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07《亡灵的弥撒》：犯罪是生命里的一道闪电
黄昏时分，当罪恶的力量在房子里肆虐的时候。我大声叫喊，希望能把主人叫醒，把这些人撵走。
——《里凯的沉思》
这是一只狗的“浪漫幻想”：它沉浸在“鼻子闻到的狗散发的气味是香甜的”美好世界中；它把“能吃是福，吃饱是运”看成是自己“狗生”的处事原则；它认为“我是万物的中心”，人类、动物和所有事物无论好坏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即使人类靠近死寂的时候在头顶上显得巨大无比，“但我却不变。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一样强大。”这是一条自信、强大、以自我为中心的狗？但是它永远无法摆脱主人的世界，它的一切诉求只是为了食物不被抢走，自我为中心只不过要建立在对主人的忠诚之上：狗如果不想受苦，就必须小心翼翼，狗必须对主人敬畏，狗永远不理解人类，但必须崇敬他们，所以一条自我为中心的狗崇拜的也许是它上面人类的权力，“我爱我的主人——贝尔热雷先生，他既有权力又非常厉害。”
《里凯的沉思》是法郎士以狗“里凯”的口吻提炼出的狗世哲学，在小说集中和这条狗有关的还有另一篇，献给J·A.古朗格翁的《里凯》表明的就是作为一条狗的生活，当主人贝尔热雷先生带着他的姐姐和女人搬离了老房子进入一所现代化的公寓，对于里凯来说变成了“宿命的安排”，因为这意味着它所有的习惯都会被打破，意味着那些陌生人会闯进它家，更意味这他们会践踏他的饭碗，在它的狂躁中无论是佐伊还是波琳都呵斥它不要吵闹，“从此，里凯放弃了无谓的警告。他开始为大家的共同福祉孤军奋战，静静哀悼这个家的残败。”家的残败是带给里凯宿命的安排，在它看来家里的一切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仁慈的圣灵，是带来福气的灵魂，而当宿命的安排降临，它们都变成了无生命的存在，那么对于里凯来说，是不是也同样会带来可怕的厄运？
里凯也许比其它没有生命的东西更知道如何让自己立足，它终于跑到了波琳身上，蹭着她的裙子表示亲昵和忠诚，它兴高采烈站在楼梯口等待贝尔热雷的到来，“他觉得如果没有向一个有权把自己扔进漆黑的深箱子里的人表示他的爱意，那自己就有点不聪明，缺乏信仰。”这种对人类的讨好不仅是聪明之举，更是一种信仰，而当它挠着贝尔热雷的大腿，仿佛在说着这次搬家带来的问题，“我的主人，您曾经那么富有、煊赫，现在变穷了吗？没有地位了吗？您让那些衣着褴褛的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你的起居室、卧室、客厅，把家具从房间里拖出来，把您那把深座位的扶手椅搬下楼梯。”而对主人的关系不过是对自己命运的关注，“我的主人，您会变得怎样穷困潦倒，我又会沦落成什么样呢？”一句话，里凯不想因为主人的潦倒而沦落，不想宿命的安排给自己带来厄运，所以它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主人的权力之上，自我中心只不过是动物的一个幻想。
但是里凯的故事也成为法郎士关注人类弱者命运的一个文本，权力和命运、爱与施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关系。同样有贝尔热雷、佐伊、波琳等人物的故事除了《里凯的沉思》和《里凯》之外，还有《普托》，只不过在这里已经没有了那只叫“里凯”的狗，没有了狗的沉思，但是“普托”也成为了法郎士表达这一复杂关系的一个象征形象。普托是谁？按照贝尔热雷的说法，他是一个园丁，曾经在奥梅尔培植树苗，后来放弃经商开始做短工，于是成为了祖父家里的园丁，成为了佐伊童年生活中最熟悉的一个人，“在你祖父家里，大家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普托。人人都确信自己见过他。”贝尔热雷这样向他的女儿介绍普托，而在贝尔热雷和佐伊对普托的回忆中，他的特征是低矮的额头、斜视眼、诡异的眼神、眼角上的鱼尾纹——一个是人人都满意的园丁，一个是丑陋的下人，似乎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普托，但是佐伊后来说的一句话彻底将普托解构了：“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的确他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又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人名很快就被人们信以为真。此后，他就真实存在了。”贝尔热雷在对来访的古宾和马尔多先生这样介绍，他只是贝尔热雷母亲取的一个名字，“我要等园丁来”，然后有了园丁这个人，然后有了普托这个名字，他是虚构的，像神话中的想象一样被虚构出来，不是子虚乌有的存在，而是“激起人们的爱憎、恐惧和希望”，而且，还能“劝解罪犯，获得祭品，还制定法律和风俗”。这就是虚构普托的意义，甚至在贝尔热雷看来，他既是一个邪恶的人，也是一个有优点的人，小镇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普托，后来人们还说他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叫里格贝尔的人所犯下的罪；科尔努埃太太发现碗柜里少了两把小银汤勺，也怀疑是普托所为；无论是佐伊被弄坏的布娃娃，庭院里被摔碎的罐子，家里被弄皱的教科书，都让人们想起普托，都认为是普托所为，“普托之所以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混得很熟，是为我们对他的记忆与对周遭事物的记忆已融于一体。”而普托不正是人类犯下错误的象征？他是虚构的却是真实的，“但是我想从那天起，我母亲开始相信真的存在，自己可能并没有说谎。”
从一条狗对拥有权力的主人的忠诚，到虚构的普托成为人类错误的象征，法郎士在“贝尔热雷”系列故事中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主题，这就是宿命的厄运，它指向的是错误，是罪恶，那么到底谁来承担这种“罪与罚”？普托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在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中被关进了监狱，《克兰科比尔》中的流动菜摊小贩克兰科比尔就是一个真实的普托，一个五十年来一直推着自己的小车穿街走巷的小贩，对所谓国家权威、司法权威、宗教权威都怀有敬畏之心，但是却因为一句警察先说、自己跟着说了的“死母牛”就被逮捕了，当他走进法庭，面对法官，克兰科比尔反而变成了一个对权力怀有敬畏之心的无知者，“克兰科比尔没有哲学头脑，所以他没去弄明白胸像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的含义，也没法去探究耶稣和共和国胸像在法庭上能否和谐相处。”甚至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这种权威让他觉得自己的确犯了法，而审判结果也是如此，他被判处15天监禁，外加15法郎罚款。
| 编号：C38·2261009·2576 |
对权威的敬畏是盲目的，对法律的了解是无知的，“他被送到了一个超然的世界里，而判决书就是他的启示录。”但是当克兰科比尔重获自由，这种盲目和无知依然没有改变，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梦、一次旅行或者一个游戏，出来之后继续推着小车沿街叫卖，但是当所有人都知道他蹲过监狱，就再也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买他的东西，“一个人就因为蹲了十五天监狱，结果连卖大葱的资格都不够？这公平吗？一个老实人，就因为和警察有点过节，就要眼睁睁地被饿死，天理何在呀？如果他再也没法卖菜，那就只能等死了。”监狱没有改变他，现实却让他彻底变了摸样，他开始粗暴无礼，开始说话粗鲁，开始油腔滑调，开始酗酒，即使后面遇到的警察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放行了他，但是已经被所有人踩在脚下的他“一头扎进了黑暗的雨夜”。改变克兰科比尔命运的到底是什么？是自己对所谓权力的盲目敬畏，是自己对于法律知识的一无所知，还是众人形成的舆论判断宣判了他的死亡？也许法庭是一座监狱，监狱是一座监狱，这个社会也是一座监狱，克兰科比尔像那条叫离开的狗、那个并不存在的普托一样，成为了一种权力虚构下的产物。
权力制造了罪恶，无论它们看上去是神圣也好、尊严也罢，它善于虚构罪恶，而面对这种权力的虚构，里凯没有了家，普托成为了坏人，克兰科比尔则被推向了黑暗，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完成自我命运的拯救？克兰科比尔所面对的神圣、尊严是法律， 是宗教，是国家，那么它们是不是反而构成了“权力之罪”？《莉莉丝的女儿》以另外一种视角探讨了“原罪”的虚构性，神父在我忏悔时讲述了莉莉丝的故事，她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她不是用亚当的肋骨造就，所以不是亚当的一部分，而且她主动离开了亚当，在亚当还处在懵懂无知的时候，莉莉丝却去了波斯人的聚集地，她没有惹怒上帝，没有被原罪玷污，她的后代也没有受到和亚当夏娃的后代一样的诅咒，“她没有痛苦，永不死去；她的灵魂不需要拯救；她既没有美德，也不负担罪过。她所做的一切事，不是为了善和恶。”当神父讲完这个故事，希望我是“莉莉丝的女儿”，就是希望而和莉莉丝的后代一样，“灵魂和行为都无拘无束。”
莉莉丝并不是法郎士虚构的任务，她在犹太法典里有记载，而当在基督教的经文中，人类成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们再也无法免除身上的原罪和神对他们的诅咒，在这里这种所谓的原罪和诅咒是不是也是一种权力？《巴尔萨泽》可以视为法郎士对圣经的另一种改变，巴尔萨泽原本是埃塞尔比亚的国王，在他23岁那年离开祖国前往撒巴拜谒巴尔吉丝女王，他爱上了这位女王，“人类生而为了爱，总有事物是无从解释的。”但是巴尔吉丝女王却背叛了他，为了忘掉他，巴尔萨泽决心做一个占星师，他遥望无垠的星空，认为天象可以揭示人的命运，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目的是忘了巴尔吉丝，这不是对一个女人的遗忘，而是对自己欲望的忘记，终于当巴尔吉丝再次找到他时，他的内心已经装满了从宇宙天象中发现的“神圣之爱”。抛弃了内心的欲念，装满了神圣之爱，巴尔萨泽在星辰的指点下和另外两个人汇合，除了巴尔萨泽之外，梅尔基奥战胜了骄傲，加斯帕尔战胜了暴戾，而三个人被神圣之爱召唤，成为了三王，他们找到了出生的孩子，将黄金、乳香和没药给了孩子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玛丽亚，这个孩子就是耶稣，“正如福音书上所写”的这个故事也成为了基督教故事的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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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郎士：他们因爱而犯罪 |
对基督教故事的改写，法郎士就是把所谓的罪和欲念变成了神圣的爱，罪和欲念的背后是权力，当权力的文本被改写为爱的文本，至少传递出法郎士对罪和爱之间的转换关系：权力制造了罪，罪亵渎了爱，爱变成了欲望，而另一方面，爱也正是反抗权力的动力，是自我救赎的力量——罪与爱的斗争具象化为因为爱而犯罪的监狱囚犯、用爱挣脱囚禁之苦的自由之间的故事。《内贼》里的女囚犯都是那些“为爱而犯罪”的人，按照监狱长的说法，在社会上，犯人和没犯罪的人并没有不同，他甚至偏爱犯重罪的人，因为罪越重就代表爱越深，“犯罪是她们生命里的一道闪电，她们能够重新变得正直、勇敢和慷慨。”罪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道闪电，这既是一种所谓的原罪，又意味着和爱一样根深蒂固。《共和国二年花月往事》中的女犯人凡妮曾是伯爵夫人，她的罪名是为当局政府的敌人提供避难所，当她被关进监狱时，她眼神中流露出一种绝望的爱情，她想起的是那个没能将自己奉献给他的男人，“我们都将被执行死刑，为何我会如此悲伤，会愁肠百结，而这些女人却毫不介怀生与死？”
但是在面对死亡即将到来的时候，监狱看守的女儿罗丝恩找到了她，她想要放凡妮出去，让她去观象台大街找到那个爱她的男人，凡妮不解，因为一旦发现罗丝恩将会被推上断头台，为什么要冒这样的风险牺牲自己？罗丝恩告诉她：“因为只要您自由了，您那位善良的朋友就会给我一大笔钱，然后我就能嫁给我的爱人弗洛林顿了。”她表面上是为了救凡妮，是为了凡妮和爱人相见，实际上是为了救自己，是为了自己的爱人，但是在爱和死亡的衡量中，凡妮还是拒绝了，“但是您会被送上断头台的，公民，而且我也不能嫁给弗洛林顿了。”虽然这个交易并没有最后实施，但是很明显当法郎士用死亡来换取爱，它呈现的是免除了罪的自由和美丽，“那夜很美，微风轻吹，监狱里的槐树在风中摇曳，清香袭袭，美丽的白色花瓣洒落在那位自愿赴死的牺牲者头上。”献给阿贝尔·图尔尼埃的小说《承诺的死亡》中，没有完成的交易最终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安德烈看到了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名单，其中就有自己深爱着的露西，他于是找到了革命法庭的副审查长拉尔迪龙，“我知道您不是冷漠的人，拉尔迪龙公民；我请求您让我和我爱的女人重聚，马上把我发往自由港。”安德烈曾密谋反对拉尔迪龙，拉尔迪龙当然代表着权力，当他接受了安德烈的请求，将他的幸福看成是“胜于生命的东西”，并不是让他们获得自由，这当然也表达了法郎士对政治权力的批评，但是对于安德烈来说，与爱人相聚而成为反革命被推上断头台，这真的是一种幸福，它超越了因权力而定下的罪，也超越了权力本身。
书名同题的《亡灵的弥撒》是一个看守讲述的故事，看守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掘墓人，但是在他看来，死亡并不令人害怕，而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万一我遇见了亡灵，我也不会费神去寻思，因为我知道他也许和我一样，也有事要办。”那个叫封丹的姑娘爱上了年轻的骑士，还私定了终身，但是骑士却已经化作了亡灵，一天晚上她被弥撒的铃声召唤，于是她走向了弥撒的教堂，这是一个安静的弥撒，封丹发现有人在看着她，当她转身发现那个人正是年轻的骑士，是四十五年前去世的爱人，骑士告诉她：“凯瑟琳，这些男男女女都是炼狱里的灵魂，他们和我们一样因爱而犯下罪过，而让上帝伤怀，但是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因为他们的罪过和我们的一样，都不是刻意的。”当进行捐款的时候，封丹发现自己身上没有钱，但是她将手上那枚戒指放进了盘子里，就在这一刻，骑士、神父、教士和其他人都消失了，只留下封丹一个人在黑暗之中。这其实是她死亡的象征，后来教堂里的执事在募捐来的铜碗里发现了一枚刻着手拉手图案的金戒指，这就是“亡灵的弥撒”所证实的爱，它不会死去，不会因罪而消失，就像生命里的一道闪电，照亮了被罪所掩盖的爱本身。
《蓝胡子和他的七位妻子》的故事是法郎士对文本的另一种改变，蓝胡子是恶棍和暴徒的代称，但是这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在法郎士那里被重新改写，“人们愈是要我相信这个人的凶残，我就愈加怀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法郎士对权威的质疑，而蓝胡子杀死妻子的罪在这种质疑中其实完全变成了爱：蓝胡子的名字是蒙特拉古，他是一个孤儿，后来娶了第一任妻子科莱特·帕萨茹小姐，第一任妻子却神秘失踪，蓝胡子又娶了新妻子，直到第六任妻子和他接触婚姻关系，这时候莱斯布阿斯夫人看出了蓝胡子的弱点，于是设计了一个计划，她让自己的一个女儿珍妮勾引蓝胡子，于是蓝胡子有了第七个妻子，但他也从此进入到这个阴谋之中，珍妮反而和一名骑士优幽会。当蓝胡子出门将钥匙交给珍妮，并提醒她不要进入受难公主陈列室，故事和传说几乎没有出入，但是当珍妮打开门，才发现那里面根本没有尸体，而是壁画，蓝胡子将妻子们花在墙上除了缅怀和她们之间的爱之外别无他用，而珍妮也找到了一个最后实施计划的地方，在莱斯布阿斯夫人的策划下，珍妮和姐姐、两个兄弟以及骑士情人一起在陈列室里杀死了蓝胡子，他们最后继承了蓝胡子的所有财产。
法郎士的改写最关键的就是那间神秘的陈列室，在传说中它是蓝胡子杀害妻子的罪恶之地，但是在法郎士那里是对爱人的怀缅，当罪恶之地变成爱的世界，它完成的置换是双向的：一方面让蓝胡子在这“生命里的一道闪电”中免除了这个传说中恶棍和暴徒的犯罪者身份，而另一方面，欲望背后的权力，以所谓爱的名义完成的婚姻反而变成了一场阴谋，它才是真正的罪，而且，“它堪称是流传至今最令人发指、最忘恩负义、最卑鄙无耻、最龌龊的一桩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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