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06 右侧的非国民教育
一下子失声了。首先是技术主义的错误,不解和不懂。如果逆向开始的话,叙述的时间会在午睡过后结束。只是一次反逻辑的时间轴,先是结局摆在那里,我蹲下身,打动开关,亮着,拔出接口,也没问题,然后检查插座,也是正常。但是就是不发生,没有波段。悬疑的开始和结束。而在睡梦开始之前,都是好的,有滴滴的声音,蛐蛐的鸣叫,或者是敲门,总之世界没有沉静到带我进入“酣浓的白日梦”中。梦与梦的区别开始了。只是拉上窗帘,便是关闭了白昼的亮堂,不是被时间和疲倦催眠,是自动进入这样一种状态,设定好的程序。
之前还包括一些必要的动作,比如讲电话线拔掉,切断与外界的声讯联系;将手机调整到震动,运动只是一种自我折腾的方式而已;然后才是将电脑的音量调整到最小,或者静音。然后关闭显示器。加上之前最早的拉上窗帘这种行为,整个白昼便被装饰成新的状态,无限接近黑暗,无限接近那个安稳沉睡的黑夜,“酣浓的白日梦”有了另一种虚设的意义。
这不是起点,却像是终点。在之前的一切行为倒具有了““酣浓的白日梦”的意境,光亮、鲜明地存在在中午时分,有一些刺眼的眼光,没有消失的盛夏痕迹,“冷暖自知”只是一个虚构天地,不怨老却长出欲望。所以那时是有声音的,蛐蛐的鸣叫,或者是敲门——手指轻叩在木质的门板上,不必惊动那埋头的书生。所以那时的对话也是掷地有声无法静默的。放羊的孩子,和渔网里的大人,都是一些角色的“变形”。好久不说话了,也没有见面,所谓:“历历在目”也是埋在岁月深处的记忆。只是在数字化时代,乌托邦也就是一种“酣浓的白日梦”,S/Z的符号早就变成了一个阉割的寓言。但是在短暂的对话中,时间也模糊成了某一个遥远的午后。
遥远的山,翻越,还有自行车拖着,或驮着。曲折的道路在我的想象之外,行走,仅仅是他的行走。其实距离也就是一座山,从北面到南面,从那边到这边,甚至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黎,或者相反,也只是“跳房子”的游戏。一串钥匙,所谓遗忘,也就是需要某种行动来见证。天总是一如既往的蓝,在所有村子、学生、友谊,或者时光组成的遥远故事里,没有那些嘈杂的声音,没有酣浓的白日梦,当然也没有滴滴的蛐蛐声和怕被惊动的敲门声。都是在此处的生活,90年代的国民教育结束之时的生活,甚至有了遥远的山就会感到满足的生活。
我知道被改变的不是岁月,除了日渐稀少的头发,除了相遇不到的生活,还有一些在我们各自记忆之外的“白日梦”。而相遇在一个数字化时代,多少有点无聊,甚至对话也只是一个号码对一个号码,一串字符对一串字符,哪里还有那属于蓝天下的远山和钥匙,自行车、村子,和河流。结婚,孩子,还有QQ一样的对话,结束了跳房子游戏,所谓的纯粹也都是那个90年代最初的记忆。时间背叛了一些东西,所以在逆向的轴线里,返回一个孩童时代,几乎是另一个被阉割的梦,身体苍老,穿行在梦想之中,一串钥匙甚至也永远无法打开一道门。
他,和我。或者我,和他。几年未曾谋面。在一个午睡即将抵达的喧闹时刻,以一种对话的形式开始了逆行的叙述。“一群自己也从来没好好学习的人,总是想着孩子给他们好好学习。”“一群自己玩得发疯的人,总是想办法剥夺孩子玩的机会。”“一群自己也头痛走后门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让孩子去给别人送礼谋求来点后门什么的。”一群和另一群,孩子和我们,所谓的对话其实是讨论和发言,敲打着键盘,端坐在那里,不是那曾经只有一间教室的时代,孩子不是我们了,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国民教育开始的新一代;没有自行车和远山的新一代;只有滴滴的蛐蛐声和虚拟敲门声的新一代;没有上山砍柴下河摸鱼的新一代……甚至是属于我的和他的那一代。
比如还有些抗争,不是妥协,不是洗脑,不是自己强加给他们,所以他不解一种宿命,不解放弃的无奈,隔着此处和那边,隔着“跳房子的游戏”,甚至隔着5本书和50本书的效用问题,最后的结果无关一串钥匙,和长途的跋涉,无关曾经一如既往的蓝,无关河流和憨厚,无关那个充盈着纯粹的90年代。
被瓦解的幸福感,那遥远的山只是一个障碍,隔着过去和现在,还有未来。“谁生活在分离之中呢?谁生活在沉默之中呢?”障碍终于变成一种隐喻,游戏的法则,告别“酣浓的白日梦”,整个对话被关闭,不同的方向,放羊的人和编织渔网的人,然后便是失声,突然之间就没有任何声音,反逻辑的时间轴上只留下那个对话框的最后一句话:“睡觉”。也是不发生的,沉默如昔,岁月苍老,只有这句话像一个无敌底的黑洞。“睡觉”是疲态的,总是缠绕在一个未完成的白天里。“那些日子,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甚至都成了一种虚幻的存在,不发出声音了,世界静默,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远山更远,比最后的失声和失语更远。
只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睡眠”,或者称之为“白日梦”,孩子的世界,在下面,俯视一种成长。“对自己的要求和对社会的要求都是自己提的”,到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什么。国民教育的故事最后也变成了行为艺术,那些“龙的成长──我是中国人”的教育最后也都被拉拢了窗帘,拔掉了电话,甚至调整到震动,和关闭了声音的“阉割”,在鼾声四起的时候,孩子们也在安静地睡觉,仿佛不触碰他们就不会被惊醒。“每一个人的‘我’这件事不见了,我们的‘我’被某种巨大的神灵或意志给取消、收回了。”只有他们,睡在小床上,什么也没有多想。
只是下一代的鼻炎困扰着他们,孩子的健康,身体里的疾病,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不能安睡,在夜的中央也是一种折磨,狠命地擦揉着鼻子,奇痒难忍,塞住了通畅的呼吸,“他在巨大的创痛中奇怪地另有一种重获新生的疲倦和喜悦。”是靠在竖起的枕头上,自上而下,稍微舒服一些,然后便是靠右侧的入睡方式,心脏不受压迫,全身放松,呼吸匀和……右侧的姿势,没有折磨,没有难受,下一代的鼻炎也仅是一种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真正的“国民教育”,右侧是在最近处,没有远方,那个故事最后便写成了一个真正的梦境:
他为自己未完成的作品设计了许多结尾,但只留下了一个模式,就是一页纸上只有一个句子:“实际上我是知道人不能走得太远,因为远方是不存在的。”这句子反反复复地写满了整页纸的四边,犹似一堵墙,一个障碍物。没有句号,没有逗号,也不留边,实际上这就是词汇构成的一堵墙,用来表示这个句子的意义:你撞上了一个障碍,而障碍的后面什么也没有。但在底部的那行靠右处,有一个句子少了远方二字。一只敏感的眼睛一下子就会发现:这堵墙上在砖与砖之间留下了一个孔,光线正在从中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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