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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

编号:E29·2210527·1755
作者:杨潇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4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2179374
页数:704页

《重走》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就像80年前的西迁之路,在漫长的颠簸中,公路、河流和驿道构筑了行走的地标,而在80年后,重走是更漫长的一次跋涉。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1600公里长路。“可能人就不存在什么本质,或者说,我对人的流动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所谓本质都是行动创造出来的。”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时隔80年,当杨潇徒步重走联大西迁路,在一场非典型的公路旅行里,他所要摆脱的是孤独和忧虑,他也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回到了历史现场。《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是单读出版推出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
《重走》: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

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第三十九章》

张劳动赠送的这本书,快递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有种不期而遇的感觉,一来我没想到他会送我这样一本“非虚构”公路作品,他告诉我说,这本书网上还是非常火的,我基本不关心图书是否在网上形成一个热点,也基本不阅读所谓畅销的图书;二来我在近十年的阅读中已经形成了除诗歌之外基本不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已经是一种固定的习惯。但是当收到这本书,当看到两个附带的“小礼物”,还是非常感谢他的“用心”。

编入九品书库,编号里呈现的入目时间是5月27日,这一天距离三年前杨潇结束1600公里“重走”路程刚好过去了10天——杨潇是2018年4月8日从长沙出发,5月17日抵达昆明,完成“重走”的杨潇“买了只圆筒冰激凌作为小小犒劳”。2018年,杨潇用脚步丈量那条路,他用重走的方式回望1938年的那条路,他和历史隔着80年的距离,而我和作为作者和重走者的杨潇隔了3年还差10天的距离——80年,他是以现实的方式穿越历史,而还差10天的3年时间,做为阅读者的我又如何在时间中阅读这一次的“重走”——不到一个月后,我还观看了点映的《九零后》,再一次以阅读者的身份进入了徐蓓构建的影像世界。

杨潇的文本和徐蓓的纪录片,都是对历史的重走,而我仅仅以一个观者的身份似乎找不到那种进入的状态——在豆瓣的评分中,几乎巧合地将它们都评为三星。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走近的文本?还是现实无可避免地拉大了与现实的距离?或者说,不亲历那种重走是无法在历史和现实中构建起重叠、交织、对话和共振的关系?2018年5月,杨潇抵达昆明之后在一二一大街的小面馆里,和《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进行了关于湘黔滇旅行团与西南联大关系的讨论,易社强谈起了“群体传记学”中代际的视角,而杨潇想到当时的那一代学生,塑造他们人生的正是“卢沟桥事变”和此后的流亡经历,“穿越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三千里长征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杨潇所说的阶级意识似乎指的是国家意识,尤其在外敌入侵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国家一定是高于阶级的。易社强讨论中所说的一个观点是:“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团结起来,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

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了某种潜在的分歧,那些从长沙到昆明的知识分子在1600公里的行走中,的确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和民族的存亡问题,但是人生并不是因为仅仅一次行走就完全被塑形的,或者更大的转变发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以及此后的经历中,这是易社强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寻路”历程,他们在贫穷困顿中为国家事业做出了一时的牺牲,而更多的大众则在长久的贫穷和牺牲中。无疑,当杨潇开始重走80年前的这条路,他在沿途所经历的,除了在文本中重温知识分子的流亡和挣扎,更多是看到了现在还是大众的那个阶层的生活,所以这实际上是两种视野的观察,一种是和所谓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的交织和对话,另一种则是和中国大众的擦肩而过,在这个过程中,80年后的重走是不是还原了易社强所说的“群体传记学”中的代际视角?

当然,当杨潇选择出发,他就是想沿着精英知识分子的轨迹重返历史,在他看来,80年前这次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是“传奇的起点”,长沙临时大学的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两路师生会和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 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是一条朱元璋率兵30万西征云南之路,是徐霞客从贵阳西行游历之路,是林则徐两次入滇就职之路,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1938年抗战第一年,这是中国人伟大的“寻路”,“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而80年后对于南开大学毕业的杨潇来说,也是自己人生的一次“寻路”:迎来自己第三个本命年的杨潇,刚辞掉工作结束职业生活一年多的杨潇,陷入某种“存在主义”危机的杨潇,“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所以他迫不及待想要和80年前的那些年轻人一起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于年少心气”,试图回答和80年前的他们一样的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甚至,这样一种“提问”人生的方式,在杨潇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微博热搜、刷屏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从80年前的他们,到陷入存在主义危机的我,再到观看一个支离破碎中国的我们,杨潇的“寻路”不仅构建了一个历史和现实联结的载体,还以我的“知识分子”视角统摄一代人的危机问题?而这是不是一种为时代代言的“代际视角”?——一方面,杨潇想以重走的方式还原1938年“寻路之年”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传奇,他当然在对话中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另一方面,杨潇更想以自己重走者的身份将“我们”这个模糊的指称都纳入到人生“寻路”的框架里,让大家都能用脚丈量广袤真实的土地,找回属于一代人的方向感和掌控感。

以现实重返历史,杨潇的这条路就是完全沿着当年的足迹行进,“我将要走的这条路,现在主要由319国道和320国道组成,它们大致和当年京滇公路湘黔滇段重合。”即使他知道,“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对于现代国家的意义和80年前的“寻路”一样,具有同样的作用。于是,带着42升的背囊杨潇从长沙临时大学作为起点,开始了一个多月的“重走”历程,“这一天是2018年4月7日,大片的青灰色和紫色在窗外飘过,紫的是紫云英花,青灰的是刚刚结籽的油菜田,素色衣服的农妇走在嫩绿的田埂之上,白鹭浅浅翱翔,水塘泛着天光,我的旅行就此开始。”拜访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圣经学院、南岳,寻访沿着当年的记录,杨潇的重走正式开始了。

杨潇既然将此次行动命名为“重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回返,在行动之前搜索和阅读了大量有关湘黔滇旅行团的记载和研究,行动开始之后也随身带着相关的著作,当然,他以“神交”的方式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一起,他们是清华的蔡孝敏、林振述、杨式德,北大的钱能欣和余道南,南开的刘兆吉,“从长沙往后,每到一地,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用他们的眼光看现实的世界,其实杨潇是让现实在重走中回到历史,这样自己才能没有违和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实际上,“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中,杨潇甚至按图索骥地寻找当年的记忆,他甚至大段大段用他们的日记构筑了自己的“重走”文本:从长沙码头上船的1928年2月20日,引用一个长沙学生的日记:“大丈夫志在天下,然余临寝亦未尝不潸然泪下。余母如何度此寂寥之三年乎?”从益阳到军山铺,遭遇细雨,钱能欣在日记中写道:“可是我们的兴趣的指针并不是正向昆明的;在公路两旁,深深地隐藏着而期待我们的两条腿去开发的,才是我们的希望”。离开毛家溪往前走不多久就真正进了山区,钱能欣当年描述这一段路,“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小了,概见上面是天,下面是道,左右前后都是山,丛丛密密的树林,绿荫深处,曲径岖峋,这里自然便是强人出没之地了。”从楠木铺到沅陵,林振述感到“冥冥中仿佛有巨人伸出援救的手,在那无际的海,四合的深山中,我们渡过去了”。而离开贵阳之后,杨潇神交的朋友里又多了一位,他就是李霖灿,“时年26岁,日后会成为著名艺术史家,并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但眼下,他刚刚从国立艺专毕业,正设法从贵阳前往昆明。”

杨潇就是和这些神交的朋友对话,而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默默听他们讲述,因为他们“观察仔细,视野开阔”,他们在历史中的目光补充了杨潇在现实中的不足。也正是在这种神交式的倾听中,杨潇对那一代人的流亡之旅意义进行了评价,在最后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的大问题中,杨潇列出了旅行团中后来成为两院院士的名录:张炳熹、唐敖庆、杨起、严志达、陈庆宣、黄培云、李鹗鼎、沈元、屠守谔、洪朝生、陈丽妫、王鸿祯、申泮文等;他也指出了其中“不得志者”,比如杨谋适,是北大外语系1938级学生,解放后在四川大学做行政工作,英语无用武之地,改学俄语,领导不让他教,辗转到重庆师专(重庆师范大学前身)教外国文学,好容易可以潜心教学与研究,又因不愿做行政工作受领导排挤;还有因为这次旅行团的经历而改变了一生的人,南开大学生物系大一新生司徒愈旺是朝鲜归侨,在南开中学时他是穿皮衣打冰球的时髦小伙子,三千里徒步下来,他改学艰苦的地质,后来成为成都石油研究所总地质师;而回到人生的意义时,引用的是当时101岁的吴大昌的话:“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1938年只有21岁的他,在杨潇看来,“他并不明白这一切”,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确只是从这次旅行开始“寻路”,但毕竟站在国难当头的大历史背景之下,一切细节都会变成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而杨潇从现实切入历史“重走”那条路,对于他来说,也完成了自己灵魂意义上的“寻路”,这当然也是对自我人生的一次淬炼,在走完这段旅程之后,杨潇作为一长段的总结:

我沿着这样一条公路踏上全新的土地,遇到了友善的人、警惕的人、热情的人、在桃花源里忧心忡忡的人、等待记者如同等待戈多的人。我生了一场小病,大脚趾疼了若干天,和人吵了两架,被挂了三次电话,在肮脏的棉被下做了一次噩梦。我喝到了无比甘甜的山茶,吃到了大数据不会告诉你的鲜美米粉,还数次被陌生人邀请吃饭。我触摸到了已经在城市里消失的“附近”,或者说,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但当一场大雨过后县城每个角落都被下水道气味(斯坦贝克曾心系于此)灌满时,我知道自己又该出发了;我亲眼看到了那些“空心化”的乡镇,我遇到了许多老人,他们是那么孤独,你只要一张口,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我体会到了李继侗当年说的,为什么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我发现了游客永远不会见到的风光,通常是在漫长的乏味的等待之后,我也看到一条条河流被拦腰阻断或者开膛破肚。我见识了官僚体制的刻板,也发现了它的裂缝。我有多为留下的历史痕迹庆幸,就有多为失去的遗憾。我意识到浩劫来临时无人幸免,连最不重要的人和最小的庙宇也不能例外;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我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它的坚韧。我经过了城市与乡村,在其间旅行,与其说是空间的穿越不如说是时间的穿越,我品味着时差,也借助它来重建一座座城池。我一路都在阅读、检索、翻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历史没有故事,只有周而复始的重复,有的时候我又被那些短暂却闪光的生命感动得简直要掉下眼泪。

这其中有着自己的体会,有着深刻的感悟,在“人不可能踏上同一条公路”的重返中,杨潇此行的另一个意义是给“我们”寻找丈量脚下土地的机会,这才是从历史回到现实的目的所在,但是已经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中的一员,杨潇面对现实反倒没有了切入其中“寻路”的勇气,或者说,他只能选择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回到现实:在长沙,很少人已经遗忘了“长沙临大”;在益阳,看到了墙上“力争通过3-5年时间,把资江风貌带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滨江风貌带”的旧城拆迁标语;在桃花源,各式各样的男科医院和妇科医院以及触目惊心的疾病名称映入眼帘;在“鹅翅膀”桥附近看到了为小孩冲煞所立的路牌,“不止在贵州,西南偏僻地区都大量存在。”这些是迷信还是能与人产生共振?残缺的标语,倒塌的万寿宫,废弃的大桥,这一切都构成了杨潇在重走中发现的现实景观,它们才是真实的,或者可以管窥当代中国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这就是杨潇说到的“官僚体制的刻板”,说到的空心化的城镇,说到的孤独的老人,但是面对这些现实,杨潇几乎采取了避重就轻地方式,因为它们仅仅是自己“重走”路上的偶然所见,因为它们只是这个时代的有限局部。

他终于没有胆魄为当代中国发现“寻路”的可能性,即使在切入历史建立和现实共同的文本中,杨潇也显得缺乏勇气,所以他只是“重走”,只是还原历史,只是重温传奇,“人不可能同时踏上同一条公路”,最后就变成了材料的堆砌,变成了文本的引用,变成了所谓“阶级意识”的观望,人生问题也回到了21岁的吴大昌并不明白的一切:“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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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物之声

编号:C65·2210514·1754
作者:【哥】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32.50元
ISBN:9787208167506
页数:360页

2009年,曾经生活在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私人动物园里的一头河马逃走并被射杀了,这个新闻让安东尼奥·亚马拉想到了他曾经的一个朋友,神秘的里卡多·拉韦德;1995年,他们在一家台球厅结识,那时的亚马拉是年轻的法学教授,拉韦德则是出狱不久的落魄中年男人,他们一度走得很近,差点成为洞悉对方秘密的知心好友;1996年的一天,他们在街头遭遇枪击,拉韦德死了,亚马拉身负重伤,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家庭生活因此摇摇欲坠;两年以后,亚马拉再次回到出事的地方,为了摆脱痛苦,他必须回到过去,解开缠绕在他身上的谜团,这时,一个陌生电话让他踏上了寻访过往的旅程,而许多秘密也由此得以逐一揭开。这是首部获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的拉美小说,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书写了一段家族命运浮沉,一部哥伦比亚当代秘史,第一句:“领头的河马是雄性,黑珍珠的皮色,一吨半重。”
《坠物之声》:我与死亡之间再没有任何人

玛雅又问:“爸爸就在那儿吗?”伊莱恩回答:“是的,爸爸在那儿。在大海的深处。飞机坠落,爸爸睡着了,然后时间干掉了他。”。
    ——《Ⅵ 向上,向上,向上》

“啪”的一声,一本书被合拢,发出如坠落一样的声音,在它倒下在桌子上的时候,完整地呈现出封面以及腰封上的赞誉:这是“首部获国籍都柏林文学奖的拉美小说”,这是“比《百年孤独》更现实,比《毒枭》更真实”的巨作,这是“全球30国读者热情捧读”的作品……声音是巨大的,就像在“向上,向上,向上”的指令下最终在艾尔迪卢比奥山坠落的那架航班发出的声音,就像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动物园逃出来被375口径的子弹射中倒下的河马发出的声音,它们是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是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但其实,可能它们只是一只曾经飞翔而掉落的苍蝇发出的声音。

巨作是巨物般的存在,它在坠落和倒下时必然发出沉重的声音,但是它真的只是轻轻的“啪”了一下,甚至那只被放大而呈现出具体细节的苍蝇在封面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无声状态。极其讨厌于腰封的“盖棺定论”,它或者真的只是一个苍蝇的寓言——当里卡多·拉韦德从那个夜晚消失,“如果走远的话”成了他的谶语,那么这种坠落的声音则是无声的,它在里卡多的妻子伊莱恩那里就变成了“被时间干掉”的存在,飞机最终坠落于大海深处,消失于漫漫的时间之中,没有声响,没有波澜,在女儿玛雅的记忆以及生命中,都如同苍蝇一般轻坠而成为一个消失的谎言:里卡多之死被虚构了,“我跟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就只我们两个,实际上是躲起来了。我被剥夺的不仅是爸爸,还有祖父祖母。”

里卡多之死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虚构?为什么会是一个谎言?玛雅在十二年的欺骗中如何又要去寻找和重构所谓的父亲?一个当然是属于里卡多的历史,这个带着祖父荣光的姓的男人,家族历史就构成了一部飞行史,“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接受了祖父的邀约。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踏上了瓜依玛拉飞行俱乐部的跑道与这位老英雄一同飞行,从而感到自己活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活着。他走在加拿大军刀战斗机之间,试图坐进驾驶室里(他的姓令一切畅通无阻),随后,(又是因为他的姓)飞行俱乐部中最好的教练在他身上倾注了超出他学费的时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圣安娜的故事。”圣安娜的故事是神圣的,飞行也成为一种神圣,如上帝一般俯瞰大地俯瞰人类,或者可以称之为“向上”式的远离。

但是“我们都是逃离者”,又将里卡多的命运推向了可能坠落的地方,他认识了埃莱娜·伊莱恩,在拉韦德加里,之后在第七大道相遇,两个刚在美国大使馆喊了一上午关于“尼克松是罪犯”之类的口号,又一起高唱了“停战,停战,停战”——相遇其实是里卡多刻意的追踪,他在CEUCA的门口等候她,他跟踪她几个小时,他在远处窥探——藏在写着“卡利=谋杀犯”“逃兵役光荣”和“我们又为什么在那儿?”的标语牌后面,终于最终他坐火车也抵达拉多拉达,坐汽车来到卡帕拉皮,终于他们“相遇”了,终于他们走在了一起。这是爱情?这又不纯粹是一种爱情,他们在波哥大参加反对越战的抗议机会,参加本地美国侨民的聚会,他们谈论“大都会”和“维京人”,他们唱起弗兰克·扎帕的歌:“在那里为何而活?有谁需要和平队?”

爱情里都是政治,甚至政治成全了爱情,在抗议、示威和反战的爱情里,他们拥有过颜色如鲑鱼一样粉红的房子,拥有过恍如童年记忆的三年时光,当然对于里卡多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伊莱思建造别墅,最重要的是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雅——当里卡多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伊莱思问他的是:“你疯了吗?”在伊莱思看来,“因为生孩子是要钱的。因为我这种和平队的志愿者赚的钱就只能勉强过活。因为我必须得先完成志愿者任期。”这或许是他们最初的分歧,但是之后演变成了关于自我毁灭和逃避的法则。说疯了的伊莱思怀孕了,里卡多把全副精力都投注在她的身上,而飞机也完全变成了为了生活更好的毒品贩卖,“有人种它,迈克将它拿给我,我再用飞机运送,最后有人接收,就这么简单。我们把人们想要的东西拿给他们。”

“这件事迟早是要合法的”,里卡多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在那个他应该回来的夜晚他没有出现,伊莱思迎来的是将军绿色背囊扔在地上“看上去就像一条死狗”的迈克·巴比里,他说是来看里卡多的,但是在那个传来阵阵吠声的夜晚,迈克告诉伊莱思的是:“如果走运的话”——里卡多被搁置在“走运”的可能里,命运成了一种假设。而这种可能和假设都成了必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卡多那晚不会回到埃莱娜别墅,早在一开始他就知道,早在骑着摩托车踏上去往伊莱恩·弗里茨家的路上,他就知道。事实上他原本就是为此而来:他要通知伊莱思。他原本就是为了告诉她,里卡多不会回来了。”里卡多没有回来,因为里卡多不会回来,他根本没有让塞斯纳及时起飞,也没有能及时逃掉,他穿过跑道冲进环绕四周的树林,身后是两名执法人员和三只德国牧羊犬,他们追赶着他,最终在距树林尽头三十米的地方将他捉拿。

不会回来的里卡多根本不可能走运,等待他的是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伊莱思或者早就知道了这个结局,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飞翔总会坠落,“因为我们都是逃离者”。为什么抗议?为什么示威?为什么反战?为什么加入和平队成为志愿者?在新婚的床上,伊莱思就抱怨哥伦比亚,“每一个公民都是政客,却没有一个政客愿意为公民做一点事。”而里卡多驾驶的那架飞机,也从最初英雄家族的传奇变成了运送毒品的罪恶,但是真正罪恶就是这个国家,它是暴力,它是谎言,它是阴谋,“它蔓延自那些卑微的人们,蔓延自他们卑微的怨恨与卑微的报复。”最可悲的是,“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

可以说,里卡多和伊莱恩都站在罪恶的对面,都在反抗着集体的暴力,但是大写的罪恶总是容易吞噬个体。而当他们生下了女儿玛雅,伊莱思告诉她的是:“爸爸被时间干掉了。”因为时间而坠落,坠落于大海深处,就像睡着了一样。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坠物之声”,对于玛雅来说,父亲变成了一个被抽离的存在,一个无;而伊莱思也坠落了,她乘坐的航班发生了事故,坠落在艾尔迪卢比奥山——于是在双重的坠落中,玛雅成了一个孤儿,“我独自一人,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我与死亡之间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成为孤儿就是这样的吧:没有谁在你的前面,这条路上的下一个就是你自己了。”被死亡隔开,被坠落隔开,对于玛雅来说,二十岁终于离开了波哥大是她反而想要的那种孤独,“我受不了,我痛恨那座城市。”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

无论是里卡多还是伊莱思,其实都有着对于罪恶的波哥大痛恨的情绪,当玛雅在被死亡隔开而选择离开波哥大,这反倒变成了一种赓续。但是这种赓续是不彻底的,是矛盾的,甚至也是谎言一种——当里卡多过完了20年的狱中生活出来,当偶然遇见了身为律师的“我”,当两个人几乎成为知己,那一阵暴力的枪声让他在20年后真正坠落,“我”似乎变成了另一种对他精神的赓续,而当我在两年之后寻找关于里卡多的点滴,遇到的玛雅自然开始了“父亲”的重构——“重构我父亲的人生,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这就是我如今设法去做的事。”为什么玛雅要去重构一个消失的父亲?重构的父亲真的能在她的生命中发出“坠物之声”?或者她为什么要在自己和死亡之间安排另一个同为虚构的“我”?

玛雅重构父亲,仅仅是为了解构死亡,因为死亡在自己出生时就已经降临,因为死亡让她成为孤独一人,因为死亡让她体会到了更多的暴力,直面死亡或者才能开启关于生命的旅程,而这和里卡多当初对动物的同情如出一辙,这是某种爱的证明。但是当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河马被375口径的子弹射杀,当政府的暴力构成了大写的、集体的罪恶,当上升成为坠落的命运,所谓重构也变成了自我欺骗,也变成了虚构。所以在这样一个尴尬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设置了一个“我”:我认识了出狱之后的里卡多,我和里卡多在台球房里成为知己,我知悉了里卡多内心的恐惧和爱,当然,我也和里卡多一起经历了死亡——当那晚的枪声响起,两个人一起在暴力的世界里坠落:“我的身体被抬到了半空,人们奋力将我举上车子的后厢,摆放在拉韦德的身边。我们仿佛一个影子紧挨着另一个影子,在车身上留下血迹,在那一刻暗淡的光线里,这摊血仿佛夜空一样黑。”

里卡多真正在坠落中死去,而我被那颗子弹击穿了腹部,损坏了神经与肌腱,嵌入了胯骨,在差点打中脊柱而捡回一条命的非死亡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让我变成了另一个里卡多。一方面,虽然里卡多死了,彻底消失,但是我也身受重伤,这是一种痛苦的延续,而这种坠落和痛苦折射的正是波哥大的暴力,“就在拉韦德被枪击的同一个晚上,另有十六起凶杀案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我和里卡多都是暴力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里卡多有一个“她是我一切”的妻子伊莱思和女儿玛雅,而我也有妻子奥拉和之后出生的女儿莱蒂西亚,我和里卡多都希望在罪恶中感受爱的力量——所以我和里卡多甚至是“一模一样”的人,里卡多空出的位置自然安排了一个“我”,我患上了“广场恐惧症”,“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症状。”我回到了两年前事发地寻找里卡多的线索,而玛雅接受我的来访,并将从信件里得到的一切关于里卡多的资料进行了还原。

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玛雅从“我”的故事里重构了父亲,而是“我”在玛雅的还原里逃离现实,这是一个明显的错位,因为对于玛雅来说,她如何努力,如何渴望,父亲里卡多已经消失,伊莱思也已经坠落,她只不过想要某种东西来填补自己孤零零的状态。但不是,“我”却变拥有了强烈的渴望,里卡多仿佛是一面镜子,一个寓言,让我从他的故事里选择一条完全逃避现实的道路。在枪杀案发生三年之后,奥拉认为我依旧无法从死亡的恐惧中走出,但其实,回到现场不是意味着寻找里卡多坠落的暴力,而是我想要从这里开始,终结所有的恐惧。当玛雅问我有没有孩子时,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没有。那应该很奇怪吧,有孩子的话。我也完全想不出来。”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玛雅的故事,远离里卡多的真相,远离坠落的暴力,按照我的说法,“是在保护她们的单纯,确切地说,是为了使她们免受污染”——“我心想,就让它留在拉斯阿卡西亚斯,留在拉多拉达,留在马格达莱纳河谷,留在这片距离波哥大四小时车程的土地上吧,让它远离我的公寓,那儿有我的妻女正在守候,她们也许坐立难安,是了,也许脸上现出了忧虑的神情,然而她们是纯洁的,未被污染的,不为我们的国家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束缚的。”

伊莱思对玛雅说:“爸爸被时间干掉了。”而我则让妻子和女儿活在我的谎言中,仅仅是在玛雅面前说谎就能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暴力?仅仅是让他们不了解坠落的真相就能保护她们的单纯?甚至极为可笑的是,我竟然和厌倦了独自一人入睡的玛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玛雅面前就是另一个“父亲”,那条腹部的伤疤就是一个证明,当玛雅抚摸那条见证了父亲坠落的伤疤的确能回到重建父亲的世界里,但是当我吻着她,“与其说是为了吻她,不如说是为了令她闭上眼睛。”又有多少是一种虚伪?在以“父亲”的名义让她感受到爱的同时,又命名了另一种冠冕堂皇的爱:“确切地说,是我又有了一种另外的生活,同另外的人,而这另外的人此刻正在山的另一边等我,距离拉斯阿卡西亚斯四个小时,两千六百米的海拔……”而被爱统摄的一切,又在我的世界里命名为对不幸的对抗:

抑或尝试着说服她,坚称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幸,这个世界对于孤身上路的人实在太过危险重重,如若家中无人守候,迟迟不归时无人担忧,无人寻找,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我”是安东尼奥,这个坠落故事里的第三人称,当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将他变成第一人称的“我”,如上帝一样一切都变成了自我命名的旨意,何来对死亡的遗忘?何来对记忆的修复?何来对单纯的保护?何来对暴力的对抗?一切都在坠落,飞机在坠落,生命在坠落,爱在坠落,没有声音,宛如一只苍蝇发出了无声的“坠物之声”:“他们就快要死了,什么都做不了。”

Tags: 坠物之声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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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一理智

编号:B33·2210514·1753
作者:【意】托马斯·阿奎那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8年10月第1版
定价:20.00元当当11.00元
ISBN:9787100163699
页数:140页

《论独一理智——驳阿维洛伊主义者》是托马斯晚年最重要的哲学小品之一,在这部哲学小品中,托马斯以他的“理智能力论”(即断言理智乃作为人的身体的形式的人的灵魂的一种能力)和他的“可能理智复多论”(即断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可能理智)批驳阿维洛伊主义者的“理智实体论”(即断言理智乃存在于人的身体和灵魂之外的独立实体)和“理智(可能理智)独一论”(即断言“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可能理智”)。托马斯在这里阐述的理智学说不仅是他的基于感觉经验的认识论思想的一种运用,而且也是他的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西方认识论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托马斯毕生都在与阿维洛伊的独一理智论作斗争,托马斯在这部哲学小品中,不仅对阿维洛伊理智学说进行了一次清算,而且将他的理智学说系统化,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了他的人的个体性和全整性思想。
《论独一理智》:只存在有一项照明原则

这就是我们为消除所提到的错误而写出的东西,我们所运用的是哲学家们本身的证明和学说,而不是有关信仰的文献。
    ——《第五章 驳斥反对可能理智复多性的诸项理据》

不是信仰的文献,而是哲学的证明和学说,唯一的目的是要“消除所提到的错误”,是为了证明科学的存在——当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有两项罪恶”的时候,无论是有悖于信仰,还是“赞同法律不相容的东西”,很明确是在驳斥作为西部亚里士多德阿维洛伊提出的观点。阿维洛伊是阿拉伯世界整个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针对奥古斯丁将哲学真理归结为信仰真理或神学真理提出了“双重真理”的学说,在他看来,在神学真理或经文真理之外还有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与奥古斯丁相反,阿维洛伊认为,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是第一真理,是最高真理,而且是判定神学真理或经文真理的基本标准——当神学真理或经文真理与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的结论相一致的时候,就对其作“字面的解释”;当其与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相冲突的时候,就对其进行“寓言式的解释”,从而使其与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相一致。

很明显,阿维洛伊把哲学真理或推证真理看成是最高真理时,是在批判奥古斯丁的信仰真理,这一点,阿奎那是赞成的,他也批判奥古斯丁主义,强调和捍卫哲学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哲学真理上意见达成某种一致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观点的碰撞,继而阿奎那会命名阿维洛伊主义存在有两项罪恶,甚至在自己为了消除错误而运用了哲学家们本身的证明和学说时,也批评他们以“错误地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来言说”,而且还摆开了架势,不希望他们“偷偷摸摸讲”,而是“以书面形式对此做出答复”——阿奎那所说的“书面形式”,就是按照自己运用的“哲学家们本身的证明和学说”,以此抛弃在信仰意义上的机械论,因为在阿奎那看来,哲学是独立的,更是强有力的武器,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哲学真理,“他将会发现不仅我这个最卑微的人,而且,许多热情追求这一真理的其他人们,都将抵制他的错误,并且纠正他的无知。”

阿奎那谦称自己是“最卑微的人”,当一个最卑微的人都在抵制错误纠正无知,这说明任何一个人对真理都需要有热情,当然更需要哲学家们的证明和学说,在《引言》中,阿奎那就指出,“所有的人,就本性而言,都是想要认识真理的;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也都想去避免和驳斥错误。”真理是为了消除错误,真理是为了纠正无知,所有人都在认识真理,那么很明显,当有人在理智上犯错,“就是一件特别不适当的事情了”——阿奎那从这个逻辑出发直接就指出了真理对面的错误就是阿维洛伊主义关于理智的错误论断:他们撇开了理智的多样性不谈,只抓住理智在灵魂诸部分中“是不可坏灭和不休的”,从而得出结论说:人的灵魂中除了独一理智实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在死后继续存在的。也就是说,阿维洛伊主义认为,理智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和灵魂之外的独立实体,而且所有人只有一个可能的理智,这种“理智实体论”和“理智独一论”就构成了阿维洛伊的“独一理智”论。很明显,在阿奎那看来,这就是在认识真理上所犯的错误,“上述观点同哲学原理也是相对立的,而且,在每一点上都同与信仰学说的对立一样尖锐。”

为什么阿奎那会认为阿维洛伊主义的“独一理智”违背了哲学真理的意义?既然阿维洛伊主义是阿拉伯世界整个亚里土多德主义的代名词,阿奎那首先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找出其错误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就对灵魂下过一个定义:“物质有机体的第一现实。”灵魂是物质有机体的实体性形式,也就是说灵魂是身体的实体形式,灵魂和身体不可分离,而且,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灵魂的一些部分也是身体的一些部分的现实,按照阿奎那的说法,“灵魂之为身体的现实是一回事,它的一部分现实是身体的现实又是一回事。”在这里就可以区分灵魂的各项工作了,它有具有灵魂的东西和不具有灵魂的东西的不同,而对于前者来说,重要的标志是“展现了生命”,所以理智、感觉,营养、生长运动,这些都是有灵魂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是“运作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中的理智就是“灵魂借以思想和理解的东西”,从这个界定来看,理智就是灵魂的一种能力,灵魂除了理智具有的能力之外,还有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欲望能力、运动能力等。对于灵魂的定义和理智在灵魂中具有的能力,阿奎那认为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两个问题:当亚里士多德说“关于思想或反思能力,我们迄今尚不明了”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说清楚当理智独立于灵魂的其他部分,“究竟是仅仅作为被理解的东西而言”还是“存在于场所之中呢?”仅仅是一种认识还是具有认识的主体作用?考察理智与灵魂其他部分之间的差异时,阿奎那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把这种差异归结为“它是一个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他所说的独立存在仅仅是独立于灵魂的其它部分,和其他部分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在实体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归因子运作的方式”,感觉是一种能力,但是感觉没有认识一切,视觉只认识颜色,听觉只认识声音,而理智却能够认识所有事物,它所思想的便是“相关于可思想的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理智,由于它认识一切事物,也就必定是不掺杂任何东西的”。

它具有独立的认识能力,但它不是独立的实体,从亚里士多德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实可以得出结论,“可能理智属于作为身体的形式的灵魂,正因为如此,灵魂的理智是没有任何身体器官的,但灵魂的别的能力却确实是具有身体器官的。”也就是说,像理智这样的形式,它存在于质料之中而能力却是独立的。这又牵涉出另一个问题:理智是依赖于心像而进行理解的,但是当灵魂脱离了身体之后,为什么还能够具有理智的运作?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可以找到答案,亚里士多德说:“解决它是如何可以独立的以及它之所是乃第一哲学的职责。”把这个问题交给“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对理智灵魂的说法是,它的能来来自于外在的活动主体,是由较为低级的活动主体产生出来的,所以人的灵魂就是身体的现实,它的部分或能力是可能理智,和能动理智一样,都是无法独立的。

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之后,阿奎那也考察了其它逍遥派关于人的可能理智的论述:德米斯提在《<论灵魂>注》中说到了处于潜在状态下的理智和处在现实状态下的理智,在他看来,虽然潜在状态下的理智为灵魂所固有,但是只有在现实状态下,潜在的可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现实可理解的东西,“我虽然是一个由潜在和现实组合而成的理智,但我之所是则是来自处于现实状态的东西。就我思我写的东西而言,虽然它是由一个由潜在和现实组合而成的理智在写,但是,它之在写却不是作为潜在的理智在写,而是作为现实的理智在写。它也正是由此形成它的活动的。”在他看来,理智是人的灵魂一部分,而且人之所以是其所是,就在于理智灵魂的缘故,理智不来自于外部,而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东西,它包含着人的本性。而在阿拉伯世界里,阿维森纳就主张理智是灵魂的一种能力,而灵魂是身体的一种形式;阿尔加扎里补充道:“人的灵魂中存在有两种能力:其中一种是运作的,另一种是认知的。”认知的能力其实就是理智。从希腊人到阿拉伯人,阿奎那考察了不同认识论的观点,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理智是灵魂的一部分或一种能力,由此,阿奎那得出结论:“阿维洛伊并不是一个逍遥派分子,而是逍遥派哲学的叛徒。”

从亚里士多德到逍遥派,阿奎那对阿维洛伊主义的驳斥,更多只是引用他们的观点,所以他在完成前一项工作之后,开始了探究理智能力的理据阶段,“我们现在就必须借助证明的方式来探究所有这一切的理据。”阿奎那的理据其实只有一个:“任何事物就其处于现实状态而言都在活动着;而任何事物都是藉它的形式处于现实状态的;所以,事物最初借以活动的东西必定是形式。”灵魂是身体的形式,所以身体藉着灵魂的形式处于现实状态中,所以灵魂处于现实状态而言都在活动,理智作为灵魂的一部分,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是一种活动的能力而非实体。在这个理据下,阿奎那列举了阿维洛伊主义的一些看法:一个观点是,可能理智的理解原则不是灵魂或灵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实体。按照阿维洛伊的说法,独立实体的理解活动,是藉着心像而与人联系在一起,便成为了活动,所以阿维洛伊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心像,另一个则是可能理智,“可能理智是借助于心像通过其形式连续不断地与我们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当可能理智理解的时候,这个人也就在理解。”阿奎那对于这个观点,似乎很直接地指出:“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当理智和人结合的时候,他就不是一种存在;当理智和人结合,并非只有唯一的原因;形式既是可能理智的形式,也存在于心像之中,这样的结合也不足以解释这个人在理解。

这是阿维洛伊主义的一个观点,既把理智看成是一种独立实体,其认识又在与心像的结合中发生,反过来说,当活动的主体成为一种形式,理智的理解就不可能达到存在。另一个观点是,理智是作为身体的推动者和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身体和理智是作位推动者和被推动者结合在一起的,理智是成为这个人的一部分。身体和理智都是独立的实体,他们是推动者和被推动者的关系,由此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存在。对此,阿奎那认为,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苏格拉底就是由理智和身体组合而成的,得出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个存在者,也不属于一个种相和属相,也不可能有任何活动——因为只有存在者才能够活动;也不可能将理智的理解归因于苏格拉底,“一个部分的活动只有当这一整体是一个存在者的时候才是这一整体的活动。”所以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把理解活动本身看成是身体的现实而不是理智,阿奎那指出,“理解活动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正如视觉仅仅存在于视觉活动之中一样。”可能理智存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之中,而人之为人的特殊运作就是理解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种理解的原则就是理智,“由于它是灵魂的一种能力,而灵魂才是物质有机体的现实。”

很容易看出来,阿奎那对理智能力的探究,最后的理据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对于灵魂的定义,又回到了灵魂作为身体的形式的前提,也回到了理智是灵魂的一种能力的结论,或者说,阿奎那还是在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引用中来驳斥阿维洛伊主义的观点,但是在这个理据阶段,阿奎那指出了理智并不是通过心像或作为推动者与人结合,他总结道:“这样,一个人就不可能支配他的活动,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为他的活动而受到赞扬或谴责,这就破坏了道德哲学的原则。”把阿维洛伊主义看成是对道德哲学的破坏,就很明显认为这不是对真理的一种追求,当然就是一种错误和无知,更甚于就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背叛。

阿奎那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论述到自己对这些错误观点的探究,他其实完成了驳斥的第一部分,既否定阿维洛伊主义的“理智实在论”。接着他开始谴责“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可能理智”的独一论,相对来说,这部分的驳斥和谴责就简单多了。如果按照独一论的理解,那么任何人就只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在理解,只有一个人在意欲,“在人之间,如果就意志的自由选择而言,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就只有一个理智运作在同一个时间理解同一件事物,显然,这是荒谬的,在阿奎那看来,这种荒谬的独一论“破坏了整个道德科学,以及所有那些属于文明交流的东西”,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文明交流是对于人却是自然的。

阿维洛伊主义提出“理智独一论”是不是为了排除理智复多性?排除复多性旨在证明:“凡是经由物质分割而增多的东西都是一种物质的形式,这也就是独立于物质的实体不可能成为同一个种相众多成员的缘由。”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由于物质分割而在数值上相互区别的人中存在着众多理智,而这些理智就是从物质的形式推论出来的,这就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有悖于阿维洛伊自己的独立论,“如果它是独立的,它就不可能是物质的形式,从而也就绝不可能由于身体的增多而增多。”而阿奎那认为,任何一种形式在本性上为某件事物所分有,从而形成某种质料的现实,“它也就因此而能够藉同质料的比照而被个体化和复多化。”所以有许多个身体,就存在有许多的灵魂,有许多的灵魂,就存在着许多的理智。

独一论和复多论的分歧似乎就在于对理智的不同比喻,柏拉图说理智是独立的东西,他把理智比作是太阳;亚里士多德却把理智看成是一道光——光之于太阳,当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但是当一个太阳变成光而发散出去的时候,理智就是“为了看见事物”的许多道光,按照德米斯提的评注,““第一个照明者虽然是一个,但是被照明者和照明活动却是多个:因为太阳虽然是一个,但是你却说光是以一定方式传递给视觉的。”不仅亚里士多德所讲的能动理智不是作为照明者的那个“一”,可能理智也不是被照亮的东西,“实际上只存在有一项照明原则”,在这个照明原则下,理智就不再是如太阳一样是独立的实体,也不再是只有一个太阳,它是哲学照见的能力,它是真理无数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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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面具的日子

编号:C57·2210514·1752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20.90元
ISBN:9787532781096
页数:104页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历法有神圣历和太阳历两种,其中的太阳历又称哈布历,根据该历法,一个月由20天构成,一年有18个月,再加上5天,作为最后的一个小月,全年一共是365天。而最后这5天,便被称作“戴面具的日子”,或“戴龙舌兰叶子”的日子。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首版于1954年,是“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墨西哥文学大师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平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于1954年出版,当时的富恩特斯26岁。全书由六篇充满了文字和思想活力的短故事构成,有对于人类文明的宏观思考,有指向美苏冷战的政治讽喻,有对外族入侵和开明君主的悲剧认同,有对巴拿马运河的离奇隐喻,有对阿兹特克神祇的敬畏,还有对最终毁灭文明的消费主义的嘲讽。整部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开篇的《查克·莫尔》更是富恩特斯最为世人称道的短篇之一,小说的第一句是:“前段时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
《戴面具的日子》: 不遵从此岸时间的流动性

我坐在从前的一片海滩上一一如果我还记得点地理的话——没有海水冲刷。宇宙里除了两颗星星、浪和沙,也没有任何家具。我捡起几根干树枝,摩擦,好长时间,噢,第一点火花……
    ——《发明火药的人》

第一点火花出现,是光,是热,是希望,这是人类文明的起始之火,而“我”也成为了“发明火药的人”。当“我”坐在从前的海滩上,点燃了第一点火花,“我”便成为了文明的开拓者,这是一种几乎原始的存在,但是这却不是从空白中创造的历史,而是被恢复的记忆:从前的海滩是记忆的回归,两颗星星、浪和沙是记忆的复原,摩擦生火是技术的再现——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地下室那本带印刷的书带给“我”的改变。

《金银岛》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英国少年从垂危水手手中得到传说中藏宝岛的故事,地下室里的这本书收复了“我”的记忆和许多事物的节奏,那些记忆以及重返记忆而产生的火,是另一篇《金银岛》,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对原始文明的致敬,而是一种夺取宝岛的征服故事。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其实《发明火药的人》指向的是“进步、工业和文明”的世界,也就是未来世界,那时尚存的不多的知识分子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赶时髦是无知的追赶、对新事物的追赶,后者保持了进步、工业和文明的种种活动,或者说,只有对新事物保持追赶的态度,人类才能找到它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地方——这几乎是对阿道斯·赫胥黎理论的反叛,因为赫胥黎曾说过:“谁建造一座保持四十年以上的大高楼,谁就是建筑工业的叛徒。”

于是,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变成了一场灾难:起先是早饭用的勺子在手里化掉了,绝对正牌的克里斯托弗银勺呈现出的固体液体化甚至气体化的过程,工业文明也开始化掉;之后刀子、叉子也纷纷开始融化,不管什么材质,不管是谁在用,“没撑过七十二小时就都变成了凝胶状”;后来嘴巴里的牙刷变成了塑料小蛇,“我”只好将它一段一段吐出来;写字桌解体成钢块,鞋子像皮质的花张开,衣服一条一条往下掉……这是物解体的过程,也是工业文明解体的象征,即使在这种解体之后工厂迎来了再生产的机遇,不仅失业解决了,自由企业也延伸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私有经济回应着个人日常的要求,以消耗品为主的市场在不断更新中走向丰富、卫生和自由的生活:当那些工具和物品被解体,生活走向了另一个阶段,只要吃维生素片、胶囊和粉末就可以了。

但是解体过程还没有终结,这场灾难还在继续:图书馆里那些书上的字迹像熔浆一样流了下来;24小时作为一天的周期也面临瓦解;所有人的记忆慢慢丧失,“他们一天一天地过,被夹在一秒一秒的墙之间”……在这场连时间都被解体的灾难中,人类如何言说?终于“我”找到了一本还有字的书,它在地下室里,它就是《金银岛》,于是在记忆的逐步恢复中,我变成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少年,变成了在“金银岛”中创造新的文明的“发明火药的人”。赫胥黎的批判变成了《美丽新世界》的寓言,但是从未来发达的工业文明,退回到18世纪的“第一点火花”,是不是重新回到工业文明的起点?一本书。一本带印刷的书,一本在地下室没有解体的书,是不是词语唤醒了人类记忆从而走向了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新时代?

那张可以言说的嘴也解体了吗?《因神之口》是关于嘴的寓言,嘴脱离了人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我”奥利维奥去服装店给它买内衣,把它放在水桶里,听见它的独白,掉在地上又发出尖叫……“你是我的囚徒,奥利维奥,你可以想,但说话的是我。”仿佛是神的存在。后来奥利维奥遇到了特拉索尔,这张嘴又带着她穿街走巷去她想去的地方:文学聚会、马术俱乐部、政治会议、银行家会所,每到一个地方,特拉索尔都在怪叫,都在骂人,“在各处堂皇大厅的墙衣上愤恨地啐口水和血。”但是一张嘴之外还有一只脚的世界,它们急于从那扇门进来,“已经有一只脚出现在门缝、准备好要跳进来,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帮数不清的同伙。”而且一只脚也有独白,也有喊叫,也在大笑,还说着“领圣餐、健康、划破”的话,甚至最后特拉索尔杀死了那张嘴,杀死了奥利维奥,“唇肉瘫在地板上,恐惧地呻吟。”它几乎恳求地喊道:“逃啊,奥利维奥,快逃……我本来没想弄到这个地步……我也相信…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从静静观看里拽出来!”特拉索尔的那把匕首已经在吻没有嘴的奥利维奥中插进了“我”的正中心,于是,门被打开,外面的游行队伍涌了进来,“其中有在走廊里聚集的翅膀和蛇的细碎摩挲,还有弯折的吉他和里面的声音在轻轻唱。”

嘴是言说的嘴,是亲吻的嘴,最后它被杀死,言说终止,但是门外的游行队伍和他们的脚变成了另一种言说,这是言说的替代?这是言说的革命?一张嘴的独立王国被群体性的脚所颠覆,“因神之口”成为灾难的寓言。但是这张最后走向覆灭的嘴是如何出现的?那时的奥利维奥在房间里,时钟即将走向十二点,“高的窗,低的天花板,四壁因为要汇成水泥拱顶苦苦呻吟,是的,它们在逐渐靠近、变窄,这堵矮、那堵瘦、第三堵凸着肚子,另外一堵带玻璃阴道,是通往那座大都市的破地图的唯一迷宫。”拟人化的房子其实是一种这个城市的寓言,“不想接待的访客马上就要到了”,它们扮成玛里亚奇乐队混进来,它们带着谋杀的液体挤进来,它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神话杀人的力量!”但是这不是让嘴走上覆灭之路的罪魁祸首,在美术馆的门口,奥利维奥遇到了堂迭戈,一个矮小、驼背的老人,他带着奥利维奥去参观的是“殖民时期厅”,他还盯着一个十八世纪无名氏的脸看,最后,这个老头却从玻璃窗上跳了下去,死了——一张嘴活了,活着走向了殖民时期,走向十八世纪,当奥利维奥看见门口和十八世纪无名氏一模一样的混血女子,才知道堂迭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奥利维奥所遇见的其实都是已经死去的过去,但是一张嘴却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它带入十八世纪或者殖民时期,是在言说一种记忆?但是,嘴也死于“神话杀人的力量”,记忆是不是也在解体?一张嘴,一种言说,在《兰花连祷》中却指向了“为了世界的利益”的当下。中午十二点醒来的穆列尔,沉吟着“好像纯粹因为音响而被发明的词”,它是巴拿马的脚,“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似乎穆列尔自己也成了词。当他发现尾骨上独立出一个包,后来包越来越大崩了开了,最后变成了一朵兰花,“简直太完美了!”尾骨上的兰花便是新出生的词语,它看上去美丽,但是在尾骨里,出行当然是不方便的,穆列尔将裤子剪了一个洞,让花在那里公开展露,他去了酒馆,和兰花共舞,花甚至也唱着歌——词语在唱歌,这是一种娱乐化的言说。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的穆列尔拿起匕首剪掉了兰花,尾骨上又冒出一个绿色的鼓包。

词语产生,词语吟诵,词语被剪去,词语再产生,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穆列尔的欣喜在于“每支二十美元”,“他再不用干别的,只要每天躺在床上,等十二点到两点之间再开一朵兰花。”但是词语具有“神话杀人的力量”,“正在这时候,毫无征兆地,在花被切断的原地,钻出一根粗糙凶狠的桩。”穆列尔甚至没有机会叫出来,桩钻进了他的腿,在鲜血润滑的作用下进入内脏,吃掉神经,最后让心脏裂成玻璃样的碎渣。第二天早上穆列尔已经被钉死在尖桩上,双臂朝两个方向皱缩——这似乎是十字架上的殉难,但是在没有复活的结局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言和道,只有杀人的词语本身,只有这个被填满了词语的国家,“外面,各种前置词之间,巴拿马把自身的存在挂在自己的牙上。为了世界的利益。”

尾骨上的兰花是这个国家美化却是杀人的词语,指向当下的现实。而《为麦利一辩》则指向了词语的权力和虚无,“麦利是努西塔尼亚人的最高价值。”当努西塔尼亚人从特里布里奥麦利出来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道《麦利令》,包括《人类麦利者宣言》,每人十个麦利比多就可以参观;在非常麦利的麦利坝,他们按组织顺序进场,选举麦利比卡之大麦利者,只有喊出“麦利”次数最多的人才可以最终胜出;在他们看来,麦利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麦利行为,“互相麦利越多,自然会更麦利。”所以努西塔尼亚人自认为是唯一的麦利受托人、诠释人、给予人,他们宣称,“人只有在努西塔尼亚非常麦利的麦利坝才是麦利博,任何其他麦利都是伪书。”

麦利令、人类麦利者宣言、麦利比多的货币,麦利坝、大麦利者……这些组成了努西塔尼亚人的“麦利神话”,麦利是言说的神话系统。但是遥远的吨的顿得利乌萨地开始了征服,他们是穿着兽皮的人,他们掌握了大权,同时宣布“麦利八达且麦利备拉的麦利丰达之麦利比卡”,而按照麦利比卡多的麦利比菲卡人的说法,顿得利乌萨的敌人就是麦利的敌人,而努西塔尼亚人不甘示弱;于是有了反麦利活动,甚至他们认为努西塔尼亚境内外存在对麦利实施恐怖袭击的人;而顿得利乌萨的麦利之父麦利宾的解释是:“除了麦利的、反麦利的、拥麦利的,所有身处顿得利乌萨的人都是麦利的。”于是,努西塔尼亚和顿得利乌萨实施了专家们所谓的冷麦利,努西塔尼亚的口号是:“今天保卫麦利,还是明天变成麦利的。”顿得利乌萨的口号是:“为了一个没有麦利的麦利。”没表示效忠的佩鲁普拉一千国家则认为,麦利仅仅是追求麦利的那种可能性;特罗佩莱塔人则把注意力被转移到对特罗佩莱塔诺问题的形而上追溯,不再关注麦利……

麦利神话和另一种麦利神话,麦利神话中有麦利原则,无论是麦利还是反麦利,无论是没有麦利的麦利,还是麦利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开始了形而上追求,麦利神话其实就是一种命名的神话,一个国家的神话,和尾部开出兰花的穆列尔生活的国家一样,“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而且这也是富恩斯特制造的词语游戏:“麦利”,Trigolibia,是富恩斯特自造的一个词,它由“麦”(trigo)和“吸吮”(libar)组成,音译为“特里戈力比亚”,音义结合的“麦利”也只是一种讨巧,它衍伸出大量新词指向了动作、状态、性质和主体,“对麦利之辩”就是词语之辩:词语到底该走向何方?

印刷之书《金银岛》在解体的未来返回到了文明的源头,这是词语对记忆的唤醒;一张嘴制造的幻想神话最后被群体性的脚所扼杀,这是词语的暴力终结;尾部长出美丽的兰花,兰花又钉死了主人,这是词语制造的十字架;麦利形成了巨大的神话系统,最后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争辩,这是词语的虚无——从未来到过去,到现在,词语如何言说时间?而这种关于言说的难题在富恩斯特的书名“戴面具的日子”中可以得到线索:在所选入的小说集中,并没有《戴面具的日子》这篇小说,所以它是一种总括:不是在“戴面具的日子”里,而是日子本身就是戴面具的存在,也就是说,时间是戴着面具的,当墨西哥的历史变成“戴面具的日子”,是不是需要摘到面具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不是从遮蔽的看见中发现国家的秘密?面具而遮蔽,似乎象征着墨西哥隐秘的过去,而《查克·莫尔》和《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都以深宅的比喻揭开那段“戴面具的日子”,从而真正言说历史。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座古老、消沉、神秘的宅子,就像那面墙,“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在它们中间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已经被传导了一种清醒的放松,一种对迫近之物的体察。”从图书馆到花园到卧室,我一个人寻找着时间的印记,而不断下起的雨则让时间更呈现为流逝的状态。实际上,当我一个人在这幢别墅里的时候,是和城市隔阂着,“我可是住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人中间呀!为什么我不能从这座房子,更准确地说,从对着花园的窗户跟前,把自己拔起来?”没有把自己拔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她的眼睛“像一条路、一片夜景,从皱纹深深的眼皮出发,出发向里,伸向每一秒都无穷的旅途”,她也是“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的存在”。而正是从她身上,从她的信里揭示了“戴面具的日子”:第一封信是:“亲爱的:月亮刚出来,我听她唱;一切都无法描述地美。”第二封信是:“现在开始,再不用写信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两个人在这座城堡里……我们绝不出去,也绝不放人进来……”最后面是一段话,“尊主,这是我们送您的花……”

信和“皇家墓穴”的回声共同组成了历史的言说,这是一处皇家墓穴,信中最后一段话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夫人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时候,原住民代表迎接时说的话——纹章的铭文是一段德语:“卡洛塔,墨西哥女皇”。皇家墓穴、马克西米连一世、卡洛塔指向了19世纪的墨西哥:1859年,墨西哥的君主立宪派想在欧洲的天主教王室中挑选一位王子作为墨西哥的君主,他们找到了马克西米连,由于法皇拿破仑三世鼓动和马克西米连妻子夏洛特(后来的卡洛塔皇后)想做皇后的欲望,马克西米连于1863年同意接受墨西哥皇位;1864年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5月28日韦拉克鲁斯登陆。就任后,马克西米连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法国军队与墨西哥共和主义者的战斗中,他的统治没有得到前总统胡亚雷斯的承认;1866年,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抵抗和美国的反对开始逐步从墨西哥撤军,卡洛塔皇后返回欧洲,到处游说,反对法国撤军,她的努力失败了,并且从未回到墨西哥,而马克西米连拒绝离开他的追随者,1867年5月,克西米连试图突破封锁线时被捕,他最后被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以颠覆墨西哥共和国的罪名判处枪决。

历史在那两封信中被揭开了,这是欧洲和墨西哥的纠葛历史,而自由主义者的国王命丧墨西哥,也是被历史埋葬的牺牲品——这一处的“皇家墓穴”就是折射那段历史,马克西米连一世被困于此并最终枪决,美国的反对和法国的撤军是重要原因,而这幢别墅“豪华是豪华,没法用,法国入侵时期修的”,现在的主人是上过大学的布兰比拉,他设想的计划就是“招待他的美国朋友”,而托我照管,他就是“飞去华盛顿了”——法国和美国是这幢别墅的相关元素,它们指向的就是那段历史,而当宅子还在,意指的是现在的墨西哥到底该如何选择?“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却在另一种时间里叙说着对现实这种“迫近之物”的体察。

《查克·莫尔》是另一个宅子里的故事,是另一种关于墨西哥历史的言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他是一个老职员,但是越来越颓废、忘事,曾经被水利部开除,后来去了奥尔诺斯海滩,住在德国小旅馆,跳了戈布拉达跳舞,半夜里游泳却淹死了。为什么他会越颓废?他的死亡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那些他曾经写下的笔记似乎在言说着他的秘密:“有过确信、纪律、对责任的坚持,不够吗?还是太过了?”他曾经怀疑有责任的生活,认为死亡是青春冒险的巨大报偿;他认识的佩佩已经不信教了,在他看来,“在墨西哥就是这样:要信什么人,先得杀了他们。”他怀疑真实,“真实是倏忽即逝的雪茄烟圈,是哈哈镜里的怪物形象,所有死去的、活着的、被忘记的,难道不真?”实际上,菲利韦托是一个迷惘者,关于信仰,关于生活,关于责任,他已经被抛弃到了边缘——死亡或者是他真正边缘化的写照。

但是,菲利韦托的存在,却带出了一段历史,他固守着父母留下来的那座宅子,波菲里奥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点阴森,但是他却在那里寻找回忆。最为关键的是,他从一家店里买了查克·莫尔的雕像——查克·莫尔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神。这个“真人大小”的雕像在不断下雨的日子里,慢慢“活了”:先是因为水管坏了,查克·莫尔长出了青苔;之后发现它的手臂上有汗毛,后来发现它变了颜色,“黄色,几乎金色,似乎指示我他是一个神,目前还隐忍不发,但膝盖已经放松了不少,笑容也更和善了。”后来,“查克·莫尔站在那儿,挺直了,面带微笑,赭黄色,肚子肉鼓鼓的”,还朝着床这边走来;接着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菲利韦托看来,“把他从隐藏的地方挖出来是人为的、残酷的。”后来查克·莫尔开始“睡到我床上了”,开始在旱季发出低沉的呻吟,开始暴力砸家具,开始偷吃动物——这个在雨天被带回来,被雨“复活”的存在,就是多雨的墨西哥的一种历史存在,但是墨西哥也有旱季,当没有水没有雨,他便开始狂躁易怒,“查克·莫尔习惯被顺从,时时处处,而我不是发号施令那种人,只能一再屈服。只要不下雨——他的神力呢?——他就总是狂躁易怒。”因为不下雨它就会重新变成石头。

被水利部开除的菲利韦托,提出在沙漠降雨的菲利韦托,想要知道水的气味的菲利韦托,一生都在和水打交道,命运之改变也和水有关,甚至最后淹死在水里,这一种水的存在,却在查克·莫尔那里制造了水的暴力,“就让查克·莫尔占着这儿:我倒想知道没有一千桶水他能撑多久。”没有水,查克·莫尔会变成石头,因为水,菲利韦托走向了死亡——在水的双重叙事中,墨西哥的历史被翻开,一个墨西哥文明的代表,一种土著的传说,它被发现,它被唤醒,它被遗弃,最后以石头的方式回归历史。但是这一页被打开,它对于现实来说,则意味着对墨西哥命运的再一次关照——当我把棺材运到菲利韦托家,准备在那里安葬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出现,不是菲利韦托用想象制造,也无法用不提供水的暴力消灭,它是一种复活,却让神变成了真实的人,甚至是一个迎合某种现实装扮起来的人,“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

失去记忆而找回记忆,这是从未来回溯文明原点的神话;言说是词语的一次灾难,整个国家被词语所填满,这是现实制造的词语寓言;从幽深的宅子回归历史,揭开“戴面具的日子”,这是从历史面向现实的可能,但是在“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未来,言说从来不固定为唯一的方式,也从来不是上帝的权利,对于墨西哥的命运来说,仅仅是言说本身,最后在言说里一切的现实都被埋葬:“没关系,我什么都知道,请让他们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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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书写札记

编号:Y23·2210514·1751
作者:【法】罗贝尔·布列松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305090790
页数:122页

布列松说:“不要演员。不要角色。不要表演。”布列松说:“一个目光就能激发一股激情,一桩谋杀,一场战争。”布列松说:“电影书写是一种用运动画面和声音构成的写作。”《电影书写札记》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罗贝尔·布列松唯一的著作,是作者关于“电影书写”思考片段的汇集,写作跨度长达二十五年,这既是他的工作日记,又是一束思想火花,集中展示了其独特的电影观。在这部格言集中,布列松对电影艺术(cinématographe)和电影(CINEMA)进行了区分,认为电影不过是拍照的戏剧,而电影艺术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形式,通过剪辑造就了一种由动态画面和声音构成的艺术作品。相应地,作者也区分了模特(modèle)和演员(acteur),主张使用模特,即从未参加过表演的非职业演员,拍摄电影。书中另有大量布列松对文学和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的思考,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位电影大师的影片。
《电影书写札记》:两次死亡和三次诞生

不要演员。不要角色。不要表演。

不要演员,也不要指导演员;不要角色,也不要研究角色;不要表演,不要“简单地”表演,不要“在内部”表演,而且“一点也不要表演”。一切都在否定,一切都在解构,布列松甚至把传统的电影规则都推向了否定:不要有场面调度,不要有电影工作者,不要熟练的技巧,不要用你所采用的手段之外思考电影,不要展示事物的所有侧面,不要仅仅能发现可解释之物的心理学,不要伴奏音乐,不要支撑或加强的音乐……“不要”仿佛是布列松站在电影世界里的大声呐喊,他大力地摆手,他用力地摇头,而当这一切都被否定都被拆解都变成了减法,对于电影来说,到底还剩下了什么?

甚至,对布列松来说,不要电影。他所说的是“影片”,他认为有两种影片,一种是使用戏剧手法和摄影机进行复制的影片,它需要演员,需要场面调度,需要技巧,需要心理学,需要音乐,还有一种是“使用电影书写手法和摄影机进行创造”的影片——创造区分与复制,需要的是从未参加过表演的非职业演员,需要的是画面和声音的对等性,需要的是画面和声音激发场外的艺术要素,需要的是多方位取景以获得绝对的效果,需要的是聚集在动作和运动上的摄影机拍摄……当布列松需要创造的影片而不是复制的影片,他的观点在非此即彼中明确指向了否定“电影”的另一种存在:电影书写。

电影不是拍摄和复制的电影,电影是一种书写——当布列松在笔记本上写下电影札记,那些片段的而非系统的句子,那些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思考,那些随意而非全面的文字,也成为了关于电影的一种书写,用书写电影的方式阐述“电影书写”,布列松就是创造了一种文本,而在这个文本里,电影到底应该如何书写?“电影书写”所针对的是“电影”,而“电影”在布列松看来,指向的是戏剧,是“戏剧的可怕习惯”,在他看来,戏剧艺术清除了自然之物,“以便求得某种通过联系去学习和保持的自然味”,所以影片中没有比戏剧的自然味更为虚假之物,它生搬硬套,仿照学来的感情,“做出一个动作,说出一句台词,觉得这般做或那般说更具自然味,这本身就很荒谬,在电影书写中没有任何意义”;有声电影向戏剧敞开大门,但是戏剧却独占其位,“戏剧和电影书写若强行婚配,势必会两败俱伤。”因为戏剧在电影周围已经布上了铁丝网,根植于戏剧的电影中,“不能期待任何东西”,因为戏剧和电影完全是“相信和不相信的交替”;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戏剧之上的电影利用场面调度,利用技巧,利用音乐,利用摄影机的复制,以及利用演员的明星体制,只不过是失去电影真正创造性、本真性的东西。

无疑,以演员为代表的的“明星体制”是布列松反对甚至攻击的目标,“从一部影片到另一部影片,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都是面对一些无法相信的相同面孔。”它蔑视的是新生事物,它破坏的是不可见物的强大吸引威力,它制造的是“众多的可能性和结果之间那可笑的比例”,所以当这种新生事物和不可见物的威力被相同面孔取代,当可能性和结果呈现了可笑的比例,那么只能宣告“电影的失败”。电影的失败无疑是因为在复制中扼杀了创造,那些可能性、新生事物、自然都失去了书写的意义——在布列松竖立关于“电影”的靶子时,他找到了那个“X先生”:X先生模仿天性并不模仿的拿破仑;X先生让摄影机左右奔跑上下飞舞但是影片却静止不动;X先生的电影大呼小叫,“俨然像在戏剧里”;X先生的影片把东拼西凑当成是魅力;X先生的电影向四面八方开放却只是一盘散沙;X先生的电影是文学的感染,它以连续的事物进行描写;X先生露出两只凶狠的眼睛,装出和善的目光,用一张苦涩的嘴巴喋喋不休、逐字逐句地反驳道:“明星体系,其中的男男女女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幻觉式)存在。”

X先生是谁,这个符号化的存在是一种特制还是一种普遍存在?布列松将其命名为“X”仿佛更像是为电影打下了一个否定式的、加粗的叉。当影片不要这一切,“电影”如何成为布列松的“电影书写”?“电影书写:写作的新方法,因此也是感觉的新方法。”它是写作的方法,它是感觉的方法,它本质上就是对于电影本质的写作和感觉;“电影书写的场域宽广无边。它给你一种无限的创造威力。”电影书写表达的是新生事物,电影书写是一种“持续地相信”的书写,电影书写是从感情引发事件而不是从事件激发情感;“能体现电影书写崇高价值的影片,才能称之为好影片。”这个崇高价值就是要捕获真实,电影书写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不是小说的真实,也不是绘画的真实,而是以特定手法捕获的真实,这个崇高价值是让演员“犹如身处异国他乡”,她甚至不会说该国语言,这个崇高价值就是让画面成为一种终极存在,“电影书写是一种用运动画面和声音构成的写作”,以此获得的表达手法既不分析也不解释,而是重新构建。所以,在电影书写中,就是不断进行战斗,就是让画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就是让演员表现最真实自然的状态,就是要激动人心——甚至,在布列松看来,“拍片。置身于浑然的无知,钟情于强烈的好奇,当然还需有先见之明。”

电影书写是一种魔术般的存在,勒克莱齐奥在“序言”中说,布列松用“电影书写”这个晦涩的名称赋予这门艺术,是将卢米埃尔兄弟的发明变成了感性甚至感官的游戏,“这些笔记,梦想和激情,向我们展示了肉体与精神的互补性,展示了形体的语言,声音的语言。”艺术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也存在于眼睛中、耳朵里、皮肤上,他用形象的比喻说,“因为树叶的抖动”,所以人们看到了树木。树叶的抖动是一种随机的、即时的、偶然的动作,却也是指向了它的本质、它的自然、他的表达,甚至树叶的抖动就是一种纯粹的、简约的存在,是一种唯一的、不可模仿的过程。

布列松的树叶是如何在抖动中完成电影书写?不要演员,是因为需要模特:模特是“封闭在神秘外表下的模特”,是如蒙田所说“全身都是面孔”的模特,是走出自身在他者中看到自己的模特,是纯粹的本质的模特,是“不可模仿的灵魂与肉体”,对你的模特们说:“既不要扮演他人。也不要扮演自己。不应该扮演任何人。”对你的模特们说:“要像对你们自己说话那样说话。”要独自而不要对话。他是自然的、本质的、纯粹的,他就是他自己,就是在电影书写中的自己,“他身居内部的方式。唯一的不可模仿的方式。”抛弃了摹仿论,就是抛弃了演员论,就是抛弃了电影论,在模特、创造和电影书写中,布列松打开了那个真正只要能通过树叶的抖动而看到树木的简约世界。

简约是一种精确性:“控制事物的精度。充当精密的仪器。”简约是一种直接性,“每个取景都要找到其新的妙趣,我所想象之物的妙趣。直接的发明(再发明)。”简约是一种无意义,“要潜心研究无意义(不具有意义)的画面。”简约是一种不可重复性,“同一个画面,若从十条不同道路获得,将是十次不同的画面。”简约是一种唯一性,“不要展示事物的所有侧面。不确定的边缘。”简约是一种偶然性,“拍片就是走向相遇,意外中没有任何你可以秘密期待之物。”简约是一种可能性,“要确信已经竭尽所能。挖掘出静止和沉默所传达的东西。”简约是一种真实性,“要成为第一个这样的人:见到你所见之物,正如你实际所见的那样。”简约是一种过程性,“拍片并不是要做出终极作品,而是在做准备。”精确性、直接性、不可重复性、偶然性、可能性、真实性恶核过程性,简约的诸多特点其实凸显的就是一种为其所是的存在,它是感觉,是自然,是材料。

所以树叶抖动而看到树木,对于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来说,需要的是一种能喷射力量的目光,“一个目光就能激发一股激情,一桩谋杀,一场战争。”拍摄一部电影,就是要让目光看见身体的、物品的、房屋的、街道的、树木的、田野的“可见的说话方式”,让目光进入其中,而在剪辑时,更是要通过目光将人物和人物、人物和物品连接起来。需要的是一种运动,它能够打破平衡“以便重新平衡”,它接近肉体,抵达内部,电影书写的影片就是“由清晰可见的内部运动组成的影片”。需要的是声画的表现,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看见时看见,听见是听见,“电影书写的威力,以可调节方式调动两种感官。”而影片就是和你紧闭双眼所看到的的影片相像,“你应该能够时刻看到它,并且能够整个地听到它。”需要一种自动型,自动即即兴,“即兴拍摄,使用陌生的模特,在预料之外的地方,能让我保持在一种警报的张力状态中。”

即兴、陌生、预料之外,并非是一种混乱,一种随意,而是回归电影书写的本质,从而回归电影,就像一个人,“人们通过手、头、肩膀等能表达不知多少事物!又有多少无用又冗长的言语正在消失!多么简约!”不要理性,不要规则,不要语言,“正在苏醒的画面簌簌振翅。”在这个被书写的画面真正苏醒之前,布列松其实也遭遇了死亡,“两次死亡和三次诞生”的过程就绘制出了关于电影书写的一条鲜活的轨迹:“我的影片首先诞生于我的脑海中,然后死亡于剧本上;它又通过我所使用的活人和真实物品复活,然后又被杀死在胶片上,然而一旦被摆放在某种秩序中,被放映在银幕上,则像水中的花朵跃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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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与太阳

编号:C38·2210514·1750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7.40元
ISBN:9787532786831
页数:392页

“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她始终期待着很快就会有人挑中她,不过,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诺言。《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后诺贝尔时代”的一部作品,故事虽然以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为背景,本质上却直指“人心”。作者通过机器人的冷峻视角,但以其一贯细腻内敛的笔触,揭示了现代人价值观的分裂与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牵绊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意义。石黑一雄在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后,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爱?爱能赢跑时间吗?“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
《克拉拉与太阳》:它捕捉到的正是镜像

“克拉拉,我们不是在请你训练新乔西。我们是在请你成为她。”
    ——《第四部》

训练不是为了复制,而是要“成为她”:成为就是超越模仿,成为就是实现延续,成为就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感情和理性,包含着“人心”,从外延到内涵,完全“成为她”——但是仅仅是一个人工朋友的AF,真的能代替可能走向人生终点的人类,真的会完完全全实现延续而最终成为的一个独立的人?

这是在友人公寓里实施的项目,这是肖像画师那里进行的计划,当母亲、画师卡帕尔迪甚至父亲都告诉了AF克拉拉这个“成为”的秘密,只有乔西还不知道真相,在那一刻,她甚至就已经被抽离了:悬浮在半空中,身体前倾,双臂张开,十指展开,静止于某种状态中,就像是一个“空壳”,而且和转过那个L形弯的克拉拉形成了某种对比:乔西的双脚刚好到克拉拉的肩膀,这个对比的位置让克拉拉成为乔西的观察者:“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她被冻结在了摔倒的那一刻。”一种隐喻:患病的乔西即将被冻结,即将摔倒,却成为了一个悬浮的物,在被定格中,克拉拉再不是AF,而是进入其中延续她、成为她,从而完成关于生命最本质的交换。

卡帕迪尔说:“这个新乔西不会是一个模仿品。她真的就会是乔西。是乔西的一个延续。”母亲说:“你会成为乔西,而我会永远爱你,胜过除你之外的一切。所以,为我做成这件事吧。我在请求你为我做成这件事。”父亲似乎有些担忧,他问克拉拉的是:“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在他看来,人心不是一个器官,而是这个词具有的文学意义,是让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难道你不认为,要想真正地学习乔西,你要学习的就不仅仅是她的举手投足,还有深藏在她内里的那些东西吗?难道你不要学习她的那颗心吗?”对于卡帕迪尔的目的论,对于母亲的请求,对于父亲的疑问,克拉拉的回答是:“乔西的心很可能就像是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间套着房间。但如果这是拯救乔西的最好办法,那我会尽我的全力。”

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里更多的是作为AF对任务的某种执行,是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或者说,克拉拉做出这样的回答仍是基于她作为一个能观察、有着特殊记忆、超越其他人工智能智慧的AF而言的,当乔西还在真相之外为肖像画做准备,乔西和克拉拉,其实就已经显出了他们不同的一面,甚至这种区别才是本质性的——或者克拉拉的肯定和自信还只是作为乔西的一幅画、一件雕塑甚至于一种躯壳而存在,不然她为什么最后会向父亲保罗建议:只要真正摧毁那台制造了黑烟的库廷斯机器,乔西才能痊愈,这才是让乔西真正成为自己、成为父亲和母亲不留遗憾的女儿的关键,“那样的话,卡帕尔迪先生、他的肖像、我学习乔西学得能有多像,这些就全都不重要了。”

尽全力会成为完完全全的乔西,只要摧毁带来黑烟的机器才能拯救一切,这似乎就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替代中的生成,是基于一种对AF的肯定而做出的人类计划;一种是破坏中的解救,是对人类既定规则的遵从——因为AF是永远无法取代人类而“成为她”的。至少在克拉拉看来,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而且她的判断明显偏向于后一条道路,因为只有摧毁了库廷斯机器,去除了被黑烟笼罩的黯淡世界,给予滋养的太阳才能照见所有孤独、患病的人类,让他们找到爱和自我,让他们告别痛苦,甚至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中,那些AF也才能更有力气更有能量。

所以在解救人类的道路上,至少有三种方式:克拉拉与太阳,以及摧毁库廷斯机器,克拉拉和太阳作为正面的存在,而库廷斯则作为负面的存在,当人类与这三者共存,他们走出孤独和痛苦以及病痛的折磨,就变成了一种多元论选择,但是其实,人类的选择又是那么脆弱,他们甚至只能作为旁观者来等待命运的改变。所以这个人类的难题就留给了AF的克拉拉,只有她知晓其中的秘密,只有她在中间做出努力和牺牲,只有她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乔西,也只有她可以向太阳请求,只有她知道摧毁库廷斯的办法——所以,在这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可能选择中,石黑一雄给了克拉拉完全的视角,给了她一个“我”的人称,给了她完全属于人类的情感——但是她毕竟是一个AF,这个“我”是不是更会陷入人类编织的脆弱世界?

在克拉拉第一人称的叙述中,石黑一雄制造了“我”的命名世界,它们是Beggar Man(乞丐人)、RPO Building (RPO大楼)、the Sun(太阳)、the Manager(经理),甚至“母亲”、“父亲”、作为坐标的“中岛”、普通存在的“大开间”……首字母大写的行文规则石黑一雄留给克拉拉的规则,世界完全进入了AF观察和命名的特殊存在中。而起先被安排在商店自己位置上的他们,总是等待有人将他们带走并成为他们的AF——只有在人类的世界里,他们才是AF,而在商店里,他们只是一个机器,一种商品。那时的克拉拉一直想要走出橱窗,这种渴求与太阳的滋养无关,与被人选中无关,“我一直渴望着看到更多外面的世界——看到它全部的细节。”渴望看见更多外面的世界,就是渴望进入自我命名的人类世界,只有进入其中,作为观察者才能发现他们的孤独,才能体会他们的痛苦,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

“一个那样的孩子,没有AF,一定会非常孤独的。”这就是经理对克拉拉说的话,这是关于人类孩子生存状况的描绘,而当乔西从车里下到人行道上,从“严禁停车标牌”那里望见橱窗里的克拉拉,反而是克拉拉完成了一种看见:“她苍白又瘦削,就在她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看出了她的步态和其他的路人不一样。”乔西就是孤独的孩子。但是她在看见橱窗里的克拉拉、克拉拉完成对她的看见,人类和AF第一次有了交流:“有那么一回,就在她们走出我的视线之前,乔西回头看了我一眼;虽然这样做会打乱行走的节奏,但她还是向我挥手告别。”这是一种消除恐惧的交流,对于乔西来说,她希望能拥有这样一个AF,这样就能找到彼此,而对于克拉拉来说,那目光中的善意让她放心自己不会像其他被带走的AF那样最终会被孩子扔掉——最终,乔西和克拉拉在一起了,“乔西迫不及待地朝我走来。她伸出双臂环抱我,将我拥入怀中。”

这是乔西和克拉拉关系的起点,但是沿着这个起点向前,关于人类和AF之间的区别,或者关于AF的真正功用便一步步显露出来。克拉拉开始学习,开始观察,开始融入乔西一家的生活,对于她来说,这就是自己渴求的外面的世界,当她不再站在橱窗里,她超越了自己作为第三代商品的属性。而在和乔西建立的关系中,她也不断更新了她的认知和情感系统。开交流会是她对乔西的第一次全面观察,乔西邀请的特殊客人是里克,但是那天乔西非常焦虑,里克告知了克拉拉乔西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会改变,而克拉拉很快理解了里克的担忧:“我看出来了,里克害怕乔西会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人类会变,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里克的担心是乔西会成为别人,而不再是自己想要在一起的乔西——乔西曾经就说过,她和里克之间早就定好了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一种懵懂的感觉,一种像是爱的情感,“这事儿变不了。”乔西说。

如果开交流聚会认识到乔西的变,克拉拉只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而摩根瀑布之行,克拉拉便面临了自己身份转换的问题。本来乔西计划带着克拉拉去看摩根瀑布,但是母亲发现乔西的行走出现了问题,便敏感地察觉到乔西又病了,母亲阻止了她,却带着克拉拉开启了摩根之旅,但这根本不是一次观赏瀑布的旅行,母亲让克拉拉做出乔西的动作,克拉拉学着乔西的动作,但是母亲却说:“不。那是克拉拉。我要乔西。”克拉拉的回答是:“嗨,老妈。我是乔西。”克拉拉把母亲叫做“老妈”,但是母亲却依然叫她“克拉拉”,这无疑形成了一种差别,而母亲此次的目的也显露出来,让克拉拉不断接近乔西,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模仿,“也许,我俩可以偶尔再去那里一趟。在乔西身体不好,不能外出的时候。”

摩根瀑布之旅像是母亲计划的一部分,回来之后克拉拉发现乔西似乎对自己冷淡了许多,更为奇怪的是母亲也疏远了克拉拉。“我渐渐看清了人类,出于逃避孤独的愿望,竟会采取何等复杂、何等难以揣摩的策略,我也明白了摩根瀑布之旅的结果可能自始至终都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这是克拉拉思考的一部分,似乎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思维,至少超越了乔西。乔西的病越来越严重,她和里克的也总是发生矛盾,他们玩的泡泡游戏里那些填充的文字都是乔西的渴望,“真希望我能走出去,去散步,去跑步,去踩滑板,去湖里游泳。可我不能,因为我妈妈有勇气。所以,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生病了。对此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疾病让她远离了摩根瀑布,让她的渴望化为泡影,让她和里克产生了隔阂,但是她却还是回到了克拉拉这个AF的身边,将她命名为最好的朋友。从冷淡到回归,乔西和克拉拉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部,克拉拉也让她告别了孤独,但是疾病之困却无法解除,而这正是母亲需要实施那个“成为她”的计划的根本原因。

让克拉拉延续乔西,成为乔西,而且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这能不能实现?母亲因为担心乔西会和她的姐姐萨尔那样,在疾病的折磨中最终离开她,在经历了一次死亡之后,母亲直言再也无法承受失去乔西的痛苦,所以她必须让克拉拉成为乔西,“但我一直咬牙坚持,借用你的话说,是因为哪天我一旦停下,乔西的世界,我的世界,就会崩塌。”克拉拉接受了这个计划,并力求自己成为乔西,但是她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解救了乔西,化解了母亲的焦虑——那就是寻求太阳的滋养。太阳是克拉拉世界中最大的希望,在橱窗里的时候,她曾经用自己的手触及太阳图案获得了力气,她曾经看见咖啡杯女士和雨衣男人在分离中重新拥抱在一起,她曾经发现乞丐人和狗一起死去却在太阳的滋养中重新活了过来,“太阳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滋养救了他们。”这是克拉拉形成的一个意念,所以在乔西陷入困境的时候,她也开始了和太阳的对话。

克拉拉从乔西的房间望出去,看见了最远处的那片田野,田野的尽头是一个四方形的黑影,那是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摩根之旅后乔西陷入了另一种迷惘,克拉拉去往谷仓寻找太阳的踪迹,“谷仓内部充盈着橙色的光芒。半空中飘浮着干草的颗粒,好似黄昏虫,他的图案洒遍了谷仓的整扇木门。”于是克拉拉面对太阳的图案发出请求:“请让乔西好起来。就像您让乞丐人好起来那样。”克拉拉知道太阳并不愿意对乔西做出承诺,因为慈悲为怀的太阳“依然无法将乔西与其他的人类区分开”。而在卡帕迪尔、母亲以及父亲联合实施的“成为”计划中,克拉拉面对已经越来越糟的乔西,再一次来到了谷仓,再一次开始了请求,“请向乔西展现您特殊的仁慈。”在太阳的光芒中,在被照见的相片中,在相片的田野里,在田野的羊群中,克拉拉对着太阳的请求实际上并不只是为了乔西的健康,更是为了里克和乔西能够一起在爱的世界里:“他俩都还非常年轻。如果乔西现在离世,两人便将就此永别。要是您能够赐予她特殊的滋养,就像我那天见到您拯救乞丐人和他的狗那样,乔西和里克就能携手走进成年后的人生,正如他们在那幅善意的画中希冀的那般。我本人可以作证担保,他们的爱牢固而持久,一如咖啡杯女士和雨衣男人的爱。”

克拉拉的请求终于有了回应,太阳射进了房间,太阳的滋养涌入房间,乔西开始慢慢恢复,最后她完全走出了疾病,“实证明,太阳特殊的滋养对于乔西就像对于乞丐人一样有效;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过后,她不但变得有力气了,还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成人。”而里克和她之间永恒存在的东西,即使在乔西去上大学之后两个人分开而不在一起,里克却说,“我想我要说的是,在某种层面上,乔西和我永远都会在一起——某种深度的层面上,哪怕我们踏进了外面的世界,从此再不相见。”乔西终于开始了她人生之路的另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她临行前抱住了克拉拉,而克拉拉也说出了“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我”的感激之眼,即使乔西离开,她最后还是回望了克拉拉,就像她们在橱窗里第一次见面,看见和被看见构成了超越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情感。

但是这个结局显得太过理想化了,是不是石黑一雄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太过乐观:太阳的滋养解救了乔西,甚至只是在克拉拉虔诚的请求中轻易就完成了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这真的是石黑一雄的乐观主义?太阳滋养了处于困境的人类,或者只是一个隐藏矛盾的寓言,一方面,求助于太阳,说明克拉拉“成为她”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也就意味着人类和人工智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克拉拉有极强的观察能力,有很好的记忆力,再加上不断培育的情感,学会的“人心”,她已经成为了乔西,但是这个乔西依然是“类乔西”,乔西的孤独克拉拉能解决吗?还有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克拉拉能调解吗?父亲被人替代的命运,克拉拉能避免吗?

最关键的是,克拉拉去谷仓呼唤太阳,发现太阳并不是真的在谷仓里,“而是某种有镜面的东西碰巧被人落在了那里”,那是麦克贝恩先生或者他的某位朋友将长方形的玻璃叠在靠墙的位置上,太阳才反射出光线,也就是说,太阳是太阳的镜像,“此时,就在这太阳下山的最后时刻,它捕捉到的正是太阳的镜像。”镜像便是相反的存在,镜像便是虚构,镜像甚至会成为一种异化,而真正“成为她”绝不是镜像。“成为她”就像父亲送给乔西的那个礼物,“所有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都是反的,却从来没有人提意见——这事儿难道不奇怪吗?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你真正的模样。”一面能照见真正模样的镜子,才能“成为她”,而这个“成为她”就是让乔西依然成为自己,让人类依然是人类。在这个从镜像回到真正镜子的寓言里,石黑一雄似乎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隐藏了。

克拉拉知道要解救乔西甚至人类的孤独、痛苦,必须将库廷斯摧毁,而且她也把真相告诉了父亲,父亲也答应了这个摧毁计划,但是要摧毁库廷斯机器,需要的是克拉拉身上的那种溶液,当克拉拉的溶液被取出,她自己也可能面临危险。父亲开始了这个计划,但是之后却只字未提这个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结果,它被隐藏了,但其实这个线索才是真正关键的:当人工智能无法“成为她”,只有用AF的功能性溶液才能摧毁库廷斯机器,这是机器对机器的战争,这是人类所有发明的目的——回到机器本身,克拉拉才是那个无关人类真正命运的“我”,而属于AF的故事最后就像“经理”一样,再没有回头,继续进入机器的世界,继续开始机器的旅程,“可她只是凝望着远方,望着地平线上那台建筑吊车的方向。接着她又继续迈开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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