目改变自己,卡内蒂从他身上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格的完整”,“那就是:即使面对质疑也能泰然处之;支配自己的命运,却又放弃自己的动机和历史。”所以卡内蒂将他视作自己的“楷模”,一个好人的楷模,甚至“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了”。和当初对卡尔·克劳斯的定义一样,保持着一种最高级的评价,而这种最高级本身就是一种镜像,当遇到不同意见时,这个神话便粉身碎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卡内蒂站在共和者一边,毫不掩饰对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当时松内的观点对应于德国政治形势,他认为,希特勒的胜利是一种致命威胁,因为他的无知会把一切势力、各国人民拖入战争,“同地球上所有国家交战,德国怎么可能取胜!”西班牙的格尔尼卡被轰炸成废墟的时候,他几乎是疯了,但是当他用自己的沉默来对抗,对于卡内蒂来说,却变成了一种“木乃伊”的存在,他需要的是松内的诅咒,而不是“无能为力”,“所有巴斯克人,所有西班牙人,所有人的诅咒。”

一个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人,一个保持着独立思想的人,一个对于群体狂热展开批评的人,当悲剧降临在格尔尼卡的时候,无语是不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显然卡内蒂所理解的诅咒就是一种充满热情的对抗,甚至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当松内用如此态度的时候,卡内蒂没说一句话便转身走了,“即使走到外面的马路上,我也丝毫没觉得他可怜。”而直到几年之后卡内蒂才理解了松内,才理解了一种不用第一人称“我”来评价时事的品格,“他预见这些城市将遭受怎样的命运,他预见了其他一些东西。有足够多的事令他担忧。他没有将任何恐惧与其他的混合到一起。他走出了血亲复仇的历史。”

对于穆齐尔,当时的卡内蒂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甚至对他也不了解,在认识之后,卡内蒂对他的评价是:“穆齐尔擅长于运筹,他大概享有思想一切的自由;但是,他感到屈从于某个目标,无论发生什么,他从不放弃它;他拥有一个社团,肯定它并因之而对世界怀有好感。尽管他自己也写作,却观察那些自诩写作的人的游戏,洞察出他们所作所为的无意义并谴责他们。”但是渐渐的,卡内蒂认为穆齐尔所拥有的自由只是为了“保持自己是身体主人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了保障自我的安全,按照布洛赫的说法,是“纸王国里的国王”,也就是只是在自己的小说里“统领着人和事”,而在纸王国之外,他束手无策,并且完全依赖于别人的帮助——他不会花钱,也讨厌和钱沾边,妻子帮他做好了一切事,而当身无分文的穆齐尔出门,是不是仅靠一种纸王国里的自由也能生活?实际上穆齐尔的确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最后几乎也死在这种不适宜的生活里。

所以卡内蒂对于穆齐尔也存在着太多的虚构,而这种虚构到最后都变成了对于他的误读,那一次卡内蒂创作了《疯子的人间计划》,并且寄给了托马斯·曼——寄给托马斯·曼,卡内蒂是想听到肯定的评价,但是那封信里他却没有对托马斯·曼的作品说出一句赞美的话,这其中也是卡内蒂的自负在起作用。所以一开始托马斯·曼没有回信,卡内蒂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创伤,而当这本书出版之后,卡内蒂再次将书寄给他,“他给我带来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并且他是唯一能治愈这一创伤的人,其方式就是他阅读这本书,并认识到,当时他拒绝的那个东西是值得他尊敬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让托马斯·曼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托马斯·曼真的回了信,这让卡内蒂兴奋不已,而这个消息他却告诉了穆齐尔,当时穆齐尔说了一句:“是这样啊!”看着穆齐尔那张板着的脸,看着他不高兴的态度,卡内蒂认为,是因为自己将托马斯·曼置于穆齐尔之上,所以他无法容忍,“在他和托马斯·曼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对他来说永远是重要的。”而这种观点,是不是卡内蒂的一种误读?是不是将自己的偏狭投射到穆齐尔身上?甚至若干年后读到了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卡内蒂依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误读是伤害了穆齐尔,他甚至认为那些小说远远比本人重要,在把穆齐尔放在一个嫉妒者角色之外,他依然沉浸在那封信的荣光里,“我确实应该感谢托马斯·曼,因为我的那个创口愈合。他信中的一些内容让我充满自豪。”

眼睛里看见了别人,别人成为了卡内蒂“眼睛游戏”的主角,对于一生无法和解的母亲,卡内蒂似乎也无法从这个游戏中走出。和薇莎结婚之后,卡内蒂依然担心母亲对她的鄙视,所以为了保护她,卡内蒂一直隐瞒这场婚姻。而母亲之后也渐渐透露了当初和父亲之间的矛盾,父亲逝世,母亲就有一种犯罪感,因为那时她在赖兴哈尔疗养,当父亲让她回来,她几乎是拒绝的,最后赶到,父亲其实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卡内蒂起初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母亲说起,其实那时已经发生了婚外恋,那个赖兴哈尔疗养的医生爱上了母亲,希望母亲和父亲离婚,也正因此,“当她第三次向父亲提出延长疗养时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她的请求,要她立即回家。”所以父亲之死和母亲的外遇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这段往事浮出水面,卡内蒂不解,甚至开始怨恨,而他和母亲又因此而加剧了矛:卡内蒂将母亲的行为定义为“不忠”,因为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都是用德语在说,也就是在卡内蒂看来,德语不仅仅是语言,而是爱情的信物,是忠诚的符号,所以当母亲和医生说起英语,这个忠诚的世界便坍塌了:“因为她的不忠,恰恰就在于她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私密语言,德语,使用在追求她的一个男人身上。”

因为不忠,卡内蒂无法原谅母亲,也因为不忠,母亲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卡内蒂自己呢?他认识了薇莎也爱上了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被音乐家马勒之女安娜所迷住,在他看来,安娜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着迷人的灵魂,而自己也爱上了她,只是因为安娜的拒绝,而是卡内蒂又回到了薇莎身边。所以卡内蒂对于安娜的评价也带着一种受伤之后的报复心理,“凡她目之所及,她都必然要与之进行游戏,如同游戏一个线团、一件物品,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同时她还要赢得这一游戏。”安娜成了卡内蒂所定义“眼睛游戏”的操纵者,甚至是最具威胁的一部分。卡内蒂爱上安娜,也是一种不忠,也需要被道德谴责,但是他就是在“自我谴责”虚位的情况下,反而认为自己的那场“眼睛游戏”的牺牲品,如此,他有什么资格来鄙视自己的母亲?而且漫长的对立几乎消解了母子之间原本醇厚的感情。

最后母亲已经无法起身,已经病入膏肓,当卡内蒂最后一次面对母亲,他送了一束玫瑰,希望母亲能呼吸家乡鲁斯丘克的芬芳,他也坐在她身旁,听她最后说出的话。在这个临别的场景中,似乎卡内蒂还把母子之间的争斗归结为母亲的原因,“她摒弃前嫌,像从前那样相信我说的话;她认出了我是谁,但没有吐出一个带有敌意的词。”把自己放在受伤害者的位置上,也许是卡内蒂看见那个镜中的自己而无法摆脱的的眼睛游戏,直到闭上眼睛去世,卡内蒂才感觉到一种东西从自己身体里抽去了,他知道母亲的好,知道母亲的爱,“她抬眼望我,向我诉说;我抓住这目光,承受它,也愿意承受它。”也是在这样一种“承受”里,卡内带才看见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不在镜子里,不在文本里,不在自我虚构的眼睛游戏里,而在“人们应为之负责的现实”里:“我没有软弱无能,而是迎接挑战。我昂着她的头开辟出一条穿城的道路,四周是跌跌撞撞的人群,我期待听到一声侮辱,逼迫我为她而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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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中火炬

编号:C38·2190719·1582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7464
页数:369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耳中火炬》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跨度为1927年至1931年。被母亲从他的求知天堂苏黎世强行带走后,卡内蒂来到德国的法兰克福,“面对真实的人生”,中学毕业后,他再次违背自己的意愿,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所幸在此期间,他从未放弃对文学和艺术的追求,他结识了赫尔曼·布洛赫、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文坛和艺界名流,并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薇莎。
《耳中火炬》: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

我经常站在这幅画前,从中我学会了什么是仇恨。我很早就体会到了它,很早,五岁的我就想用斧子劈死我的玩伴。
    ——《参孙被刺瞎》

五岁时的那把斧头终于没有劈下去,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他的悲伤歌曲,以及那些敌视的话,都变成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是会传染的,当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五岁的懵懂中听说了他的故事,其实已经将这种仇恨根植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我爱那把他用来劈柴的斧头”,当从幼年过渡到成年,当从故乡来到德国,当经历了父亲的逝世、和母亲的对立,那一种仇恨却又被唤醒了,“在无法命名它的时候,它长眠于人的内心,然后突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唤醒了自己的回忆:现在它才是真实的。”《参孙被刺瞎》的画,将传说变成了现实,失去光明的那一刻是最为可怕的,它仿佛将世界都纳入到黑暗中,连复仇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伦勃朗《参孙被刺瞎》之前,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心中引起强烈感想的是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也是长眠于内心的感觉,依然以绘画的形式出现,也依然是被唤醒而成为真实:死亡不是一种屠杀,不是以死作为结束,而是在赢得了胜利之后“继续进行着”,“它是绝对不会结束的,而且结局总是相同的。”不止的死亡,循环的死亡,胜利的死亡,即使五岁时的那把劈柴的斧头砍了下去,是不是也意味着仇恨没有终结,而是像死亡一样继续前行?绘画中的仇恨和死亡,真实发生的仇恨和死亡,对于埃利亚斯·卡内蒂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力感,自己无法主宰生命的无力感,而在这样的无力感中,他心中始终萦绕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支配自己?人能不能享有自由?

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到维也纳到苏黎世再到德国,这一条迁徙的线路伴随着卡内蒂的成长,地理意义的变迁之外,是被绘制的人生轨迹,而16岁之后呢?而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身在曼彻斯特的舅舅设下的圈套似乎还在,成为商人的人生规划让卡内蒂感觉到焦虑;母亲对他的控制还在,争吵和对立带来的甚至是嘲弄,甚至是“暴力地撕裂”,她在骂梵高是疯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针对卡内蒂;父亲的逝世带来的阴影不再是关于亲人的消失,而是在母亲和自己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如何在语言中化解?奥德修斯没有回家,它是一个中断的文本,即使自己在照顾弟弟时成了另一个父亲,而早年父亲的离去带来的对话的缺失……以及关于犹太人的信仰,在曼彻斯特秘密唱颂歌之前,卡内蒂就从宗教老师那里知道了亚伯拉罕将儿子以撒献祭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于他的启示不是信仰的必然性,而是“对命令的怀疑”:“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有意避免成为虔诚的犹太人了。”而那个时候母亲下达的关于女性的禁令,是不是也变成了一种献祭?是不是也演化成了我的怀疑?

在阅读中,卡内蒂的世界是慢慢被打开的,而在这些不同的阅读文本里,女性总是站在他面前:斯特林堡的《一个傻瓜的忏悔》,卡内蒂发现真正在忏悔的是斯特林堡自己,当他首次接待近卫军军官的太太,竟将她脱去了衣服,放倒在地,“透过薄纱,他看见她的乳头闪闪发光。这种亲密行为的描写,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在剧院里卡内蒂看了盖尔达·穆勒教扮演的彭忒西勒娅,他被舞台形象迷住了,“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的剧作《彭忒西勒娅》。”而在身边,隔壁房间的拉姆小姐昂首挺胸地走着,卡内蒂在阳台上看天上的星星,却不想透过王元金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她……

性意识的启蒙,也是一种阅读,对于当沉迷于古典文学的卡内蒂来说,女性的身体似乎也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文本,而当他的爱情到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身体,并不仅仅是诱惑,而是在自由、忠诚的世界里构筑爱情的真谛。“献给薇莎·卡内蒂”写在这第二部的题辞上,作为日后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卡内蒂和薇莎的相识几乎撇除了单纯的身体意义,那是在卡内蒂“内心的上帝”卡尔·克劳斯的朗诵会上,卡内蒂把克劳斯说成是“目前生活在维也纳的最严厉、最伟大的男性,他痛恨战争,他反对贪污,他揭露社会弊端,他富有激情,“他在课上会抨击一切邪恶和腐败堕落的东西。”卡内蒂对他最高级的评价使自己成为了他的崇拜者甚至信徒。一场朗诵会就打开了那个世界,“我看不到他整个人,他的那张脸越向下看越显得年轻,那张脸那么富于动感,绝不会定格为某种样子;它奇特而强烈,就像一张动物的脸,但是一种新的、另类的、还不为人所知的动物的脸。”但是这张脸却被薇莎看见了,她几乎就盯着他,她几乎就专注于他的朗诵,全然不顾身后卡内蒂的存在——从嫉妒到转向,从身体到灵魂,爱情成了卡内蒂对仇恨和死亡的逃避。

“她的美貌令人瞠目结舌,我努力抗拒着它的吸引。”这是薇莎首先吸引卡内蒂的东西,而正因为她在卡尔·克劳斯面前的无限崇拜,让卡内蒂充满了嫉妒,“我不愿看见他赢得了这个黑色中分、充满异域风情的人,让她为他笑,为他哭,在他带来的风暴中弯下身。”不是仇恨,是嫉妒,而嫉妒最后也变成了制造机会接近,后来薇莎邀请了卡内蒂,他聊起了在英国的童年,而正是这一点触及了她的最痛处,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的她完全是被折磨的牺牲品,即使在和卡内蒂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快90岁的老头突然撞开了门,裹着一条白色床单,高举起自己受伤的手杖:“您偷了我的钱!”那一刻,卡内蒂感觉这个老头就是一个“阴间里爬出来的鬼”。薇莎当然无法忍受,当然争取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也传染给了我,“我都不会忘记,她是凭借何等的力量与坚定才获得自己的自由:房间是按照她喜欢的样子布置的,东西的摆设也合她的心意。”薇莎成为了卡内蒂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爱情最厚实的一本书,在两个人的避难所里,他找到了抵抗仇恨和死亡的方法:“在薇莎身上,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会为了自己的多元性去寻找伟大的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并且使用它们。她让这些形象在自己身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现在,只要她需要它们,她池就可以随时使用;令我惊讶的是其明晰和确定性,与偶然的、不真正于自己的东西绝不会混淆。”

但是,这无疑是违背了母亲曾经设下的禁令,当母亲要来维也纳的时候,卡内蒂最担心的是薇莎,母亲对女性的仇恨会让薇莎再次遭遇如继父般的折磨,所以卡内蒂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薇莎的情况下,捏造了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朋友,玛利亚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如神话般的存在,而母亲在这个虚构的女性面前表现出了兴奋,“通过我编造的故事,她心里满是对那个女人的偏爱,没有害怕。”卡内蒂起初是一种欺骗母亲的罪恶感,但是当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以真实和虚构的身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避难式的解脱。而实际上,从这一事件的遭遇和解决方式中,卡内蒂逐渐明白了自我存在的危险和可怕,认识到了自己无权支配自己的无力和无奈,而这也为自己转向于群体的研究和实践打开了进口。

从父亲、母亲、弟弟和薇莎的关系里,卡内蒂感觉到生命的无常,感觉到死亡的可怕,感觉到自由的脆弱,感觉到私人的无助,自我是什么?有时就是母亲所说的梵高死的疯子;自由是什么?有时就是薇莎奋力抗争却还是被手杖威胁的现实;“自己无权支配自己,自己不是自由的,会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半是心醉神迷,一半是麻痹瘫痪的感觉,这一切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冷漠,有太多的误解,倾听在哪里?思想的交流在哪里?而最大的困惑在于,当个体遭受了不公,如何有力量来抗争获得自己的权力?卡尔·克劳斯对于权威的怀疑甚至敌视,使他成为了自己的上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种个体的力量;卡内蒂和汉斯徒步穿越卡尔德文山脉,成为自我独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但是如果没有那位医生对母亲的劝说,怎么可能成形?而这一切不正是依靠着个体的偶然性作用?

种种的疑问,种种的困惑,种种的遭遇,对于卡内蒂来说,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逐渐成形,那就是“群体的力量”。起先卡内蒂认为,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人失去自我,甚至只是一种对无私的借口,“由于各方面都在教唆、劝说直至利诱你自私自利,所以你需要这种无私忘我的体验,就像末日审判那短促的喇叭声一样,还要避免贬低它们的价值。”但是在经历了这许多的故事之后,卡内蒂开始思考群体,“我打算解开它,它是我眼中最重要的一个谜。”阿尔则大街上绊跤而出现的“灵光一闪”似乎开启了这个揭秘的过程:“世间存在着一种集体欲望,它一直处在与个人欲望的对抗中,从二者的争斗中,可以解释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也许不是什么新思想,但对我来说,它是崭新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触动。”所以他和弗洛伊德划清了界限,所以他在和薇莎的阅读“战斗”中学会了思考和倾听,所以他在观察小燕子的时候知道了独立性的意义——当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那次事件爆发,卡内蒂找到了关于群体最鲜活的样本。

布兰根兰州发生了工人被害的枪击事件,法庭却宣告谋杀者无罪,这一判决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于是司法大厦被焚烧,而出动的警察又开枪射击,造成了九十人死亡。这里有仇恨,有死亡,但是却变成了对抗权力、否定判决,寻求公正的一次群体事件,“那一天,我彻底接触了被自己日后称作开放的群体。他们由来自城市各地区的人们汇合而成,组成一条条坚定不移而且不可拆分的长队伍。那座名为司法大厦、却因为错误的判决而体现了不公正的建筑,其地理位置决定了队伍前进的方向。”卡内蒂加入了这一群体队伍,汇聚到集体力量中,“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认识群体,而我现在只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的最小的一部分。”即使在五十三年后回忆起来,卡内蒂认为,这一天是自己最接近革命的行为,“从此,我完全清楚了,不必去读任何有关攻陷巴士底狱的文字了。我成了大众的一部分,完全献身于他们之中,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丝毫的反对。”

从此,“维也纳再也不是以前的维也纳了”,而卡内蒂也不再是卡内蒂了,当成为大众的一员,最无私的一面体现出来了,所谓对于公正的呼吁,所谓对于正义的要求,都变成了一种关乎社会、关乎国家命运的革命行为,所以群体消除了自我,群体形成了整体,群体凝聚了力量,甚至群体也提供了平等倾听的机会。卡内蒂参与其中,又对群体现象进行了观察,这位他以后写作群体思想的书创造了条件,但是仅仅是“七月二十五”事件,并不能全面而一致地得出结论,甚至卡内蒂还处在某种探索的矛盾期。比如,他认为,群体的形成不需要领袖,七月二十五日的反抗和示威作为一种公众事件,站在权力体系面前的正是公众,但是这一事件真的没有领袖?或者群体自己可以保持一致的目标?卡尔·克劳斯不是在大屠杀之后,四处张贴海报,不是策划了要求警察局长下台的行动?卡内蒂自己也说:“整个行动都是卡尔·克劳斯一人在干,他是唯一在行动的公众人物。”就是那些海报,成为“唯一能让人坚持下去的原因”,卡内蒂甚至“从这一幅走向下一幅,在每一幅前面逗留”,“我感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正都融进了他名字的字母里。”

群体取消了自我,取消了自私的目的,是不是容易导致乌托邦?卡内蒂融入到了“七月二十五”的行动中,感受到了革命的激情,但是他更大的身份是观察者,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察者身份,使得他在研究和写作中,自己构建了乌托邦。他钻进了中国古典作家的书海里,迷上了庄子和他的“道”,“我与庄子相遇,在所有的哲学家里,他成了我的知音。”而其实,中国庄子的道家思想反而是群体的反面,革命的对立面。卡内蒂到达柏林之后,在路德维希·哈尔特的影响下,对卡尔·克劳斯的个人崇拜开始被解构,而这绝不是对于领袖的某种否定,实际上,对卡尔·克劳斯不再崇拜,仅仅是因为路德维希·哈尔特可以与克劳斯相匹敌,“作为一个朗诵者,他在自己的领域里与卡尔·克劳斯较量,并且坚持了下来。”也就是说,路德维希·哈尔特只是取消了克劳斯的最高级,推翻一个权威只是为了树立了另一个权威,而这种权威依然闪烁着乌托邦思想。而回到维也纳之后,结束了大学生涯的卡内蒂开始写作《疯子的人间喜剧》,八个被虚构的人,八个关于人间的虚构故事,就是在建造自己的乌托邦:他把他们放入了斯泰因霍夫的疯人院,卡内蒂说,“这就是我行动中乌托邦的一面”。

甚至,群体性的革命意义或不会走向反面?一九二七年之后是一九二八年,距离“新的战争”还有些遥远,但是当德国在“群体”的狂热中走向“革命”的时候,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矛盾、新的仇恨,甚至新的死亡?“我成了大众一部分”的卡内蒂需要寻找的是关于群体的真正答案,“一九二八年的时候,人们还感觉自己距离那场新的战争十分遥远。这一回忆让我吓了一跳。战争突然又至,而且作为信仰出现,这是与群体的本质分不开的,驱使我去识破它本质的,绝不是我的直觉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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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救之舌

编号:C38·2190719·1581
作者:【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32156931
页数:358页

埃利亚斯·卡内蒂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于 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应该把卡内蒂的自传体作品看成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公开承认了使他成长起来的巨大的史诗般的力量。”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获救之舌》是埃利亚斯·卡内蒂“自传三部曲”的第一部,从他出生写到16岁,由三条主线串联在一起:他与母亲之间亲密而紧张的关系,对文字和语言的热爱,对学业和知识的追求。 卡内蒂以孩子的叙述口吻和成年人的世故眼光,回忆了在严厉苛刻的外公家的生活、7岁丧父的伤痛和在母亲逼迫下迅速学习德语等经历,对鲁斯丘克、曼彻斯特、伦敦、维也纳、苏黎世等生活过的城市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获救之舌》:掌握他们的秘密语言

她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说着便入睡了。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暴躁之后,抱怨之后,母亲将自己带入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中,甚至梦境也不曾出现,它只是一种偏转头去的沉默,在被儿子编织的侮辱故事里,她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似乎再也无法在失去丈夫的生活中看见言说的快乐。“要是他还活着,现在他会在你面前保护我的。”是的,当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消失,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成为被保护者?——眼前的儿子,需要的是自己作为牺牲者去保护他,而不是相反。

维也纳之后是苏黎世,苏黎世之后是德国,对于母亲来说,这许多的经过之地都是为了抵达下一个人生站点——德国,而德国之存在,是要带给我这个儿子成长的必然性意义,“她要带我迁居德国,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带有战争印记的国家,她想让我去那儿上一所要求更加严格的学校,在一些经历过战争、了解最坏情况的男人们中间生活。”除此之外,是一种隐秘的心结,她和父亲就是在维也纳说德语时认识并相恋的,德语无疑是留存在她内心最美时光的言语,甚至用这一种言语构筑起了生命的所有精彩时刻;而对于我来说,当这一种地理的迁移正在发生,我已经成为了发现父亲历史的揭秘者,甚而至于,我带着父亲的影子,和母亲发生了最微妙的关系。

最微妙的关系是属于和被属于,保护和被保护,以及被替代和自我坚持,母与子似乎正朝相异的方向前行,却在彼此看见的路上成为相互攻击的对象,而这一切似乎都来源于“父亲”的消失。父亲逝世那一年,我七岁,母亲二十七岁——我还没有完全成长,母亲还拥有青春年华,两个人似乎都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世界正以一种变化着的动态方式打开那扇门,而站在门前,是该有一个未独立的儿子来保护敏感而悲伤的母亲?还是由固执却感觉自己已是牺牲品的母亲控制孩子的一举一动?当母亲终于说“今天我是孩子,你是母亲”,置换的怨言里,其实谁都没有在父亲消失的世界里成为主宰,也没有在对立的人生中成为妥协者。

而其实,在这种母子关系里,“父亲”的消失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其真正的核心是:如何打破失去言说之后的那种沉默?对于我来说,沉默并非是父亲的死去,而是在一种恐怖记忆中的失语。“我幼年时期的回忆”中的那个男人拿着一把折刀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折刀已经打开,刀口已经伸到贴近我舌头的地方,“现在我们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第一次要我伸出舌头,是一种请求,但是第二次却是主动出击,甚至要割下舌头。但是当刀口将要碰到我舌头的时候,男人把刀抽了回去,当他把折刀收回去,然后塞进衣袋里,并不是放弃这次割舌头的动作,而是说了一句:“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

“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那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拿出折刀割我的舌头?或者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只是我掺杂了想象的回忆,但是当这一瞬间凝固起来,其实是恐惧的开始,今天不割,是为明天保留了可能,而今天之后是无数个明天,记忆之后则是无数个现实,所以割舌头的恐惧总是无法在今天之后结束,它似乎成为了一种永远恐惧的源头,而沉默十年,也就意味着不用舌头说话的十年。从恐惧开始,以沉默为标志,我的童年便在那把折刀中开始了:除了贴到我舌头的折刀,还有巴尔干童话里的那些狼形人妖和吸血鬼的故事,“狼就成了最先萦回于我的幻想中的野兽。”还有犹太人的普珥节里那个凶恶的迫害者哈曼,犹太人最终获得了解放,但是对于我来说,迫害者哈曼却成为挥之不去的影子;还有天上出现的彗星,它在人们的传说中成为可怕的事物,而且融进了日常生活里,“因为我从未看见人们像彗星出现时候那样惊恐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传说、幻觉和神话,构筑了我童年的恐惧场景,而日常生活也在这种压抑的世界里上演令人害怕的一幕,我父亲保护下来的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看见自己的妹妹被坏蛋杀害,从此逃到了保加利亚,“当他劈柴的时候,他总是想起他的小妹妹,因此他唱了这些哀伤的歌曲。”甚至还有我的爷爷,他是家里的暴虐者,“如果他高兴,他可以流出热泪,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子们中间,他感到洋洋得意。”

种种的恐惧,似乎像那一把冰冷的折刀,已经贴近了我的舌头,甚至已经在那个到来的“明天”一把割下了我的舌头,从此无法言语,从此便是沉默。但是在“明天”不再到来的日子,我的恐惧也在幻觉世界里慢慢消失,但是当父亲在我七岁那年死去,另一种恐惧接踵而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以这的方式接连经历了死亡,经受了受到死亡威胁的生活的恐惧。”父亲逝世,其实直接把三个人的家庭关系推向了看似简单实则更复杂的两人世界:我和母亲。我对死亡威胁的恐惧并非来自父亲的逝世,而是父亲逝世之后母亲的轻生,“我承担起通宵达旦陪伴她的义务,当她无法再忍受痛苦想要轻生的时候,我就死抱住她,成了悬挂在她身上的平衡重块。”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为母亲生命的保护者,但是在缺失了父亲的日子里,我又成为母亲保护的对象。

于我来说,父亲是父亲,是我人生的一个启蒙者,他给我带来书,“我后来成长所需要的几乎一切,都包含在我七岁时为了讨父亲高兴而阅读的那些书里。那些后来不断萦回于我的脑际、使我永不能忘记的人物中,仅缺了奥德赛。”他带着全家从鲁斯丘克搬迁到了英国曼彻斯特,“说我们迁居英国,是因为这里自由。”也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知道了当时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和船长斯科特在南极遇难的两起灾难,“我当即决心要当一名科学考察旅行者,并且坚持了这一目标几年之久。”当父亲逝世,这一切似乎都开始瓦解,而父亲逝世的最大影响则是母亲,甚至可以说,这一种死亡直接造成了母亲人生的偏向,导致了我和母亲关系的紧张。

父亲为什么会去世?似乎有两个原因,据说他烟抽得很多,所以当他心力衰竭这便成为死亡的全部根据,但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那一年,巴尔干战争爆发,父亲是在早餐读晨报时倒下的,而晨报上有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的初标题,“他知道,这意味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许多人必定要死去,这一消息把他毁了。”他曾经和别人谈起战争,但是在他看来,英国人人都反对战争,所以这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晨报的标题将这一切都摧毁了;而另一个原因一直折磨着母亲,那时她和父亲吵了一架,即使最后满面春风回到了曼彻斯特,和父亲和解之后,其实两个人也都默默无言,“她通过自己的归来表明了她对他的爱情,她问心无愧。”——但是父亲却倒下了。所以对于母亲来说,父亲的逝世成为自己无法摆脱的一块心病,如果那次争吵不发生,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到来?

埃利亚斯·卡内蒂:从折刀制造的沉默开始

父亲的死带来了一种阴影,而对于母亲来说,阴影并非是覆盖在她身上的全部,在她看来,最后的“默默无语”是一种沉默,而沉默之前,他们却在言语中享受了爱情的全部荣光。他们在维也纳相识,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学生时代,而从相识到相恋,他们一直说着德语,这是属于他们的秘密语言,秘密语言对于母亲来说,是爱情的象征符号,即使在外公的极力反对中,他们依然走向了婚姻,“出身于保加利亚一个最古老和最富有的西班牙被逐之犹太人后裔家庭的阿尔迪蒂外公,反对他最宠爱的小女儿同一个阿德里安堡暴发户的儿子成婚。”所以当父亲逝世,母亲不仅是自责,更在于使这一秘密语言“默默无言”深感痛心——不仅是德语,还有他们都喜欢的音乐,当初父亲就是想当一名提琴手,能在四重奏中表演,而母亲在父亲逝世之后经常去听音乐会,借以缅怀他们的理想;以前父母总是谈论戏剧,而父亲逝世之后,母亲回到了她过去对戏剧的爱好,以这种方式保持回忆;父亲一直是反战人士,母亲也一直反战,有一次有人问母亲:“如果我是一个俄国军官,夫人,我决定和我的人民继续和德国人打仗,那么您会让人向我开枪吗?”母亲的回答是:“每一个反对结束战争的人,我都将打死,他是人类的敌人。”

音乐和戏剧、对战争的仇恨,以及德语,都成为一种爱的见证,而当父亲逝世,母亲一方面回到过去,另一方面则在我的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母亲也给我买书,从此打开了我的阅读世界;我在教堂里为父亲祈祷,唱那首“Jerusalem,Jerusalem ,hark how the angels sing!”“我们唱到这一行时,我就以为见到父亲在那里,就使劲地唱,以至我觉得唱破了嗓子。”我睡在父亲的床上,扮演一个父亲保护者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母亲想要从沉默中开始言说,“她在二十七岁时失去了说这种语言的伴侣,这时她生活中的可怕创伤最敏感地表现在:她用德语跟父亲的谈情说爱沉寂下来了,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在这种语言中进行的。”从父亲去世之后我真正学习德语,是这一种延续的开始,但是当儿子成为某种被寄托的对象,这一层关系其实已经变得微妙,在我看来,德语是—种“忍受着痛苦的情况下较晚地培植的母语”,所以当痛苦过去了,随即而来的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期,甚至在我读了希腊“阿戈尔船英雄传说”之后,认为母亲比美狄亚坚强,她不会杀死那些酷似父亲的孩子,“母亲最后就是最最坚强的,在我心中战胜了美狄亚。”但是,这种应该的幸福却在母子之间对立中展开的。

那个讲师先生对母亲有着好感,在母亲生病期间过来和她说话,当他向前俯身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要吻母亲了,于是我开始对他圆滑、奉承的话感到恶心,而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讨厌讲师先生向她献殷勤,“不知道,男女之间有什么事,但我警惕着别出事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似乎过于敏感了,后来,当一个米兰画家要为母亲作画时,母亲很兴奋地说:“他要给我画像!我将永存!”而我则讨厌每一个献殷勤的男人,甚至向母亲证明,这个米兰画家向每个身边碰到的女人献殷勤,这无疑是对母亲的侮辱,也彻底打碎了她的希望——一种对立似乎将两个人的关系推向了危难,在母亲看来,三十二岁的她为了孩子一直在牺牲,“她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要是我们不配她这么做,她就把我们交到一个男人的强有力的手中,他会教我们守规矩的。”但是在我看来,“她完全属于我们,我觉得她是幸福的,因为我自己挺快活。”母亲让我去苏黎世接着去德国,是为了一种成长的经历;她也下了禁令,不让我和女性有关系,“这条禁令是针对所有与性爱有关的东西:她想在我面前把性爱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并且使我确信,我对此毫无兴趣。”

母亲心中的希望逐渐破碎脱落,而我却没有发觉,甚至当它以疾病的方式降临到母亲身上,我也没有用儿子该有的温情去安慰她;而我也在写信的监视中,把自己隐藏起来,剩下的只有那一份冰冷的病情报告,“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彼此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每一个人不仅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而且也感到另一个人在想什么,这种意义的幸福和关系密切是一种专制。”因误解而割裂,因疏远而隔阂,而在更大的范围里,反犹主义对我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学校里都是侮辱性的文字:“亚伯拉罕、以撒、犹太人滚出学校,我们不需要你们!”在父亲逝世的阴影下,在母亲的禁令中,在对犹太人的侮辱中,我似乎只能在阅读中寻找意义,而这便构成了我的另一种言语:作家迈耶尔、米开朗基罗,以及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为人类造福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吸引人呢!然后是惩罚,宙斯的可怕的报复,最后碰到的是解救者赫刺克勒斯,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别的事。”

从幼时的恐惧记忆开始,从一把折刀的沉默开始,成长的过程就是在寻找一种语言,父亲的逝世,母亲的专制,在某种程度是一种私密语言解构的象征,所以从鲁斯丘克到曼彻斯特,从维也纳到苏黎世,当德国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那一站时,语言其实成为了成长的真正符号,它是沉默之后的言说,是痛苦之后的幸福,是禁令之后的自由,是父亲之后的儿子:父亲送我的书里没有奥德修斯,就像父亲的逝世,但是奥德修斯必须回来,也必须和儿子对话,这便是我在语言的自由行动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方向,“奥德修斯影响我的时间与他航行的时间相等。最后,没有人看出来,他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这指的已经不止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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