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声响起的时候，是今天以前的昨天；再次响起的时候，是昨天以后的今天——声音是他自己听见的，影像在时间中湮没，无论是开场或者终场，甚至是那个中场，似乎再也不是我们在现场的存在，那哨声传来，仿佛只有他自己听见，因为他是掌控时间和胜败的裁判。

无论是中产阶级的情感危机，还是对隐秘欲望的窥探，无论是学校穿统一校服的专制，还是现代画展中传递的焦虑，现实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背后会有一双又一双的眼睛，只要你的窗帘没有拉拢，总会有人以作者和读者的身份“登堂入室”。

当1431的数字在四年之后归零，它是新的出发标记，它的名字叫“俄罗斯时间”，零点开启，灯光未灭，归来仍是少年。而在小五如梦的世界里，我仿佛也想象到了那激情足球正在梦境里跳动，他就是少年，等待出发——而今天，萨拉赫也将迎来了他的26岁生日。

保罗作为作者，他的书稿被读者所毁灭，安妮作为作者，他的书稿又被保罗毁灭，这便是关于作者之死的隐喻。保罗最后说：“我是为自己而写。”当文本只为自己而写，是作者也是读者，便再也没有人侵入他的世界，将他杀死。

当暴力推翻了专制，当权力变成一种力量，只有创新性才能成为革命的开端，也只有自由才能成为革命的目标，不需要专制自由，不需要职业革命家，不需要同情，“它就是城邦，是人们无拘无束的自由行为和活生生的语言的空间，它让生命充满华彩。”

在这个罪恶之城里，不管是制造暴力的男人，还是反暴力的男人，他们其实都在罪恶的世界里，这种普遍性正是暴力所具有的的意义：暴力制造一切，暴力摧毁一切。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千万不要尖叫，让暴力只是暴力，让暴力只在形式中。

1947年不是指向生的开始，在巨大的阴影中，任何人都活在废墟里，活着也仅仅是活着，一种随机的生活状态，一种偶然做出的选择，所以生和死的发生都是正常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结束只是一种表象，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归零，只有死亡，才是唯一可以归零的办法。 

将军号回来，安娜回家，格雷生命中的两个至爱终于失而复得，他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生命中的至爱依然和个人有关，但是穿着军装的身份却让小人物获得了时代参与感和存在感，这种参与感和存在感是摄像机前面的格雷所拥有的，也正是摄像机后面的基顿所追求的。

The Terror Live，当在镜头前被直播而成为新闻的时候，在现场却并不一定在场，甚至是缺席和虚构——直播只是被看到的新闻，而真相却变成了一种隐匿，它以更恐怖的方式变成人性的卑劣，变成制度的冷血，变成政治的欺骗。

“用心棒”既是指防身棒、顶门棍，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指警卫和保镖，是保护别人的力量。椿三十郎在一个经过的地方重新建立了秩序，“回家喝稀粥总比死亡强”传递的就是一种平安信念，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一种扶弱济困、匡济天下的真正武士道精神。

那个时代是一种懵懂的存在，不论是名字还是思想，不论形式还是制度，都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使得不存在变成存在，这便是虚无的存在，而存在又变成不存在，这就是无知，是贫穷，所以当“意志消散在水中”，需要的是拯救，需要的是命名，需要的是寻找。

完整之外必须追求完美的生活，当个体变成集体，“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也变成了可能，作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从战争开始到爱情结束，构筑了一个从完整走向完美的人生样本，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先”存在的意义。

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成为另一种突围的方向，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他们是陌生人，但是正义感让他们彼此信任，也就是在信任的基础上，那一出离间计和苦肉计才使得真相大白于天下。“西恩没有死”——不是英雄落马而不死，其实是一种正义不死，信任不死，而所有这一切其实在阐明谈判者对话的一个原则：“必须认清愚蠢和疯狂的界限。”

战胜自己的绝望，这是第一次重生；让信仰活着，这是第二次重生，而用果断和勇敢越过最后一道墙，这是第三次重生，一个在战争中被敌人宣判死刑的囚犯，就是在这三次的重生中迎来了光明，走向了自由，这也是战场之外的另一种斗争。 

死去的渡边曾经一个人在战斗，活着的下属想要一个人表达愤怒，但是在个体的世界里，他们都是无声的，他们都被吞没，在突围困境里，所有人都是木乃伊，“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保住职位，而保住职位的最好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做。”

他们的告白，都让自己活在“我”的世界里，当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中看见的世界，一定是自我的投影，所以在校园暴力、畸形母爱、童年阴影的世界里，他们的生命世界也一定开出了那朵红色的花，当那花瓣掉落，所有人都听到了“重要东西消失的声音”，如此残忍，如此沉重，如此血腥。

拒绝101契约工中心连入“绿洲”，周二和周四关闭“绿洲”，一切都只是为了不重蹈哈利迪的覆辙，于是拥抱，接吻，享受爱情，“因为现实是唯一真实的。”——2045年结束，回到2018年，就是一种现实的回归：6月7日，高考日，作文：关于浙江精神。

一个是被人谋杀的牺牲品，一个是被法律惩治的杀人犯，一个是为凶手辩护的律师，他们是个体，案件是个案，但是当三个人被死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关于死亡，关于法律，关于人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叙事中变成了对社会犯罪的整体性思考。

在这里没有作者，没有主体，没有对象，所有的经验都被显示出来而成为艺术作品，成为文本，“诠释学经验的意义而是在于：语言相对于一切其他世界经验而开启着一种全新的度向，一种深层的度向，传承物就从这种深层的度向达到当下活生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