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7 中国电影的“绿帽子”

当刁亦男的电影《白日焰火》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1987年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相隔26年，红与白相遇，并非是我有意在关注柏林电影节，而完全是安静的冬天带来的某种巧合。

巧合或者也是意外，意外当然有着惊喜，在2月15日落下帷幕的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上，不仅《白日焰火》最终斩获分量最重的金熊奖，而演员廖凡也凭借在该片中的精彩演出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项，成为首位华人柏林影帝，除此之外，另一国产片《推拿》的摄影师曾剑则斩获杰出艺术成就银熊奖。可以说，中国电影在本届柏林电影节上迎来了一次久违的“辉煌”。这样的辉煌面前，自然会提及从《红高粱》开始，中国电影角逐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历程。在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组成的欧洲三大最高荣誉象征序列中，《红高粱》是一个起点，在这之后，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中国大陆电影还有43届谢飞的《香魂女》、57届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的大陆电影是，49届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56届的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63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而唯一一部获得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是46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三大电影节，中国大陆电影斩获最高奖只有8部，应该说是寥寥而已，而世界电影的最高荣誉对中国电影来说看起来是一次“辉煌”，但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至少在电影市场来说如此，不管是《香魂女》还是《图雅的婚事》，或者是《霸王别姬》、《三峡好人》，几乎也在一种政治和现实的间缝里生存，甚至出现了“墙外开花墙内不香”的尴尬，虽说不是”艺术至上“，但获奖电影更多具有艺术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文艺片在电影市场上遭遇滑铁卢则现实一种，近期的例子是，王全安一部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团圆》在国内总票房只有几十万元，而被很多媒体给予高分的《美姐》则几乎在无声无息的情况下黯然下线。而在另一边， 《泰囧》、《爸爸去哪儿》、《大闹天宫》等电影独抢市场，往往以黑马的形态创造中国电影的票房冠军。

“三俗”的批评甚嚣尘上，电影的底线一再突破，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艺术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已经成为一种尴尬，甚至是遗憾，而此次柏林获奖的电影《白日火焰》与26年前获奖的《红高粱》注重民族性和神话意义的阐述相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挖掘，《白日焰火》被认为是“一部极其出色的电影”、“为中国出现这样的影片感到振奋”，而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迪特·科斯里克对于三部参赛中国电影的评价是：“制作上都很专业，兼具商业潜力和艺术性”。这其实不仅是评委会的评价，也是电影导演和出品方的某种定性，以平凡人境遇表达现实思考，《白日焰火》被一口咬定是一部“商业片”，而这种耐人寻味的定性或者也是出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考量。

在《白日焰火》获奖之后，环球时报发表了评论：《冲票房纪录比国外获奖更值得喝彩》，在文中认为“《白日焰火》摘熊也是一个‘文化大新闻’，但中国社会显然已称不上‘激动’。”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新闻，一个信息，而不能刺激社会和市场才生“激动”，文章认为，与20多年前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奖是一种最高荣誉的褒奖相比，这种不激动的现实并不是中国电影界“变俗气了”，而“应看成中国电影更加脚踏实地”。因为2013年，中国国产电影赢得217.69亿全国总票房中的一大半，不仅如此，“国产电影不时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燃出自己的火花，中国电影人有了更多信心，观众们也有了更多期待。”而这种市场的占有和国人的期待被看成是中国电影的前途：“看看中国的电影屏幕增加得有多快，看看现在一部‘不怎么地’的国产电影也能“莫名其妙”得几亿票房，我们就能预知中国电影票房的前途是多么不可限量。”“不怎么地”的电影能莫名其妙获得高票房，不仅不对电影艺术的市场化尴尬本身进行反思，还将其作为中国电影的信心和不可限量的前途，因为在作者看来，“得国际奖项当然是好事，但跟上中国人的审美需求，拴住中国观众对国产片的兴趣显然更急迫。”

所谓当务之急，就是以电影来跟上观众的审美需求，用票房来衡量国产电影的方向，所以在这种奇怪的逻辑下，中国电影并不需要在这些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来证明，也并不需要艺术的支撑，市场和观众才是中国电影最终的出路。而这种思维或者在《白日焰火》中已经成为定性的出发点，而其实，这部电影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中国电影现状的一种讥讽，首位华人柏林影帝廖凡在此次柏林电影节上斩获桂冠，但从其电影事业来看，一直是一个配角，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参演《半生缘》、《恋爱的犀牛》等话剧，到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麻匪老三、《建党伟业》中的朱德、《失恋33天》中的青年陈老师、《十二生肖》中的David，不仅在商业电影中是小人物，连主演的几部电影里也难现其号召力，而他曾经主演的电影《绿帽子》到目前为止还是一部禁片。

“绿帽子”，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是一个被避讳的词，用电影的手法说出这个不可言说的词预示着某种冒险性，廖凡扮演的王要是劫匪，在他心中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王要准备了女友最喜欢吃的臭豆腐，戴上了为他织好的绿围脖，也因此走上了不归路，和同伙打劫了一家银行。而当王要举起那把枪，意外地向婚姻生活充满问题的刑警队长提出“什么是爱情”时，爱情的解构就变成了恶作剧。在性/爱、男/女构成的二元对立里，“绿帽子”只是一个象征，电影海报上那人戴着绿帽子，上面红星闪烁，而他的手指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得却是那么萎缩，“这种对传统意义的解构让人很压抑，两个不同的故事反讽了社会对男性权威的倾轧，他们在没有退路之下只能寻找另一种解脱，而这样的解脱也仅仅关于肉体，在痛苦和丑陋中无限接近现实。”

而当票房取代荣誉，当商业挤走艺术，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样的逻辑何尝不是戴在头上的“绿帽子”，一个男人对于老婆的要求不是有内涵、有气质，也不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而是足够美艳，美艳到可以吸引更多的男人目光，更多的回头率，甚至可以允许出轨，允许自己戴“绿帽子”，就如《绿帽子》在片头呈现的那种矛盾和悖论中对电影的戏谑：

电影一开始，一个男人站在海边上手淫，五分钟后，观众们都会认为，这是部毛片。结果他“崩儿”，从里边儿，爬出两只小动物来，观众们都会认为，这是部科幻片。镜头拉开，有五万个像我一样的男人，站在海边上手淫，嘿嘿，观众们就都会认为，这是部艺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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