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1《一出梦的戏剧》：收集痛苦就是痛苦本身
作者在这个梦的戏剧中仍然试图模仿梦所具有的不连贯的、但从表面上看又合乎逻辑的形式，一切都会发生，一切都有可能和合乎情理。但是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在微乎其微的真实基础上展开想象，形成新的图像，把记忆、经历、杜撰、荒唐和即兴混为一谈，剧中人物被割裂、交叉、重叠、被蒸发、凝固、离散、重聚。但他们却受到一种意识的支配，即做梦者的意识，因为这里没有秘密，没有不一致性，没有良心责备，没有法律，他既不谴责别人，也不为别人开脱，只是叙述，就像梦。梦境里大多数是痛苦，快乐的时候较少，在变幻不定的叙述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忧伤和对一切圣灵表示同情的调子。睡眠这个解救者，经常痛苦地出现，但是在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受折磨的人便突然醒来，就这样同现实吻合了，不论现实如何痛苦，但此时此刻和令人烦恼的梦境相比，却是一种快乐。
——斯特林堡
引用斯特林堡的这段话，1963年的伯格曼是那个站在梦的戏剧之外的作者，还是制造了想象梦境的造梦者？他想把观众带入被意识支配的梦境中，还是要让人从梦境中挣脱回到痛苦并快乐的现实？或者说，他最终想要的是没有道德和法律等规则束缚的自由世界，还是要返回那个残酷却真实的现实生活？戏剧的作者和梦境的制造者，个体意识支配的梦境和众人皆苦的现实，和道德无关的叙事和表示同情的忧伤，痛苦的过程和快乐的结局，似乎都呈现出某种对立状态，而伯格曼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种种疑问指向的其实是关于梦是一种解构还是建构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在“一出梦的戏剧”中，伯格曼书写的是文本的指涉问题：人世间的痛苦和快乐到底来源于什么？
对人世间的痛苦和快乐进行考察，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作为主体其实很明显就带有了某种自上而下的俯视态度，梦境和现实无疑变成了主体的对象。这种俯视的主体在这出梦的戏剧中，就是那个叫“阿格尼丝”的女人，她是天神因陀罗的女儿，当天神来到人间，她就是把自己放置在了梦境中，或者她就是那个做梦者，在他看来，这个梦没有秘密，没有不一致，没有良心责备，没有法律，当然，她既不谴责别人，也不为别人开脱——这是天国的一个梦，阿格尼丝是做梦的人。但是这个梦无疑是悬离于人间的梦，所以伯格曼赋予这个做梦者一种使命，那就是降临人间，一方面体验人间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收集人间的痛苦，在那间封闭的房间里，阿格尼丝就对“我就愿意忍受一切”的阿尔弗雷德说：“你是囚徒，我要解救你。”这是一种预设？阿尔弗雷德封闭自己是人世间原罪的预设？阿格尼丝将有罪的囚徒解救出去是神的预设？
当这两个成为可能性的预设，其实关于梦境的现实意义已经被凸显出来：即使做梦者的意识支配中没有秘密、没有良心责备、没有法律，她依然会在变幻不定的叙述中贯穿着解救者对痛苦的人间那种忧伤和同情的调子；即使人间的一切痛苦都属于人类本身，自上而下的阿格尼丝还是要解救他们。所以在俯视之外，第二层关系被解开了：阿格尼丝必须像一个人那样来到人间，进入人间，这是一种体验，更是为了完成收集痛苦的任务——从神的女儿到人，从俯视到进入，在这第二层关系被展开的时候，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对人世间的体验就是把造梦者变成了醒来的人，对痛苦的收集本身就成为痛苦本身，当从梦境中醒来，当收集痛苦变成了痛苦，阿格尼丝就闯入了现实。
闯入现实，其实也只是作为旁观者的看见：她看见了坐在剧院门口织床单的老妇人，看见了不停刷着海报的广告员，看见了拿着花等待着维多利亚出来的男人，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等待，就是看见了他们的痛苦。以前是芭蕾舞演员的老妇人在这里已经织了26年，她一直在等待着未婚夫回来，等他回来，床单可以铺在他们的婚床上；广告员等待的是渔网和鱼笼，他在这里等了50年；还有拿着鲜花的男人，他喊叫着维多利亚的名字，也听到了她答应的声音，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见维多利亚从剧院里面跑出来，站在那棵乌头树下，已经第八次发芽了，但是心上人却迟迟没有到来，当看到一对男女在那里跳舞，男人说：“她是你们的维多利亚，不是我的维多利亚。”
| 导演: 英格玛·伯格曼 |
26年的老妇人，50年的广告员，8年的男人，他们都在等待中感受到了痛苦，之所以等待变成一种痛苦，是因为一扇门隔开了他和她，以及她和他。站在那扇留着三个孔的门前，男人踮起脚尖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就想知道维多利亚为什么一直不出现，但是他无法打开那扇门，而这就是现实中被阻隔的爱情，连一扇窗也没有，只有三个小孔，片段的，割裂的存在。于是，在爱情遭受痛苦的时候，男人叫来了开锁的锁匠，试图打开那扇门，但是锁匠没有出现只是来了玻璃工，玻璃工拿着玻璃刀想要开门，又遭遇了众人的阻拦，有人还报了警，于是，在这个爱情变成痛苦的故事里，为了解决爱情的割裂状态，又引发了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引出的是律师，以及律师的痛苦。
一大叠的卷宗，没完没了的案子，律师的痛苦在于，从这些案件中他看到了人类的可怜，尤其是离婚案子让他开始怀疑婚姻本身，“人类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是就是爱情，最高贵也是最低贱的就是婚姻和家庭。”但是当律师把人类的可怜归结为爱情和婚姻，他自己作为法律的代表其实也活在痛苦之中——法律的痛苦何在？一个男人已经得到了法律博士的学位，但是他却还和小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旁边的老师拿着教鞭问他：2×2=多少？法律博士开始了他的推理，既然1×1=1，那么2×2就等于2——这一推理的荒谬性开始显现，既然2×2等于2，那么2×3等于多少？无言或者错误，是两种答案；或许这是属于学生的逻辑问题，老师也在错误的逻辑中，当老师问：“时间是什么？”学生也是无解，老师却做了回答：“时间就是我在说话时逃走的东西。”话音刚落，就有孩子跑出了教室，边跑开边对老师说：“我就是时间。”博士犯了逻辑的错误，老师也犯了逻辑的错误，那么，逻辑当然就是一种荒唐的存在。
除了爱情、法律和逻辑带来的错误和痛苦，还有疾病的痛苦和荒谬，戴着假面的男人背负着对人类疾病的治疗，但是当感染上疾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推进火炉里；还有诗人的痛苦，诗歌高于现实，但是却被现实所束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沉入到泥土里……”还有权威制造的罪恶，教育大臣们在讨论科学、哲学、神学，他们认为那扇门后面藏着真理，但是当一致决定打开门，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真理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于是他们要审判说谎的人，“用石头砸死她。”像极了教会对那些渎神者的惩罚……人世间的一切在发生，而这一切带给人类的只有痛苦，所以“人是可怜的”，无处不在的痛苦和可怜就仿佛是人的宿命：“一旦你走上坦途，马上就有人说此路禁止通行；如果你采一朵鲜花，马上就会发现它有主人，不得触动；如果道路被田地截断，而你又要一直往前，你必须踩倒别人的庄稼才行；别人也要把你的庄稼踩倒，这样利害得失才能相等！你享受的每一个快乐，都会给别人带来不幸，而你的痛苦却没有使任何人高兴。因此才使不幸更为不幸！就这样直到死亡，然后为别人的生存腾出地方！”
《一出梦的戏剧》电影海报
人类的宿命论无时无刻不展现出来，在这样的痛苦面前，阿格尼丝的收集是在看到、听到的层面上，所以她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她变成了人，她进入人类社会，而一旦进入，她的体验就变成了痛苦本身。她披上了老妇的床单，要替她等待，她和广告员、拿花的男人对话，因为在她看来，“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甚至她“爱上”的就是律师，当律师痛斥爱情和婚姻的悲剧时，她就对他说：“让我尝试一下。”于是她嫁给了律师，于是他们睡在了妇人编织的床单铺就的床上，甚至他们还有了孩子。但是在婚姻生活中，阿格尼丝面对不停糊窗户的克里斯蒂，她再也无法忍受了，她感觉到这个世界令人窒息，就像婚姻本身，而律师在悲观中更是和她说了一个关于发卡的寓言：“当它被掰开是两个，当合拢又是一个，也许只有折断才是独立的两个，彼此平行，永远碰不到了。”独立却是分开，这就是婚姻的悲剧所在，而所谓的独立，对于阿格尼丝来说，仿佛像诗人一样，避开了现实的苦恼，但是诗人说过最后一切都将沉于泥土之中，阿格尼丝在那个“因陀罗的耳朵”的地下世界，在收集了痛苦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翅膀被粘上了泥土，“我再也飞不起来了……”而且在教育大臣面前，她就是那个打开门的怂恿者，当里面没有真理也就没有了他们的权威，用石头砸死她成为对她的审判……
想要解救人类的囚徒自己却成了罪人，想要在光明中寻找自由自己却失去了翅膀，想要发现爱情的魅力自己却被束缚在封闭的世界里，在重复、反复和再次体验的人间生活中，作为一个人的阿格尼丝在被割裂、交叉、重叠、被蒸发、凝固、离散、重聚的现实里，变成了痛苦本身，在这个没有爱情，没有逻辑，没有真理，没有诗歌的世界，也许一切就是一场梦，混合着记忆、经历、杜撰、荒唐和即兴，最后梦境就是现实。而就在这个痛苦的人世间，阿格尼丝突然醒来，既然一切都是痛苦本身，何不把痛苦毁灭？阿格尼丝已经知道了“在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是生存，生存的最大痛苦是做人。”于是，她立起了祭坛，于是她燃起了大火，于是把人类的诱惑、人类的梦境都付之一炬，烧掉床单，烧掉渔网，烧掉玻璃刀，烧掉鲜花，烧掉卷宗，烧掉面具，“烧掉我的美丽和悲伤，烧掉我的丑陋和悲伤……”
从天上到人间，再从人间消失，阿格尼丝结束了对于痛苦的体验和收集，也完成了对于自由和快乐的命名，没有幻想，没有梦境，没有真理，只有生存本身，现实本身，和醒来本身——一声“再见”之后，那一直在长大的皇宫终于在祭奠的火焰中开出了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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