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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人巴尔班

编号:B83·2200720·1672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30.70元
ISBN:9787208156531
页数:234页

1868年,位于巴黎贫民区的医学院街,一间简陋、肮脏的阁楼,一名男性自杀身亡,旁边放着一本自传的手稿。1897年,这本自传以《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为名,被一名法医学家编辑出版,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位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双性人的故事。这部双性人的自传以感情充沛的笔调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孩经受的折磨和动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男性绝望的苦涩。1978年,在研究性史的过程中,福柯发现了这名“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把这部自传连同那些讨论“真实性别”所依据的医学和法律文件一同编辑出版,并附上一篇重要导读,阐释了双性人的身体如何成为话语/权力管控的对象,“医学和法学承认双性人身份的历史就是佐证。人们用了很长时间要求双性人应该拥有唯一的、真实的性别。数世纪以来,又毫不费劲地认可他们有两个性别。”福柯借助“无确定性别”的快感概念,回应了19世纪以来医学和司法要求确定“真实性别”的做法,导读的第一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
《双性人巴尔班》:正在一场可能的梦境里

我告诉你们,我,被你们踩在脚下的我,正以非物质的、纯洁的本性,以长期的折磨,从高处俯视着你们。
    ——《我的回忆》

被踩在脚下,是因为在狭小的星球“没有我的位置”,是因为自己只在“边缘的空间”,是因为灵魂在“干裂的沙滩上”迷失,当那个叫“埃尔屈利纳·巴尔班”的“她”变成“阿莱克西纳·巴尔班”的“他”,不仅仅是性别被颠覆了,而且一切的生活都被改变了,这种改变是在“属于你们的是土地”的世界里变成了卑微、可耻的存在。但是当巴尔班在第二次医生检查而最终宣布是“男性”的时候,“她”开始仇视那个站在对面并宣布自己是男性的“他”——而且是“他们”——而且是“你们”:“你们有什么权利呢?为什么是你们,你们这些卑微的、堕落过上千次而且永远一无是处的男人,你们这些令人蔑视的傀儡,受腐朽造物蔑视,还自诩是他们的征服者。是你们朝我的脸上扔来嘲讽和侮辱,我说的对吗?啊!啊!好吧,为你们的权利自豪吧。”

正是对“你们”权利的蔑视,正是对男性征服者的嘲讽,巴尔班依然站在“她”的位置,甚至将“她”这一女性属性上升到了“俯视”的高度,从而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我优越性来远离这个被“你们”主宰的世界,在高处俯视,所以可以将“你们”踩在脚下,所以让自己保持“非物质、纯洁”的本性。很明显,巴尔班从被踩在脚下到高处俯视的地位转变,是一种带着不妥协的反抗态度,这种反抗,一方面是“她”对被宣布成为“他”的结果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她”对拥有权利的“你们”的蔑视,无论如何,巴尔班都建立了一个男性/女性、他/她、埃尔屈利纳/阿莱克西纳的二元论世界,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呈现出一种悲剧性存在。

这种二元论的构建和悲剧性的抗诉,在米歇尔·福柯看来,则是一个关于“真实性别”的研究文本,“对她自己来说,她始终没有确定的性别;却被剥夺了她所体验到的与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用“真实的性别”做前言,其实代表着福柯的一种质疑,而质疑的本质在于一个人是不是会因为得到所谓“真实性别”而掩盖了“确定的性别”?“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性别吗?”在他看来,现代西方社会以近乎顽固的坚定态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种“真实的性别”其实质在于遵循一种事物秩序,“而在这一秩序中,人们可以自以为唯一重要的是身体的真实性和快感的强度。”当福柯将“真实性别”看成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秩序需要,无疑有着关于对权力体系的批判,“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意味着自由选择的消失。无论就法律而言还是就社会而言,都不再由个人决定他想要的性别,而是由专家来指出本性为他选择了什么性别,并且因此社应该要求他坚持这一性别。”社会权力体系消除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当权力取代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其实不再有自己想要的性别,而变成了被命名的“真正的性别”,而这也是巴尔班悲剧产生的根源:正是因为巴尔班最终被确定为“真正的”男性,所谓被迫改变合法性别,在经历了司法程序和修改公民身份后,他因为无法适应新的身份,最终自杀。

其实,不仅是巴尔班故事发生的十九世纪,在“前现代”,这种对于身份的权力干预也是在令人恐惧中发生,在中世纪对于双性人的规定是:当父亲或教父在洗礼时确定了性别,那么就不能再做更改,一直保持到死,否则将以鸡奸罪论处;到了18世纪,每一个人只有一个性别,而且是唯一的性别,“每个人都有最初的、深刻的、被限定的、决定性的性别身份;当另一种性征可能显现出来时,那只可能是偶然的、表象的,甚至仅仅是幻觉。”当现代西方社会又以顽固的方式需要一个真实性别维持其秩序感,那么人类性别的历史充满了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权力渗透在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中,甚至也成为大众的普遍观点,正是在这种“真实性别”的权力中,如果一个人不符合真实性的做法,那么都会被人认为属于怪兽的世界——“对于那些擅长观察和诊断的人来说,性别的混合无非是对本性的掩盖:双性人都是‘伪双性人’。”

是掌握着权力的社会系统要求一个人选择并坚持这唯一的性别,福柯的批判当然在巴尔班的《我的回忆》中找到了证据,在他看来,当巴尔班写下回忆录并随后自杀的行为足以证明当“她”失去了确定的性别,就是被剥夺了“她所体验到的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他成为既不是“爱着女人的女人”,也不再是“藏在女人中的男人”——对于巴尔班来说,真正悲剧在于,自由选择性别的权利被一种“辨识体制”所扼杀,行政的、司法的、医学的体制让“她”成为他,并以标本的方式成为“分析”的对象,如此,一个本来在修道院、寄宿学校、女性的和基督教的单性之爱的半明半暗“辨识”体制中可以活很久的人,就这样用悲剧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但是,当巴尔班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远离这个世界,“她”是不是真的站在俯视的高处,是不是在二元论的世界里依然成为“她”?或者说,巴尔班的自杀是不是最后实现了对于性别的自由选择?

这里就有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巴尔班的真实性别?什么又是巴尔班想要的性别?《我的回忆》是考察这个问题的重要文本,福柯说:“在‘真实性别’的这段奇特历史中,阿莱克西纳·巴尔班的回忆构成了一份档案。它不是唯一的,但足够罕见。”这种罕见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关于性别的隐秘存在。“我二十岁,尽管还年轻,却已接近生命的最后,—定的。”从第一句开始,这种对于死亡的渴望就显得极为迫切,这是“她”被宣布为“他”之后对“你们”的无奈反抗?还是依然成为“她”站在高处俯视而走向自由?无论如何,在巴尔班的回忆中,他和她的二元对立一直贯穿其中,正因为“她”被无情宣布为“他”,所以他感觉到自己被所有人抛弃,“这世界没有我的位置,它弃我而去,它中伤我。”这里似乎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巴尔班一直认为自己是“她”,是埃尔屈利纳,“在年轻女孩的围绕下成长到二十。先是做了近两年的女佣。十六岁半时,以师范学生的身份进入某某师范中学。十九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几个月后,管理了某某学区著名的寄宿学校;二十一岁,我离开了那里……”这一切的经历都让她体验到了如福柯所说“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

但是,在巴尔班的回忆中,这种所谓的身体快感并不如她自己所说是一种站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意识”,至少它是模糊的、复杂的,甚至是巴尔班有意的忽视。一方面身体上与理想状态的“她”有着天然的差距,但是巴尔班很少提及,十七岁进入师范学院时虽然希望能在同学面前脱衣服,但是却又不得不躲着他们,“我那么爱她们,但又本能地对我们之间的差异感到羞耻,我说的是身体上的差异。”当和迷人的泰克拉建立友谊时,她说:“我们之间除了身体上的差异,没有更大的外在分歧。”虽然这种差异在巴尔班的内心深处可以忽略,但是生理上的不同还是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巴尔班的一桩心事:“尽管没人对我说过,但我还是意识到了我的身体状況引起担忧。科学无法解释某种缺失,自然地将其归因于损耗我身体的某种虚弱之症。”而当和萨利的关系不断发展和升华,甚至超越友谊时,终于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事件,于是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面对第一次的结果,医生感叹的是:“上帝啊!这怎么可能!”然后告诉巴尔班的母亲:“您失去您的女儿,这是事实,但意想不到的是,您得到了一个儿子。”第二次检查的结果没有发生改变,从此民事法庭修改了巴尔班的户口簿,“也就意味着,我应该有专属男性的户籍簿,并且要用新的名字取代出生以来就已获得的女性名字。”

从巴尔班在回忆中的有意回避,到最后检查结果出来而被宣布为男性,对于巴尔班来说,意味着那段有着美好记忆的故事的终结,这是巴尔班在生理上无法逃避的宿命,种种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作证:在《身份的法医学问题:从性器官构造缺陷角度出发》中,A.塔尔迪欧指出,“我毫不犹豫地将其近乎完整地发表出来,不想丢失其中包括从心理情绪产生的影响出发,另一方面有关孩子出生时的性别判断错误可能造成的个人的和社会的严重后果。”而谢斯奈1860年发表在《公共卫生和法医学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更是详细叙述了巴尔班的生理构造:“男性胸部,平胸,没有乳房。从未出现月经……”更深入发现,巴尔班没有子宫颈,但是有阴茎状的构造,还具备龟头状物,包裹着包皮,“据阿莱克西纳描述,它能肿胀、变硬、伸长。但准确地说,勃起定受到极大限制,这个有缺陷的阴茎下部被某种类似索带的东西束缚,只有龟头是自由的。”这里已经有了巴尔班本人对于这一构造的日常描述,所以综合得出的结论是:巴尔班是“双性人”,但显然男性性征更突出。

很明显,巴尔班从“她”最后变成“他”从而造成个人和社会的眼中后果,在医生的报告中被描述为是“性别判断错误”,对于这种错误的纠正方式是最后宣布为“双性人”,也就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特征,但男性性征更明显。错误造成了后果,错误制造了悲剧,文献资料具有的科学性和实证性似乎排除了某种权力体系的干预,似乎也不是为了“真实性别”的秩序存在,但是“性别判断错误”是不是可以成为一切悲剧的原因?回到《我的回忆》这一文本,其实巴尔班在不长的回忆中,除了有意省略生理差异的叙述之外而回避这个判断错误,“她”其实一直以自我命名的方式站在男性的对立面,而这种自我命名隐含着一个背后更真实的身份:“她”就是“他”。

从进入收容所到转到修道院,再进入师范中学,直到管理寄宿学校,巴尔班一直在“她们”中间,这种在“她们”中的存在,如福柯所说,获得是“与同她一起生活的、她爱着的并强烈渴望的人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所带来的快感”,但是这种爱却并非是充分的同性之爱,而是一种异性之爱。在修道院里,巴尔班和皇家法院顾问的女儿利亚成为了朋友,这种亲近的关系其实并不平等,他以“奴隶”的身份维持这段感情,“我是她的奴隶,是她忠诚而满怀感激的狗。我用我对所有事物的热情来爱着她。”对利亚说出“我爱你”,睡前要抱着她还亲吻她,直到两年后利亚犯肺结核去世;之后巴尔班又认识了克罗蒂尔德·德.R.小姐,他对她的美分外迷恋,和利亚面前把自己叫做奴隶一样,他也成为克罗蒂尔德的侍女,“我就为她着迷。时常情不自禁地称赞她受到了上天最大的恩赐,这一点也不夸张,也绝不是空话。”在师范学校,和迷人的女孩泰克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而这种亲密的友谊又是建立在纯身体的接触基础上的,“不拥抱她,我无法入睡,于是,我在所有人都躺在床上时仍然站在床下。”而在之后遇到了萨利,巴尔班的这种爱就更明确地表现为异性之爱,一方面他自己将这种情感成为“真正的爱情”,这是他第一次命名“爱情”,而且他对她的表白完全是从男性立场出发的,“萨拉,我深深爱着你,我从未这样爱过。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觉得种情感无法让我感到满足!我想要你的全部!!!有时,我至嫉妒那个将会成为你丈夫的人。”

命名为爱情,嫉妒成为她丈夫的人,以及一起做着“结婚的美梦”,正是这种越来越明显的男性意识,终于使得流言被传开了,“这个温柔年轻姑娘成为我的同伴、我的姐妹,我却把她变成了我的情妇!!!……”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曾经以为的友谊变成了爱情,曾经的姐妹变成了情妇,在萨利的母亲P夫人的坚持下,医生开始了对巴尔班的检查,而两次检查同样的结果正式宣布巴尔班是一个男性,这个结果似乎预示着和萨利原本在友谊基础上的爱情被瓦解,“最后一次,我用双臂环抱着她,这位被我称作姐妹,我用尽二十岁的热烈情感爱着的女孩。我的嘴唇轻触着她的嘴唇。一切都说尽了。这一次的离去从我的灵魂中带走了这些年我经历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爱情的幸福。汽车驶远,我的挚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全都结束了。”或者正是这种爱情被无情剥夺的结局,让巴尔班开始仇恨那一套权力体系,甚至开始仇视主宰世界的男性——很明显的是,这种二元论的建构,完全是巴尔班从自己不幸遭遇出发,甚至就是自己的一种自由选择,一方面他以俯视的方式蔑视这些所谓的征服者,以保持自己非物质的、纯洁的本性,在他看来,男人是卑微的,堕落过上千次而且一无是处;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害怕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直到二十一岁,都生长在修道院被羞涩的同伴围绕着,现在却像是阿喀琉斯,将美好的未来远远地留在身后,以我唯一的弱点和对人世极其贫乏的经验为武装进入竞技场!”

“男人的能力与之相背,幸福又仰仗于此。”巴尔班先前对身份的刻意回避或许正是在逃避这种矛盾性,也正由此,他认为自己在这个社会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渴望成为陌生人的他,最终以炭炉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却留下了这一份手稿。手稿作为样本对于巴尔班的经历和心里路程的揭露的确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这个“真实性别”问题上,巴尔班其实在自我命名中创造了一个虚幻的梦境,“那么几刻,我甚至寻思自己是不是一个玩偶,正在一场可能的梦境里。”在巴尔班看来,是社会将其逼进这个梦境让他成为权力和秩序的玩偶,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以“性别错误”的借口自己构筑了一个逃避的梦境。如此,福柯对于社会“真实性别”的质疑似乎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嫌疑,甚至他所说的那种快感式体验被剥夺,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相被揭开之后的某种不情愿的回归。

福柯其实只是留下了“真实性被”的前言,这是他创立“平行人生”丛书系列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很多人是在奔向“无人问津”或丢失一切“名声”的黑暗时,“留下的瞬间和闪亮的轨迹。”也就是说,他们书写了“一种无人与之相交的平行人生”,巴尔班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平行人生的特殊案例,从他身上福柯想要为一种本性呼喊,本性是站在“性别”之外的存在,它意味着反权力的自由,意味着反“真实”的自我,但是当把巴尔班看成是社会“辨识体制”造成的悲剧,似乎忽视了巴尔班这一特殊个体身上的“梦境”意义,而针对福柯的观点,社会学家埃里克·法桑也提出了质疑,他在《真实的社会性别》中认为,福柯为双性人发声,甚至《性经验史》的一卷献给“双性人”都是对于身份的一种理性思考,但是福柯提出身体问题折射的权力观,却是为了满足他的一种“战略性”需求,而不是历史的或理论的,这种战略性阐释“浪漫化了他/她的快感世界”,甚至是“反真相”的,因为从一开始福柯就“选定”了巴尔班的女性身份,正如塔尔迪欧所说,“只有作为女性时的生活才是有意思的。原因很明显:因为正是其女性生活构成了问题。”

正是这个性别的错误,才导致巴尔班的故事成为“真实性别”的一种悲剧个案,而无论是巴尔班还是福柯,都在这个“真实性别”之外自主选择了一种梦境,法桑反问的是:“假设拒绝权力并且躲避在一个权力之外的梦想之地,这难道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吗?”当然这是需要否定的。法桑对福柯的质疑,也是对巴尔班的质疑,在他看来,《我的回忆》中巴尔班一直努力的是向这个世界“强加她的真相”——“而不是反过来,世界向她强加真相。”在他看来,福柯的思想和巴尔班的故事正好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一边是对身份政治的批判,一边是特殊群体归属感的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桑将巴尔班的个案解读为一种“真实社会性别”的样本,“无论我们愿意把福柯的观点看成是历史的、理论的还是策略性的解读,问题的关键都还是、也始终是政治的。”这种政治的解读,法桑认为恰好是福柯某种转型的开始,在福柯《真实的性别》发表的那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所授的课,从“知识-权力”变成了“真相的治理”,在分析“真相体制”或“真言化体制”中,巴尔班的样本具有了历史的、战略性之外的另一种意义:“《我的回忆》的作者通过词性甚至通过性别的语词,表了自己是真正的双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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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石与寒山诗

编号:S55·2200720·1671
作者:【美】加里·斯奈德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22.40元
ISBN:9787020141708
页数:120页

加里·斯奈德,美国诗人,翻译家。出生于旧金山,就读伯克利大学期间,因受禅宗影响而转学亚洲语言和文化,并翻译中国古诗,参与“垮掉派”诗歌运动,曾到日本修习禅宗。一九八四年,斯奈德和金斯堡曾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态保护,被誉为“深层生态学的桂冠诗人”;曾获普利策诗歌奖和全美图书奖。“我想找一个好地方安身:/寒山应是个安然之地。”加里·斯奈德诗中具有内涵丰富的东方元素,他在其中寻找和世界对话的另一种方式,他说:“有诗人声称,他们的诗旨在通过语言的棱镜来显示世界。他们的计划是有价值的,也有作品看世界而不借助任何语言的棱镜,而是将那种看带入语言。后者一直是大多数中国诗和日本诗的方向。”《砌石与寒山诗》可视为斯奈德的处女作诗集,其中“砌石”部分是诗人自己的创作,既有在美国写的诗,也有在日本写的诗;“寒山诗”部分收录的是斯奈德英译中国唐代诗僧寒山的诗作,这二十四首译诗在美国风行一时,引发了席卷欧美的“寒山热”。
《砌石与寒山诗》:词语向着事物一跃

一块溪水冲刷的石头
花岗岩:染就
火与重量的折磨
结晶与沉积链起炽热
所有变化,在思想中,
也在万物中。
    ——《砌石》

石头是被溪水冲刷的石头,是“火与重量的折磨”中的结晶,是亿万年在炽热中沉积的物质,当它还存于世,是一种死亡的象征,还是一种活着的标志?是世界的本体,还是迎接着新的诞生?对于这个问题,世界本身似乎是可以回答的,因为“世界像无尽/的四方形”,它宛如围棋博弈一般,它就是世界本来的形状和物质,但是,当它在变化,当它成为自己,它就已经是可以被书写的词语,“每块岩石都是一个词语”:是被冲刷的石头,是被折磨的石头,是接近和沉积的石头,于是,“所有变化,在思想中/也在万物中。”

变化在思想中,思想是万物之一种?变化在万物中,万物是思想之一种?岩石是岩石,在它成为砌石之前,似乎是原始的,是自然的,甚至不是变化本身赋予的,它如何能够成为砌石?加里·斯奈德其实在赋予砌石一种思想之前,让它成为变化的万物之前,也把岩石本身看成是一种思想,这是一种“前思想”:“放下这些词语/像岩石,在你的心智之前。”它是世界四方形的组成部分,是“围棋博弈”的变化本身,所以当在薄薄的壤土中,“每块岩石都是一个词语”,这种“前思想”状态为岩石成为砌石并赋予更多的思想创造条件,也正是因为岩石本身就是变化的万物之一,所以它成为砌石,便是在变化中赋予了更多的思想。

前思想是原始的、自然的世界的本质,而变化之后的思想则是“你的心智”中的思想——心智于人,更像是被激活了,在这种激活中,岩石之前思想和砌石之新思想便在变化中完美结合在一起。“‘砌石’这个标题赞美双手的工作、石头的放置,以及我对互联、互解、互映和互容的整个宇宙的画面的最初一瞥。”斯奈德如是说,它就是在这思想本身的变化中感觉到人的存在意义,他用一双手重新置于石头新的位置:砌石便是一种小圆石,是偶在山中陡峭光滑的岩石上,铺成共马通行的小路。砌石之意义是为了马通行,是为了人活动,是为了抵达另一个目的地,但是砌石还是铺于岩石之上,在铺就而为通行的作用中,岩石和砌石本就形成了一种互联·互解、互映和互容的关系,甚至就是一种一体的存在,如万物和人,如宇宙和思想。

这种对宇宙变化的观望,这种对世界变化的审视,这种跨越前思想和思想的连接,是斯奈德走进自然并成为自然一部分之后的感悟。1955年夏天,他在学习东方语言一年后,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签约成为了一名在船上的辅助人员,他被派往派尤特溪上游流域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光滑的白色花岗岩,看到了粗糙的刺柏和松鼠,看到了带着冰河时代记忆的一切,当这种自然变化的有形记忆被他看到,实际上是唤醒了他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意识:白天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和铲、锄、炸药,还有卵石在一起,内心产生了一种疑问:是该放弃这里的工作,还是继续在这里?这种疑问指向的是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是关于人是否适应的问题,而其实正是这个开始审视自己的问题,让斯奈德感觉到“一种奇妙的心境”,之后他让语言放松,让自己回复自身,于是,“我开始能够冥想,夜晚,下班后,我发现自己在写一些让自己吃惊的诗。”

也许只有走进派尤特溪只有看见那些冰河时代的有形记忆,才能从岩石中看见前思想的存在;也许只有在放弃还是留下的抉择中才能获得奇妙行进才能在语言中冥想,才能书写那一个个砌石组成的“让自己吃惊的诗”——而也正是在双手的工作制造石头的位置的变化中,找到了和宇宙互联、互解、互映和互容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重要的是放弃人俯视的视角,放弃人类作为主宰物的先天性,所以在斯奈德的冥想和回复自身中,人类反倒变成了一种“静止”状态。《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晚雪和伐木工人罢工》中,“全镇都关了门”,“伐木工人都去钓鱼了”,“整个西北部都在罢工”——一种“都”的状态,其实在抹杀了可能的变化,他们都保持着统一的状态,关门、钓鱼和罢工成为人类的行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必须转身回去”,背向人类的统一行为,即使是“盼望着工作”,也是希望“瞥见一座雪峰”,“在天堂与大地之间/屹立,与西雅图齐平。”

在斯奈德转身而去瞥见“与西雅图齐平”的雪峰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将自己划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为了和罢工有关的工作,另一种则是冥想中发现自己写的那些吃惊的诗——工作和诗歌,是不是如岩石和砌石一样,是同一性的不同阶段,却也指向了万物和思想不可更改的变化?还是它们本就是不同的事物,在两种状态中甚至会产生对立和割裂?关键是斯奈德为什么转身而去?一种静止的“都”的状态,呈现的是万物被放置于世界的过去时态:“我记不得曾读过的东西”,和友人在一起,而现在“他们都在城里”;追逐着劣质红酒,追逐着书籍,“你曾一丝不挂跑向我”,最后在寒冷三月没膝的深浪里,两个人都成了海蚀柱;这片土地呈现的是清醒之前的记忆,“全部废弃的理论,失败和更糟糕的成功,/学校,女孩,交易,试图收获”,最后一首诗也成为一个泡沫,一个遗憾,“一次补偿丧失好工作的瞎折腾。(《诺克塞克山谷》)”

在“都”和“曾经”所绘制的记忆地图里,生命和信仰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静态的存在,如女人在不是女神的存在中,“乳房像大海,和孩子,和维纳斯/星星般喷溅着乳汁的/梦之乳房。/交换我们发咸的双唇。”如女神在不是救赎的故事里成为“病女人”:“不,我们的母亲夏娃:被扛在肩上/拖下地狱。(《赞扬病女人》”在这个生命和信仰都被“纪律”所约束的世界里,受伤成为一种常态,甚至地狱和天堂,也都变成了静态。而在这样一种记忆中,斯奈德反而有了转身的机会,1955年8月的诗作《火光里读弥尔顿》是对于真正生命和信仰的拥抱,他把弥尔顿看成是一个“无聊的故事”,只是“关于/我们迷失的共同祖先,吃了苹果的人/有什么用?”迷失的共同祖先在一万年后将山脊变成了干枯死寂的“蝎子的家园”,岩石被冰川擦刮,树木变得佝偻,于是在一个没有基督教目的的宇宙中,只有一种信仰,“没有天堂,没有堕落/只有风吹雨打的土地/旋转的天空。”不管是人和他的撒旦,还是被熄灭的地狱之火,在这个不再有神建立宇宙目的的世界里,只有在松土里“被刮过松散的岩石”,而呈现的一条旧道,而这个旧道便是用岩石用作砌石的万物之道,思想之道。

加里·斯奈德:为报往来者,可来向寒山。

将信仰置于创造又毁灭的物质实在和天空代表的动荡变迁中,对于斯奈德来说,就是要体会一种抉择中的奇妙心境,没有天堂,没有堕落,只有岩石,只有砌石,只有石头铺成的小道,“我们中午前清除完了/小道的最后部分”,于是开始在这变化的万物中寻找思想,在这变化的思想中命名万物:沿着肥鹿的足迹,“我随着我自己的/足迹来到这里。”不管是冷钻还是镐,不管是手锤还是装炸药的麻袋,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回归到“一万年”那个已经孕育了变化的万物世界。而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斯奈德和自然之间的那种隔阂仿佛并没有完全消除,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面对“一万年”的巨大变化,是迟疑,是犹豫,是对于自身成为万物之一的矛盾,于是,“两耳轰响/眼睛睁着,因冷而疼痛,面对一条鲑鱼。(《水》)”于是,“我回头向一位朋友大叫,/它裂开了,我掉进去/八英寸(《薄冰》)”于是,在醉倒于甲板上之后,在读着廉价垃圾之后,再次想要“救世主到来拯救我们”……斯奈德将这种迟疑、犹豫和矛盾看成是人的一种理性,理性呼唤基督之爱,呼唤救世主,实际上理性意味着人内心的罪恶和谋杀,“又把嘲天地万物当作嬉戏,摆酷,和无限的空虚”,甚至于在妻子消失,女孩消失,书被借走、衣服破旧、放弃一辆车的经历中,感受到“心灵与物质,爱与空间脆弱如啤酒的泡沫”,它们翻滚着,就像大海之上的船只,“那只眼睛,它看见所有空间,被嵌入这一块人类颅骨。变了形。太阳热量的来源是头脑……”

所以,当词语向着事物的一跃之后,“然后停在那里。”突然就停了下来,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动作,一种奋然向前的欲望,却停在那里成为了一种静止,是什么造成了词语一跃而成为空无?因为理性,因为信仰,因为罪恶,因为“曾经”,“那必定是一千年前/在日本某个山中旧锯木厂。/一大群诗人和未婚女孩/和我,那天晚上徘徊东京,像一只熊/跟踪人类/智力和绝望的未来。”一头熊一般跟在人类后面,当历史的风暴改变了进程,当风暴、火灾、地震和爆炸不断发生,当“快乐将人类束缚于出生,束缚于死亡”,似乎“然后就停在那里”便是最后的无奈,“想着一首我将永远不会写的诗”,于是,石头只是石头。但是,“然后就停在那里”并不是真的停止,它是重新启动的开始,它是力量再聚集的动作,它指向的是真正的变化,不断毁灭,不断创造,“赋予心智这种特征:/一座由火和时间建造的宜人花园。(《石园》)”

人类的心智就是在“停在那里”之后继续前进,就是在火和时间中建造“石园”——石头不再是石头,而是“火与重量的折磨”后的岩石,是结晶与沉淀链起炽热的砌石,而在停下之后重新出发的过程里,万物都有了思想,思想被赋予万物:在《诺克塞克山谷》中,“云沉入山中/咖啡又热。那条狗/转啊转啊,停下睡去。”在《鸟的迁徙》中,“海鸟/沿海岸向北追随春天:/六周后/在阿拉斯加筑巢。”即使是人类驾驶的船,“船找到它的航线,升到全速/继续航程。(《早晨五点在苏门答腊北部海上》)”万物跃出了世间的束缚,万物斩断了无谓的欲望,万物在裂开,在交换,万物都在变化的思想中——在日本京都的真宗寺里,有十英尺高的弘法大师坚固的铁像,也有落在帽子上渺小的一只鸽子;有上衣宽松的母亲和孩子在古树的荫凉,也有“有轨电车在外面哐当哐当响过”;北门廊下是积满灰尘的安静角落,“几个农民在台阶上吃午饭”……万物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它们思想,他们成为自己,如砌石,“所有变化,在思想中,也在万物中。”

日本京都,真宗寺,弘法大师,以及北门廊下,鸽子,农民,母亲,一切是简单的,却都是万物本身,这种思想有着极浓的东方色彩,而从西方世界到东方思想,斯奈德的变化或者正是在实践着万物都有思想的理念,“我在这本中处理的简朴诗作冒着不被看见的风险。但它们指示的方向也许是我最喜欢的,多么奇妙的冒险!”而在1955年成为船上辅助人员之前,斯奈德就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了东方语言,他甚至将东方语言看成是一种突围的方向,“我伴着二十世纪诗歌的冷静、锋刃和有弹性的精英主义长大。艾兹拉·庞德将我引入中国诗歌,于是开始学习古代汉语。到我开始写作自己的经验时,大部分现代主义并不合用,除非转向汉语和日语。”学习东方语言,成为船员,再翻译寒山诗集,对于斯奈德来说,这一种变化的过程也是“停在那里”之后的重启,“或于村墅与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顺,自乐其性,非哲者安可识之矣”的寒山便成为他对于自身变化的一种诗意追求。

“他和他的搭档拾得,成为后世禅画的最爱——卷册、扫帚、乱发和大笑。他们成了神仙,如今在美国的贫民区、果园、流浪者丛林和伐木者的营地,你有时会遇到他们。”寒山既是一个人,也是一座山,既是一种居处,也是一种心境,集合于身,便是同一性的象征。斯奈德翻译了寒山的24首诗,诗是寒山的诗,也是斯奈德的诗——或者说,东方诗歌本身也是被赋予了变化的万物之一,是岩石还是砌石,又有何区别?寒山在“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中质问,斯奈德说:“如今我已迷失了回家的小路,/身子在问影子:你怎么跟上的?”寒山在“此有沉迷客,窥窥不见天”中自迷,斯奈德说:“而我在这里,高高山上,/极目凝望,但我甚至看不到天空。”寒山在“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体验奇妙,斯奈德说:“细草做了一张床垫,/蓝天成了一双好棉被。/快乐地躺在一块石头上,/一任天和地自个儿改变。”

翻译是语言间的变化,变化而赋予思想,斯奈德看见的是自己的体验和感悟,看见的是自己所在的天和地,所以当寒山说:“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斯奈德找到的是另一个我,“如果你的心像我的心/你就能找到路,来到这儿。”那条路是道,那条路由砌石铺成,那条路向前延伸,那条路行者“停在那里”之后便大步向前:

人们看到寒山
都说他是个疯子
不在意自己
穿着破布和兽皮。
他们不明白我说的话,
我也不说他们的语言。
我对遇到的人,只有一句话:
“试试吧,到寒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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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法

编号:W52·2200720·1670
作者:【德】卡尔·施米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33.30元
ISBN:9787208145801
页数:336页

卡尔·施米特,20世纪极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欧洲公法学家。施米特的写作生涯长达60余年,在20世纪诸多重大政治思想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其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决断论为著;并提出了许多公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在神话的语言里,大地被称为法权之母。这意味着法权和正义的三重根源。……大地和法权被连为一体。大地之内蕴藏着对劳作的奖赏,大地之上展示特定的界限,大地自身负载着秩序的公开标志。法权是属于大地的,也是关于大地的。”《大地的法》是施米特在国际法方面的重要论著,表明施米特已经从战后聆讯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回到自己在“二战”期间开始思考的现代性问题,完整地提出了“大地的法”这一概念,提出“正义的土地”的这一论著,与《宪法学说》合璧,形成施米特完整的公法理论。
《大地的法》:对我们宣战的是正当敌人

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旧式的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交战国都承认对方为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也就是欧洲公法意义上的“正当敌人”。侵略尚未成为当时国际法上的一个法律概念。
    ——《战争意义的转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4-1918这一时间构成的结构并不是封闭的,或者说并不只是单纯地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当欧洲对文明和进步的信念不再遵循一种“体现对文明、进步、自由贸易的锲而不舍的信念”,当欧洲开始通过诉诸“有效占领”的主张而以征服的方式纳入了殖民地,当美国以“混合了原则上的缺席和实际上的在场态度”和欧洲共享一个共同的欧洲而瓦解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当“谁的地盘,就是谁的经济”和“谁的经济,就是谁的地盘”成为国际法空间秩序新的格言,战争前后的迷茫和混乱,终于使得一个旧有的“欧洲公法”时代的终结。

但是,卡尔·施米特并没有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结束的1918年作为欧洲旧的大地法走向瓦解的标志,至少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还是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彼此之间还是欧洲公法意义上的“正当敌人”,也就是说,这场只是旧式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并没有显露出“侵略”的特性,正是因为彼此之间是正当敌人而不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欧洲旧的大地法还没有走向最后的终结。但是一个意义转变的征兆出现在战争开始不久后的《凡尔赛条约》里,这个条约中有两个条款预示着新的战争概念的出现,一个挑款是第227条,这是起诉德皇威廉二世的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则是把战争认定为“犯罪”,它将威廉皇帝的行为定性为“应受惩罚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明确的定位,体现了战争迈向了罪刑化的趋势;第231条则是关于战争责任的条款,它的标题不是“惩罚”而是“赔偿”——当这个作为经济术语的“赔偿”被提出,意味着战胜国有了一种财政和经济的需要,也打破了传统意义的战争补偿性质。

《凡尔赛条约》只是在战争期间订立了条约,而在战争结束后的1924年,《日内瓦议定书》则完全变成了侵略战争罪刑化开端的标志,它指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需要的一项规定,那就是: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犯罪——这是第一次看到战争即犯罪之观念的明确表述,虽然它在将国家视为侵略者和新的国际法罪行的罪犯时依然对国家主权保持尊重,但是主权已经成为了真正刑法意义上将战争罪刑化的实际障碍,而它所列的罪行事实构成包括了侵略行为、侵略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当侵略行为构成了非正义战争的条件,战争所面对的将不再是敌人,不再是“正当敌人”,而是罪犯——这种性质的取代隐含的一个逻辑是:交战国之间不再是地位平等的主权国家,战争不再是一种“占取”,那么,建立在空间分配上作为“应然”性的法概念也不复存在,欧洲公法的历史就此走向终结。

为什么只有当战争面对的是“正当敌人”才具有法的意义,才是欧洲公法具有合法性的保障?这源于卡尔·施米特对于法权概念的阐述,在“引论”中卡尔·施米特认为,法权是作为秩序和场域之统一而存在的,法权是属于大地的,也是关于大地的,“正义的大地”所折射的就是法权的正义性:大地之内蕴藏着对劳作的奖赏、大地之上展示着特定的界限、大地自身负载着秩序的公开标志,这是法权和正义的三重根源,这种正义性在初始行动中则表现为“场域化”,在中世纪伊西多尔的《词源》中就有关于“场域化”的法权阐述,那就是占取、筑城、建立殖民地等,而这个定义也成为了国际法的最核心要义,它构成了万民法的本质,占取、建城和防御、战争、囚禁、拘禁、逃脱囚禁、结盟和平协定、停战状态、不伤害使节以及禁止异族人通婚都成为法权场域化的标志。

所以卡尔·施米特认为,根据本源性的法权与属地性的正义,作为法权基础的原初行动便是:占取,向内而言,占取意味着在集团之内创设了与土地之最初分割和测定相连的占有关系和财产关系,不管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不管是群体财产还是个体财产,都是在共同占取行动的前提下产生的诸多分疏;向外,则是占取的集团从某个地区占有迄今无主的土地,或者从旧有的领主或主人出获取土地进而易主,不管哪种方式,都展示了一种合法性。所以,占取体现的就是一种合法资格,法权便是这种合法性的具体体现,“它创设了一项迄今为在完整、广泛的意义上最为根本的土地法权理由。”这是从大地法权的本源性意义出发来阐述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卡尔·施米特也从前全球时代的国际法的实施实践来考察“正当敌人”的存在:在帝国时代,他们自视自己就是整个世界,人类居住的土地就是世界的中心,当他们放眼世界,就是把土地视为对自己开放的、空白的和无主的,是用来征服、占取和殖民的空间区域,但是当另一帝国出现,当战争发生,这种观念被改变就树立了万民法的开端,那就是认定正当敌人的能力,罗马法学家彭波尼乌斯有过一句著名的箴言:“对我们宣战或者我们对他们宣战的人是敌人,其他是强盗或海盗。”在这句箴言里,敌人是和强盗、海盗等人区分开来的,也只有在“正当敌人”的概念里,战争的爆发才具有某种平等性。

从法权的本源性来看,“正义的土地”隐含着“占取”的合法性,从对土地的占有而引发的战争来看,“正当敌人”的存在使得战争具有平等性,卡尔·施米特又从“基督教中世纪国际法”的解读中认为,从基督教共同体的存在,到基督教帝国的兴起,再到王权建立的专制,中世纪欧洲国际法的诞生也是与新土地秩序相伴相生的:基督教共同体就是一种空间秩序,它是国际法的主体,体现着最初的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帝国出现之后,它的国家功能便是“拦阻”反基督者和现世永恒之终结的历史力量,在王权的升华中,“仅做他自己王国的主人”;拿破仑·波拿巴开创了新型帝制,它是王权和王冠相分离纯粹的专制,但是它的王权是建立在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之上的,直到之后产生了独立于皇帝、教宗和其他主权邻国的欧洲区域国家,它们是中央集权的、拥有封闭的土地空间,正是这种具有主权意义的空间,为在海外占取方面打开了无限的自由空间。

回到法概念本身,作为希腊词,“法”在柏拉图那里是原则、纯粹规则的意思,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变成了和空间相关的“尺度标准”——这是场域和秩序的初始性联系,所以法源自于占取,它与“自然”对立而被赋予了“应然”的属性,而与“实然”相分离甚至相对立。卡尔·施米特对法下的定义是:“法是将大地的地基和地面以特定方式加以划分和定位的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的基本架构。”标准、规则和建构形成了一个空间上具体的统一体,是关于空间分配的基本进程,是为了实现“秩序与场域的结构导向性汇合”——最核心的“占取”就是体现了“根基性(法权)资格”的建构进程,而从国际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占取新世界”便成为重大事件的内在法权逻辑。

占取新世界,就是对空间秩序的重新构建,最具革命意义的事件便是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当美洲大陆出现而成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欧洲便成为了“老世界”,从旧时代到新时代,全球性规划开始出现,占地和夺海的纷争也开始上演,而新的战争概念也被引入世界当中。《论印第安人》是维多利亚的著名演讲,当他将目光对准那片陌生却需要“占取”的美洲大陆,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旧有的教宗和君王想要获得统治世界的合法资格,被认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在他看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战争只能放在道德和神学的视角下,只能是一场“正义战争”——“自由”在中世纪的观念和用语里就是法律的同义词。卡尔·施米特认为,维多利亚的发声提出的是一个正义战争的概念,“维多利亚靠近了新的、国家间国际法上的反歧视的战争概念。”而在法律上明确提出“正当敌人”的理论,则是由真体利完成的,真体利发出的呼吁是:“神学应对陌生事物闭嘴!”他要求神学家们在正义问题上闭嘴,其实意味着将神学家们排除在国家法问题讨论之外,最重要的一点,中世纪所谓的秩序内“属灵权力”在国家法的舞台上必须被消解。

卡尔·施米特:法权是属于大地的

“属灵权力”的消失,神学家的闭嘴,在世俗帝国和王权消失之后出现的陌生事物便是“国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国家其实是法律上的主权国家,它是新的国家法秩序的载体,是空间结构的关联体,正是国家的出现,传统意义的万民法转变为纯粹政治性的国家间法。但是在“占取新世界”上,国家还需要一种法学的阐述,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完成了这一使命:格劳秀斯确立了对财产的初始占有和派生占有的划分,这种区分根据大量占取存在的现实,致力于发现一种新的大地法;普芬道夫则所认可了一种初始占有,是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共同取得”,就是在“共同财产”产生的方式上,区别于特定的私人财产。从维多利亚提出反歧视的战争概念,到莫体利让神学家闭嘴从而瓦解了“属灵权力”,从格劳秀斯对现实中的占取的考察,到普芬道夫区分了共同财产和私人财产,他们在建立以国家为主导力量、以空间秩序的形成为目的的国家间欧洲公法道路上提供了理论阐述,但是新的国际法的出现必须等待新的空间秩序的形成,而新的空间秩序则需要在新型战争中得到体现。

“国家”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公共生活的去神学化以及与传统内战不同的中立化”的产物,这种去神学化和中立化的国家就是法律主体,是具有主权“人格”,和“敌人”的概念一样,它也在法律意义上具有一种平等权利,所以敌人不再是必须被消灭的对象,罗马法学家彭波尼乌斯的那句箴言:“对我们宣战或者我们对他们宣战的人是敌人,其他是强盗或海盗。”其实已经具有了现代法学意义,“敌人是一回事,反叛者是另一回事”,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战争是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人格化的主权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才具有国际法的“占有”意义,才能更体现彼此之间的礼仪性和正义性,这也意味着把战争与特定的、有具体空间的、有组织的秩序联系起来。当然随着欧洲公法的逐步建立,随着主权国家间战争的不断演变,这种“占有”形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战争从陆地转向了海洋,海洋是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区域空间,它是自由的,但是海上大国对海洋进行了划分,甚至主张每个国家都有权在这个“公共街道”上使用所有现代武器进行战争、布雷,甚至掠夺第三方,虽然如此,公海区域对于陆地国的空间秩序依然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出现了领土的变更,它对于空间秩序的维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只要有一种均衡机制的话,领土变更也是在共同秩序之内,它依然保留了欧洲国家空间秩序的同一性。

但是在海洋自由和领土变更之外,空间秩序却在其他地方出现了对“占取”这一法权核心的破坏,尤其是欧洲公法中出现了“军事占领”,它不同于终局性占取的“国家继承”,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占领,它在概念上和主权更迭、政权更迭像对立,“它不再是一种占取,也不产生领土变更的效果,而只是一种纯粹临时性和事实性的对土地及该土地上财产的占有,以及及对被占领土上人民的临时性、事实性的征服。”于是出现了“新大地法的诸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欧洲公法将走向没落,意味着战争性质将从正义变成侵略,意味着平等的主权国家和法权概念受到威胁。“欧洲公法的花落时节,也正是欧洲以外的最后一块占取之地从欧洲强国们的手中失落之日,这也是共同欧洲国际法的谢幕演出。”这场演出的舞台是非洲土地,1884年-1885年召开的刚果会议针对的是期待权、合法资格和财产,它提出的信念是文明、进步和自由贸易,但是当欧洲小国比利时以“有效占领”的方式将刚果纳入了殖民地,也就意味着“刚果会议”这个具有国际法理念的“占有”被短命地终结了,“在这种迷茫混乱中,欧洲旧的大地法终于走向瓦解。”

一方面是欧洲公法伴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破产而瓦解,另一方面则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之后侵略战争的出现,“正当敌人”也不复存在,战争在罪刑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家也成为了国际法罪行的罪犯,甚至在海洋争夺战之后,还出现了空间战争,“从空间的视角看,已经不能再将空气空间称作战争舞台,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完全脱离了陆战和海战的平面空间,甚至逃逸了国际空间法视角下的法学空间,秩序何在?主权何在?正义何在?所以当战争脱离了大地的法权,当战争变成侵略行为,当战争没有“正当敌人”,“大地的法”也将走向新的危机,于是,最后的卡尔·施米特显得忧心忡忡:“接下来,一个新的友好界线已经在历史进程中,但是,如果这个友好界线是通过新的罪刑化方式来达成的,就未必是什么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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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斯芬克斯

编号:S29·2200720·1669
作者:昆鸟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20.50元
ISBN:9787208134263
页数:239页

昆鸟,1981年生于河南睢县,诗人,有自印诗集《生活中的鸟》,做过多年图书编辑,策划出版了“沉默的经典”系列诗集,现生活于北京。本名管鲲鹏,种过地,养过狗,做过出版,也写艺术评论。写诗十年,《公斯芬克斯》是他的第一本诗集,题材上有的超级自我,有的又非常社会,比如《肉联厂的云》、《我们》,直陈对一代人境遇的总体判断与态度,明确、雄辩,读来震撼。然而他作品中暧昧的一面更有意思,意义的交错和游移,似是而非的戏剧性,都他使的诗呈现了一种新的美学面貌。昆鸟的诗在美学上的开放性让他很难归类,但总体表现为一种“生”,他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知方式和适合它的表达,所以每个人的诗都该是“生的”。从诗歌写作的开端,就对各种诗歌套式,包括精神套式和修辞套式保持持警惕,只对“表达”无底线开放。他坚持诗歌的道德力量和形而上激情,但拒绝“自我崇高化”和“受难”叙事;他有迅速捕获瞬间感受并将其变成精神图式的能力,也能把日常经验变成拷打自我的刑场。
《公斯芬克斯》:单纯得如处女所生

她需要来自神的伤害
她所有的痛苦都渴望开放
以便成为美,成为实在,成为有限者的骄傲
而雄性、迁动、毁灭,也变成过树、鸟和人
    ——《给女性的诗·五》

从伤害开始,从痛苦中开始,女人的身上流过血,女人的身上结着疤,女人制造了人,女人也得到了人的爱——在这个和女性有关的历程中,成为美,成为实在,成为有限者的骄傲,是她们的目标,但是这不是女人一个人的舞蹈,不是一个人的叙事,从神的伤害开始,从一根肋骨的结合出发,从完成生命的诞生为标志,女人是不是会成为男人叙事的对象?会不会站在男人对面最终死去?

《给女人的诗》,昆鸟用这样一个标题是在为女人的奉献和爱献诗?女人是母亲,是“永恒女性”,但是当她面对孩子,“成为美,成为实在,成为有限者的骄傲”似乎成为了一个伪命题——甚至是儿子,一种男性最初的刻度被铭写,至此,一种男性/女性永远纠缠不清的关系被书写:男人是儿子,是丈夫,也是父亲,在身为女人的叙事中,他们以雄性的方式“迁动、毁灭”,会变成树,变成鸟,变成人——树是高大而必须仰视的树,鸟是自由而随自己飞翔的鸟,人是长大成为他们自己的人,在树、鸟和人组成的关于“雄性、迁动、毁灭”的世界里,女人的永恒性其实是脆弱性,甚至变成了美、实在和“有限者的骄傲”的牺牲品。

在女人和男人构筑的多元关系里,昆鸟其实在书写中放入了一个“我”,当第一人称的我介入这纠葛的关系里,又如何寻找一种献诗的意义?女人是“我”的母亲,她会用“除夕那天的抹布”,擦掉“我声音中那块霉斑样的晦暗”;女人是爱人,“我”用灵魂的肋骨建造桥,建造窄船;女人或者也是父亲面前的女儿……而对于不同女性的观望,“我”以另一种视角探寻着和女人一样的伤害和痛苦,感受着无处消弭的纠葛:当母亲擦掉了霉斑的晦暗,“我”需要的则是“更彻底的流浪,更单纯的举止”,甚至像一串点燃的炮仗蹦跳在新年的雪地上;当“我”用灵魂的肋骨看见你,沉迷、解放,坐在充满麦毒的风里的你是不是一种风景?是不是被树所遮挡?女人在“我”面前,任何一种关系其实都无法逃脱命定的意义,“我对女人的爱,类似乡愁”,当儿子寻找到了彻底的流浪,“他们不是你的儿子,他们都成了他们自己”,而即使回来,即使“安静地伏在一个女人胸前/接受梯度”,即使“赤裸得像一根狂苗”,弥漫的乡愁也需要一种离开,而最终,在面对面跪着的赎罪中,在“树一样抱着你”的忏悔中,“我要抱你,抱你,我即将完成/我所能完成的,最后一次蛇蜕”。

最后一次的蛇蜕,最后一次的救赎,“我”在制造另一个永恒的女性,制造而献诗,神的伤害,儿子的流浪,爱人的痛苦,似乎都消弭了,在永恒中会成为美成为实在成为有限者的骄傲。最后的蛇蜕,对应着最后一首诗,“最后”而指向永恒,是人意义上的神化,可是,那骑在墙上的女人为什么会说“斯芬克斯是母的”?她掏出了一把樟脑丸,她说出了“青春!”她把女人叫做斯芬克斯,或者把斯芬克斯定义成母性,对于那首在“给女性的诗”,对于那个蛇蜕之后被定义的永恒女性来说,是不是另一种亵渎?甚至是不是对于男性视角的反抗?当永恒的女性变成邪恶的怪兽,当女人开始自我命名,母斯芬克斯是不是又成为男性/女性关系的另一种纠葛?而从“给女性的诗”中所构筑的母亲、肋骨之外,是不是又在灵魂意义上设置了困境?

听到女人骑在墙上的定义,当一种“灵魂的目录”被书写,“母斯芬克斯”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奇怪的光”:“那种光在我的屋子里住下了/我能看见一切/但那光是黑的”?难以逃离的性别宿命,还是难以避免的对立困境?或者是关于人的新的定义和视角——来自希腊神话的斯芬克斯留下了关于人的古老谜语,它是诱惑和恐吓,它也是现实社会的一种隐喻,如果解开了这个谜语,斯芬克斯就会死在他的脚下,如果解不开这个谜语,那么他就会死在斯芬克斯的脚下——解开或者不解开,都是关于人的谜语,都是人在寻找答案,人之为人,既是解谜者也是造谜者,既是胜利者也是牺牲品,在这命运被矛盾和对立笼罩的世界里,母斯芬克斯是在化解这一种对立,还是在构建更为复杂的深渊?

诱惑和恐吓贯穿其中,解开或不解开都是命题,昆鸟是用有答案却没有完美结局的方式重新审视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流浪和归来的多元立场,重新审视爱和痛苦的不同选择。第一辑的《陈旧的男孩》,是以母性缺席的方式书写一种“儿子”的境况:“我”是她们永远等待的外乡人,“我半睡眠的行程/半睡眠的马和眼睛/正在天黑前朝童话王国进发(《睡途》)”,于是,我在行走,我在流浪,我终于成为踉跄在春天尘沙中的“傻子”,“抱着最后的残忍踉跄在春天的尘沙里/我将丢掉一个王国走进一条街道/穿上长裙站在马路中央变成一个春天的傻子(《最后》)”于是,我每天夜里做两件事,“首先封死门窗/给自己留下一副半身肖像”,然后出门找个输光了的赌徒,和他一起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怀着悲伤轮流说谎(《每天夜里我都做两件事》)”于是,我迷失于街道,迷失于人群,“手里攥着一根冰棍儿/怎么也找不到嘴(《在正午的街口》)”于是,那个大声叫我名字的人慢慢走远,于是,我在十二月走得无影无踪,于是,我最好的眼泪都留给明天……

“陈旧的男孩”,是孤独、寂寞、说谎、迷失于现实的男孩,是到郊区寻找自己、不愿开灯的人,是“塞了满嘴的食物/耐心地等着死亡”的人,一种母性的缺失,甚至被定义成外乡人的疏离中,“陈旧的男孩”其实是找不到“永恒女性”的人,但是在“陈旧的男孩”之外,“我”却在极力寻找另一种方式对于女性的回应,“捉弄父亲的20万亚当/寻找村庄的20万夏娃/来到伍德斯托克”,是亚当和夏娃一起来到伍德斯托克,但是即使在天堂般的伍德斯托克,“在青春期我们是哑巴”,但至少是同行者,甚至是在寻找伊甸园印记的同行者,所谓的爱并没有消失,于是,“那时候整个世界互不相识/除了我和你(《我要爱你了》)”,我爱你,是要吻你“金鱼一样的凉嘴唇”,是要“和你坐车去远处”,甚至想要“透过车窗看野孩子”,一种同行的书写是为了找到人世间的伊甸园。但是,“我爱你”只不过是“我要爱你了”,一种渴望,一种希望甚至一种欲望,永远在未抵达未完成的状态中,而回到家的虚空里,最后留下的只是那个充满幻觉的“姑妈的葡萄”:“姑妈,你的旧青春/像一片水肿被家庭消毒/你在一件宽上衣里/从集市上走回家去/提着黑乎乎的柳条篮子/慢慢地,在我的泪腺里干枯”^

天堂般的伍德斯托克是不存在的,姑妈的葡萄最终也干枯了,即使是男孩被命名为“父亲”,是“你们有名的父亲”,你们也最终是“我在古代死去的女儿”。有名的父亲还是陈旧的男孩,陈旧的男孩回不了家,世界的光照亮不了未来,“光,像一只死了很久的虫子/终于掉在了地上(《冷光》)”所以需要的是“从头开始做梦/重获关于人的一切知识”,那就启开斯芬克斯的那个谜语,为的是发现“人类精神再造的必要性,及其间歇性的自我憎恨”——精神再造是一种必然,但是在精神再造的必然中,也有“间歇性的自我憎恨”,这种“自我憎恨”在昆鸟的第二辑诗歌中就变成了“金盆洗手,重做罪人”:因为总是错过早晨,因为我是个纯粹的无赖,因为我只活在梦中,“又总在起风时扶直腰杆/用力张望远方/因为,我也总会有些忧伤的/还时常会发狠似的对自己说://金盆洗手,重做罪人”。

昆鸟:我们已习惯了到梦里寻找征兆

重新成为罪人,间歇性的自我憎恨是一种放逐,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梦境:我会把女孩的口红藏在抽屉里,和扣子、小刀放在一起,甚至让它变成一截没有的白蜡烛;我会把酒桌旁“屁股那么大,那么温暖”的女人看成是结婚的对象,“仿佛你天生就是为了坐下/你把世界坐弯成一把椅子/把每一天都坐成结婚日的床”;我会和你坐在一起,“像两个等待传讯的受害人/猜测着对方会给自己安上的罪名(《我们坐在一起》)”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是辜负一切,就是故意不寻找道路,就是让自己长出羽毛和鳞片……实际上,“重做罪人”是发现了一种肉体的罪恶感,它源于母性的生产,源于自我的放逐,源于人与人的疏离,“我离开时带不上古老的风俗/回来时也带不回丰美的爱情”,所以母亲和“夜一样黑”,夜涌出的奶最后变成了石灰;所以穿着血衣来到“小姨”的床上,“一把呼啸的锯在你的梦中醒着/于是所有的夜都中了毒”;所以在梦魇里再没有长大成人的时间,“当我要辨清时辰,却发现它/没有指针,也没有刻度(《梦魇》)”于是,在重做罪人中,肉体最终“形成我人世形象的倒影”,而我成为“分泌着爱和唾液的、圣洁的土偶”。

肉身的无精神化,肉身的罪恶,是从童年到少年遭遇标志的“血慌”开始的,“你说你爱我/那种感觉就像血快流干了/你说流血的恐惧造就了你的美/爱,让我们慢慢地虚弱了(《血慌》)”血流出来,人便长大了,一种惊恐的成人化带来的却是“再没有少年”的哀叹,“再也没有少年,再也没有少年们/面向薄暮时分的郊区呐喊了/他们为生命找到了理由,咳嗽着/他们推开屋门,日历上已经长出了蘑菇”。而在《血慌》之后,整个成人化的肉身完全变成了“肉联厂的云”,“我们怀疑,怀疑自己的拳头和眼泪都是别人的/怀疑我们的家实际上也是一座肉联厂/怀疑自己的肉早就开始在这里出售了”,然后降解,然后借着塑料被塑造成一切,在这个纯人的时代,无菌的时代,“时代的时代”,肉身被加工,被出售,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时代的是什么?“引领我们,上帝为体撒旦为用/引领我们,一脚东海一脚南溟/引领我们的双腿在正午的马路上打着拍子/引领我们用啤酒肚撞开反锁了的未来之门”,这是一种丧失了方向的存在,而更为荒诞的是,肉身的存在已经阉割了一切的种姓关系,一切的伦理,一切的道德,“那时我们竟能如此单纯,单纯得如处女所生”,一种悖论的呈现,出生何以是处女所为?它对应着另一个悖论,“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结了扎的父亲”——处女生下了我们,父亲已经结扎,在阉割了生育的所指之后,一切都在符号的世界里,一切都是物状态的肉身,我们恐怖于“找不到死去的理由”,“就凭这永存的,不可逾越的恐惧/我们指甲里的土还将不断换新/我们的孩子还将在大地上迷路”。

已经迷路,我们和孩子们,我们和父辈们,在“血慌”而成人化的道路上,在成为“肉联厂的云”的肉身化过程中,新的谜语已经出现了,“给我们新的谜语吧/向我们展示从未见过的苍老/把我们埋进处女地/把仍未获得启示的风景留给我们”,在新的谜语中寻找古老的命令,完善那些肉身的劫数,斯芬克斯是新的诱惑,是新的破坏,是新的现实——而且是“母斯芬克斯”,在一种关于女性的重构中,会有爱吗?会有母性吗?会有灵魂吗?姑娘们穿上了裙子,但是那只是夏娃和蛇领来的装束,“你们穿上裙子/我就用鳃呼吸(《姑娘们,你们有裙子》)”擦玻璃的男孩记不起母亲,夏天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最后,“那男孩已经走了/已被分娩到另一世界/所以在这里,整个午后的蝉鸣/都在一块过于透明的玻璃上/撞得七零八落(《玻璃中的光明》)”乡愁的爱在哪里?蛇蜕的最后机会在哪里?那只不过是处女生育的灵性谎言,那只不过是父亲结扎的现实故事,肉身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何来灵魂,何来母性,何来爱,母斯芬克斯戴着假装是王冠的刑具,听到那些树、鸟和人在说:

因为你本来就是女人嘛
犯禁的荣誉感和暖昧的惩戒
才是整个过程的高潮部分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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