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卡洛斯·富恩特斯预览模式: 普通 | 列表

戴面具的日子

编号:C57·2210514·1752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20.90元
ISBN:9787532781096
页数:104页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历法有神圣历和太阳历两种,其中的太阳历又称哈布历,根据该历法,一个月由20天构成,一年有18个月,再加上5天,作为最后的一个小月,全年一共是365天。而最后这5天,便被称作“戴面具的日子”,或“戴龙舌兰叶子”的日子。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首版于1954年,是“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墨西哥文学大师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平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于1954年出版,当时的富恩特斯26岁。全书由六篇充满了文字和思想活力的短故事构成,有对于人类文明的宏观思考,有指向美苏冷战的政治讽喻,有对外族入侵和开明君主的悲剧认同,有对巴拿马运河的离奇隐喻,有对阿兹特克神祇的敬畏,还有对最终毁灭文明的消费主义的嘲讽。整部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开篇的《查克·莫尔》更是富恩特斯最为世人称道的短篇之一,小说的第一句是:“前段时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

 

Tags: 戴面具的日子 卡洛斯·富恩特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445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编号:C57·2160516·1296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0.60元
ISBN:9787544732550
页数:513页

“每一部小说都必须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同时又高于历史。”但是当墨西哥经历了政权更迭的20世纪,它到底会书写怎样的历史?德国移民后裔劳拉·迪亚斯在悲欢离合中见证了墨西哥从1905至2000年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劳拉的一生和家世,展现了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但是历史或者并非是一个被看见的历史,在其内在的轨迹里,却有很多无法看见的东西,甚至有荒谬和谎言。所以,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小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的第一句是:“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没有别的祖国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从德国而来,是为了改写自我的历史,而被砍掉的四根手指即使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见证,对于他们来说,不幸永远无法忘记的,逃离意味着出发,而“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引用母亲这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来表达出发的无奈,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需要消灭背景,消灭历史,甚至消灭身体,四根手指的伤痛被掩盖在棉花手套里,就像外省人被践踏的尊严被掩盖在卡特马哥的迁徙中,但是作为被取消的历史,真的不会在异域里成为新的不幸源头?“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费利佩的坚定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是为了刻意遗忘历史,但是当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消失在1905年的松戈里卡的圣婴节时,连同可以赎罪的信仰也不见了。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Tags: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卡洛斯·富恩特斯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971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编号:C57·2130825·1007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2版
定价:36.80元亚马逊26.20元
ISBN:9787544732543
页数:414页 

“太阳在世界的天空燃烧并熄灭,毁灭与更新周而复始,但在所有这些太阳之中,有某种东西一直在墨西哥闪光、炽热。”墨西哥起源于何时?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墨西哥人把人类的时间及其语言记录在交替出现的五个太阳的历史里,这就是水的太阳、土的太阳、火的太阳、风的太阳和我们的太阳。在玛雅的金字塔和阿兹特克的古老神灵中,在西班牙人的征服和马琳切的背叛中,在革命起义的旗帜和现代化的探索征程中,富恩特斯以深深的民族情结,将墨西哥的起源、历史、文化层层剖开,向我们展现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带领我们感受墨西哥人民为争取自由民主而进行的不懈斗争。黑色封面上“熔史诗、传奇、小说于一炉的巅峰巨作”的话语有一种膜拜的欲望,最接近墨西哥民族精神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创造了一个英雄世界,展现出墨西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而或许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对于这位“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逝世的缅怀。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权力倒下,土地继续存在

你不会认你的,小黑孩儿;他不会把你当儿子,只会把你当奴隶;背着孤儿的身份,你要让别人承认你,你能依靠的只有你婊子娘给你的这双带刺的手。
                ——《混血·玛琳切》

混血是土地上的碰撞,混血是男女欲望的交媾,混血是权力之死和语言的复活,混血是忏悔和背叛——当她脱掉衣服,露出“苗条又丰腴,实在而虚飘,集合了兽性与人性、癫狂与理智”的身体时,新的命名就开始了,翻译兼情人,对于这个印第安部落酋长的女儿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她所改变的不是自己混血的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在西班牙统治下墨西哥人的命运。“我是女神玛琳辛,婊子玛丽娜,母亲玛琳切。”三种不同的命名对应着不同的命运:就在她父亲把她和其他印第安女孩一起献给科尔特斯做女奴的那天,施恩会教士奥尔梅多为她取了教名“玛丽娜”,将她变成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徒。而她的名字叫玛琳辛,是“忏悔”的意思。但是在她的族里,她叫“玛琳切”,是一个叛徒。玛琳辛,玛丽娜,玛琳切,是女神,是婊子,是母亲,而在这个多重身份的女人身上,就是墨西哥整片土地的隐喻,神权、政权和人权之间的替换和切割使这片土地带上了混血的色彩。

科尔特斯挑她做他的情妇和翻译,而她给征服者生了一个儿子,作为墨西哥的第一个混血儿,这是背叛的延续,从此一个混血的墨西哥诞生了,历史在交媾中成为一个传奇,而混血的历史里从来没有安逸,没有荣耀,没有征服:只有背叛和灭绝,只有隐藏的爱和梦想:“我的儿啊,总有一天,你的等待会得到补偿,在辽阔的墨西哥高原上空的幻景里,善与福之神会重新出现在一座教堂或是一座金字塔的后面;但要他回来的话,只有从现在开始,我的婊子儿,你自己就准备着让他重生;你得成为羽蛇,插上翅膀的土地,泥做的鸟儿,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狡诈而愤怒的儿子:你是我唯一的遗产。”等待和重生,是不是一个混血的墨西哥必然的命运?

必须有一个起始,这是关于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题,但是用什么方式开启墨西哥的历史?是大地上长出第一株玉米?还是特奥蒂瓦坎众神开始群集?或者是谁说出了第一个词?是的,当人类和语言成为神的荣耀,他们的信仰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然而,所有关于创造的神话都包含着有关毁灭的警告。”这是一个神权的开始,必然包含着死亡的警告,墨西哥古神查克莫的 神像保存在如今的博物馆内,但是作为神权的一种象征,查克莫却在那个潮湿的地下室了里,它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古老土地上的逝去的膜拜?“浑身盖满了淤泥”是神的命运的写照,“这让它看上去奇丑无比,像是患了丹毒,一身青色,只有眼睛无恙,还是石头的模样”,而这“永劫回归”的神权在墨西哥大地上隐含着这样的规则:要想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杀死查克莫还是杀死不信基督的无神论者,是杀死神权还是杀死对神的膜拜?而一个被埋葬的古老神话的启示意义是,他在人类的社会里,神权的覆灭和复活同样是一个隐喻:“我再一次抚摸查克莫。它变硬了,但没有恢复成石头的质地。我写不出来:在它的躯干上,有着某种像肉一样的东西,按上去像是橡胶,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尊斜卧着的雕像里流动……晚上我又下去看了一次。毫无疑问:查克莫的手臂上竟长出了汗毛。”

脸上挂着微笑,浑身黄褐色,以及肚子里的肉色,查克莫已经完全从死亡的神像中复活成为一个人,但是对于没有回程车票、只有被禁了报纸的费里贝托来说,死亡只不过是一个轮回,一种宿命,要相信一个人,就得杀了他,那么如果看见神的身上盖满了泥土,看见神的毁灭,是不是也会被杀死?“如果查克莫成了人,那么它千百年的生命可能会在一瞬间聚集在一起然后消亡于无。但这也意味着我的死亡。”而现实的费里贝托早就在圣周期间溺水身亡,公文包里没有对神的忏悔,也没有对神的亵渎,那唯一属于人类的逃跑计划便是:“我需要晒晒太阳,游游泳,恢复体力”,而真正的原因,是人从神权的倒塌中看见了自己的宿命,看见了自己无法避免的死亡。

“在这些古老的墨西哥创世预言中,我们难道没有看到一面镜子吗?这面镜子正照出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照出了我们在生的希望和死的必然之间,在先进的人文、科学、伦理意识和糟糕的对于毁灭、沉默和死亡的政治无意识之间固有的分歧。”这是神和人之间的镜子寓言,而这面镜子也是夜神特斯卡特利波卡送给魁扎尔科亚特尔的那个礼物,这个在墨西哥宇宙起源中最受人敬仰的神,却从来没有看见过镜子,也没有看见过自己,当他打开这个用棉花包裹的礼物,那一面镜子里照出了羽神的面孔和投影,这对于魁扎尔科亚特尔来说,是自我的迷失,因为他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神是没有面孔的,代表着永恒的。而在镜子里,他看到一张和人酷似的面孔,人成为他身上永远的影子,所以他害怕自己也逃不过人的宿命:终有一死。那晚,他喝得酩酊大醉,和妹妹犯下乱伦之罪。翌日,他乘着一条用蛇编成的筏子离开了墨西哥,向东方远去。

神之远去,是将人类抛弃在没有神权的世界上,离去是带着恐惧和乱伦,而回来呢?他许诺在第五个太阳纪的芦竹元年回来。但是这不是他回来的神谕,就在这一年的复活节,西班牙上尉埃尔南·科尔特斯率众在韦拉克鲁斯海岸登陆,开始了对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王国——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神权的逃离是的覆灭,因为神从镜子里看见了人的宿命,看见了“他者”,这是对神话的颠覆,这是对神权的解构,而西班牙军队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也使墨西哥的神权历史进入了政权历史。

这一切的开始是:“神庙坍塌了,旗帜倾倒了,碑铭坠落了。就连众神也轰然倒地。”神在镜子的世界里失去了永恒,也失去了宗教意义上的自我,而西班牙军队的征服是“扼杀了比印第安人的权力更多的东西:我们扼杀了环绕在他们身边的魔法。”魔法之死也就是神权之死,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没落。而征服并不只是对于神权的破坏,并不只是对于土地的占有,并不只是对于土著的屠杀,更重要的是用一种语言来取代另一种语言,而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和玛丽娜就在语言的翻译中成为政权交替的见证者。但是语言不仅在于翻译的意义,更可以变成谎言,它是单向的——并不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并不是毁灭永恒的镜子,而那些谎言让赫罗尼莫成为一个叛徒。一方面在征服中,话语的失去意味着统治权的丧失:“蒙特苏马在西班牙人前令人费解的软弱只能用话语的释义来理解。人称特拉托阿尼或“大音之主”的蒙特苏马,正一点点地丧失着对话语的控制,这更甚于丧失对人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话语成为交换的一种,即从蒙特苏马得到力量,又从科尔特斯那里得到好处。那个被抓来的指挥官,科尔特斯因为他的英勇,让他平安回到那座陷落的城市,“还可以在墨西哥和其他的领地继续统治,就跟从前一样。”而在翻译官赫罗尼莫那里,翻译成:“你即将成为我的俘虏,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折磨你,像对付你那些同伴一样,把你的两脚放在火上烧,直到你招出你叔叔蒙特苏马余下的那些财宝的下落来。”

对于赫罗尼莫来说,“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尊严,它还是权力;它又不仅仅是权力,它就是生命本身,激励着我的志愿,鼓舞着发现新大陆中我自己的那份事业,独一无二,出人意表,不可复制……”但是这种对权力的觊觎的直接后果是将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而他自己在这样的糟蹋中走向了死亡,“我,一个同样操着欧洲与美洲两种语言的人,被打败了。”这不仅是个体的死亡,也是一种对权力媚俗者的死亡。而与赫罗尼莫死于“残忍的、痛楚的、无可挽救的”腹股沟腺炎不同,另一个翻译玛丽娜一方面接受了神的洗礼,是她成为新西班牙第一个基督教徒,而她也在“他者”的世界里,变成族人口中的叛徒,一个婊子,因为它不仅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官,更是他的情人。话语的力量对于她来说,不是权力,不是尊严,也不是生命本身,而她则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墨西哥的延续,“玛琳切是从科尔特斯的性器中攫取了西班牙语。这门语言被吱吸吮、被阉割,而科尔特斯却毫无知觉,将残损与快感混为一谈。”西班牙的征服是一个“两岸”的故事,其实就如那面镜子,是永恒的毁灭,它带来了“他者”,带来了重新的命名,征服变成了延续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就是将墨西哥从神权的历史中写下政权的新时代:

世界是由两位神灵创造的,一位叫做天之心,一位叫做地之心。两位神灵一起,在为事物命名时给它们赋予能量。他们为大地命名,于是大地成为了大地。天地万物随着被赋予名字而消解,而成倍增长,就有了雾霭、云朵和扬尘。被命名之后,山峰从海底隆起,神奇的峡谷生成,谷中长出了松柏。

而神所创造的的生命,被命名为人,而人的最大特点便是“唯一有能力说话、有能力为一切由神的语言创造出的事物命名的生灵”,玛丽娜作为第一个基督徒在另一片土地上唤醒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神灵,使两岸在话语和言辞上互相成为“他者”,但是作为玛丽娜来说,她则是一个叛徒,一个婊子,那个混血的孩子是她罪孽的见证,是她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混血》中,玛丽娜用痛苦的声音呼唤儿子,那个“两股敌对之血的儿子”,出生意味着不可逃避的咒骂:“出来恨你的爹,咒你的娘”,这是一个个体的宿命,其实也是被征服的墨西哥的宿命,儿子和奴隶,孤儿和贵族,“你要保护好自己,我的孩子;你要用泥土抹遍全身,直到泥土成为了你的面具,那些老爷就不能看清面具背后你的梦想、你的爱情、你的反叛和你的死亡了;用尘土盖住你自己,我的儿,这样即使你死去,你也还像活着一样……”但是在这个失去了神权,不断被征服的土地上,谁来保护一个混血的命运,谁来保护墨西哥的命运?征服其实就是一种无休止痛苦的开始,是被火焰画出面孔上的痕迹,是不会愈合的言语之痛,而那个从十开始到一终结的倒叙故事,其实就是为了“诉说那些永不完结的故事那永恒不灭的新起始”。

新的起点是政权的交替,这里有征服和独立,有革命和抵抗,有独裁和英雄。墨西哥的传统政权分崩离析,那里只剩下一个“影子皇冠”,墨西哥皇帝特拉托卡钦只在佛兰德斯花园里,唯一的人只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写的信里有爱,有月亮,有歌唱,有“美得无法形容”的一切,但是最后的归结只有一个词:特拉托卡钦,而她作为佛兰德斯花园里的幻影,也只是一个“呼出的气是泡沫,是墓地里的土”死亡象征,那个永远呆在城堡里的传奇只是没落世界的一声叹息,“我们永远都不出去了;我们永远别让任何人进来……”因为那个族徽上的铭文是:CHARLOTTE, KAISERIN VON MEXIKO,是夏洛特,也是墨西哥皇后。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墨西哥土地上,就有的秩序、王权和尊严只在历史的一个角落里,而在这片土地上,有西班牙的征服,有墨西哥的独裁,有英勇的革命行动,有流血和屠杀,更有反抗和革命,巴尔塔萨尔向神父金塔纳忏悔时说:“我不是把他当士兵杀了的。我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兄弟。我杀了他,因为他是印第安人。我杀了他,因为他比我弱。我一个人杀了他,完全不顾他姓甚名谁,我也记不得他的脸长什么样了……”里面其实没有忏悔,只有为自己开脱,“恶只是我们的理性蒙蔽了的、拒绝思考的东西。罪过就是把感知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截然分开。”而那个自称是反叛的金塔纳神父,并不代表那已经坍塌的神权,他是新政权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却有着战争和救赎,信仰和肉体、自责与背叛的双重困境,“在新西班牙,没有比背叛更安全的出路了。科尔特斯背叛了蒙特苏马,特斯卡拉人背叛了阿兹特克人,奥尔达兹和阿尔瓦拉多背叛了科尔特……你们看吧,叛逆者终究会胜利,金塔纳会输掉的。”这似乎是新西班牙的一个集体写照,背叛者只为适应新的统治,而金塔纳的心里却要让虚伪的宗教信仰见鬼去:“一切都站在一起反对我的信仰——当我被宣布为异端分子和亵渎神灵者时我的勇气,当我被拒绝领圣饼时我的恐惧,当我的儿子被害时我的愤怒,我想仅仅做一个理性主义叛逆者的诱惑——这是我最可怕的斗争,比任何一场军事斗争都更可恶,比流淌的鲜血和处决的任务都更可恶。”

这是混乱和独裁的墨西哥,赫尔瓦希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墨西哥,已经没有藏身的地方了。我们所有人都一样。”甚至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也在英雄的岁月中死去,在1968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广场上,那一场屠杀是独裁的象征,圣地亚哥说:“墨西哥这座地狱,犯罪、暴力、腐败、贫穷,都是它命中注定的吗?”他们希望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样的游行这样改变国家的方式只能换来屠杀,“对总统来说,他们不是死人。他们是闹事者、暴徒、共产党、破坏分子,是总统绶带所代表的‘祖国’的敌人。”所以一个城市成为野蛮人的宿营地,将城市交给死神代表着生命和尊严的践踏,而这正是墨西哥从神权到政权再到人权斗争的一部历史。

那个关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女囚只有痛苦的呻吟,她是贵族社会的牺牲品,在宗教和权力统治下,她只能压抑,“我是迷失在礼节和贞操里的朝圣者,这两样压在我心头,像是在施以酷刑。”对于他来说,征服永远是一个象征,而在她的裙子里,只有精灵古怪鼠陪伴着她,并且占据她的肉体,在处女之穴里多咬一口的老鼠也成为她在酷刑面前的真正伙伴,这是一个被悬空的欲望,是看不见的梦境,当然她更是这片承受过奴役的土地上的牺牲品,是人性沦陷的象征。“在墨西哥,没有悲剧:一切都会变成耻辱。”这耻辱是乱伦,是死亡,是折磨,是下层社会无望的挣扎。作为曾经是紧握马鞍头的将军,比森特·韦尔加拉的心里还怀有一个梦想,“他继续回想着革命的年代,回想着奠定了现代墨西哥的一场场战役。然后他把在他的蜥蜴舌头和坚硬牙床间回旋往复的那口水哗地吐了出去。”但是现实击溃了他,这里只有阴暗,只有恐惧,只有冷漠,连他的孙子对于这个城市充满了愤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首都,这样的想让城市保持贞操的努力真令人惋惜,醒醒啊,爷爷,看这夜色下的城市,墨西哥城,自觉地生癌症的城市,饿坏了似的无序地扩张,所有新风格的尝试,把民主和私产混淆在一起的城市,把平均主义和粗俗混淆在一起的城市。”那个失去了贵族尊严的家庭里,父亲“独自沉思着,在南方的大山里,在一个被遗忘的村寨里始终笑着”,而母亲却总是希望能有体面人的生活,但是贫穷和困顿使贝尔纳维选择以“混蛋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身份来报复这个社会,他跟着黑社会老大,加入雄鹰纵队,甚至杀了人,对他来说,他的梦想是:“当他拥有了一套新西装、一辆二手的福特野马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对她说,明年他会给她一幢又明亮、又干净的房子,在一个住着体面人家的城区。”他成为家里坐牢的孩子,而这样的悲剧面前,母亲还是用可怜的声音对他说:“小宝贝,你是体面人家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粗野”,不过在贝尔纳维听来,“母亲的声音既不温柔也不严厉,只不过表达着和她所说的相反的意思”。

“权力倒下了。土地继续存在。”不管是曾经的神权信仰,还是政权交替,或者是最后人权的争取,都在为墨西哥这片古老的土地描绘复杂而多彩的历史,创造意味着毁灭,这是神祇的预言,而其实在这部庞大的墨西哥历史上,从创造到毁灭并不是单循环之路,而是会有新的创造新的历史。墨西哥的五个太阳,这个来自神话的故事就是预示着新的开始,第一个是水的太阳,是溺水而亡的;第二个叫土的太阳,被一个无光的长夜如猛兽般一口吞没;第三个叫火的太阳,是被一场火焰之雨摧毁的;第四个是风的太阳,是被一阵狂风卷走的;而第五个太阳就是我们的太阳,“我们在它的照耀下生活,而它终有一天也要消失,要被吞没,就像被水、被土、被火、被风吞没一样,它会被另一种可怕的物质——运动所吞没。”可以说,五个太阳其实应正了不同的生存形态,水的太阳困在火山口,预示着迟早会来临的一场骚动,而土的太阳,是墨西哥大地上的孤独,“它召唤着起跳,召唤着希望,抓住渴望着的东西:另一岸,兄弟之手,爱人的身体”,而风的太阳是保护,如盾牌一样保护好这个国家,又像云一样覆盖起一个神圣、魔幻的世界,而火是燃烧,是灰烬,是死亡,而“死是一切的开端”,到了第五个太阳则要将人类在覆灭中迎来新的历史,“墨西哥是循环的画像,也是天空的画像,是照耀墨西哥的墨西哥太阳的交接更替,是这个国家和他的国民从与物质的不停歇的联系中得出的政权”,那就是第六个太阳——“性爱的太阳,太阳神经丛,是不断运动的太阳,它陪伴我们创造这永动不歇的人类时间——历史。”

为什么最后的第六个太阳能够创造出永动不歇的历史,因为这是属于人类运动的太阳,属于消除恐怖的太阳,正如安达卢西亚思想家玛丽娅·桑布拉诺说的那样,一场灾难,唯有从中不能生出某种能拯救它、超越它的东西,它才真正是灾难。也就是从灾难中只有生出能拯救和超越它的东西,那才是人类真正的归宿,这拯救和超越既不是神话和神权,也不是独裁的政权,不是语言,不是权力,而是文明:“在整个拉丁美洲,进步主义的、提倡法治的、浪漫主义的欧洲文明压倒了农耕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伊比利亚的野蛮。文明占据了统领地位。”

Tags: 墨西哥的五个太阳 卡洛斯·富恩特斯 墨西哥文学

分类:传说品 | 固定链接 | 评论: 0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