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論文学与艺术

编号:H47·2140111·1042
作者: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9年10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43元 5.00元
ISBN:书号1379
页数:122页

1959年出版的本书是斯大林关于文学和艺术观点的汇集,主要根据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十三卷和斯大林的其它著作中有关文化与艺术的文章、或文章中有关的章节编选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民族文化等问题,这一部分又根据内容分为三组,第二部分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按不同的内容分为三组;第三部分是关于报刊的问题。

整团资料

编号:H76·2140111·1040
作者:浙江省红代会 编
出版:
版本:1969年
定价:5.00元
ISBN:
页数:207页

“为了给金省广大工农兵,共青团员、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提供在整团工作中的大学习、大批判资料。我们编印了这本《整团资料》……”《编后记》上的这句话,是对于当时中央两报一列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中指出:“整团工作,也要着手进行。”的一次回应,作为“內部参考”,这本资料集由浙江省红代会编,“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资料集包括《毛主席论青年和青年工作》、《中央首长论青年工作》、《青年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青年工作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黑一百十三条》等内容。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

编号:H76·2140111·1039
作者:
出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版本:1970年03月第1版
定价:原价0.22元 5.00元
ISBN:书号1-6
页数:107页

这是1970年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的“革命大批判文选”之一,引用毛主席语录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全书包括《认真抓好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搞好农村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非抓不可》、《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铺张浪费是一种犯罪行为》等批判文章15篇。

西天目山志

编号:H72·2131231·1036
作者:重修西天目山志编纂委员会 编
出版:方志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9787802386709
页数:546页

天目山早在明万历年间即首修山志,后及清代、民国,先后曾六修其志。可惜有的未付剞劂,有的早佚,现存仅四种,留下珍贵遗产。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天目山得风气之先,于1991年问世,属浙江早期志书。《重新西天目山志》是以1991年版《西天目山志》为基础,续写近20年历史,探索重修与续修的关系后,研究山志的特定体例,重新设置纲目修编而成。以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为指导思想,以“存真求实,彰往昔,补所遗,衔前志,续为重”为重修原则,沿用编、章、节、目结构,增设“编首”编含《概述》、《西天目山史程》,增设“人物”编,对每一编的结构、内容都有较大的变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对新增加内容都进行严肃、细致的考证。在纲目设置上凸显天目山为古今“名山”,由序言、301幅图照、编首、10编专编、编末等组成,共92万字。

斯大林全集介紹

编号:H76·2131116·1029
作者:【苏】波尔查洛夫 等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53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7300元 6.00元
ISBN:书号1038
页数:235页

这是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出版十六卷的《斯大林全集》的介绍,波尔查洛夫在第一卷中说:“《斯大林全集》的出版,是苏联各民族以至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及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斯大林同志的极多作品,除了散见于苏联各报章和杂志而外,任何地方都未重新印行,而其中有许多文章和信件则是初次刊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计划出版《斯大林全集》的目的,是把斯大林同志的几乎全部既有的著作编辑在一起。”

斯大林的革命活動

编号:H76·2131116·1028
作者:【苏】纳得托契也夫等著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1953年09月第1版
定价:原价11200元 6.00元
ISBN:书号176
页数:229页

本书是学习“斯大林传略”参考材料,由纳得托契也夫等著录,共收集了九篇文章。前面七篇,均写于一九五〇年至五一年间,在苏联“青年布两什维克”杂志发表过,都是为了“帮助青年读者学习‘斯大林传略’而写的”。后面还有两篇补充材料,即“斯大林是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科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鼓舞者和组织者”。在书中“内容提要”中说:“这些文章,对斯大林从幼年时代起一直到卫国战争及战后一段时期的革命活勤,作了比较系统具体的介绍。”书中还插有斯大林的相关图片绘画。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

编号:H76·2131116·1024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6年01月第1版
定价:原价0.80元 5.00元
ISBN:1944·787
页数:438页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序中说:“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所以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收录文章一百七十六篇,分订上中下三册,而这一“选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原著中选出四十四篇文章编辑成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序中说:“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

中国分省地图

编号:H79·2131116·1022
作者:
出版:地图出版社
版本:1959年11月
定价:原价1.46元 3.30元
ISBN:12014·92
页数:

这本由地图出版社1959年11月出版的地图册,其中的国界线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包括地图33幅,内有全国总图3幅,分别介绍祖国的自然环境、行政区划、交通现状,其余的分省(区)图都以一省(区)为单位,分幅编制,总图采用亚尔勃斯投影,分图采用多圆锥投影。建国10周年出版的这本地图册“以普及为主要目标,专为各界欲明了祖国的近况以及读报小组学习参考或旅行时查阅之用,内容较详,沿交通线的地名尤其着重多一些。”除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政区、经济、概况之外,地图还附录了民兵军事训练图;包含社会主义国家四十一年来的发展和壮大、苏联和美国人造卫星比较、社会主义国家,独立了的就殖民地国家,正在争取独立或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阵营人口比较、土地面积比较的世界形势图;祖国美丽富饶的台湾;还有“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图版,介绍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1962年生产跃进指标。

当代文艺战线二十年

编号:H32·2131116·1021
作者:辽宁大学中文系
出版:
版本:1971年11月
定价:3.30元
ISBN:
页数:392页

“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学习,是文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文艺、路线、阶级,这些词汇在那个特殊时期成为斗争的一个方面,“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卷首的引用,以马克思《<黑格尔法这些批判>导言》为开端,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相关的论述。这本辽宁大学中文系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编写的读本介绍了“从建国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胜利的一九六九年这一段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形势”,其中包括“第一章 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第二章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第三章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章 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第五章 清除周扬文艺黑线的一场决战”等内容,展现了当时在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激烈性。

李叔同集

编号:H77·2130917·1015
作者:李叔同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08年08月第2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1.20元
ISBN:9787506030779
页数:442页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日,他到虎跑定慧寺披剃,法号弘一,号演音,“人事无常,为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他曾对他的依止师寂山主持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而《李叔同集》所讲述一个人,曾经有着有一妻一妾二子的世俗生活,甚至早年放浪形骸,这次的“不辞而别”,却是他这世界上“极认真”的一次抉择。小时学琴自割虎口只为拉大手指间距,是何等“认真”;朋友来访迟到五分钟即绝不开门,是何等“认真”;听说“绝食”可以生出伟大精神力量便真去“绝食”,是何等“认真”;出家后严守戒律过午不食,又是何等“认真”……红尘浪里他是“极认真”的,孤峰顶上他也是“极认真”的,丰子恺说:“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李叔同集》所收为目前已发现的李叔同出家前之全部文字,截止时间为1918年出家前后。《李叔同集》按文章、诗词、歌词、书信、译著五部分编排。李叔同的部分绘画作品及书法作品均以彩色插页的形式,穿插在正文中。


《李叔同集》: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



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寿已尽,决定往生。如寿寿末尽,虽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专诚,故能灭除宿世恶业也。
——《人生之最后》

三十九年俗世生活,二十五载佛门生涯,李叔同的人生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而家事和身体,我相和利益,李叔同或者想从出家这样的行为中寻找到解脱的办法,“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对于李叔同来说,这求佛之道是一次“认真”的人生之旅,“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而专意念佛,而“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佛学历程也成为他启信开解之根本。但是“心至专诚”来“灭除宿世恶业”的皈依方式,看起来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或者更可贵的是,他的“严戒律”不是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将“常人所执着之我见”一扫而空,以达到“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的目的。

“在中国普及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之一”、“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中国近代美术的开拓者之一”、“撰写欧洲文学史的第一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广告艺术的首创者”、“近代木刻的倡导者”、“近代漫画的倡导者”……这众多的标签,是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这也是作为俗人的李叔同在文艺界的开创性意义。在南洋公学学习,东渡日本接受教育,组建春柳社,以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李叔同走过的道路也是当时知识青年的一个缩影,从一个浊世公子,到留学生,再到艺术教育家,在李叔同的身上有着某种不羁的性格,但是更多的仍是当时在国难关头追求自由、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一份子。虽然他的诗文留下了《为老妓高翠娥作》、《戏赠蔡小香四绝》等对于女性哀婉或者香艳之作,但是在李叔同心里,仍然希望用自己的才华来唤醒国人,寻找使祖国强大的方法。

在他的诗歌里,有“梦里家山渺何处,沈沈风雨暮天西”的哀愁,有“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的寂寥,有“寄语芳魂莫惆怅,美人香草好相依”的柔情,有“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干金也难买韶华好”的沧桑,但也有希望国家和民族强大的渴望,虽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也有“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祖国歌》)”“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干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大中华》)”的吟咏和歌唱,但是当时身处特殊时期,李叔同的内心依然是惆怅。他见证了南洋公学发生的罢课风潮,也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而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在学习油画、音乐、戏剧的同事,对于祖国的落后现状焦虑不安,“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其中流露出的便是对祖国的哀伤,虽然李叔同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现状,他喊出了“宇啼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呐喊,但是这样的豪放毕竟是微弱的声音,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其实他知道从空谈中忍辱负重,但毕竟是个人努力,现实依然是“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的孤寂,所以在“绚烂之极,归于平静”之下,李叔同用另一种方式寻找救赎,那就是出家。这是一个惊异的转向,对于李叔同来说,似乎一切都在抛弃,一切都在避世绝俗。在文艺上,那卷《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之简单地书写了“第一章 英吉利文学”便不再续笔,《西洋乐器种类概说》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了西洋乐器的分类方法,《水彩画法说略》计划用十章的篇幅“以浅近切实为的,或可为吾国自修者之一助焉”,但也只完成了“第一章 水彩画材料”和“第二章 水彩画之临本”。

“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1880-1942)

除了对文艺研究的放弃,对于李叔同来说,下定决心要皈依三宝的还有对于家事的放弃,原有一妻一妾二子,但是李叔同却不辞而别出家而去,连“妻妾哭见最后一面也被拒寺外”,丰子恺对于李叔同的这一“非常之举”,用了“认真”来解读:“他是这世界上‘极认真’的一个人。小时学琴自割虎口只为拉大手指间距,是何等‘认真’;朋友来访迟到五分钟即绝不开门,是何等‘认真’;听说‘绝食’可以生出伟大精神力量便真去‘绝食’,是何等‘认真’;出家后严守戒律过午不食,又是何等‘认真’……红尘浪里他是‘极认真’的,孤峰顶上他也是‘极认真’的,‘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

认真是抛弃,认真是隔绝,认真是开启新的人生之路,“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李叔同曾经做过回答:“无所为。”当问及:“忍抛骨肉耶?”他说:“人事无常,为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人事无常,人世也是无常,他曾对他的依止师寂山主持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这生死大事对于李叔同来说是苦念佛经,是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是四处云游弘扬佛法,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启迪。在李叔同二十五载佛门生涯中,最重《华严经》,他在1927年4月28日致弘伞法师信,称《华严经》 “法法俱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认为“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精研此书,对于李叔同来说并非只是简单的吟诵,而是以自己的实践融入其中,他曾一度发愿刺血写《华严经》,被印光法师劝阻,所以说华严宗“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之思想,“法界缘起”、 “顿入佛地”等思想,成为李叔同启信开解之根本。

在佛学上,李叔同达到了一个高度,蒋维齐《弘一大师书简集序》称李叔同“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而有著述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之”,麻天祥《佛学与人生》称其为“元明清七百余年南山律宗复兴之祖”,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称其为“近三百年来律宗的第一位大师”,东初《中国近代佛教史》称弘一与印光为三百年来佛教两大栋梁”。而其实,李叔同一直以个体的魅力在实践着自己的皈依之路,李叔同的“严戒律”是难能可贵的,郁达夫曾评其为“第一”。如何第一?据说他衣食住等,极简单粗劣,破席包着铺盖,毛巾又破又黑;一把挡雨的伞,用了35年还舍不得丢。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旧鞋。始终保持“过午不食,不逾三衣”之规矩。而他云游各处,随身行李仅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孑然一担。

其实,这种“认真”的人生之路对于李叔同来说,未出家之前或许是为了自身的历练,但是当跨入佛门之后,他所要做的的便是告诉学佛之人将曾经“所执着之我见”消灭掉,在他看来,很多人会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但是这种利益众生却是“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所以要“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事业乃能十分圆满也”,也就是说,要做到空,就是要“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也就是首先要以无我的精神,将不良习惯一一推翻,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新人,才能消灭我执,“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人皆知推崇佛法”,他在晋江安海金墩宗祠讲演时就说过这样的观点,在在永春桃源殿《佛教之简易修持法》的讲演中,他指出了修炼方法,那就是要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和专修净土,其中在发菩提心中说:“要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但须如何才能够彻底呢?须不著我相。”

如果这些讲演还重点阐释佛理的话,那么李叔同在更多时候从生活的点滴入手,提出自己的“认真”主张,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的《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中,李叔同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惜福就是要对既有的“福气”“加以爱惜,切不可把它浪费”;“习劳”就是要练习劳动,“即使到了佛的地位,也要常常劳动才行!”持戒当然是要“切切实实能持戒”;而自尊就是要尊重自己,只有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在《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中也提到了习劳、惜福等要求,不浪费、爱劳动、能持戒、要自尊,这些其实都是作为普通人要遵守的人生规则而已,而李叔同提出这些观点,无非是要发现和维持自身的那些优势,借以提炼自己,而这些要求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李叔同对于现实的某种担忧和不满,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而那一次去了,却见“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曾经在西湖边的生活,又看到如今的现状,只能感叹:“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如同隔世的梦想,对于李叔同来说,出家生活或许就是另一个理想之地,而这种理想就是对这一现实的决裂,所以那种“认真”反而是李叔同厌世的某种表现,而这种厌世,一方面是对于社会上种种恶习的不满,他提出学律诸道侣,要改正习惯,其中提出了七条应该遵守的规定,而其中第六条是“不阅报”,因为在李叔同看来,“各地日报,社会新闻栏中,关于杀盗淫妄等事,纪载最详。而淫欲诸事,尤描摹尽致。虽无淫欲之人,常阅报纸,受其熏染。”而另一方面是,则是对于自己恶习改正的决心,“余于三十岁时,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颇思尽力对治。出家以来,恒战战兢兢,不敢任情适意。”正是因为李叔同认为自身有着种种的恶习,所以需要向社会说声再见,不见家人,不理家事,抛弃一切,而在出家之后,由于到处演讲,也常常见客,所以自叹“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他认为自己出家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而在南闽的十年,则是“堕落的堕落”,甚至永春十五岁小孩子的一封信也让他大为感动,那个孩子在心中劝他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而那个孩子在信中说起他近来的生活,“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等”,李叔同从这一封信里感悟到了很多,所以,他说:“我自从得到他的信以后,就以十分坚的心,谢绝宴会,虽然得罪了别人,也不管他,这个也可算是近来一件可庆幸的事了。”

但是从一个有着国家抱负,有着文艺天才,有着妻妾孩子的俗世之人,如何能突然不辞而别而皈依三宝?“曰文涛,曰下,曰成蹊,曰广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桐,曰漱筒,曰惜霜,曰桃溪,曰李庐,曰圹庐,曰息霜。又自谥曰哀公。”这个“生平易名字百,名之著者”的文人为何会独然选择以“弘一法师”来为自己重新命名?其实除了对佛学的某种坚持和认真之外,还有李叔同想摆脱的某种“身体之病”,这种纯生理的疾病一直困扰甚至折磨着李叔同。对于出家,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也说到:“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也就是说,断食作为出家是李叔同的一大“近因”,也对虎跑寺的出家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所以落发受戒。李叔同认为断食能生出另外的精神,也希望出家修行能够只好自己的疾病,所以在《人生之最后》的文章中也说到,当时了识律师卧病不起,日夜愁苦,然而见到见此讲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弃医药,努力念佛。并扶病起;礼大悲忏,吭声唱诵,长跽经时,勇猛精进,超胜常人”。而对于自己,他将自己的病重、临终、命终后一日、荐亡等事、劝请发起临终助念会等事做了安排,其中指出:“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寿已尽,决定往生。如寿寿末尽,虽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专诚,故能灭除宿世恶业也。”而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须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

但是出家修行似乎并没有给李叔同带来康健的快乐,在一九三〇年旧四月廿八日写给夏丏尊的信中说:“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之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六年正月初八日、一九三六年旧三月廿八日等信中再次讲起自己为疾病所困,伤寒、痢疾以及臂疮都折磨着他,甚至他在念佛之外,也请黄博士用电火药物进行治疗,但似乎效果不明显,“此次大病(内外症并发),为生平所未经过,历时近半载,九死一生。虽肉体颇受痛苦,但于佛法颇能实地经验,受大利益,亦昔所未有者也。”一九四二年旧九月,他在最后一封写给夏丏尊的信中说:“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也是这位高德大僧最后的感叹,对于这身体的疾病,李叔同也归于自己德薄业重,并希望“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这是他最后的医嘱,“诸事极为简单”也是李叔同极简生活的一种表现,“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对于李叔同来说,放下或者永远是一种认真的生活方式和理想。

黄帝内经(上、下)

编号:H51·2130513·0983
作者: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6月第1版
定价:80.00元亚马逊54.60元
ISBN:9787101072549
页数:1471页

“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 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和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与《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并称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


《黄帝内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昌和亡,是人之生死,不论是阴阳为“神明之府”,还是“天地之动静”为“神明为之纪”,不论是“根于中者,命曰神机”,还是“形弊血尽而功不立”为“神不使”,作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神也永远主宰着人的生老病死,举凡诊法、治疗、养生等,无一不以神为首位。不仅如此,在人身之主、人身之本之外,神也是君主之官的治国思想的体现,心为君主之官而主神明,如此,天地万物之生死、生命之生死都必须以神道为最高宗旨,“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不仅是宇宙观、世界观,也是政治观、人生观的具体体现。

“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这样说,也就是所谓生死的征兆和天地,阴阳以及世间的一切变化相关,而《黄帝内经》不论是《素问》还是《灵枢》,不论是“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其真正的指向是发掘“道”:“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也就是说这是至高医学道理的源泉,是养生的根本。作为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反映的中医学之理论原则和学术思想在篇名上首先得以体现,十八卷、八十一篇的《素问》按照全元起注的说法:“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而马莳、张介宾等人则认为素问之意,即“平素问答之书”。但是按照据林亿等《新校正》说:“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一般认为这一解释较符合原义。也就是说,以“太素”这样的“质之始”来阐述医学之道,才更符合本意。而另十八卷、八十一篇的《灵枢》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这也更符合《黄帝内经》的天地宇宙以及人身的的主宰论。

那么天地之道到底是什么?世界之始是什么?人身之神又是什么?在《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中黄帝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一切生命的本源也就是所谓的阴阳,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阴阳是天地之道,也是万物纲纪,是变化的源泉,是生死之本,当然也是人身之神的主宰,而一切的病源也可以在阴阳的关系变化之中找到,所以最后治病救人也便有了“求于本”的根据。

天地生而化之为人,而人作为天地之间的生命形态,当然隐含着天地之道,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认为天人都由一气所化,遵循共同的生化规律和运动法则,天地万物与人类可以通过“气”和“象”联通起来。在《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气”和“象”联通是具有感应亲和关系,所谓“同气相求”、“同类相动”,但是“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功能之象,即功能相同或相通的事物具有相同的“象”,所以才能通过“象”把外形不同,但功能相关的事物联系成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内在结构的整体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各部分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体系。最经典的阐述则是四时五行对应人之五脏五气:“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

而在藏象上,也体现着天地阴阳,在《六节脏象论篇第九》中,岐伯说曰:“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天地,日月,天度、气数在藏象上则是:“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故形脏四,神脏五,合为九脏以应之也。”如是,“五神脏”便建立了人身之本的藏象系统。而在人体的肢节上,也体现着天人合一:“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胭。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天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胭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人与天地相应,所以人体的上下、左右,手足经脉,与日月、天干、地支的阴阳配属关系也就一一对应起来:“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若,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所以在这样的天人相应思想之下,“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人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但是“神乃自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逆反了道,则病就会出现:“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人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天地之间的灾害对应到人体,也就是一个“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的教训,也就是说:“天地阴阳不能全,而人邪居之”。

所以,在《黄帝内经》里,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实践功能便是寻找到“奉生之始”,就如王冰所说:“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那么如何“释缚脱艰,全真导气”,如何能“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在《黄帝内经》里,开篇就提出了一种“天真论”的范本,而这种范本的代表就是“黄帝”时代:“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在与岐伯的讨论中,按照养生成就的高低分为四种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真人是能够“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的人,他们“独立守神”,能达到天地合一的境地;而在真人之后,是至人,“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这是上古时代的代表,他们“淳德全道,和于阴阳”,最重要的是能“去世离俗”,从而“益其寿命而强者”;而圣人,是“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最重要的是无劳无患,能恬然自得,在《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中也说到正因为是在“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而贤人则是“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辩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也是遵守天地日月之法则,“合同于道”的体现。

而在真人、至人、圣人、贤人构筑的上古时代,在“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的淳朴之外,则是现实的困境:“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欲望的膨胀满足了一时的快乐,但是也“竭其精”,“耗散其真”,失去了其天真的本性,也违背了天地自然的法则,所以“用之不惑,治之大则。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身。”在这样一种“闭户塞牖”的现实面前,人身的灾祸就会降临,就会得病,就会失神而死,“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但是对现今之世提出警告,并非是《黄帝内经》的最终极意义,所谓“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就是要在天地之道中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所以,“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实际上是一种现实的实践,一种人本化的治理,而这种救赎一是遵守真义,“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在《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中则提出了在人体生命的最高原理和养生治疗的最高价值追求上进行认识,“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阐明了阴阳的平秘对于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而同时,则强调在万物悉备的时候,“莫贵于人”,也就是说人体要保命全形,必须与天地的变化相应:“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人,眩吟至微,秋毫在目。”也就是提出了“凡刺之真,必先治神。”“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的观点

当然,所谓适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欲望,保全真气,“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这种调养是一种预防,而这种预防上升为一种“未病”的观念,“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成为预防医学的座右铭。“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此处所谓“未发”,实际上是已经有先兆小疾存在,即疾病时期症状较少且又较轻的阶段,而“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则提出了疾病发作之先,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治未病”并非是一种预防和治疗手段,其实更是一种治国理念,“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这是黄帝的想法,也就是说治民和治身是同样的道理,而“使百姓无病”的目的是将德传于后代,所以岐伯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百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不能逆民而治,无论治国与治家,还是治身都必须以“顺”为最高的原则,这一思想是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在医学上的发挥。所以在《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中说:“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黄帝所说圣人的医术,是众人的典范,就是将人身的治理上升到政治的治理。

当然,在人身得病之后,《黄帝内经》也提出了更多可操作性的治理办法,有研究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藏象经络”,有阐述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是否发病以及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的“病因病机”,有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的“诊法治则”,有研究自然界气候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指导人们趋利避害的“运气学说”。而对于《黄帝内经》这一医学之祖来说,它的开创性意义还在于第一次提出了“解剖”的概念,否定了鬼神论,同时在病理研究基础上,还深入人的心理机能,对精神活动进行了阐述。在《脉妥精微论篇第十七》中进行了“释梦”:“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在《大惑论第八十》中论述了产生“迷惑”的机理:“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感,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是故间者为迷,甚者为惑。”而在《本神第八 法风》中,对于神活动的产生、变化,与五脏的关系,以及发病后的症状表现等,都一一作了阐述,特别提出“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的论点:“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溺氛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

编号:H29·2130415·0973
作者:李最欣 著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06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00461845
页数:383页

将研究目光着眼于钱氏吴越国,显然不是一门显学,从研究钱氏吴越国历史最基本最重要史书的《吴越备史》入手,作者得出结论:钱氏吴越国作者49人,著作125种2381卷,另有29种不知卷数,2种12卷为清人新编。吴越国的著述就作者人数、著作的种数与卷数而言,在十国中均列名第三。而同时,作为吴越国王室文人的代表,钱镠的诗歌有以民为本、爱民保民的主导思想,有建功成名、敬天畏命的思想。另外,吴越国幕僚文人之成就显著者集于钱镠为王时期,其代表为罗隐、罗邺、罗虬、吴仁璧。作者也指出,吴越国幕僚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景气状况原因复杂,以察举代科举这种倒退三百年的人才遴选政策恐难辞其咎。

文學發展過程

编号:H27·2130316·0961
作者:【苏】季摩菲耶夫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4年2月初版
定价:原53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184页

这是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第三部分,是苏联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本书的主旨是“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归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译者为查良铮,即诗人、翻译家穆旦。他在《译者的话》里说:“它的企图,是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一方面结合了世界上伟大文艺作家和文艺作品,一方面着重地从世界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摄取了精华,建立了文学的理论。”本书为平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

西廂記與白蛇傳

编号:H12·2130316·0959
作者:黄裳 著
出版:平明出版社
版本:1953年7月一版
定价:原9000元 3.33元
书号:上海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三三号
页数:266页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裳出版过多种古典文学的论著和古籍点校本,1953年7月平明出版社的《西厢记与白蛇传》为其中一种,竖排,32开,266页,初版时印刷数为16500册,这是初版本,再版时附录一种抽去。此亦“版本学”中一小掌故也,平明出版社颇用心印书,此册印制亦甚精雅可观,附录中的《跋祁彪佳<曲品>残稿》,后因已经着手重刊祁氏书,遂于再版时抽去此文。毛边本,但表面却看不出来,是法文书的平装版式。黄裳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两年中间陆续写下来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分。没有发表过的只有有限的一两篇,其余大都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刊载过。其中‘公案杂剧谈’的一篇附录是从六年前的旧作《旧戏新谈》里取来的。”

論普希金的“奧尼金”

编号:H27·2130309·0954
作者:【苏】柏林斯基 著 孫楚良 譯
出版:泥土社
版本:1953年05月初版
定价:原:6700元 10.00元
书号:登字0054749
页数:168页

全名:《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欧根·奥尼金》,后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这个故事曾经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而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的《论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是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这部作品进行评述,附P·保里诺夫创作的木刻《柏林斯基像》和斯托克夫斯卡娅绘制的油画《奥涅庚和泰基雅娜》。而这本译作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泥土社的有关往事。1950年春夏之交,许史华、尹庚、应悱村、张禹、胡今虚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私营出版社——— 泥土社。泥土社的标志出自章西厓之手,一株幼苗,根须深扎在泥土中,两片小叶破土而出,土里嵌“泥土社”三字,是鲁迅先生的手迹。作为一家私营出版社,在共和国初期出版了很多的作品,但是当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黑据点”,自然,泥土社出版的书即成了禁书。

泰山压顶不弯腰

编号:H77·2130309·0952
作者: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原:0.05元 3.00元
书号:3103·435
页数:44页

1969年7月起,桐庐县南堡大队的社员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短短10个月时间,便战胜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夺取了抗灾斗争和生产双胜利。不久,全省掀起了“远学大寨,近学南堡”的群众运动。1970年6月3日,新华社发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长篇通讯,报道桐庐县南堡大队战胜特大洪灾的事迹。本书即对“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单位桐庐县南堡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进行汇编,除事迹介绍外,还有杭州日报的社论《赞南堡精神 学南堡精神》、南堡大队贫下中农豪言壮语《泰山压顶不弯腰 双手开创新南堡》和发生在南堡的故事《风景这边独好》。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选

编号:H77·2130309·0951
作者:
出版:
版本:
定价:35.00元
书号:
页数:1268页

红宝书典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彪“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题词,以及《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268页图书从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开始,黑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结束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

橡皮

编号:H12·2121022·0931
作者:杨黎 主编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
定价:38.00元 亚马逊25.80元
ISBN:9787539952796
页数:366页

“只有我们的写作面对如此巨大的空无,您的阅读才能够获得这样具体的充实。”封面上的这句话是不是也体现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空无”和“充实”,是不是也是形式和内容的对立统一?在各种标榜“先锋”的图书中,《橡皮:中国先锋文学》到底能呈现一个怎样的先锋世界?小安、何小竹、乌青、张羞、吉木狼格等人组成的“先锋批评”阵容到底能不能揭开中国文学新的路标?13个先锋小说家、43个先锋诗人、11个先锋评论家——共278篇各种题材的先锋作品凝结成这吓人的《橡皮:中国先锋文学》读本。“橡皮”是一种象征吗?擦去那些错误的字,但是干净的纸上永远留下了污渍。


《橡皮:中国先锋文学》:天空是那么空

他的写了一首诗
但没写好
没写出孕妇的美
写完就删掉了
——何小竹《孕妇》

故事发生在2010年,在芳草街路口/农业银行门前,怦然心动的何小竹看见了孕妇,但是他将一切的情节都省略了,他写下了一首诗,放在《时间表:2001-2010》的最后面,但是那个孕妇没有看见他,也没有看见这首诗。很奇怪都是,我看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怦然心动”的,而且设法寻找“芳草街路口/农业银行”的故事地点,但其实这个城市里没有芳草街,有许多的农业银行,有许多的孕妇,当然也有许多与何小竹一样的诗人,他们都有过一两次“怦然心动”的感觉,但他们唯一没有做到的,是像何小竹一样将那首诗删掉,然后再写一首,我想,这次一定不会在芳草街路口/农业银行门前了。

或许,在“拦不到出租车”的奉化市区,是的,也是在2010年,竖的2010年,也是诗人,只是没有了孕妇,有的是一个“她”,而且还有最具体的房间,有“90块钱一晚的/大床房”,还有安全套、内裤,以及方便面,“她”一定不是孕妇,否则,竖也会“怦然心动”,他们在2010年擦肩而过,一个在“前台开房”,一个“连宾馆的门都没进”。这情景有点像何小竹的诗,写完了又删了,删了又写了,在2010年末尾,始终在“没写出孕妇的美”里“怦然心动”。

其实,只是2010的时间上他们在诗歌里相遇了。我说到的也仅仅是和时间有关的一个人,两个人,以及一群人,《时间表:2001-2010》的意义其实也并非是米歇尔·布托尔所说:“当新的一天来临的时候,这一天就使过去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新的一天是需要从旧有的地方翻过去,就如从何小竹“芳草街路口/农业银行门前”的2010年翻过去,便是再没有叙述和书写的2011年,或者如竖从《奉化》翻到了2011年的《浮云体》:“现在是下午15:20/冰箱里/我记得/还有一瓶三得利”。

有和没有,都不会变成时间表里的重要事件,2010年之后的2011年,“过去的形象发生了改变”,一个是对于小安的访谈,六回说:“采访小安,那天是2011年1O月30日晚上6点开始,聊了近三个小时。”这个和离婚、打麻将、喝酒有关的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写诗写小说,而是曾经是杨黎的老婆。当兵、转业、精神病院,在这些经历之后,小安就和杨黎结婚了,当然他也与诗歌结合:“完全变成了诗歌的生活,那时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聊也聊的是诗,谈也谈的是诗。”这是一个诗人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怦然心动”,或者也如那个孕妇一样,有着不能描写的“美”,打麻将的小安和写诗的小安,是多么的不同,“有些灯/灯丝坏了/我们永远也看不见/光与光是怎样地不同(《路上一盏灯》)”光与光不同,自己与自己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把后面有关离婚的故事删掉,像2010年的那首诗一样,“写完就删掉”。

2010年之后的2011年,“过去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另外一个事件便是这本叫《橡皮:中国先锋文学》的书的编辑成型。这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在小引的《江湖夜雨十年灯——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报告》中有详细的叙述,“因为筹办《橡皮:中国先锋文学》,我跟杨黎在今年先后见过三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11月27日下午,我们坐在武汉国际青年旅舍的小院子里喝茶。”当然,“在场的还有魏无天”。时间地点和人物,这个时间距离六回采访小安不到一个月,一个是在成都芳邻旧事酒吧,另一个在武汉国际青年旅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交集,但大都和“过去的形象发生了改变”的某种哲理有关,在杨黎、小引和魏无天将“橡皮”十年有关的人物列出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做好了另一个准备,将名单上的一部分人划去,这个过程有点像何小竹对待孕妇的那首诗,“写完就删掉了”,这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删去的终极意义是不留遗憾,橡皮十年也是如此,小引说:“其实本可以为这个名单增加更多的人选,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意义的设置上,很明显是不要成为“昏庸的裹脚布”,所以在2011年11月27日下午那个标志性的见面之后,这本《橡皮:中国先锋文学》终于在2012年7月印刷成书,变成了观望网络文学十年的一个标本。

“本书的标签是:网络、十年、先锋、民间、影响力、作品质量、持续性等等。”其实,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同名的《橡皮》,在走过十年风雨之后,或许更能说明其文学主张的倒是“副标题”:中国先锋文学。但其实这个说明太过笼统,在中国一片“先锋”云标签下,更为确切的表达应该是“中国先锋文学网络十年”或者“中国网络文学先锋十年”,网络和十年这两个关键词是这本书最主要的标签,所以删除这两个词的确有一种另类的“怦然心动”。“13个先锋小说家、43个先锋诗人、11个先锋评论家,带您走进中国先锋文学大本营,见证改变习惯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在封面上,我不知道这67个人的名单是不是没有了那种“昏庸”的味道,但是他们或许的确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上树立了一面旗帜,在中国网络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对于这十年网络先锋文学的发展和衰亡脉络,小引的《江湖夜雨十年灯——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报告》有比较系统的介绍:

从1995年开张的第一家中文诗歌网站“橄榄树”算起,再到1999年李元胜担任主编的“界限”,2000年莱耳创办的“诗生活”、南人的“诗江湖”,以及2001年开始风起云涌出现的各大诗歌论坛,2006年虽然可以算是汉语诗歌在网络上中场亮相的巅峰时刻。但残酷的事实是,在汉语诗歌接触网络的十年进程中,尤其是以论坛为主要代表形式的潮流里,此刻的繁华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的迹象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而对于“橡皮”,介绍如下:“橡皮”创办于2001年1月。当年的参与人员是杨黎、何小竹、乌青、竖、张羞等。主要的艺术倾向有杨黎的“废话”理论等可作参考。它关闭于2004年5月。集结或者模糊靠拢在其周围的诗歌论坛有早期的“壶说”、 “秦”、 “果皮”以及后期的“物主义”、 “新湘语”等等。

创办于2001年,关闭于2004年,这是“橡皮”的网络生命史,但是网站关闭并不代表“橡皮”之死,所以这本十年的选集超越了网络的平台,而延伸到更广的范围,或者还可以用何小竹的诗来诠释这样的继承和复兴:写完了删掉,然后再写。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力,这就是先锋文学的姿态。“只有我们的写作面对如此巨大的空无,您的阅读才能获得这样具体的充实。”这是这本书的主编杨黎的“封面寄语”,而他在《卷首语 有一朵花开在比喻之外》更明确的表达了“文学的未来观”:“在不远的未来,这个世界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喜欢比喻的诗人,一种是不喜欢比喻的诗人。”这是不是在为文学的坚持者勉励和鼓劲?喜欢比喻和不喜欢比喻,是说与不说的两种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对于说话的不同态度,而是“诗言志”的不同理解,是“诗到语言为止”还是“诗从语言开始”的分野与论争,而杨黎说:“世界是说出来的,但说过之后,它应该有另外的样子:比喻一下,它像一首诗。”

说过之后像一首诗,这是杨黎的主张,也代表了“橡皮”的文学观,那就是“废话”,“老老实实,准确、具体、简单”,而这样的“废话”就是“能够准确写出的可以写,能够具体写出的可以写,能够简单写出的也可以写;相反,不准确、不具体、不简单的,我们必须遵守我们写作的原则,就是放弃。(《打开天窗说亮话》” 从诗歌到小说,橡皮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言说中获得快感,比如“江苏宜兴,在战国时候叫荆溪/等到了秦汉,改叫阳羡/晋代以后叫义兴/到宋朝,因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名字中有个义字/所以义兴又变成了宜兴/估计之后再没有哪个皇帝名字中有这个宜字/所以它到现在仍然腻腻歪歪地叫宜兴(竖《吹牛片段》)”;比如“现在,杀手1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死掉,二是死掉。(魏思孝《列车员还在求救的路上》)”;比如“夜晚下奥体东门只有两样东西;夜晚和奥体东门。(张羞《散装麻雀》)”在一种重复、互文中不断解构,又不断地重构,它们同时发生,互为意义,解构就是重构,重构就是解构,在废话中寻找无意义的意义,就像张羞《散装麻雀》里的另一句话:“两年前,他22岁。那一年,他喜欢天空。又有谁会不喜欢天空,天空是那么空,除了空,仿佛什么都没有。”“天空是那么空,仿佛什么都没有”,但所有人都喜欢天空,喜欢那种空的感觉,马策在《文学的假期》中所说,“在橡皮文学网上,类似的写作——无意义的言说——俨然已汇成一股无法遏制的潮流,并蔚为大观。”他将这种写作称为“超越意义暴力的无原罪写作”。

除了形式上对于“废话”的追求,以达到“对存在意义的消解”,此外,在橡皮的小说和诗歌里,还有很明显的反崇高、反信仰,甚至反知识的努力,“即使你说/这是在做爱啊/那又怎么样/上帝也在这个时候做爱(小安《苹果二》)”上帝和人一样做爱,还一起做爱,这是对于信仰的消解;“这时候我说出了一个荒谬的走法,就是先绕到城北路,走到三眼斗门,在大卫村村口爬过老医院的废墟再想办法渡过河,以一一种诗歌方式进入西大街和北大街的内部,以酱油厂为中心三人分头梭巡。(乌青《有一天》)”寻找智源书店成为荒谬的行为,而其实,“这家药店就是原来的智源书店”,这是对于知识的消解;“王恩秀说/她叫王恩秀/谢荣说/他叫谢荣/我对/王恩秀/和谢荣说/这下好了/我把/你们的名字/写在这里/以后/就不会忘了(面海《名字》)”对于普通名字的另外书写,这是对于命名的消解;“我没事,等你死了,我就进去上网。(张墩墩《找死》)”房东的死亡预约俨然没有恐慌,而我也像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一样,这是对于死亡的消解。如此,当那些意义消失,书写“使语言、使所指踏上无目的、无方向的旅程”,而当这一切完全变成了一种和自我有关的言说,当个体超越了一切,就会出现两种方向,一种是“干净而纯粹的童话境界”,像梭罗的《瓦尔登湖》,所构筑的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乌托邦;而另一种可能是,正常的言说变成疯子般的叫喊,小安的《疯子们的故事》构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疯子世界,他们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反而被社会的牢笼所控制,李弯弯说“要做个正常人太困难”,而花花却一直在叫喊:“我没有病,不是疯子,只有一个想法:男人!男人!男人!”而当疯子又和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对于社会的其他人来说,则是另一种不自由,甚至是劫持和诱惑,精神病院的医生刘家文强奸了一丝不挂的女病人花花,“被公安局抓走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隐喻,花花是个疯子,却美得出奇,对于所有正常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但这种诱惑仅仅是身体的,和形而上的东西无关,而正是这种看似自由而纯粹的美,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橡皮文学”所倡导的废话、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合逻辑和规范的疯狂行为?在它一味消解意义的时候,是不是在潜意识里开挖了一种新的意义陷阱,或者说,橡皮并不是在走着一条旁若无人的自由之道,而是以建立“他者”的方式来关照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的意义体现是因为有一个对立面一个敌人存在,“打着电话我想/在另一个地方/在我们可能会去的地方/也许正在下雨(吉木朗格《电话》)”“她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小招《误会》)”或许正在下雨或许天已放晴,但一定会有“另一个地方”存在,会有“你想象的样子”存在,所以正如那些文学流派的纷争一样,“如果你写的是诗,那我写的就不是。”这种“如果……就……”的模式恰好说明“橡皮”的困境。

杨黎说,“我的世界其实和她的世界大同小异。”iphone4s和三星,兜里着也下意识地进行对比,从而获得心里的某些安慰,当然这也不是比喻,是现实。一本《橡皮》不能涵盖十年所走过的路,也无法完整地而统一地呈现一种文学样本,甚至橡皮头条、中国评论:新世纪10年(2001-2011)先锋文学报告、先锋:死亡、文学的栏目设置不仅没有类标准,显得散乱,而且整本书更像是一本期刊,“长篇选载”这四个字当然只是一个切片而已,就像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从2001到2011“过去的形象发生了改变”,但忽然时间就变成一段一段的“有一天”:“她一接电话我就说,对不起吵醒你了,我是乌青啊,我要向你介绍一部录像短片《大白鼠》,拍得太好了,太舒服了,简直舒服死了。(乌青《有一天》)”而其实,根本没有《大白鼠》,“有一天”只是魏思孝和他老婆开的一家店名。

兰波作品全集

编号:H78·2120518·0893
作者:[法]阿尔蒂尔·兰波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1年11月
定价:36.00元 亚马逊24.40元
ISBN:9787506357517
页数:365页

“兰波兰波,当孤独的反抗落在世人肩头;/回头望,依然是,那一叶苦海孤舟”当译者王以培吟诵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着对于诗歌的敬畏和对于生命的无奈,“一边毁灭,一边照亮夜空……”作为诗歌通灵者,兰波用他颇具个性的诗歌建造了一座语言的迷宫,元音在呼喊,元音在奔跑,元音揭示残酷的真相,元音也发现并创造惊艳神奇的美。“横空出世的一颗流星,转瞬寂灭”。他一生的诗歌创作,全部在青少年时期完成,此后便放弃了文学,投身于苦涩的流浪漂泊,死亡降临时,他年仅37岁:“随后,屋里结满冰霜……瞧,/一件件丧服散落在床边、地上……”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者,兰波凭着通灵之心,洞穿了世纪的苍茫与黑暗。而《兰波作品全集》集合了诗人所有的文本作品,包括他的全部诗歌、散文诗和部分书信、日记,是目前为止,国内翻译出版的最完整的一部兰波作品全集。


《兰波作品全集》:火焰与受火刑者一起升腾

她给我的那双袜子,一年来,我始终没有碰过……
——《圣袍下的心:—个修士的內心世界》

这只是一个回忆?美好的?还是噩梦般的?袜子里有“亲爱的蒂莫狄娜”的真情,只是在圣袍下,那一双袜子变成了一个信仰而已,爱情的信仰。上帝来了,上帝取代了爱情,取代了“神圣的谦逊”,“从今往后,我将用诗歌抚慰我的伤痛;十八岁的爱情的殉道者”,这是1870年的8月的兰波,“我将为上帝服务”已经取代了蒂莫狄娜的爱:“我有了信仰:我将拯救自己的灵魂,约束自身,我会像上帝的仆人一样和他的女仆在一起。”而对于一个修士的内心世界来说,这是多么痛苦的一次经历,那里的爱情曾经明明写在心里,写在生命最动人的地方,那个称为“虔诚的崇拜”、“神秘的玫瑰”、“大卫的高塔,为我们祈祷!”、“天堂之门”和“北斗星”的蒂莫狄娜·拉比奈特,带来玫瑰一样的信仰,而这样的玫瑰唤起了最纯真的爱情,大卫的玫瑰,约瑟的玫瑰和圣经中的神秘玫瑰,那是爱情,也是一双袜子的甜蜜。

其实,兰波在《—个修士的內心世界》里发现了什么?时间在那里,却被隔断,圣袍脱下又被穿上,那个有着“光秃秃的额上”、“鼻子像一根木槌”的Sup…正在追问一个年轻人的信仰:“过来,跪下,靠近我;我想轻轻地问你:在自修室里,你有没有把双腿分开?”这是一个“舔了舔拇指的指端”的恶俗记忆,却最后取代了一种永恒的爱情,兰波,在一个名为“雷欧纳多先生”的虚构中告别了神圣的信仰和爱情,也告别了袜子的回忆,而这一篇“愚蠢的(日记体)短篇小说”几乎最后成了兰波真实生活的隐喻。

“拉马丁死了……”蒂莫狄娜突然说到的这句话在21年后成为兰波的写照,那双袜子不是一年没有碰过,而是从此以后就在也没有穿上去过,对于兰波来说,1871年的身体已经再也不是袜子的记忆了,它残忍地消耗着身体,回忆已经变得痛苦,。1891年4月30日,他在亚丁写给家里的信上说到:“又及——至于袜子,已经没有用了。我会找机会卖掉。”兰波的疾病正在折磨着他的身体,他以为自己会很快康复起来,会很快告别异乡,甚至会很快重新流浪重新找到自由,但是命运的残酷已经不再给他任何机会,他在马赛的医院里痛苦望着窗外,但已经无能为力,“我现在直挺挺地躺着,腿上被绷带缠绕、固定并牢牢锁住,丝毫不能动弹。我变成了一具骨架”,这是他的真实写照,那双袜子果然变成了生命的一次见证,没有爱情,没有信仰,没有回忆,甚至也没有任何现实的用途,而曾经,他在“圣袍下的心”里表达过最美好的祈愿:“那双袜子,我的上帝啊!我会穿在脚上,直至走近您的天堂!……”

现实和理想,生活和小说,这就是一双袜子和另一双袜子的区别,“总之,我们的生命是一场苦难,无尽的苦难!我们为什么要生存?”这是兰波在1891年5月写给妹妹的那封信里的痛苦质问,对于生命,兰波似乎到死都没有找到答案,没有找到袜子的意义,而马赛,曾经是兰波最后的希望,他渴望从这个港口出发,再去非洲。“我们为什么要生存?”的诘问也成为兰波留下的最后文字,半年之后,兰波死在这里,那双袜子永远也没有穿在他的脚上,甚至,他的信仰,他的爱情,也像袜子的隐喻一样,只留存在那份诗意里。

诗意的袜子和现实的袜子,这或许就是兰波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两种喻体,割裂在那段时间里,割裂在那些城市里,兰波用最凄惨的生命经历完成了对于“另一个”的定义,而其实,对于兰波来说,这“真实的噩梦”抵达生存的痛苦,就是来源于自己的诗性,来源于对“另一个”的疯狂迷恋和寻找:

必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他达到未知;当他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光怪陆离、难以名状的新事物使他兴奋跳跃以致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可怕的工匠,他们从别人倒下的地平线上起步!

这是必须被提及的兰波,一个通灵者的兰波,一个寻找自我的兰波,一个盗火者的兰波,而那种折磨之后的信仰和力量,对于兰波来说,曾经就是一次融入诗歌的真实生活,就是以身殉道的信仰之路,曾经就是抵达至高处的迷狂,“饮尽毒药”对于兰波来说,是一次诗歌的表达,也是一次亲身的体验,他在情爱、痛苦和疯狂中寻找通灵者,“另一个”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成长,对于兰波来说,这是一次对秩序的破坏,无论是宗教,还是宗族,或者是爱情,兰波扮演着“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并铭刻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那就是“我起誓,亲爱的导师,永远崇拜这两位女神:缪斯和自由”。

缪斯在何处?自由在何处?对于兰波来说,这是生命的书写方式,这是最初的背叛,这是打破一切的枷锁,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一个时代,兰波都在寻找表达方式,在他看来“苍穹之下,人类忧郁而丑陋”,而巴黎是一个“噢,痛苦的城市,噢,奄奄一息的城市”,到处都是“梅毒患者、傻瓜、国王、傀儡、、小丑,/这些对巴黎这个妓女有什么用处?/还有你们的灵魂、身体,你们的毒药、破衣/她不停地摇晃着你们,这些些凶恶腐朽的东西!(《巴黎狂欢节或人口剧增》),城市里生活着的只有那些肮脏的人,“忍无可忍的造反者”,或者那些虚伪的“正义者”,而“法兰西的植物,/愤怒、可笑,得了肺病”,而诗歌或者美也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维纳斯”,棕发女人头、灰色肥厚的脖子、宽大的肩胛突出,“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怪味”……从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中,就需要一种重构,一种对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建设,而这种建设无疑是内心深处的信仰,“在伟大的时日,他已倦于打碎偶像,/摆脱了诸神,他将复活苏醒,/一切存活的神灵,都将在其肉身之中”,所以,兰波的革命成为最大的力量,“妈的,对准这群狗,开炮!”这是冲向巴士底狱般的喊声,这是摧毁旧有世界的力量,这是通灵者的复活。这种力量来自最底层,如“铁匠”:“而我们却已粉碎了王权与神权,我们凶猛无比!……”

而对于兰波来说,则是自溺于地狱之后的解救,这是“饮尽毒药”的折磨中发现信仰,是的,兰波说:“我自认为身在地狱,因此我入了地狱。”这“永恒的苦刑“就是通向通灵者的道路,“我要揭开一切神秘的面纱:宗教与自然的神秘,生死、未来、过去、宇宙的起源、混沌、空虚。我是幻影的主宰。”下地狱变成了一种乐趣,那是幻影编织的世界图景,“不相信历史,拋开准则”,对于兰波来说,他已经做好了走向地狱的准备,而他的目标就是在“火焰与受火刑者一起升腾”中感受“另一个”,寻找自我。在诗意的前半生,兰波的所有指向就是为了发现这样的“毒药”,而他在一种游戏般的生活中开始了他的背叛和寻找,一方面是对于时间的某种混淆,他在1870年5月24日《致泰奥多尔·德·邦维勒》的信中阐述了他心中的“通灵者”,而在这封信中,兰波说:“我们生活在爱的时节;我(快到)十七岁了。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龄。”“快到十七岁”以及之后将“快到”删去,只是证明兰波对年龄的某种隐瞒,那时他只有十五岁,他仿佛在文字中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而这个“他者”通过真实的信件而越发具有颠覆感,而在他的《圣袍下的心》这部日记体小说,有意用日记体来虚构时间,而“18…年5月1日”这样的时间表达无疑只是一个符码而已,兰波的解构就是要通过对时间的混淆来区别现实真实存在。而对他来说,这仅仅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已,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兰波对于生存空间的背叛,这就是兰波一生中的“流浪情结”,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甚至,从一种爱情过渡到另一种爱情,所谓流浪无非是为了寻找真正的归宿,真正的“自由”:这自由是革命,是自我,是摧毁“在平庸、恶意与灰暗中沉沦、死亡”的秩序:“怎么说呢,我疯狂地迷恋着自由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从此改变了兰波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宗教观和爱情观。他怀疑上帝怀疑信仰,“神灵便在肉体的祭坛上震颤!”而“遭受过耶稣的不洁之吻”的何止那个圣母;他怀疑自己的出生甚而怀疑所谓的高卢种族,“可现在我被诅咒,我憎恨祖国”,在他看来,这是必须打破的枷锁,这是自由的最关键一步,“你们是假黑奴,你们狂妄、凶残、吝啬。商人,你是黑奴;法官,你是黑奴;将军,你是黑奴;皇帝,老色鬼,你是黑奴:你喝了撒旦制造的免税酒。——这些人将被狂热与癌症所激励。”而对于兰波一生情感发生巨大作用的,还是不被世俗、不被自己认可的爱情,“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这是1870年的兰波,这个军官的儿子成了一名反军国主义者,然而一年后,他与魏尔伦相识,便开始了一段暧昧的关系,这一段“爱情”的生活使兰波陷入了真正“另一个”生活中。

兰波和魏尔伦,因为诗歌而结缘,也因为诗歌而相恋,魏尔伦赏识兰波的诗情,“一个伤心的孩子跪蹲着放出一只/脆弱有如五月蝴蝶的轻舟”《醉舟》的日神情结开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象征主义不仅成为诗歌写作的一种手段,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追求,17岁的兰波体会到了那种爱情,从诗歌里长出,融入生活,他们成为巴黎诗坛著名的同性情侣,不仅同居,而且酗酒和吸食大麻,这一阶段对于兰波来说,是诗歌成就最高的阶段,而这样的诗性生活却以身体的巨大代价为前提,甚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872年,魏尔伦离开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兰波一同私奔至伦敦。他们完全变成了诗歌的一部分,变成了象征主义的一部分,而魏尔伦举起的那把枪则彻底将兰波拖入到了“地狱”中,真正走向了诗歌之外的“通灵者”道路上。1873年7月,因为争吵,魏尔伦用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臂,这一颗子弹彻底葬送了他们的爱情,魏尔伦入狱,兰波只身一人回到故乡夏尔维勒,在极度伤心中完成了一生最杰出的诗作《地狱一季》 ,在诗中,兰波回忆与魏尔伦共同生活的“地狱情侣”的岁月,然而王子和精灵的“童话”结束了,从此,“爱情生活”泯灭的兰波走向了一条不归路,他不仅永远停止了诗歌创作,也从此开始了那种“饮尽毒药”的现实生活。

1880年5月的塞浦路斯,1880年8月的亚丁,1881年2月的哈勒尔,1885年12月的塔朱腊,1887年8月的开罗,1891年5月的马赛……这些信上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兰波后半生的人生轨迹,这种轨迹建立在空间的逃离之上,但实际上是一步步走向地狱,走向万劫不复的死亡,寻找自我最后变成了实践的一部分,《木工手册》和《农林锯木厂画册》的书籍,以及工程、疾病、身体、甜菜种子、木哈咖啡、摄影器材、3年的合同、沙漠商队、合伙人死了、静脉曲张等等关键词组成的兰波生活,完全游离在诗歌之外,也游离在所谓的信仰、爱情之外,兰波的漂泊已经不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成为一种生存,这种生存似乎是在实践着兰波最初的那种自由的自由,但实际上已经积重难返,“我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漂到哪里,走什么路,身在何处,为什么,会怎样,全都一无所知!《给家里》(亚丁,1884年5月5日)”生活的茫然给了兰波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在后悔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至于我,我很后悔没有结婚,建立一个家庭;被迫流浪,被遥远的事务所缠绕,日复一日,对于环境、生活方式,甚至欧洲语言,我都变得十分麻木。”(《给家里》,哈勒尔,1883年5月6日)在“真实的噩梦”的生活中,兰波的身体也变得不堪一击,而正是环境的变化使兰波加速了死亡的脚步,脚上的癌症完全剥夺了他最后流浪的想法,甚至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最后,在马赛医院郁郁而终。

兰波曾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对于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灵来说,盗火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地狱般的死亡,兰波燃烧着火的诗歌摧毁了旧有的秩序,却也将自己燃烧,那种自我在“另一个”里,在通灵者身上,但更在自己的肉体里,“芳香、音调和色彩”,有时甚至完全是生命的形式,“双手交叉,站在香蕉园里”曾经当过摄影记者的兰波拥有最后的影像,站在香蕉前的照片“只是为了记录我的疲惫,也让你这里的风光有个印象。(1883年5,兰波家书)” ,其实,这张自拍相片把一个不屈于传统秩序的盗火者留在了真实的历史中,双手交叉,目光凝视,在迷雾的香蕉园里,让我们一起寻找那个叫阿尔蒂尔·兰波的人丢下的那颗“火种”:

A黑,E白,I红,U碌,O蓝:元音,
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

玫瑰的名字注

编号:H26·2120516·0892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0年6月
定价:15.00元 亚马逊15.00元
ISBN:9787532748914
页数:80页

在我阅读《玫瑰的名字》之后,是不是必须要深入一部阐释的著作?“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 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大部分都问我结尾的拉丁语六音步诗是什么意思,它是怎样孕育出书名的。”这是埃科给《玫瑰的名字》找的一个阐释的借口,借此找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模范读者”:“因为我认为一个叙述者不应该为他的作品提供阐释,否则就没必要写小说,更何况小说正是生产阐释的绝妙机器。”所以恶鸟才会在《马口铁注》中说到要去“发现文本如何创造我所感受到的那种迷狂的运作机制,并且最想体验的是——自己如何利用这种文本机制去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也让我的读者狂热一把”,所以《玫瑰的名字注》作为翁贝托·埃科的阐释著作,完全被隐藏在了“知识”的外衣下:为什么叫“玫瑰”的名字?为何选择在中世纪展开故事?迷宫是否有其原型?


《玫瑰的名字注》: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

当我发现他的故事背景在时间上是多么遥不可及时,我更感到宽松和欣慰。这样,它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也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自信毫不相干。
——《玫瑰的名字·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除了时间,遥不可及的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它们产生了互文,可能的困境和可能的阐释,《玫瑰的名字》和《玫瑰的名字注》,它们并排放在我的文家夹里,就像它们原来的存在一样,毫无声息,并没有因为我的阅读而显出不一样的狂热,而相差一个字的文本命名,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衍生的感觉,前和后,五月和六月,或者是母与子?中间甚至隔开着一次长途的奔袭,但是互文的危险不在这里,也不是Umberto Eco,而是《玫瑰的名字注》早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它甚至没有故事背景,只有翁贝托·埃科自娱自乐地说到:“自从我写了《玫瑰的名字》以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那么,正如拉丁语转化成法语,然后转化成意大利语一样,最后的阐释其实只是一句逃脱的话: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迷宫,而且,必须是封闭的迷宫。沿着曾经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而这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然后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天”,看到了相关联的一本译文图书,而拉丁语手稿是“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的”,当然,译文会最后归结到“所描绘的事件”,按照推断,“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一定是其中有着我们忽视的东西,以致翁贝托·埃科能畅通而自由地建立自己的故事时间轴,包括被虚化的文本背景,没有阻拦,你当然不能判断其中有没有假托的问题,但是你相信了,相信了迷宫是存在的,是由翁贝托·埃科全权负责为你的阅读构建的。然后,你自然进入了他封闭的迷宫中,进入推理的抽象世界里。

按照翁贝托·埃科预设的故事背景,“我从一九七八年三月开始写”,顺着这个时间开始阅读,“我想毒死一个修士”的原始冲动的念头,终归会结出一个恶果,而故事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是一本“一九七五年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生活在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的僧侣名单”,“某个不确定的修道院”是迷宫的出口?上面的僧侣名单中有谁?有阿德尔摩?贝伦加?还是豪尔赫?阿德索?或者是翁贝托·埃科自己?其实在奥尔菲拉《毒药论》这本书面前,名单也只是假托的东西,为了避免牢狱之灾,有关“销毁了来信”的大火一定会发生,所以,“毒死一个修士”作为背景,是含着毒的手指,它轻轻触摸着那本羊皮卷的书,然后寻找上面的拉丁文,或者像豪尔赫一样,撕碎吞下肚子,毁灭和创造往往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那时,翁贝托·埃科会很自豪地说,豪尔赫其实是博尔赫斯的一个影子,一个“前文本”。

在迷宫里,豪尔赫之外,就一定有另一个被谋杀的秘密,“凶手是哈姆雷特。”而这个秘密一旦被解释出来,那么迷宫肯定不是露天的,它藏在了最暗处,“并且,良好的通风条件对孕育火灾是必要的。”告别忒修斯的迷宫和矫饰主义的迷宫,甚至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也不复存在,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的迷宫,根茎一样,“从可能性上讲它是无限的”,无限意味着没有出口,意味着迷宫也没有了任何封闭的意义,火灾发生了?早就发生了,在迷宫为建造之前,就已经烧毁了,包括那份僧侣的名单。

“太晚了,哈姆雷特死了。”这是记载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则笔记,翁贝托·埃科说是”写完小说两年后“,贺拉斯,P伯爵,关于无限可能,关于乌力波的”结束语“,把哈姆雷特杀死在文本里,而这个没有故事可能性的秘密一定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之前,或者在写完小说之前,迷宫再次打开的时候,侦探小说的矩阵也就打开了,所以,翁贝托·埃科会告诉你真正的关于时间的出口是在故事结束之前,“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

围绕“六三学派”讨论实验小说,一九五六年,关于“后现代,反讽,消遣”的讨论其实并没有涉及到迷宫,没有涉及到哈姆雷特,甚至不是玫瑰:“人们可以通过引述其他情节的方式重新找到情节,而引述本身可以认为此引述的情节更少约定性和商业性。”找到情节并不是什么难事,从写完小说两年后到一九六五年,约定性和商业性的书早就开花结果,早就枯萎死亡,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句拉丁语,那束玫瑰: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

哈姆雷特死了,在玫瑰的多种象征被确定之后,是不是翁贝托·埃科也会跟着死掉?一九六三年的实验小说最后是侦探情境的矩阵而已,那么我们会在时间的外部遇到那个有关玫瑰的寓言:昔日是一个作为背景存在的中世纪?还是“去岁之雪今何在”的诘问?偶然而已,如果你相信翁贝托·埃科的谎言,那么就完全可以把玫瑰当成是“万事万物都会消亡”的抒情之物: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十字玫瑰,感谢这些美妙无比的玫瑰,玫瑰色的生活。翁贝托·埃科就是要让读者迷失方向,然后在他建造的迷宫里“束手就擒”,“一个书名应该把思绪搅乱,而不是把它们理清。”不管是《修道院凶杀案》,还是《梅尔克的阿德索》,其实都比《玫瑰的名字》更接近那个迷宫的入口,可是翁贝托·埃科把它们关闭了,他要使自己在文本面前消失之前,先让读者先死去。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读者在哪里?读者没有说:“我读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在这个中世纪有关的迷宫里,翁贝托·埃科其实是要毒死读者,用模范的方式毒死读者,然后自己成为读者,成为最终的阐释者,成为《玫瑰的名字注》里的那个装死的哈姆雷特:“而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这就是一个作者“被消灭”的路径,翁贝托·埃科从混淆时间开始,混淆人物,混淆背景,看起来中世纪是最大的迷宫,在时间上,是一切可能的开始。“既然中世纪就在我的日常想象之中,还不如索性写一个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故事。”翁贝托·埃科戴上了面具,而且更进一步,“我不仅决定讲中世纪,我还决定站在中世纪讲,借助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的口来讲。”作者死去变得伟大而坚定,“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完全是一个退回到“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的虚拟状态中,假托的那些人物和文本会让人像玫瑰一样感到神秘,会感到小说正以“宇宙学行为”的方式开始:“我立即写下了引言,设置了一个四层的嵌套,把我的故事放到三个其他叙述中去:我所讲的是阿德索告诉马比荣、马比荣告诉瓦莱、瓦莱又告诉我的……”

是的,玫瑰还在那里,“只绽放一个清晨”之后还在无休止地绽放,玫瑰不是猴面包树,不能绊倒一个人,当然,书里也不会再有猴面包树的植物课,没有“萨尔加里式”的圈套,有的只是“把阿德索一分为二”的叙事计谋,暗示忽略法,实际上是把翁贝托·埃科一分为二,把他一分为二为读者和作者,叙事者和阅读者,模范作者和模范读者,甚至阿德索和马比荣,马比荣和瓦莱,瓦莱和我……进入游戏的同谋没有现身,他就在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看来,翁贝托·埃科喜欢这样的修辞手法,喜欢一分为二的暗示,所以他会把这本书当成是另一种创作,一种剔除完整局外人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对话: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以及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新的读者产生了,但不会是那些大街上的读者,不会是批量生产套餐式的工作,也就是一分为二之后必须是独一无二,身份的重合是新的文本产生的根源,作者死去是要挽救新的读者,使读者成为新的作者,这就是翁贝托·埃科真正要实现的,就是在时间的另一种叙述中,寻找到文本中的“元语言”,而反讽无疑是那种一分为二的最可能的实现方法,这也是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回答:“既然这过去不能被毁灭,因为它的毁灭会导致沉寂,那么就应该承认需要重游过去,以反讽的并非单纯的方式重游过去。”

实际上,在“玫瑰”的世界里,翁贝托·埃科看起来要消解象征意义,在“元语言游戏”中寻找作者身份之外的读者,这就是他所谓的“占据读者的梦境”:“占据读者的梦境并不一定意味着给他们唱摇篮曲。它可以意味着令他们魂牵梦萦。”所以,不管“毒死一个修士”,还是“哈姆雷特之死”,都是对于反讽这种“元语言游戏”的追寻和实现,也都是为了在文本中发现自己,“作家立意创新并预想不同的读者,他要向读者揭示他们自身,让他们面对自己。”而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中世纪的小说也就是一部关于“谁之错?”的侦探形而上哲学,侦探的矩阵所带来的小说形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则完全是最后一种令人愉悦的可能,那就是发现自己,所有穷尽的文本“注意到只剩下一种书还没有写”,那就是:“凶手就是读者的书。”

凶手就是读者,凶手也是作者,这是书与书之间的言说,返回纯粹,就是退回到我们建造的真正世界,“这一纯粹由可能性和非现实性构成的世界”就是“依据最初界定的结构而存在”,而一切揭示“谁之错”的侦探小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他人即地狱,谁是你自己?翁贝托·埃科说:“一场真正的侦探调查应该证明的是:凶手正是我们自己。”而每个人都活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手稿里,或在那个封闭的迷宫里学着豪尔赫的样子,至于我,则是真正要消灭“他们”,消灭公众的认同,那个上帝的作者最终认同于一个副词,而那个副词是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本书总是讲着其他的书,每一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讲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