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4《西域考古记》：呈一线光明之举
1907年3月我到敦煌沙漠田后，在几日以内，第一次奉访这些石窟，便看出我的希望是完全实现了。
——《第十二章 千佛洞石窟寺》
从可怕的罗布淖尔沼泽进入中国甘肃境内，发现了绵延三百八十英里的碛路即古代边境线，又沿着古代长城发现有趣的遗物，最后于1907年来到敦煌，由此开始了斯坦因对中国敦煌的发现，从千佛洞石窟寺到密室，斯坦因收获满满，他兴奋地将其看作是实现了的希望——一次历险，一次考察，斯坦因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这次“奉访”开创了之后的一个考古显学：敦煌学，而他所说的“我的希望是完全实现了”的成就，对于中国考古来说却是一个至今让人遗憾的事件。
即使手捧一百多年前斯坦因的这本著作，从字里行间仍然让人百感交集：为什么一个英国人能深入中亚腹地，乃至进入中国境内，对敦煌的考古开启了敦煌学？最初斯坦因服务于印度教育部，之后供职于考古学调查所，他的考古之物力和资金都是由印度政府得以“慷慨维持”的，而考古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不列颠博物院，所以这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甚至有着帝国主义作风的行为，在斯坦因发掘完磨朗进入中国甘肃的敦煌之前，就将所得古物安全装箱，“余所得古物已有一百八十二箱，在疏勒时设法使之安全运到克什米尔，为此忙碌不堪。”这些古物先陈列在新德里斯泰因自己的收藏品处，之后全部运到了不列颠博物院。整整一百八十二箱古物在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就这样堂而皇之“占为己有”，而且在进入中国境内考察敦煌之后，他又从藏经洞中带走了29箱文物。
中国的内乱导致这些文物的“流失”，也从此再无可能回到中国，这的确是中国考古界的巨大损失，而斯坦因作为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和最早的研究者、公布者之一，他发现的这些文物成为了今天国际敦煌学的重要资料，被誉为“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当然，所谓百感交集，在考古的意义上，斯坦因也的确做出了身为考古者的巨大贡献，他在新疆和河西走廊发现了多个举世震惊的辉煌文物遗存，几乎完全重塑了世人对那个区域历史文明的看法，而斯坦因自己也认为，他将那些文物带回来陈列，是为了公认研究之用，在他写下的关于第三次中亚考古的略记中明确指出，那些陈列的文物、图书，其目的就是为“有志于研究中亚及远东艺术文化而欲摩挲原物”的人服务的。而且在第三次考古的时候，他带领助手绘制了相关的四十七幅地图，这些地图全部用三角测量及天文考察所得，“计四十七幅地图所包括之经度不下二十八度，纬度不下八度，工程之浩大，于兹可见。”
斯坦因发现的文物、图书、绘制的地图，对于研究中亚及远东艺术文化的确有其特殊的意义，在中国敦煌考察的时候，他也发现了中国式摩尼教经典，打破了原先对于摩尼教的认识，“这种经典的研究，可以使研究包含许多基督教成分奇怪的混合的摩尼教者，增加其能得到的安全的基础。”在斯坦因看来，摩尼教在波斯帝国站稳脚跟后，向东传入中亚之后传入中国，敦煌就有信徒，他们和别处的僧侣不同，和佛教徒住在一起和平无事，而且把千佛洞当做巡礼朝香的圣地——斯坦因就是从一部用古突厥字体写的小书上得到了“最奇特的证据”，通过这本流传至今最古的突厥文学遗物中“最了不起，最有涵蓄，而又保存得最好的”一篇获得了摩尼教在中国过的传播证明。
| 编号：Z76·2240820·2165 |
所以对于斯坦因的考古发现，除了一些情感上的遗憾之外，也许更应从考古学意义上理解他四次中亚之行的意义。斯坦因的考古著作有《“中国突厥斯坦”考古学地形学探险考察初步报告书》《沙埋和阗废址记》《古和阗考》《沙漠契丹废址记》 《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部考古记》等，而这本《西域考古记》是他综合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的四次中亚考察探险而写成的通俗著作，在序中，斯坦因也说写成此书的意义是“概要地叙述一番”，但是这种概述对于他来说则是一次心灵得到开启的美妙之旅，“一想到在亚洲腹部沙漠山岭之间所费去那些美满的岁月，至今还是和以前一样，觉得很新鲜，有价值。”这也是斯坦因对于幼年梦想的一次实现，1915年他完成疏勒考察之后准备考察帕米尔一线时写到：“最能使我精神兴奋的乃是能够实现渴想已久的横越俄属帕米尔和妫水以北诸山的计划那一桩事。”他回忆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对世界屋脊以及临近伊朗东头的那些大区域，就有着特别的幻想，此前由于政治的原因，英国旅行者不允许通过此地，而后来随着英俄协定的完成，两大帝国在亚洲方面的利益被调和，他才于1913年秋天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了申请，最后终于得以成行。
西域及中亚地区，对于欧洲来说是远东，对于斯坦因来说则是充满了传奇的“异域”，而对异域的发现和考察，一定首先是从地理学上来说的，前三次历经七年的考察，斯坦因考察线路及从妫水进入中国本部的“突厥斯坦”，妫水一般指阿姆河，是中亚流量最大的河流，这条线路包括的区域范围，北部止于天山，南部止于昆仑山，东边到达昆仑山脉的南山，西边直抵帕米尔山道，即古代的伊摩斯，西边就是妫水的发源地。这一片区域是高山、沙漠，在斯坦因看来，这是一个极端缺水的地方，即“真沙漠”地域，在这个沙漠地带有什么可以考察的？斯坦因的地理学考察就延伸到了历史和文化之中，在他看来，现在的“真沙漠”地带，过去却具有重要的地位，“为古代印度、中国以及希腊化的亚洲西部文明交通往来的通道历好几百年，构成文化史上很绚烂的一章。”所以斯坦因对地理学的考古变成了对人种学的考古，在行程达二千五百英里的考察中，斯坦因真正实现了自己对人种学的考察，“当历史时期，尤其是佛教时期，‘中国突厥斯坦’竟成为文化、宗教、种族以及语言各方面的势力汇合的场所，而在废址遗物上面所表现的影响没有比从印度那一方面来得更为明白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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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因：我的希望是完全实现了 |
1900年斯坦因和他的团队第一次探险来到了和阗沙漠田，从这里向北进入了沙漠，之后他们来到了被称为丹丹乌里克的遗址，在遗址中清除出来一座四方形的小建筑，同行的引导杜狄认为这就是称为不特汗那的“偶像寺”，的确在偶像寺里发现了壁画，而这些壁画的风格是“西元初几世纪流行于印度极西北部的希腊式佛教美术作风”，这些壁画与和阗佛寺中残存的装饰美术遗物一样，体现着一种希腊风格，这便是中西合璧的一种证明。在和阗县城的遗址发现了木牍，木牍上的文字是印度贵霜王朝的石刻所通用的字体佉卢文，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有色羊毛毡、古代木椅、红柳木笔、保存很好的六弦琴的上半部和残破的雕刻很美的靠椅，尤其还有至今中国通用的饭箸之类的物品，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物品，另外发现一块被掩盖的木牍，并排钤了两颗印，其中一颗上有中国篆字，斯坦因分析这是管理现在东方罗布区的古鄯善行政官的印，还有一颗上面作人首，“显然是依西方的样式刻的”。
1906年10月，斯坦因再次抵达了尼雅沙漠田，发现了中央大客厅及办公室、古代葡萄园、安得悦遗址之小佛寺内部，他回忆起自己在1901年的时候考察安得悦遗址的时候，发现了小佛寺里的藏文佛经残本，是当时所知用西藏字同西藏语言写成的最古的标本，而在寺内殿壁内则发现了一块汉字碑石，上面是唐玄宗开元七年官员到此的记载，藏文和汉文同时被发现，斯坦因认为，“此堡在西元后第八世纪必已为西藏人所据，到第八世纪终了的有一个时候，连塔里木盆地也受西藏人的统治了。”1906年斯坦因考察了磨朗遗址，磨朗即中国古书上所称的鄯善的古东城，在佛寺的遗址中发现了雕像残迹和大佛头像，清除过道之后发现了并排的六尊趺坐无头的大象，从坐像的衣褶可以判断出，这些佛像的风格深受希腊式佛教美术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发掘出的护墙板中竟然绘有有翼天使，斯坦因甚为奇怪，“在亚洲腹部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淖尔岸上，我怎样能够看到这种百典式的天使呢？”
题材是印度佛教的，艺术表现则是希腊的风格，它们如何被结合在一起？“我们至今今还不知道希腊化的近东任何处有很古的天使画像，对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受了变化，成为磨朗护墙版所见有翼画像，始于何地何时的问题，呈露若干光明。”这就是考古的重要意义，它以实物的方式提出了认知上的问题，对于问题的解答就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在斯坦因看来，这是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雕刻风格，当有翼天使伊洛斯神成为佛像，“实在用以代表佛教神话中借自印度传说，普通称此为犍达婆的一班飞天。”这样的惊艳发现比比皆是，在对古楼兰的探险中，在赫定草图的基础上，斯坦因团队发现了汉代的古铁、青铜箭镞，还发现了和尼雅古遗址一样写有印度语的文书，但是这里距离和阗很远，这说明印度语言字体也影响到了这里，“这种印度语言同字体竟平均发展到塔里木盆地的极小部分，这显然是很富于历史意味的一种发现。”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小捆的黄绢和木质的度量器具，斯坦因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工业出产运到西方希腊罗马的证明。
中国历史上对中亚这片区域既有探险也有征服，既有通商也有经营，既有扰乱也有苦痛，而且在西域多民族的融合中，既有玄奘去往印度写下的“大唐西域记”，也有欧洲探寻东方的“马可·波罗游记”，来和去，东和西构成了西域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在斯坦因考古的时代，中国时局动荡，当时的俄国统治了其中一片区域，对于这里的和平问题，斯坦因只能“需待着将来”，但是那些记载着文化交融的文物却发掘出了历史，斯坦因明确表示，考古的目的不只是发掘遗址获得材料，“对于千余年来为商业及文化交通之冲衢，与夫为中国、印度、近东等地政治上及宗教上相互影响之连锁的中亚商道，加以观察记录，以此对于能呈一线光明之举，亦复深为注意。”虽然一百多箱的文物不再属于这片土地，但是发掘陈列以及研究，也是“呈一线光明之举”，或者也是在人类学意义上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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