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萨拉戈萨手稿(上下册)

编号:C38·2200114·1628
作者:【波兰】扬·波托茨基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118.00元当当57.80元
ISBN:9787540494155
页数:936页

还是腰封,上面写着:“文学史上的怪奇杰作,比肩《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的史诗巨著。”当一种传说重见天日,它的背后依然是一个充满了虚构的传说——文本本身而言,像是故意制造的神话:瓦隆卫队的年轻军官阿方索赶赴马德里,他很快发现,他被困在一家神秘的路边客栈,和形形色色的怪人待在一起:小偷、强盗、贵族、妓女与吉卜赛人,于是,他用六十六天时间记录他们的故事,大约四十年后,这部手稿在一个锁起来的箱子里被发现……这是一部关于伪装、魔法、幻想,关于荣誉与怯懦、着魔与诱惑的书,生动刻画了各色人物,小说使用了怪谈、魔幻、爱情、喜剧、哥特等文风,故事中套着故事,这些故事组成了一部难以被拆分的长篇小说,被誉为堪比《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的杰作。18世纪的波兰伯爵扬·波托茨基在这部杰作里展现了怪诞文学的各种元素,而作为波兰贵族、旅行家、人种学家、埃及古物学家、语言学家、旅行家、启蒙运动期间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和功绩,在波兰也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萨拉戈萨手稿》: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

你们都很清楚,我主是以言创世的,他随后又让自己化身为言语。
    ——《第九天》

上帝以言说创世,言说是不是就是绝对的权威,当质疑言说,是不是对虔诚信仰的背叛?十六岁的马蒙被父亲传授卡巴拉秘法,认识“源体”或“生命之树”的知识,是另一种言说,甚至就是背叛,因为父亲是个星相学家,而马蒙作为犹太拉比,当他违背父亲的教诲研究《雅歌》里的诗句,是又重新回到上帝言说的路上?他只是禁不住诱惑,探寻“艾米娜”和“齐伯黛”这两个不死神女的名字,而当他唤起神名,脚下的大地开始晃动,并将他压倒,而醒来之后马蒙看见先知牵着两个美丽的女子走向他,并将她们交给他——大地的震动是对于他禁不住诱惑的考验,是对于他违反上帝言说的惩罚,但是对于马蒙来说,却又进入到了上帝言说之外的故事里,因为他被两个女人诱惑,而当自己脖子上那条用那们的头发编成的发辫,在一团纯净之火的燃烧中吞噬的时候,神女其实变成了魔女,正如秘法师马蒙的妹妹利百加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弄清楚,她们是女魔鬼,名字叫艾米娜和齐伯黛。”

从星相学父亲的卡巴拉秘法之书,到《雅歌》文末的诗句,从神女到魔女,从伊莉雅先知交给他的两个女子到所罗门王的两个女儿,从大地震动的惩罚到大火烧尽了凡人之物,上帝的言说到底在哪里?上帝自己又在哪里?当利百加把秘法说成是“一门科学”,并非全知全能的科学是不是像上帝言说一样充满了未知?甚至像“艾米娜”和“齐伯黛”这两个被命名为不死神女的名字一样,上帝的言说或者只是一种误读?当戈梅莱斯家族的后代阿方索·范·沃登走在去加入瓦隆卫队的路上,当他进入莫雷纳山区的死亡谷,当他遭遇宗教裁判所通缉,又受到国王命令在荒僻之地呆上三个月,在这旅程中的第九天,秘法师的故事,利百加的劝告,以及星相学家父亲的传授,先知的教导,阿方索听到的故事,是不是变成了另一种言说?

故事本身就是言说的一种,它就是这本“萨拉戈萨文稿”,“后记”中说,“我亲手将这份日记誊抄了一遍,然后放进一个铁盒,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后人会让它重见天日。”那是1765年,在44年后,它被一个法国军官发现,那是萨拉戈萨围城之战结束后不久,法国军官进入到城里的荒僻地带,发现了一个小屋,在屋子的角落里发现了写满了字的笔记本,那是用西班牙语写成的手稿,于是他拿走了这本手稿并将它交给了上尉,而上尉发现这是一部对他来说无价之宝的作品,“因为这作品记载了他一位祖父辈亲人的故事。”1765年放入铁盒,1809年被发现,西班牙语写成,被翻译成法语,在“后记”和“前言”组成的线索里,一本书建立了一个闭合的系统,这是言说的第一层结构——其实并非是真正的第一层,因为这本书被命名为“萨拉戈萨手稿”的时候,它其实既不是西班牙语写成,也没有被翻译成法语,而是用波兰语写成的一部小说,它的作者便是扬·波托茨基,本书最后面的“作者及本书大事年表”便是对这一文本的真实记录:1989年《萨拉戈萨手稿》第一个全本出版。

如果排除扬·波托茨基作为言说的第一层封闭结构,在文本意义上进入到这个故事里,从1765年到1809年的构成的闭合系统便是真正言说的开始,而这个文本完全是各种言说的汇合。从内容意义上说,文本是多重的:在第三天,阿方索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说道父亲曾经在神学家面前,拿出了一本写满了奇闻轶事的书,里面有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并以这个故事考验我的勇敢;第十天当阿方索在秘法师的城堡里时发现了桌子上的一本厚书,里面的文字是哥特字体,书名是“哈佩尔奇谭集”,里面记载着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而在第十一天,隐修士拿出的一本书是菲洛斯特拉托斯写的《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传》,这本书于1608年由莫莱尔出版,里面记载了关于女魔诱惑的《吕基亚的墨尼波斯的故事》和关于幽灵的《哲学家阿特那哥拉斯的故事》;第十三天,听到吉普赛首领讲述的故事之后,阿方索想起了自己读过的那本哈佩尔的书,里面的记载的故事和首领所讲的故事相似,首领便说:“罗马蒂说不定就是照着这本书编自己的故事的,又或许书中的故事是从他这里而来。”而在第二十六天,吉普赛首领继续讲述的故事里讲到了市面上出现的一本叫《恋爱中的莱翁斯》的小说,因为书中描述爱情时文风大胆,于是小说成了危险读物,学校严禁学生接触此书……

故事在文本里,文本记载着故事,在这个多重的结构里,言说便成为了一种没有唯一的存在,甚至里面有混乱和矛盾,而对于文本的这种性质,创造言说同时可能意味着毁灭言说,就像在第四十九天首领讲述“由其本人之子即受永罚的朝圣者讲述的迭戈·埃瓦斯的故事”里,提到了埃瓦斯为了传达自身思考的各种观念,他写作了一百卷的一本书,里面包含自然史、动物学、鸟类学、鱼类学、人的生理学、解剖学、骨学、神经学,以及关于战争、神学、释梦学等包含各类知识的百科全书,最后一卷是“分析学”,“按照埃瓦斯的看法,分析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是人类思想的最后一块界标。”当写作完成,他将原始文稿和部分章节的修改稿付之一炬,并将门锁好踏上了回乡之路,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群魔乱舞,而一只老鼠将他最重要的“分析学”最后几页拖进了老鼠洞里。分析学是关于人类思想的最后界标,当老鼠作为魔鬼一员毁掉了这一卷,也意味着思想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埃瓦斯凭借记忆开始了重写,而重写并不是对于原本的复制,他创造了另一个文本:“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地狱里或许办了场庆典,为了庆祝那燃烧不休的地狱之火又多出来一个新的火种,受罚的人都被加了刑,一声声凄厉的哀号让魔鬼们得到更开怀的享受。”

这种被魔鬼毁灭又在文本里制造了地狱之火的创造,是不是在推翻曾经自己的言说,甚至推翻人类的思想?但是在谈到这个故事时,老首领的说法是:“所以,还是请您多给点耐心,等故事讲到结局时再做判断吧。”因为这个故事并不是受到永罚的埃瓦斯自己说出的故事,他是埃瓦斯的儿子讲述的故事,而首领又讲述了埃瓦斯的儿子所说的故事,所以在隔着不同的讲述人,这个故事其实可能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和矛盾,实际上正是埃瓦斯这个写作、破坏、重写、创造的模式成为了《萨拉戈萨文稿》言说的基本结构:从第一层的封闭系统开始,不断创造着新的故事,它们嵌套着,成为一个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的言说结构:第三天在隐修士面前,阿方索开始讲述“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里的父亲为了让我具有成为瓦隆卫队的一员,从那本大部头书里讲述《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和《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这是一个两层嵌套的故事;在第十天里,“我”看到了秘法师城堡里“哈佩尔奇谭集”,打开读到了“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而在“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里,蒂博遇到了一个少妇,少妇便向他讲起了松布尔城堡丽人“达丽奥莱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三层嵌套的故事。

这是嵌套结构的一种运用,而在比重最高的吉普赛首领故事里,他从第十二天开始一直延续到底六十一天,这个流浪汉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但是自足的世界里却又留出了不同的出口,当他遇到不同的人于是有了不同的故事,里面有几何学家贝拉斯克斯的故事,有出现又消失的犹太浪人的故事,有侯爵托雷斯·罗韦拉斯的故事,看起来这些故事和吉普赛首领的故事处在一种平行结构中,但其实是首领在讲述自己绵长的故事中故意为他们留下了讲述故事的空间。而且在首领的故事内部,还有另一种嵌套结构,阿瓦多罗父亲的故事出现在第十二天和第十三天,也就是说,如果把《萨拉戈萨文稿》按照《十日谈》的结构分析,他的故事就是被放置在第二个“十日谈”的起始部分,而第五十四天则是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结尾部分;而隆泽托和埃尔维拉的故事则在第十五天至十八天、二十天以及第四十一天至四十五天讲述,也就是说被安置在第二个“十日谈”的后一半和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前一半。这种结构设置似乎是扬·波托茨基 对《十日谈》的致敬,但是嵌套方式又是对“十日谈”的超越。

除了在讲述人讲述故事时完成了“连环嵌套”,在整个小说中,叙事类型的多样化也使小说变成了一部不同方式言说的百科全书,里面有和绞刑架有关的黑色小说,有佐托为讲述人和经历者的盗匪故事,有帕切科、秘法师相关的神怪故事,有阿瓦多罗讲述的流浪汉小说,有帕切科、托莱多、布拉斯·埃瓦斯的浪荡子故事,有贝拉斯克斯、迭戈·埃瓦斯的哲学故事,有族长相关的政治类故事,加上埃瓦斯的百科全书目录、乌泽达家族的家谱、特拉斯卡拉的自然宗教等,各种奇闻怪事和惊险经历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本,也使得言说变成了一种杂烩,而在这样的故事里,上帝的言说还有必要寻找?

故事多种多样,人物身份千奇百怪,旅行经历充满了惊险、恐怖和神秘,但实际上,这些言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如埃瓦斯的那一百卷的百科全书,在提供了丰富知识的同时可能意味着被毁灭,所以从这种嵌套结构中走出来,或者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就如艾米娜对“我”说的:“天就快亮了,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度过的这些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文本意义上创造了可能性的同时,真正的言说是存在的,犹太狼人说:“如果探究这种风格的源头,很可能会牵涉到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方面也和埃及人的一条训言有关:不要痴迷于象征,而应该专心把握象征的内涵。”

种种言说,都是象征的表象,就像阿方索进入到莫雷纳山区一样,在这个还没有建立移民点的地方,在各种走私犯盗匪横行的的地区,在传说有鬼怪、食人吉普赛人以及吊挂着尸体绞刑架的神秘之地,阿方索就像是一个进入到言说世界的闯入者,但是在他看来,自己不会迷失,是因为自己接受了各方面的教育,正是这些教育“指引我恪守荣誉的信条”,而在这条路上,“践行这一信条的方式之一,就是绝不在任何情况下流露出丝毫畏惧之意。”这种教育从何而来?在第三天阿方索像隐修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说到了父亲对于自己勇气观的教育,父亲讲述了“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特里武尔奇奥是一个高傲的人,但是他喜欢上了美貌的尼娜,为了这份爱他放下身段向她表白,但是遭到了尼娜的反对,而当他看到尼娜和自己看喜爱的人在一起时,拔出匕首朝这对情侣连刺二十下,然后冲出教堂逃离城市,父亲讲述完这个故事问阿方索,“换成您是特里武尔奇奥,您会不会害怕?”阿方索的回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觉得我会非常害怕。”为此父亲愤怒地说:“你真是不配做我的儿子,我本来还想培养你进瓦隆卫队,可你这么懦弱,会给瓦隆卫队丢脸的。”之后父亲又讲述了“费拉拉的朗杜尔夫的故事”,故事里的朗杜尔夫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当地人对他深恶痛绝,而他喜欢和城里的交际花打交道,最令他倾心的是一个名叫比安卡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更是狂放不羁,而且也不信教,甚至唯利是图、道德败坏,后来她的舅舅代表正直人士杀死了比安卡,比安卡化成了幽灵,于是父亲问阿方索:“换成您是朗杜尔夫,您会不会害怕?”阿方索这一次的回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向您保证,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于是父亲决定将他送到瓦隆卫队,在得到了卫队上尉的委任书之后,阿方索便走上了去往西班牙之路,而此次行程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从最开始的害怕到后来的不害怕,阿方索的转变是不是真的是拥有了勇气?两个故事其实有着明显的不同,高傲的特里武尔奇奥刺杀了情侣,是为了内心的爱,虽然采取了暴力手段,但也正是体现了他的高傲,而朗杜尔夫的故事里,被杀死的比安卡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呢,朗杜尔夫也是放荡不羁,所以当阿方索被代入到这个故事里的时候,他根本不害怕,这种不害怕的潜台词是自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害怕和不害怕正是表现了阿方索的荣誉观,作为一个有着戈梅莱斯家族血统的后代,阿方索的这一种高贵的虔诚,成为他加入瓦隆卫队的重要原因,所以他的观念是:“我想象不出,除了荣誉,还有什么原则能为美德提供更为牢靠的基础。在我看来,荣誉本身就涵盖了所有的美德。”但是,对于阿方索来说,关于戈梅莱斯家族,自己一直是个未知者,他只是在遇到了艾米娜和齐伯黛之后,才知道戈梅莱斯家族的一段历史,但是马苏德族长将长老召集起来“采取更谨慎的全新措施”守护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依然不知道。实际上,这一次旅程对于他来说不是为了加入瓦隆卫队,而是为了揭开家族之谜。

脖子上的那个十字架是一个信物,也是一个标志,“我向我母亲承诺过,永不会与它分离,我的每一句诺言我都会信守到底,对此你们不必怀疑。”阿方索曾经这样说,但是就像家族秘密一样,十字架或者只是一种象征,阿方索的承诺也只是对于象征符号的维护。其实父亲在让他上路的时候说起过对于这个象征符号的解读,那就是需要一种“虔诚的信仰”,因为阿方索通过母亲获得了戈梅莱斯家族的血统,而母亲的亲戚都是新皈依基督教的信徒,甚至还有人内心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所以父亲问他的是:“假如有人给您一大笔财富,并以此为条件让您改宗,您会不会接受?”改宗意味着什么?就是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改变主的唯一性,而这又似乎变成了一个言说的问题,当主以言说创世,又化身为言语,实际上就意味着阿方索走上旅程接受考验,就是面对言语和主保持唯一性,但是,在不同的路人的言说里,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相信一种唯一性的存在而不背叛不受诱惑,的确是个难题,就像“萨莱诺山公主的故事”里公主那样喜欢“制造难题”,让身边的侍女接受考验,而考验的方法则是:“我常同时给她们下两条相互矛盾的命令,她们在执行时只能完成其中之一。”而讲述这个故事的首领本身就是制造了这个难题,当罗马蒂的故事被言说,阿方索发现它和城堡里哈佩尔的书有相似之处,所以首领才说:“罗马蒂说不定就是照着这本书编自己的故事的,又或许书中的故事是从他这里而来。”

其实,这就是要在难题中找到谁是真正的言说者,找到谁制造了诱惑谁带来了欺骗,谁坚守着自己的信仰,阿方索就是在这个还没有建立移民点的山区,在死亡气息弥漫的兄弟谷,在遇见走私犯、盗匪、吉普赛人的遭遇中,完成了一系列类似入会仪式的考验,从最初在兄弟谷客栈遇见两位自称摩尔人的陌生女子,他便进入到了这个考验中,艾米娜和齐伯黛把他看成是遇见的第一个男子,要许身于他,并且在“马吉努恩和莱伊拉的爱情故事”里,感受到了如火的热情,以及“爱情所有的美妙之处”,这一种文本的言说“也给我们懵懂的心灵带来光明般的启示”,但是当阿方索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被绞杀的尸体旁边,昨晚的一切如梦境一般,而此后被宗教裁判所追杀之后遇见了秘法师,秘法师和妹妹利百加就说起艾米娜和齐伯黛不是神女,是魔女,这就开启了关于考验的最大隐喻:如何识别真正的爱。

爱是最大的考验,在阿方索遇见和听说的各类故事里,关于爱情的确占了很大的比重,爱在这里也变成了诱惑,变成了背叛,变成了不爱,甚至变成了权力的工具,“魔鬼附身的男子帕切科”陷在情欲的罪恶里,甚至演变为一场和继母有关的乱伦,“在我们三个人当中,绝不可以只有两个享乐,让剩下的那一个受苦。我要求今夜我们三人共睡一床。来吧!”拉韦纳的特里武尔奇奥的故事里充斥着为爱而走向暴力的极端,“冲出教堂,逃离城市”的结局不是在暴力中拥有了爱,而是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佐托的故事”里,那个小王子对西尔维娅的引诱制造了悲剧,最后西尔维娅和安东尼奥死在了泰斯塔伦加手下……埃尔维拉和隆泽托、洛佩和伊内丝、特拉斯卡拉和托雷斯、族长和翁迪娜,这种种的爱情故事里,有仇恨,有欺骗,有暴力,也有背叛,所以对于爱情的考验必须回到一种平等状态,回到消除所有罪恶的现实,数学家兼哲学家贝拉斯克斯对此作出的解读是:“假设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一个是递增的,另一个是递减的;这样的话,必然会有某个时刻,两人的爱处在相等的水平,具体说来,就是甲方对乙方的爱,程度等同于乙方对甲方的爱。那么这就进入到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领域了,而问题本身可以简化为一个曲线方程。”

所以对于阿方索来说,爱情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到来了,在各种言说中又制造了难题,所以他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拒绝自我言说:“我如果回答,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背叛她们,违反我以荣誉之名立下的誓言;要么是不承认认识她们,但这样我就不免要继续编造一个又一个可耻的谎言。到底采用哪种方案呢?稍做思量后,我决定一言不发,永远保持沉默。我下定决心,不管遇到怎样的审问,我都坚决不开口。”实际上这种不言说的沉默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听者,听者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信仰和爱一样处在“相等的水平”,无论是范·沃登、帕切科、利百加、秘法师、贝拉斯克斯,还有阿瓦多罗的三角恋爱,还是布拉斯·埃瓦斯与桑塔雷斯夫人及她的两个女儿的四角恋爱,都变成了不再言说里的故事,仅仅是故事。

但是在故事之外,阿方索也实践着对于信仰的探索,他承受各种压力,严守秘密,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甚至深入地下,用一只长柄锤和一把凿子来采掘金矿,还经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浓厚的水漫矿井的考验,他的勇敢贏得了回报:他不仅拥有了金子和各种荣耀,两位妻子还为他各生下一个孩子。最后在马苏德·本·塔赫尔的第五十二位传人,即戈梅莱斯家族现在的族长解读下,这个家族的秘密才得以揭开:马苏德是伊斯兰教阿里的狂热追随者,他就是要通过努力让这一代代的后人都能皈依伊斯兰教,在八位族人的先后统治中,两大家族获得了西班牙的大片土地,他们也实现了联姻,但是西班牙那时是基督教占了上风,所以对于族长来说,他的职责就是复兴伊斯兰教,他和马蒙联手实施的这个计划就是与非洲和西班牙几个大家族的联络渠道重新打通,“千年以来,这座金矿一直是我们家族的宝藏,它似乎是取之不竭的。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的祖先决定用这些金子来宣扬伊斯兰教,特别是为阿里的信奉者提供支援。他们实际上只是这笔宝藏的守护者,守护的职责让他们付出了无尽的艰辛,经历了无数的困苦,而我本人也在这一生中遭受了数不清的磨难。”而对于阿方索,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我们当时希望您能皈依穆斯林的宗教,最起码也要为我们家族传宗接代,后一个愿望我们还是得到了满足。”

所以自始至终这趟旅程就是一个被设计好的复兴计划,通过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族的言说,制造混乱,给出难题,最后阿方索也终于在这场考考验中坚守了自己的信仰,于是,在结束这次考验之后,阿方索的仕途一帆风顺,之后他加入战舰击败了英国人的围城计划,回到马德里之后成为亲王的副官,后来被晋升为上校,三十六岁时更是成为了将军,1760年还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而对于这份手稿,阿方索于1765年誊写好之后放进了铁盒,“相信有朝一日,我的后人会让它重见天日。”有了金矿,有了财富,有了支援,甚至有了最好的权位,为什么这个关于伊斯兰复兴计划的手稿要锁进铁盒,要等待后人解开?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似乎都是宗教的信仰问题,是关于主的言说问题,而最后锁进历史的隐喻或者并不只是和宗教有关,它可能就是真正文本的制造者扬·波托茨基的一个复兴计划:为什么扬·波托茨基的母亲安娜·特蕾莎·波托茨基受法语教育会拒绝说波兰语?为什么从1772年至1795年,波兰会三次被瓜分?言说是一个语言问题,是一个统一问题,而这或许也是扬·波托茨基内心最大的隐痛,所以他创造这个关于言说的文本,真的“不能浪费在讲故事上了”,而是在讲故事的言说之外,期待着有人真正懂得属于波兰的这个复兴计划,在历史的言说中看见希望,正如贝拉斯克斯所说:“在历史学这一块,也想拿运算作为研究工具,来确定已发生的事与可能发生的事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从已发生的事推导可能发生的事的或然率。”

Tags: 萨拉戈萨手稿 扬·波托茨基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318

伙伴进行曲

编号:C38·2200114·1627
作者:【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ISBN:9787208156012
页数:468页

1928年,在德国一个大城市的郊区,罗伯特、奥托和伦茨三个年轻人靠经营汽车修理厂的微薄收入艰难为生。他们在“一战”期间曾是战友,在战后的混乱与穷困中他们相互扶助,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是逃离困顿现实的避难所。开篇,主人公罗伯特回忆了自己自18岁参军以来,每一年所遭遇的变故,沉重的回忆使他难以喘息。一次偶然的机会,罗伯特结识了帕特,她外表纤弱却充满活力,二人坠入爱河,在一起度过了十分愉快的短暂时光。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帕特突然病危,由此罗伯特才知道由于战时的营养不良,帕特早已身患肺结核,为了治疗她不得不离开罗伯特前往瑞士的医院。在帕特离开后,德国国内的情势也急转直下,纳粹势力逐步上升,伦茨被激进分子杀害,奥托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报了仇。动荡的局势中他们的生计也被切断了。此时,瑞士传来消息,帕特奄奄一息。罗伯特和奥托二人急忙奔赴瑞士,为了筹措资金奥托卖掉对他们意义重大的改装车“卡尔”,而最终帕特还是在爱人的怀中去世了。本书是雷马克“一战三部曲”的收尾之作。
《伙伴进行曲》:因为你没有屈服

我将表猛摔在墙上。“瞧,如今可不会再有嘀嗒嘀嗒的响声了。如今,时间已经停止啦。我们已经把它裂成了两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再没有别人了。”
    ——28

她说:“你还应该活很长的时间。”她说:“我要你娶一位太太,生几个孩子。”她说:“在你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总比在你想要死的时候死去,好得多咧。”帕特的眼前是一种未及的时间,那里是鲜活的生命,是娶妻生子的祝福,是绕开死亡的祝福,但是,唯一不触及的是自己。那面镜子终于掉在了地上,那个黑夜终于无比漫长,最后她说:“你不应该再看我了。那已经不复是我啦。”是完全将自己撇除在了“我”的世界里。终于,她死了,“在破晓之前,黑夜的最后一个时辰死了。”

遥远的疗养院,无法治愈的咯血症,以及把自己抽离的夜晚,一种死亡发生似乎变得无声无息,而我说:“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妻子,除了你。你就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妻子。”我又说:“等你痊愈以后。我也想跟你生一个孩子咧,帕特。可是那必须是一个女孩子,而且就叫帕特。”但是一切都在了生命之外,即使我故意让镜子掉在地上不让她看见死亡前的自己,也依然无法把时间延续到幸福的未来,最后在她痛苦死去之后,我最后叫她的名字,“她第一次没有答应我。”而我望着她,什么事也不做,当帕特所说的“我又有一天啦”的清晨开始,“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

这依然是一个“爱与死的年代”,可是在这场被疾病夺取了生命的死亡中,不是因为帕特再也看不到新的一天,而是在她撇除了自己的未来里,在人世间再没有她的生活里,活着的我也如同走向了沉寂的死亡,那双手已经冰冷,叫她的名字第一次没有回应,时间停止了,不是一种“只有我们两个在这儿”的永恒,而是“再没有别人”的孤寂。帕特口中的“活很长时间”,“又有一天”,以及“那已经不复是我”都是关于时间的一种叙述,而我口中的“等你痊愈之后”也是对于时间的期待,但是当还想活下去的时候死去真的发生,是不是时间反而变成了一种让人痛苦的存在?是不是爱在这种在没有回应的死亡面前再也没有新的一天?

镜子破碎没有办法阻止时间,表停止走动也不是取消了时间,它甚至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撕开了口子,就像费迪南德曾经问起我的那些伙伴:“你们知道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是什么,弟兄们?伦茨的回答是:“一只空的酒杯。”不是时间是一只空的酒杯,而是生命的意义变得空洞,即使倒入了大家喜欢的朗姆酒,也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满足,而在时间中被抽空的就被就如人生,再也没有指向未来的风景,费迪南德掏出一只表说:“天下最煞风景的事情,弟兄们,乃是时间,时间,那是我们经过它而生活,然而却不能够占有它的碑碣。”它在滴答滴答中变成凶恶的机器,而且没有人能阻止,于是,死亡变成了对于时间的唯一注解:“人生是一场病,弟兄们,在诞生的时候,死早就已经开始了。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是走向死亡的一瞬间——都是跨向末日的一小步。”

表里的时间是一种符号而已,它可以被摔碎,而在人生里,时间无可阻止地发生,而且一步步走向毁灭。如果这是一种对于未来无法把握的不安,那么当人已经经过了时间,当回首过去是不是可以遗忘?我迎来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生日的意义一定是为了思考生命的价值,而这种思考就需要回头,但是对于我来说,回头看见的时间也都是煞人的风景:1916年,18岁的我又消瘦又虚弱,却加入了军队;1917年,买了一瓶红酒想庆祝,英国方面却传来了隆隆的炮声;1918年,在医院里,是纸做的绷带,是重伤的人,是呻吟,是低矮的手术车,是整天来来往往地行驶;1919年,回家,却是革命、饥馑、外面响着机关枪、兵士打兵土、自家伙儿的人打自家伙儿的人;1920年呢,是暴动,是卡尔·布勒格被枪毙,是克斯特和伦茨被逮捕了,是母亲在医院里,以及是癌症;1922年,在图林根当了一名铺设铁轨的工人;1923年,在一家橡胶公司担任广告部主任……

真实的生活从1916年参加军队开始,对于我来说,生命的记忆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在这履历中,只有战争,只有痛苦,只有死亡,即使1921年“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不是一种可以遗忘的时间,记不起来其实和记起来有什么区别?即使1922年之后离开了战争找到了工作,可是在这个通货膨胀时期,活着也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存在——甚至,我曾经预言根本活不到二十岁,当在三十岁的生日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活着和不活着又有什么不同?所以生日也完全失去了意义,连仪式感也早就被取消了。而当面对日常生活,如伦茨所说:“最坏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危机已经过去了”,也像那只倒入了朗姆酒却依然空空如也的杯子一样,被时间抽空了一切。

的确,战争结束了,最坏的时辰过去了,当现实进入到日常,一样无法摆脱的是生命的虚无感。我在一家汽车工场做工,卖旧汽车或者开出租车,是工作的内容,在通货膨胀的年代似乎只为了赚得一点钱,而赚了钱之后便是喝酒打发时光,醉了醒,醒了醉成了一种常态,却也是对于现实的逃避:“酒吧的墙壁逐渐退远,突然它不再是酒吧了,而是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个避难所,一个堑壕,在它的周围咆哮着永恒的喧腾的战斗,而中间却躲藏着我们两个人,在这朦胧的暮色中神秘地漂流在一起了。”在这种感觉里,日常生活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战争年代,在黑暗中,在咆哮中,在战斗中,生命随时可能失去,也只有在小小的战壕里才能得到暂时的躲避。

但是战壕只是低矮的存在,人总是要走出去,总是要迎接激烈的战斗,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一种赴死的感觉,让现实真的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像我租住的房间后面是一个墓园,死亡就在眼前,就在身边。而在这种静态的死亡之外,则是动态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死亡。房东是察莱夫斯基太太,他的丈夫曾经的箴言是:“一切要适可而止。”但却死在了无休止的酗酒中;哈塞总是和太太吵架,从上一个发薪日到这个发薪日,哈塞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直到最后无法忍受生活的窘迫上吊身亡,但死亡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是一种终结,洗脸盆架上放着一点钱,纸条上写着“本月份房租的差额”,“仿佛要使人家明白,这跟他的自杀是全无关系。”而警察的说法是:“所有的自杀者,差不多全为了失业。有两个是全家一起死的,有一家还有三个孩子。煤气,当然喽,全家自杀的差不多都是用煤气。”失业而自杀,自杀而缴清房租,生命仿佛只是为了钱而存在;私人秘书埃尔娜·伯尼希有两个朋友,一个爱她,他送花给她,另一个她爱他,她送钱给他;奥尔洛夫伯爵也总是喝酒,喝醉了酒总是哭泣;本德尔太太在一间育婴堂里当保姆,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留下的两个儿子因为营养不足而夭折,后来她养了一只虎斑猫;罗莎是墓园里的娼妓,“钢铁骏马”是她的绰号,“这个绰号是为了对她难以驾驭的功夫表示敬意”,但她的生活依然艰难,无奈之下把孩子放在了豪华的托儿所,自己假造了一个高贵孀妇的身份……

一个公寓便是一个微型社会,他们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但是这种日常生活是争吵,是醉酒,是恐惧,是死亡,而关于我的那张名片上写着:“哲学系学生”。这是过去的身份,战争之前的身份,“那是胡说!很久以前,这是对的。”现在既不是学生,也和哲学无关。在被过去取消了身份,在被现在推向了生活,在被未来带入未知的生活里,时间带来的只能是静态的般的存在,所以活着就如正在死去一样:曾经向欺骗、自私、贪婪和无能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变得冷酷无情,变得对所有东西都失去了信任——除了和自己一样的伙伴,除了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天空、大地、面包、烟草,“一切都崩溃、败坏、被遗忘了。而那些没有遗忘的,也只剩下了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和酒。”——所以就像战争一样,没有胜利者,所有人都是牺牲品,在时间里浮沉而不自知。

伙伴、天空、大地、面包、烟草和酒之外,似乎还有一种东西让我产生了信任,那就是车,那辆被冠以教名“卡尔”的车,它是“路上的幽灵”,它能带来激情,每次“排气管里直冒着火星”就预示着生活出现了转机,所以就想伦茨所说:“卡尔还有一种教育的作用:它叫人对于创造才能应该给予适当尊敬,而这种才能往往潜藏在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外表里面。”当用冰冷的金属制造的车拥有一个教名,让人尊敬,带来生活的唯一激情,仿佛也是一种嘲讽:活着的人才是真正冷漠的存在,他们没有速度,没有方向,没有动力,在醉生梦死中寻找着解脱。

但是,帕特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让人看见希望的女人,一个能唤起爱的女人,我第一次看见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本来“像铜一样的天空”不见了,被烟雾遮蔽的世界也消失了,“音乐在吹奏,生命的脉搏清晰而有力,它大胆地在我们的胸腔中撞击。”但是这仅仅是一瞬的感觉,即使我确定“她样子很美”,我还是不再想它——不是“她”而是“它”,是美丽的样子而已,连想念都维系在作为物的样子上面,我对于自己对于他人的失望已经深入骨髓。而随着和帕特的交往,我总是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总是无法投入进去,她就是一种“它”的存在,任何闪现的想法都被自己一一否定了:帕特留下了纸条,我打电话给了她,在一起的第一次去了酒吧,然后把她送回去,当自己一个人步行回家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她到底是什么人啊?什么都随它去,我又何必去管呢?过去的事情,毕竟都过去啦。”后来教帕特开车,看见了她脸上被晃亮的灯光笼罩着的阴影,我似乎找到了某种温情的感觉,甚至有一种想要放纵一下的意念,但还是在理智中把冲动压了回去;后来邀请帕特来自己住的房间,我还从哈塞那里借了台灯,从察莱夫斯基太太借来靠背椅子,但是在路上却看到帕特从宾丁的车上下来,于是我内心产生了更强烈的不信任,也开始对自己进行嘲讽:“那个姑娘当然与我不相配。我到底算是什么啊?一个借用人家凯迪拉克汽车的陌路人、一个拙笨的酒鬼,如此而已。这是任何街角上都找得出来的人物。”而在关系渐渐发展起来之后,在看戏的约会之后,我有看到帕特在酒吧里和那些男人喝酒,男人还叫她“亲爱的”,我又产生了嫉恨:“随她跟那批人去鬼混吧。她是属于他们的。不,她不是属于他们的。是的,她是属于他们的。”也让自己自暴自弃:“我仿佛冲撞在一件什么东西上,有东西将我粉碎,使我失去理智,没有正义,让我颠簸动荡,毁灭了我辛苦经营起来的一切。”

也许正如伦茨对我说的那样,一个男人为女人所做的一切,在女人眼里都不会显得可笑,所以要随心所欲地去做一切事,但是只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千万不要讲求实际,千万不要讲求理智。”这个观念无非是那种对于别人不信任的延伸和拓展,女人只是男人讨好的对象,反过来,女人也会投入男人的怀抱,但是一切都不能投入真感情。我的冷漠,我的拒绝,我的躲避,似乎实践着伦茨的这一条处事原则,即使是帕特主动将嘴唇靠近我,主动对我说爱,主动要求不要离开自己,我还是在坚守着这样一条底线:“我以为,也许这不过是今天一夜的事情,我相信一觉醒来,一切就会烟消云散了。”但是当我感受到温情,当我产生嫉恨,当我自暴自弃,它反而变成了对于情感的一次唤醒,反而变成了对于无聊生活和死亡的解构。

这种情感是复杂的,既不敢爱又渴望爱,而爱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多义的存在,“假如你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女人,我就不会爱上你了。”当我将帕特排除在普通女人之外,其实就是要将自己从那种无能为力、绝望、无动于衷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看上去是逃避,却是一种创造,“我看到这光景,油然地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家庭温暖的感觉,我还想到如今终于有人在那儿了,以后会在那儿,我只要走上几步,就可以看她,跟她在一起,今天,明天,也许还有以后很长的日子……”但是最为悲剧的是,我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却是在旅行度假时发现帕特身患的疾病,而这一种疾病却让我看见了死亡的阴影。

咯血症,这个对于我来说陌生的疾病,正如帕特的存在一样,她的过去是隐秘的,而我也是在这样一种隐藏自己过去的“去时间化”的状态中活着,两个人都想取消不愉快的过去,但是都必须直面这种时间里的疾病,正如费迪南德所说,人生就是一场疾病。帕特口中吐出的鲜血让她变成了走向死亡的一个符号,而医生雅费告诉我她必须再次去疗养院,在那时,我的一个强烈愿望是:““她一定要活下来的,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活下来才有意义,这种意义仅仅是单纯的爱?对于我来说,从前和女人在一起是逢场作戏,是求奇猎艳,更是为了逃避绝望和空虚的自己,但是帕特却给了生命一种新的定义:“只要我在,而且只要我跟她在一起,她便会快乐。”也就是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快乐,不是为了爱情而生活,是为了另一个人存在,超越爱情,是弥合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消除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和绝望——就像那些伙伴,就像“卡尔”,他们的存在就是对别人具有存在的意义:帕特突发疾病,我打电话给伙伴,正是他们开着卡尔,带着雅费,几乎是飞速而来。

为了他人之存在,才是活着的意义,这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发现,也是对于命运的抗争,就像我送帕特去疗养院的时候,轻抚着她的头发说:“因为你没有屈服。一个人只要没有屈服,他就仍然比命运更强。这是军队里的一条古老的教训。”没有屈服就是因为内心有像卡尔一样的方向和速度,就像伙伴们一样有着理解和爱以及一起从战壕里爬出来并且活下来的意志,就像帕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有了存在的意义,“我需要你,只需要你,我和你在一起总是觉得不够,我连一分钟也不愿离开你呢。”而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一种混合着悲伤、崇敬和自然的爱”。虽然死亡最后还是降临:卡尔在一次疾驰中出现了故障,当被吊车吊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无法跨越的深渊;好伙伴戈特弗里德在一次斗殴中被人打死,我们将他埋葬在墓园里,“戈特弗里德总是说起,火葬场绝不是兵士的归宿。他的意思是,要在生活了那么久的土地上长眠。”卡尔的死,戈特弗里德的死,都像发生了一次战争,“我此刻就埋葬着他——瓦伦丁、克斯特、阿尔方斯和我——像我们以前埋葬许多同志一样。”在埋葬的时候,不是一种死亡的无意义,而是在没有屈服中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帕特也死了,过去的咯血症将她带进了现在的死亡里,但是对于她来说,死亡不是时间的终点,而是不屈服的开始:她希望五月能够回去,她希望去旅行,“到肯塔基,到得克萨斯,到纽约,到旧金山,到夏威夷。然后到南美洲。经过墨西哥和巴拿马运河,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打里约热内卢回来。”她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无论是让我活得更长还是要我娶妻生子,无论是自己感觉“又有一天啦”还是“不应该再看我了”,她在构筑一种未来,时间不会停止,死亡也不是终点,即使“人世间便再也没有她了”,那一种被感受的爱,被唤醒的生活,以及具有意义的存在,才是真正从告别走向新生:“我真觉得自己如同刚从寒冷和黑夜中出来,走进了一间温暖的屋子,从皮肤上感到了温暖,眼睛看到了温暖……”

Tags: 伙伴进行曲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24

后民族结构

编号:B82·2200114·1626
作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1月第1版
定价:75.00元当当36.80元
ISBN:9787208154254
页数:346页

哈贝马斯是当世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不囿于某个学科,而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整体关照下,打通哲学、社会学、语用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以跨学科的宏大视野和整合能力,从总体性上诊断现代性的症结,并给出药方,因此,哈贝马斯被视作“当代黑格尔”。《后民族结构》集中反应了哈贝马斯对当前德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的思路,特别是他提出的“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以及其他现实政治领域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成为欧盟推行政治改革的理论资源。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10篇重要论文,分4个主题:论述了作为历史产物的民族语境,就德国三月革命时期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问题给出自己的民族观,然后阐述了历史的公用问题;论后民族结构,将民族问题与民主、人权联系起来,思考当今世界形势下民族壁垒的去从;论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借着对理论传统的回顾、对马尔库塞毕生政治与哲学追求的纪念,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进一步反思;阐述对克隆人的看法。本书还收录了1959至1981年作者研究文献目录。
《后民族结构》: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

这段历史所需要的模式,将既不是“同化”,也不是纯粹的“共处”;它将启发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种越来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一个带问号的疑问句,一个带有可能性的疑问句,一个面向未来的疑问句,但是这个问号不是疑惑,而是一种必然性的肯定,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一种不容怀疑的肯定:“制定一部宪法,可以大大加快这个过程,并使发展更加集中,因为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为什么仅仅是欧洲?催化作用又在哪里得到体现?哈贝马斯是从历史学派的回顾中将欧洲的一元宪法作用定义为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共处”的模式,而是当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运用到自己身上”,也就是消除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关系——这也是传统观念所强调的“民族精神”的本质,正是用一种真正认同的形式超越了民族界限,才能从由人民组成的民族变成由国家公民组成的民族,才能从民族语境建构一种后民族结构。

必须有一个欧洲公民社会,必须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必须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哈贝马斯提出制定欧洲宪法的意义,也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条件,社会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文化一体化,都需要在一元宪法的框架里,“民族国家只有在确定了公民资格之后,才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即抽象的团结,其中介则是法律。”在法律所发挥合法化意义上,抽象的“团结他者”的模式才能建立,而要在欧洲范围里实现联邦制,作为一个样本才能在新的突破中“考虑在未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秩序”,在既有差异性又能实现社会均衡的后民族结构中,才能真正起到构建“跨界格局”的作用。

哈贝马斯将新的跨界格局看成是一幅很有诱惑力的图景,但是全球新秩序的建立,在哈贝马斯写作此书的1998年的时候,真的是一种远景,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面对基督教纪年的下一个千年,哈贝马斯其实充满了忧虑,“想像力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因为“变动与界限”的诱惑力图景面临的是在对20世纪回顾之后的“绝望”,是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灾难性终结”,是对于社会福利国家民族制度能否坚持和发展的怀疑,甚至是社会平等普遍主义标准的盲目乐观。但是要把带有问号的疑问句变成最后画上句号的陈述句,首要的问题是重新审视“后民族结构”真正实现之前的民族语境,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则是:什么是民族?——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肯定又回到了带有问号的疑问。

哈贝马斯以1846年日耳曼语言文学家法兰克福大会为例,谈及了在德国统一视野中的民族语境。1846年大会看上去是关于日耳曼语言的同一性问题,但是当雅可布·格林主持了第二次会议,讨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关涉了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正是传统民族观念的一个立足点。“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雅可布·格林这样定义民族,所以在他看来,民族是和部落、语言有关,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精神则和“本地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大会上呼吁建立一种法则:“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和山脉的语言。”语言的隐喻来自自然史和生物学,所以精神科学就需要在这样的“本地的语言”中形成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强调本地语言,就是强调自我,就是隔离他者,就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而“年轻一代”的历史主义法学家将这种“本地的语言”延伸到了法律领域,他们认为,法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接受外来法律将破坏建立在自己民族习俗基础上的法律文化。这种固守自我语言和法律的民族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体现了人民和民族之间的同质性,但是与政治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很难切合,甚至使自由主义的精神陷入困境,尽管日耳曼语言文学推动了“人性”向“民族”的转化,尽管之后的格维努斯强行赋予地方主义的民族精神学说以民主法国家的普遍主义内涵,但是也只是在科学史上完成了对名称的转换,结局同样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如果1846年离真正建立“团结他者”的模式太远,那么20世纪同样在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中构建所谓的民族精神,即使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民族国家也只是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来提高“本地”的国际竞争力。哈贝马斯把20世纪看成是“短暂”的,对它的回顾则突出了“灾难与教训”。20世纪发端的时候,它的发展体现在人口爆炸而出现的“大众”形态,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大众的外部特征不再是庞大的数目,集中起来的大众反而转变成了大众传媒的分散公众。但是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结构的变化,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了20世纪的发展节奏。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相对于“漫长的”19世纪,20世纪则是“短暂的”,他们将这个世纪的起始和终结节点归结为1914和1989——1914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89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完全是一个冲突的世纪纪年,在这样的划分中,20世纪其实成为了一种循环,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还是苏联在政治上成为超级大国,或者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模式,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了越来越深的隔阂,甚至带有了明显极权主义的阴暗特征——它标记着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进程走到了尽头。

不管是何种视角,短暂的20世纪在哈贝马斯看来,基于种族和语言建立的民族精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它以“本地的语言”对立他者,急需要一种民族精神的“革命”,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公正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而革命就意味着要打消人们对于平等的普遍主义标准的追求,不能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所具有的自然特性。实际上这种革命在1945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已经显露出现,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冷战、非殖民化和社会福利国家在欧洲的建立,是战后三种政治发展趋势,它使得这段历史变成了值得庆贺的“黄金岁月”,为此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的经济格局,正是结束了“一国范围内的凯恩斯主义”,只有用积极、灵活和稳妥投身到全球性竞争中,只有将超越民族公共领域的交往关系建立起欧洲的一体性,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政治共同体,才能继续这样的“黄金岁月”,才能打破“本地的语言”画地为牢的藩篱。

而这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后民族结构”,“贯彻人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这样就会出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后民族结构超越传统民族语境,就是用人权和民主取代部落和方言的标准。从民主的层面来说,民族国家需要构建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它包括管理国家和税收国家、享有主权的地域国家、以民族国家作为形式、可以发展成为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这四个方面的现实条件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就是把国民转变成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正意味着共和主义的终结,而要确立这种民主的自决权,就需要在理性法框架里建立平等观念,“理性法的哲学问题在于: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联合体是怎样用实在法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还需要实现政治一体化,也就是构建一种“世界内政”,而从公民联合体到政治共同体,哈贝马斯对后民族结构的民主未来,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国家组织模式之外,决策如何才能实现合法化?在何种条件下,全球行为者的自我理解才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以至于国家和跨国政权越来越把自己看作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互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建立起普遍的利益?

而在人权方面,哈贝马斯也提出了合法性问题,他认为,政治秩序依靠的是法律的合法性,“一个用法律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秩序的合法化包括一切公共的论证和建构,而且,它们都应当能满足这种值得承认的要求。”法律规范的意义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制性,而是由于它们具有合法性,但是在政治理论中,合法性却提供了两个答案:人民主权和人权,它们因为没有认真对待这两者的区别,所以人权观念失去了康德所说的“主体具有行为自由的平等权利”,也就是它一方面被当作外界限制而强加给主权立法者,另一方面则被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功能手段而被工具化。人权是主体自由平等的权利,作为主观权利,哈贝马斯认为,人权首先就是一种法权,“其概念就已经建立在立法法人的实证化过程当中。”所以当人权变成所谓的人民主权,实际上在“亚洲价值”中变成了一种共和主义,而它同样受到了原教旨主义的挑战。

基于人权和民主而构建的后民族结构,是在一种在合法性意义上的一体化,是建立在公民意义上的“共同意识”,是对平等的普遍主义的革命,而其实,这种“革命”的内在性就是体现现代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尽管被反复使用,但是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是用来打破延续到当下的传统,如何打破?“由于现代认为自身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因此,现代想在理性当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黑格尔认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就是“哲学的要求”,所以哲学作为理性的守护者,认为现代性是启蒙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性根据自己所剩下的“唯一的权威”,即理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这种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表现为理论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则是自我批判的立场,关涉到“危机”概念,所以在后民族结构中,需要把具有理性批判形式的哲学永在社会理论的解释中,也就是要把理性扎根到现实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发觉社会现代化当中的矛盾。

这是新的启蒙,这是现代性作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这是自我意识之外的自我批判,“现代性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但必须用政治意志和政治意识来进一步加以引导。对于这种民主的自我影响,建立话语意志和话语意见的程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此意义上,把民主国家和民族相互促进的循环逻辑“运用到自己身上”,打破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从传统民族精神构建后民族结构,“团结他者”的模式就成为哈贝马斯展望下一个千年的“世界内政”,于是,欧洲的统一宪法呼之欲出:“欧洲致力于消灭任何一种暴力,包括社会暴力和文化暴力,这样一个欧洲将不会受到后殖民主义的侵蚀,因而也不会倒退到欧洲中心主义。”

Tags: 后民族结构 尤尔根·哈贝马斯

分类:哲辩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15

野兔

编号:C63·2200114·1625
作者:【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40元
ISBN:9787208159655
页数:288页

19世纪的阿根廷,英国人克拉克到潘帕斯草原寻找传说中一种会飞的野兔,陪伴他的有一个少言寡语的高乔人向导、一个活泼可爱的画师、一匹神奇的骏马,他们到达印第安马普切人的地界不久,酋长却神秘失踪,克拉克肩负寻找野兔和酋长的重任,却一步步走进更为离奇的谜团中,足以改变他们生命轨迹的秘密与往事将在这趟旅程中逐一揭晓。“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腰封上写着:这是“博尔赫斯继承人、当代拉美文学特立独行的大师塞萨尔·艾拉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的奇诡之作”,这是波拉尼奥和摇滚巨星帕蒂·史密斯倾力推荐的作品。当最具创新精神、最令人感到兴奋与震撼、最具颠覆性的作家等修饰词加注在塞萨尔·艾拉身上,这又是怎样一种和文本有关的传奇?也许,从不在国内接受采访、总是在咖啡馆即兴写作、坚持在纸上写稿、写好的稿子从不修改,这些所谓的怪癖才是真正走近塞萨尔·艾拉的线索,它们是具体的,真切的,当然更是鲜活的。
《野兔》:连续性是完美的万能钥匙

在第二天的猎兔活动中,克拉克一只兔子也没看见,他或许可以发誓,根本没人看到兔子。

高乔人向导高纳说:“大家都去看一只会飞的野兔了。”萨利纳斯·格兰德斯地区的印第安巫医马连说:“我到这里的时候,野兔已经飞过去了。”来自英国的自然克拉克充满疑惑地说:“我在想,这个野兔的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或者说,会不会只是一种表演,一种宗教仪式。”会飞的野兔没有出现,狩猎时也没有发现野兔,在阅读一部小说时,也没有看见任何野兔,可是为什么腰封上说:“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封面上也没有一只会飞会跑会转过身看你的野兔,但是当“野兔滚下了山洞”才开始的故事里,秘密到底藏在何处?克拉克在进入沙漠之前,似乎是为了发现这个传说的真正意义,发现这个秘密的真相,“他提到的的这个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虽说不是他此次远征的唯目的,毕竟是最主要的目的,而这种兔子本身并不是秘密。”不是秘密,是因为当一个作为闯入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孤身一人迷失在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用一些可怜的手段,怎么能指望找到它呢?不是秘密的秘密,不为了寻找的寻找,野兔是不是只是一个词语,一种命名,一个传说,以及一种根本不存在却充满了诱惑的幻觉?

从一个词语开始,从一个故事开始,克拉克和高纳,以及同样来自英国的卡洛斯走向了那一片广袤的土地,寻找传说中的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当他们进入到这个秘密世界里,野兔依然是以词语闪现的方式出现,在卡福尔古拉为酋长的马普切印第安部落里,他们听说了一只会飞的野兔,不是正在飞,而是已经飞过去了,飞过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事”,当然在希望看到飞的现时状态中是无法看到的,于是关于野兔这个词语的核心变成了对于“飞”的阐释,高纳说,在马普切语中有多重含义,其中表示的是“被偷”“消失”,野兔飞过去了,也就意味着一种贵重的东西消失了——于是,部落里真的发生了大事:大酋长卡福尔古拉失踪了!

卡福尔古拉失踪,并不是单纯的消失,酋长的儿子纳穆古拉据说正在外面旅行,于是,他也“消失”了;卡洛斯爱上了一个怀孕的女子伊妞伊,虽然她怀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卡洛斯对爱情做出的承诺是:“那个男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总之无关紧要。我愿意向她求婚。”但是很不幸,伊妞伊也跑了,这是另一个“消失”;而在众人打听克拉克的情感经历时,他说起了自己曾经爱上了地质学教授的女儿罗莎娜,这是克拉克“唯一的爱”,但是后来出现了黑人卡杨戈,他也爱上了罗莎娜,这给克拉克带来了伤害,后来在一次冰川探险中,“罗莎娜则毫无踪影。那个黑人卡杨戈,更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克拉克唯一的爱消失了,连自己的情敌也失踪了。

“消失”是一个词语,消失也变成了故事,正是这个故事带出了关于野兔的另一个传说。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有一个敌人,他是另一个部落沃罗卡族的酋长龙特奥,卡福尔古拉酋长曾经打败了他并且将他杀了,于是结下了恩怨,龙特奥的遗孀曾经立下誓言要报仇,族人的头人戈利盖奥调解恩怨,但是他们认为戈利盖奥只是一个假善人,他调停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不管是部落之间的恩怨还是调解背后的利益之争,都有着关于权力关于欲望的操控,而在这个时候,野兔又有了另一个解释:钻石:野兔跑进了漆黑的山洞,不想跌落到了山洞里,据说后来就变成了一枚钻石,这种转变充满了神秘色彩,实际上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比喻,井底里有星星,野兔在模糊的语境中被星星照亮,于是向着透明转变,于是词语开始追寻意义,于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便成了钻石。

但是在这个意义转变过程中,在词语追寻意义的解读中,有着太多的未知,当年卡福尔古拉酋长打败龙特奥之后,被困于龙特奥的遗孀之手,是卡福尔古拉酋长三十二个老婆中的胡安娜只身前去解救,她独自一人闯入圣堂,在赤身裸体没带武器的情况下,一个人登上了一座山峰,那个叫“窗户山”的地方,她看见了一只野兔中“窗口”跑过,于是这只野兔被称作是“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窗户山和“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充满了神秘色彩,赤身裸体的胡安娜充满了传说特性,连她此次行动也完全是神谕,巫医曾经预言酋长七十大寿的时候,会再次发生三十五年前发生过的事情——三十五年前就是胡安娜只身解救卡福尔古拉,并且在山顶洞上举行了结婚,后来经历了一年的追杀,而等平安回来之后,胡安娜怀里抱着一个男婴,他就是纳穆古拉——也正是三十五年前的这次行动,胡安娜成为卡福尔古拉地位最高的妻子,在王室中握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三十五年后的现在,当卡福尔古拉失踪,神谕是不是还会发生作用?

三十五年被写进神谕里的故事里出现了野兔,实际上在部落的争斗、胡安娜拥有了权力的经历中,野兔还是钻石就变成了关于权力和利益的解读,表面上是从此两派签署了永久和平协议,表面上是戈利盖奥调解了冲突,但实际上钻石就意味着权力和贪欲——“雷西布莱里阿纳种野兔”根本不是钻石,钻石是查理五世委托阿姆斯特丹的一些犹太人制成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散光,当它被置于伊拉斯谟的右眼眉骨上方时,是为了阅读,“阅读可以阅读的内容”——用钻石阅读,阅读一个故事,钻石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野兔也是一个掩盖分歧制造和平假象的词语。

野兔飞了起来,野兔跌进了洞井,后来野兔变成了战争的代名词,“战争中最高明的策略莫过于隐而不见。”在这场称为“野兔战争”的冲突中,慌乱成为其主要特点,这是卡福尔古拉传奇生涯中的一次胜利,而实际上“野兔战争”的实际意义是制造隐秘的那种思想,在克拉克此后遭遇到了不同印第安部落时,他就运用了“野兔战略”,“从野兔出发,克拉克可以而且应该转移到任何其他因素中去,包括路线因素、地平线因素、流浪汉因素、视角颠倒的因素等。”这些因素的结合需要的就是思考,在“思想最重要”成为一种真理时,就要避免出现短路,只有避免短路,才能进入到思想的连续性中,这次是以一种战略计划的形式呈现的连续性。

不管是野兔成为飞起来的意象,还是野兔在意义的转换中成为钻石,或者从“野兔战争”到“野兔策略”中变成隐秘的一部分,野兔这个词语是多义的,是在故事书写中成为现实,而这个现实背后是失踪,是争斗,是虚假,是战争。一切都指向了克拉克出发前所遇到的复辟派领袖罗萨斯,这个19世纪阿根廷独裁者,无疑就是那只野兔,“他迈出一步,接着又是一步,整个足尖支撑在地上,渴望得到站稳的新鲜感。”渴望站稳就是渴望在权力中让别人消失,让自己拥有钻石,让统治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他骂那些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他攻击那些反对派,他把自己当成魔鬼——和卡福尔古拉部落签订永久和平协议,就是他实施的一个“野兔战略”的一部分,他仿佛如伪善者戈利盖奥一样,“文字是死的,是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一个居住在山洞里却是好战的部落,他的目的就是在野兔变成钻石的故事里,实现一种长久统治,“我掌管我族里的百姓,包括生产、发展和外交。”——也想要掌管一切。

而且,罗萨斯的政治观就是把这一切视为“选中”的结果,“一切问题都是在从一种状态向另外一种状态、从一种实体向另外一种实体、从一种可能向另外一可能的转变中解决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他,而非别人成了复辟派。”他成为复辟派成为独裁者是一种转变中的必然,所以这种必然就变成了把别人看成是宿命的存在,甚至连女儿都成为他权力实施的一部分,他要把女儿嫁给疯子艾乌塞比奥,就是为了堵住反对派的罪,“在某种程度上,他热爱贫穷和愚昧的宿命论,它能把黑人国家变成一个社会虚构的故事。”画家普里利迪阿诺无疑是这个虚构故事的牺牲品,这个绰号是“重复”的画家,做任何事都千篇一律,甚至做爱也毫无花样,和罗萨斯送给克拉克的那匹马的名字一样,“重复”意味着没有分叉,意味着循环,意味着接受宿命,也意味着在循环中完成的任何变化都变成了一种幸福,抵达了永恒。

这一切都只是罗萨斯的统治术,都是为了自己的独裁,连自然科学家克拉克起初也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罗萨斯对于野蛮人的统治就是一种连续性带来的幸福,“据说一些动物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后代,因此用不着把动物以某种固定的形态保存起来,也根本无须把它们搬来搬去。”但是当他踏进沙漠,当他进入故事,当他寻找秘密,当他遭遇野兔,才一步步完成了对于“野兔”这个词语的解构,才发现了连续性的真实含义,才在完美的替身中找到幸福。和卡福尔古拉最先的交谈是连续性的开始,酋长身处散发着药味的浓雾中对他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法律圈,它们构成了一个微型世界,“微型世界有它自己的法律,知道不?因为不仅空间可以是微型的,相应地,时间也会变得微型,加快流逝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生命会如此短暂。”这是关于生命取消短暂意义的努力,只有将时间和空间变成一条没有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分别的存在,才有连续性,而克拉克和他之间无障碍地交换价值观,也变成了对于生命河流连续性的一种实践。而野兔飞过去了,不是飞走而消失,而是在飞过这个发生的状态变成一种看见,就变成了连续性,即使真的是“偷走”或“消失”,按照高纳的解释,也是一种连续性:“一个被偷走的孩子变成大人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之间建立了连续性。”

塞萨尔·艾拉:野兔被夹死在书页里

胡安娜三十五年前和三十五年后的神谕,是一种连续性,克拉克在卡洛斯的恋爱中看见了年轻二十岁的自己,也是一种连续性,连续几个小时可以做同样动作的拦路鸟,也是连续性,这是形式建立的联系性,“道德评价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具体到这个例子,我认为形式就是现实和结果之间产生的连续性。”但连续性绝不是在形式上体现,它更是一种意义。另一个印第安部落生活在洞穴里,他们是一种原始存在,但原始绝不是独裁者罗萨斯所说的野蛮,而是在无纷争的生活中体会一种安静,这种安静是真实,是意义,是发现了宇宙的奥妙,酋长比扬说:“一个符号并不因其所指涉的意义而存在,而是取决于它在某个特定框架内所处的位置。”真实就是这样一种特定框架里的内容,它虽然是是一种观念上的悖论,但是,想象给了它一个位置,“既然天上的星座只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能被人看见却绝不可能成为有形的实体,所以它们需要不停地证明自己存在的事实,尽可能每晚都出现,我想这就是您觉得困惑的关键所在吧。”悖论能够证明它的意义,就在于不被命定而破坏的连续性,“连续性是把完美的万能钥匙,是联系一切事物的无形纽带。”

连续性是时间之流的现时性,是被偷而再次出现的呼应性,是形式意义的连接性,是顺其自然的真实性,也是一种免除了对当下恐惧的同时性。但是这种同时性应该在连续性中消解现实的神秘,撇除神话的虚构,回到真实的状态中,回到纯粹的现在里,但是在野兔的寓言里,同时性却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一个塞萨尔·艾拉制造词语,制造独裁,制造统治权力的故事,“同时性从属于故事。故事引导同时性,赋予同时性一种结构,让同时性变得可以理解,同时又去除了对当下的恐惧。”它是不可重复的,又在故事里变成了可以重复的现实,正如克拉克醒悟到的,“虽然印第安人看似沉浸于当下之中,实际上他们的活动必须仰赖于叙述者的热心讲述才能在现实中存在。”

把现实拉回到了故事里,用同时性取代连续性,这个没有看见野兔的故事终于在塞萨尔·艾拉的最后部分的败笔中变成了一种虚无:他把关涉生命、时间、宇宙和内心的连续性寓言简单地转化为一种同时性的“重复”,并将其命名为“完美的替身”,而这个完美的替身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永久和平问题,因为那匹名为“重复”的马所代表的就是完美的连续性,“这两匹马是双胞胎,一母所生,母马是名马‘幽灵’的孙女;‘幽灵’死的时候,人们在它的肾脏里发了一颗蓝宝石,就是现在卡福尔古拉的护身符。除飞了宝石,还有神话传说和语言文字游戏。‘幽灵’之后有一系列良种孪生马诞生。”“重复”是卡福尔古拉培育出来送给罗萨斯的,为的是能签下永久和平条约,当这一个完美替身变成野蛮者向独裁者讨好的礼物,于是这个关于连续性的寓言完全失去了幸福的意义。

“幸福就是连续性,真正的连续性,令人开心的连续性。”因为克拉克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完全一样的克拉克,于是完美的替身变成了所有人的名运:在看见了窗户山的时候,胡安娜出现,他告诉大家的是三十五年前他其实生下了孩子,而且是双胞胎,他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了诺赫米亚斯·克拉克,而他正是克拉克的父亲,于是作为双胞胎之一的克拉克变成了胡安娜的儿子,纳穆古拉便是那个完美的替身;卡洛斯也找到了伊妞伊,高纳则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就是龙特奥的遗孀,而当遗孀出来,克拉克才认出来就是自己唯一的爱——罗莎娜,而且罗莎娜告诉克拉克,当时分开的时候她已经怀孕,“我也生了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而从卡洛斯臀部的标志才知道,卡洛斯就是双胞胎其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则是伊妞伊;传奇还没有结束,那个一直出现的流浪骑手终于现出了真面目,他就是失踪的酋长卡福尔古拉,他骑着的马匹马正是和“重复”一模一样的的双胞胎——恋人成为了双胞胎姐妹,朋友变成了父子,仇恨变成了闹剧,而臀部标识身份的图案就是一只小兔子,“野兔”变成了臀部和家族有关的“家兔”,于是这个已经完全没有寓意的故事在混乱中落下了帷幕。

连续性是万能的钥匙,艾拉甚至在这个拙劣的结尾将其命名为生命,“那条分界线是全部生命的总和,它使爱情、历险、获取知识成为可能。”这就是繁衍生息,在一种讨好式的故事里,野兔只是一个断裂的词语,一种虚假的传说,一个逃避现实的幻象,“传说有一只野兔滚下了山洞,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合上一本书,野兔才最终出来,但是,它已经被夹死在薄薄的书页里,再也无法飞起来。

Tags: 野兔 塞萨尔·艾拉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51

白色城堡

编号:C46·2200114·1624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4.00元
ISBN:9787208152878
页数:192页

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名博学的威尼斯青年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威尼斯青年和霍加外貌极度相像,霍加命令威尼斯人教他所有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与他交换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细节。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星象家,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为了攻打西方的一座白色城堡,两人又携手发明了一件战争武器,然而最终战争失败,他们中的一人也在浓雾中不知去向,留下的另一人写下了他们所有的故事。“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的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寓言,也是“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的奥尔罕·帕慕克自传性作品:两个主角间几乎施虐/受虐的关系,正是基于作者和哥哥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来。
《白色城堡》: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

现在,我已经写到了这本书的结尾。或许,聪明的读者们认定我的故事其实早已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了一旁。
    ——《11》

的确早已经结束,的确被抛在了一旁,一种复制的行为发生之后,才知道另一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用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白色城堡》,将其建好目录,做好笔记,然后放入文件夹的时候,提示出来了:“你已有相同文件。”一闪而过的惊异,难道这本书早已经被阅读?再次搜索,的确发现文件夹里存在着相同文件名的文档,而搜索书目,搜索博客,这个疑问最终被证实,《白色城堡》早在2016年11月就已经看完,还写了一篇长达6600余字的书评。

作者都是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译者同是沈志兴,出版社均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奥尔罕·帕慕克和奥尔罕·帕慕克之间,在沈志兴和沈志兴之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间,是不是永远不存在一种差别?但是为什么在这种同一性中,我会毫无记忆?从2016年11月到2020年5月,时间走过了三年半,即使在这三年半时间里阅读了很多的书,即使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事,也不应该将一本阅读过并且写了长篇评论的小说遗忘掉,“故事其实早已经结束而已经将书抛在一旁了”,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对这种遗忘的讽刺?

但是,一本是普通版一本是精装珍藏版,一本出版于2006年一本则再版于2018年,一本售价20元一本售价则是49元——无论如何在同一性里会有差异性,但是当把差异性当做借口,是不是意味着它们是同一本中的“另一本”?或者说,购买也好,阅读也罢,是为了实践这本书里出现的那种异构性?我是我,他是他,他是我,我是他,他是过去的我,我是未来的他——在他和我之间,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到底在那个层面上具有同一性意义?到底在那种解读中具有差异性隐喻?或者遗忘就当是遗忘,或者阅读永远是第一次,在同一本另一本的迷局中,抛却哪怕仅存的一点记忆,忽视哪怕再点开的可能,就让一个故事,一种文本,一个寓言,在如白色城堡一样的空白处开始第一句话。

但是在进入这个全新故事的时候,进口不是第一句话,而是最后一章,当一本书已经被写到了结尾,当聪明的读者已经认定故事早已经结束,不如和阅读本身一样,将固定的思维抛在一旁,因为那里的我说:“我会完成这本书,遵照它应该有的终局,像我所想要的那样,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第一人称的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作者要完成一本书,必须要有一个人物,一种事件,而要把这个故事推向它应有的终局,为什么“像我所幻想的那样去完成它”?——我幻想了什么?当以所幻想的方式去完成是不是在真实意义上并没有完成?当遵照应该有的终局去结尾,是不是它只是在寻找理想读者?

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局,其中有一个作为作者的我,而我也是一个叙述者:我是皇家星象家,我存下了一大笔钱,我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我遇见了灾难,我放弃了职位,我逃离了城市,最后我来到了格布泽。这是我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接替我的职位之前,或者在苏丹被遭到废黜之前,我在整肃异己的行动中被斩首之前,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最后的行动。这是我对于遗忘发生了故事的时间描述,但是重要的不是我的逃离,而是在格布泽,在我即将构想另一个故事的时候,来了一个从伊斯坦布尔骑马而来的人,这个他出现在我面前,是作为一种使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因为在他背后是另一个被他叙述的“他”——一个活在句子引号里的他:他的土耳其语有很多错误,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写了一堆关于土耳其人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故事,他说起了热爱动物与梦境的苏丹,也说起了那场瘟疫、土耳其宫廷的规则和战争中的规则。

当然,这些故事并不只属于活在引号里的“他”,也和我有关,或者说我也经历了这些事,但是重要的是,那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他告诉我的是,“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书,题目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那么这本书里的“我”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我?从埃迪尔内的童年开始,到离开的那一天,书的目标读者是意大利读者,而且是“他”的意大利读者,甚至里面还加上了他对土耳其人的评价。

我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当然是不同的,就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所疑惑的:“他无法理解,共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两个人,彼此为何如此不相像。”两个人怎么如此不相像,而我在写那本所幻想的结尾的书时,最后一页上写着:“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我似乎把他看成是另一个自己,爱他,接受他,并且写作一个有他的故事,而且是在交换了身份的情况下,是在再也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有了某种如幻想般的感觉。但是毕竟不是他,“正因为如此,我故事中的主角无法忍受作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直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也仅仅是“无法忍受作为自己”,那么在这个已经更换了身份却在文本里又成为同一个人的故事里,我是谁?他是谁?

我在引号之外,他在引号之内,我的童年在埃迪尔内,他讲出的土耳其语言有很多错误,他写作的书名叫《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呈现给的是意大利读者,而我曾经是苏丹身边的星相学家——一种转折其实从这些线索中被疏离了出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其实就是霍加,而那个活在引号里的他则是从威尼斯而来因被土耳其舰队截住而成为努力的“我”——一种身份的置换发生在第11章,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一个故事的结尾,如果按照聪明的读者的思路,这一完全颠覆了前十章的叙事视角和叙述人称的结尾,可以被抛在一旁,因为那个作为意大利人流落到土耳其的作者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正像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他探出窗外对我喊道的那样:“您显然从未去过意大利!”

如果把最后一章的人称转变抛在一旁,重新进入到这个由意大利人讲述的故事,似乎一切都是清晰的:随着船队从威尼斯来到了那不勒斯,然后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从而成了战俘,也成了奴隶,而我通过编造谎言成为了一名医生不至于被砍头,之后帕夏将我给了霍加,使我成为了他的奴隶,之后我们一起研究烟火表演,一起研究武器,一起学习科学,获得了苏丹的赞誉,在之后霍加成为了星相学家而我则向苏丹提出建议避免了瘟疫的扩散,再之后带着所谓的武器开赴战场,但是在“白色城堡”未被攻下之后,霍加却离开了,让我留在苏丹身边,在离开之前,我和霍加交换了衣服,我给了他戒指,以及多年来没让他发现的项链坠,还有未婚妻的发丝,“然后,然后,他出了帐篷,走了。”

第十章的最后一句,当“走了”成为这个故事最后一章,其实已经在我的讲述中落幕了,但是为什么这反而成了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文本?霍加为什么反而变成了“我”?当第十章之后是第十一章,当结束之后是另一个结尾,整体的文本其实是一个关于另一个可能性的寓言。题辞上引用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想象一个让我们充满好奇的人,已获得了我们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更具吸引力;相信我们只能通过此人的爱开始生活——除了说这是伟大激情的诞生,还能如何形容?”另一个通向的是未知,唤醒的是爱,而所面对的主体依然是我。“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为什么我要创造另一个人?又要在最后说出那个人不是我?在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中,似乎那些可能和未知,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它甚至变成可以触摸的。

在被土耳其舰队截住之前,所救编织了我的另一种过去:“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创造和想象的他便是对于未知的一种填补,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改写,而当被土耳其舰队截住成了土耳其人的奴隶,这种创造和想象就会更加强烈,虚构的医生身份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了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医生不光是一种职业,也不只是为了救命,而是像我编织了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一样,是通向了科学与艺术的那个王国,是成为了无人能敌、更具创造力的人。这一切的创造和想象最后变成了那个他,一个名叫霍加的土耳其人,“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一个相像的人,不再是虚构的,而是成为真实的存在,甚至让自己回到了原来状态——仿佛自己就一直是土耳其人,一直活在这个东方国度。

起先是霍加的奴隶,但是后来像两个兄弟,“就这样,像两个有责任感的学生,即使没有大人在家透过龟裂的门聆听,仍能认真做功课,我们坐下来开始研习,宛如两个好兄弟。”这是一种同一性的存在,而研究的东西也是沿着科学与艺术这条路迈进。但是在其中必须跨越的一个困难是:我是意大利人,霍加是土耳其人,我信奉基督教,霍加信奉伊斯兰教,我是霍加的奴隶,霍加是我的主人,我专心于科学研究,霍加还热衷于愚昧的迷信——差异性存在体现了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却也分开了现实与想象,“但是现在,任何东西都是三维的。你不明白吗?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就连最普通的蚂蚁,也把影子像双胞胎般耐心勤奋地携带在身后。”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是遵重这个影子,还是让影子消失?这是同一性问题面对差异性最关键的一个选择:是保留本体扩展想象还是让影子取代自己?

宫廷的政变,帕夏的叛乱,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宗教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其实都是现实中无法避开的矛盾,但是当真实的东西有影子,或许在影子的虚幻世界里能够消除这种矛盾和对立的直接性,甚至可以化险为夷。霍加成为皇家星相学家,霍加研制了独特的武器,霍加写作了书,霍加几乎控制了苏丹,霍加提出了瘟疫期间的许可证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影子力量,但是它毕竟是另一个,毕竟在真实之外,所以要返回同一性,其实也遇到了困难。我不断给他讲述自己的过去,不断编造曾经的罪过,甚至之后逃离去了小岛,其实都是一种对于影子的背叛,而对于霍加来说,他不断处罚我,他让我写下故事,他对瘟疫感到害怕,也都在还原自己的影子属性。所以面对镜子,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看起来没有区别,“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地相似。”但这只是一种模仿,而不是真实的两个个体,即使“完美得没有破坏镜里映象的均衡感”,也显然是不同的,就像面对身上的肿块,面对瘟疫可能带来的死亡,面对死亡的恐惧,都呈现着镜像性的差异,就像我做的那个梦:“我们身处威尼斯一场化装舞会,它令人恍惚地想起伊斯坦布尔的宴席。当我母亲和我未婚妻拿下她们脸上的“普通女人”面具时,我在人群中认出了她们。而当我摘下面具,满怀希望她们也会认出我时,不知怎么地,她们却不知道那就是我。她们手握面具指着我身后的一个人。我转身看去,发现这个人是霍加,他会知道我就是我。”

霍加让我进宫,让我讲述星相学,让我和苏丹讲话,而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后,在白色城堡没有被攻下之前,霍加真正离开了,这是影子的消失,而当留下真实的我,当一个不再有另一个,其实关于我的真实故事也在没有影子里成为了一种孤绝状态,“回到威尼斯,我又能怎么样?经过十五年的岁月,我的心早就接受了母亲已逝,未婚妻不再属于我并嫁作他人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事实。我不愿想到她们,她们出现在我梦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也正是我真实故事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以及最终我的消失,所以在霍加“走了”之后,在带走了我的纪念物之后,在第十章之后,留下的结尾就变成了一种影子叙事,而我则变成了那个放在引号里的“他”。但是,这不是一个仅仅是镜像的寓言,霍加之消失,真实的故事消失了,而霍加之返回,霍加之叙事,真实的故事又回来了,这是一种拯救?第十一章的转变中,我说自己不喜欢作者谈论自己,我对陷入混乱的读者表示歉意,但是还是在书里加上了一页,其中写道:“我爱他,就像爱梦中所见的可怜的无助的自己的影子那样爱他,就像被这影子的羞耻、怒气、罪孽与忧伤压得透不过气来似的爱他,就像看到野生动物痛苦垂死而深陷羞愧似的爱他,就像为自己儿子的贪得无厌而生气一样爱他,就像是以愚蠢的厌恶和愚蠢的欣喜之情来认识自己似的爱他。”

最后一章里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爱又回到了题辞上普鲁斯特的引语,而这个引语的作用在“前言”里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这个1982年发现手稿的法鲁克·达尔温奥卢写的前言里说:“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我如何通过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如此等等。”当他把这份发现于格布泽县长办公室“档案室”的手稿变成了百科全书的内容,就是将影子传说变成了真实存在,而且赋予了它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就和真实的现在有关,“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如何将这个文本和时代相联系?一个我是真实的,另一个是影子,在真实和影子构成的互文关系里,它对于现代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同一:从威尼斯到土耳其,就是从西方到东方,就是从基督教社会到伊斯兰教社会,就是从科学启蒙到愚昧迷信,就是从自由走向奴役,所以在这种完全展现冲突的世界里,如何走向一种互相理解甚至相爱的融合,才是这个寓言的真正用意。

没有真正去过意大利又有何妨?讲土耳其语总是有很多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在一种能化解罪恶、消除对立、尊重科学的共融世界里,本体和影子才会成为同一个,才会编入百科全书成为真实的历史,而那个年老的“他”在去除了引号之后也享受到了最后的平静: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间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Tags: 白色城堡 奥尔罕·帕慕克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49

撒旦探戈

编号:C38·2200114·1623
作者:【匈】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3.50元
ISBN:9787544754781
页数:410页

一个破败的小村庄,十几个无处营生的村民在阴雨连绵、泥泞不堪的晚秋季节里上演了一出酗酒、通奸、偷窥、背叛、做梦与梦破的活报剧。冷漠与麻木残忍地虐杀着一切生机,直至两个骗子的出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引领他们迈着周而复始的死亡舞步,走向想象中的光明未来……本书奇妙的结构与独特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文学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也成为了翻译史上的奇迹。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匈牙利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15年曼布克国际奖得主,囊括了包括科舒特奖、共和国桂冠奖、马洛伊奖、尤若夫·阿蒂拉奖、莫里茨·日格蒙德奖、阿贡艺术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项,并于2014年获得美国文学奖。对于这部小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说:“从这面看是喜剧,那面看是悲剧。我们东欧人对这矛盾的两面格外敏感。实话实说,我不认为《撒旦探戈》是部黑暗作品,它不是悲剧,而是一部关于没有根据的信仰的悲喜剧。”1994年,导演塔尔·贝拉将其改编成长达450分钟的同名电影。
《撒旦探戈》:除了雾就是雾

“我来读,你听着……他是独一无二的危险人物,”这是关于弗塔基段落的第一句话,“但并不很危险。与他的反抗倾向相比,还是他的软弱更占上风。……”
    ——《第二部·二 只有烦恼,工作……》

贝拉·塔尔450分钟的同名电影在身后,苏珊·桑塔格“片长七小时却每一分钟皆雷霆万钧”的评价在身后,身后是看不见的存在,却以一种传说的方式上演,是不是需要转身,才能进入到已经被过度诠释的文本中?“蜘蛛事件”早已经在“∞”的标注中成为了一个趋向于无限的迷宫,再次返身的时候,那个“魔鬼乳头”,那个“撒旦探戈”是不是会成为同语反复的标志?——魔鬼和撒旦就是对同一种事物的命名,无论是以肉体的方式露出乳头,还是在从一到六六步踏前再从六到一的六步退后的探戈舞,一切都变成了“圆圈的闭合”。

是不让你走出去,还是严禁进入?“在我背后的东西,还在我前头。人不可能活得安生。”当“蜘蛛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上演,身后和前头也成了一个闭合的圆圈,死与生也完成了一种循环。但是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七个小时和410页的故事也是不同的——一种在物理时间里被打开,才有了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年年都重看一遍”的状态,一种则是进入到物理空间中,于是在那个秋日的夜晚,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最后在从灯罩透出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8”是对于“∞”标志的改写,九十度,或者270度,最后即使“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搪瓷面上”即使“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也不是趋向于无限的迷宫,它只是一种数字符号凸显的意象,在动物趋光而扑火的状态中,把宿命的死亡看成是生命的激情。

“人不可能活得安生。”那么,人必然会死去,在这个从“∞”到“8”被误读的秋日夜晚,一份文稿成为了作品,“八点一刻的整理”已经走向了确定的时间,然后在它展开之后,一切又回到了“不可能安生”的可能中,因为一个人在读,一个人在听,因为一个人处在危险中,一个人制造着事件,因为一个人在反抗,一个人是软弱——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组成了狐步舞从踏前到退后的不同节奏,甚至它们被安放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间隔中,一段舞曲被分离,就不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完整过程,不可能是从时间到时间的流动形式,不可能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通畅状态,它以人为制造的方式在各自独立的世界里演绎——当读和听完全被拆解了,一个在背后,一个在前头。

可是,读和听之外,那个在“八点一刻”整理好文稿的人是谁?更进一步来说,那个在读和听之外的写作者又是谁?无论是读还是听,无论是背后还是前头,其实存在着一个文本和生命的源头,它会在某种缺省状态下,造成事件的误读,仿佛生命就只剩下生和死,仿佛文本就只有读和听,那个作者就在中间,就在现场,就在无法更改的现时里——他到底是谁?“他们全都死掉了,”当医生写下这一句话,他当然是写作者,在这个已经走向了“圆圈闭合”状态中,医生其实没有了行医的身份,或者说失去了去除疾病拯救生命的意义,当他以写作者的身份完成文稿,是不是变成了真正解读的进口?

他拥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可以使他能够通过文字记录迎接那些永远朝向一个方向转变的事物的挑战,而且还可以从某种程度决定那些看似自由发展的事件的具体内容!”特殊的能力似乎是两种层面的,一种是用文字记录,一种则是用文字创造,而文字记录的意义也是创造,因为可以朝向事物转变的可能方向,是可以接受永远的挑战,这是不确定的,在文字的多种可能里,当写作者闭合了圆圈,读的人和听的人,其实被关闭在那里,他们被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他们获取的是不变的内容,就像“他们全部死了”一样,命运早就没有了离开的理由,就像这个村子一样,在秋日的雨水中,在腐烂的气味里,在死亡的恐惧中,谁能制造另一个文本?谁能在走向前头却又在转身后看见背后的真相?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这是“他们来的消息”,第一句话,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写作的第一句话,也是医生在弗塔基故事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同一个句子被两个作者写下,文本的双重性不仅仅是一个嵌套的结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医生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小说里会成为写作者?当他记录文字制造了朝向不同方向的挑战,谁是读者谁是听众?

在医生没有出现之前,其实文本就已经出现了,而这个文本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结构里,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了谎言的骗局。“他们来的消息”只是一个消息:他们死了,为什么还会回来?这个消息是一个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同样在读到和听到之前,有一个作者,但是这个作者显然是混淆不清的。消息是从施密特夫人那里被说出来的,但是她却是听哈里奇夫人说的:“她说,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正沿着砾石公路往这边走……要来这里,来村子里!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小酒馆……”那么在哈里奇夫人之前,是不是还有传播消息的人?在不同的传播中,消息本身的可靠性已经值得怀疑了,况且这个消息的作者从来没有露面。而“他们要来这里”的消息其实是对另一个消息的否定,施密特说:“可是他已经死了!”如此确定,感叹号的情绪是不容怀疑的一切,但这也是一个消息:是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的,而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是从售票员凯莱曼那里听来的,消息之前还是消息,它的源头依然是没有作者,于是在作者缺席的情况下,真相也缺席了,无论是此消息还是彼消息,无论是他们死了还是他们回来了,都变成了只有读和听的闭合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所有人都像那些虻虫,在秋日的夜晚,制造者“8”字的图案,最后是“随着一声轻微的钝响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从来不会走向那个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世界中。

“像是顺着施密特夫人的思路往下想那么……就是霍尔古什家的孩子撒了谎……”这是瘸子弗塔基沿着可能的逻辑做出的判断,因为他们真的来了,而且已经到达了小酒馆,所以一个消息是正确的,那么另一个消息则是谎言。谎言的文本就这样产生了——因为对不确定的未来有着软弱式的恐惧,所以他们以无助的方式相信另一个消息,但是,他们相信的消息就是真相?在非此即彼的判断中,宿命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只有读和听,在八点一刻的文稿中,从来没有真相。于是谎言在自己的道路上扩展:霍尔古什家的男孩说,玛丽和酒馆老板一起厮混,施密特夫人和瘸子偷情,校长在家里自慰,妹妹小艾什已经彻底疯了,妈妈什么事也不管,“她会这样呆傻一辈子……”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一切又都从头开始?

那时他是寸步不离跟着伊利米阿什,用崇拜的眼神偷看他,才说起了这些话,他看见,他听说,他传播消息,就像“他们已经死了”一样,可能只是一个谎言,所以玛丽、酒馆老板、施密特夫人、瘸子弗塔基、校长、艾什还有妈妈,每个人的生活是不是都可能都只是一种谎言?而当他对伊利米阿什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听者是应该能辨别真与假,因为这个“绝望处境和绝望之人的牧羊人”完全生活在谎言中:他传播了谎言,他相信了谎言,当然,他也制造了谎言——当一个牧羊人变成谎言的作者,他带来的不是传福音的拯救,而是跳起一段“撒旦探戈”的毁灭。

“他们死了”没有发生,它只是在谎言的意义上拥有了读者和听众,而“他们复活”也是一个拥有了读者和听众的谎言。证明信、被报出的名字、效忠的媚态,是这个谎言得以传播的证据,而其实这不是单纯的谎言,而是在“强人的法律”里的一种屈从,上尉、军官是军士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他们是强人法律的执行者,“你们居然还敢谈论权利?对你们这类人来说,法律只是供你们利用的工具而已!你们遇到了麻烦才会找出个条款用来遮羞!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在这样的工具世界里,在无法出逃的囚笼里,他们当然死了,即使喊出了“炸掉桥梁。炸掉房屋!炸掉整座城市。炸掉公园!炸掉他们的上午!炸掉邮局!逐个炸掉所有一切……”他们也无法逃离“一切都在腐烂”的宿命,于是在腐烂之后的复活,就变成了生命的鬼魂,“影子飘向哪里,他们就像牛群一样跟着影子走,因为他们离不开阴影,就像他们还离不开壮丽与辉煌……?”

死亡之后的复活,无论死亡还是复活,都成为谎言一种,回到村子里,面对村民,或者让他们再次成为读者和听众,伊利米阿什无疑就是这个作者,“伊利米阿什如是说”便成为这个“八点一刻”的文稿最精彩的部分,他说:“我承认,我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他说:“一个无辜孩子的可怕毁灭……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市调查委员会首先会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我们……”他说:“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排除谋杀的想法,因为没人会有任何的理由和任何的手段,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他说:“我建议从大家筹集的这笔款项里抽出一小部分用来安葬死去的孩子,为不幸的母亲减轻一些负担,让我们为孩子做一点什么……”他在说,他们在听,小艾什已经缩成一团的僵硬尸体成为这个文稿最触目惊心的一部分,但是当这场灾难排除了谋杀,当这场灾难变成了慈善,在“如是说”的作者面前,每个人都甘愿成为读者和听众。

“问题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从来不返回源头的问题,发生了什么无非是小艾什缩成一团的尸体,无非是村子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无非是所有人渴望的逃离,但是伊利米阿什回避“怎么发生”这个指向真相的问题时,他却把一切的缘由归结为造物主,“这个村庄已被上帝抛弃了——上帝是谁?上帝在哪?上帝真的会救赎?当上帝抛弃了他们,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而是在生存意义上,他们一样在缺失了造物主的世界里成为了读者和听众——哈里奇夫人挥着手的《圣经》,只是一个物体,它不具有对于灵魂的安慰;小艾什在成为缩成一团尸体之前,她早就明白了死亡是“让人跻身于天使们中间的唯一途径”,可是在雨天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那些天使还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伊利米阿什是裴特利纳口中“绝望处境和绝望之人的牧羊人”,是施密特夫人眼中没人媲美的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只不过是跳起探戈的撒旦……

庄稼汉凯雷凯什不再为酒馆采购,酒馆老板沉醉在“我在壮大”的数字游戏里,米库尔惊恐地匍匐在腐烂板条上厚厚堆的鸽子屎里,哈里奇对着克拉奈尔夫人喊“亲爱的小茹兹,我的心肝宝贝。你不能这样丢下我!现在好不容易刚轮到我!”施密特夫人将钱藏进了最为安全的胸罩里,贴着地板闻到了“大地的味道”,弗塔基、施密特在商量着怎么分钱,甚至校长在自慰……在一个只有听众和读者的世界里,在造物主的上帝早就抛弃他们的生活中,在谎言为文本构筑的未来里,所有人其实都成为了闭着眼睛不再寻求真相的迷失者:

她闭着眼睛都能够感觉
到她们的存在,
自己就在她们跟前,
在她们之下,
甚至她还知道,她一旦抬头仰视她们,眼前的画面可能就会破碎,由于她们有着令人难以忍受的高高在上的特权,因而她们的视觉影像很可能就会一触引爆。

秋日的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手风琴发出低沉压抑的声音,酒馆里的一切被蜘蛛网缠绕着,探戈舞曲让活着的人迈出了步子,他们准备出发,他们希望复活,他们只是在转身中看见了“透视”着的前面,“到处都是雾,除了雾就是雾。”看不清,就是一种没有真相的谎言状态,就是只有听众和读者的幻觉世界,而不再有上帝只有撒旦的村子里,伊利米阿什真正成为了作者:“不管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没有用,没有任何意义。天堂?地狱?另一个世界?都是没的蠢话。我敢肯定,相信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浪费时间。不管我们的想象力怎么不停地运转,我们丝毫都没有更接近真相。”在这个“如是说”之后开启的文本里,人物是找不到上帝的村民,事件是离开、分散、建立基金,“不要忘了,是什么我们团结在一起!你们一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最初的听众和读者,还是在撒旦探戈里跳舞的主角。

当谎言变成文本,当救赎成为传说,当撒旦取代上帝,为什么医生会成为最后一个挑战可能方向并拥有了独一无二能力的作者?仅仅是因为在小艾什患病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曾经在她的床边守护到天亮,并为她擦拭额头上汗水”的人?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在整个中生代,这里都是由大海主宰”的关于匈牙利地层演变历史的人?仅仅是因为他关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宇宙日益衰败”的人?“我的听力越来越差。”也许这才是医生不再成为读者和听众,而要在笔记本上记下每个人离开村子生活的写作者。但是,当死亡依旧是死亡,伊利米阿什永远是伊利米阿什,在被“除了雾就是雾”笼罩的世界里,真相是不是在书写中也只是谎言的一部分?能让文字记录“迎接那些永远朝向一个方向转变的事物的挑战”,为什么医生会搞混了天庭的钟声和魂灵的钟声?能自由决定“那些看似自由发展的事件的具体内容”,为什么医生会看见紧地缩靠在角落里的小老头而问“你是谁?”他写下校长修理了破门窗,“冬季一到,会把他的屁股冻烂的。”写下克拉奈尔躺在床上,“外面,克拉奈尔夫人正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作响。”他写下弗塔基“看到自己被钉在自己摇篮与棺椁的木十字架上,痛苦地挣扎了一下,最后,随着干净利落的一声判决,他被赤条条地——既无封爵也无授勋地——交到洗尸人手中,交给一边忙碌一边大笑的剥皮工”,他写下哈里奇夫人坐在厨房里,“眼前摆着《圣经》,嘴里喃喃地念念有词。”

写下的一切是真实发生的?是写下而复活了他们?当医生终于说出自己写的“完全是蒙人的东西”,他无非是为这个谎言的文本画上一个走向地狱的句号,因为只有在“他们全都死掉了”的圆圈闭合之后,从生到死的过程才是完整的文本,于是,最后一句话写到:“但是一切全都静止不动,连他自己也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这样,一直到他周围沉默的物品突然开始了某种令人心烦的对话……”静止,躺下,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对话进行中,医生也不再作者,而变成了读者和听众——最后“圆圈闭合”,医生在里面,在六步踏前六步退后的探戈舞里——他只不过是“撒旦探戈”这个充斥着谎言、死亡、沉沦文本中的一个人物,他只不过用另一种死制造了没有真相的文本,而文本之外,永远有读者有听众,永远有谎言有真相,永远有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也不是完全的作者,因为他听到卡夫卡说:“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

Tags: 撒旦探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