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6 《红高粱》：生命膜拜的红色神话
当青杀口的高粱被仆倒，是生命欲望的个体绽放，是对死亡屈辱的群体抗争，而从个体到群体，从新生到死亡，浸透在红色意象里的轿子、衣服、高粱酒、太阳以及肉体，在不同的仪式面前沉淀成生命最本真、最鲜活的颜色，而这种凝结着肉体狂欢和精神复仇的生命状态，正是希腊悲剧中国化的一种影像呈现。
“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我爷爷、我奶奶，以及我爹，这是“去命名化”的代称，在某种程度上以现在进行时的回述方式展现“个体记忆”，正是要凸显其中的生命个体。而在七月初七“我奶奶出嫁”的日子里，媒婆说：“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这些规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命个体的束缚，十九岁的奶奶出嫁，要嫁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而且患有令人恐惧的麻风病，所以当盖上红盖头，当坐进红轿子，当吹起唢呐、喇叭，婚礼就已经变成了古老仪式的一部分，而这种仪式的压抑也显而易见，奶奶出嫁只是一种交易，一头驴的代价换走的是一个女人的肉体和青春，所以坐在轿子里的奶奶流着泪，并准备着一把锋利的剪刀，眼泪和剪刀，是奶奶保全自己肉体不受侵犯的武器，也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悲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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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张艺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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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只是一种从外而内的不自觉唤醒，那么穿越青杀口高粱地时，我爷爷对于劫道的反抗正是个体生命的真正觉醒。这是常闹鬼的高粱地，恐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一个人身上，“站住，不许走，掏钱，不然老子开枪了。”蒙面人用暴力威胁，这是另一种压制，所以轿夫解下裤带，掏出钱的时候，也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目光直接交汇的时刻，这样的目光里饱含着欲望和抗争，我爷爷用男人的智慧和力量将蒙面人按倒，而重新回到轿子里的奶奶以一只脚的勾引方式让两个生命个体释放出最原始的欲望。劫道只是这场颠覆的偶然事件，而从十八里坡出嫁到回门，青杀口的高粱地里上演的“野合”就成为必然。
奶奶用“一泡尿”的借口完成了身体的另一种仪式，一头毛驴、一个见钱眼开的父亲被抛在了后面，当爷爷扯下蒙面，当奶奶的目光再次和爷爷交汇的时候，是一种默许，是一种满足，高粱被仆倒，奶奶伸展出四肢，做出一个大字，而爷爷跪在奶奶面前，奶奶大字的身体爷爷的跪拜是属于他们的仪式，属于生命的仪式，肉体绽放，欲望绽放，“后来，我把高粱铺平了，她就躺下了，躺下我就痛快了。”这是爷爷后来对这一仪式的回忆，这具有生命崇拜的仪式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构了那些老规矩，而“野合”之后生出的“我爹”是一个野种，也是属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新生隐喻。
但这种新生注定是在规则的背面，特别是对于奶奶来说，虽然她敢于反抗父亲为她安排的这场出嫁仪式，这场青春的交易，但是面对十八里坡的李大头，面对某种世俗，她还不能那么彻底地呈现她的生命本真，而我爷爷无疑是彻底的颠覆者，他是一个刚烈的硬汉，粗野和狂暴中有着最原始的生命激情，他敢于在众人面前讲述那欲望的故事，敢于拿着铺盖大胆地进入奶奶房间，也敢于在奶奶被劫持之后只身闯入秃三炮的地盘，甚至，李大头之死也或多或少和他有关，他敢作敢当，在他身上流着最原始的欲望，有着最本真的生命色彩，也有着为心爱的女人而不惜付出一切的勇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呀，抛洒那红绣球呀，正打中我的头呀，与你喝一壶呀……”那高粱地里唱出的雄浑声音正是最快意的生命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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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高粱》电影海报 |
如果说高粱地的野合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绽放，那么李大头死后十八里坡烧高粱酒的仪式就变成了一种群体的生命神话。李大头死后，我奶奶变成了掌柜，而一向无人敢接近的十八里坡在烧掉有着李大头印记的东西时，也预示着一种新生，以罗汉爷爷为首的伙计们酿好了高粱酒，红红的高粱酒散发着热量，而众人高唱的《酒神歌》赋予了酒一种神话色彩，“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 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这是另一种男性的力量，浑厚、刺激的酒味里隐藏着狂欢的神性崇拜，而我爷爷在这些酒篓里撒尿，这是男性赤裸裸的生命体液，也是对于仪式的颠覆和新生，这意外的举动使这些高粱酒散发出特有的味道，罗汉爷爷说，酿了十几年的酒，从未酿过这么好的酒，而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从让人远之的“十八里坡”到味道绝佳的“十八里红”，不仅是一种改弦易辙的命名，也是对于原有秩序和规则的颠覆，而这种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充满着狂欢，充满着野合的爱的颠覆是酒神精神的极致表达，而它最终要寻找的终极仪式便是对死亡的抗争和超越。
在十八里红酿出的那一晚，我爷爷和我奶奶名正言顺地成了“夫妻”，而罗汉爷爷也离开了十八里坡。我爹的降生使这场新生仪式最终得以完成，十八里红和我爹成为具有强烈生命意味的象征，而新生之后的死亡也成为这场仪式的必然。又是青杀口，又是高粱地，只是这次仆倒高粱地的是日本人，他们烧杀抢掠，他们的政府也是野性，而这种野性是野蛮，是非人性的，胡二原本是剥牛皮的，他和徒弟将剥好的血淋淋牛皮挂在日军卡车车头，而日军命令他和徒弟将秃三炮和罗汉爷爷的人皮剥掉。人的生命被置于和牲畜一样的地位，这是对人性的泯灭，胡二的反抗变成了对他的杀戮，而他的徒弟切开罗汉爷爷的脑袋的时候，换来的生命的疯癫，那刺耳的笑声响彻在青杀口的高粱地里，而这种泯灭人性残杀生命的做法在酒神崇拜中又变成了一种复仇，我奶奶说：“是男人就喝了这碗高粱酒，为罗汉报仇！”当我爷爷用火把点燃那碗高粱酒，熊熊的火焰在碗里燃烧，这是复仇的火焰，这是原始生命力的燃烧。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酒神歌》再次响起，而浸透着红色的高粱酒在我爹的那一泡尿里变成了武器，变成了炸药，变成了对非人性死亡仪式的抗争，也是酒神力量的再次唤醒。而当奶奶被日本人的机枪扫射倒地，当高粱酒在卡车上连环爆炸，生命的仪式已经升华，已经超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和力量，我爹在硝烟之后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这童谣是送人上路的歌，其实也是一种新生，一种从肉体到精神的新生。世界的一切在我爹的眼睛里幻化成永远的红色，道路、高粱、太阳，以及我爷爷和我奶奶血与火的故事，都变成了生命里永远的意象。
红高粱两次扑倒在地，不管是原始生命力的创造，还是对死亡的抗争，都渗透着浓郁的生命色彩，“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这是张艺谋对于电影的主题阐述，而这种在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等形式上的生命礼赞完全一种原始的酒神崇拜，也是张艺谋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解读，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阿波罗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在希腊悲剧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神来解释了古希腊文明发展的独特性，阿波罗原则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而酒神原则与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而理性和秩序所产生的悲观主义是对旺盛生命力的威胁，屈服悲观主义有如屈服于霍乱，表明机体已经患病，而在《红高粱》里，患麻风病的李大头就是一种屈服于疾病的悲观主义，而我奶奶的手拿剪刀以及与父亲反目的反抗就是不屈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用原始欲望来歌颂欲望，而阿波罗式的个人被孤立的时候，也是酒神群体欢乐的开始，就如十八里坡烧高粱酒的仪式，是酒神精神的唤醒，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而这种快意的酒神精神并不是绝望，而最后变成一种大写的爱：“我们爱生命，并非因为我们习惯于生命，而是因为我们习惯于爱。”
爱被放大，当然超越了个体，超越了肉体，也超越了欲望，而电影中红色的意象正是生命不息的写照，只是这种被浸透的红色有时候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开始我奶奶那张充满生命的红润的脸，接着就是占满银幕的红盖头，那顶热烈饱满的红轿子，野合时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似红雨般的红高粱酒，血淋淋的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后天地通红的世界……而十九岁的奶奶，排行老九、九儿的名字、九月初九生日以及九岁的我爹，这些数字本来是一种隐喻，而在大面积的铺陈中最后变成了一种过于直白的解读，使“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带上了更多的神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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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中国电影的“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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