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30【“百人千影”笔记】吉姆·贾木许:作为异客的“父母姐弟”

我喜欢放任自己去听那些对我来说很陌生的语言,它们是如此多样化,也如此互补。
——吉姆·贾木许
巴黎,初见巴黎,吉姆·贾木许就被巴黎所吸引,他白天学习,晚上散步,他读阿波利奈尔的图象诗,他读布勒东的的《娜嘉》,对于法语水平一般的他来说,“我读法语时有点笨拙”,但是带着作品漫步在巴黎街头,他理解了巴黎,他理解了诗歌,他理解了文学,“大约能理解一半所读的内容,但这也是一种经历。”在超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他读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把文字看成字符,看成图像,看成开放或闭合的空间,在空间中寻找节奏、韵味和诗意,“当我们了解到诗意也与书页上看不到的东西有关时,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打开书本,阅读书页本身,也阅读这些成堆的文字之间的空隙……”
在笨拙的法语阅读中,贾木许超越的是文字本身的语言,或者说他把语言的阻力看成是创造诗意空隙的动力。当然,巴黎对于他来说,阅读最多的就是电影,而在电影世界里,他寻找的依然是那道能让他自由呼吸的空隙,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作为“影痴”的贾木许不花一分钱观看了看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电影,而对他来说最具吸引力的电影就是默片,默片是黑白的默片,默片是无声的默片,默片是靠动作、镜头、剪辑完成叙事的默片,而之所以默片最吸引贾木许,就在于和“笨拙”的法语一样,在语言缺席的状态下,那道和节奏、韵味和释义有关的空隙自动打开了,“无声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其说是没有对话,不如说是它不浪费时间。”没有对话而“说话”,没有语言而形成新的语言,巴黎这一“流动的盛宴”对于贾木许来说,就是陌生而多样化的开始。
1974年至1975年的贾木许是以哥伦比亚大学生的身份第一次来到巴黎,本来只有6个月的行程他却呆了近一年,在这个时尚之都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电影艺术的精华,在返回美国后,他于1980年推出了毕业作品也是电影人生的第一部作品《长假漫漫》,影片公映后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他的老师尼古拉斯·雷把他介绍给了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贾木许由此成为了尼古拉斯·雷和文德斯合拍片《水光回光》的制片助理,他更是将文德斯的剩余胶片为首章,完成了第二部长片《天堂陌影》,电影获得了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的年度最佳电影奖、圣-洛加诺电影节的金豹奖和戛纳电影节的金摄影机奖,这部影片由此成为了贾木许踏入影坛的成名作。在法国电资料馆疯狂看片,深受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在被戈达尔称为“电影即是尼古拉斯·雷”的老师身边学习电影,和文德斯成为朋友,可以说,巴黎对于是贾木许来说,是电影导演的诞生地,但是当贾木许在笨拙的法语作品中寻找到了诗意,当在默片的世界里找到了没有对话的“说法”,巴黎诞生的不只是一个电影导演,它诞生的也是一个诗人,一个乐手——导演、诗人和乐手,他们有一个更完整的名字:艺术家。
的确可以把贾木许的身份做一次修正式的定义。在正式成为电影人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的是英国文学,他醉心于“垮掉一代”的文学作品,而那里也是美国现代诗歌“纽约学派”的中心,他2016年的电影《帕特森》就是对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一次致敬;贾木许也是一个摇滚爵士乐乐手,在纽约电影学院他是斯派克和李安的同学,他没有走上学院派的路子却组建了自己的朋克乐队,“雷蒙斯乐队不会弹琴也敢上台,给了我拍电影的勇气。”他的《神秘列车》由约翰·劳瑞配乐,《离魂异客》由尼尔·杨配乐,《地球之夜》则由汤姆·维茨配乐,贾木许的很多纪录片记录的正是那些摇滚爵士乐队的演出和生活……作为诗人和乐手的贾木许,就是在电影的光影之梦中看见了更多诗意的可能,而这种诗意的可能正是艺术成为艺术而留出来的那道空隙,它在笨拙的法语中被打开,它在无声的默片中被言说,它在没有字幕的电影中产生共鸣——为什么《离魂异客》中贾木许坚持不翻译印第安人的语言,因为只有在没有语言表达的细节里,艺术才真正开始说话,“在电影中,人们必须注意那些未说的或未显示内容的诗意力量。”
“歌词在左手,旋律在眼中。” 贾木许把尼古拉斯·雷的这句话看成是一种“美丽的说法”,演员就是一个钢琴家,一个人可以在钢琴家的眼神中感受更多超过语言的东西,也只有语言不被说出才能得到更多的理解,甚至贾木许偏向使用可能不被理解的语言,语言的作用不是说明而是留白,不是为了沟通而是变得陌生,也由此,贾木许在语言的空隙论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异客与沟通”的电影母题:贾木许电影中的角色是移民,是游客,是印第安诗人,是“不法之徒”,是出租车司机,是鬼狗杀手,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他们无法融入主流,他们行走在孤独的边缘,所以,人与人之间是陌生的、疏离的甚至矛盾和对立的,但是就像语言的陌生化就是多样化一样,孤独、疏离、矛盾和对立,在语言作为沟通的媒介缺席之后,它就成为了笨拙的法语、没有对话的默片,没有字幕的电影,而这恰恰为多样化的艺术创造了美丽的空隙,“我是如何被演员的眼睛、女演员走路的方式、所有这些与语言表达没有关系的细节所吸引?这是个启示!”
但是贾木许的第一部电影《长假漫漫》作为起点,的确在现实主义的叙事层面上是一部关于个体孤独的电影,“我是那种适合漂泊的人。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在某个地方呆很久。”一个厌恶工作、不想有家、也不愿纳税的年轻人,在越战、消费主义、颓废所构成的虚无主义世界里,只能选择成为一个走在“长假漫漫”里的漂泊者,最后4分15秒的长镜头构筑的正是“长假漫漫”的影像化语言:客轮离开纽约,离开美国,它以一种前进的方式朝向另一个目标:巴黎,但是在前进的故事里,画面却在后退,后退是水面之上客轮经过后的波浪,是渐渐拓开又合拢的波纹,是不断远离的城市,前进前进最后变成后退后退,一种方向的改变似乎也预示着抵达只是一种离开,未来只是现在,漂泊只是固化,所有的努力不是将要获得什么,而是失去什么。而之所以孤独,之所以漂泊,就在于每个人都是流动生活中必然消失的点,人与人之间必将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我17岁就离家出走了,所以家庭这个命题在我的作品里一直没有很强的存在感——至少父母的部分是缺位的。”贾木许是把少年时的经历投射到电影之中,父母的缺位和家的缺席是陌生关系的原生性原因,但是在这个现实主义的自我投影之后,贾木许虽然开始了对“天堂陌影”和“灵魂异客”的全面叙事,但却是在寻找陌生背后那道美丽的空隙。从1984年的《天堂陌影》开始,贾木许至少在形式上以分段式结构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客”关系:《天堂陌影》中是三个“异客”,他们来自不同城市,他们寻找不同的生活,三个人,三个时间,三个城市,在被隔离的世界,异客之间就像墨镜,在戴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变了颜色,本来是黑与白,在一种被遮蔽的世界里,或者只剩下了一色的黑,“这样我们像游客了。”《不法之徒》里三个人一样是异客,向东也好,向西也罢,反正走下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名字,它叫:远方,洛杉矶也好,德克萨斯也罢,反正他们的行走只有一种状态,它叫:逃亡,穿着清洁工的衣服也好,狩猎者的打扮也罢,反正已经告别了监狱生活,它叫:自由。
而从《神秘列车》开始,贾木许更以将结构变成叙事本身,《神秘列车》是三个彼此独立的故事,他们认识或不认识,他们邂逅或者擦肩而过,他们迷失或者在酒精中沉醉,异客的生活就像彼此无关的“16节车厢那么长”;《地球之夜》以晚上7点07分的洛杉矶、深夜10点07分的纽约、凌晨4点07分的巴黎和罗马、早上5点07分的赫尔辛基,完成了五个不同时间、不同的城市的不同的故事,比《神秘列车》更具疏离感的是,故事和故事之间没有任何情节和人物上的交集,即使发生在出租车司机和乘客之间的短暂相遇,也完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洛杉矶之夜的不同理想、纽约之夜的不同方向、巴黎之夜的不同感受、罗马之夜的不同信仰,以及赫尔辛基之夜的不同痛苦,它们都构成了人生的不同面向,在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短暂相遇中,几乎找不到共同语言,甚至有些极端地隔离和生与死;由11个系列短片组成的《咖啡与香烟》,更是在咖啡与香烟并置的世界里,解构了对话的可能,不仅在香烟会影响健康、喝咖啡是疯子行为中否定了并置之物的意义,而且每一个故事中的两个人都在不可交流中变成了陌生客,“地球是一个声音共振的导体。”而现代社会人类永远无法在沟通、交流和对话中达成共识,一个人只是一个人的世界,它构成的是一个封闭体。
神秘列车的“三段论”、《地球之夜》的五段论、《咖啡与香烟》的“十一段论”,贾木许似乎越来越热衷于这个拆解游戏,各个部分分解得越细,共振的共同体想象越是分崩离析,越是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封闭体。但是贾木许的这个游戏更多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对我来说,文学形式本身就是情节。分段式结构贯穿整个文学史,从《十日谈》到《坎特伯雷故事集》。”如果形式背后必须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异客本身,《天堂陌影》里的“新世界”是一个幻觉,《神秘列车》载着16节车厢独自向前,《地球之夜》里短暂相遇之后是永远分开,《咖啡与香烟》永远无法在并置中完成对话和共振。但是贾木许的“异客”情结并不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冷漠表达,反而是一种独立性的坚守,从《天堂陌影》到《离魂异客》就是从异化到坚守的转变,在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在文明与所谓的野蛮之间,对话是不可能的,就像印第安人的名字“无人”一样,是一种无的存在,贾木许用不翻译印第安语的方法留下了灵魂得以寻找故乡的空隙,“每个夜晚,每个清晨,有些人注定痛苦。每个夜晚,每个清晨,有些人注定快乐。有些人注定快乐,有些人注定承受无尽黑夜。”诗人威廉·布莱克被引用的这句诗就是一种被打开的空隙,在这个空隙中看见的是灵魂的力量,这是水之镜,这是月之桥,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灵魂的归宿。
印第安文明是一种“异客”的存在,而它就是一种不需要被解释的语言空隙,最终它会成为安放自己灵魂的故乡,而在《鬼狗杀手》中,贾木许从日本文化中所吸取武士道精神也是一种异文化,鬼狗的生活中几乎只做两件事:一是按照主人的命令杀人,二是捧着《叶隐闻书》阅读,而这两件事对他来说则是“知行合一”,读书是为了更好理解武士道精神,理解了武士道精神就能将之付诸实践,当他最后毫无怨言地死在主人的枪下,他不是不被理解的异客,而是坚守着“侍之道”的自己,“上方的人们在花见赏樱日会带一餐盒,回家的时候弃之,踩之,踏之,此乃万物之归宿。”印第安文明是异文化之一种,“侍之道”也是异文化之一种,在“离魂异客”的世界里,异文化不是为了被归顺,不是为了能平等对话,而是以“没人”的方式走向属于自己的归宿,完成自我的命名。所以很明显,不管是形式上的分段式结构,还是主题上的异客,贾木许所指向的不是分散、疏离的复数,而是将这些复数在陌生而多样化中变成一种独立而整体的“一”。
“我们是一个人。”《不法之徒》中鲍勃说出的这句话,就是将“我们”的复数变成了“一个人”的单数,“我们”是他、他和他,是扎克、杰克和鲍勃,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经历,以不同的罪被逮捕,但是他们却进入到单数的世界里:一个叫奥尔良教区监狱的地方,一间被铁栏关住的牢房,一种没有自由的生活,却在三个人的交流中变成一体。而且,鲍勃就是用“拙劣”的英语、错误的语言说出的,一种错误,带来的是没有分别、无所谓区别的现实。《神秘列车》的“三段论”所建立的叙事内部有一种关系逻辑:这里是孟菲斯,是猫王的故乡,他们居住在旅馆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猫王的照片,收音机里传出的是猫王演唱的歌曲《蓝色月亮》,当最后枪声将三个故事连接在一起,“枪和玫瑰”不是为了化解矛盾,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让矛盾成为永远并置的状态,就像《蓝色月亮》一样,它是一个人的孤独,是无梦亦无爱的孤寂,但是在“千载难逢”的蓝月亮中,命运中的邂逅也可能是一种浪漫,遇见如此,分离如此,即使枪声响起,也是“它再也不可能把她带走了”的永恒。同样,贾木许在《地球之夜》中,镜头语言也以置换视角的方式完成了对相异性的表达,但是这种相异性背后却是命运的共同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球之夜”中,每个人都承受着生活的压力,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释放的口子,每个人也在和他人相遇中寻找对话的可能,即使最后各自回家各自迷失,每一个地球之夜也必定属于自己,好与坏、生与死、成功与失败、看见与看不见,这就是命运,就是生活。
这种“陌影”中的“一”,异客中的“同”,呈现的是独立性和多样化,在贾木许的世界里,这种“结构主义”所代表的也正是艺术的创作,《控制的极限》看起来是一个关于杀手完成任务的电影,杀手一路上遇见的六个人是贾木许在形式上完成的“六段论”,但是杀手杀人的神秘故事只不过是贾木许制造的另一个悬念,通过杀手完成任务这一故事的核心,其实隐喻的则是艺术创作的问题。电影最开始的提示来自兰波的诗歌:“让我顺着无情的河水自由流淌,我感到纤夫已经不再控制我的航向……”这就是艺术创作所需要的自由,它不受控制,它有自己的方向,这就是对“控制的极限”一种反向的命名,而挣脱束缚达到自由,就是杀手在经过一系列信息转换最后完成的杀人行动。更为明显关于艺术创作的主题则是《帕特森》,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帕特森市名为帕特森的公交车司机,个人即城市,个人即诗歌,吉姆·贾木许在向他最喜爱的诗人威廉姆斯致敬的同时,也以诗歌的方式为这个城市命名,当帕特森在没有变化的一周里生活,当帕特森在同一性的城市中写诗,没有变化就是变化,毫无诗意就是诗意,“我的双腿跑下楼 跑出门/而我的上半身 正在写诗”,帕特森和日本诗歌爱好者分别时的那一声“啊哈”,更是诗歌最纯粹的表达。
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异客”,每种生活都是一道“陌影”,但是他们却在沉默、疏离、矛盾和陌生中寻找着自我的独立和生命的归宿,寻找中空隙中涌现出的节奏和诗意,在金狮奖电影《父母姐弟》中,贾木许更以一个家的“三段论”完成了整体性“家”的合一。“Father Mother Sister Brother”,没有中间的逗号,也没有被合在一起的“and”,于是父亲、母亲、姐弟构成的并置结构是没有关系下的异客,它们被安放在三个彼此没有关系的故事里,而在每个故事里,父亲和孩子、母亲和女儿以及失去父母的双胞胎,也都在一种疏远的关系里生活,“我并不是想拍一部煽情的电影,但它涉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所以情感的交换与观察就是整部电影的核心。”这仿佛是和贾木许17岁时父母的缺席和家的缺位有关,但是三个故事又被滑板少年、劳力士手表和水连接在一起,滑板少年代表的自由,劳力士象征的时间,水代表着疗伤,这些物既在每个故事中具有象征意义,又构成了一种完整性:“父亲”中去世的是母亲,“母亲”中没有出现的是父亲,而“姐弟”中父母都在事故中去世,并置的三个故事合在一起,不正是将种种不在场变成在场的游戏?不正是消除了缺陷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家?
也许只有彼此是异客才能找到同一,只有在生活的陌影中才能看见空隙,贾木许在电影中发现诗意,在拍电影中创作诗歌,这个喜欢穿一件黑色的紧身夹克、脚蹬重重的摩托皮靴、朋克头被染成了雪白色的导演,在电影世界里也成为了诗人,而冷峻、深邃、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美学永远的反叛,不也正是在异文化和异世界中寻找到的“一”?“作者电影异客”的称誉依然可以追溯到那个叫巴黎的诞生之地,笨拙的法语不需要解释,默片不需要对话,电影不需要妥协和认同,在打开书阅读到那道“成堆的文字之间的空隙”时,他就成为了真正的“作者”——“所有的电影呈现方式都是飘荡在同一片汪洋大海中的滚滚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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