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1-12《诗人》：我对“失败”感兴趣
年度电影的观影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巧合式的呼应：前天看伊尔凯尔·恰塔克的《告知信》，戏剧作家的女儿提出的问题是：“戏剧能拯救世界吗？”今天看西蒙·梅萨·索托的《诗人》，诗人奥斯卡“发现”了一个天才的少女诗人尤兰迪，生活在麦德林底层的尤兰迪问他的一句话是：“靠诗歌能活吗？”
单纯的戏剧当然不能拯救世界，纯粹做一个诗人当然也无法维持生计，两部电影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争议地拥有一个否定的回答，但是为什么电影中还有戏剧的成功？为什么奥斯卡还要做一个诗人？或者说恰塔克和索托为什么还有探讨戏剧和诗歌“何为”的问题？与《告知信》在政治局势下揭开“戏剧何为”的问题不同，当索托用粗粝的质感、摇晃的镜头呈现一个落魄诗人奥斯卡的时候，这否定的回答本身就指向了一种现实性，现实不就是像影像呈现的那样，摇晃、粗劣、日渐破碎，那么在这样“穷困潦倒”的世界里，“诗人何为”？索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这部电影承载了我作为创作者的所有疑问。”这个疑问就来自于作为精神性的艺术如何在现实中存在，作为一个导演的自我关切就来自艺术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有一个关键词，索托将它命名为“失败”，“如果我失败了会怎样？我对‘失败’很感兴趣。”
“失败”被放在了引号里，它在被引用的命运里也许并不是真的失败，也许比现实中的失败更为残酷，对“失败”感兴趣的意义就在于“失败”本身夹带着必然失败的因子。诗人奥斯卡的失败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对他的评价，他和前期离婚，女儿丹妮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们之间存在着几乎无法消弭的隔阂；他失去了工作，虽然出版了一些诗作，虽然赢得了一些奖项，但似乎都属于过去的成功；他被经济所困，去讨钱却被欠债的人说要进行长期投资，“变成百万富翁才可能去写诗。”于是他变得穷困潦倒，他酗酒，他露宿街头，他甚至成为了母亲身边的寄生虫。而这样的生存状态在非诗歌的社会中是失败者，那么在诗人圈子里是不是可以挽回尊严？“诗歌节”活动他成为了嘉宾，但是他朗诵的诗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观众的冷落是他不愿面对的遭遇，相反另一位诗人埃夫莱茵却高谈阔论，拥有大量的粉丝；在诗歌节的电影访谈中，他的身边是为水果节推荐的市长，是社交媒体的网红DJ，几乎说不上话的他一回来就痛骂“八卦电视”。
| 导演: 西蒙·梅萨·索托 |
他是女儿、邻居眼中的失败者，他是诗人圈子里的失败者，当他孤零零站在聚会的角落里，夹着自己的几本诗集，“失败”成为他难以改变的宿命，“失败”就成为了电影第一章的题目。奥斯卡的失败是因为诗歌已经被资本所绑架，已经被名声所裹挟，已经在世俗的神化中坠落，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头像被印在了纸币上，这种神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再和文学有关。但是奥斯卡的这种失败更来自于自己的错位，他躲在诗歌的阁楼里，他无法融入现代社会，他看不起八卦电视和诗歌节的喧嚣，但是他所定义的诗歌是痛苦的艺术，“痛苦是我诗歌的原料”，他期望成为像何塞·阿松西翁那样的人，30岁就朝自己开枪，他最欣赏的那句话来自王尔德：“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是圣地。”他在诗歌节中对读者说出的创作理念是：“我是一个永恒者，永远的做梦人。”甚至他在母亲生病时希望死亡到来，因为死亡会提供给他苦难的灵感。
在社会规则面前他是失败者，为了抵抗这种规则，他“沉浸”在用失败书写的苦难之中，所以这是一种双重的失败：社会规则之下的失败和自我错位的失败。而这双重的失败，却也是让奥斯卡重新回到诗人位置的契机，但是它同样是苦难，而且不是自寻烦恼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他在教授诗歌的课上认识了一个写诗的女学生尤兰迪，他被她的诗歌所感动，在他看来，这正是他期望的诗人，所以他帮助她，让她挣脱贫困的生活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而这条路在奥斯卡看来就是诗人之路、成功之路。但是尤兰迪无疑是奥斯卡的一种投射，他命名她是天才的诗人，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甚至他把尤兰迪当成是自己改变人们目光的一首“巅峰之作”，而另一方面，他关心、帮助尤兰迪，让她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也正是将她看成和自己关系隔阂的女儿，对她倾注了一种如父亲般的情感。尤兰迪不是未来的诗人，尤兰迪也不是他的女儿，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的投射，奥斯卡又经历了更为闹剧化的“失败”。
《诗人》电影海报
他推荐给诗歌节，希望诗歌节能给尤兰迪颁发新人奖，这些钱就可以改善尤兰迪一家的生活，就可以让她上大学，但是埃夫莱茵建议尤兰迪创作一首社区苦难有关的诗歌，这是对资本的某种讨好；在诗歌节上，尤兰迪朗读了被命定的诗歌，她因为喝多了酒而呕吐，在没有人负责的情况下，奥斯卡只好背起她将她送回家，尤兰迪有些肥胖的身材压着他，奥斯卡一步一步艰难前行，重压不仅来自身体的重量，也来自道德、规则，它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完全被扭曲的诗人形象，而当他因为惧怕将尤兰迪放在了家门口躲开，这成为了这场闹剧的真正开场：家人认为奥斯卡勾引了尤兰迪，尤兰迪的哥哥甚至认为他趁机猥亵了她；学校忙于撇开责任，诗歌节的主办者又让奥斯卡道歉以维护名誉，而尤兰迪的舅舅听说有赔偿金，又变成了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在奥斯卡无法自证清白也不想支付所谓赔偿金时，当他被大家重重压在下面的时候，这场闹剧终于达到了高潮，而失败也像奥斯卡脸上的伤痕一样，成为了一种真正苦难的标记。
奥斯卡作为诗人经历了三重失败，但是索托在对“失败”感兴趣的时候，这个故事最后以一种更像妥协的方式完成了叙事，尤兰迪给丹妮拉的信证明了奥斯卡的清白，更重要的是，“诗人”完成了再定义：“他只是帮我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是他的梦，不是我的，我的梦是拥有家人能住的房子。”尤兰迪写下了诗歌，但她并不是将它作为理想，她更喜欢在诗歌中表达心绪，甚至她喜欢指甲片超过诗歌，而这种“诗人”更像是一个现实的普通人；奥斯卡将苦难作为自己的原料，寻找着永恒的梦想，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伟大的诗歌里，希望自己写出真正巅峰的作品，也许这只是诗歌对现实的脱离。所以真正的诗歌不是理想而是在现实之中怀有的真诚、爱和宽容，是写给未出生的丹妮拉“奥美丽的小花”，是最后拥抱丹妮拉式“我在这里，一个男人”，是给自己洗澡告别苦难的仪式，是摘下墙上挂着的席尔瓦的照片的空白，当最后的歌声响起，索托给出“诗人”走出失败的唯一之途就是：“永远怀有一颗诗人之心”。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737]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