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是名为魔鬼的爱情，还是名为爱情的魔鬼？神父爱上了那个传闻中被魔鬼附身的女孩，他意识到自己正漂浮于独属于个人的云端之上，除了被魔鬼拖下地狱的女孩形象，此世或来世的其他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躲进图书馆，却看不进去书；他心不在焉地做祷告，唱起女孩的古诗琴演奏过的歌曲；他哭了，眼泪就像滚烫的油滴，使他内心烧灼；他袒露胸脯，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平日里碰都不敢碰的铁戒尺，满腔仇恨地抽打起自己来，狠了心要把女孩的影子从他的身体里整个赶出去，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血与泪的泥沼之中打滚，“是魔鬼，”他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爱情和其他魔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94年出版德小说，，他曾说：“爱是人类历史中蕞重要的话题，一切都与爱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爱情。”
《这不可能发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于1935年出版的小说，也是他的重要代表作。本书将背景设定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讲述政客文雷普如何通过民粹主义和权力操控，一步步赢得总统选举，成为美国第一位彻头彻尾的独裁者的故事。文雷普行事乖张，说话粗俗，但许多选民将之视为大胆直率、不虚伪和朴实幽默的表现。在大萧条时期，民众对经济困境和政治腐败的不满被文雷普巧妙利用，他承诺带来改革和繁荣，但实际上剥夺了民众的自由，还镇压反对派。小说主人公多里默斯·杰瑟普是佛蒙特州的一名报纸编辑，他目睹民主制度被迅速侵蚀，勇敢地组织抵抗并记录下了这场政治灾难。刘易斯通过这部作品警示读者：即使在自认为自由和有成熟民主制度的国家，极权主义也可能在民众漠视或恐惧中悄然形成。小说风格犀利，情节紧凑，在时隔90年的今天，依然以其深刻的洞见，令无数读者惊叹不已。
亚述，1983年出生，在上海经营一家书店。《晚安早晨》是诗人亚述的第一本诗集，从诗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写书店的营业与书店人之间的交往，其中不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更有生命的奇妙与温柔，以及对美好情感的珍视。“我是航船，在无尽的海上漂游，但也可能明天就是尽头”，诗集中多有对人类内在处境探索的隐喻，展现了诗人的自我认知、成长的困惑和对未来的迷茫。诗人亚述通过对现实情况的真实描绘，展开深入思考，不仅深刻地写出了命运的残酷，更直接昭示了人类精神的困境，但诗人并不屈服于现实之下，“太阳，你要振作，笔直直看住命运”更体现出了对命运与希望的坚守。本书分七辑：“升空号”“领着黑夜”“晚安早晨 ”“绍兴路宇宙”“新年集”“夏日纪事”以及附录“维索卡·戈拉的诗”。以时间为轴，从2023年倒叙回2008年，呈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生活境遇与写作状态。
德里克·沃尔科特说：“写戏比写诗更让人激动，因为它是一种集体的努力，人们聚在一起，共同发现。”戏剧是沃尔科特大量重要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剧作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戏剧形式的诗、诗形式的戏剧”。沃尔科特的戏剧可以看成加勒比岛屿的一个缩影，他的作品从未偏离出生地——加勒比岛，本书收录的《多芬海》《提让和他的哥哥》《马可康，或雨中的六个人》《猴山上的梦》四部剧作均以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为题材，通过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也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及所遇到的挑战。特别是代表作《猴山上的梦》呈现了沃尔科特伟大的艺术能力，它如同一首具象诗，借助于诗的丰富隐喻和戏剧的对白，探讨了生活、世俗、自我、精神、神圣、文明等问题，沃尔科特将自身也将所有人的共同情感投射在了这个梦境之中。
《奥麦罗斯》是一部现代人的史诗巨构，对德里克·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之一”。全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圣卢西亚黑人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争夺美丽的女仆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一群生活在圣卢西亚的当代人物以及众多来自现实、梦中、历史、经典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诗人以加勒比海为轴，纵贯美洲、非洲和欧洲，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为一体，用多元声音和多重线索的后现代手法，在魔幻色彩、厚重历史和后殖民语境之间形成了广阔的诗意空间，是一个蒙太奇一般眩目的文本。《奥麦罗斯》涉及真实的历史，也是内在流亡者的痛苦所塑造的心灵史诗，它更让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关乎我们自身。
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相当于一份早期结构主义文学宣言，针对萨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提出了摆脱激进文学倾向的中性文学观，对法国存在主义和左翼文学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显著影响了其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在这本书中巴特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理论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回应萨特的文学介入论，该理论强调第三人称叙事和白色描述，其核心包括隔离政治介入、作者主体不在场等维度，零度写作是一种以“零度”的感情投入到写作行为当中去的状态，主张作者以中性、客观的方式进行直陈式写作，避免主观情感和道德判断介入，追求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写作的零度》正是在语言学革命深刻影响的背景中，发现了“形式”的革命性能力，对传统的形式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反拨。罗兰·巴特推举零度写作，恰恰意在揭开古典写作中处处标榜的“真实”和“自然”的神话，暴露古典写作中“客观”的虚伪性。
“鹰”是墨西哥国旗上的图腾，“鹰的王座”顾名思义象征权力顶峰的总统宝座，然而鹰虽有王者之姿，毕竟是嗜血的猛禽，在角逐总统大位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一番残酷的斗争。《鹰的王座》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书信体长篇小说，故事设定在不久的未来，美国切断了墨西哥的全部通信系统——没有电话、传真、网络，人们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墨西哥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噩梦。与此同时，一场总统之位的争夺战已经悄然打响。权力之争愈演愈烈，谎言与背叛接连上演，阴谋与丑闻层出不穷。在这本未来式的政治小说里，富恩特斯藉由七十封书信，钩织出各路人马为争夺总统宝座，所进行的一连串尔虞我诈的血腥斗争，并深入探讨墨西哥的历史、文化与民族性。读者如偷窥者般，透过一封封私人书信，窥视每个人内心的情欲、愚昧、贪婪、自私以及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藉此揭开一连串充满暧昧、欺骗、相互利用、背叛的复杂关系与政坛丑闻。
“由于缺乏更确切的名称，我的短篇作品几乎全部都归入幻想小说，实际上它们反对的是那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在一个由规律、原则、因果、精准的心理学和地图册所支配的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可以描述和解释。然而就我而言，对现实的真正研究并非针对规律，而是针对那些规律之外的东西。”正在阅读的人，你身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它从一个梦境开始，又在许多梦境中一再出现，却不仅仅是一个梦；地铁是适合游戏的场所，目光在车窗里交汇，双手在扶手上相遇，游戏者与操纵游戏的力量无声地抗争；当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打破，意外以夜色中的白马的形象降临……科塔萨尔将他对体裁和语言的探索发挥到了新的层面，他捕获现实因恐惧或期望而偏离的微妙瞬间，构筑现实彼端的广袤世界，邀请读者共度一场奇异的、崭新的文学冒险。本卷收录《最后一回合》《八面体》《有人在周围走动》三部短篇集。
15岁的女孩爱尔娜在吃饭时忽然晕倒了。她听到各种各样的说话声，看到一个影子在玻璃上游动、房间里长出了一棵大树、一个戴着金丝边单片眼镜的男人站在弟弟的身后……只有爱尔娜的妈妈知道，这个男人是爱尔娜素未谋面的、去世已久的外祖父。爱尔娜的妈妈重新在家里组织了神秘主义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市政局死亡登记处的职员、犹太医生、脑科学研究者、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围坐在桌前，手拉着手，等待着爱尔娜沉睡，在乩板上写字，用不同的声音说出断续的词。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首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5年，托卡尔丘克通过51章节的多视角叙事，延续星群式结构，借灵异现象与科学主义的碰撞，探讨身份认知与女性成长主题，呈现个体记忆与集体无意识的交织状态：现实是否如我们所见的那般坚固？梦境与幻视中是否隐藏着这个世界深的秘密？
“我坐在带头靠的沙发椅上，一边等待一边观察晚宴现场的人们，回想几十年来接近又疏离艺术世界的经历，回想艺术人的种种境遇，回想今天白天乔安娜的葬礼。”一位作家在维也纳受邀参加艺术家晚宴，“我”一边坐在沙发椅上，一边回想着白天去参加挚友乔安娜的葬礼、思索眼前的所见，以及几十年来在奥地利文艺圈的交往与发展，整个晚上往事与现实交叠眼前，“我”发现周围尽是虚伪与卑劣，而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假象中”。托马斯·伯恩哈德通过主人公在艺术家晚宴中的心理活动展开叙事，穿插对挚友葬礼的回忆与文艺圈交往经历的审视，揭露人际关系的虚伪与生存假象。“在我的眼中，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在艺术上，或者说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说整个心灵都垮掉了。”作品采用循环往复的叙事节奏与极具音乐性的语言形式，结合夸张讽刺手法，剖析人类精神困境中的冷漠与荒诞。
“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托马斯·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最终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我的文学奖》收录了伯恩哈德9篇关于获得文学奖的爱恨情仇、4场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以及1篇退出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的自白。托马斯·伯恩哈德对全人类咆哮，对自己摇头，他记录下自己获颁文学奖和奖金的真实经历。“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的奖金。”
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是二十世纪中叶乌拉圭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初是从创作乐曲和演奏钢琴开启艺术生涯的，然而，他的文学作品逐步获得了比钢琴演奏更高的声誉，特别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日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费利斯贝托·埃尔南德斯的文字极具表现力，叙事所用的语言接近拉普拉塔流域的方言，用词松弛而慵懒。他的小说有着散文诗的特点，情节如诗，节奏如歌，叙述充满趣味，能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拉普拉塔河流域早期“幻想文学”的杰出代表。《无人亮灯》里的故事往往有着散文的气质，语言温柔精致，回忆的烟雾四起，一切都被笼罩在复古的余晖之间。故事里的人物往往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出身于社会中下阶层，却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往来穿梭于贵族之间，于是和周遭的华丽氛围产生了一丝割裂：他们时而沉醉于上流社会的温柔缱绻，时而带着清醒和调侃，幽默地嘲讽着身边的人物。
安娜·尹，天地之女神，独闯世界坟墓。那里是她的孪生姐姐统治的冥界，所有生者都将走过七道门，一去不回。为了救回安娜·尹，她的挚友去往天界寻求诸父的帮助，又走到城市尽头、沙漠边缘去找大母神宁玛。诸父订立了法则，隔绝地上与地下，让人类处于无休止的劳碌与短暂的欢欣之中。人类无法理解生命的一切，也无法获得幸福。为了给人世找到新的秩序，安娜·尹与大母神欲打开坟墓，撼动世界的根基，把世界重新连成一个整体。最终，安娜·尹从冥界归来，死而复生……在《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中，托卡尔丘克将四千多年前的苏美尔神话放置在未来世界，不仅借助神话架构了整个故事，并且以科幻的形式解读和呈现当下的生活，表达当下人生活的孤独感、隔绝感，也凸显后现代社会生活的荒谬之处；同时托卡尔丘克也在关注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种种变革，以及科技是否能打破物种之间的界限。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西班牙诗人、剧作家，被誉为西班牙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二七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他最具代表性的谣曲和深歌诗作完美结合了现代诗歌技巧和西班牙民间传统歌谣的语言特色，对世界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影响、1929年美洲之行带来的精神震撼、自身经历的情感和心理危机改变了洛尔迦对戏剧的认识，他开始在戏剧实践中进行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实验，从而探索戏剧结构、人物、主题方面的新突破，于是便有了《堂佩尔林布林和贝莉莎在花园中的爱情》《观众》《就这样过五年》这三部在他的整个戏剧创作中格外具有颠覆性的另类作品，与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的“乡村三部曲”形成鲜明对比。其中《观众》更是被洛尔迦称为“不可能的戏剧”。这三部戏剧集中体现了洛尔迦的诗学和美学观念，在戏剧情节背后，是作者对“戏剧如何展现真实”以及“什么是真实”的深刻思考。
故乡、大地，明亮的阳光，宁静的小镇，惨烈的战役，热闹的马戏团，孤独的孩子，坠入回忆的母亲，时间和城市古老的神秘……翻开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仿佛走进了时光机，瞬间返回了童年与故土。那已经失去的，美好世界的记忆，在托马斯笔下以某种方式娓娓道来，舒缓平静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瑰丽多姿的世界。《上帝的孤独者》收录了《远与近》《里弗斯老人》《失去的孩子》《一位亲戚》等托马斯·沃尔夫34部中短篇小说，内容广阔，风格细腻清新，详尽、生动地描绘了荒原深处人们的历史和生活，以及游子还乡的炽热情感。托马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仍然保留了独一无二的写作手法，语言透出一种天真和朝气，时而像抒情的小诗，时而像疯狂的呓语。编辑阿斯维尔曾说过 “他描绘了美国真正的声、色、味、情，也透露出他对难以捉摸、神秘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百态的长久关注。”
雅斯问上帝：非要带走我的兔子吗？不可以我哥哥马蒂斯去换吗？十岁的雅斯拥有独特的体验宇宙的方式：在皮肤上涂乳膏来抵御严冬；迁徙的蟾蜍身上绿色的疣状物是斗篷……然而，马蒂斯真的死了。整个家庭分崩离析，她的好奇心开始扭曲，形成越来越不安的幻想漩涡，一家人或许就此偏离人生轨道，堕入黑暗……信仰的禁忌被突破，欲望的尺度被超越，人与动物的界限模糊了。雅斯对黑暗充满恐惧，不断诘问自己：爸爸妈妈是不断蚕食我们的害虫吗……《不安之夜》是荷兰90后诗人、作家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玛丽克·卢卡斯·莱纳菲尔德出生于荷兰北布拉邦特省的一个乡村家庭，20岁大学肄业，22岁从创意写作学校辍学，开启写作生涯的《小牛羊毛》获2015年C.巴丁格诗集首作奖，《不安之夜》不仅登上荷兰年度畅销小说榜首，还先后斩获ANV首作奖和2020年的国际布克奖。
《在陌生的花园里》是瑞士作家彼得·施塔姆的短篇小说集，也是奠定其文坛地位的作品之一。本书包含《薄冰》与《在陌生的花园里》两个子集，共21篇小说，《在陌生的花园里》这个标题得名于歌德的诗作，而施塔姆的文字确实如诗般清澈明晰，带着冰块似的冷峻和手术刀似的锋利，一次又一次地划开日常生活的真相，揭露所谓的平静背后的脆弱与无助，不带一丝波澜地描绘出绝望的滋味。本书描述了许多情感空虚的角色，出现在不属于自己的时空，过着错位的、毫无质感的生活。这些故事记录了曼哈顿里不经意的擦肩而过、露营中的荒诞伴游、意大利的假日旅客、火车上的偶然相遇，等等……然而，施塔姆总是能从缺失和虚空中生发出强大的叙事力量，在这些失控和游离的瞬间，让角色的命运与读者的内心紧紧相连。而真正令读者害怕的，莫过于那些忽然认清现实的瞬间：原来自己过着的，正是施塔姆笔下的生活。
在尼采、萨特和后现代主义者之后，英国哲学家雷·布拉西耶通过这部著作将虚无主义重塑为一个哲学问题。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皆处理了虚无主义的某一面向。作者通过研究虚无主义，对以现象学和批判理论为主流的当代欧陆哲学的一些核心观点提出了挑战。本书的主要论点有二。首先，作者指出，虚无主义并非“主观主义病态的恶化”，即“宣告整个世界的无效，并把现实化约为自我的关联项”。相反，它是“实在论信念的必然结论”，因为实在论坚信，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现实”；其次，作者提出，启蒙运动打破了“存在之链”，污毁了“世界之书”，作为启蒙进程的结果以及理性力量焕发的必然产物，世界的祛魅标志着知识发现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趋势，而非灾难性的衰退。这些观点一扫虚无主义思想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是对当代人文困境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应，给人带来了认知的挑战和智识的启发。
“我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断断续续的时间里做过雕塑，这给了我一个过去和现在，使得别人可以界定我：他们提起我时，会说那是一个做雕塑的人……对于一个女人，这种声誉在社会上已经够了，无论对别人还是我自己……这让我可以更加自由地做个女人，因为我不必忙碌于正式成为女人。”《G.H.受难曲》是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1964年创作的小说。G.H.是生活在里约热内卢的富有的女雕塑家，家中女佣辞职后，她开始打扫女佣住过的房间，发现白色墙壁上留着一幅用黑炭涂抹的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条狗。G.H.从画中读出了黑人女佣对自己的憎恨，愤怒中，G.H.打开衣柜门，看见一只蟑螂，又迅速关上，蟑螂被压成两截，凝视着还在挣扎的蟑螂，G.H.属于人的一面开始分崩离析……小说以G.H.压死蟑螂事件为起点，通过五个蟑螂故事构建存在主义探索，围绕存在与虚无、生与死、语言失效等主题展开哲学思辨。
“婚姻是终点，结婚后就不会再有什么事了。试想：总有一个人在你身边，你永远不会孤独了。——天哪！——永远也无法独处，永远。成为一个已婚女人，意味着，她的命运被安排好了。从那一刻起，就只能等待死亡。我觉得：连不幸福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九四四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小小的出租屋里写下自己的部小说，书名取自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语句，打破了巴西文学当时惯用的地域主义传统。小说以女主人公约安娜从童年经历、婚姻破裂到精神觉醒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通过内心独白与叙事顿悟展现其自我认知与表达的困境。作品聚焦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冲突，探讨成长、孤独及存在主义等主题，采用意识流手法与诗性化语言呈现人物心理活动。书中约安娜通过僭越社会规范的行为实现自我突破，该角色塑造融合了作者亲身经历叙事顿悟和内心独白构筑了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