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17 《玫瑰的名字》:上帝的手指藏着毒
经我耐心的拼接,结果我好像是建了一个小型藏书馆,它象征那座业已消失的庞大藏书馆,一个由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构建成的藏书馆。
万火归一,这是书的最后归宿?或者这是藏书馆的最后形态?当一场大火烧毁了“曾是天主教世界最宏大的藏书馆”,那篇“阿拉伯文的文章、叙利亚文的文章,以及西普里安的《晚餐》一书的译介或誊写本”都已毁灭;那本“有关炼金术和埃及文小册子的译文”不复存在,那册“比千只蝎子的毒性都要大”的手稿化为灰烬,当然,作为隐藏着秘密的地方,藏书馆里所有有关的迷宫都将裸露在天地之间,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实,早就有人说过了,那本书有毒,那本书是偷来的,甚至那本书被老迈的豪尔赫撕碎吞下了肚,悬疑毁于一旦,你最后会听到十三世纪的阿德索,或者二十世纪的埃科说:“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回到书页,那些“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其实就握在埃科的手上,同时也放在我的书桌上,时间是永恒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二〇一二年的阅读之于我,就如一九八〇的写作出版之于埃科,或者是一九六八年获得手稿之于埃科,这是一个与“时代毫无关联”的文本,如果再细致一点,那么就在八月十六日,某一个夏天,进入那个“经我耐心拼接”的小型图书馆,展开来的手稿清楚地表明文本里的秘密,《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是一次冒险的开始,尽管埃科曾怀疑是一本假托之作,而且在幻觉中见到了未写的书,但是它却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先是瓦莱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而与我结伴的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并带走了瓦莱的译本,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小旧书店里,从格鲁吉亚语的译本《观镜下棋》里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而“原始资料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的神父的著作”。如此,这当然是埃科故意设置的一个复杂入口,在语言的翻译和文本不断丢失中,读者已经很难寻找到藏书馆里的版本,它实实在在变成了片段、引证和不完整的句子,再加上残缺不全的手稿,埃科的读者似乎永远不会变成他所想要的“模范读者”,而在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法语,还不懂意大利语的阅读中,自然逃脱了我的二〇一二年,这是埃科的计谋,对于他来说,关于手稿的辗转可以概括成以下这句话:“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而在是要成为模范读者还是经验读者的难题面前,我读到了最醒目的汉字:玫瑰的名字,而Il nome della rosa自然变成了汉字的一种注解,像躲在那里的字符,只露出细小的羞涩表情。
这是一个语言上的象征,对于如此不怀好意的阅读,我极有可能像威廉修士一样,被某种迷宫般的语言困住,然后极力挣脱出来,比如“先是用希腊文念了前面几行,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并接着继续翻译成拉丁语读”,这也仅仅是关于另一部手稿的陈述,而其实这并没有让我“知道这部致人于死命的书是怎样开头的”,而是引向了一个双关的游戏场景,正如那一段的描述那样,“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还来自语言的不规范。”语言完全是在设置障碍,而在这样的解读中到底是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对于阿德索的回忆,不管是假托之作,还是语言翻译上的困境,其实对于埃科来说,这只是一个让你绕进去的陷阱,“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这是一个完全是叙述者的作为,作者被空置在那里,对于阿德索来说,只是生命暮年的一种象征,留下“符号之符号”,而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诠释。
埃科在时间的设置上,完全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而从手稿开始的所谓“侦探小说”叙事,则完全是要把你带向一个真实和虚构并存的历史中,没有边际,延伸出来的是那段基督教的教派斗争,以及异端生活中的死亡与爱欲,那么戴上面具吧,在语言的王国里,埃科一定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一下子就进去了,毫无声张,却把手稿带向了现实的背面,“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改变世界。”故事背景在时间上的遥不可及,就是为了与现实不再关联,就像那座存在于山谷之间的修道院一样,里面的秘密则完全交给了读者,“我没有许诺给你们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蓝图,这只是一张记述着一系列可叹可怕事件的单子。”从此,埃科消失了,只有那朵并不盛开的玫瑰还在。
这是七天的旅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作为读者,完全可以像虔诚的僧侣们一样谦恭地反复吟诵这段经文,道在哪里?道和神同在,道就是逻各斯,是“言辞”,在哲学上的意思是“言说”或“理性”,或者说也是中心,是工具,与上帝的统一,是不是僧侣们追求的终极意义?作为言说的一种,语言是不是也是一种道?语言在多少大程度上构筑着神的形象,延伸着神的意义?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依靠着《圣经》这样的正典来还原至上的意义?在修道院里,其实处处都体现着这种“言”,这种逻各斯,在意义的多种构筑中抵达宗教的终极意义。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上,就是完美遵循着神学体系,比如楼堡,“是以三重的模式逐次增高”来象征神学的“三位一体”意义,还有四,“蕴含神圣的教诲”,而七,则“也是跟这些数字一样是神秘的数字”。这修道院“巧妙的和谐中蕴含这神圣的数字组合”,所以每一种数字后面都有“一种极其细微的神圣的意义”。“如此漂亮如此完美”的修道院在布局上的神圣当然是建立了一种意义,而这种建筑的“完美”完全对应着kosmos(拉丁语,宇宙)的次序,也就是“匀称的次序”。包括手稿分为七天,教堂门柱上的绘画,都在传递着一种神圣的意义。而在修道院发生的死亡事件,看起来更像是对道的一种遵循,“先是冰雹,接着是鲜血和水,现在是星球……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得重新审视,凶手不是偶然伤人变得,而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而这个连环杀人事件完全被解读为“遵循《启示录》规定的准则”来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是“遵循《启示录》的七声号的顺序发生的”,死亡超越了谜语,超越了无知,变成被记载和被实施的一种神授,而在威廉的调查中,“因为那些手指发黑的死者都懂希腊文”的推断则再次把死亡带向了一个精心布置好的“逻各斯”。或者所有的谜案在为解开之前,都是隐含着寓意,隐含着现实无法触及的神意,奥尔德海姆的诗为什么所有词的词首都是同一个字母P,为什么可以有十二种方式来命名火,为什么“非洲之终端”是关于独角兽、狮子、阿拉伯作者,以及摩尔人的象征?为什么“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是一种镜子里的影像?
在意义的构筑上,还有爱情,而我和少女的偶遇以及肉体的接触完全变成了一种享乐,一种抵达精神顶端的爱,“少女群中一颗灿烂的星星”是“花园里的泉水”,蕴藏着珍贵香料的芬香扑鼻的幽闺。所以在我的心里,这就是至美,它渗透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修道院里,恰好是为苦难或者恐惧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我所谓的爱其实也只是一种欲望的升腾,但是在那个夜晚却完全成为一种面对自我的意义命名,完全不同于多里奇诺修士的那种肮脏的亵渎,因为在他那里,是“无耻的乱伦”:“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因此谁都不应该被指控有通奸罪,即使是同时跟妻子和女儿有性关系……”
但是,所谓的意义,所谓的道,到底真的建立了一种通向神圣的通道,是不是真的会和神同在?其实,不管是手稿还是传奇故事,都在消解意义,消解至上的神道,而走向一种毁灭。很明显,阿德索的手稿完全是对十四世纪教皇派系之争的一个讽刺,异教徒完全亵渎了神学正典的意义,威廉推辞出宗教裁判官的职务就是在告别异教徒生活,因为“异教徒常常是宗教裁判所制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天使的激情和撒旦的狂热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极端兴奋的意志”往往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亵渎。那么从这里开始,解构便成为揭开修道院死亡之谜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意义来说,最常用的工具便是知识,或者说,用知识的工具化来还原我们的现实,还原现实中的故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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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馆当然是最大的迷宫,藏书馆一方面代表着圣言,一方面则是知识的珍藏之地,“但是,要保持只是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而进入其中的最大危险就是从此困在圣言的迷宫里,而不能通过知识找到出口,而那个“非洲之终端”的迷宫完全是对于意义的颠覆,而获取的知识快感。比如威廉“要找到外部的规律与内部的规律相等的地方”,也就是要承认普遍的知识,尤其是周密的数学知识,藏书馆的建设完全不是为了抵达神圣的高度,而是为了数学里的完整和严密。所以揭开藏书馆的秘密就是寻找“一条对应的规则”,比如要破译“非洲之终端”的秘密,找到“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这段秘密,如果抛却数字里对上帝的和谐之美的赞颂,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的运用,“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作为镜框上方的那些铭文,则完全变成了对quatuor的解读:“这个字有七个字母,只需按动第一个字母q和第七个字母r。”所以,“在第六天与第七天交替的深夜,我们进入了‘非洲之终端’。”从而发现了迷宫里的秘密,发现了豪尔赫,发现了那本书,发现了死亡之谜。
也就是说,从修道院的建筑之美到数字迷宫,都是非宗教意义的,而纯粹是知识的运用,包括遵循《启示录》的死亡谜案,也完全是对意义的虚构,所以藏书馆作为迷宫之一种,完全不是意义的储存,而是知识的象征,最后那把大火其实就是对于意义的消解,而我所建立的小型藏书馆,则是知识的另一种发现。而对于爱情,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身体的欲望满足,女神变成了女巫,而对于我来说,那种被想象成的伟大之爱完全是一种无知:“我不能呼唤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呻吟”,所以,“对于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唯一的世俗之爱,我并不懂得,而且我始终不知道叫它什么。”就像威廉当初所说:“我不喜欢把与万能的上帝交流时在肉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颤栗说成是一种爱。”
所谓的意义被消解,神圣的宗教大厦被烧毁了,知识是通向谜底的通道,所以无论是爱情还是信仰,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发现它,如何谦恭地遵循它,而是如何命名,明明才是最后的道,最后的逻各斯。包括各种教派之间混战而导致的异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缺少命名的秩序,而所谓的敌基督也完全是一种统治的借口,它制造混乱,制造无序,“上帝在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充斥着异教 我们之中有人违反了禁令,把迷宫的封条给撕了……”而作为手稿,所传递的理想状态的命名,就是从亚当开始,这也传达了埃科在《悠游小说林》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命名了所有生物和事物”就是对事物、对信仰、对爱情,甚至对词语的尊重。所以威廉曾说过:“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跟前,看他怎么给它们取名。”这种命名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逻各斯,是道,是和神同在的终极。
但是,寻找到了逻各斯,寻找到了道,一样的难题是谁是亚当?这个悖论的最后意义就是阿德索在尾声里所说的那句话:“然而,一个必然存在的人怎么能够存在于完全被‘可能’充斥的环境之中呢?上帝和宇宙起源的混沌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认定上帝绝对的万能,以及他对选择的绝对自由,不就等于表明上帝的不存在吗?”可能的上帝到底存在哪里?谁能在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万能中命名?威廉作为博学之人最后也是一个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知识的终极意义并不是找到出口,而是制造另一种迷宫,所谓修道院的阴谋也只是一个“无意中发现的阴谋”,那么上帝的秩序是不是真的像那把梯子或者那张网,等你上去之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那么,这份手稿也就是一把梯子而已,“不知道为谁而写,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
博学者死了,作者死了,叙述者死了,那么只剩下了读者,只剩下读着“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的读者,最大的藏书馆毁于一旦,小型藏书馆也是我的拼接之作,那么作为汉语读者之一,告别玫瑰也就是最后的阅读体验了。关于玫瑰,埃科实际上也在寻找命名的办法,从封面,从腰封,从封底,都在阐述着“玫瑰”,偶然的一个词而已:“《玫瑰的名字》的想法差不多是偶然来到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玫瑰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象征形象: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玫瑰色的人生……读者迷失了方向,他无法选择一种解读……”多义的另一种解读就是没有意义,让读者从模范读者变成经验读者,对于埃科来说,这是一种毒辣的做法,但是,当玫瑰带着埃科的体温和标签,再次进入读者藏书馆的时候,多义的玫瑰就开始了对埃科真实的背叛,诠释和过度诠释之后,埃科成了一个被读者命名的上帝,手里藏着毒,但是只能毒着自己,毒着那份手稿,所以1984年,你会听到忍无可忍的埃科在《关于<玫瑰之名>的思考》中大声呼喊:“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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